（第一章）活不老的精神境界

    报载，104岁的钱立坤老人能吃能睡，能坐能走，思维敏捷，话语风趣，是个精神矍铄的“白首少年”，真叫人羡慕。

    要问起钱老先生高寿之诀窍，他当然总会向你和盘托出的。怡情悦性乐观豁达，活到老，学到老。这位出生于上个世纪的长者，在101岁时进入武汉老年大学汉阳县分校学习老年保健、古典文学专业，已愉快地度过3年的学习时光，被评为武汉老年大学的优秀学员，成为国内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其事迹的新闻人物。

    据说人有两种年龄，即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人活到了一定年岁，不可避免地进入“生理年龄”的衰老期，然而，在心理上却能相对地保持旺盛、充沛和生气勃勃状态而避免进入“心理年龄衰老期”。“白首少年”的钱先生就是这么一位生理上已进入耄耋之期，而在心理上仍朝气蓬勃的人。

    人要“活不老”，当有一种“活不老”的精神境界。著名国画大师刘海粟已年近期颐，然精神矍铄，风采如故，这是因为大师有“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这么一种精神境界。“如坐春风，心情舒畅，思想不落伍，知识不掉队，精神活跃更上一层楼，神气充足越活越想活”，这就是“白首少年”钱立坤老人的精神境界。人，尤其是“生理年龄”进入老年期的人，不正需要培养和创造并进入这么一种“境界”吗！

    （1992.4）

    澹泊

    “夫当志存高远”，人活着总要建功立业，做“掀天揭地之人”。楚庄王“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陈胜陇间长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刘邦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毛泽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无不成为壮怀激烈，立功立德立言之佳话。

    然而，在人类“掀天揭地”的鸿鹄之志外，还有一种值得讴歌的美德：澹泊。远古的许由、巢父，箪食瓢饮，陋居乡野，尧屡以天下相让，然隐避而不受。西汉扬雄，满腹经纶而不求腾达，潜心研究《易经》、《论语》，撰著《法言》、《太玄》。友人刘歆怜其清苦，谓之曰：“空白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即《太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我恐怕人家要用它去覆盖酱罐了啊）！”雄淡然一笑，不应。明末清初顾炎武，晚年屡拒出仕，隐居深山著书立说，便有《日知录》传留后世；今人中有被誉为“中国文化之昆仑”的钱钟书先生，胸蕴古今，学贯中西，以《围城》、《管锥篇》、《谈艺录》震烁于世。然钱先生几十年来喜欢寂寞，淡泊名利，素视做官、出国、接受记者采访为畏途。虽然钱先生没有楚庄王、陈胜者们“掀天揭地”的功业，但世人往往要在其智慧海洋面前心折叹服。

    澹泊是人生的一种懿德。不求腾达，不慕富贵荣华，不图喧哗显赫，潜心修道养德，“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从清淡中去领会人生的乐趣。

    澹泊是人生的一种沉着。对着繁纷的功利之扰攘，利欲之诱惑眼不瞅心不动，任凭你千般显赫万般荣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澹泊是人生的一种奋斗。矢志不渝，默默地、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尽管他面前尽是那样清寂和无色无香。当他走完这道寂静和无色无香的“路”，辉煌的金字塔会向他走来。

    诚然，人活于世，要做“壮怀激烈掀天揭地人”无不值得称道，然而，这一切皆须以澹泊为伴。不然，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悲剧：做了官的一旦落了选，免了职；做大亨的一旦破了产，便捶胸顿足活不成了。难怪诸葛亮要如此对其子孙耳提面命：“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因此，劝君澹泊些。“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这样的澹泊，不也是人生的一种潇洒，一种完美？

    （1996.5）

    事业与金钱

    那天到大学校园里看望导师H教授夫妇，不由有点感慨。

    “士别三年，当刮目相看”，3年过去了，这H教授家里应该旧貌换新颜才是。然而，H教授家依然清贫，家具还是那些家具，没有音响，没有彩碟，电视机和录音机都是旧式的，那对皮沙发还有两个大补钉。

    H教授夫妇是校里出了名的学者夫妇，报上关于他们治学刻苦严谨有成的报道时有所见，但看到他们家中旧式电视机和沙发补钉，就会感到他们身上的名和利大大的不相称。夫妇俩都埋头著书，各在各的房间，各有各的目标，谢绝来客或将会客时间缩短到最小时间单位各有高招，“著作等身”对他们来说已是“奢望”，但每人手头有十部八部大部头作品足使其自豪。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钱不多，却有事业”。

    事业与金钱，常常是一个热门话题。有的人干事业干得红红火火，却没赚到什么钱，倒也认命了，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干，安分守己地干，如H教授夫妇；但也有的人难耐清贫，为了大把的钱，丢掉了原有的事业，时下的“赶海人”、“下海者”便是。问他可惜不，他说得有理：“人要有弹性，我这是另起炉灶，新炉新灶也是事业。在这社会里，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时代变了，人们价值观念也就更新了。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人们大多要做的是“一块砖”、“一颗螺丝钉”，而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在，要做的大多是“弄潮儿”、“开拓者”或“企业家”。有的人说得更“新潮”“什么事业，赚大钱就是事业。”

    不久前读《农妇随笔选》，文中就说到事业和金钱的问题。原来有个在大学搞科研的愣小子跑来请教农妇，说某大企业公司以10万元年薪聘他主持一个研究部门，15年合约。10万元数字很吸引人，愣小子心动了，但又不想放弃大学的事业，很难取舍，农妇对他说：“谁都不会嫌钱多，有钱，可以提高生活享受。可是，人活着，不只是为了物质生活，15年合约，买了你一生中最有作为的一段时间，除了获得丰富的物质享受，你的一生将是空白，划得来吗？再说，钱太多，当然是留给你的孩子，将来，孩子长大了，如果有志气，不会重视你的钱，与其留钱给他，倒不如让他能挺起胸膛说：我以爸爸为荣！”

    农妇的话，很值得深思。人生在世，什么为重，事业乎？金钱乎？享受乎？按农妇的观点，显然是个事业派。人生最宝贵的干事业时间，并不是金钱买得回来的，给孩子留下大宗金钱，远比不上给孩子留下事业，留下精神好。纵观人类社会，古今中外名家伟人，无不是个“事业派”。

    由农妇和愣小子的对话，又想到了H教授夫妇，我真想天下的愣小子、愣丫头们都知晓H教授的事业和生活，还有农妇的这段话，对事业看得重之又重而对金钱看得轻之又轻。

    （1996.2）

    中松的精神

    都说日本人干活儿拼命，年年都累死多少个市长多少个工作狂什么的，那心里总有几分惊诧；日本人如此这般，同咱们中华民族勤劳美德，珍惜秒阴，只争朝夕的工作精神是同一码事。不过不少到过日本的同胞老是说那儿工作紧张，生活节奏紧迫有点儿吃不消。对照之下，总感到咱们这儿不少人干活还是松松垮垮的，中午还总要睡大觉。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日本的中松先生工作生活之事。中松，性别：男；年龄：66岁；个人资产：7500万美元，是一位被誉之为“日本爱迪生”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此公自5岁起开始搞发明，至今已申请了3000项发明专利，平均每年50个，是当年的爱迪生的3倍。美国科罗拉多发明家协会称他为“有史以来5名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将之与阿基米德、居里夫人并列。这位大发明家，在连续7年的国际发明家展览会上获得最高荣誉奖。

    中松的生活、工作很是奇特。他说他常与时间赛跑，过的是一种“超时间的生活”每天只吃一餐，没有太多时间；每天只睡4个小时，因为工作太忙。此公生活的主旋律是工作，连维持生命活力的吃饭也成了工作，那饭是精心研制出来的科学试验品。他每天把他的工作餐拍照存档，以便以后出现了一种灵感，然后从照片中分析什么食品使他获得了这种灵感。他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创造，称他自己是“一架时间机器”，为增加工作活力，每当他工作疲倦时，总要在自己发明的特别椅子上坐一会儿，这种坐椅使用红外线令人机体松弛，头脑清醒，以便恢复生力投入新一轮工作。

    中松先生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有那么一种理想，那么一种精神、信念和热情。为了那美好的理想，他放弃了一切消闲娱乐和享受，醉心于做一部只争朝夕的工作“永动机”，这种人生哲学又很像中国人所说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又有点像歌德所说的“蚕虽然在不断地结茧中逐渐走向死亡，可它能不结茧吗？”

    中松是人生的一面镜子。他的“超时间”的生活，他那不停止的工作精神，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教益。人，多么需要中松那样的精神啊！

    读读中松，比比自己，不觉有点汗颜。好歹活了一把岁数，无所建树，春去秋来，马齿徒长。人皆可以为尧舜，懂得汗颜就好，日后怕要有点出色。

    （1995.4）

    自亮其丑

    一位著名中医写了一部名为《失手录》的书，专门记载自己因责任心不强或诊断失误，给患者造成痛苦或留下的遗憾，不由使人感慨而敬之。

    自己“亮”自己的丑，揭自己的“短”，实在是一个人的难能可贵之处。古往今来，人们往往对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辞乐听不疲，而对“揭老底”、“亮丑”之言，往往忌之恶之，一触即跳。古代那些至尊至圣的孤家寡人，对“天王圣明”之类越听越舒服，而倘有半点“揭短”、“亮丑”，便龙颜大怒，给人家“好看的”。《国语》中的那位周厉王，有“丑”不让人家“亮”，对“亮”者“格杀勿论”，弄得万马齐喑，“民人道路以目”；还有那位可怜的阿Q先生，头上长有癞疮疤，于是一闻“光”呀、“亮”呀便疑是人家“揭老底”、“亮丑”，于是怒目圆睁，拂袖而去。今时某些君子也是“忌亮症”之患者，谁提了什么意见，脸上虽堆着笑，可心中却耿耿于怀，盘计着怎么给人家小鞋穿。

    人非圣贤，难免有“丑”。既有“丑”就要“亮”，只有“亮”丑，才能除“丑”。战国时的齐威王很懂得这一点。对“亮”自己之“丑”者设立三等级的奖赏。还有三国时的蜀国名相诸葛亮，号召部下“勤攻吾阙”，批评自己。东汉时的大臣第五伦，办事皆出于公心，有人问他有否产生过私心，他也直言不讳：我哪能没有过私心，曾经有人要送我一匹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心里总是想着那件事，每逢朝廷要推荐人才，我总想起他，这不是私心又是什么？法国作家卢梭在《忏悔录》中把自己先前那些难于出口的悔恨终生的卑鄙龌龊的“丑”都毫不保留地“亮”了出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自己亮自己的丑，无疑是人的一种睿智、伟大和完美。

    近读一篇文章，说的是一所大学的学生举办一次“亮丑”展览，专门展出在校学生浪费粮食，糟蹋公物之“百丑”，在当地引起轰动，丑事于是日减。我想，这样的“亮丑展览”，当“多多益善”，若此，我们的“丑”也许就会少些。

    （1992.8）

    难能的自打耳光者

    人挨别人的耳光时大概总觉得有点“辱之莫大”，然而人也真有愿意自己打自己耳光的时候。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那个栾平，料想舌战不过杨子荣有性命危险，便跪地“啪啪啪”，边打自己的耳光边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联想起《末代皇帝》中那排太监们一溜儿跪在宣统面前集体自打耳光的镜头，未免又觉得自打耳光者总是那样的可笑可悲（栾平式的人等还要加上个可鄙）。

    然而我却得赞美生活中另一类自打耳光的人。中国当代文豪郭公沫若，抗战时期曾邀请冯玉祥将军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演说。开会那天，冯将军准时来到会场，而三厅的工作人员却还在忙于布置会场，作为厅长的郭沫若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再三向冯将军表示歉意。会议开始，郭沫若首先讲话，他先对这次会议准备得不好做自我检讨，然后举起手来“啪啪啪”打自己的耳光，边打边说：“打这个不会办事的东西！”这一举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大为震惊。事隔半个多世纪后，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赵讽老先生，在全国首届音乐学院教师代表大会上谈到高等音乐学院学风颓废败落时，感慨万分，在众目睽睽之下“啪”地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眼镜也被打掉了，整个会场被震动了。

    多么可敬可爱的郭公和赵公！重于自责，严以律己，厉于自罚，自己负责的部门出了问题，“非异人任而吾之过也”，打出了响响亮亮自责的耳光！这与古人的“负荆请罪”一样的感人。难怪当年做完演说的冯玉祥将军在回家的路上要这样赞美郭公：“他（指郭先生）是个多么有血气的人！像郭先生这样的人愈多，我们中华民族就愈有希望！”

    （1990.6）

    绿叶精神

    中国的影视观众大概都晓得有个叫赵子岳的吧，那可是位人见人爱、人见人乐的影视表演艺术大师。

    提起赵子岳，人们总要会心地笑，总会想起影片《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停战以后》中的“班县长”、《锦上添花》中的“老解决”等活灵活现的人物。那都是赵子岳扮演的拿手角色。在漫漫5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给人们塑造了数以十计的各有千秋，令人拍案叫绝的艺术形象。至今还有影迷说：我就爱看赵子岳的戏。看他的戏，还不是图个生动，逼真，过瘾！

    赵子岳有着一个与别的电影明星大不相同的特点，那就是乐演“配角”，演活“配角”，演绝“配角”。有人为赵子岳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他一生参与拍摄的80多部影视片中，有70多部是演配角的。说他是个“配角专业户”丝毫没有过分。大导演于洋称他为“塑造性格的配角大师”。“二诸葛”，“班县长”，“老解决”等，正是他富有代表性的出神入化的“配角形象”。赵子岳从艺数十年来，当过演员科科长，剧团团长，可他从不摆资格，从不利用自己的“老本儿”、地位、名望去争角色而总是甘当配角。“银幕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是他的口头禅。他认定当配角与当主角一样大有可为，能够在有限的戏中，简练、集中地把人物性格树立起来。他在《停战以后》中演“班县长”这位愚蠢昏聩的国民党县太爷，出场虽不多，却令亿万观众笑声不绝，过目不忘。赵子岳的“配角形象”具有永恒的艺术美。

    可也有人说赵子岳太傻，“近水楼台不得月”。当了这么久的剧团团长，还老是在演那不起眼的角色。可他不这样看，居然常常以当“老配”为乐为荣，愈干愈欢。他相信配角同样会使主角更加光彩，自己同时也可得到一片笑声和赞扬。

    不由想起了姹紫嫣红的花丛中的那一片片绿叶。绿叶挤挤挨挨簇拥着，衬托着红花，红花才出落妍秀。然而，倘若剪去了绿叶，红花必然会像人少了头发一样，黯然失色。几十年一直甘当配角的赵子岳，不正是衬托花朵的一片“绿叶”么！赵子岳那种“傻”，饱蕴着可敬可爱的“绿叶精神”。

    赞美赵子岳，未免又要对某些人产生一番遗憾。这号人的哲学是与赵子岳“对着干”不是主角不演，不是“红花”不扮，为争当主角、“红花”，不惜面红耳赤，你死我活。还有那么一些人将此道“引进”到政界或什么界中来，当“长”要当正的，倘若“长”字前面有个“副”字就老大不高兴乃至摔罐子，这等“主角意识”和“红花观念”同赵子岳的“绿叶精神”相比，实在有点“远哉”了。

    人生易逝，精神长存。如果说，人活着总要有一种“精神”的话，那就应该多一点赵子岳的“绿叶精神”！

    （1991.1）

    富兰克林的辉煌

    在世界名人中，美国的富兰克林可以说是声名赫赫，桂冠极多。世界评论界称他为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实业家、科学家、作家、外交家和独立革命领导者，康德赞扬他为“第二个普罗米修斯”，歌德认为他身上体现了“远见卓识和思想解放的非凡的结合”。西方思想家常称他为“电学中的牛顿”、“美国革命之父”、“近代的改革家”、“美国的圣人”……难怪有人说，富兰克林头顶上的光环，只有法国的启蒙思想大师伏尔泰才能与之媲美。

    富兰克林何以如此辉煌？自幼天赋神授乎？智商超人乎？天时地利乎？

    近读《富兰克林自传》，似乎可以得到圆满的回答。原来这位被誉为“超人”、“圣人”的人，居然只是个仅念过两年小学的普通人。富兰克林12岁当学徒，17岁独自往费城谋生活，一边打工。一边拼命读书钻研，涉猎历史、哲学、经济、文学、语言等各方面学科，积极参加社会福利及政治活动，随后深入研究物理学、数学、光学、植物学、海洋学等等，其学识渊博精深，世属罕见。勤读渴学，融会贯通，努力参加社会实践，也许是富兰克林辉煌起来的不二法门。

    《富兰克林自传》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节制饮食，生活简朴有助于事业和成才。富兰克林16岁时，以普通学徒四分之一的伙食费维持最简朴的生活，但这对他业余学习促进甚大。他写道：“……当我哥哥和其他人离开印刷厂去吃饭时，我独自留在所中，草草地吃完了我的轻便点心……在他们回来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就可以读书了。由于饮食上的节制，常常能使我头脑清醒思想敏捷，所以我的学习进度更快了。”由此可推，咱们有些终日觥筹交错，养尊处优之士做起学问来必定思维愚钝头昏脑胀无所建树的了。用孟老夫子的话说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吧。

    “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你志存高远，求学若渴，孜孜敬业，融会贯通，努力实践，生活简朴，你也会像富兰克林那样“辉煌”起来的，这是大实话。

    （1993.4）

    “冷落”朋友

    现代人总是繁忙的。繁忙的人最怕的是他人的打扰。然而事情又偏偏是这样的怪：忙而又忙的人往往是亲朋好友尤多的人。

    不管如何，人再忙也得绽开笑脸接待来访的朋友，哪怕是三五分钟乃至更短的时间。以忙为理由对来访的朋友绷起冷面孔或给人家吃“闭门羹”，那决不是一个朋友所该做的。

    人不能冷落朋友，然而偏偏难免要“冷落”朋友。譬如你正拜会一位大忙人的朋友，而来拜访他的人又接踵而至，或者是找他办急事的人络绎不绝，此刻你准会知趣，主动向朋友告辞。可怜朋友原系热心之人，本不想“冷落”朋友，而事实却逼他“冷落”了朋友。

    我发现“冷落”朋友者有相当部分是一心扑于事业上的人。法国伟大雕塑家罗丹接待来访的朋友茨威格（奥地利作家），寒暄后立即将人家置之不理，给人家坐“冷板凳”，而后全神贯注，忘乎一切地置身于艺术境界之中——拿起刮刀对那座正身女神塑像进行反复修改。过了半点钟，一点钟，一点半钟……他始终没有与茨威格说一句话，直到告别。

    面对罗丹的如此“冷落”，茨威格必是委屈忿然无疑，然而他不。茨威格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但不委屈、怨忿，相反地从中产生出由衷的敬佩，得出了有生以来的一种“伟大的启示”。他后来写了一篇《从罗丹得到的启示》的散文，以赞美罗丹这种“除了追求完整的意志而把一切都忘掉的热忱”。

    看来，“冷落”朋友有时并不是件坏事。人，倘若能做到像罗丹那样一次次地“冷落”朋友，其事业必是长进有成，尽管朋友是不该“冷落”的。

    （1992.8）

    “冒傻”的司马光

    北宋文史学家司马光的聪明向来为人们所公认。那则“砸缸救人”的故事则是脍炙人口。

    然而，聪明的司马光却时不时要冒出几分“傻气”。

    那是赵钱《晏鸟林子》中记载的司马光与范镇的“乐律之争”。当时，司马光与好友范镇（朝中同僚）同时奏请皇帝颁布乐律尺度的法令，因见解不同而争辩不休。于是，“弈棋以决之”，司马光输了。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了结。20年后，司马光又与范镇在西京继续就此“打擂”辩论，“争论者数日不能决。”没法了，遂“又以投壶以决之”，结果司马光大胜……

    司马光“傻”就“傻”在这个“争”字上。“乐律尺度”问题，可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可“求大同存小异”，模糊些省事些，何必如此这般认真，争得面红耳赤，又是弈棋，又是投壶什么的，折腾了一二十年？“可怜无补费精神”。况且这“争”一无专利，二无奖金，“争”与“不争”，照样可以领俸禄，何必自找苦吃？此“傻”之一也；不知变通，老实巴交死心眼，不晓得“迂回作战”，不晓得花钱物去“活动活动”，去走皇帝老儿或诸位“评委”的“后门”，此“傻”之二也；大凡两雄相斗，须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取胜，而这司马光恰恰不晓得此事为何物，此“傻”之三也。

    然而，我却为这种“傻”大唱赞歌。争“乐律尺度”，虽然“无补”，“无利”，“费精神”，但事关学术原则，决不含糊。学术问题提倡百家争鸣，孰是孰非，孰“清”孰“浊”，当仁不让，尽管面红耳赤费折腾，但明辨事理，形成共识，乐在其中。治学不走后门，不凭关系，实行公平合理竞争。这种“傻”，“傻”得可敬，可爱。做事业做学问之人，不正需要这么一种“傻”气么！

    （1993.7）

    “不服气”

    记得小时候看《水浒》就很佩服那“浪里白条”张顺。此公自小练就一身好水性，在水中活似一条蛟龙。那次同黑旋风李逵对打，三两下子便被打得挣扎不起，幸好宋江、戴宗相救，才拾回一条命。谁料此公两分钟后竟脱得赤条条的前来挑战：“黑杀才，今番同你见个输赢！”遂引李逵从陆地打到船上，终于将李逵“提将起来，又淹将下去”，彻底制服之。

    张顺的可贵之处在于输了不服气，爬起来再战，非胜不可。倘若他被打倒后甘心认输，灰溜溜而去，哪有浔阳江边众人喝彩之神威！

    “不服气”的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提出的氢光谱原子模型，是当时量子力学划时代的突破，可德国的海森堡就“不服气”，自己另辟蹊径，用直接光谱实验法创造了“海森堡方格表”，建立了著名的“测不准关系”，终于成为当代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获得了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广东举重名将何灼强曾三次进入省队集训，都因其手指短、关节硬而被退回。然而他硬是不服气，豁出去日夜苦练，终于以一连三次打破全国少年举重纪录的好成绩，为广东队教练李深所赏识，再次进入广东队。自此先后在1986年5月和1987年9月先后打破52公斤级的两项世界纪录，在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上又获得了第三次打破两项世界纪录的赫赫战功。倘若他那时“服了气”，那么52公斤级世界纪录不知何时才能刷新呢！

    当然，赞美“不服气”并不是提倡任何时候都不承认人家比自己强而自欺欺人，而是“不服”自己的现状。“彼以剑锋创其始，我将以笔锋竟其业”，在这里，巴尔扎克对武功盖世的拿破仑既崇拜又“不服气”，自我鞭策奋然前行。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便开了“不服尧舜”之先；孔子的第一弟子颜渊更是一语惊人：“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可是说到点子上了。

    人，应有点“不服气”的精神。“不服气”是一种自信，“不服气”是一种奋发，更是一种坚韧。它能唤起你急起直追孜孜奋斗，直至成功。

    （1988.2）

    佩服马二先生

    提起马二先生，谁不知晓？此公乃《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居处州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坊，是个专门“精选三科乡会墨程”的选家，满腹经纶之人。让这位老先生来当报刊的文艺编辑再也恰当不过的了。据说此公有个缺点，就是食量特别大，你若宴请他，他必毫不客气地将你的“三菜一汤”一扫而光，而平时在家里的伙食费用，无疑会比别人的高得多。

    不过，马二先生之优点，也是众所公认的，那就是做学问认真不浮夸。他有个闻名遐迩的诗友蘧公孙，常来拜访话文。一日，蘧公孙见他刻的墨卷目录摆于桌上，下面一行落款是“处州马静纯上氏评选”，便兴致大发，要求在落款上添上他的名字。谁料这马二正色道：“这个是有道理的，站封面（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署明编辑人之意——作者）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亏几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虚名……难道先生这样大名还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两个，只可独站，不可合站。”又说，“这事不过名利二者。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之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

    好一个马二先生，顶得好。我不禁为之伸出大拇指高声喝彩。对那些“汲汲以求虚名”者，我看就应该这么顶。倘若马二先生撕不破脸皮，卖个好人情同蘧公孙共同“站封面”，那么马二先生也就不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了。

    马二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我的封面该我站，毋庸他人占虚名”。这种做学问认真、实事求是，不讲好人情面的态度，很值得吾辈做学问时认真学习和记取。

    可惜，今之做学问者并不都是马二先生。某学会成立时设两名会长，何也？盖在于两位贡献和名望相当的专家都在力争这“位置”，“雪争梅春两不让”，无奈何只好如此；某杂志举办“征文比赛”，获特等奖者一百名，获优等奖者竟达一千名……用马二先生的话说，这也是一种“站封面”了吧，可主办者这般安排的“站”法，这般的治学态度，同马二先生相形，未免有点见绌。

    正因为如此，我才满心佩服学富五车而又坚持实事求是的马二先生。倘若他还健在的话，我可要建议授予他实事求是治学奖。

    （1988.10）

    “投臭蛋”

    东晋庚仲初写了《杨都赋》，被当朝大司空庚亮所青睐，说它足可与张衡的《西京赋》、左思的《三都赋》媲美。庚亮德高望重，这么一捧场，《杨都赋》顿时身价百倍，人人竞相传抄。而独独谢安不以为然：“此文并不怎么样，只是生硬模仿罢了。”此言一出，大扫众人之兴！

    谢公这是“投臭蛋”。

    何谓“投臭蛋”？遍查《词典》、《辞海》、《辞源》，皆无出见，但在《农妇随笔选》中有载，意谓于人家“兴头”上泼下的一盆冷水，“大败其兴”者也。

    “投臭蛋”者往往为人所忌所恶。当年袁绍欲伐曹操，帷幄论定，意气正盛。忽见田丰进言：“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此言胜似“臭蛋”，恼得袁咆哮拔剑欲斩其头。袁乃当时有名的昏主，忌恶“臭蛋”不足为怪；而历史上一些开明君主也往往失之于此弊。如秦穆公，那次出兵袭郑，正做着进霸中原之美梦，不料百里奚、蹇叔之辈却出来“哭师”，穆公愠怒，使人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可见穆公对“臭蛋”之不容程度。古忌恶“投臭蛋”者盖在于文化修养之差劲，然今时某些文化素养甚高者竞亦不幸染上此弊，某局长下象棋酣战正烈，忽有手下的旁观者说了声：“局长差矣，宜退车进马。”只见局长怒目圆瞪叱曰：“你懂个屁！你行！行你不做局长？”

    “投臭蛋”者受人所忌恶，然而更多的还是为人所敬，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衔头，谁个不顶礼膜拜，梦寐以求？然而1965年荣膺诺贝尔物理奖的费逸文教授却发表一封公开信，宣布脱离美国国家科学院，退还其院士衔头，并且大揭其老底：“我观察了这么久，才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竟是如此的道德！他们在干什么？只是把精力耗费在遴选院士上，只晓得讲形式，不讲实际……”“所谓科学院，在我看来，简直是老人俱乐部！”真是个不小的“臭蛋”，搅得该院臭不可闻。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素有“名律师的摇篮”之美誉，可该校的老校长BOK却红着脖子说自己的学生：“美国的律师太多了，太多了，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专搞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简直是寄生虫，我不喜欢！”这般的“投臭蛋”顿时博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谢安、费逸文教授、哈佛老校长者们“投臭蛋”为世人所敬，盖在其实事求是，“美曰美，无一毫虚美；过曰过，无一毫讳过”，“敢言人之所难言”，不怕话刺人耳鼓，不怕惹人翻白眼。可惜这样的人毕竟不多，且往往为人们尤其是喜听密言谀语者们所忌恨。其实，恰恰是有了他们，世上的“浊”才能“激”，“清”才得“扬”，“旧”才能“革”，“新”才得“鼎”，人类的事业才能成功，社会才能进步。相反，倘若你身边尽是些“心里嘀咕个啥不让你知而手里却总捧着鲜花和美酒”的人，那就真的有点不妙了。

    （1989.4）

    有趣的“十三点”

    著名大学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的作者郑逸梅老先生有个绰号名日“十三点”。原来郑先生以博学多才、幽默诙谐为世人所赞。老夫子爱开玩笑，众人亦喜与其逗乐。因他的《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一书共有十三种，故友人皆戏称呼之为“十三点”。·其实，“十三点”者，原本为苏沪一带方言，即痴呆者之别称也。若是他人，必为此绰号怒而甩鞋，而郑老夫子却笑以应之，并将其深入“考证”、“发挥”一番：“痴字十三笔，十三点乃指我老夫‘痴呆’也；我已九十有三，年迈体衰，不好好养息，还晨抄瞑写，寒暑不辍，如此‘痴’行，呼为‘十三点’名实相符矣。”

    郑老夫子的绰号“十三点”，实乃难能可贵且有点儿滑稽。然我发觉大凡名人学者、醇儒巨匠皆患有此“症”。阎立本看张僧繇壁画遗迹，连去三次，最后一次索性搬去铺盖，“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这也颇有点“十三点”的味儿；古希腊天文学家泰勒斯观察天象竟掉进了深水潭而不自知，路人将之救起，上来后他第一句话便是“明天会下雨的”；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为观察昆虫生长规律，伏于一块大石上整整看了一天，远处看去似死人一般，这就大大的“十三点”了。

    于是我想，倘若生活中的“你、我、他”都将郑老夫子的“十三点”精神引进引进，让人们叫叫，那该多好多棒多有意思！

    （1989.7）

    “芝麻通鉴”之反调

    明人郑宣《昨非庵日纂》有“芝麻通鉴”之载，言吴地有一市人至市面上买芝麻。芝麻店铺之人以旧书包裹芝麻，此公每买回一包芝麻，便将包装纸精心保存，积攒成叠，取出一看，方知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遂取之朝夕以熟读强记，每为人谈。一回，有人欲究《资治通鉴》中某事件之根底，此公曰：“芝麻纸上仅此而已，余非所知也。”后人将此公嘲之为“芝麻通鉴”先生。

    故事中的那位“芝麻通鉴”，先生为人所讥诮了几百年。没有博学广阔，仅凭读过的那几面“芝麻通鉴”便四出卖弄，漫天吹嘘，迟早要在识者面前出丑的。这已是数百年来世人的“公论”。

    然而我要与此“公论”唱一唱“反调”这“芝麻通鉴先生”虽有“好炫耀”，“喜吹嘘”之弊，但亦不乏其难能可贵之处。一是珍惜典籍文献，目睹店铺主人，“暴殄天物”（以《通鉴》包裹芝麻）而不忍，遂片章片页一一精心收存；二是对典籍爱不释手，精读细品，持之以恒，这种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与“囊蚕”、“映雪”、“凿壁偷光”之类一样感人：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若能坚持数年，势必学有所成；三是治学态度老实严谨，懂就说懂，不懂就说不懂，决不强知装懂。一个人学而不懂，何“丑”之有？

    因此，人也应该有点“芝麻通鉴”精神。

    （1991.4）

    相轻相重说文人

    这些年舞文弄墨，交结了不少文学圈里的朋友，很是惬意。以文会友，志同道合，高山流水，高谈阔论，实在是人生之一大乐事。

    然而，生活再美也总会有蹙眉之事，身边总会发生文友之间合拢不到一块之事。那天邀请H参加C君组织的一个文化沙龙，谁知H一闻C君之名，倏然变色，拂袖而去，大有“有我无他，有他无我”之味。还有一些筹备某某学会的文人，也往往因“相轻”对方而不与共谋，不欢而散。

    文人相轻，可以说是旧时代的一种恶习。现在新社会了，居然还这么着，这与《水浒》中的“白衣秀士”王伦差不多。新社会了，文人是同行，同志，何苦乃尔？

    古往今来，胸襟宽广，情操高尚的文人之间往往不是“相轻”，而是相敬、“相重”。“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代诗人杨敬之到处赞扬尚未出名的青年诗人项斯，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文人相重的佳话。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散文写得出神入化，居“执牛耳”地位。但他并不认为自己了不起，总是敬重同行，虚心向同行学习。一次，他与谢希深，尹师鲁各写一篇同样内容的记文，谢写得最长，达700字，欧阳修次之，有500多字，尹师鲁写得最精辟简洁，只有380字。欧阳修并不觉得“丢面子”而恼怒嫉恨，反而对尹赞赏不已，口服心服。当晚，他提着酒壶到尹家去请教，回来后又复写一遍，力求精益求精，体现了诚挚的“相敬”、“相重”的态度。在中国文学史上，阮籍与嵇康、李白与贺知章、韩愈与贾岛、苏东坡与黄庭坚、章太炎与邹容、鲁迅与瞿秋白者，无不留下文人相敬相重的千古佳话；在外国，同样有大文豪之间的相互敬重，心心相通，文才人品相交辉映的动人画卷，歌德与席勒，屠格涅夫与果戈理，托尔斯泰与高尔基……

    文人乃有知识之人，有才华之人，在全社会都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文人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自己的同行，又有什么理由去“轻”之“鄙”之乃至“忌”之“斗”之呢？相敬，“相重”，正是新社会文人应有的一种美德和情怀。

    （1993.1）

    “以珠弹雀”别解

    “以隋侯之珠，弹干仞之雀，世必笑之。”此语出于《庄子·让王》，现多用来揶揄那些花极大代价而获取小利的蠢者。关于“隋侯珠”，《淮南子·览冥训》中说，隋侯救了负重伤之蛇，蛇便衔夜明珠以报之，故名“隋侯珠”，后人用“隋侯珠”来比喻稀世之珍宝也。用这样名贵的珠玉来弹打高飞的燕雀，不论珠失雀得，还是珠失雀飞，皆得不偿失，贻笑于世人。

    常言道“亏本生意做不得”。买卖人讲的是盈利，钱来物去，或钱去物来，都以“盈亏”论成败，因此“以隋侯珠弹千仞雀”之举为“智者”所不取。然而事情却往往有例外。

    近日偶翻杂志，读到何平先生所撰的《“间”、“闲”辩》一文，甚觉新奇。何平先生读《全金元词》中白朴的《沁园春》一词，疑其“渐教身似，岭上云间”一句的“间”字为“闲”字之误。为求证实，何先生便搜阅了宋阮阅的《诗话总龟》中的《古今诗话》和《王荆公文诗笺注》等典籍著作，终于查出了白朴之句所依据的原诗：“应须身似岭云间”；为更可靠翔实计，又翻阅《说文》、《实用大字典》，还求教于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经数番考证，核实，最后才疑难大白：原来古书多通假，“间”、“闲”、“閒”三字意本不同，“间”却兼有其他两字的部分义项和读音，在代“闲”时读xian，在代“间”时读jian（或jian），白朴词中“岭上云间”的“间”字确系“间”（闲）之误抄误排，应改为“闲”。

    我真折服了！为了这么一个字，竟然耗费大量时间，搜经索典，废寝忘食！何先生此举，在一些人的眼里，不正是以“珠”弹“雀”——不值得吗？但何先生说，他弄通此字，“惟此始心安”，使他“获益良多”，“乐在其中”。多么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

    像这一类的“以珠弹雀”，也不只是何先生，许多蜚声于世的醇儒巨匠无不秉持这种精神。施耐庵为写《水浒》中打虎场面，曾用一段时间冒着性命危险摸黑深入崇山峻岭考察虎的习性、生活动态和捕食情形。鲁迅当年翻译果戈理的巨著《死魂灵》，为了一条小小的注脚，竟搁下笔来翻寻百书，查阅千卷，甚至还托人横渡东洋买参考书籍。这种严谨踏实、一丝不苟、刨根索源、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是多么可敬和感人。面对这种态度，咱们那些不甚解而又要哗众取宠之士当颜酡自愧。

    “谨学不匮，永锡尔类”，我们搞事业，做学问，如果都能持“以珠弹雀”的态度，那将是益莫大焉。

    （1987.4）

    假如没有刘彻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外公认的伟大历史巨著，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然而，为写这部巨著，司马迁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草创未就，会遭此祸（即腐刑——笔者按），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读一读司马迁这忍辱负重，血泪控诉的《报任安书》，就是铜人也要为之落泪的。

    这就要让人骂一骂那位皇帝老儿刘彻先生了。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是非不分，听了奸佞美人儿的谗言便一股脑儿将司马迁打入死牢并施之以最为痛苦和耻辱的腐刑，几乎使司马迁的《史记》夭折。

    然而事实上倘若没有这位刘彻先生，司马迁这《史记》也断然不能问世。一是刘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工作中善于发现职卑薪微但又博学多才的司马迁，亲自提名调升司马迁为全国史学界的最高长官——太史令，使司马迁感恩不尽，虽肝脑涂地而不能报答；二是爱护人才，理解人才的苦衷。他曾提醒司马迁，功成名就时树大招风，要防止有人嫉妒中伤，要与朝中百官安然相处；三是知错就改，全力支持司马迁著书立说。在司马迁遭腐刑后，刘彻知道司马氏还在锲而不舍地著书时，知道自己做错了，深感内疚，便宣布恢复司马迁太史令职务，让他安心著《吏记》。太始元年，又亲自提名晋升司马迁为中书令。征和三年，发生了李广利投降匈奴事件，司马迁对刘彻说：我从前写的李广利传略并无错误，我不准备改了。刘彻说：“好，要改的就改，不需要改的当然不改，不必怕外面流言蜚语，一切有我。”后司马迁写信给任安，谈了他为李陵辩护而受腐刑的种种悲惨遭遇，里面有不少对刘彻的牢骚，有人告发给刘彻，刘彻也宽怀大量说：“当初我对李陵事件处理得草率了些，对司马迁这样粗暴那就更错了，不能怪人家有苦恼。你们就不必去找他的麻烦了……”

    也许是生活本身就充满着辩证法吧，正是这个刘彻，横加给专心著述《史记》的司马迁以致命的打击和最大的耻辱；也就是这个刘彻，对司马迁著《史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予最大信任和支持。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如此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一旦知错当即改正，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

    （1993.5）

    黑格尔的苍白

    黑格尔是满腹经纶的哲学大师，也是一位学富五车的知识大师。他知之甚多；知“时空”，知“自然”，知“意识”，知“存在”，知“人本”，知“社会”。德国或欧洲近代哲学界为出了黑格尔而自豪。没有黑格尔哲学，也就不会有马克思的哲学。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的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功绩。

    然而，这位渊博无比的知识大师，有时却显得十分无知和可笑。别的不敢妄说，单是他对中国汉语文字之断说便是一例。他自夸德国语言最能“冥契妙道”，并以“奥伏赫变”（德语词汇，蕴有“灭绝”与“保存”二义）为例，说此词能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而汉语则无此功能，因此，“不宜思辩，”鄙薄之意溢于言表。

    这位黑格尔先生错了。将博大精深丰腴璀璨的汉语说成“不宜思辩”，就像当年亚里士多德舍不得将妻子的牙齿数一数却闭着眼睛说“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一样。中国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对此甚有感触。他在名著《管锥篇》中列举了汉语中诸如“易”、“诗”、“论”、“天”等字具有一字多义，同时合用否定之否定等种种特征。钱钟书以这些大量的不可辩驳的事实来阐明中国汉语文字的丰富深奥和博大，指出汉语同黑格尔所举的“奥伏赫变”一样具有“冥契妙道”之神奇。钱先生接着写道：“……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妙道’，即令是拉丁文中亦无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是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没吃过梨子，偏要断说梨子之酸甜；一知半解或无知却要大发高论，好为人师，难免要为贻笑大方而为“承学之士惜之”，这不能不说是身为大学者的黑格尔一个苍白的值得遗憾的地方。

    （1992.5）

    杨执中、天虚我生及其他

    先来介绍一下：杨执中、天虚我生者，乃两位国人之名字也；杨执中是《儒林外史》中那位学问绝高的醇儒；而天虚我生，则是民国初《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

    将杨执中、天虚我生这两位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硬扯到一块，盖因他们有着一些颇为相近的荒唐事。

    先说那杨执中。此位新市镇上所谓的书生醇儒，常给镇上人讲天宝遗事，洪武传奇什么的，听得人们神游而拍案。湖州娄府的两位公子久慕其名，不惜动人情花银子将之从狱中赎出，还把他敬比做春秋时的名士“越石父”呢。然而，此公的学识并非真的那么精深，其品性也并非真的那么高雅。有一张书幅，上面题有一首自吟七绝：“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一时使那娄家两公子折眼得五体投地。其实，这哪里是他的作品，分明是元人吕思诚的一首七律的后面四句。这杨执中做的是“文抄公”的勾当，可怜有眼无珠的娄家两公子白白地将之敬拜了一番。

    再说那天虚我生。此公虽一度出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名气不小。此公审稿有个习惯，即把来稿分做甲、乙、丙三等，按等级发给稿费。不料便有个好“恶作剧”的投稿者，誊录了较冷僻的柳宗元的文章，随便化个名寄给《自由谈》，被此公采用了，列为丙等。事发后，那投稿者立即致书天虚我生说：此文乃柳宗元的，身为大编辑爷，连唐宋八大家的中坚《柳河东集》也没读过，且柳文只够为丙等，试问谁才有资格列为甲、乙呢？这下子天虚我生羞赧无地，连连道歉谢罪，一时传为笑料。

    杨执中无真才而又要欺世盗名，为人所不齿；天虚我生才疏学浅，难坐稳大报编辑之交椅，这是无疑的。然而，倘若杨执中从旧书堆中随意抄出某名家的诗文寄给天虚我生，那光景又该如何？我敢拍胸保证：“见报率”达90%以上！事实上，生活中的“杨执中”式的“文抄公”之所以得乎一时，除了“文抄公”的手法较巧妙之外，恐怕还与编辑爷中那些“天虚我生”在与之“配合”有关。假若柳宗元那篇文章不是摆在天虚我生案前而是让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人接着，那恐怕又是另一番光景了吧！

    于是我想，若减少“杨执中作诗”或“天虚我生审稿”之类的文坛笑话，除了加强文坛法规在管理杜绝“杨执中”式的“文抄公”外，还应努力提高编辑或鉴赏者的素质，把“天虚我生”队伍减少到最低限度才是。

    （1991.3）

    （第二章）知与不知

    世界上哪有“百问百知”的人？

    近日读汉朝大功臣周勃的一则故事，感慨良深。汉文帝时，周勃德高望重官居宰相，一次文帝问他全国一年要判决多少案件，他说不知道；文帝又问全国一年的钱谷出入是多少，他又说不知道。因此在皇帝面前，战战兢兢，出了一身冷汗，这故事本身并无多大“惊天动地”，但不乏值得人们深思之处。

    作为辅助天子治国理政的宰相，居然不能回答出“全国一年判狱多少，钱粮出入多少”之类的问题，实在有点窝囊，倘若让这号人回答中外记者问，势必出大洋相。然而这周勃却有一个可贵之处，那就是老老实实，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并没有“不知”而“装知”，倘若他能花言巧语胡编乱捏出一大堆数字，报表来哄皇帝，岂不更糟？

    “知”与“不知”永远是人们所面临着的一个“难题”，人的面前永远有着“识”不尽知不透的事物，即令是“活神仙”诸葛亮，也未必能答出蜀汉三军共有多少支箭来吧？当年学富五车的孔夫子，又何尝能答出太阳为什么从东边出？不知，有时并不是件可耻的事，问题在于你“不知”是否有勇气说出“不知道”这三个字，尤其是对你的上级。有个单位的某小头儿，上司来检查工作，他心里明明一本糊涂账，却要摆出“了如指掌”状，捏出一整套儿洋洋大观的数字和材料来，他振振有词，唾沫星儿四溅，听得上司频频点头连声说“好”。事后，此公笑嘻嘻过来“咬耳朵”上司检查工作，千万别说不知道，尽管一路诓去，有数字的最好要有几位小数，不由他不信。这号人你说有多可怕！让其管家治国，不一塌糊涂才怪呢。

    因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老夫子这句名言大可成为我们在治学干事业中对待“知”与“不知”的座右铭。

    （1990.7）

    愚昧的悲喜剧

    公元前7世纪的一天上午，古希腊米亚人和吕底亚人在小亚细亚一平川上激烈交战。是时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正当两军对垒厮杀得血肉横飞，难解难分之际，太阳却渐渐地暗淡了下来。不一会，天空一片漆黑，（即发生了日蚀）这下子可不得了啦，交战双方均以为鏖战触犯了神灵，立即鸣金收兵，订立和约，永不动干戈。

    一千多年前，古印度一名佛教高僧被一伙强盗所抢劫。正准备将这一高僧杀了祭神，突然天空乌云压顶，狂风大作，霹雳一声雷响，炸断了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强盗们以为自己的不义之举触怒了老天爷，纷纷丢下刀剑，一个个跪于高僧面前求饶。高僧于是逢凶化吉，死里逃生。

    一场“日蚀”平息了两个民族的大厮杀、大流血，一声惊雷救活了一位高僧，这是两出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而又值得人们庆贺的喜剧。

    庆贺不如深思。造成这种喜剧并不是由于人们的智慧和才能而完全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倘若米亚人，吕底亚人知道“天昏地暗”不过是“日蚀”这回事；倘若强盗们懂得霹雳伤树乃雷电的一种现象的道理，那么人们看到的将是一组惨不忍睹的镜头。这类“喜剧”的实质仍然是两个斗大的字：悲剧。

    翻开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人生的一些悲剧往往是愚昧的杰作。中国古代第一位皇帝赢政，为了长命百岁，下令选童男童女三千，东渡茫茫的大海去找“蓬莱仙山”。结果“仙山”不但没找到，且三千条性命一去不复返！古代印度，任何人生了病，需七天七夜不吃饭，体质强的算能熬得过，体质弱的则活活饿死。谁要是觉得自己有了“罪”，就得在大江边绝食，饿死后让人们投到江中以“升天”。这种戕害整个民族的大悲剧，“愚昧”算是立了大功。

    近读一则奇闻，说有兄弟两人争一块“风水宝地”，争得你死我活。不巧哥哥因车祸身亡，家人准备将之葬于那“风水宝地”里。弟弟不服，告到镇里，镇干部把这块“宝地”判归哥哥，因为哥哥已死了。弟弟还不服，嚷道：倘若我现在死了怎么办？镇干部对弟弟说，如果你现在死了，那就另当别论。弟弟闻之，蹦蹦跳跳跑回家，拿一瓶乐果农药一口气喝光，一命呜呼！这愚昧的悲剧，无不令人深思。

    为免除种种灾难和悲剧，人类的神圣使命就是操起文明和科学的“利剑”去斩除愚昧这可咒的恶魔。那道理也简单：愚昧是恶魔和灾难的别名，不要相信和指望它能带来任何“喜剧”。

    （1992.6）

    “张老贺辞”与“皮里春秋”

    《礼记·檀弓下》中记有“晋献文子成室”之事。事言献文子新屋落成，各大夫皆馈赠厚礼并溢美歌颂，其中有大夫张老贺辞曰：“美哉轮（宫室高大）焉，美哉奂（文采鲜明）焉，歌（祭礼奏乐）于斯，哭死（丧哭泣）于斯，聚国族于斯。”

    生活中像“张老贺辞”式的事毕竟不多。成室乃大喜大吉之事，贺辞多以穆穆皇皇如“福星高照”、“兰桂齐芳”、“龙凤并舞”之类为宜，谁料这张老“逆反心理”严重，硬将死丧哭泣也扯进去，这等“敢道人之所难言”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可贵并未可爱，这种直言派却往往为人所忌，正像给孩子贺生日时说“这孩子今后要死的”一样被人恼之怒之恨之乃至轰出厅外！幸好这文子是个开通之人，不但不因此见忌成仇，反视之为微中实在，诚惶诚恐，刻骨铭心，“面北再拜首”。

    生活中还有另一种同张老先生持相反态度者，名曰“皮里春秋”。此词典出于《晋书·褚裒传》，指的是（褚裒）表面上不做任何评论而心理却有所褒贬，让人猜不透，摸不着。《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就有点“皮里春秋”。那次，元妃从宫中送来一个灯迷叫大家分猜，她故意寻思，其实早已心中有数却假装糊涂答不上来。在这方面，东汉的司马徽也是个行家。此公有个准则：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人问他安否，他答曰：“好。”有人问陈子死，他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这种“好好”的“点头术”就够玄妙的了，当得“皮里春秋”之金质奖。这种情形，现代不能说无。“××提这意见很好”，他口上虽这么说，可骨子里却在骂娘，一辈子给你“好看的”；年终评选先进要产生一“奖励指标”，放着好几个小时的功夫，死不开口，鸦雀无声，其实，孰褒孰贬，各位心中早就有一本谱子了。

    同事、朋友之间，是“张老贺辞”好，还是“皮里春秋”好？我显然是个“张老”派。因为他对朋友言直且尽。倘若张老对献文子的新屋大加谀颂，只能导致文子的飘飘然，讲了那句有点刺耳的“哭于斯”，犹若半夜钟声，催其奋醒，使之警钟长鸣，永立不败之地。早年的茅盾，在为阳翰笙的长篇小说《地泉》所做的序言中写道：该作品描写人物运用脸谱主义手法，结构故事借助于“方程式”，因而它是很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这般“张老贺辞”式的直言，并未见得给阳“抹”多少“黑”，而恰恰是一种实事求是，“美日美，无一毫虚美；过日过，无一毫讳过”，成为阳扪心反思，奋力耕拓，精益求精的动力，倘若茅盾持的是“皮里春秋”哲学，那恐怕又是另一番光景吧？

    “张老贺辞”还体现出一种亲人、诤友之情，言之正直，有如针石，虽刺痛了些，却“利于病”，一汪真诚见挚情；相反，亲人、朋友之间“皮里春秋”，那就有点不妙了，像司马徽那样“与人语，美恶皆言好”，“口将言而嗫嚅”，使人感到人心惟危，世态莫测，人在这样环境下生活，怕也是难舒心畅气的。

    唐玄宗曾有过这样一种切身体会：有些人虽然口上没说的，可总叫人放心不下；而有些专说刺耳话的人却叫人睡得安稳。古人的这种“体会”，咱们现代人何不好好品尝品尝？说实在的，人与人之间多少见忌、猜疑、龃龉、争斗，不就是从“皮里春秋”那里来的？

    （1990.8）

    荒唐与权力

    一位政治家曾说过这样的一句名言：“成也权力，败也权力。”那是他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得出的切身体会。而我的体会是：“严肃也权力，荒唐也权力。”其论据是历史上居于权力峰巅者的荒唐事多着呢：活着要看“炮烙”惩罚人取乐，抱妃子“烽火戏诸侯”，死后要住金字塔，还要别人陪葬……

    近日翻书，又得几桩与权力有缘的荒唐之事，甚觉新奇，现先做一下文抄公：

    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邀请尼克松到其卧室谈话时，常睡在被窝里接见客人。当他要大小便时，谈话也就得在厕所里进行。一日，在他那专用的“牧场”上“打猎”，当特工人员气喘吁吁地向他报告国内骚乱时，他竟若无其事一样地把胳膊放在报告者肩上朝花坛撒起小便来，将人家双脚撒得满是尿。

    古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之子泽尔士，自信能主宰乾坤。有一次，他率领大军远征欧洲，不料半途下起大雨来，淋得全军上下成了落汤鸡。此公大怒，传令：鞭笞大海三百鞭！这还不解恨，又恶狠狠地下令给大海上镣铐，施烙刑。

    前秦帝国独眼皇帝苻生，专以杀人取乐。大宴群臣时，凡是不酩酊大醉的，格杀勿论。他问一大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君主？”答曰：“陛下乃圣主。”此公大怒：“你在媚我哪。”下令处斩。又问一大臣，答曰：“陛下乃仁君，但刑罚稍重了些。”此公亦大怒：“你在诽谤我哪。”也处斩。他还常命宫女与男人交欢，亲自率文武百官在旁观看……

    可笑的荒唐事往往与庄严的权力搭亲。倘若约翰逊先生不是总统而是个“引车卖浆”的，也敢往人家脚上撒尿吗？假如泽尔士不是王子，他能干出“鞭笞大海三百下”的“壮举”吗？还有以看宫女与男人交欢取乐之类的事，也只能有“万乘之尊”或什么“尊”的人才弄得出来的。由此我想起了一位哲人那耐人寻味的一句话：“权力是荒唐的温床，荒唐是权力的杰作。”洋哲人的话也许偏颇了些，但细细思量你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吗！

    （1991.10）

    马勇士与刎首人

    夏夜闷热而又无空调，斋中拥书闲读算是最好的消夏。那本新版的《中国历代笔记精选》吸引了我，不由要为马勇士与刎首人之纪事而抚卷沉思。

    先说马勇士。这是一位真实的小人物，其事迹载于明代朱国桢笔记小说《涌幢小品》中。马勇士系湖州人氏，名字早已无法知道，当年倭兵自松江一带抢掠骚扰，湖州官方加强戒备，招募民众乡勇，马勇士踊跃应征。时有湖州府官员张冤率部向东抵抗倭寇。一日，张于平望地区登岸巡察，唯马勇士随之，忽然十余倭兵骤至，马勇士挺身向前与之搏斗，并让张冤尽快离去。一番鏖战，因寡不敌众，英勇献身。

    再说刎首人。刎首人原来不是人名，而实系一伙人物之绰号，只缘在马勇士牺牲后才去刎倭兵尸体的首级而得名。马勇士丧身沙场，周围有倭兵尸体六具，这刎首人最要紧的不是哀悼马勇士、收拾安葬马勇士尸体，而是将这六具倭兵首级割去邀功请赏捞好处。于是乎，六具倭兵尸体给刎去了首级，而马勇士之尸却无人过问。

    马勇士与刎首人，可谓泾渭分明，一美一丑，反差强烈。前者忠于职守，无私无畏，奋勇杀敌，马革裹尸；后者满脑功名、满腹利禄，虽手无寸功却要踏着烈士的尸体去邀功请赏，欺世盗名。

    中国还是多一点马勇士，少一些“刎首人”的人好。不然，你在这里拼命地干，他在那里攫取金果，坐享其成，“力战斗不如巧为奏”，拼命杀敌的不如刎首邀功的，那实在是某些国人的悲剧。

    （1994.8）

    可贵的御者

    《晏子春秋》中的那则“御者之妻”的故事，对齐国宰相晏婴的御者（马车夫）之妻的爱夫情殷，通晓事理，教夫有道，给予热情的赞美。而我觉得更值得赞美的还是那位老实可爱的御者。

    这位御者给宰相驾车，“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洋洋甚为自得。这种得意被其妻发现，妻便提出要与之离婚，其理由是他错而不自知：“晏子不满六尺，相齐国，名显诸侯，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仆御，居然自鸣得意，妾是以求去也。”御者听了妻子的批评之后，不是恼羞成怒，拂袖而去，然后我行我素，而是知错认错，认错改错，并马上见诸行动：“其后，夫乃抑损。”后来晏子问他怎么跟原来的表现不一样啦，他不是支吾其辞，文过饰非，而是实话实说，和盘托出。

    御者的可贵之处，一是现代家庭意识，男女平等，不搞大男子主义，容得妻子批评；二是一旦发觉自己有错，马上改正，没说的；三是对别人心地坦荡，忠厚老实，不隐瞒自己的缺点、污点，这不也值得咱们现代人好好学习的吗？

    （1993.4）

    好运的路温舒

    前几年读过《古文观止》中的《路温舒尚德缓刑书》一文，大概知道古代有个叫路温舒的。不久前翻阅《古代名著故事》，对这路温舒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公不仅是个能干的审判家，还是个运气极佳的君子呢。

    此公运气之佳就佳在出身虽微寒，却事事如意，步步隆荣，没有白活。这位“少亦贱”的寒士，做过牧羊奴，没有条件和机会读书，却能利用牧羊的空闲时间，采集河里蒲草的叶子，装订成书，到处借人家的书来抄写。既读了书，又习了字，大有长进。后来他又有意识地当了狱卒，据说当狱卒有条件偷闲渎书。果真，他一边看守犯人，一边灯下读写。他干一行学一行，努力学习法律法令，造诣良深。不久，他因精通律令而被县里任用为狱官，引用文献，断理判事，调停诉讼，样样干得出色。后来郡里太守来视察，发现路温舒是个人才，便将之提拔当主管刑事的决曹史。再后来，朝廷的大臣听说路温舒的大名，便将之召去朝中任廷尉史，专管国家重大狱案。

    我只能打心眼里羡慕这路温舒老兄，他的运气实在大大的有。出身微寒，却能屡遇贵人屡次提擢，才尽其用。在那“大路通天不得出，叫我不得开心颜”，“自古才大难为用”的旧社会能够有这个样，就满不错了。倘若他“小荷才露尖尖角”便被“风刀霜剑”无情摧残乃至打杀，他很可能就一辈子当他的狱卒了。

    岁月匆匆，两千多年过去了。说古人，看身边，半是羡慕，半是沉思和感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总惊奇地发觉，身边也总有君的运气大大不如路温舒先生的。学富五车，胸有文韬武略懿德，能干会道者，却往往要遭妨忌受排挤被打入“冷宫”，还时不时挨人家“好看的”；而那些善陪笑脸好弄文字、数字的“喳喳”式的溜须拍马者，却常常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危坐厅堂之高，好不惬意。相比之下，他路温舒算是福气了。

    （1995.7）

    难得的五祖

    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个很有名气的禅宗六祖慧能。此公于佛学虽然不敢说是博大精深，但能独辟蹊径，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名噪一时，成为禅宗南宗的创始人，对后世影响很大。

    这慧能运气很好。他出身寒微，一没有文凭，二没有职称，三不坐第几把交椅，居然一下子登上“佛法传人”之高位。这位六祖的显赫，完全与他的前任五祖宏忍分不开。倘若没有五祖慧目相识极力擢拔、这位慧能恐怕终生只能默默无闻地舂米捣谷了。

    说来话长。当初，五祖宏忍准备在寺中挑选衣钵传人，便让寺中僧人各自写一偈语。其寺中职位最高的神秀作偈语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在寺中做舂米捣谷一类的杂活。他夜间在神秀的偈语旁边写了一条偈语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前来观看，发现慧能见识非凡，其偈语正好与自己的主张投合，便确定他为佛法传人，将衣钵传授给他。当时诸多和尚不服。有池州剌史询问说：“全寺有五百名僧人，不将衣钵传给别人，为什么偏要传给卢行者（慧能姓卢）这位尚未剃度出家的人物呢？”五祖答道：“虽然寺中五百人，有四百九十九人懂得佛法，只有卢行者不懂得佛法，但是他能够悟解大道，可谓眼量超群之人，所以他才得以传承衣钵。”

    想想这五祖真是难得。树立了才能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才观，大胆实行“能人政策”，谁个能干就让谁上台。他放着资深职高的神秀不用，硬是破格提拔没有学历、职位，没有剃度出家的，只配做舂米、捣谷之类活儿的慧能。五祖的这种“任人唯能”的人才观和“能人政策”真值得咱们用人的人好好吸取、继承与发扬光大。

    （1994.7）

    钱累

    不知从何朝何代何年何月起，钱，便成为人们神奇的不可或缺的伙伴。章有谟在《景船斋杂记》中说，钱财可以当儿孙，在金银铜铁锡“五金”中，惟有金、银可为子，这说明金钱具有像儿孙一样的重要性。英国宗教小说家班遮恩在《浮华市集》中借一妇人之口说，“每年我有5000金的收入，我准能成为贞淑女人。”这说明金钱具有塑造人的能力。至于金钱的“综合社会功能”只有吾国的鲁褒（晋代）和英国的莎士比亚论述得最为透彻精彩绝妙：“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鲁褒：《钱神论》）“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这一点点儿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钱如此神奇如此重要，于是人们就“求”之“挣”之而不疲。当然，人们“求”钱“挣”钱，只要是合理合法的，便是“甜蜜的事业”；然而倘若“求”钱“求”得出了格，“挣”钱挣得犯了“科”，那便是为钱所“累”了。夫“累”者，为其所拖，为其所苦，为其所害也。譬如瞒天过海“倒卖批文”、侵吞公款中饱私囊、行贿受贿敲诈勒索吧，这也是“求”钱、“挣”钱之一法，可是一旦东窗事发，便会身受刑罚牢狱之苦，即使一时未被发现，也须终日血压骤升心跳加剧，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惶惶不可终日。这等“钱累”，非同小可焉。

    “钱累”，带给人的往往是心理的畸形和变态。莫里哀著名剧作《悭吝人》中的守财奴阿巴贡，穿着褴褛守着钱柜过活，为了钱可牺牲女儿幸福，一旦钱柜丢失，便捶胸顿足“不要这条老命啦”；英国诺丁汉郡有一位七十二岁，名叫霍金斯的百万富翁，患了癌症，临死前决定把自己的积累全部吃进肚子带到另一个世界，于是大嚼起钞票来，结果被钞票梗塞喉咙一命呜呼。这恐怕是天字第一号的“累”了！

    古人云：“君子使物，不为物使。”人活着应主宰“物”、创造“物”，而决不应为“物”所“使”所“累”；人通过正当的辛勤的劳动“挣”钱，无疑是一种幸福、一种慰藉；然而人一旦为钱所“使”、所“累”，以至其人格发生了扭曲、变态，那就可怜和可悲了。阿巴贡、霍金斯以及那些提心吊胆神经衰弱的经济犯罪者们，不是一面镜子么！

    （1989.8）

    尴尬人·尴尬事

    “尴尬”一词，《辞海》的注解是人的心态的一种窘状，即神色，态度不正常，不自然。而较通行的说法就是“难堪”，说得准确一点，“尴尬”就是“狼狈”、“出丑”的别名。晓得了“尴尬”的涵义，便也不难理解“尴尬事”是何物了。

    最初弄懂“尴尬”这个词好像是小学三年级，而最初“接触”到的“尴尬事”还是刚念书时听爷爷说过的这样的一则故事：从前有个私塾先生向学生讨锅巴，左手伸个老长，不巧正遇上学生的令尊大人，先生急中生智，忙伸出右手来比划比划：“你星期一不交作业，星期二也不交，星期三交不交？”满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巧渡难关。谁料这学生并非窝囊废，一下子便揭开其老底：“启禀老爷，先生刚才伸出手来向我讨锅巴。”那先生听罢刷地红了脸，结结巴巴无言以对。

    “先生讨锅巴”毕竟有损于教师这人类灵魂工程师光辉形象的“齐东野话”，未可轻信；然不久前看的一部电视小品中写的那对新婚燕尔人的事却有点可信。荧屏上，这小两口子买来一个十多斤重的大西瓜，关起门来瞒着厅外的老母亲和四岁的侄女尽情享受起来，正“享”得蜜不可言之际，“笃笃笃”。响起了敲门声。糟啦，有人！小两口子“紧急行动”，“速扫战场”已来不及！门开了，果然是老母亲和侄女。她们给他们送西瓜来了。看着老母那冷峻愠忿的眼光和侄女怀里捧着的大半个红肚西瓜，再回头看身后那狼藉遍地的西瓜和瓜皮，这两口子倏地像个罪人恨不得往地下钻！这就是生活中活灵活现的“尴尬事”。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尴尬事”也同坏事一样，一下子也要传千里的（当然“尴尬事”并不都是坏事）。汉代有位叫赵宣的儒生，为父母丁居守丧二十年，宣布“清心寡欲”不与妻室同居，谁知却在草棚中新添了五个又胖又白的小家伙，被人们讪笑了千百年。

    大凡“尴尬事”恐怕无人愿意被“曝光”；然而，人在做这种“事”时往往没有料到他要“尴尬”。《红楼梦》第四十六回中说：“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做人“做”得“难堪”，其“事”也理所当然要“尴尬”了。因而人生在世，当警钟长鸣：怕做尴尬人，莫做尴尬事；欲绝尴尬事，莫为尴尬人。

    （1988.1）

    名人录与人名录

    改革年代，千帆解缆，百舸争流，一时精英纷涌，名人辈出：政界名流，文坛名家，体坛名将，艺苑明星……

    名人一多，于是便出现五光十色的名人录。

    名人录显然是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的。它记载和展现名人奋斗的经历、业绩，让世人了解名人，激发人们学习名人，像名人那样志存高远，跋涉进取，建功立业。应该说，名人录是时代社会的精英群像。读一本名人录是一种良好的精神陶冶，人们可从中得到良好的激励和教益。

    然而有些“名人录”偏偏让人蹙眉。那次收到一本某省的“名人录”，就很有点“石破天惊”之感。观其文，其“名人”之内涵相当“丰富”，其品种亦相当繁杂：政界名流有之，专家学者有之，梨园弟子有之，体坛健儿有之，大小经理、私营业主、个体户亦有之，可谓包罗万象，囊括龙鱼虾蟹，网收三教九流矣！有位一不是政要，二不是醇儒巨匠，三不是全国或省市劳模而仅仅是某县局属下的一个公司副经理，居然也跻身于“名人”之列……

    乖乖！读罢这号“名人录”，不禁给人这么一种“纳闷”什么叫“名人”？有名字的人就是名人！这号书与其谓之“名人录”，毋宁呼之为杂七杂八的“人名录”！

    某些有名字之人，凭什么成了“名人”？虽苦心冥思，然总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谢天谢地，近日总算弄到了个中之“解”有位“编家”邀请我编写一部反映某地“海外赤子”爱国创业的“风流录”（这也可算是“名人录”的一种吧）。编家许诺，凡属参与编纂者均予之重金酬谢外加出国访问。在“入录者”“征稿”上则体现“优惠原则”凡“资助”达相当数目者均可芳名入“录”，扬传千秋。且“资助”愈多，其“名”则愈“大”，其“位置”也就愈往前“排”，反之，“资助”愈少，其“名”便愈往后“推”。对于“一毛不拔”者，尽管你“赤子”业绩辉煌，声誉再大，也被拒之“录”外。

    “答案”总算找到了，然而笔者却陷入了深思，心头不由泛起一股淡淡的悲怆，记载精英业绩的名人录居然变成铜臭熏天，俗不可耐的“人名录”！

    （1992.9）

    送礼奇观

    人也怪得很，有好吃好用好值钱的东西不留给自己，却偏偏要送给人家。给上头或为尊者送礼尤其是送厚礼大礼以求富求荣求官者，古今中外皆有之。而在数千年的旧中国，送礼求身价更是源远流长，不乏登峰造极之事。汉代灵帝时，就有卖官鬻爵，“不送礼莫想为官”之说法。后来又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不打送礼人”，“火到猪头烂，钱到事情办”之民谚。清宫秘史中还有各地官员争相送礼慈禧以贺其大寿的记载。倘若有一著书家扬言手头有一部《中华送礼大观》书稿，出版社恐怕就要争相前来约稿了。

    近读《中国丑闻录》，又获两则送礼之趣事。

    话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淫君暴君之一隋炀帝杨广，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四出游玩。队伍到了雁门关，太守丘和为炀帝准备了极为丰盛的宴会，并献出许多当地的名贵珍品。杨广龙颜大悦，将之调至富裕的博陵当太守，以示奖励。此例一开，揭开了隋末送礼大比赛的序幕。这位圣上每到一处，官员们便早已准备好山珍海味，古玩稀物，一个比一个丰厚。发展到后来，凡是前来晋见的官员一律要进献珍物厚礼，并视其礼物之多少而定升迁和降贬。江都郡丞王世充，听说杨广要来江都，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可送些什么呢？各地的山珍海味，珠璧奇宝，佳酿美女都已有人进献了，江都恐怕再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了。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强令百姓吏民为杨广修行宫。杨广一到，看到王世充献的富丽行宫，大为赞赏，马上将之提拔为通守。此举一出，各地官员纷纷效法。这杨广一路游玩，沿途各地就不停地大造行宫，诸如“显仁宫”、“离宫”、“迷宫”等穷奢极欲的工程接踵而至。精工华美的各种行宫自然有倾国倾城的众多美女被视为礼物献给杨广，供之逞淫纵欲。

    金银财宝，隋珠玉璧，行宫美女都有人送了，天下还有什么好东西能博得龙颜大悦呢？难得的是创新和突破。于是有人想出更绝的主意。有位叫何稠的官员，深知这杨广是个有名的“今日寻花，明日问柳”的淫乱之君，便挖空心思地创造出一种车子送给杨广。这种车子制得精工小巧，里面能容两个人，四周是锦绣帷幔，底下是玉彀金轮。车子献来，杨广问：“这车子有什么用处？”何稠答道：“此车并无其他用途，只是皇帝与美女玩乐行欢时最为方便。这种车虽小，却有两层，只要车子一动，上下两旁就会有暗机将美女的手脚固定，令其不得动弹。”杨广听了，心花怒放，忙问这车叫什么名字。何稠答道：“这是我们任意造的，没有取什么名，请皇上为它赐名。”杨广说：“你是任意造车，我是任意玩乐，就管叫它任意车吧。”从此，这杨广只管每天挑选美女到任意车中去寻欢作乐，淫欲愈发不可制。这何稠因献车有功，被杨广赐之为五品官职，并赏绸缎一千匹，黄金一千两。

    真可谓送礼之奇观，献媚之绝唱。难怪这隋朝江山要土崩瓦解。

    乖乖，别光骂这送礼的，盖因这送礼人总有纳礼者在“配合”，没有纳礼人的支持，送礼的戏也就唱不成了。王世充、何稠这些送礼者，谁说不是杨广先生热情“培育”出来的？于是乎，朝政糜烂、吏治腐败，内帑外库早已空虚，百姓膏血已尽。于是乎，干戈四起，众叛亲离，这杨广到头来只落得个泪湿青衫缢死绳下的下场。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倘送礼求荣求富求官成风乃至大比赛，纳礼者纳得如赏美酪，乐而不疲，必是吏治败坏，政风糜烂，最后病入膏肓，政息人亡。殷鉴在前，后人当警之。

    （1993.10）

    逢迎的岔子

    阿谀逢迎者一般是颇讨好的，几句天花乱坠的话便撩得人心花怒放、容颜大悦。譬如先前的御用文人陪皇帝钓鱼，皇帝钓上了，便赞颂皇上钓术高明，万一钓不着也不要紧，吟一句“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钓龙不钓鱼”，保准龙颜大悦，备受奖赏。

    然而也有例外的。宋代参知政事丁谓在一次宴会上给当朝宰相寇准抹胡须上的汤水，满以为定得悦颜，谁料这寇公不但不领这个情，还予之以一番奚落挖苦：“身为堂堂朝廷参知政事，居然屈身为人拂须！”弄得丁谓满面通红。这里，逢迎出了岔子。

    近读邯郸淳《笑林》中《有甲》篇，甚觉好笑。篇中主人公甲，是一位奴颜谄媚之士，要去拜见邑宰（县令），便向身边的人打听县令有什么爱好。有人告诉他，邑宰喜欢读《公羊传》，后甲拜见邑宰，邑宰正好问他读哪些书？甲说：专攻《公羊传》。邑宰问：“试问谁杀陈他者？”（陈他即“陈佗”，《公羊传》中一人物——笔者注）无奈这甲压根没读过《公羊传》，胡思了半天才回答道：“平生实在不杀陈他。”邑宰已完全明白了甲的底细，于是继续戏弄甲说：“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这位甲听毕极端恐惧，“徒跣而逃”，不敢复来。可怜这位逢迎之士逢迎中出了大大的岔子，落得个千古之笑柄。

    看来，逢迎这碗饭也不是容易吃的，不得要领，不入路数，弄不好是要出岔子的；更重要的是自毁人品，丧失人格，为国人父母所不齿，期期劝诸君切莫以此为业。

    （1993.1）

    侃吹牛

    美国亚利桑拿州设有“吹牛俱乐部”、“年度吹牛大赛”等玩艺，荒唐得很。不过，我敢肯定，老美们“吹牛”是闹着玩的，不像咱们现实生活中的吹牛那样往往是动真格的。据说美国“吹牛大赛”谁都可以参加，惟独政客被拒之门外。

    “吹牛”者，说大话，夸口也。药是好药，但吹牛者硬说“一药治百病”；功夫是不错，却硬是说“天下第一”。吹的天花乱坠，纷纷扬扬。

    吹牛分“自吹”和“他吹”。自吹者如《封神演义》中那个申公豹，他向姜子牙吹嘘自己的神通如何广大，即使脑袋掉下来也会长上。姜不信，他当场把头砍掉，人不倒，血不流，好不得意。不料飞来一只白鹤，把头叼了去，这可把他急坏啦，因为他的法术之“有效期”为一时三刻，超过了这个时间，人便死了。幸好姜子牙以友谊为重，在危急之际，将头还给了他，可惜慌忙之中把头装反了（变成了眼朝后，后脑勺朝前），算是对吹牛者的惩罚。这申公豹还算是有点本事的，而《西游记》里的那位巨灵神就有点糟糕，此公带天兵天将下水帘洞收伏美猴王时，“吹”了什么“快快卸装归顺天恩，免得满山诸畜遭诛，若有半个不字，教你顷刻化为齑粉！”无奈交锋不到三二回合，那“宣花大斧”之柄便被美猴王砸成两截，败阵逃命而去。

    “他吹”者，如《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力战三英”后，便被他人吹得神乎其神，以至到了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免”的地步，结果终成曹操“阶下囚”，殒命白门楼。还有那个赵括，读了点兵书，“言”了点“兵事”，便世皆颂之，“以天下莫能当”，弄得括意傲自高，目空一切，连同四十万大军一起败死于长平。时至今日，吹牛仍未绝迹，弹了首钢琴独奏曲，即成了“神童”；写了篇好文章，便被吹为“文坛新秀”；主演了部好影片，便被捧作“新星”、“影星”。倘若有空，看一看有些“专访”、诗集，文集中的“序”，也便略知其中之味。

    或曰：大凡吹牛者总有点“真本事”的，不然怎敢……我以为不然，此“吹”功恰恰系不学无术（或少学无术）而又要沽名逐利，诳人的厚脸皮者之所为。譬如自吹吧，申公豹大吹自己的“补头术”，无非是要让姜子牙拜服，好让其“誉满全球”；巨灵神大概总知道自己的功夫如何吧，可偏偏硬要摆出神通广大、战无不胜的架势。因是“自吹”者大概是最蠢不过的了，并且从来就没有多大市场，往往是“国人父母皆贱之”。况且，你“吹”与“不吹”，人家终究是要看得出来的。《红楼梦》中那个“王一贴”吹嘘自己的膏丸是“一贴治百病”，在市井里巷诳得了不少银子，可大观园中的宝哥哥、林妹妹一下子就揭了其老底！

    记得儿时吹肥皂泡沫，美丽而易破；自我“吹牛”亦然，虽然娓娓动听，而实难长久，最终还是得出乖露丑。

    问题是“他吹”法。此法至今还颇有市场，“吹”得开去而“行”之甚通。吕布战了“三英”，顿时赞声雀起，名盖于世，而那些“人中吕布”的“吹”者均不愁其好处（尤其是同事、部下）；上了几回银幕，或出了一部新作，“吹牛”者流，便不惜笔墨写专访，不惜胶卷“拍镜头”，“吹”“名人”、“新星”、“新秀”者还何愁无“名”无“利”？于是乎，“新星”、“新秀”、“神童”们便“满天飞”。“被吹者”上了“天”后，“吹牛”者就不管了。盖因该捞的“名”都捞了，该获的“利”也获了，倘若“新星”、“神童”们从天上掉下来，他还在那里笑呢。

    （1989.6）

    舌头乱弹

    人生来都长有舌头。

    舌头怎么样？对着镜子张开嘴巴就知道。它是长于口腔下部的一个尖长形软体组织，表面覆以粘膜，里面有三种方向排列的横纹肌，因而是人体中活动得最为灵活自如的器官之一。

    人离不开舌头，尤其是它的重要生理功能。它一能舔取食物，帮助吸吮和吞咽，感受味觉。海产山珍、美酒佳肴皆靠它来品尝以道出其味；二能辅助口腔发音说话。人们的思想沟通、感情交流和从事演唱艺术，都靠它辅助完成。可以这么说，没有了舌头，人们就没有语言，只能是一群“咿咿哇哇”发叫的动物。因此，舌头是人体顶为珍贵的器官之一。人为了最严厉地惩罚人，便发明出最残酷的极刑之一——割舌。当年的安禄山就割掉了常山守将颜杲卿的舌，看你还骂“贼”不？

    舌头常常牵连着人的荣枯沉浮甚至性命。当初张仪耍舌头“说楚”失败，衣着褴褛归家，妻怜其状，仪曰：“我的舌头还在吗？若在，就不愁没出路。”果然，张仪靠着这舌头，磨出个“黄金万镒为用，车彀连骑，炫耀于道”那样的“连横家”的功名来。然而也有相反的，北朝名将贺若敦就是因那副舌头惹怒了严公宇文护，宇文护赐剑逼其自杀。临刑，呼其子弼：“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破弼之舌而出血，诫以慎口。可见，舌头的摇法不同，于人的命运也就不同。

    舌头对人的命运干系如此之大，使得人们十二分地讲究舌头之弄法，精心磨炼其硬度、韧度和灵巧度。于是这个世界上便弄出不少知名度甚高的舌头来。

    有一类舌头令人叫绝。譬如诸葛亮之舌，其硬度、韧度和灵巧度“最佳”。一副舌抵挡住江东一群舌，而且战而胜之。倘若换了别的舌头，那准要被张昭们驳哑，或被孙权赶出殿外，哪还会有孙刘携手，火烧赤壁的千古奇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是个舌头“最佳”之士，一生皆雄辩，他的不少名学说诸如“美德即知识”、“自知其无知”等皆出于辩论，给人们以理性的启迪。咱们中国有个鲁仲连，也是个舌头“全优”之士，一席“义不帝秦”，便吓得秦师后退五十里，避免了一场兵燹之灾。还有子产、晏婴、魏征的舌头，颜杲卿、史可法的舌头，林肯、卓别林、马克·吐温的舌头，鲁迅、彭德怀的舌头……都是呱呱叫座！因为它们毕竟使人们听到了实事求是的呼吁，真理、知识和智慧的声音。

    世界上却有另一类舌头使人蹙眉、恶心。譬如那赵高，也长着三寸舌，却能指鹿为马；李莲英的舌头善发“喳喳喳”之音，凭此深得老佛爷青睐，也凭此搜膏刮脂，坑人害国。那张仪的舌头也有点出格，摇一摇，滚一滚，“六百里”顿时变成“六里”！在西洋那边，则出有日耳曼种的戈培尔，舌头摇弄一万次，谎言也可以变为真理。这号舌头恐怕也是特制的，至少三种方向排列的横纹肌尤为发达，用咱们古人的话说就是“巧舌如簧，颜之厚矣”。

    人长舌头是生理的正常，上下翻动以辅发音说话是人之舌头的基本功能。舌越巧，功能越强。然而，不同的“巧舌”其社会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如鲁仲连、苏格拉底、魏征、鲁迅式的舌头是舌头的优化，或给人消灾弭祸，或为人激浊扬清，或带给人以知识的启迪。这是人类的一种造化，多多益善；而赵高、李莲英、戈培尔那“巧如簧”式的舌头一多，世界将是一场灾难。

    遗憾的是，今时有些舌头特别灵，能使领导者眉飞色舞，言听计从，个人得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一切都顺当；有些舌头专以拨弄是非为己任，说起人家的“轶事”、阴私，绘声绘色，滴水不漏；有的舌头则是“翻手为云覆手雨”，当面给你“一盆火”，背后却捅你“一把刀”；有的舌头则公开雄辩于市井，可以将错误说成正确，把事故说成功绩，亏损说成盈利，为私说成为公，浊贪说成清廉，成天吃喝玩乐可以说成是“为民操劳”，提拔夫人、小舅子可以说成是“内举不避亲”……

    我常常气愤，因为这类舌头确实被牢固地安装在今时一些人尤其是一些道貌岸然、头顶映射着光环的君子的嘴巴里。

    （1989.9）

    “立大志”与“做小事”

    人活着总是要立大志的，没有大志便无以成大业。“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要素。”巴斯德说得多好。

    然而，立大志亦并非等于成大业，还需要扎扎实实地一点一滴去工作。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著名美术大师常书鸿老先生便是此道的笃持者。半个多世纪前，这位在法国留学的年轻人发现敦煌艺术这个宝库后，毅然告别了灯红酒绿的巴黎，返回祖国，直扑黄沙漫漫的敦煌。40多年来，他一直以敦煌为家，含辛茹苦地做着一件又一件细微的壁画整理、挖掘工作，使敦煌艺术重放光彩，赢得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由衷尊敬。“立大志而乐于做小事”，“做小事以遂大志”，这就是常书鸿做人、奋斗的信条。

    生活中往往也有与常书鸿相反的一种人，其信条是立大志而不屑于做小事。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便是其“佼佼者”。有一位“作家迷”，创作规划做得花团锦簇，可就是沉湎在歌舞厅、麻将场中难能自拔，大著未得一字，小文不屑一顾，年复一年，马齿徒长，要想使之接受“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微”之哲理，恐怕很难。然而，你总奈何他不得，谁说我没有大志？

    不由想起那则古老的“一室与天下”的故事。东汉的名臣陈蕃，年少时居家庭院龌龊不已，其父之友薛勤见状批评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陈答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乎？”薛勤厉声反驳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薛勤之言，很值得天下立大志者深思。

    （1992.5）

    哈哈镜影像的变态

    儿童乐园中有哈哈镜，凡入“镜”皆变其形。于是择个礼拜日，合家前去瞻观。果真，我这个“瘦猴”便变成“猪八戒”，三岁的女儿却映成个“卖瓜婆”。这等奇乐异趣，使家中老少忍俊不禁，畅笑开怀。

    这毕竟是逗人乐的玩具。生活并非这个样子。然而生活这面大镜子，有时也会像哈哈镜般折映出类似如此的变形。譬如《儒林外史》中那个翟买办，在时知县“龙驾”面前跪着不肯起来，左一句“小的”，右一句“奴才”，甚是乖觉媚人，可转过背来便对僻乡穑夫秦老爹施威厉色，又是要“整治晚饭”，又是要索取“差钱”，这种在“龙驾”和“农夫”面前判若两人的“变形”便有点似照“哈哈镜”。《唐·国史补》记一朝官有雅望，一位名叫崔昭者求谒。此公看不起崔其人，为此斥骂门房的通报。“良久，束带强出”。不料须臾竟“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令秣马，饭仆。”连其夫人亦不解：“前何倨而后何恭也？”缘由相当简单：原来崔某不是来要饭的，而是来送礼的，“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缎千匹”。在外国，则有契诃夫小说《变色龙》中奥楚蔑洛夫这个人物，他处理一个人被狗咬伤手指头之案，开头便摆出架势，要给狗主人“一点颜色”看看，忽然听说这是某将军家的狗，便责备被狗咬伤的人。又有人说这不是将军家的狗，他那面孔又突变了，断然宣布：“这是条野狗！把它弄死算了！”后来经证实那狗虽不是将军家的，但确是将军的哥哥养的，他又对狗赞不绝口，夸它机灵，能一口就咬破人的手指头，接着又训斥那被咬的人说：“我早晚要收拾你！”这等面孔变幻术，活像那“哈哈镜”中人的标本！

    “翟买办”、某朝官式的“变形图”也好，“奥楚蔑洛夫”式的“换面孔”也罢，并不是娱乐性的哈哈镜之影像，而只能是一种变态人等在社会的“哈哈镜”中的映射。虽说两者“变形系数”是半斤八两，但它们所引起的“心理效应”和“娱乐效果”却大不一样。前者往往招妙逗趣，裨益心身；后者虽说也颇有几分滑稽感，但更多的还是令人欲笑而又恶心。

    （1987.6）

    人为什么下跪

    人在生活中的动作甚多，跪便是其中的一种。

    跪，《辞海》上说是“人两膝着地”。人类之下跪，始于何朝何代，才疏学浅如我者是无法考证的，只晓得《礼记》中有一句叫“授立不跪”的。可见，早在春秋时咱们的祖先已有下跪的了。

    然而，“人为什么要下跪？”几年前一位学生的这一提问竟一时使我语塞。

    事隔不久的一天，与诸友聚首，趁着酒兴，论及于此。A君说，人之所以下跪，盖因精神高度紧张所至。一语未了，顿时哄堂大笑。不料这A君不慌不忙地举出史实来。那是二千多年前的鸿门宴上，项王见怒发冲冠血眼圆睁的樊哙闯进营帐来，惊得双腿一蹬，“按剑而跽”。这个“跽”，便是现在的跪。因为那时咱们的祖先陪贵宾还是“席地而坐”。“坐”者精神紧张，便会双腿略挺，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跪。不过这已是汉时的事。在有了高级沙发、桌椅的今天，是绝对不会再有这码事儿的了。

    博古通今的H君却提出了他的“礼仪说”。人之所以下跪，乃为行其礼仪。其理由是，打从叔孙通制订了朝仪，文武百官朝拜君主都得下跪。跪便成了臣对君，子对父，徒对师，仆对主的一种礼仪性动作，凭此可以区分人的贵贱高下。当年的曾国藩给“老佛爷”汇报工作，一跪便是几个小时，虽手痹腿麻头昏耳鸣也不能起来，这是礼仪。相反，你不三跪九叩，那可是“大逆不道”，轻则杖三五十，重则身首异地！

    素喜“抬杠”的张君却推出其“惩罚说”，大意为大凡人要惩罚他人，必要令其下跪。旧时来公堂断狱审案，那犯人总是要下跪的。这种惯例，一直延绵至“辛亥”后，阿Q被官家押进厅堂，知是受罚，便双腿一软，“扑通”跪下。旧时的学校对犯规的学生也总要罚跪。

    以标新立异出名的李君则推出其“祈求哀求感恩说”，意谓大凡人在哀求或感谢他人时总得下跪。祭祀祖宗，祈求神灵赐福保佑，求签算命，无不是诚惶诚恐，以跪求灵。古时大户们逼债，贱民们总得下跪哀求，“再给宽些时日”；百姓下跪，“拦轿告状”，也多是哀求坐轿的为其申冤。一旦出现清官“为民做主”便千恩万谢总是跪。《水浒》中的鲁智深救了金老汉父女，那父女便跪着不肯起来。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哀求感恩”式的下跪。《官场现形记》中那个瞿太太，竟对着道台大人的干女儿宝小姐下跪。

    最后轮到F兄。这F兄往日平平无甚高论，这一回却石破天惊：“人为了活命才下跪！”论据当然有：当年邺县县令西门豹，相继将巫婆三老投入邺河。“又欲使廷椽、家长一人入趋之”，吓得那干廷椽、家长跪下叩头，直叩得“额血流地”，才算保住一条性命。《圣经》中的犹大，《红岩》中的甫志高、《红灯记》中的王连举，也都是因跪而留下性命的。记得那年报上一则新闻，说有这么几位当乡长干部的，为了保全自个儿身家性命，当着全村百姓的面向持刀闹事的歹徒下跪，一时使人扼腕沉思。

    “跪”（不含项羽式的“跪”）是不平等社会愚昧、专制的特产，思想扭曲的特产。人分尊卑贵贱了，信神信鬼思想扭曲了，于是总得“扑通”下跪。如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理应没有可怜的跪了。然而偏偏“眼不作美”，还会看到人类精神文明的火炬照耀不到的角落中形形色色的新的“下跪图”知恩报恩要下跪，烧香拜佛要下跪，祈求老天爷添丁赐福要下跪，责罚孩子要下跪，为了活命要下跪……

    （1992.8）

    大款空虚说

    现在一些大款花钱花得很吓人。一位北京大款用2万元一桌宴席招待广东大款，竟遭奚落。广东大款用6万元一桌回敬，而这位北京大款“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35万元，气壮如牛：“今天这桌，就照这个办”！还有诸如拿人民币制成爆竹炸着玩的呀，出手几十万点一首歌呀，比赛甩人头马酒之类的唬人事亦时有出现。如此夸富斗富奢侈纵欲之事，不由令人蹙眉感慨。这难道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如意人生”、“潇洒人生”吗？真让人大惑不解。

    近日读报似乎有了点答案。原来这些款爷们夸富斗富，挥霍纵欲，不是因为别的，只缘思想“病灶”发作，精神空虚也！深圳有位早期股市且大发特发暴发了的款爷，整天除了花钱还是花钱，啥事也不想干了。此公每天除了三两个钟头打电话操纵股票买卖之外，就是泡在宾馆酒楼里喝酒一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对朋友说他空虚极了，“空虚得有时真想自杀了事”。没有精神寄托了，人还怎么活？

    “空虚”，又“空”又“虚”，活着已无多大意思，说通俗点儿，是“活腻了”。俄国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无不是精神空虚、玩世不恭地“活腻了”的“多余的人”。如今这些夸富斗富纵欲的大款们毋庸置疑是当代中国的“毕巧林”、“奥涅金”。他们活得发慌，精神贫困得一无所有，只剩下大把大把的钱。

    与这号奢侈，斗富，纵欲的大款相反，思想健康，精神实在的企业家无不是生活简朴、勤俭敬业、艰苦奋斗的。加拿大的最大富豪肯·汤姆森，在全世界资产榜上名列第八，1991年他拥有的资产超过77亿美元。可这么一个大富豪说，“乱花钱是一种罪恶”。美国超级富豪威尔逊，在全球拥有连锁店1646家，财产多得不可计数，但他同样生活简朴，他的一日三餐照旧是太太动手。用他的话说是：对我来说，一元钱仍是重要的，我绝不会浪费。一些君子型的企业家，往往志存高远，宏图在胸，日理万机，运筹帷幄，集中资金扩大再生产；一些心系天下，情操高尚的企业家，富了不忘国家，不忘家乡，将大宗资金慷慨无偿地贡献给国家、家乡的文化卫生教育等公益事业。早年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临终前把其生前全部资金献给祖国教育事业；如今的港人大亨李嘉诚、曾宪梓等，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在大陆办教育事业，其形象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者。精神空虚得自杀了事的“款爷”们与之相比，只能是高山下的一堆粪，为人所不齿。

    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晋朝，曾出现过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丑剧“石崇斗富”。如今，这号丑剧又由某些大款继续演出，实在是文明社会现代人所不堪入目的。纠正这些被扭曲的灵魂，填充其虚无缥缈的精神空间，除却这些秽不可闻的精神垃圾，国人任重道远。

    （1993.11）

    （第三章）耳边麻将劈里啪啦

    麻将，国产牌娱乐用具是也，此玩具未知何年何月何人发明，但早已是源远流长，众所周“乐”。论品位，此物是并不亚于桥牌的玩物之极致。136只，只只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春夏秋冬”“梅兰菊竹”什么的让你品足文化味。麻将。好玩更耐玩，有如万花筒式的变幻无穷，又如山间飞车峰回路转，让人入趣入迷而不知疲之将至。打麻将使人反应敏捷，思维缜密，智商提高，大脑得到一种良好的锻炼和完善，国人大可热忱参与，心身投入。麻将岂止是国人所兴，就连东洋日本也热中此道，某些大学还将打麻将列入必修课之一哩。

    大概是国人都晓得麻将之文化裨益吧，麻将声于是乎在里巷乡间楼堂馆所劈里啪啦地响将起来。每年回老家过春节，大堂小堂左邻右舍尽是麻将世界，劈里啪啦通宵达旦没个完。去老家串门，只见一拨拨熬红了眼睛的麻将友在专注鏖战，亲一些的能对你点点头打个招呼，算是很有礼貌的了；倘若是疏些的或是输得惨的，哪里还理你这个茬。夜里到过不少机关大院，但闻四下一片“大弦嘈嘈，小弦切切”式的麻将声。那次出发到A县城，夜宿一友人宅。对门麻将声大作，直至深夜扰人清梦，不由心烦言怨，友人见状，好言安慰道，过了三更便会安静的。谁料三更过了，不但牌声依旧，而且争吵声声，拍案踢门摔瓶子什么的令人心跳。第二天清早，听友人说，昨晚那帮麻将友们大出拳脚打起来了，出来的男女们个个鼻青眼肿。有什么办法，谁叫你赢个过瘾和输个精光。其实，这打得鼻青眼肿的还算小事呢。不久前回乡里听见这么一桩麻将趣事：一男士搓麻将搓个三日六夜，输个精光，无奈只好将那辆“铃木王”125给当了。妻子闻讯，赶到麻将场骂了几句并打了这男士一耳光。赌友见状，山呼万岁，奚落声大作，后此男子羞赧无地吊死在后山林中一棵栗树上。说实在话，天底下因搓麻将出卖家当、打老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知有多少？

    打麻将会打出鼻青眼肿、妻离子散，毕竟还是一家子之事，而此事对国家对社稷来说同样害之至深，祸之至烈。有一部叫《夜来麻将声》的电视小品，令人抚膺沉思。某银行办事处主任夜里无趣，麻将瘾大作，则急召一职员和一出纳前来“搓”玩。然而“三缺一”怎么办？主任想到了守门的老头。老头说他重任在身，焉能离岗。主任说什么重任不重任，搓一下麻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搓”十几圈，那职员输了个精光，欲退场回家。主任不依，便批条子让出纳员去金库取公款借给那职员。麻将大战算是美美地打下去了，然而祸从天降——大门失守，金库保险柜没关紧（出纳员因精神紧张，仓促之间没把保险柜关牢）而让盗贼乘虚入室作案。窃走数十万元现金。主任，出纳、职员等人于是乎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坐了大牢。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齐东野说：某家全家十口人，公婆儿子儿媳姑嫂全都上麻将场拼搏，连剩下那个保姆也丢下幼婴看热闹，那幼婴不晓人事爬着爬着掉进了院里的大粪坑，一个万人唾骂的悲剧就这样发生……

    写至这里，不禁心里发毛：中国，为什么这么多麻将声？记得有这么一句似歪而正的“戏说”“不在麻将声中崛起，便在麻将声中沉沦。”这不是偏激忿世的“危言”，而是直面社会的真话。

    （1994.2）

    庸俗和丑陋

    去年写过一则《悲壮和伟大》的随笔，对体育运动史上诸如高峡漂流，攀登世界屋脊或悬崖峭岩，只身泅渡海峡之类的壮举，发出心中的感慨。人类永远怀有这么一种探索求新感、英雄感和征服欲去竞争、探险、冲刺和拼搏，尽管这些探险和拼搏是要付出代价乃至生命。倘若有人为此而死，其死之悲壮、精神之美丽是令人讴歌的的。

    然而生活中还有些竞争和拼搏给人的感觉总像吞了苍蝇般的讴歌不起来。譬如为了那么一笔巨款而不惜性命跳高楼，其得奖者的形象与大河高峡漂流或攀登世界屋脊或峭崖陡壁者相比，未免要灰暗、苍白。记得儿时看过比赛吃猪肉的，上山下乡时见过“打食赌”——比赛吃饼干的，如今都成了生活的笑料。谁知，在人们精神生活丰富多彩且日趋高尚的今天，竟然还有这种庸俗丑陋之事！有一则《3瓶啤酒+1分6秒9＝9999元》的文章，说的是在某市首届啤酒饮酒大赛上，一选手以1分6秒9喝下了3瓶啤酒而荣膺金奖，拿走9999元奖金。然而与此相伴的镜头是，不少选手当着数千观众的面喝到一半就满口喷酒，有的当场呕吐，一片狼藉。更有多数选手痛苦不堪，丑态百出，有的挺着透湿、凸胀的肚子，两眸凝重望着瓶子发呆。而观众席上哄笑声、喝彩声不绝于耳，够刺激的了！

    然而，能够光怪这些为拿9999元而拼老命喝，直喝得迷迷瞪瞪，凸腹呕吐，狼藉不堪者吗？追根溯源，使人很容易想到这玩艺儿的发明者和主办者。为了让自己的啤酒“走向××”，为了轰动效应，为了别开生面，为了寻求“够刺激的”，为了那可观的“门票收入”，哪管你凸腹呕吐、迷迷瞪瞪、狼藉出丑？倘若这“饮酒大赛”饮出了“呜呼哀哉”之类的事来，这主办者的责任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如果说不法分子是“谋财害命”，而这等庸俗丑陋的恶作剧无疑是“耗财害命”。

    说老实话，时至如今，“大赛”实在太多了。而在五花八门的“大赛”中，还有没有像“某市首届饮酒大赛”这样丢人现眼，俗不可耐，丑不可睹的呢？难说。

    （1994.1）

    妒嫉痛苦论

    记得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里那位头颅和两眼都大得出奇的阿狗，当你的成绩下降或不如他时，他就兴高采烈地与你亲热、玩耍；相反，如果你的成绩优异或超过他，他就昂首板脸瞪眼不理你，还在你的背后叽叽喳喳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是之类的坏话。过去，常为此莫名其妙，长大后才明白，这叫妒嫉。

    妒嫉的感觉就好像吸鸦片，越吸越让你成瘾，嗜吸且一刻也离不开。倘若离开，“烟瘾”的痛苦会将你折磨得半死不活。

    然而，我说妒嫉未必都轻松，都满足。而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痛苦——人家胜于他强于他，就心如刀割。现代医学研究成果表明：妒嫉是一种病，病人往往是“痛苦中枢”受到强烈刺激而出现胃口差，情绪低，胸闷郁，肌肉松弛，外周血管收缩乃至“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凶此应及时对病者付诸医治。不难设想一个人一生如果陷于妒嫉，一生就要受尽其“病魔”之折磨，“为妒消得人憔悴”，最后会落得个胃肠病，心血管疾患或什么病来的。

    妒嫉不但“不得好活”，往往还“不得好死”。易卜生剧本《海达·高布乐》中的将门之女海达，因往日的浪荡情人劳夫博格的“浪子回头”变好了，重新振作奋发，写成许多文学作品而在心头燃起了熊熊妒火，于是设计相害，巧让劳夫博格自杀。无奈后来真相大白，其恶行被丈夫及世人所不齿，绝望之中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以自毁。《西阳杂俎》中载，晋人刘伯玉的妻子，因丈夫夸赞《洛神赋》中的洛神很美，便妒心大发，一怒之下，投水而死。临死前还恨恨然：“君何得以水神美而轻我？我死，何愁不为水神？”妒嫉，会毁灭他人，然而却往往先毁灭自己。

    妒嫉，是人的一种不幸。人家出类拔萃，不钦敬三分，奋力追赶也罢，偏要将自己身心折磨不得好活，不得好死，何苦呢？“好”归人家，痛苦和倒霉归自己。从事这种“痛苦的事业”者，恐怕未必如蠢猪吧！

    （1991.4）

    “缺陷”与“缺德”

    人群中常出有生理缺陷者：瘸腿的、瞎眼的、塌鼻的、秃头的……“生理缺陷”虽是有之“不完”、“不足”，但也未必都为此自悲。法律并没有规定缺陷者为“劣等公民”，瘸腿者可以“立德”，瞎眼者可以“立功”，塌鼻者也可以“立言”。

    然而世界上往往有这么一类人士养成这么一种癖好：将瘸腿、瞎眼式的生理缺陷者视为“劣等公民”，将人家的缺陷当做笑料谈资，以促进自己的身心健康。《阿Q正传》中那群“闲人”便是一例。记得小时，老家的阿七常常管南村四公叫“独眼龙”（四公天生一只眼睛）；将面部经常性“抽筋”的三伯叫“歪嘴公”（抽筋时嘴歪口水流），那时觉得煞是有趣儿，也跟着叫。长大后才晓得这码事儿实在是一种缺德之举，要不得。

    小孩子诮骂他人生理缺陷虽为“缺德”，然毕竟情有可原，小孩子总是“年幼不更事，打屁股才长大”的。而倘若知书识礼，满口“之乎者也”的君子也持之此道，那就不妙了。史书上确实也载有士子文人失之此道的。南北朝有个叫王伟的文人，投靠南梁叛将侯景。一次，为侯撰写讨伐湘东王萧绎的檄文，檄文中有这么两句：“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萧绎）一目（萧白幼瞎了一只眼），宁为赤县所归？”以优美的文笔来攻讦人家的生理缺陷，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属罕见。

    不过，攻讦诮骂取笑他人缺陷，“过瘾”是“过瘾”了，然而其后果往往不妙。那阿七为四公的儿孙们痛打不说也罢，单表王伟这小子，后来却因侯景败而落入萧绎之手，萧本想饶恕他，但想那檄文之中的那两句，怒从中生，下令给此公下了如此酷刑：“使以钉钉其舌于柱，刿其肠。仇人脔其肉，倪而视之，至骨方刑之……”后人评说此事为“恶有恶报”。

    人，当有这么一种品德，“以心比心”。自己觉得痛苦的勿加于人。世界上有哪一位瞎眼的愿意听到人呼之“独眼龙”？又有哪一位秃顶者喜欢人叫他“×秃头”？难怪那个满头癞疮疤而又好胜好强的阿Q一听到“光”呀，“灯”呀、“亮”呀的字眼便怒目圆睁。记得念大学时一位身高只有1.5米的同窗每当听到背后有吱吱喳喳说其矮时，手里操有什么就甩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向人家砸过去！

    人出现“缺陷”，已是一痛苦事，对人的缺陷攻讦、诮骂和取笑，无异于在人家旧刀痕上添一道新伤，这对于他人之人格乃是一种莫大之辱。这种人虽然生理上没缺陷，然而心灵上是莫大的“缺德”，而“缺德”比起缺陷者来说还要可悲。那道理也简单不过：生理缺陷者，毕竟还是人；而心理缺陷者，则离“人”相去甚远了。

    （1989.13）

    阿Q阔了以后

    阿Q真的阔了。除了镇长难当外，该有的都有了：彩电、雪柜、洗衣机、音响、空调、电话、冷暖健身浴池、米黄色小别墅、奔驰车……当然，老婆更早已有了，不过不是吴妈，而是脚比吴妈至少小三倍的摩登女郎。

    沧海桑田。昔日衣衫褴褛睡土谷祠的阿Q，已是一位身着华衣，腰缠万贯、十万贯的个体专业户了。

    阿Q之阔，得感谢改革开放和富民政策，让他时来运转。刚承包时种二十亩地，便像先前那样“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赤着身子去干（注意：这回并非无衣穿，也不是睡土谷祠）终有好收成。有了人民币，便可“调整产业结构”去从工经商，于是乎搞运输做建筑，如今已是位前呼后拥的董事长。真是天时地利加人和，“运来了，山都挡不住”。

    人一阔，脸就变。谁说的？鬼晓得，反正是永恒的真理。

    阿Q阔了以后，首先想到的是要雪先前“不配姓赵”和被揪打磕响头的奇耻大辱。然赵太爷及闲人们早已作古，今时又不兴伍子胥式的鞭尸。在报纸、电视上声明恢复姓赵又太庸俗小气。于是想起了摆阔。摆阔胜于平反。于是给某个大作家五万十万什么的，要他好歹写部“阿Q奋斗记”什么的在报刊上吹吹；或设筵宴X席请本埠父母官及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们，开个“阿Q新闻发布会”，参加者还当有本埠之父老，赵太爷、丁举人的后裔们，还有小D、王胡的子孙们（可惜吴妈和小尼姑也已作古）通统都请来，让他们看看俺今日之阿Q。

    阿Q阔了后的第二件事就是讲究美的享受。首先是食的考究。喝应是“千红一窟”，饮当是“万艳同杯”，吃要是“半江沉月”。其次是睡，今时的“席梦思”已不算高档，且来一张先前乾隆式的龙床过过瘾。再就是“精神文明”，并非要看《红楼梦》、《天鹅湖》，也不乐于鱼虫花鸟棋琴书画古玩，喜欢是黑灯下美人儿的细腰大腿以及与美人儿细腰大腿有关的风流声色。这还算俗的，与同行到酒家作乐，喝人头马不要杯，每人身后一个妙龄陪酒女郎，女郎的手心就是酒杯，那才棒哩！阿Q想，阔了就得像个阔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阿Q阔了后的第三件事便是以“阔”养“阔”，首先得更新观念，更新手法请“官”吃饭。有时可上山珍海味龙肝凤胆，有时干脆来别开生面的：或一大碗汤中漂浮着用大面额美元叠成的小船、或一盘菜中放着闪闪生辉的金戒指，吃不得而任你拿。其次还得学会“踏门”和“掉包”。“踏门”便是常踏主管的“爷们”之门，要“踏”得巧踏得顺理成章；“掉包”，就是善在爷们的门下“掉”下红“包”、黄“包”、大“包”、小“包”或什么“包”。如此这般，“投资项目”打足了“基础”，“阔人”也就做稳了。

    “今天是我阿Q的世界。”阿Q得意洋洋。是的，今时是我阿Q，再也不是先前那个满头癞疮疤，赤膊抓虱子蜷睡于土谷祠的不配姓赵的阿Q，也不是被闲人们揪住辫乎猛碰响头便叫“打虫豸，好不好”，解痛后又到酒店买醉酣睡的阿Q，更不是见了吴妈就想“该有个女人”，捏小尼姑脸颊而聊以安慰的“断子绝孙”的阿Q！

    阿Q阔了，阔得潇洒风光人皆刮目。鲁迅先生专为阿Q立的“正传”似又有了续篇。然而在九泉之下的先生若有知，怕又要扬起那冷峻的剑眉……

    （1989.2）

    看戏乎，看肉乎

    记得十几年前，不少上了点年纪的人为电影电视上出现女人裸体袒露的“见肉的镜头”而大惊小怪。一位大伯面对脱得差不多光了的一对恋人在海里游泳嬉戏拥抱接吻的镜头，不由“哼”了一声赶紧闭上了眼睛。

    现在，一切都坦然了。裸的禁区早被冲破，“肉镜头”不再简单地归入“秽”的一类。裸有裸的艺术，“肉”有“肉”的美观，这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明。前几年京华举办的人体摄影展览，轰动华夏，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裸”的禁区既然突破，于是乎这玩艺便也驰骋开来。少女在浴室中似裸非裸的朦胧的“肉镜头”，光脱脱的男士和“三点式”女士扭在一块的“肉镜头”便多了起来。盖因在电视高度发达，人们观念高度追新的今天，电影的卖座率往往降低，而场场爆满或卖座率达60%以上者，大多属于有袒胸露臂性感妩媚的女郎出现的爱情劲片或生活劲片。正是这些“看肉的戏”培养了一批“看肉迷”非性感不过瘾，非“肉戏”不入座，没有那么几个美人儿脱得半裸、全裸什么的劲镜头，干脆上舞厅玩卡拉OK或搓他几圈麻将。

    “看肉”惯了难免要出现“看肉”之奇观。某话剧团在某一县城演出名剧《情人》，剧院门口卖剧情说明书的人差点被揍一顿。个中之原因在于，“说明书上明明印着裸体女人，为啥演出时没有？”“骗我们啊，不许卖，不许卖！”怒吼加拳头，卖说明书的只好落荒而逃。南海边上有一个小城，邀请方在《情人》大幅剧照的女主角丰满的胸膛上贴了一张白纸，上书曰：“儿童不宜”，令许多“肉迷”之士怀着热切心情前往观看。谁知事与愿违，有人便向台上扔香蕉皮饮料罐壳，还有人跑到台上去坐在剧场中那张床上不肯下来。这等“看戏”之意不在“戏”的大爆发顿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出现这等“看戏乎，看肉乎”之奇观，当然不是无缘无故。想来是咱们某些摩登文明透了顶的观戏先生，其审美情趣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偏斜和失衡，惟“裸”是乐，惟“肉”作美，非“裸”非“肉”不看，以满足那俗不可耐的性情需求和刺激；再就是咱们有些编电影、电视、戏剧什么的，为迎合某些先生的低级趣味，一味向“裸”化、“肉”化倾斜，不是突出“露蓬蓬”的性感，就是追求一览无余的吻戏之类的“劲镜头”；或以“肉”呀、“裸”呀作诱饵，只要观众来买票，哪管个中“裸”与“肉”兑不兑现。如此以“裸”招客，以“肉”取宠，能不挨一顿拳头和饮料罐砸乎？

    其实，要消除这等俗得要笑掉牙的“看肉”奇观也并不难：咱们买票看戏的、做戏的、张贴广告的或卖戏情说明书的都要高尚一些。

    （1993.4）

    孝子·美名·丧财

    有次回老家，但闻村南管弦阵阵鼓乐喧天，一问邻里，方知儿时好友今时的万元大户正在为其母治丧，其场面壮观，气派超人，光宴席开了七八十桌，亲朋好友男女老少直吃了三天，灵堂中置灵柩五天，请了道士数名，吹鼓手十多人，吹吹打打几昼夜，这“孝子”还在哀乐缭绕中披麻戴孝，送葬时，三辆面包车五辆小轿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一路上放鞭炮，燃黄烟，点冥币……

    中国人素讲“孝道”，“孝悌乃忠义之本”，而咱们的国人又多是“孝子”。为父母治丧，寄托子女哀思，缅怀其德，以尽孝道，当然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传统美德。然而，像我友那样披麻戴孝，大杀三牲，广宴亲朋则未免有点滑稽。鼓乐喧天，管弦齐鸣，觥筹交错，分明喜气冲天，哪有半点儿“哀”味？更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平日里虐待父母者，往往办起丧事来最积极最煞有介事，气派超人，借此以获“孝子”之美名。

    铺张排场，当然是受人“嘀咕”。然而更多的还是那“贴耳朵”的嘀咕声：“这回人家可要发丧财啦。你看，七八十桌酒就是七八百人，每人少说收五十，不就三四万了。还有厅堂内外置的那些糕饼挽联布料什么的呢……”

    “发丧财”一语，听得心头震惊。常听人说发什么财，可“发丧财”还是头一回。世界上确有打着圣洁高尚的旗号捞名获利的，今时这“做孝子”的我友，不就实实在在地捞了一回“美名”，获了一场大利么？倘若九泉之下的老母得知这不肖之子用自己的亡灵来捞美名，大发“丧财”，该会如何感叹呀！

    富了，发了，“物质文明”上去了，而“精神文明”却如何了呢？我不由为我友感到悲哀……

    （1991.8）

    另一种文盲

    在电视还是稀物之年头，隔壁的孙二婆，常携孙儿过来看电视。一次，电视放出一部故事片，因未能看其片头，便敬问二婆是何名？答曰：“刚才电视上有一大群字，我不识得，反正是打日本鬼的哩。”电视虽看得“过瘾”，可孙二婆看不懂电视片名且乐也陶陶的样子，却引起我的遐想。

    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命运是相当悲惨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斗大的字认不上两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文盲者众多并不足为怪，二婆这样的文盲，在旧社会又何止千万！二婆文盲，毕竟是旧社会所造。二婆在文盲的可悲之中毕竟倒还有劳动人民勤劳、俭仆、诚实的可敬一面；而真正值得怜悯的倒是另一种“文盲”。有些后生晚辈，也曾有过几年“寒窗”，字也识得几大箩筐，于是就成天价泡于“扑克”、“骨牌”、“麻将”、“迪斯科”中难以自己。又说“读书”罢，便觉新奇，往往是“济公”的故事背个滚瓜烂熟，琼瑶的书说得“滴水不漏”，可就不知道《阿Q正传》的作者；能道出传记中某影星的双眼皮有几毫米厚，却不晓得圆周率“兀”如何读！

    还有新奇的。杨绛老师那本记述世界著名学者钱钟书的书，本想扩大发行，不料卖书的只肯代售两千册，理由也简单：它不像琼瑶、济公、“武打”那类书“热”而畅销（其实“琼瑶热”也正在“退”）。并不是说济公、琼瑶的书有什么不好，而是说在阅读志趣、文化程度、欣赏能力方面还总是“曲高和寡”，不然，就不会有人从《钱钟书》的销路进而提出要易其名为《干校女侠杨绛三戏管锥道人钱钟书》了。难怪一位学者要说：“我们中国就知名度而言，钱钟书恐怕比不上济公”。这难道不是比孙二婆更值得怜悯的另一种“文盲”吗？

    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无疑在于全体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二婆”式的文盲会逐渐消逝，倒是眼下这另一种“文盲”还着实令人忧虑。

    （1987.4）

    美人儿的魅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这首《赤壁怀古》，写得何其壮阔雄奇，奔放豪壮！然而，词中居然夹有这么一句娇滴滴艳兮兮的“美人辞”“小乔初嫁了”。

    以美人来渲染、“刷色”英雄，使英雄更放光彩，此乃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写作之传统艺术手法，也是作品具有魅力的妙道之一。其缘由也很简单：美人儿具有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魅力。“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悄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东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采桑女罗敷的形象就具有永恒的天然美和艺术美，千百年来一直震撼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希腊神话中有一位绝世美人海伦，乃古希腊斯巴达王国之皇后，其倾国倾城之魅力惹得土耳其半岛上特洛伊王国的青年王子帕里斯神飘魂荡，不择手段携其私奔。希腊人以此为奇耻大辱，遂兴师与特洛伊人发生空前大战，终将美人儿抢回来。战争进行到第十年时，这位美人亲自出来劳军，战士们目睹其风采，失声高呼：“我们为她再打十年也在所不惜！”

    外表美是人类“美”的一种。外表美给人的魅力，滥觞于人类的文明思维和审美情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云想衣裳花想容”嘛。欣赏蒙娜·丽莎的画像或维纳斯的雕像，无人不心旷神怡；在西施，王昭君面前，人的灵魂将溶解一半！世界上有谁喜欢找丑八怪作老婆？普遍的现象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美人儿的魅力岂止在书本，更多的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男士）见了美人儿，心动骨酥笑脸绽开，献上一片殷勤；然倘若对面是个“混浊须眉”，则冷若冰霜，爱理不理。同样是一件事情，男士去办，披荆斩棘尚不能办妥，然一旦改由美人儿去办，则亨通顺当马到成功。难怪生活类杂志彩色封面上七成是美女。

    美人儿有魅力，于是便有人广拓领域，大做这码“魅力”的文章。杂志，刊物要想名气吗？请来美人儿；明信片，挂历要畅销吗？请来美人儿；月饼，香肠要打入市场吗？请来美人儿；要想“攻关”亨通吗？请来美人儿；要想剪彩、颁奖仪式或要会场满堂生辉吗？请来美人儿……日前看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一个“美人儿”和一个公司的事，某濒临绝境的企业与外商洽谈合作之事，对方指名要总经理身边的那位“沉鱼落雁”的女秘书单独前往办理“盖章手续”。谁知那美人儿貌美心洁，拼死拼活不答应，苦得正副经理三人“扑通”一齐跪下叩头哀求，美人儿无奈，只好如约前往，公司于是得救。“没有美人儿就不能搞活，没有美人儿就不能盈利，没有美人儿就没有我们公司……”难怪在今时的“公关大军”中，“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式的美人儿就占去了八九成。

    想到这里，禁不住要发笑，美人儿岂止是美人儿，还是伟人儿呢。倘按这美人儿万能论发展下去，日后新办什么公司、协会，会不会请西施、海伦去当经理主席；敌寇打进国门，会不会让罗敷、杨玉环去将之抵挡，将之“熔化”呢？

    唉，美人儿的魅力……

    （1993.2）

    又说“出国驮尸”

    去年写了篇《出国驮尸》的杂文，投诸报端后便石沉大海。是否太“迂腐”了呢？不知道。写杂文的“文兴”据说是不能泯灭的，可不，这回又来了。

    说“出国驮尸”，当然是以“出国勤工俭学”为由头。先说“出国”，前一阵比什么都“热”，去时“阮囊羞涩”，回时腰缠万贯，彩电、雪柜、“红头马”、“八大件”什么的都有啦。再说“勤工俭学”。“勤工俭学”又名“半工半读”，“读”是学习，学洋文、学洋技术、学洋管理方法；“工”则是到洋老板那里做“简单劳动”如守门、端菜、扫地、洗碗、送报、洗厕所什么的。

    何谓“出国驮尸”？此乃来自东洋扶桑之趣闻。意为中国人东渡日本为日本人驮尸。原来这东洋多的是摩天大楼，东洋人的命也偏偏值钱，死后得出钱雇搬夫将尸体驮入柩车，于是便有“勤工俭学”的中国人“包”过来干了，据说这报酬甚为优厚。那尸，咋驮法？不说不知道，说你吓一跳。从几十层摩天公寓上驮（按要求为半背半拖让死者竖立以示尊重）着百多斤的尸体，沿着几百或上千个阶梯“步步低”下来并搬进灵车，中途不得休息（盖因东洋人忌“过路尸体”逗留太久，以为不吉利）……

    看官：日本的摩天公寓皆有现代化电梯，何不用之驮尸下楼？原来日本人也像咱们老祖宗那样信“鬼”、信“命”、信“运气”，电梯装运尸体，日后乘电梯的人可要倒霉！电梯驮不得！只好由人来驮了。谁来驮呢？尊贵的东洋人不干，对不起，谁愿意干，我给你钞票！

    今时国门敞开，“热眼向洋”，走向世界已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大趋势，出国留学、经商乃至勤工俭学当然是兴邦强国的大好事，问题是怎么“学”，怎么“工”，倘若挂着“学”的美名去专驮东洋电梯也不给驮的洋尸，以期多捞几张洋钞（“学”已名存实亡）那就有点“差矣”。

    本埠几位友人自东洋归，皆提及“勤工俭学”生活，学习之余，去扫地、送报，洗碗，冲厕所……困顿难熬。然我总鼓励其咬牙熬住，人生在世须奋斗，“苦尽”方有“甘来”。然对“驮尸”之事我还是毋敢苟同。我常担忧：有朝一日，日本人的“驮尸业”（或类似于驮尸一类的“业”）全给咱们中国人“包”了，那多没意思！

    （1989.9）

    面子

    生活中常常出现同一个人两种面孔之情状：听表扬赞颂时，眉开眼笑，神采飞扬；而挨批评闻逆言时，眉皱额蹙，面烘耳热。作祟的不是别的，而是“面子”。前者面上光彩，后者面上灰暗无光。

    人总是爱“面子”的。譬如娶老婆，总要娶个好看点的，娶了个麻脸婆，岂不“丢脸”。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一对城里的干部对膝下千金要嫁乡下佬死活不答应，想来也是过分的“面子观”在起作用。同事、同志之间的“批评帮助”何以婉而转之轻描淡写？还不是给“面子”之缘故。台湾杂文家柏杨在一篇演说中说，当了大官者往往怕老婆，盖因老婆最掌握其丑秽事，一旦“公开”，“面子”往哪撂；当年大清帝国与西洋人打交道，曾因皇帝接见洋人时洋人跪还是不跪、跪的方式、步骤等发生争执，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双方各退一舍，以洋人单腿下跪而告一段落，可见“面子”不但对于个人，有时对于国家也是至关重要的。

    “面子”是要讲的，但过分地讲便多数要出闹剧或什么“剧”来。一位男士与妻子打架，被妻子打得落花流水，无奈急钻于床底下。妻子挥棒喝道：“看你出不出”？男士答道：“我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就是不出！”被打得钻入床底，还死撑面子，这个家庭非要闹僵不可。死撑“面子”害人误家，其事尚小；倘以此道来治国理政，祸则烈矣。明末那位“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相”的多疑皇帝崇祯，明知给名将袁崇焕治罪“乃冤案错案”，但却放不下“面子”“袁崇焕呀袁崇焕，朕杀你虽委屈你，但不杀你焉能维护朕帝王之威仪？”结果还是杀了。战争狂人希特勒指挥百万大军，思维混乱，错误百出，但他是“一面正确”，一言九鼎，江山可丢，“面子”不能丢，结果弄成饮弹焚尸之结局。值得一提的是，被录入“中国现代名人”之列的蒋介石，也有可笑的“面子”之悲剧：为了自己面子，居然不惜十万大军将士之性命。1948年，蒋军驻守的长春已像一颗孤悬的棋子，其驻军司令官郑洞国将军提出放弃长春，保存实力，然蒋硬是不干，因为这是让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前丢面子。结果，解放军大兵压境，将长春团团包围，10万官兵厄运难逃。这个爱面子的人终于在全世界丢尽了面子……

    虚荣是人类的一种可怕的情绪，死撑“面子”则是虚荣之极致。如果说，“虚荣对于浅薄的人来说最为适合”，那么，视“面子”为命根者最为浅薄。“死撑”面子往往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摇篮，同时又是一种傻子的乐园（西方谚语）。死撑“面子”者在得到（或保持）那一片赞美声恭维声的后面，往往在蕴伏着一种未来的悲哀。

    人应扫一扫自己的过分神圣的“面子”，这玩艺儿说不定哪一天会害苦你乃至害死你的。放下神圣面子的人，将赢得更多。

    （1991.3）

    笑话琐议

    人们常常把“能引人发笑的谈话或故事”谓曰“笑话”。讲笑话，是人类精神文明发达的表现，作为一个现代人尤其如此。与卓别林、海明威、侯宝林们对话，无不是在服“开心剂”。相反，人群中尽是终年伤愁如祥林嫂者或整日板着睑孔，除了训人还是训人的贾政、赵太爷、卡列宁们，世界将是个什么样可想而知。不懂得说笑的人，用契诃夫的话说，便是“没有希望的人”。

    “笑一笑，十年少”，笑话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和裨益，谁也不能否认。有这么一则“笑话”，众人坐于会客厅，刻板呆滞无语，空气近于凝固。忽然来了熟客，“各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众人被逗“活”了，纷纷追问。“今天是星期三”。“哈哈哈……”哄堂大笑。笑话给人们带来的往往是欢情妙得，乐也融融。

    讲笑话需要“肚才”和修养。刘姥姥进荣国府，一句“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便令宴席上的人笑得呛饭喷汤，前俯后仰。刘姥姥老人家说笑之技艺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却忽视了“综合效果”的因素：有悖于医学养生之道，吃饭时让人家呛饭喷汤，那食道呼吸道是要闹出岔子来的。可见“肚才”修养之深浅，对笑话的艺术性、科学性干系甚大。

    “肚才”不足，才疏学浅，口难出笑话，这似已成定论；但有时怕也未必。隔壁的大狗常闹“笑话”。一次，几个朋友在谈论罗曼·罗兰的名言如何精彩时，这大狗忽然插了进来：“可不，你看人家罗曼和罗兰两姊妹多团结，说话、写文章都在一起。”听者大哗！单位里那位合同工，听人闲话苏轼诗文如何称雄古今，便也来“抢镜头”“苏轼厉害是厉害，我看我还比不上苏东坡呢！”众人笑歪了鼻！

    还有另一类“笑话”。“文革”时某造反派在大会上高念：“红丹丹（红彤彤）”、“吃果果（赤裸裸）”和“享享教导”（谆谆教导）惹得台下大哄，有人指出其错，可恼了这位造反爷：“呸，臭老九只会咬文嚼字，简直是吹毛求庇！（疵）！”一语未了，台下早已翻江倒海。

    其实，“罗曼·罗兰两姊妹”也好，“红丹丹”“吃果果”也罢，均不能跻于笑话之列，它们离《辞诲》所说的“笑话”之内涵还差得远矣！然而它们又总是那样令人捧腹，不谓之“笑话”便无以名之。也许，他们启齿时比阿Q在砍头前的“画押”还要认真严肃呢，无奈是不学无术，胸囊空空如也，以至出乖露丑，贻笑大方。讲这类“笑话”的人儿，同贾政、赵太爷、卡列宁们一样，都是“没有希望的人”。

    （1988.4）

    吃老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少年”。青年永远是最有生气有希望的一代。

    19世纪的伟人恩格斯说过，一个时代的精神，往往见于青年一代的精神。20世纪的伟人毛泽东曾将青年比作“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然而，我却看到当代中国的一群没出息的青年——“吃老”的青年。说来让人生气。牛高马大了，就业拿工资了，居然还要父母养！对门那个小愣子，工作几年，每月工资上千，可就是回家“吃父母，住父母，穿父母”，不交丁点儿生活费。这码事儿在人家国外可是让人笑掉牙的。而在咱们中国却司空见惯。

    有一份资料，完全可以成为咱们下一代“吃老”的佐证：某市对十个居委会百户家庭进行调查，得出结论：86%的家庭中，子女的消费大大高于父母；60%以上的家庭子女的衣食住行支出要由父母赞助，而光靠丁点儿工资或退休金的父母们为了子女们的高消费在勒紧裤带拼命赚钱。

    有一部电视剧，写一个老干部养3个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分有房子了，可谁都挤在父母家不肯搬走。何也？谁搬出谁吃亏。可在人家外国，总统的儿子失业领救济金，富翁的后代端盘子打工却是经常的事。

    活见鬼，长大成人有了工作有工资了，不仅不独立生活，回报父母，接济父母，却本末倒置，自己享福而让父母含辛茹苦继续养自己，这种没出息的“吃老”行为实在有悖于孝道，为世人所耻笑。

    如今的青年人“吃老”这样的“吃”法，自然是吃了十多二十年的成果，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自娘胎里出来，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养尊处优，养出个“骄娇”二气，天生的“小太阳”、“小公主”，全不知稼穑鞍马之劳，父母养育之苦。

    然而是谁给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尊”这“优”的呢？这也应归功于咱们那些痴心的糊涂的父母们。多少年来，对心肝宝贝明珠什么的百般溺爱，百依百顺，为了“太阳”、“公主”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苦了前半辈子也罢，后半辈子累了老了退休了，本应好好休息，攒几个钱享清福，游世界，安度晚年，焉能是没事找事干，一如既往地含辛茹苦再将儿孙“养”？须知“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

    对儿孙们，父母们正确的态度是：关怀教导今依旧，生活费用请自理。要学小学课本里的母鸡，将小鸡养大，便将之逐走：“你长大了，该独立生活了！”我赞成一位社会学家这么一句话：“十五而志于学，二十而离（离开父母，自己求学创业），三十而立。”如此这般，儿孙们也许会有点出息。

    （1995.10）

    坐飞机的故事

    在到处都兴建国际机场的当今中国，坐飞机早已不是新鲜事。只要你“掏出票子”，就会在飞机上“找到位子”；只要你，“电话一拨”，马上就“机票在手”。难怪有人说，如今坐飞机，就像十几年前坐汽车一样。现在的事实是，买飞机票比买汽车票还要容易。

    然而因国情所在，对于大部分刚刚进入温饱的中国平民百姓来说，坐飞机仍然是需要勒紧裤带，省吃俭用，才能享受得起的事：为买一张上千元的飞机票你要干多少时日的活？

    老百姓坐飞机之不易，使我想起了身边的这么一则坐飞机的故事：一位女教师，其子考上北京一所大学。爱子登科及第，这做母亲的自然欢喜，积极张罗儿子进京之事。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排除家内外的人为“干扰”，为儿子上京安排了“空中热线”。机票贵哪，一张一千五百元。儿子学制四年，每年返家二次，全从天上，飞来飞去，好不潇洒，可就是父母的裤带要勒得紧之又紧。可是轮到这女教师上京学习，其出门方式比儿子“低了一档”坐火车。在车上熬了三天三夜。在京二周，省食俭用，舍不得多买一张门票多吃一顿快餐，同事们问她何苦如此，她管说：“留着钱给儿子坐飞机上学”。这里还有一则“拾遗”这位女教师五十出头啦，还没有坐过飞机呢。

    这个坐飞机的故事，深深地刺激着我：这位母亲怎么啦，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该坐飞机的却坐火车，该坐火车的却坐了飞机！

    真是一杯难饮的人生苦酒。

    然而，这又是这位做母亲的自己酿出来的。也许，她不但不觉得苦，而是说甜。爱孩子爱到自己上京舍不得坐飞机而甘愿火车上三天三夜之苦熬，勒紧裤带含辛茹苦。她为何不多想自己一些，为何不让孩子少坐一回飞机（完全可以不给坐飞机而让其坐火车锻炼）而让自己实现“零的突破”——也享一享坐飞机之清福呢？

    我又为这位母亲担忧，长此以往，那怎么了得——该坐飞机的屈坐火车，坐坏了身子；不该坐飞机却养尊处优乘飞机，惯坏了性子。

    问题还岂止于“坐飞机”——发生在身边的类似之事多着哩。君不见那些真实而又真实的诸如“吃饭的故事”、“住房的故事”、“穿衣的故事”、“花钱的故事”，无时不地的令你感慨、惋惜乃至悲哀。中国的父母怎么啦？牺牲自己，作践自己以宠禄、娇纵后代，这难道就是伟大的父爱，慈祥的母爱？

    此刻，我耳边响起古人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之过也。”（《左传·隐公三年》）

    （1995.4）

    世说新语二则

    原来是稿费

    业余文学青年A君善挤闲碎光阴“爬格子”，成绩颇丰，备受亲朋好友之赞慕。不过单位里上峰同仁之白眼亦令其困窘不已。数载过去，调资、晋级、评奖皆无份儿。而整日价喝茶聊天外出办“私”之B君却威信颇高，调资、晋级、评奖三不误；同样是挤“秒阴”以念洋文的H君则为众人所赞。冷眼看身边，A君心中自不平：论工作、论完成任务、论守纪律，本人哪桩比他们差？用别人喝咖啡时间拥书面壁辛勤笔耕，为社会奉献精神食粮，何错之有？

    A君惘惑之而问岳父。答曰：“夫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汝当多省。”问其夫人，答曰：“怕是你待人接物太傻，未谙吹拍之术矣。”问文友D君，D君笑而不应，再三问之，方敛笑正色目：“你想想，喝茶、聊天、念洋文，能喝能聊能念出稿费来吗？”

    A君沉吟半晌，终豁然开窍：“哦，原来是这稿费……”

    阿Q新传

    小D应聘到某大机关当秘书，阿Q闻之不以为然：“唉，不正之风盛行罗！为何不聘我偏聘他？”

    小D常有新闻稿见诸报端，阿Q看罢，拍了拍报纸：“此乃工作之便，谁不能写！”

    小D有散文佳作频频发表于省内外各报刊上，阿Q看罢搔搔头：“小D定是懂了哪个编辑爷。”

    一日，遇小D单位H君，悉知小D在外省乃至京城报刊上也多有佳作发表且屡有获奖，旁的人赞之不绝，惟阿Q喃喃自语：“唉，可惜我太忙，没空儿写。”

    H君再告阿Q：“小D近来稿费颇丰，月收入皆超过其工资，达小康了。”阿Q涨红着脸说：“那熬长夜绞脑汁挣的钱，我才不挣呢！”

    （1989.7）

    “巴士”奇观

    楔子

    城里人多，乘“巴士”多是挤而不是坐。人多但又不仅仅是因为人多，才出了车上这五光十色的奇观。

    乘虚而入

    某教师坐于座位上，身旁站着一后生。时许，上来一位孕妇，大腹便便，步履艰难，教师赶紧起身让座。谁知刚一起身，身边那后生哥却“乘虚而入”，教师和孕妇愕然。

    传污播秽

    中午，烈日熏蒸。车下跳上一位上身一丝不挂的小伙，手里拎着一篮咸鱼、腌菜，正好挤在一位穿连衣裙的姑娘身边。不知是汗秽之恶，还是咸鱼之腥，姑娘掏手帕捂口鼻，一个劲“向内挤”，于是“空”出了半个座位。小伙见状，遂连同咸鱼、腌菜“往内挤”坐下去，满车皆惊。

    舞枪弄刺

    某女士抢到一座位。无聊，便从提袋里拿出毛线银针，“针织”起来。银针七横八竖，又尖又长。刹车了，那“银针”便乘惯性向前提去，正好扎在前座一位中年女医生骶骨上，痛得人家“哇”地大叫！女士忙赔个不是，又继续操练。又刹车了，七枪八刺又挺将过去，可怜的女医生大呼“饶命”！

    难得糊涂

    某妙龄女郎好不容易才争得了座位。不巧，一位古稀老妪正迎她身边走来。那女郎赶紧将眼一闭，把头一低，伏于前座椅背上昏然“睡”去，任凭颠簸刹车人磕碰，总不抬头，连售票员叫买票也叫不醒。真乃“难得糊涂”。

    无人之境

    某公立于姑娘身后。窗风吹来，此公便清涕泉涌，连打喷嚏，那清涕唾沫高速喷向姑娘头顶。姑娘怒而责之，此公虽赔了礼，然待姑娘转头，一大把清涕照样往人家椅背上揩……

    （后记）

    因为乘“巴士”的人多，难免会有碰碰磕磕或诸种“不便”；然而，倘若每个“挤者”不只想到自己，而且能时时想到他人，那么，就不会发生上述那些“离谱”的怪诞“奇观”。

    （1989.8）

    “痛”与“悟”

    佛教不是哲学，然而佛教故事中却富蕴着动人的哲理。

    近日翻书，得一则耐人寻味的佛教小故事。言天龙合掌顶拜，求教于古德道：“敢问佛在何方？”古德答道：“佛在汝指头上。”天龙百思不得其解，便竖起一指朝夕观看。这时，古德猛地从天龙背后用力戮其一指，天龙终于豁然大悟。后人因此评说：“痛处即是悟处。”

    “痛处即是悟处。”无疑是一条隽永的人生至理。飘飘迷迷，糊糊涂涂中只有“截断一个指头”才能幡醒“彻悟”。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跌一跤，学一乖。“长智”、“学乖”，都是给“痛”出来的。出了一回丑，才自知其“形”；亏损了一宗生意，搞垮了一家企业，才“悟”出一条经营之道。人生如此，干事业治国理政何尝不如此。挨了洋枪洋炮之打，饱尝割地赔款之苦，才“悟”出“夜郎”自大不得，闭关自守必衰；饱受内乱外侮之痛者，才“悟”出国泰民安之珍贵。

    《西游记》第三十二回中，有一件八戒巡山之趣事。这老猪玩忽职守于山洞偷懒睡大觉，被师兄孙悟空变做的一个啄木虫狠狠地往嘴唇上“扢揸”一下子，顿时血流如注，正是这么一啄一痛，有分教这老猪在第二次巡山中丝毫不敢偷懒编谎，尽心尽职完成任务。因此说，“痛”是糊涂人生的清醒剂和救疗药，就像昏迷之中突然泼来一盆冷水。人愈糊涂，“痛”亦应愈深；“痛”之愈深，“悟”之愈“彻”，那些作奸犯科以身试法而悠悠然的先生女士，仅靠几句“批评帮助”，不“痛”不“痒”，能“醒”能“悟”吗？

    近读一位死囚的绝命书，写得楚切动情催人泪下。如果真有佛教所说的“轮回”、“本世”的话，他是决不会再度作恶犯科的。有其“痛”才有“悟”，反过来，有了“悟”，才能防止和避免来日之“痛”，这也许又是“痛”与“悟”的一条“辩证关系”吧。

    人类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时常给人群中那些飘飘迷迷而不悟的人以“够威”“够力”的“痛”。

    （1992.6）

    求人莫如求己

    生活中少不了要求人的。火柴潮了，盐巴、味精完了，到邻家去借，这是求人；要出差了，托邻居带小儿上幼儿园，也是求人；爱看彩电，托当经理的好友买一台“成本价”的，这也是求人。

    “求人”乃生活的基本要素，尤其是竞争激烈的商品经济时代。然而，“求人”是要有条件的，即须是出于无奈或自己力莫能及而被迫为之。倘若自己完全能办得到而去求人，那就不妙了。自己好好在家却叫邻居带小孩上幼儿园，焉不叫人家蹙眉？

    有些事情“求人”往往怪难看的。譬如买电视机吧，“零售价”与“成本价”相差百几十元，为买这“成本价”，便成日苦思冥想，踏平经理门槛，还得提这提那好话说尽的，怪不好意思。投稿给报刊，不是用二角钱寄，而是整日价到编辑部磨缠，“望多指教”呀，“请多帮助呀”满天飞，这般的求人法真真叫人发腻。更糟的还是那些为做官而求人者，权要的门槛百踏不厌，手中提的日日更新，甚至发明了诸如“大团结装进香烟盒”那样的全新的“求人”法。实话实说，倘若“求人”是发展到易牙阉割自己，开方杀子献肉，李莲英给老佛爷梳头美容那样的田地，那就不是“难看”而是可耻了。

    忽然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南宋孝宗皇帝幸游天竺寺，见观音像，问随游的净晖法师：“人持念珠念观音，观音持念珠念谁？”对曰：“仍念观音。”孝宗问其何故？净晖答曰：“求人莫如求己”。

    好一个睿智、沉着、幽默的净晖法师！到底道出了“求人”之不妙，且揭示了“求人不如求己”这个人生和社会的永恒真谛。可不，多花几十或几百元钱到商店买彩电岂不比低声下气毕恭毕敬乃至提这提那踏人家门槛更利索更痛快？“爬格子”做文章靠的是自己的硬功夫真本事，焉能成日价一味去“求”编辑？至于想做官，那就更应凭自己的德才、本领去赢得群众和领导的信任，用不着天天踏头儿门槛或巧送“大团结”。

    中国有句老话：“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靠别人总有靠不住的时候。求己，是一种可贵的自立风骨和奋斗精神，买彩电、写文章和做官，凭自己的本事和力量才牢靠、才舒心。相反事事“求人”，处处“求人”，一味儿“求人”，“求”得丧了人格，那才是人的真正的悲剧！

    （1988.12）

    酒的题外话

    在中国，英雄往往是爱酒的，项羽、曹操、武松、秋瑾不胜枚举。话说远古有个叫大禹的治水英雄，做了夏王朝国君之后便以饮酒为美事。一次，有人献给他一坛美酒，他喝了个酩酊大醉，醒来后对大臣们说：“酒太好了。正因为如此，后世一定会有人为它而家破人亡。”于是下令禁酒。然而酒这东西，是能禁得住的？不但禁之不住，相反，还方兴未艾，发展到今天如此这般灿烂辉煌的酒事业和酒文化。

    酒虽禁不住，不过这位古人论酒还是不失于睿智的。一是道出了酒的好处和魅力。是的，生活中有谁能离得开酒？祭祀祖宗、贺庆婚嫁、送丧乔迁，都不能离开酒。酒能驱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能使人不朽：“唯有饮者留其名。”酒可送别：“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酒可寄情：“一杯送归雁，万里寄相思。”酒可论景赏月抒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酒能激发创作灵感：“眉愁锁山得酒开。”酒能激发豪气：“貂裘换酒亦堪豪。”酒，谁说不是“太好了”？二是看到了酒的祸害。“酒犹水，可济可覆”，可以丢官，杀身灭族败事亡国。东晋有个叫毕卓的吏部郎，每每醉酒误事，最后要酒而不要官。至于“酒池肉林”的商王纣，饮酒抱美女之兴趣远胜于治国，理政的隋炀帝杨广式的悲剧更是史有可鉴。不足的是，这位大禹英雄论酒似乎还是缺少最精彩之处：酒之祸并非酒本身所致，而实乃人之糊涂人之过失使然。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与酒一样美好、一样迷人的东西，然而同样也给人们带来一场又一场悲剧。比如金钱财宝，多少人为之所迷所醉坠入深渊？清代有个宰相叫和坤，几十年巧取豪夺金银无数，光白银就二十亿两，结果落得个“满门抄斩”。明朝奸臣严嵩、严世藩父子贪赃之数年，富甲天下，极乐得醉生梦死，到头来东窗事发，人被正法，财为籍没。又如荣誉，那也是个美好的东西，却也往往使人出乖露丑，乃至身败名裂。唐代刘希夷写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丽句，据说却为其舅父宋之问所害，将此句攫为己有。虽然此事未为史家所证实，但宋氏这种“杀外甥以攫佳句”的人品早为世人所唾弃。公元1988年加拿大体坛王子本·约翰逊为夺奥运会金牌而服用兴奋剂，自以为得计，谁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名声”。丑闻“曝光”之日，体坛内外无不击节而骂！

    不由想起了带刺的蔷薇。它美丽，鲜艳，使人心入迷，然而谁要在它面前醉得神魂颠倒、迷得飘飘忽忽，谁就要被刺得头破血流！人世上一切醉人迷人的东西面前不也是这样吗？拙文原本是论酒的，却拉扯了这么多，因此打住。

    （1989.12）

    （第四章）“自信”两面观

    “自信”这个词，向来乐为青年所议，一位朋友把自信称之为“君子贵德”，是事业的“成功之母”。而另一位朋友却说：“自信是套于人脖子上的一根绳索。”真是针锋相对，鼓角迥异。

    对于前一位朋友的话，当然不难理解，大凡搞事业，没有点自信不行。远在一百多年前的司汤达，在他的作品还不为世人所知时就说：“到了1935年才会有人读我的作品。”这便是一种自信。果然应验，他的名著《红与黑》日后誉满文坛。战国时的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而当时百姓“治渠多烦苦，不欲也”。有人劝作罢。可他决意难移：“今父老子弟虽患苦于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其坚毅可获“自信”的金质奖。终于，邺县“皆行水利，民人以给足富”，他的业绩至今还为人所传。司汤达、西门豹倘若没有“自信”这样的“懿德”，他们能“成功”吗？

    后一位朋友的话虽费解了些，但也有个中的道理。《战国策》不是有个“南辕北辙”的故事吗？那个去楚者自恃其“马良”，“用多”，“御者善”而大踏步奔北，怕也是一种“自信”吧。结果落得个“离楚愈远”、永远不能到达的结局。希特勒写了本书叫《我的奋斗》，个中的“自信”属世上罕见，但到头来只能是饮弹焚身之结局，为人类所不齿。

    “自信”是“君子”懿德，“成功之母”，还是“套于脖子上的绳索”，关键在于其科学性。司汤达自信，能捧给人类以不朽之精神食粮，因而名赫文坛；西门豹自信，也终成“十二渠”，利国益民，同样是“百岁后期子孙思”。他们的“自信”，是“信”之成“理”，“信”之有“据”，“信”之合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而“去楚者”、希特勒的“自信”恰恰与之相反，是凭空的，盲目的，迷痴的，反科学的，那是注定要失败和出丑的。

    身边有些“自信”都往往令人哭笑不得。同事的儿子阿十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回答“你最崇拜的人是谁”时所说的一句话：“我最崇拜的是我自己。”这话真是“石破天惊”！我总有点不服；就算你是人才出众、品学兼优吧，但在十几岁时便断下“最崇拜自己”之结论是否有点过早呢？当年孟轲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句话时至少是“不惑”之年。这阿十这些年来既考不上大学，又无心自学、求职、打工，整天搅在扑克摊、麻将场里混日子。人无自信，无以成大事；但“自信”过了“度”，却会变成昏狂，那是要误事的，这便是“自信”的两面观。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我们的自信应是司汤达，西门豹式的自信，而决不是“南辕北辙”者、阿十那般头脑发热，盲目可笑的“自信”。

    青年朋友们，你选择的是哪一种“自信”呢？

    （1998.7.10）

    糟的是“躺在坑里”

    自幼对名家伟人崇敬备至，以为他们身上的一切都神圣闪光。可长大成人懂事后方知名家伟人也是人，也有过许许多多糟糕得很的事，泰勒斯“摔坑”便是其中的一例。

    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也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他兴趣广泛，对天文学、数学，气象学都有研究。一天晚上，他为了探索宇宙之奥秘，正在入迷地眺望星空，连前面一个又大又深的水坑也没有发现，一脚踩空，便腾云驾雾地摔进去了。路人把他救上来，他的第一句话是：“明天会下雨的。”果然，第二天真的下雨了。有人嘲笑他：“泰勒斯真糟糕，只认识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自己脚下的东西。”

    泰勒斯这般“摔坑”，虽然是“糊涂”了些，但并未见得那么糟糕。正像牛顿只颐研究他的“万有引力”而忘掉了身旁的妙龄恋人，爱因斯坦在生日宴会上大谈“相对论”而喝了一瓶“鱼子酱”也不自知那样，他们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造福于人类而孜孜入迷，忘乎一切，不恰恰是这些醇儒巨匠、名家伟人的闪光之处吗？

    由泰勒斯“摔坑”，便想到生活中的开拓者和奋进者们来。他们敢于打破陈规陋习，大刀阔斧地开拓前进，哪管前面的荆棘蒺藜，哪有时间去顾及身后的嘁嘁喳喳，脚底下的坑坑洼洼。当然，他们有时也难免“摔坑”跌跤，“失误”什么的，然而谁能闭着眼睛大叫“糟糕”？恐怕只有智叟或不准人家站立走路的猴子式的人物。

    生活中也有这么一种人，习惯于四平八稳地活着，一听到“披荆斩棘”、“开拓奋进”什么的，立刻想到“风险”，凡事“不敢为天下先”，人云亦云，人趋己趋；自己养胖发福不干事也罢，还在改革者背后指指戳戳，当“评判员”。这种人永远不会闪腰、绊脚和摔跤，正像黑格尔那句名言所说：“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这种“躺在坑里的”“永不仰望高空”而暮气沉沉，一无所感的人，同古时的泰勒斯，今时的锐意改革奋进、开拓新生活的强者相比，才是真正的糟糕呢！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

    （1986.11）

    悲伤谈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砍头只当风吹帽。”不知哪部歌剧中的女英雄唱的这一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这女英雄，好样的，身陷囹圄，苦别同仁老母之际还这么豁达乐观。倘若此刻她是哭哭啼啼寻死觅活的，人们也就不会对她肃然起敬了。

    然而，人毕竟乃血肉之躯，难免有“七情六欲”的，“悲”便是“七情”之一。子路死，孔夫子“哭于中庭”；燕妮逝世，马克思悲恸，“我生命顿减一半”；飞夺泸定桥时，毛泽东为舍身冲锋、血染桥板的红军战士脱帽致哀，眼里滚下了一串泪珠……可见，悲伤是人之常情。

    然而，悲伤过了头就不大妙了。林黛玉见了落花，就“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式的悲怆了好一阵子；听见宝哥哥、宝姐姐洞房花烛，鸾凤和鸣，竟也双流长泪，“焚稿断疾情”，“魂归离恨天”起来。还有咱们的祥林嫂，终日苦容掉泪，一提“我们的阿毛”便椎心泣血，那是有悖于养生之道，注定要损减寿命的。

    过分悲伤固是容易“减寿”、“白头”，可真的丁点儿也“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怕也未必那么妙。未庄的阿Q先生，不配姓赵，只配住土谷祠，被闲人们任意揪打，娶不到吴妈……照样乐也融融；要杀头了，倒也泰然，还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未免要被杀头的，还怨艾自己画押画得不够圆……这样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实在是哀之极至悲之莫大。

    从“阿Q现象”看来，人生还是有些“悲伤”的好。花果山上的美猴王，在高居王位、饮酒品果乐也陶陶之际，突然滚下泪珠，想到要老、要死。这一“悲伤”有分教他渡海求仙，干出“大闹天宫”、“西天取经”什么的宏伟事业来。王羲之当年出席兰亭诗会，虽有“茂林修竹”，“流觞曲水”之极乐景致而难掩“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那样的悲怆，因而唤起文思，写出了《兰亭集序》式的脍炙千古的瑰丽篇章。还有那位刘皇叔，上厕所时忽见“髀里肉生”，竟慨然流涕：“日月若驰，老将至矣，大丈夫不纵横捭阖建奇功，悲哉！”正是这等“悲伤”，饱蕴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事业的强烈追求，使之奋醒，予之鞭策，催之为“大丈夫纵横捭阖建奇功”而孜孜奋斗，永不驻足！可见“悲伤”也是人生的一种“大彻大悟。”

    过去咱们怕言“悲伤”，以为是“缺少革命斗志”；今时看来“悲伤”亦可贵，“悲伤”亦难得，人生有这么一回二回壮哉足矣！当然，这“悲伤”须是美猴王、王羲之、刘皇叔式的“大彻大悟”，而不应是林黛玉、祥林嫂“终日哭泣”式的神伤减寿。相反，活着最怕的就是阿Q式的无悲无泪，乐也陶陶。

    （1989.3）

    沾光与掠美

    自然界有些现象总是这样的有趣：不是光源的物体往往又能发光。譬如月亮，本身不发光，可偏偏又能将太阳的光“反射”出来，遍洒银辉照人间。又如镜子，这是明摆的不发光物体，却能在日光下射出耀目的光来。就说湖面吧，虽只是由无数水滴组成，可在太阳月亮底下又是那样的波光粼粼。不是光源然而又发光，有人戏之曰：“此乃非光源物体‘沾’了别的光源体的光。”

    自然界这种“沾光”现象，是一种物理现象，大可以用光学中“折射”原理来解释，然而“沾光”不知怎么的被弄到人类社会中来。譬如落后小山村附近建了个现代化矿山，于是乎有了电灯、自来水，这便是小山村“沾”了矿山的“光”。“小子参军，全家光荣”，这是“一家子”沾了“小子”的“光”。“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这是“鸡犬”们“沾”了那位“当官的”的“光”。“沾”人家的“光”者，不论本身有“光”与否，只要是“沾”上了些“光”，于是乎自己也“光”了起来。

    “沾”他人之“光”者往往自己也“光”，于是某些国人乐于迷于醉于那“沾光”的事业。汉时的张道陵弄道教。弄道教就弄道教呗，可却偏偏嫌自己的“光”不足，便将死去数百年的老子拉出来尊之为“教祖”，于是光辉大增，自己也顺理成章“沾”了人家的“光”。《儒林外史》中那位蘧公孙，看见那马二老先生编撰的文选，便急着要与人家一道“站封面”，“沾光”的思想可以说是“膨胀”了。就像我们现代的一些人士，口中老挂着诸如“某某官是我当年的老同学，我们同吃过一锅饭的”，“××明星是我的学生”，“我与××长熟，我们常在一块碰杯呢”。而到底是不是“老同学”，“同吃一锅饭”，是不是“学生”，“一块碰杯”，还很难说。

    生活中有些君子，光“沾”别人之光使自己发“光”已觉得不过瘾，往往要“更上一层楼”，“掠人之美”。战国时大政治家吕不韦豢养着一班文人墨客专为他写文章，那年此公集合门客共同编写一部以阐述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家言的巨著，起名为《吕氏春秋》，正儿八经地在封面上署上自己的大名，“掠”了诸位门客先生的“美”。“掠美”“掠”得丧心病狂者恐怕要算唐代诗人宋之间了，其外甥刘希夷那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便使他“求之不得，日夜思服”，一心要攫之为己有，竟设以巧计而杀之！今时有这么一些人士，喜欢将下面所做的一切归为自己所为，更擅长于将秀才们的“文字”说成自己的“作品”；身为“名作家”、“大编辑”，也总喜欢在那些“无名小卒”们的文稿的“最佳位置”上署上自己的大名……

    忽然想起了两个人。一位是北宋的欧阳修，另一位是十九世纪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前者主编《新唐书》而硬要同署上其属下宋祁的大名，以为宋的贡献不可抹杀。后者红着脸在英国女王面前陈说名曲《伊塔尔兹》不是他所作而实乃其妹的作品，署他这名是因为当时他的家庭不赞成用女人的名字发表作品。这等不“沾”人“光”，不“掠”人“美”的品德与那些见“光”就“沾”，见“美”就“掠”的人士相去又何止天壤？

    不“沾光”，不“掠美”，“光”要自己发，“美”要自己创，此乃人生之至美至德也。这一点，何不学一学咱们的欧阳公和西洋的门德尔松？

    （1989.5）

    “味”考

    大凡食物都有点味。饮一杯“茅台”或“味美思”，顿觉甘醇爽心；啃橄榄，清香久蕴，余味未尽；喝蜜浆，生甜昧；尝黄连，知苦味；呷老醋，见酸味……当然也有无味的，如白开水，喝下去有啥味？不过这等食物应用孔乙己的话来描述：“多乎哉，不多也。”

    食物有味，于是便出现了品“味”能力之差异。日前，小时的“扑克友”自乡下来，当然是要格外款待的了。不料那清香诱人的“茉莉花”刚饮了一口，便连声叫道：“无味，无味！不如浓咖啡好。”菜碟里摆有香菇，他则认为：“不过像吃芋头干罢了。”捧上“人参可口可乐”，以为他要说声“好”，谁知他却脸苦眉皱叫一阵：“活像‘十滴水’！”想来这我这朋友的味觉细胞真有点与众（首先是我）不同了。

    饮食的味各有迥异，当然是常事，可非饮食性的“味”之迥异，里头就有点文章了。《东坡志林》中说有两个穷措大在一起谈心。一个说：我平生之愿望就是吃饭和睡觉，如果有一天得志，我一定吃饱就睡，睡后接着又吃；另一个则不以为然，说：“我与你不一样，应当吃了又吃，哪里还顾得上睡呢？”同是穷措大论吃睡，其“味”觉竟有如此之异？一个家庭中也有“味”觉迥异的：丈夫爱下象棋、打桌球；妻子爱逛大街、看电影，两口子常为“味”不同而拌嘴儿。隔壁单身汉宿舍有两位青工，一个爱论齐白石的“虾趣图”、徐悲鸿的“奔马画”；另一个却爱讲女人的大腿或有关大腿的风流韵事。“味”之迥异于此可见一斑。

    生活中往往这样，有些事中的“味”，尝似甘香而却使人心衰体弱，神志恍惚；有些虽“味”苦涩倒却令人耳聪目明，长有裨补。就说前面那位爱谈女人大腿，爱捧女明星画像“飞吻”的青工吧，其“味”可口，舒爽得很，但毕竟是“风月宝鉴”，弄得神经衰弱或飘飘然什么的，于建功立业毫无益处；倘若那“味”浓得出格，学起阿Q捏小尼姑面颊或出有“吻的风波”什么的来，那就真有点不妙了。还是那位兴味于画草画花的好，虽说不上成名成家，但业余修身养性，陶冶情趣，那益处受用不尽。报载一位农桑妹子对“剪纸”颇为得“味”，农活之余便埋头其中，十载不渝，其作品居然被选送出国办展览去了，那才令人艳羡的呢。

    人之“味觉”并非生与俱来不变，而是有一定的“可变性”。阿Q看女人，开头觉得是异端，“贱货”，“味”之甚“恶”，谁知自从捏了小尼姑那面颊之后，也害得飘飘然了，倒觉得这“味”香了起来，甚至还想：“应该有一个女人了！”高尔基年轻时有一阵曾同社会上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伍，以为有“味”，后来读了书，那书中之“味”使之醒悟，顿觉前“味”甚臭不可取也，于是潜于书斋觅“味”，而后竟投身于文学，伏笔熬夜伴青灯，终成一代文豪。我那位写杂文的朋友，先前嗜上了赌“味”，昼夜泡于其中常常浪个精光，“气跑老婆又败家”，这时才知不是个“味”，一咬牙重操杂文业，笔耕数载，现已出有一部《晨露集》……

    食物百味，欲“考”不难，难“考”的是这人生之“味”，非要你开动脑筋反复品尝不可。一“味”当前，总得“三思”此“昧”属何种？是喜欢谈女人大腿或阿Q捏小尼姑面颊式的，还是爱欣赏“虾趣图”、“奔马画”，空余翰墨画花草式的？是醉生梦死如赌徒嫖客扒手式的，还是“拥书面壁，挑灯笔耕”更夜不倦式的？倘若发觉不对“味”，还是趁早学一学高尔基或我的那位写杂文的朋友为好。

    （1988.5）

    贺“忧”

    生活中不少事值得庆贺。譬如“结良缘”、迁新居、儿孙上大学，还有校庆、厂庆、新公司开张……何以贺之？盖在其中之“喜”也。这种美景良辰、欢歌笑语式的“贺”，人们习惯成自然。而我却发现还有一种与“贺喜”相反的“贺”，名之日“贺忧”。

    “贺忧”，依我之见解，是人家有了不快之事或什么“不测”，而去庆贺。《国语》中载晋国正卿韩宣子因贫困而忧，大夫叔向却为之祝贺。叔向以栾武子（晋子卿）和欲昭子（正卿）为例，来说明“贫而有德，长治久安”和“位尊身危，财多命殆”的道理，为韩“虽贫而有栾武子之德”而大力庆贺一番，说得韩宣子大为折服，跪拜顿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闻友人进士王参元家中失火，不仅不去信慰问，反而写信这样道贺：以前“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贷”，“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今日，“幸为火之所涤荡，凡众之疑虑，举为灰埃”，然而今“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显白而不污”，日后，“发策决科者（负责推荐选拔的人），授予而不栗（授予你官职再也没有顾虑了），是以终乃大喜也……”更是别具一格。

    人家有忧或不测，你却跑来道贺，这是何等道理？我说他这是凭着大道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便是“贺忧”者们的哲学基础。“贫”虽然是件坏事，然“贫而有德”，就能“长治久安”；家中失了火，虽算倒霉，然而能烧去人们的谣言和疑虑，为你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叔向、柳宗元这类“贺忧”派，都无疑比那些平庸的安慰派看得更深，更远，都在揭示“福倚于祸”，“祸伏于福”，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道理。“贺忧”的另一种积极意义是使困顿、罹难的亲人朋友摆脱忧伤痛苦，从中看到光明、希望的一面，使之锤炼品性，砥砺意志，励精图治，去将“祸”转化为“福”。光这一点就够振聋发聩了，应得思想教育工作之“金奖”。

    叔向、柳宗元“贺忧”，虽然只是为他们那些封建士者文人的仕途腾达，长治久安计，但他们的那种充满着辩证法原理和思想教育艺术的“贺忧”，在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当你的“千金”高考落榜，终日泪下；当你的公子误踏迷途，犯了过错；当你的朋友所承包的公司亏损、破产；当你的同事某项科研项目失败……你是否也来点“贺忧”呢？

    “贺忧”是照亮和温暖困顿者心坎的一道阳光，是一种高妙的教育艺术，它同“贺喜”一样重要，有益，不可或缺，然而更难得，更可贵。

    （1988.8）

    “人比人”思辨

    中国有句谚语：“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这瓶是假茅台还是真茅台？得拿出正宗茅台来“比”一“比”。你这是正宗的“王麻子”还是冒牌的“王麻子”？也有待于拿出正宗货。

    做生意是货比货，做人则是“人比人”。你那“功夫”是否“万夫莫当”，得在比武场上“比”一“比”。《水浒》中那位假厉害的洪教头与真厉害的林教头一“比”，立时高下分明。你是真好汉还是假好汉，钺斧架在颈脖上便可分晓。不过“人比人”可不像“货比货”那么简单，比什么，怎么比，又往往要因人而异，因内容而异了。

    有一类是“向上比”的，即工作事业上与强者比。《庄子·秋水》中那位河伯目睹大海“无边无际”之风采，顿时“旋其面目，望洋而叹”，大愧弗如，就像有些人感慨的那样：“我和他都是同时搞科研的，人家已是成果累累出名成家了，可咱……”当然还有另一种“向上比”的，但不是工作上事业上“向上比”，而是在生活待遇上。“同时从政出仕，人家已官至‘县处’、‘地专’，还坐上‘皇冠’、‘蓝鸟’，可咱……”“他凭什么比我高？我哪点儿不如他？”

    有一类是“向下比”的，在事业工作上与弱者比，“论职称，咱是‘副高’，学术著作，少说有厚厚五大本，他小子呢，打三鞭也追不上！”还有这么一种“向下比”，即在生活上、待遇上“向下比”。彭德怀身居高位，可在衣食住行上处处“向下比”。他有一句口头禅：“常与老百姓比。”

    “人比人”，由于各类“比”的内容、方法、出发点不同，其“效应”和“作用”也就各有迥异。在工作、事业上“向上比”，往往是“人比人，愧死人”。“愧”，本身是一种大彻大悟，催人反思，奋发和振作，快马加鞭追上去。在生活、待遇上“向上比”，只能是“人比人，气死人”，忿懑牢骚骤增，乃至颓丧沉沦；在工作上“向下比”者，往往是“人比人，骄死人”，一“比”之下，飘飘欲仙，长此以往，怕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而在生活待遇上“向下比”者，则往往是“人比人，警策人”，越“比”心越“明”，“气”越“顺”，牢骚越少，吃苦耐劳，奋发干事业。

    我衷心赞美“在工作上向上比”和“在生活待遇上向下比”，盖因这两类“比”是人的一种辩证的对照，是一种正确的“自知”和“彻悟”，人的奋发振作往往滥觞于此。

    （1993.5）

    “言之教”与“无言之教”

    大凡教书育人，恐怕离不开语言。在一般情况下，倘若教师上一堂课或家长给子女讲述某个道理，不用语言而比手势，那恐怕就不成其“教”了，而只能是引人发笑的哑剧。因此，教育首先是“言之教”。

    “言之教”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孔子家语》中说，子路见孔子，对孔子说：“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说：“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一席话说得子路心悦诚服，再拜而受教。试想，倘若没有孔夫子这一番精辟入里之“言教”，那位顽皮任性的子路是决不会醒悟的。当年诸葛亮如是诫子：“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样的“言之教”的重要教育作用，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吧。

    不过，“言之教”毕竟只是“教”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一种。宋人李之彦的《砚谱》中说，有一后生学书法于师，数年，白以为艺成，便欲告辞，其师亦不挽留，只交给他一箱东西，让他携至山下。下山后，那后生打开一看。原来内装有几十块磨得有了大窟窿的旧砚，显然是老师所用过的，这后生深感内疚，立即返山重新拜师，“皓首方毕其艺”。想来这为师者也是一种“教”，即“无言之教”，虽“无言”然而使人深省和顿悟，这种“教”较之“言之教”其理性更深刻，其艺术性更高，因而其效果也就更佳。汉文帝倡导戒奢俭约，他自己总穿粗布；曹操要部下严明军纪，他先自治其罪，“割发权代首”；诸葛亮要属下精忠报国，自己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教育效果远在“言之教”之上，个中的真谛，正如一位英国哲人所说的那样：“行动本身就是最精彩，最令人信服的语言。”

    如果把“教育”比做一个走路的人，那么“言之教”与“无言之教”就是这个“人”的两条“腿”。要真正做到“春风化雨”、“迪示来者”，只有两者的紧密配合，相伴而行。倘若咱们的教育者只乐于前者而不屑于后者，那其教育效果就实在令人遗憾。不信，请看看你身边一些“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的“教育者”。

    （1988.5）

    “孤芳”何妨“自赏”

    巷子里住着一位诗人H君。诗人嘛总是说诗吟诗写诗。然而这一切与巷子里大多数人又总不那样协调，因为这里大多数人似乎不需要诗，有谁一大早就念“青山郭外斜”，“长河落日圆”什么的？更多的人只知道白天需要面包、咖啡和巧克力，还有厨房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晚间则是逛大街、看电视、上舞厅或卡拉OK，唯有高雅不胜乐的H君才遨游于韵律优美的浪漫王国里，邻人皆谓之书呆子，孤芳自赏。

    H君之“芳”确实有点“孤”。然而我以为这“孤芳”中毕竟还有“芳”；“自赏”中毕竟还是在“赏”；有“芳”，有“赏”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古往今来，多少名家伟人、醇儒巨匠都是这么“孤”着过来的。当年“伏清白死以直”的三闾大夫屈原，忧国忧民直言极谏之品性可谓“芳”矣，然而就不为世道所公认，于是只好“自赏”高吟一首《离骚》，发数声“天问”，抱石沉汩罗江以遂其志；陶渊明愤世嫉俗辞官归田里饮酒以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赏”其“孤芳”悠哉悠哉；东汉学者扬雄埋头著《法言》、《太玄》，其友刘歆笑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扬雄听罢，只淡淡一笑了之，可谓“孤芳自赏”之极致。西德科学家弗罗伊德为写一部有关狼的权威著作，深入一个大森林“与狼为伍”十五年，可荣膺现代“孤芳自赏”最佳奖。今人中的醇儒巨匠钱钟书，一生潜心治学，淡泊得出了格也出了名。正是“孤芳自赏”使他们耐得寂寞学有所成，潜心治学“芳”扬海内。

    “孤芳自赏”是治学者的一种成熟，也是一种专注和沉着，是做事业的一种坚韧的耐力和懿德，它与佛罗伦萨诗人但丁“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之品性大有共同之处。有了它，事业之“花”才能够“芳”，其学问之峰才能“独秀”，知识的琼浆才能醇厚。

    其实世界上绝不会有绝对的“孤芳自赏”，只要是“芳”，总不会永远“自赏”，就像国宝是注定不会被某个人所占有的一样。宋人叶绍翁的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君不见屈大夫的《离骚》，陶渊明的《饮酒》，扬雄《太玄》、《法言》，弗罗伊德的“狼专著”，钱钟书的《管锥篇》、《谈艺录》早已成为世人“共赏”的“芳品”乎？只要有人，便会有“芳”；只要是“芳”，就终究要为世人所共“赏”——这大概是“芳”与“赏”的辩证法。

    （1992.4）

    牢骚

    身边有的人总处在一个牢骚的世界，一壶浊酒下肚，就会端出肠肚怨天尤人，没完没了。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端起饭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

    那天急着要找人办事，倒霉又碰着阿美。阿美是我高中的同学，出众的牢骚派人士。一扯上就无休无止怨骂个半天。其内容绝大部分是牢骚别人，牢骚自己，牢骚社会。譬如自己干了八年副科还没有“转正”，而某某人又怎样青云直上呀，还有至今仍住不上好房呀，还有虽然埋头苦干与世无争，可单位的头儿和同事总是要白眼看自己，总是要找岔子给小鞋穿呀，骂得声音发颤。在生活方面也怨不绝口，丈夫不好，总是又打又骂（当然她也打丈夫），家中又是风，又是雨，又是地震。结果同林鸟各自飞，至今孑然一身，顾影自怜。总之世道上十有八九不如意，还有什么奔头。

    听了阿美的牢骚，我心里凉得忘了饥饿，有点儿哀其不幸。然而哀其不幸之余，又怨其不争。干嘛总老这么多牢骚。自己不好好检查自己做得像不像人，却总一个劲儿怨天尤人。牢骚能当饭吃么。

    说实在的，人在世上该骂该怨该生气的事儿多着呢。记得在乡下的学校呆过几年，工余饭后，与同伴联袂闲行于青山秀水之间。书生意气，不平则鸣，指点江山，纵论天下，骂不正之风，贪官污吏；骂假酒假药，缺斤短两；骂水霸电霸，吃拿卡要；然后怨生不逢时，命途多舛，大才难用。每每正气凛凛，热血奔腾。不过骂了就累，累了回家又打牌的打牌、杀鸡加夜餐的杀鸡加夜餐。春去秋来，岁月流逝，依然是做不成人，混不出名堂，惟有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如是牢骚，至今想起来还有点可怕。

    人难免有牢骚，也不可能没有牢骚。夫物有不平则鸣，理所当然。有点牢骚，可激发思考，活跃思想，有利于改造人生改造社会；可怎样的牢骚法，应有一本谱。牢骚开始牢骚结尾百无一用，最无出息。牢骚开始，奋发结尾才是真的强者。我的一位朋友，人家怨天尤人，骂娘泄愤，他一言不发，可人家骂得快累了，他却说关键是自己怎么做。光骂娘不做无异镜花水月。人生在世，谁没有三大箩五大筐不顺心的事？关键是要从我做起，庄敬自强，奋发图强，把人做好了，事业上去了，一切都会顺心的。

    我想，太凡牢骚派人士应学一学我这位朋友，正确对待社会，正确对待人生，从我做起，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牢骚当前，最好是“不以物伤性”，“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果此事是不可抗拒的话，那你就干脆忘掉它，专心干你的事业。须知，干事业是没有功夫生气的。过于牢骚，一个劲无休止地牢骚，一是血压升高，肝火骤烧，有悖于养生之道；二是会颓靡沉沦，于个人发展不利；三是会导致过激行动，有害社稷。过分牢骚，凡我智者君子之所不取也。这是大真话。

    （1996.9）

    潇洒些

    对门当县长的王爹在换届中落了选，整日价长吁短叹失魂落魄似的，那次楼梯口相遇，问之上街去吗？却答之曰：“吃过饭了。”

    不由得为其难过更觉其可怜。盖因他活得太不潇洒了。一日不做官，茶饭皆无心。春秋时的柳下惠，三次罢官皆赖着不肯离去；北宋的柳永，虽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佳句，然却一生醉心于功名，这王爹谁说没有点“二柳”味？不做官不得好活，这等当官意识何其强烈乃尔。

    与王爹持相反，还有另一类人。远古的巢父、许由，德行高洁，隐居深山，尧以天下让之，逃而不受。《左传》中有介之推不言禄之载，言春秋时晋文公赏赐跟他一起流亡的人，介不讲自己有功劳应该享受俸禄，因此高官厚禄没有他的份，他没有怨言，隐居于山上，晋文公到处找他不着，就将绵上之田封为介之推的祭田。后传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了他，请他做官，他死活不干，文公烧山逼他出山，他因不愿而被烧死。巢父、许由，介之推们不求功名利禄这一点值得称道；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而归居田园的陶渊明，鄙夷权贵周游天下斗酒吟诗的飘逸太白，知足常乐、官轿面前不动心的王冕，他们活得有多潇洒！古往今来备受人景仰和羡慕。

    大丈夫当志存高远，但这并非意味着都要居高堂当大官。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做官，只是其中的一行，当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同样是雄飞高举的状元，又何必都去挤做官那条羊肠小道？即令是一个以官为业的人，一朝丢了官，也大可不必萎靡颓废、一蹶不振，另起炉灶必有柳暗花明。人家外国尚有当不了总统则做电视明星，选不上首相便当乐队指挥，咱们这里为何不可以有当不了县长便去经商、务农、任教或操别的什么业呢？

    人，还是活得潇洒些的好。

    （1990.8）

    轻松一点

    一位戴眼镜的书呆子挤公共汽车。人多拥挤，急刹车时，书呆子不慎扑在一位姑娘怀里，立遭姑姑呵斥：“德性！”书呆子对曰：“小姐，不是德性，是惯性！”姑娘转怒为笑，车厢里的人都给逗乐了。

    美国著名影片《音乐世界》中有这样动人的场面：年轻的姑娘玛丽亚到一个有7个小孩的上校家当家庭教师。刚上任的第一天，便遭到那群孩子们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恶作剧性的嘲弄。她没有哭泣，没有闹，更没有向上校告状或拂袖不干什么的，而是在丰盛的晚餐上轻轻一笑地说：“这里一切都太好了。感谢孩子们每人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希望你们今后都能像今天这样对待我。”不说不打紧，一说，一下把孩子们感动得全哭了。

    唐代《国史补》中载有一则“呷醋节帅”的故事。一个叫任迪简的判官，一次赴会迟到，按规矩该罚酒。倒酒的卫士一时马虎，错把醋壶当酒壶，给他斟了满满一杯醋。任判官一喝，不好，是醋！只见他眉头略皱，不动声色一饮而尽。回到家中则大量吐血。原来军使李景治军极严，若讲出“是醋不是酒”来，侍卫必有杀身之祸。因此，任判官就泰然处之地饮了这杯醋。

    瞧，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突如其来，然而在乘车的书呆子、玛丽亚、任迪简们都处理得多么轻松！这种“轻松”，化险为夷，逢凶化吉，轩然大波一下子归于平静。不难设想，倘若这书呆子、玛丽亚、任迪简分别换了张飞、李逵、阮小七之类的人，那光景可想而知！

    轻松是一种感情克制。被人怒骂，被人捉弄，喝酒却喝上了醋，谁不火从中烧？然而，“轻松”处之，“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正是君子的一种超群的修养和完美。轻松，是一种深层次的理智。从“德性”说到“惯性”，饱蕴着“书呆子”知识的力量，洋溢着一片理性和幽默。帮助他人克服、夷除其缺点，厉色疾声地批评往往不如讽刺和幽默有力量，对缺点轻松巧妙地“点击”，远胜于正面的教育。这就是轻松的魅力。

    轻松，又是一种生活的微笑。它像充满着人情味的绒球，温暖和感化着那一颗颗冷酷的心。心灵与心灵之间靠近了，沟通了，人还需要切齿瞪眼、剑拔弩张吗？

    生活有时是沉重、冷酷的。沉重和冷酷带给人们的往往是痛苦、烦恼、遗憾和眼泪。然而，每当你学一学那大巴上的书呆子，年轻的玛丽亚，“呷醋节帅”的任迪简，你的苦恼、遗憾和眼泪也许就会烟消云散……

    朋友，当生活中的沉重、冷酷扑面而来时，请你记住：轻松一点。

    （1992.6）

    做官与从文

    大凡做“官”（父母官）者很少有业余从“文”（文学或学术）的，其道理人人皆晓。为官者乃日理万机之人，理卷牍、爬文山、泡会海，忙碌于大大小小无完无了的任务……“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式的忙，决不允许为官者“躲进书斋成一统”。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做了“官”就决不能从“文”了。这就要看你这“官”怎么“做”，这文怎么“从”。古代不少为官者是写作圣手，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们为然。在现代，是有醇儒巨匠郭沫若，身居高官要职但他却从未辍笔，著述颇丰。吴晗、邓拓两位都是六十年代北京市党政领导，忙是甭说的了，然他们是“官”，做得非常出色，“文”也源源不绝，花团锦簇。吴晗著有著名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大量历史论著。邓拓的杂文随笔写得呱呱叫，在《北京日报》上开辟的《燕山夜话》专栏，各界人士爱不释手。有这么一位做省委书记的，工作日理万机，可杂文、随笔、札记照样出版，做官与作文两不误。

    夫为“官”者，光“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就够受了，居然还能耍笔杆“爬格子”，著书立说，够“神”了。

    说“神”而又不“神”。一位耍笔杆十载，出版了三部小说集子的市长这样对人说：要工作又要学习，写作，忙得打老虎。然而时间就像海中的水，挤一滴出一滴，我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并且把星期天，节假日全给搭上了。这大抵就是“做官”与“从文”两不误的一点“奥秘”吧。有一位部级的领导将自己的散文起名为《涧泉集》，大意为自己之作品乃涧中之泉水一样，点点滴滴积累而成。

    做“官”的也是人，更不是苦行僧。做“官”者也有七情六欲，理政之余，还应该有自己的乐趣。以文为乐，以文冶情，以文益智，显然是值得称道之事。以其为“官”之经历和素材，为“文”增添豪气壮色神韵；文以有成，华章秀美，冶益心身，情趣充实，反过来促进做“官”的事业，“做官”与“从文”两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美不胜收。

    不过，这话说起来总是如此轻松，而矢志笃行就并非易事了，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将别人喝咖啡、下歌舞厅的时间都搭上了啊！

    （1993.5）

    “玩物丧志”别议

    “玩物丧志”，人都这么说。周幽王闲来玩烽火，终于玩得国破身亡；春秋时有个卫懿公，生来有个嗜好，那便是玩鹤，成天同鹤们在一起乘车子到处游玩，悠哉游哉。殊不料北狄兵起，自己也糊里糊涂被杀了头；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终日迷于搂群妾斗蟋蟀忘乎军国大事，导致蒙军入境，小朝廷崩溃。“玩物丧志”不愧为告诫儿孙后代的一句箴言笃论。

    然而，“玩物”就必然会丧志么？怕也未必。记得孔夫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的“乐”，便是指音乐，实际上也就是“玩物”。在这里，孔夫子将“乐”视之为君子完善其修养的最高手段之一。可见“玩物”也有助于君子之“成”。事实上，许多名家伟人无不爱“玩”。列宁爱郊游、费米爱登山、铁托爱骑马、巴甫洛夫爱狗、大仲马爱烹调、鲁迅爱赏花、陈毅爱下围棋……他们这都是在“玩物”。有时还玩得入了迷呢！然而，这“玩物”毕竟只是紧张的工作之余的“换换脑”、“散散心”而已，决非成癖、痴醉。“玩”，是人性所在，人之常情，是一个人性格完美，心灵健康的表现，正像英国学者雷诺兹所说：“娱乐可以体现一个人的真正性格。”

    名家伟人尚且爱玩，凡人俗辈那就更不用说了。有部影片叫《迷人的乐队》，说的是乡下农民富起来后，便学会玩，玩琴玩箫玩锣鼓玩二胡，乐不胜收。只要你进入大城市中的游乐园，便可以发现那里一切都是供游人玩的：电子游戏呀、“过山车”呀、“摩天轮”、“星球大战”呀……准让你玩得心花怒放。广州市郊有个干部，素来酷爱玩花草，16岁就开始摆弄盆景，每天“玩”上三个多钟头，现在他住宅内外已有上千盆盆景。还有一位农民，爱玩的是古董，富起来后便潜心购置仿古家具，还有古书画幅。据他们说，玩一玩这些，乐在其中，可使精神愉快，工作起来精力更充沛。还有院子里那群乒乓球友，假日里总是提着球拍上门挑战，直打到汗流浃背、万家灯火才哼着小调打道回府。

    时代日新月异，随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风之消逝，随着现代风之吹拂，人们逐渐懂得“玩”，学会“玩”了，“玩”毕竟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单元”，有了它，生活才是五彩缤纷，甜美馨香的。

    那么，是否可以怀疑或否定“玩物丧志”之古训的正确性了呢？非也，“玩物丧志”也好，“玩物未必丧志”也罢，关键在于你如何“玩”。像周幽王、卫懿公、贾似道那样的玩法，当然要丧志，岂止是丧志，还要“丧命”呢。而像列宁、鲁迅、陈毅那样的“玩法”，却绝不会“丧志”，相反，还会得到健身，健脑或健别的什么之类的裨益呢！

    （1988.5）

    “副业”之乐

    人似乎是世界上最不安分守己，最不容易满足的高级动物。干这一行的偏偏要兼干另一行，有了正业的偏偏还要干点“副业”下了班去歌厅当业余歌手，下了班伴着青灯熬长夜“爬格子”，下了班磨墨挥毫学书法……“正业”外加上一个“副业”，忙得不亦乐乎！

    这种现象当从人的秉性上去探究。人最不喜欢死水一潭。人怕的是单调。交响乐总比独奏壮美动听。寻求多元领域，开辟多元境界，其乐无穷，其趣无穷。

    于是，人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副业”。副业能驱除正业的紧张、疲劳、单调和枯燥。古今中外名家伟人，无不与“副业”搭亲，“主业”大有建树，“副业”有声有色。毛泽东干“掀天揭地”之伟业，但诗歌也写得精深，佳句名章万古传。邓拓当北京市领导时日理万机，而工余灯下写杂文，妙笔生花世已惊；当年叱咤风云的“铁将军”叶挺，是个富有造诣的业余摄影家，他在那战火纷飞的戎马生涯中，拍下了大量反映军旅生活、名山大川、古松翠柏、渡马饮牛和温馨家庭的摄影作品；法国文学家博马舍，既能写出轰动文坛之佳作，又能运筹帷幄赚大钱，创作经商两不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政绩辉煌入史册，却不料他还同时是一名高明的建筑家……

    人除了劳作外，还总有点“精力潜力”。美国著名医学心理学家马尔兹说，几乎每个人都有非常丰富的但未曾开发的潜能。生活的强者，要充分将之挖掘利用，不能埋没。因此，人总应该有点“副业”做，使之利用和发挥未开发的潜能，为社会多做贡献。况且，“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主业”与“副业”相辅互补，相得益彰，好比红花绿叶，交相辉映，这样的人生才更甜美、潇洒和欢乐。

    不过不得不声明一下，鄙人并非蓄意鼓吹大搞“副业”而“不务正业”，“副业”毕竟为“副”，“正业”才是“为主”，只有“正业”搞好了，“副业”才显得有意义，才有真正的人生欢乐，所谓“红花更有绿叶扶”，怕就怕尽是“绿叶”而没有“红花”或光有“红花”而缺少“绿叶”，多么单调乏味。

    （1992.8）

    说健美道健美

    “健美热”正在年轻人中悄然兴起，各色各样的“健美学校”、“健美培训中心”正向人们发出强大的美的诱惑。院里有好几位姑娘小伙花钱报了名，“健美热”报名处人头攒动，排成长龙。

    然而练健美的姑娘小伙们也不容易，迎面而来的不只是赞美，还有嘲讽和责备。一位姑娘参加本埠健美大赛，惹得同事们窃窃私语，“走火入魔”呀，“赶什么时髦”呀满天飞，其单位头儿更是讲得令人起鸡皮疙瘩：“你干什么不好，干嘛偏要与别人比肉？”说得姑娘满脸绯红，掩面泪悄悄。一位少妇背着丈夫练健美操一月有余，不巧让丈夫发现了。回家后丈夫瞪圆虎眼骂声入云：“练什么健美，嫌我配不上你是怎么了？想找野汉子啦？”

    健美，英文原意为“建设身体的运动”，是一种集文体百花之美的活动，它综合提炼各项体育锻炼肌肉训练之精华，融体育、舞蹈于一体，旨在塑造健壮动人的曲线美、体型美和肌肉美，不仅可增强健康，提高身体机能，还可陶冶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唤起人们对美的追求。然而这等有益的活动。居然遭到种种嘲讽和责难，实在令人遗憾。这号人想来大多是“健美盲”吧，就像当年见有人剪掉长辫子便骂骂咧咧决不就范的老夫子一样冬烘迂腐。不过我相信，随着健美运动的普及，他们总有自惭形秽，收回成“骂”的一天。

    “健美”并非今日才从异域传入，它作为文化和美学范畴，早就为我们祖先所乐道，提倡施行。古人崇尚“燕瘦环肥”，便是讲究体型美。《古诗十八首》中有“楚王好细腰”句，“细腰”，就是一种健美。三国时曹植在《洛神赋》中有“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句，他是用“惊鸿”、“游龙”来比喻美人的轻盈矫健。杜甫曾用神来之笔勾勒出一幅“丽人健美图”“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骨肉匀”，不正是体态不肥不瘦，曲线匀称的“健美”么？不过，这等“健美”大多属于“宫廷文化”，而同衣衫褴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动人民无缘。只有今天改革盛世，这种“健美”才真正作为一种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可以预见，“健美”将不再是潇洒帅气的小伙，青春窈窕的淑女们的“专利”，更多的“老爸”、“老妈”、“爷爷”、“奶奶”将加入这个行列。

    朋友们，投身于诗一样美妙的健美活动吧！它将带给你楚楚动人的体态，青春焕发的活力和轻松愉悦的欢声。

    （1991.5）

    读报人语

    时下总有这么一种人：吃山珍、品海味、泡歌舞厅、玩桑拿浴，他舍得大把大把地掏腰包，而要他订一份报纸，没门。其理由说不出，但总会丢下这么一句：订那玩艺干啥？又不能生票子。

    订报刊有没有用，自然要因人而议。对于阮小七、焦大和刘姥姥来说，当然是花钱买无用，多此一举；而对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之事。报中之新闻、知识和信息，谁个离得开？每天清晨，只要你到书报亭去，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读报迷，读书看报刊，爱不释手。更有一些少男少女读报迷，由于经济不独立，舍不得花钱买，只是这里挑挑，那里拣拣读个过瘾，最后从衣兜里掏出几毛钱买下最喜欢的那一份。对门那位退了休的老陈，清晨一早就起床，第一件事是练气功，第二件事是买报纸喝咖啡，练功、喝咖啡、读报居然成了他一天生活的主要内容。

    对于那些知识界人士来说，报刊更犹如阳光、雨露、空气、粮食一样重要了。一位当作家的每天必阅读十几种报刊，报刊读完了，他的作品也就出来了。一位离休干部喜欢读书，剪报，每年都剪下一本厚厚的剪报，然后分门别类加工编纂，成了自编之书。我认识的一位老教授自费订阅的报刊有百余种，除剪摘资料外，还精心收藏，数十年后，居然成了闻名全国的报刊收藏家，国内多家档案单位出高价要买他的报刊，他还舍不得呢。被誉为中国证券界“敢吃螃蟹第一人”的上海民间证券炒作专家杨百万私人自费订报就达108种。有人问他：“这一百多种报纸，怎么看得完？”他答道：“这还不容易，我只看看经济新闻。”他说他的事业是从读报开始的。想来，这位杨百万致富，靠的就是读书看报。

    如今是信息社会，每一个现代人无不面临着“知识爆炸”，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挑战这一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订报读报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适应，是对自身素质提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更是自己财富的一种拥有和聚敛。在此，奉劝那些光晓得泡酒馆、玩歌舞厅、玩桑拿浴的潇洒族，少点把钱花在酒缸里和女人身上，多些订报读报，对今后大有用处。

    （1996.2）

    名声与傲气

    人的名声大了，好事也跟着来了。登门拜访的、“跟踪”来访的、摄影摄像的、为之写正传、外传、别传或什么传者，络绎不绝，大至离婚，小至“合家包饺子”之类的事也成为新闻……这是名声大的正效应。

    名声大当然也有“负效应”。那就是气球灌满了氢气——飘飘然。名大了，站高了，看远了，于是，“一览众人小”了起来。这是傲气。你来访或拜访，他（她）板着脸“哼”的一声叫你难受；你说你是记者，他（她）说记者又怎么样，国家元首来我也不见！一位“影后”对拿着摄像机围拢过来的记者大吼一声：“都给我滚！”那“傲”劲叫人汗不敢出。有一篇新闻特写，写一位大“影星”在一个小县城演出，被崇拜她的影迷们围个水泄不通，欲饱睹其风采，拥挤中不知何人将那影星的帽给顶了起来，这影星大怒，张开玉掌甩开玉臂将一无辜的女公民打得眼冒金星，脸青鼻肿。人家欲到公安局评理，谁知这位大“影星”却乘车扬长而去……

    “老子名声大了，就得傲。”也许是恃“名”傲物者们的“公理”。常言道，鸡凭爪子人凭本事。这名声我拼死拼活挣来，你有本事也来“傲傲”！君不见如今“万般皆下品，唯有名人高”乎？于是真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了起来。殊不知，“傲”到了头，那光景总不太妙，有位大名鼎鼎的男影星，做惯了“人上人”，在北京城里驾车撞了人，不但不检讨道歉，反而不论横竖将人家痛打一顿，口中还振振有词：“打他×的！打坏了我赔钱。”恃“名”而“傲”当然是过瘾的，可结果偏偏不妙，被公安机关审留，灰溜溜低头受罚也，正是“傲气”毁了这位大名人的声誉。

    不由想起了宋人刘斧在《青琐商议》中“士子对荆公论文”的纪事。一日，王荆公介甫（王安石）独游山寺，遇数客盛谈文史，论辩纷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顾。有一客徐问公曰：“亦知书否？”公唯唯而已。复问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众人惶恐，遂惭俯而去。在平易近人，不抖名声的王荆公面前，咱们那些恃“名”傲物，动辄动口骂人乃至动手打人的“名人”、“明星”者辈也总该“惭俯而去”吧？

    人，可以有大名声、美名声，但却不可以有傲气。这人生之至理也愿那些恃名傲物之诸公早日懂得。

    （1989.11）

    “神”了的巴顿

    说到将才，谁都晓得美国有个“神”了的巴顿。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常胜将军”。他指挥的铁军使得德国人闻风丧胆；他的部队进攻之神速，开创了美国军事史上的最高纪录……这位将军在离任时曾对人说：“我为我在大战中感到自豪，因为我的军队杀伤了一百多万纳粹德军。”

    巴顿“神”了。他的士兵慑服他，爱戴他，甚至整个美国都崇拜他。何也？盖在于他那出色超人的治军帅才和品德。首先，他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大端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小节能深入三军，身先士卒，最危险的时刻能用自己的吉普车为坦克大军开路，一点也不摆架子不贪生怕死不以权谋私。其次是他对属下官兵从严要求，对犯科者严惩不贷，决不允许临阵脱逃或拖拉疲沓的作风在军中出现，是故“强将手下无弱兵”，他的军队也就“神”了起来，不像咱们某些“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的领导者，自己养尊处优，作风疲沓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却以权谋私，“自己屁股沾屎，说不得别人臭”，以致手下也无“强兵”了。

    其实，巴顿是人，不是“神”，他的缺点多着呢。此公最大的一件就是“老爷气”外加“霹雳火”，比咱们的李逵毫无逊色，动辄就骂“老混蛋”、“狗娘养”什么的，甚不宜当幼儿园老师或外交家。那次在英国女士们主持的一次集会上，就因“杀千刀”，“去你娘的”式的外交辞令偏颇而得罪了俄国人，书面抗议纷纷飞向美军最高司令部；又一次，此公到医院看望伤员，看见一位惧阵的士兵在哭，勃然大怒，上前一连扫了人家十几个耳光，还歇斯底里地叫，要将人家毙掉，犯了“侮辱人格罪”。

    不过，巴顿是竹筒子直来直去，有错就改，深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和“有过则改，善莫大焉”之精髓。“打士兵案件”不久，他便召集三军将士聚会，公开对那位士兵赔礼道歉。至于在重犯信口骂人之老毛病时，他也常常自责：“对不起，我不再乱说了。”绝不像咱们某些“一贯正确”的领导者，有了过失却拼老命地捂着，谁说就给谁“小鞋穿”。这大概也是他“神了”的又一重要原因吧。

    （1988.12）

    糖说

    小时候最爱吃糖，尤以红糖为美。盖因三年困难，白糖是吃不上的，买红糖也要凭糖证，故以能吃上红糖制的甜食为美事。上中学时，生活越来越好，糖已不那么稀罕了。时至今日，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人们开始知道，糖是人类健康的大敌，“泡在糖水中”是“害莫大焉”之事。专家指出，某国人口死亡率曲线与该国糖的消耗量成正比例关系。长期吃高糖食物者，其平均寿命要比食正常食物者缩短20年左右。一是糖能导致肥胖症，心血管疾病；二是糖能刺激胰岛素分泌而诱发糖尿病。而中老年人和小孩多吃白糖更是有害。前者易发生骨头折断，后者则引发视力减退。世界卫生组织曾调查了23个国家人们的各种死因后，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卫生口号：“戒糖”。

    由糖想到工作、事业。工作、事业上常常出现这么一种“糖”歌你之“功”，歌得黄钟穆穆大吕皇皇；颂你的“德”，颂得龙飞凤舞山河欢笑。不由你不甜兮蜜矣，舒心畅意陶然欲醉。

    乖乖！如果陶然舒心滋润肺腑之物，何不悠然躺着“吃”之“泡”之？蜜般的生活“人生至境矣”。果然有人百“吃”不厌，越“吃”越瘾，舒舒服服飘飘然如化羽而登仙。

    嗜“糖”泡“糖”过瘾是过瘾，舒服是舒服了，殊不知其负效应要让人叫苦：体中“糖分”过多，“血糖”升高，“肥”而“胖”之，“糖尿病”、“心血管病”、“短视症”等接踵而来，先是“头晕脑胀”，“东摇西晃”屡屡“摔跤”，最后“病入膏肓”，危及“身心”。中国历史上的夏桀、商纣王、秦二世、隋炀帝者流便是患有这等“嗜糖症”而政息人亡的。春秋五霸之首，一代英杰齐桓公，晚年因身边易牙、竖刁、开方之“糖”所醉，弄得奄奄一息不得其善终。

    古今中外一些智者哲人，无不对“糖”存有戒心，甚至是忌“糖”，戒“糖”。罗马哲人泰西塔斯说：“最恶的敌人往往是竭力赞扬你的人。”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苟况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视甜蜜动听、尽如吾意的言语为可恨之物。古代的齐威王，专门设立大奖之等，以鼓励当面弹劾“寡人之过”者；唐太宗常制止“糖瘾”，吃得下“苦口良药”；诸葛亮不喜听赞歌一片而要部下“勤攻吾阙”。春秋齐景公在“吃糖”上还算不错，一箭中的，顿时喝彩声四起，可他将之当作一片狗吠声。开明、清醒的决策者们晓得，“糖”越多味越“甜”，人和社稷就越危险。

    近看一幅漫画，题目为“加糖我不喝”。画中一位老首长面对着别人递过来的标有“批评”字样的杯子拒而不接：“加糖我不喝！”这种态度就很难得。可惜这样“忌糖”，“戒糖”者太少了；而那些忌“苦”，恶“苦”，喜“甜”，闻“糖”则喜，吃“糖”则乐，嗜“糖”而不疲之士又是那样的多。

    （1995.11）

    （第五章）裸侃

    “人原本是裸的”。这话无论何人何时何地说都对。

    确实，人原本是裸的。裸乃人的“庐山真面目”。在混沌古老宇宙洪荒中，夏娃和亚当就是裸着来到伊甸园的。从古猿到人的原始社会，人最初也是裸体的，没有“丑”及“遮丑”意识。于是都裸着，裸得自然，裸得大方，裸得无忧无虑。只是到了用树叶或衣服遮丑时，裸便显得羞羞答答大惊大忌了。今天谁要是裸着上大街或进电影院，准让人围得内三层外三层的。记得莫里哀《伪君子》中的人物答丢夫一见到富翁奥尔恭家女仆人桃丽娜袒露的胸脯，便“羞”得立时掏出手帕要人家遮住，这是忌裸。刚开放那一阵，老家的张婆目睹银幕上身着“三点式”的女士在海滩上与男士亲吻时，“唉呀”一声赶紧闭上了双眼，以为“有伤风化”，这也是忌裸。

    人们这忌裸、恶裸，并非等于裸真的这么值得忌、值得恶。裸是一种美，裸的作品还是一种艺术呢。无论是珍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维纳斯半裸石雕，还是佛罗伦萨学院中“大卫”的裸像，都是其佐证。公元20世纪30年代，艺术大师刘海粟在上海美专任校长，在张园开了一次作品展览会，第一次展览人体习作，顿时舆论沸腾，口诛笔伐，什么“艺术界的叛徒”呀，“教育界的蟊贼”呀，“大伤风化非严惩不可”呀，骂娘声此起彼伏。到了今天，刘海粟的公案早已清楚了，这是艺术，是人体美学。事隔50多年后，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人体油画展，轰动整个首都。虽有拍案怒骂寻上来打官司的，但终究是赞声压倒骂声。尔后“人体热”乘胜前进，正由斑驳的油画向人体摄影进化。人体画也好，人体摄影也罢，其表露都是裸。这裸很美。美就美在“清水出芙蓉”，展出了自然界中最美的人体，标志着人类的一种精神文明。“裸”作品的问世以及被社会公认，无疑是人类的一个进步。

    裸既然是一种美、文明和艺术，于是人们就抖起追之求之事之而不疲。“裸”作品也就“野火春风”起来了。先是“深入寻常银幕中”，后则占领了画册、挂历，并深入千家万户之中。譬如大银幕小银屏必有靓女洗澡，靓子洗澡务必雾气熏蒸自下至上皆系“裸”，足显线条美、青春美；脱得赤裸裸的男女角色可以大大方方地拥抱亲吻抚摸，堪称“美的享受”，“生活之再现”；在那些胡同小巷里只有深夜后才开映的“裸镜”、“床戏”，更是裸的世界，男人裸、女人裸，小伙裸、姑娘也裸，裸得一丝不挂，尽得白皙丰满线条美之“高雅”，足让后生小伙、小姑娘家陷于“风月宝鉴”般的如痴如醉乐不可支。这等“裸”作品，就不是给人以美感给人以愉悦，而是叫人血压骤升，心跳加剧了。不难设想，倘若咱们的教室、实验室里尽挂些“裸镜”、“裸品”，咱们的兵营里尽挂些一丝不挂的“珍妮”、“曼丽”，那该是何等光景？可不，家乡那位阿丁看了几回“裸镜”、“裸戏”后，夜里竟跑到女学生宿舍里抱起人家来了。

    “裸镜”、“裸戏”之盛而不衰，据说并非完全是为了那高雅的艺术，而更要紧的还是那实实在在的大钞。艺术与其他行当一样，也要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效益为中心。栩栩如生的“裸镜”，当然要比《南征北战》什么的叫座；活灵活现的“床戏”，当然要比《老井》什么的轰动一万倍！况且也不愁没有“观众群”，“非裸勿视”的“裸迷”，里巷皆是，后继有人。这等火爆之事业，何乐而不为？

    人似乎是个矛盾体，原本是裸的，而偏偏裸不得；鼓足勇气创作出“裸品”来后，又愁“裸”的蔓延，“裸”的泛滥。人们究竟如何“裸”呢？以愚论之，该裸的总得裸，让更多更好的“大卫”或“维纳斯”式的裸像登上艺术的大雅之殿；该忌之裸总得忌，决不让令人“心跳加快，血压骤升”的“裸镜”、“床戏”深入寻常百姓家。若持此道，人们对“裸”也就舒坦多了。

    （1989.8）

    “古怪”的钱钟书

    钱钟书先生学术造诣惊煞世人，可就是性格有点“古怪”——绝交息游，不愿意拜访别人，尤其不愿意拜访名人。凭你什么“家”，什么“星”，他不造访就是不造访。他在北京时，住的地方与章士钊寓舍仅一巷之隔。章是举世皆知的大学问家，待人随和平易，而且与钱的父亲钱基博关系不错。钱基博听说儿子住处与章家不远，便写信催儿子前往造访，然而钱钟书一直没有遵嘱前往。70年代中期，章士钊的煌煌大作《柳文指要》出版，钱钟书读后，居然暗暗庆幸自己未去拜访章。他说：“假如当年遵先父命，今日必有后悔。”岂止是章士钊，“即使是司马迁、韩愈住在隔壁，我也不会造访。（钱钟书语）”

    这就是钱钟书。

    钱先生实在古怪、固执、“迂腐”。这号人士肯定当不了社会活动家。都什么年代了，还如此这般闭关自守孤芳自赏。现代人要适应现代开放社会信息社会，要进入交际场，多交些朋友，从外界接受各类信息和知识。好在钱钟书乃20世纪初出生之人，倘若后生晚辈持之此道，那必将为人所笑掉牙。

    然而醇儒治学，各有“怪”招。钱钟书如此这般，实在不是拒绝社交拒绝外面的世界，而是学迷心窍，潜心治学。正是因为他这么怪癖，才会有他那《管锥篇》、《谈艺录》、《围城》等长篇巨制。原谅他吧！

    （1993.6）

    人格面具与诚实

    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学家荣格曾奉劝世人要学会戴上不同的人格面具去“扮演”不同的性格和角色。这种哲学的本质便是让人们学会世故、多变：“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逢什么人说什么话”。我以为倘若真的不折不扣地去实行荣格的主张，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可畏和可悲了。与你打交道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带着人格面具的人。

    做人要诚实。美国总统林肯便是个诚实人，为人处世大概没有什么“人格面具”。年轻时，他在一小店铺当伙计，买卖公平，态度和气而不分亲疏贵贱，深受顾客欢迎。谁个要是少拿了找头，他总是亲自给谁送去。有一个时期，林肯负责一个小镇上邮局的工作，工资每月一元（这家邮局只有他一人，从局长、职员到邮递员都是他），后上级邮局通知他停业，也不要他清理账目，可林肯硬要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把账本和钞票置于一只破袜里等待交账。一年之后，林肯在路上遇到邮政部门的一个官员，就把他拉到家中，拿出袜子，慎重地交了上去，此事一传开，人们都叫他“诚实的林肯”。林肯的诚实，博得了极高的声誉，加之他努力的奋斗，先后当了议员、州长，后竟当上了总统，这也许无不与之诚实有关。倘若他“明里一把火，暗地一把刀”，鬼才选他呢。

    诚实是人的一种好品质，它像一汪见底的清泉，将自己的完美，残缺和盘向人们托出，同时也照亮了人们的心坎；诚实又是一种勇敢，一点也不亚于刀枪拼搏的勇敢；诚实是对自己、对他人，对整个社会都负责任的高尚的情操。林肯何以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佳总统”？除了他解放黑奴的伟大功勋外，他那诚实的人格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人类呼唤诚实，社会需要诚实！

    （1990.11）

    钱多的苦恼

    “世人皆说钱多好，却不知钱多有钱多的苦恼！”这是一位劳动致富的个体户的喟叹。他告诉笔者，钱赚得多了，找上门的也多了，请支持的，要赞助的，让捐款的络绎不绝。给了吧，劳动血汗自流了；不给吧，又怕人说小气。

    这就是钱多的苦恼。其实，钱多的苦恼岂止于此呢？钱多了往往惹盗引贼，破门的，撬柜的，翻箱的，刀枪威胁的，绑票的，杀人抢款的……真所谓“财粗身危，钱多命殆”！于是有了钱就得实行三防；防盗、防劫、防身，稍有不慎就会人财受损。有鉴于此，有钱人便建起深墙高院，养狼狗、安装防盗设施，那些高科技防盗产品便纷纷出现。至于说到外国，有钱人常雇有私人侦探、私人保镖，出入前呼后拥，以保脑袋和钱财安然无恙。倘若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哪有这些麻烦事。

    近日又得一趣闻，说是美国超级歌星富杰克逊自打那次被大火吞没了贵重财物，对火尤为惧怕，后又因为家里牲口棚失火，大火呼呼差点儿夺去了他心爱的牲畜的性命。惊悸中花费了30多万美元雇佣一支私人消防队，建立了一个消防站专门为他的私人财产防火。可见，钱多了苦恼也多并非奇谈。

    钱多了即使不被抢、被偷，但如何来用，也让人颇费心思。这一点，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最有体会，钱越多越操心，最后只好为钱而殉葬。英国有位叫做霍金斯的百万富翁，患了癌症，为了不让死后钱归他人，便决定把自己积累的钞票全吞进肚子里，结果被钞票梗塞，一命呜呼。

    钱多的苦恼害了不少人，但也唤醒了不少人。加拿大地产巨头、亿万富翁豪斯蒂芬·桑德便是被唤醒的一位。他在经受多年钱多的苦恼后声明：“我想做穷人！”随后付诸实施，把自己的全部钱财移交给慈善机构，自己去做一位清贫如洗的教师，不喝酒，不抽烟，连猪肉也不吃，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认为这样非常快乐。

    其实，钱多了并非注定要苦恼，高度的物质文明，钱多连喜都来不及，何来苦恼？所谓苦恼，只是一定社会环境和畸形心态所致。一个人若为富不仁，行恶作孽，或自私自利，患得患失能不苦恼吗？毋庸置疑，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文明社会，钱多的人再用不着提心吊胆；热爱社会，热心公益事业的人，是决不会为钱多而叹息的。一位香港大亨把“赚钱，爱国，做福利事业”作为他的奋斗宗旨，这样的人士，钱越多，他就越不会苦恼。相反，他更加欢乐呢。

    （1991.4）

    亿万富翁拉杂谈

    亿万富翁无疑是当今经济时代的“白马王子”，其头顶上闪耀着的光环令人羡慕不已。亿万富翁如李嘉诚、霍英东、包玉刚者，无不蜚声海内外，名闻遐迩。本埠近年来也出现亿万富翁。一位30出头的私营企业家，前几年抓住机遇，瞅准市场，在工商、地产、旅游、高科技等领域大显身手，至今业绩如日中天，资产逾亿。钱多了，业大了，人也出名了，公益事业接二连三地做；大会小会，还有诸如剪彩，奠基，表彰，跻身于各类协会联谊会基金会之类的事接踵而至；政协委员、总商会理事一类的头衔陆续挂上。像这类亿万富翁，本埠还可以数出几个。

    亿万富翁在咱们这个底子还薄，落后面还较大，市场经济还欠发达的国家毕竟是寥寥无几，可在人家外国就屡见不鲜了。美国《幸福》杂志1993年公布了世界亿万富翁的名单。该杂志说，当今世界上共有亿万富翁233人，其中四分之一是美国人。《幸福》杂志是自1987年起开始公布全球亿万富翁的，当时只有98名。

    一位朋友开玩笑说，不知道亿万富翁的日子怎么过，住些什么别墅，吃些什么菜，喝些什么酒，穿些什么衣，睡的是什么床，坐的是什么车？回答这些问题，需得谈它几天。钱多得数不清，怎样生活也是个难题。我的回答是，“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他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当然是五光十色的。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一掷千金者有之；守财如命，贪婪吝啬，“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者有之；艰苦奋斗，节欲戒奢，奉献社会，热心公益者亦有之。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但这么几点无疑是共同的：他们都是大名人，他们的钱财几辈子也花不光。他们的命最值钱，他们的财产将是社会的财产。

    有人问，怎样才能成为亿万富翁？《幸福》杂志回答说，最有效的方法是选好父母。幽默极了。如亿万富翁丹麦人戈德弗雷·克里斯蒂安森和基尔德·克里斯蒂安森是父子俩，他俩的祖辈就是丹麦“利戈”玩具的创始人。“选好父母”说白了，就是“世袭”、继承。

    不过，更多的亿万富翁还是靠自身的奋斗和拼搏。名单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是通过生产、经商和玩证券成为亿万富翁的。美国人沃雷特·巴弗特握有股票，当股票升值，他的财产一下增加了33%，达到64亿美元。远的不说，本埠那位“亿万富翁”也就是靠自己的脑瓜、毅力和意志在商海中拼出来的。

    如果有的亿万富翁不知道怎么支配自己的财产，也不愿为财政问题而操心，那该怎么办？《幸福》杂志建议他们进行长期的市政建设投资。《幸福》杂志给富翁们算了这么一笔账：投资市政建设，每10亿美元每天可得到15.3万美元的利息。看来亿万富翁只要投资于公共事务工程，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对自己都大有益处。

    那天读报，又得一亿万富翁怎么生产，怎么花钱之新闻。这位亿万富翁是从一个家庭作坊主到国际知名企业家的——香港金利来集团创办人曾宪梓先生。他富了不忘桑梓，在内地捐款项目已超过200个，金额逾2.5亿港元。这曾氏生于广东梅县一个贫寒农家，依靠国家助学金得以完成中学及大学课程。30年前他只身到香港，经过艰苦创业，奋力拼搏，成就辉煌。他在家乡梅州捐资8千万港币用于修桥筑路，兴建医院及学校；在北京、哈尔滨、广州等地多所大中小学捐资设立教育基金；捐资1亿港元与国家教委合作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他说：“深受国家之恩都没有留在内地服务，我要以另一种方式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读了这则消息，我不由对曾宪梓先生这样的亿万富翁产生由衷的敬意。在神州大地上，在全世界炎黄子孙中多几个像曾先生这样的亿万富翁，那该多好！

    （1994.1）

    以病谢客

    “人怕出名猪怕壮”，出了名的人往往不大好受。

    名人H是个极为繁忙的社会活动家。面对雪片般飞来的红柬请函，接二连三的会议通知，没完没了的座谈、剪彩、颁奖活动，他是拒之莫能，怨苦不绝，“恐怕只有病倒才能了结”。

    然而他不能病倒。他不能，下也下不了这个决心。盖咱们中国之世情谁也悖不得，人情债大于天。其实有谁能“病倒了结”？人活于世俗之中往往未能免俗。况且他没有病。

    不过也有例外。中国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就偏不理这个茬。对于外界来客来事，对于那些来柬来函大都婉言谢绝。钱先生写道：“平生素不喜欢通声气，广交游，作干乞，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老来岁月，更无闲力作人情……”“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矣。”“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对于那些硬找上门来访之客，常常以病谢绝，决不心“软”。

    当然钱先生并不是拒绝一切事一切客，而是实实在在以此道来对付那些可有可无的无端之应酬。他常说今时有些“活动”实在太够呛，“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对这号“隆谊盛情”，虽然用不着怒目而责，但应以病谢绝，息事省费为佳。

    钱钟书以病谢客，这可以说是上了年纪的人的专利，咱们年富力强者未必都效而法之，然而他那淡泊于名誉，甘于清寂，惜阴节时，潜心治学的高洁品性是值得我们好好记取的。

    （1993.1）

    艺术与金钱

    古往今来艺术界中人似乎总不那么爱金钱。真正的艺术家终日冥思的是自己的艺术事业而不是腰包中的金钱。“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处涸辙而犹欢”、“富贵于我如浮云”……无不是艺术界中人圣洁清高之写照。王羲之给人写字，喜欢要人家的鹅远胜于拿人家的金银财宝；贝多芬演奏其名曲，希图的是虔诚的听众而决不是王公贵族们可怜的施舍。王冕、齐白石们可从来不为大富翁们作画。

    艺术界中人不大爱钱，并不是说艺术界中人就可以不要钱。离开钱，在商品社会里，艺术界中人没有钱照样没饭吃、没衣穿，“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定律同样适用艺术界中人。可以这么说，没有金钱支撑，艺术的高大殿堂就会轰然坍塌。艺术，原本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文明，是一种特殊的高价值的商品，艺术及艺术家有资格拥有自身应有的价值——金钱。艺术创造金钱，应该是社会公开地合理地对艺术的回报。艺术界中人箪食瓢饮，穷困潦倒，只能是艺术的悲剧。艺术界中人以自己的劳作和产品去挣钱，赚钱，奔富，致富，像芸芸众生吃喝拉撒，结婚生子一样天经地义。

    不过，倘若艺术界中人为了挣钱、赚钱、暴富，便于艺德、脸皮而不顾，那就令人惊诧蹙眉了。譬如：“索价”、“罢演”之类的事吧，一出场要价×万，干不干？不干，对不起，拜拜拉倒。某大都市“××杯卡拉OK歌手大选赛”获奖名单公布了，一位很有实力但名落孙山的男歌手当场昏厥。乖乖！他受的刺激太大了，他不敢相信那不送红包，就登不上红榜的传言居然成了事实！而知情人说这又有什么奇怪，有些地方，别说歌手名次，就连编剧、导演之类的金头衔也可以买。倘若要“一花独放”，出个几万元不成问题。不仅“虚名”可以买，甚至“名（明）星瘾”出钱也可以过。某剧组制片和导演对话。导演说：“女一号不行，她读个台词都费劲”。制片说：“拍摄经费全是由她丈夫出的，谁有钱听谁的！”导演缄口了。有这么一位声名烜赫的年轻女歌星，应某埠数万元重金作出场费之邀前往演出，鼓乐声阵阵，开始演出了，可这女歌星仍坐在台后一个劲地点她那几万大钞，弄得台前黑压压的观念忍不住了大骂“你不配”。

    我的天，这是在搞艺术，还是在做生意！这号人，钱是实实在在捞了一大把儿，可艺术被玷污得不成样子了。

    艺术是圣洁、高尚的。艺术界中出现这号抢着大把大把的钱连同艺术幌子坠进了满是钱的粪坑之怪状，无疑令人痛心疾首。一位哲人说得好：再也没有什么比打着神圣的旗号去干肮脏的勾当更可悲的了。

    （1996.11）

    惜物意识

    那天在一友人家发现了一盏15年前的曾照着“闹洞房”的台灯。那玩艺老得几乎掉牙了，灯罩斑斑点点，灯底盘有几许褪色，灯柱壁上有大块大块的锈。问之为何不换台新的，答曰：“能用的尽量用，惜物而家道兴。”

    “惜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米千粒，酒一滴；蚕千头，绢一尺”；“惜衣有衣，惜食有食”；“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咱们祖先的这些诚世良言，说的就是要“惜物”。东汉荆江刺史陶侃，造大船时剩下不少木屑和竹头，也都舍不得丢掉，让人妥善保管。后将士开大会，积雪初晴，地面泥泞，便用木屑垫地。州府再度造船，缺少船钉，陶侃又下令将竹头削以代之。正因为陶侃节俭惜物，影响所及，其防区将士勤劳节俭蔚然成风。当代名人周恩来，身为共和国总理，可身上的大衣，脚底的布鞋，腕上的手表，总是敝帚自珍，补了又补，一直用了几十年，堪称惜物之楷模。

    好的传统美德总是要流传光大的。近读农妇（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的一则随笔，写的是当代中国留学生住宿都有沙发、地毯、书柜、落地灯座、吊盆植物，还有席梦思什么的，都是旧的。相比之下，有些美国青年学生却奢侈、浪费得惊人，床垫、沙发、报架、电视机什么的，旧了就丢，如果谁合用，尽管搬走，“惜物”与“不惜物”，反差何其强烈。

    不过，美国公民中“惜物”者也相当众多。马利兰州的周末，总要举办颇具规模的“跳蚤市场”（Flea—Ma—rket），那些旧了或缺损了的生活或文化用品乃至家用电器都在这里折价出售，一些“惜物”者总要在这里送走心爱的用品，而另一些“惜物”者又总要在这里挑择中意的“破烂”。这种在熙熙攘攘的“跳蚤市场”中穿透着的“惜物意识”，不也难能可贵吗！

    （1991.10）

    推车者、青蛙及其他

    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那部记不住什么名的电视剧使然。

    那电视剧说的是几十位旅客同乘一部长途客车，半路上汽车熄火抛了锚，售票员请诸位旅客下去推车帮助机器发动，谁料竞招来一阵臭骂。当几位干部、士兵陆续下去推车时，车厢里便传出那“嘘一嘘”的一阵讥笑声：“嘻嘻，看，活雷锋出现了！”“喂，大兵，快加把劲，立功机会到了！”车上哄然大笑。

    一位搂着公文包的胖干部，见此情景，喟然叹曰：“风气不正啊……”说完却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

    车终于发动了。当这几位推车者到河边洗手时，车上的乘客急不可耐地嚷着开车（他们明知这几位推车者还要上车）。于是，车真的抛下了几位推车者，飞驰而去……

    看完电视剧，那心真怦怦突跳。

    我们这个社会就像一部大客车，有不少甘愿为大伙淌汗拼力，可敬可爱的推车者，但也有那么一些自私自利，且乐于讥笑“活雷锋”的人儿。“人上一百，五颜六色”，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令人惊诧的是那位闭目养神躺在坐位上长叹“风气不正啊”的胖干部。因为此公毕竟不同于那些专门以挖苦“活雷锋”为乐事的人，他已觉察到这“风气不正”并为之“忿忿”而摇头喟叹，然而这仅仅是“忿忿”然后“摇头喟叹”而已，“忿忿”，“摇头喟叹”后便安然闭目养神，任凭人家如何“活雷锋”，“风气”如何“不正”去。

    由此，不禁想起了一则古老的寓言：从前龙王与青蛙相遇，各叙自己的喜和怒。龙王说：“我喜时，便普降甘露，使大地滋润，五谷丰登；怒了，先吹暴风，再发霹雳，继之打闪放电，使千里之内寸草不留。”青蛙说：“我喜时，面对清风明月呱呱叫一通；怒时，先瞪眼，再鼓肚皮，最后气消肚瘪，万事了结。”想来上面那位闭目喟叹“风气不正”然后意守丹田的胖干部便多少有点像这能喜能怒的青蛙，遇到“风气不正”虽也忿忿，发发牢骚，但也不过是青蛙式的瞪眼鼓肚皮，嚷嚷几声而已，最后还不是“气消肚瘪”，闭目养神拉倒。

    同青蛙式的人相比，那些“推车者”显得特别可贵可敬。在“污浊世风”袭来之时，他们不是鼓气瞪眼，牢骚喟叹，闭目养神了事，而是默默地做着自己应做的一切，用自己的懿德茂行去影响周围的不良风气，去感化那些拨污养浊的人们。

    朋友，在社会这辆“大客车”上，你是一位“推车者”，还是一只“青蛙”？

    （1989.10）

    吻的规则与风范

    不晓得别的动物怎么样，万物之灵长的人大概总要有一个动作：吻。夫吻者，“用嘴唇接触人或物表示喜爱”也。既是喜爱之动作，那么“吻”时之心境理当“最佳”，说白了便是最甜。譬如母亲吻小宝贝儿，心里是甜滋滋的；又如按西方礼节，绅士吻女士之手，彼此心里也都是愉悦的；再如热恋的情侣之吻，那更是“金风玉露”，掉进蜜缸了……

    吻是甜蜜的，然而有时却例外。前些日子有家杂志刊登，某村有老李大李小李三个年轻镇长在一起喝酒解闷，忽见有一美少女走来，便打赌看谁敢吻之。于是小李大李逞雄争着上前甜甜地响响地吻了人家一记，哪料那少女是位“尤三姐”式的人物，对此卑劣行为不依不饶，一口气揪住小李大李的衣襟告到县里省里。结果镇长们撤职的撤职，警告的警告，罚款的罚款，这种“吻”可谓自食其“苦”。可见，不甜不纯洁之吻那是要惹出麻烦或“风波”来的。今时有些年轻的女士先生对吻有点“开放”、“摩登”，香港男歌星陈百强在广州献艺，便有成群的妙龄女郎登台求吻，弄得陈大歌星窘迫至极；香港女歌星刘美君在穗演唱，亦当场有许多男士争先恐后扑将上去亲额强吻，弄得刘小姐招架不迭，厉声喝叫；“休得无礼！”这等“吻”的行径实在令人蹙眉咋舌。

    今时“开放”了，但文明礼仪不可丢弃，物质的进步应与精神文明同步共进。诸君吻之欲念油然萌动之时，还应三思绅士淑女之风范。

    （1990.4）

    大狗与二牛

    “人上一百，五颜六色”。生活就是个大舞台，各类人等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而让人们去赞去骂去怨叹。

    记得十年前，居住的是城中大杂院，左邻右居，密密匝匝。

    隔壁的大狗，每星期逢一、三、五便到厂里上夜班。这儿离他那厂子很远很远，可他不愁，有那辆“本田”125C摩托车。傍晚开出去倒没什么，可深夜你正酣睡时，他却“突突突”地开着那玩艺回到家门口，把你从甜梦中惊醒。别的人倒没什么，而我这个高度神经衰弱者一经这么一醒，那下半夜就够熬的了。说他两句吧，总难启齿，小家子气，让人笑话。况且人家上班，有啥错。

    对门有个二牛，是个公安干警，也是个开摩托车上夜班的后生，不过那时间正好与大狗相交叉：每逢周二、四、六晚他开夜车回家时，我总是照样轻梦悠悠春眠不觉晓。何也？原来这二牛每当摩托车快到院子时，便关了发动机，轻手轻脚地推着进家门。

    大狗和二牛，都是骑摩托车夜归的，可那“归”法大相径庭。总觉得二牛难能可贵，啥时都惦记着咱们这些酣睡入梦的邻居，“于细微处见真情”。而那大狗则不同，“突突突”的如入无人之境，你就是睡得似烂泥，也要将你从梦中拉醒。

    人总要在左邻右舍中生活。你我他做邻居容易，而做个好邻居就难了。古人云：“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其实做好邻居有何“难”？学一学二牛就行。至于“大狗”式的做法，你最好与之绝缘，越早越好。

    （1989.1）

    唉，农民工……

    现在拥进城市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了。施工中的马路、厂房、楼房、码头、住宅区，到处都可以看见来自农村的正在挥汗劳作的农民工。由于农民工的猛增，也就有了诸如《中国民工潮》，《百万流动建筑大军》之类的纪实文学。

    农民工说起来有点可怜。在车水马龙、金碧辉煌、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农民工过着与之有巨大反差的生活：住工棚，着粗衣，一箪食，一瓢饮，粗饭淡茶，臭汗涔涔，终日劳作。农民工吃得苦，耐得劳，具有当年阿Q“舂米便舂米，割麦便割麦，撑船便撑船”的品德。那天采访一位来自四川的民工，他说他每天挖土方10个小时，可挣30元，每月省吃俭用花去200元，剩下700多元全寄回家养妻小老母。

    农民工生活工作条件原本就差得叫人摇头，偏偏还要加上一些人为的折磨。做最苦、最险、最脏的活也罢，得到的报酬也往往受克扣，遭拖欠。在称呼上，农民工往往被呼之为“盲流”，“乡佬”，甚不雅听。农民工到医院看病，往往看不到好脸，拿不到好药，大夫们的“工作效率”往往最高，三两下子便打发了事。甚至有连病也看不上，跑了一大圈然后垂头丧气而回。有些君子见了农民工就皱眉头捂鼻子，动辄对之呵责训斥，不干就请走开！那道理还总是硬梆梆的，谁叫你没文化，素质低！

    人，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忘记了将心比心。这些见了农民工就要拉长睑的君子可曾想到：偌大的城市建设，诸如挖臭水沟、搬石头、扛水泥、下坑道这类脏活重活，倘若没有农民工去干，那又该是什么样子？自古以来，没有农民种田，大家都得饿肚子。如今，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同我们一道建设城市，倘若对人家拉长脸捂鼻子，恐怕就有点绝情了。

    歧视乡下人，歧视体力劳动者，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旧意识。儒家头号圣人孔夫子说过：“耕者，馁在其中也。”又把小人（劳动者）和女人一样归入“最难养的人”之列；儒家亚圣孟轲也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旧时刘姥姥、阿Q们进城，难免要做一番处处受奚落，处处受冷遇的“下等公民”。就是新社会的陈奂生进城，还得挨城里人的笑。

    可现在不同了，在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城中干活挣钱，享受劳动、生存、发财的权利，人人平等。你坐办公室，我在工厂开机器，他搬石头、水泥、搞建筑、挖马路，同样都是建设现代化都市，同样是新生活的开拓者。

    倘若我要唱赞歌，少不了要有农民工，这是心里话。

    （1993.12）

    像城里人那样生活

    如今城里人也够令乡下人羡慕的了，穿的、吃的、玩的、做的样样都要比乡下人高雅、“摩登”和来神。别的不说也罢，单说生孩子，就比乡下人强得多：晚婚晚育、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生女的与生男的一样兴高采烈。由于“独苗”，父母周到地养精心地教，小孩子自然聪明伶俐有教养，一家人轻轻松松欢欢乐乐好不潇洒。

    城乡总是要交流渗透的。城里人生孩子的新风尚越来越被“进城里闯”的姑娘或小媳妇所接受所认同。她们看见城里与自己同龄的少妇怎么谈恋爱，怎么生孩子，怎么打扮，怎么下歌舞厅玩卡拉OK，那心早羡慕得痒痒的。“看人家城里人多会生活，咱也得学着点儿，不能把大好光景都白白消耗在生孩子上。”“一样的人，为什么人家那么年轻、漂亮、潇洒？”不少“刚过门”的少女居然真格的学起城里的同龄人来了：“出门在外，生不生孩子自己说了算，丈夫、公婆管不着……”

    时代在变化，人也总要跟着变。这些有心智的农村少妇总算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改革开放的春风，刷新了她们的脑筋。老实说，倘若她们抱田守舍“扎根农村”，恐怕至今还在大生特生，或者当“超生游击队员”呢。

    马克思曾提出要消灭城乡差别。在生孩子问题上，城乡还总有点差别，而今城里人时兴生一眙，而乡下的人却拼命地生，不生个“传宗接代的”决不罢休。“少生优育”对某些乡下人来说往往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有一幅漫画，画几个小女孩对当“超生游击队”的妈妈喊：“妈妈，你回来吧，别再生了！”便是其写照。有行家结论说，生孩子的问题已成为乡下人精神文明建设最棘手的问题。

    看来，很有必要提倡乡下妇女到城里走走，看看城里人如何工作、如何谈恋爱生小孩子、如何打扮得漂亮玩得潇洒活得轻松，使之有所感有所悟才是。

    （1992.8）

    摩托车情结

    这个时代变得真快。记得小时，能有手表、晶体管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的家庭算是一流的了。可现在，这老掉牙的“旧四大件”早已不吃香了。取而代之的是90年代的“四大件”住宅电话、大哥大、摩托车、空调和私家卧车。作为一个现代人，不趋时些不行。“鱼我所欲也，四大件亦我所欲也”，摩托车自然是我心中喜爱而又企盼的“四大件”之一。

    是的，谁不想有辆够威够力够神的摩托车？每当吃力地蹬着那老“凤凰牌”自行车而看到人家骑着“铃木王”、“大黑鲨”、“雅玛哈”什么的风驰电掣而过时，那心里直痒得难受。如今城区扩大，城乡交通四通八达，还是有辆驰骋的摩托车好。去采访，去拜会亲友，骑着这玩艺够威够力够神气！相反，推着自行车到高级宾馆会客，自然羞涩寒酸，不敢与客人道。据说现在不少人评人家富不富，标准是看他有没有一辆像样的摩托车。因此，有时梦里都想有辆摩托车。曾看过这么一部小品，说的是某公酷爱摩托车，但因“安全问题”被妻子“缴了械”——硬给卖给了人家阿贵，每当阿贵骑着此公那红色的摩托车在从他楼下过时，此公总要对着消失了摩托车发愣。此公对妻子说：我要恨你一辈子。这则故事，我常侃给夫人听。

    不过想归想，有时想起来总是心头发颤：那可是件玩命之物！这些日子里，常看到血溅铁骑的摩托车祸。友人H伉俪半年前就开着摩托车钻进了一辆大卡车肚子里，命归黄泉。还有同事B，夜里开摩托车碰了一块石头翻了个个儿，断了两根肋骨，至今还躺在床上呻吟呢，更叫人惊悸的是不知哪家报刊的消息：某市办理第一批摩托车执照者已全出车祸无一幸存。本单位有一子弟，其父亲系城里有名的富豪，他说父亲金银财宝汽车别墅样样都给，就是不答应给他买摩托车。几次壮着胆儿试探问妻能否让我买辆摩托车，但见妻双眼一瞪打来连珠炮：要车就不要我，要我就不要车！听得我血压骤升，心鼓咚咚。看来怕是没门了。

    盼呀盼得发狂而又怕买怕得血压骤升，还有“人和”问题，好难解摩托车情结哟！

    （1992.12）

    陪老女

    有友人自上海来，聊起那里“陪老女”（以专门陪伴离退休老人游乐聊天为职业的女子）的新鲜事，完后递过一篇关于“陪老女”的报道。

    报道写的是如今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陪老女”的职业方兴未艾。她们大多是20—30岁的青年女子，有护士、大学生、干部和待业青年。她们以美好的音容笑貌伴随着老人，出现在大街小巷草坪花园影院江边。这些“陪老女”皆为业余的有报酬的，招聘和应聘形式灵活多样，目前已成为不少有知识有青春活力的女子的一种“第二职业”。

    我以欢喜的眼光看这方兴未艾的事业。随着大都市的现代化、繁忙化和人口老龄化，离退休老人因子女在外或工作繁忙，无暇照顾而产生的孤单、寂寞和苦闷，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于是，“陪老女”这株新苗便破土而出。她们陪老人上街逛公园、进影院，伴老人观花赏木练操谈心，给老人弹唱念诗读书，为老年人驱走了苦闷和孤寂，给老年人带来了友谊、亲情、笑声、温馨和活力，她们是人们美丽幸福的“天使”。而“陪老女”本身也同样在得裨益。她们从老人们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中得到人生的教益，知识、品德的熏陶和人生的真谛。

    当然，耳边也不乏否议，甚至有主张“禁”的。“老人家有自己亲人照顾，何必请外人？”“老男人和青春女子相伴外出，成何体统？会不会有卿卿我我？”“女子陪老，还不是为了赚钱？出卖青春，出卖感情做高级佣人……”有人则以避免家庭出现“裂痕”而疾呼“大可不必。”

    我这看“大可不必”论者亦应“大可不必”，盖此论与常说“一男一女在那里决不会有什么好事”的阿Q先生的哲学差不多。正因为你们做子女做亲人的无暇“陪”，他老便出钱请人陪，有何不妥？连自己的老长辈的品格都信不过去，什么荒唐事不会“设计”？阿Q若活至于今，大概也不会说这个话。至于“赚钱”论，怕也失当，陪老既是一种劳动，报酬也就是应有之义。诚然，老人可能出现极少数乱伦的糊涂蛋乃至坏蛋，“陪老女”也可能出现极少数“出卖青春”的拜金狂什么的，但也不能以此而将“陪老”的事业“禁”之“废”之，就好像人群中有好人也有混蛋，但总不能说应将人类灭掉一样。

    “陪老女”在咱们中国虽算是破土新苗，可人家“老外”早已时兴。今天的人口日趋老龄化的欧美诸国，一种新行业——“聊天业”（实为“陪老业”）正在风靡。“陪老”者多系年轻女性，（当然也不乏英俊男士）陪着感到孤寂困闷的老人聊天谈心逛街游公园等，以满足老年人的娱乐要求。这种职业之时兴，并未见得出有“群起而攻之”乃至“禁止”的。

    老人，社会的瑰宝，人类的财富。老人需要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需要在晚年得到亲情、体贴、欢乐、幸福和温馨。愿全社会出现更多更多的情愫健康、青春美妙的“陪老女”（当然也可以是潇洒英俊、尊长敬老的男士）！

    （1990.12）

    “运气”漫说

    在生活中有的人是很有“运气”的。早年同学李大头，生相丑陋，家徒四壁，兼之谈吐口吃，眼见得三十出头娶不上媳妇，偏偏是那晚上在臭水沟边救了位被流氓欺负的天仙般的少女，不久便与之实现了“天仙配”。女方家富有，大头他也就随之搬进城里高楼。第二年喜添娃娃，今年又不知托谁的福一举中了5万元头奖……

    “运气”是注定的机会、机遇。世界上也许真的存在着“运气”，不然，“李大头现象”就不好解释。常言道“时来运到”，“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买一张彩票便中首奖，谁敢否认这不是“运气”？“守株待兔”这个故事，最初也是由于兔碰树死这样的“运气”引起的。溥仪生下来便可做皇帝，人们都说他“运气”好，是个“龙种”。最能证明有“运气”存在的还是明人凌漾初那篇《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湖指破鼍龙壳》的小说。书中那个投靠商贾漂海冒险的破落户卢文实得了一两银子，买了100斤“洞庭红”（一种桔子）于船上充饥，谁知船至吉零国，船上开晒的红艳艳的“洞庭红”引起岸上客商奇异而纷纷抢购，使他发了一笔小财。后船漂至一荒岛，又得一床大乌龟壳，取之权当行李箱使用，谁知船至福建，这乌龟壳又为当地客商所青睐，这卢君又获得了数以万计的银两，一下子成为名闻遐迩的富翁。

    “运气”之存在，于是人们便拼命地去“赶”去“碰”。譬如买彩票，不惜重金一叠叠地购进，企盼中个头奖成富翁；打麻将入赌场可为终生之事业，“运气”好时腰囊盈盈，“运气”差时倾家荡产。家乡的赌徒牛六，每每输个精光回来便打老婆卖家当，最后做“剪径大王”，终于锒铛入狱。相反，邻居牛七就不信“运气”，不买彩票不赌钱，老老实实专心致志当他的“砖瓦专业户”，不出五年，便成了乡里首富，彩电冰箱摩托车样样皆有，还娶上漂亮媳妇舒舒服服地住上了自己的小楼房。

    人活着都盼有好日子过。然而过“好日子”靠什么？牛六们说：过好日子靠的是“运气”；可牛七们说：过好日子全凭自己奋斗！

    我显然是个“牛七派”。世上有几个“李大头”？又有几个“中头奖”？“转运汉”式的“运气”也只不过是小说家笔下的“海外奇谈”罢了。过好日子，还得老老实实靠自己。躺着等待命运“赐福”的人往往与“运气”无缘，而靠自己奋斗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好运气”往往悄悄来临！这，才是人们应持有的“运气观”。

    （1991.4）

    人间多真情

    有篇题为《电梯上》的小说，写的是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青年同乘电梯，忽然电停灯灭，电梯搁在半空中，女的尖叫，男的恼骂。黑暗中，女的缩于一隅背抵后壁，从挎包中掏出水果刀，如临大敌；男的则屏声敛气，双臂护住胸前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时供电恢复正常，明灯放亮，双方都发现各自处于“一级备战”状态，顿时陷入一片尴尬之中。原来都是好人！后来经过一番戏剧性的接触、对话和了解，这两位在电梯上曾经互为防范的“敌对分子”，居然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乃至花前月下起来……

    看罢不禁失笑。人本来不那么坏，都是一股什么心理把人给看扁了。

    “乘电梯”式的事在生活中并不少见。逛街时被踩了一脚弄脏了皮鞋白丝袜，恼怒得真想“千刀万杀”的啐对方一顿。然而当人家深深地鞠你一躬并说了声“对不起，请原谅”时，那气早消了大半，倘若再攀上几句倒觉得人家还蛮有修养呢；又如拿东西给人家修理，为了省那两元钱争个面红耳赤，如要细心下来看人家如何操作并与之倾谈时，就会发现人家蛮艰苦的，挣一个钱过活也不容易哩。

    人与人之间总是有感情的。“横江馆前津吏迎，问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因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唐代诗人李白这首《横江词》中描写的这么一幅亲切淳厚的美好的人情画，洋溢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常情”、“真情”。

    人与人之间的情滥觞于心与心的理解与沟通。

    那两位乘电梯的男女的经历足以为证。刚做上婆婆的往往对新来乍到的媳妇总要有一种戒备心理：“是好还是坏？”然时日一久，好的媳妇愈发显出其勤劳贤慧敬老爱幼的嘉行懿德，那亲如母女的婆媳情就产生了。“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亲”这些民谚看来还是有点道理的。

    清平盛世，人间还是好人多（当然坏人总还是有的）。不论你走到哪里，总会遇到那么一群好人，总会感受到那么光明、温暖和馨香的一份真情，我们有什么理由将周围所有的陌生面孔都假设为“坏蛋”、“豺狼”呢？

    （1991.10）

    “选美”杂议

    这一阵新事物真多。干部“下海”，农民坐奔驰，买飞机不说也罢，单是“选美”一事就像炒股票一样炒得热烘烘的。诸如“京华小姐”、“广东小姐”、“榕城小姐”、“南京小姐”、“春城小姐”、“椰城小姐”或什么什么“小姐”，逗得人眼花缭乱。

    健康的“选美”自然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高层次的精神文明活动。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欣赏外在内在和气质美，思维敏捷，知识广博，对人生有见地的妙龄小姐，无疑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濡染、陶冶和教益。从这个角度来说，“选美”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历史进步。古来咱们的祖先“选美”，是专为帝王将相们挑选，他们的欣赏取悦于美人的脸蛋、胸脯、细腰和纤手，是一种宫廷文化或贵族文化，历来与人民大众绝缘。而在那“人斗人”的年代，谁个倘若穿得有点粉红翠绿，洒香水涂口红就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年代，哪个还敢口吐半个“美”字！现在可不同了，爱美的尽管去爱，将“××小姐”视为最崇拜者尽管去崇拜。

    “选美”固然是好，但倘若兴师动众，层层发动，像闹什么重大节日那样的“选”法，多少要叫人蹙眉。有那么一些地区，层层设立了庞大的“选美”机构（是否有固定编制未可知），先是面向基层初选，再由电视台举办“准决赛”，然后在大型体育中心举行“总决赛”，可谓声势浩大，轰轰烈烈。不过如此这般的“选”法多少叫人忧心：该“劳”去多少“民”，“伤”去多少财？倘若各省市，各地区乐兴此事，或是来个全国性大“选美”决出“神州小姐”那可就了不得。

    面对步步高的“选美热”，各界人士自然是见仁见智。有论者说爱美是人之常情，“选美”可美化生活，激励人们追求青春和美妙的生活。然而也有持异议的。某全国群众团体发表声明：坚决反对选美，盖因这是男尊女卑的又一种反映。人家外国有些地方已不兴“选美”了，印度某地有妇女为反对“选美”以自焚予以抗议。于是有洋学者提出要将之列入废除之列。咱们为什么偏要捡人家的敝屣？

    我虽不敢苟同后一种论见，但始终认为这也是一种新观点，允许讨论，探讨。我认为对“选美”不应简单粗暴地把它一刀切地肯定或否定，应视其具体情况决定。健康的小范围的不劳民伤财的选美，自然有补于生活，有益于人类。但世上万事万物皆物极必反，好事走到了极端也会变坏事。“选美”亦然。大范围，大规模地像闹元宵节那样“选”，只能是劳民伤财，误国误民。就像玩鹤，适当玩一玩可以，而像春秋时卫国卫懿公那样玩得迷之醉之就会耽误了国政。要知道，咱们的国家还不富，不少地区还未脱贫，许多老百姓还未过上温饱日子呢。

    因此我认为，“选”一“选”“美”，固是可以，但要有这么两条：一是要高雅健康，二是不能过热，劳民伤财。

    （1993.8）

    巴黎迷恋臀部及其他

    法国巴黎这个素有西方“万国之都”之称的城市，据说是古里古怪的，城中众多的狗协会，俯拾即是的狗屎不说也罢，要说的是时不时要冒出的一些所谓时髦、新潮之事来。

    最近读报，便看到一则趣闻，“巴黎：正在迷恋臀部”。说的是入春以来，巴黎突然对人的臀部迷恋起来。《法国社交》日报发表了一个整版有关臀部与时尚电影的调查报告；《解放》杂志的专栏作家ALina Reyes写了一首诗赞美道：“屁股面对月亮，度过漫漫长夜。”法国高级知识分子们在炫耀学识的电视节目“脱口秀”（TALK SHOw）中大侃起臀部现象的存在主义意识来。在巴黎的广告和杂志中，完全暴露或半遮掩的臀部正在蔓延开来。一份周报在封面上赫然打着标题“巴黎美好生活的163个场景”，画面是一个男孩正掀起一位女人的裙子。Jean Luc Henning写的那本《臀部简史》更是“巴黎纸贵”，抢购一空。

    巴黎这种现象，令人惊讶也令人深思。我想，这臀部，在巴黎乃至整个法国，会不会变成像国旗、国徽、部落或民族图腾那样的神怪之物呢？

    大概不会的。看来这不过是时尚。时尚的要义在于“时”，过了“时”便不会再“尚”。迷恋这迷恋那，大概是智商高得近乎无聊的人们的意识流使然吧，今天迷恋臀部，明天很可能迷恋大腿，后天也许迷恋头发迷恋肚脐什么的了。

    干嘛这样迷恋臀部，巴黎的解释是：在一个贫乏（贫乏什么？没说——笔者注）的年代，我们推出臀部，因为它象征着富足；还使我们从激烈的竞争的世界上寻找一处世外桃源。想来也是。人们如今生活节奏紧张，竞争激烈，精神道德贫乏，精神无所寄托，势必向往和寻找那么一种精神上的富足，去追寻安静的世外桃源。这不正是一种“黑色幽默文化”，或一种流行色的时尚文化么。

    时尚既然是文化流行色，一切都在“流”和“行”之中，那就一切都别那么认真，他今天迷恋臀部，就让他迷恋吧，有其始必有其终，迷恋了一阵这个又总会接着迷恋别的什么的——这就是学者所说的“时尚原理”。

    时尚原理大可适用于生活。譬如买衣服，别那么认真，面对各类款式，琳琅满目，随便买一样就行了，谁知明天又要流行什么。老是这不中意那不中意，挑来挑去，费神无补，这号人注定是要落伍于时代的。当年的牛仔裤、喇叭裤今天穿来，大概没有人为之感到新奇了吧。

    （1995.7）

    “待时”与“藏器”

    中国人是很讲时运的。所谓“时来运转”，“时运来了山都挡不住”，“时势造英雄”……足可为证。确实，人之“走红”，人之发达，皆取决于适“时”。陈胜、吴广何以显名于千古？盖在他们处于一触即发，“揭竿而天下响应”的“乱世”。倘若他们系“文景之治”或“康乾盛世”之“子民”，他们可要“名”“没”于世了。《红楼梦》中贾府的二小姐探春是个“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女中英杰，面对贾府败家残局，想兴利除弊，做一番大事业，奈何“生于末世运偏消”，未逢造英雄的“时势”，当然也就做不成“英雄”了。

    “静观待变”，沉着“待时”，是一个人实现远大抱负获得成功的必由之路。不信，去翻翻姜子牙、诸葛亮、赵匡胤等人的发迹史。而伊尹的事迹则典型些。伊尹何许人也？商代成汤的国相便是。此公“少亦贱”，是个奴隶，然而此公襟怀远大，才华出众，素有兴商灭夏之大志，他很想见成汤，而苦于无机会。正好逢上主人女儿要嫁成汤，此公就主动作陪嫁之奴。刚到成汤处时，成汤并未了解此公之才，只让他做个厨夫。为让成汤发现自己，此公就精心于烹调。一次，此公做了一碗鸿鹄羹，用玉饰的鼎器盛着端给成汤品尝，成汤对此甚为满意，即找来交谈，从谈吐中发现此公于国于政甚有见地，必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于是拜此公为右相。后此公辅佐成汤筹谋攻伐夏桀大计，一举灭夏，建立了商朝。与伊尹相似的是一位某歌剧团的女高音演员，此女士资历甚浅，默然无闻，从未领衔演唱过，平时只当助手和配角。不料有一回，领衔人因嗓门发哑登不了台，急得团长额头冒珍珠之际，她毛遂自荐，首次当领衔人。歌声悠悠穿云裂石，歌喉甜美喝彩声雷动，比那领衔人更有魅力更成功，于是乎声名大噪，进入“明星”行列……

    “待时”使伊尹、“女高音”取得成功，并不等于任何人“待时”都能成功，阿斗、晋惠帝、阿Q们“待时”能干出什么成绩来呢？自己没有本事，没有“藏器”，再待一百年也白搭。伊尹、“女高音”们的“待时”，谁知经历了多少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待”，是一番刻苦的修行和磨炼而决不是闭目养神。倘若伊尹是个闭目养神式的庸人，即使为商汤端过一千次“鸿鹄羹”，怕也难封为相。倘若那“女高音”不是终年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她就是“待”得一百回登台独唱机会，也照样默然无闻。

    遗憾的是，“待时”往往被人视为“美差”，而“藏器”即被人目之为“畏途”，何也？前者甜滋滋，后者劳苦难耐。隔壁念初三的阿九，终日浪荡走狗飞鹰搓麻将，人劝其珍惜时光奋发向上，他说：“我是三年不鸣，要鸣就一鸣惊人。”问他何时才鸣，答曰：“早着呢，时机还不到嘛。”一语未了，又继续搓他的麻将了。这样的“待时”者，鬼才让他成功！倒是用得上那首打油诗中的这几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可悲的阿九恐怕这辈子也难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待时”固重要，“藏器”价更高！

    朋友，你想在事业上成功吗？好好“藏器”而“待时”吧！成功的“时”总在你那刻苦的“藏”和耐心的“待”中光临。

    （1990.10）

    （第六章）颟顸与认真

    一年前写了一篇《假如司马炽潜心杀猪卖酒》的杂文，对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痴皇帝司马衷之子精谙于杀猪卖酒然而偏要当皇帝，结果一命呜呼发了一通感慨。由于资料上未标明这位擅长杀猪卖酒的皇帝的名字和帝号，于是急急从“中国历代纪元表”上查找到西晋惠帝司马衷之下是怀帝司马炽，于是便有了那篇奇文。幸好投进邮筒后石沉大海，尚未误人子弟。近日偶翻典籍，方得确凿史实：这位杀猪卖酒的是太子，而不是皇帝，不是司马炽，而是“司马遹”。

    随随便便，想当然地给一个历史人物安上一个名字，实在是颟顸得可以。说到底，还不是缺少那种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而古今中外的醇儒巨匠们，哪一位是颟顸治学的？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为掌握昆虫生活习性和生长规律，常常俯伏于地上详看细察，一伏就是整整一天。鲁迅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了一条小小的注释，遍查各种工具书，翻阅了大量图书资料，甚至托人到日本买《美术百科全书》；清代经学家阎若璩，读《尚书古文二十五篇》，疑是晋人梅颐之伪作，钻进书堆典籍中考证、研究达三十余年，终著出《尚书古书疏证》，揭开了伪古文之谜，可这时他的头发已全花白了。这才是像做学问的态度。

    做学问难得认真，治国理政断狱更难得认真。“一浴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卧薪尝胆”，“抱冰握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不是认真之写照。清人张伯行（官至苏、闽巡抚）向诸属下颁发的《禁止馈赠送檄》一文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其“认真”之境界千古难得。陈康祺《即潜见闻》中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故事，那位执法者将苏州名儒，前朝“探花”叶方蔼毫不给情面地革掉功名，理由是谁叫你欠赋税折合银子一厘（即一文钱）？叶不服判，上书投诉康熙，被康熙驳回，照样认真处理。倘今时执法之人都如此这般地认真，腐败现象、不正之风不难绝矣！

    做学问，干事业，治国理政需要认真，然而“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认真”。这，恐怕也就是某些人士干起事业来喜欢颟顸的原因吧。

    （1992.4）

    假如司马遹潜心杀猪卖酒

    西晋有个不寻常的公民叫司马遹，乃系大名鼎鼎的痴呆皇帝司马衷之子。此公智商远胜其父，虽说不爱诗书琴棋却喜欢做买卖。他在宫中让人同他一起杀猪卖酒，苦练数载，竟练出了可以用手估掂肉的斤两，不差毫厘的功夫！遗憾的是，此公后来偏偏不继续“深造”而要去奋斗当皇帝（当然这是由世袭制度所误），结果闹得一塌糊涂，到头来自己也呜呼哀哉。

    我真为此公可惜，倘若此公不去奋斗坐那金銮殿而潜心杀他的猪卖他的酒，潜心发挥他的专长从事服务业，那么他很可能要捧走“最佳屠户”，“最佳服务员”之金奖的。可偏偏“皇本位”思想严重，硬要去当什么“鸟皇帝”，弄得国破身亡，一身技艺付诸东流。

    “司马遹”式的悲剧并不少见。北宋的赵佶先生书法画艺相当出色，做个名书法家不成问题，可偏偏非要当“徽宗皇帝”不可，结果落得个“靖康之耻”；后唐的李煜，本是个甚有前途的词人，却放着“文章千古事”不做，偏要当“皇上”，抱美人唱“后庭花”，最后做了人家阶下囚。可以肯定，马司适式的人士假如潜心“杀猪卖酒”或作画写诗弄翰墨，使其“专业对口”，那么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无疑要比做太子、当皇帝大得多，只因为当了“鸟太子”、“鸟皇帝”才埋没其专长，毁灭其前程。

    人才的“学非所用”，专长、专业不对口，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莫大浪费，也是社会和人才本身的悲剧。不难设想，让张飞去管幼儿园，叫诸葛亮挺长矛去迎敌，让李逵去当外交部长，那光景又该如何？

    幸好，如今人们都懂得了“人尽其才”的效益观念。某友，放着农场场长不干，去当猪官，仅一年便外贸出口数百只，创汇数万，拿他的说法是：“养猪更能发挥我的专长。”有位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章的掏粪女工，当了一阵儿的官便觉腻，于是辞了官重返掏粪第一线。旁人异而问之，答曰：“让我干适合我特长的工作，才是对我的真正重用。”瞧，在社会效益观和个人价值观上，他们不知要比当年司马遹们的高明出多少倍。

    遗憾的是，“人尽其才”，这个“人才学”的基本原理至今尚未为某些人士所接受。明明身怀那么“一技之长”，却弃之如敝屣，趋之若鹜地去“挤”去“钻”压根儿不能发挥其专长的“官场”或别的什么“场”。有位著述颇丰、小有名气的文艺评论家弃文从商，当了什么集团公司的老总，时髦是时髦了，可就不是经商赚钱的料，结果亏空累累，债台高筑，奈何天宣布破产倒台。

    看来，“杀猪”的还是最好去“杀猪”，“卖酒”的最好还是去“卖酒”，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旁趋博骛而丢掉了专业专长，那实在是有点儿当年司马通的味道了。

    （1991.9）

    受妒也是幸福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原的这句诗，道出了受妒遭谗者痛苦、愤恨的心境。在“飞短流长”面前，多少贤士能人忧心忡忡，泪下悄悄。岂止是“忧心”，“泪下”，还有“妒杀人”的，当年楚怀王的美人郑袖的一句妒言就要了魏美人的鼻子。

    遭妒受谗至祸，历来是人最痛苦之事。然中国著名艺术家潘玉良女士却另有所论：“能永远叫人妒嫉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真是独具胸臆，石破天惊。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潘玉良担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一次讲学时，有位偏心眼的文士煞有介事地说她出钱请人作画来举办个人画展云云。面对这妒火中烧的诋毁挖苦，潘玉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而是坦然自若，微微作笑，当场轻舒玉腕，挥毫作画，传神写意。时许，便画成一幅个性栩栩的自画像，用无声的艺术珍品来回敬那龌龊的妒火流言！顿时举座皆惊，那文士窘得满脸通红，连连鞠躬谢罪而逃。妒嫉和谗诼给她带来的并不是“泪下悄悄”什么的，而是一种自豪和幸福。潘玉良正是持这种哲学去干事业做学问，因而能够在那个“人心惟危”的世界自强不息，坚韧奋斗，终于成为第一位以雕塑作品走进巴黎现代美术馆的中国艺术家。

    今天，早已不是那个“人心惟危”的时代了。然而，妒火远远没有绝灭，还照样在烧得人“泪下悄悄”。因此潘玉良那种“受妒就是幸福”的哲学就不失其隽永的意义。“祸兮福之所倚”，受妒虽说是一种“祸”，但恰恰说明你在学问和事业上已出了“类”，拨了“萃”，早已为人所艳羡和眼热，焉不为“大福”乎？“宫中妒杀人”固然是“忧心”之事，但也大可不必因此叹息，萎靡乃至自毁，无妨像鲁迅那样坚定自苦，“白眼看鸡虫”，将这“妒火”，目之为幸福的象征，化作激我斗志，催我奋发的动力，创造出更加令人妒嫉的成绩，让爱“妒”的人儿都来“妒”吧，你妒之越深，我便“福”之越大，建功立业越发来劲！这才是事业上的强者应持的态度。

    “珍惜”它吧，受妒也是一种幸福，一个人没有一点地方叫人妒算什么出息。

    （1989.10）

    假如人能活到二百岁

    公元18世纪末的一天，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病卧床上已奄奄一息了，临终她有气无力地说：“假如我能活到二百岁，整个欧洲定会归入俄国的版图。我要建立一个包括彼得堡、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君士坦丁堡、阿拉斯特罕在内的大帝国……”

    好一个野心勃勃，狂妄至极的女沙皇！行将就木还忘不了吞并掠夺，此人倘若真的活到二百岁，世界可要遭大殃。

    叶卡特琳娜二世这番话虽然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然而它从另一角度给人们以这样的启发：假如人都能活到二百岁，那该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假如人真的能活到二百岁，那么荷马可以写出更长的壮丽史诗，塞万提斯可以写出第三部、第四部《堂·吉诃德》，巴尔扎克可以完成他那由一百三十九部长篇组成的《人间喜剧》；假如人能活到两百岁，曹雪芹可以写完他那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鲁迅也可以著出比《阿Q正传》更辉煌的鸿篇巨制。

    假如人真的能活到二百岁，那么达·芬奇可以画出更多更美的《蒙娜丽莎》，米开朗琪罗可以塑出更多更健美的《大卫》，肖邦也可以谱写出比《葬礼进行曲》更为震撼人心的乐章，卓别林也可以多奉献给人们以更多更出色的“摩登的笑”。

    假如人真的能活到二百岁，爱迪生、诺贝尔可以有更多的奇迹要出现，牛顿可以找到比“万有引力”更伟大的定律，爱因斯坦也可以继其“相对论”又发现什么论……

    然而，人又怎么能活到二百岁呢？在现在这只是美好的幻想（当然将来科学发达了就很难说）。古今中外，多少伟人志士死前拊膺长叹大业未竟人生苦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丹麦天文学家布拉赫终生的奋斗目标是“观察一千颗星”，然他只观察到七百五十颗时，便带着美好的愿望遗憾去了。

    有人给人的一生算了这么一笔时间账：“小儿及求学占十八年，从十八岁工作到六十岁退休的四十二年时间里，睡眠需十四年；吃饭用去三年，看书二年，闲聊、无所事事三年；文体娱乐四年，家务劳动二年；上下班途中还要花去三年，真正为社会工作的时间为十二年。”这种“账”的算法虽然不见得有什么科学根据，但总可以看出人的一生的短暂性。人生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时间也实在是一个有限的常数。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人的事业是无限的。怎样把这有限的生命投到无限的事业中去呢？恐怕只有这么一条：节时惜阴，只争朝夕，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工作学习。这一点，咱们的先人深有所得：“白日不与吾谋”（韩愈：《复志赋》），“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杂诗二十首》）

    珍惜寸阴，只争朝夕吧，因为人是活不到二百岁的。

    （1991.1）

    “白马王子”缺什么

    在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职业能比得上企业家够神够威够力的了。大大的财、粗粗的气，出门有专车，随同有秘书，通话有“大哥大”，还时不时在报刊杂志电视上露露脸。难怪有人要说当代企业家是在大经济时代应运而生的“白马王子”。

    不过神仙也有烦闷时，当代的“白马王子”们也总有所愁，有所缺。愁什么？缺什么？还不是这“老三样”资金，技术，人才。盖如今市场经济，万帆竞发，百花争春，说到底还是资金技术人才的竞争。只要到企业家中走走。企业家们诉苦诉得最多的就是这“老三样”。

    然而本埠房地产大亨K君却有不同凡响：“作为一名企业家，我最大的愁是为自己的才疏学浅而坐卧不安。”

    “这些年，我在咀嚼了种种失败经受的苦闷后，深感单凭血气之勇的企业之舟，已难以在商品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大海洋中乘风破浪了。我恨我知识太少。第一次被‘读书’两字诱惑得浑身躁动。几年来我先后参加了大学法律进修班和经济贸易管理系学习，其业余时间几乎全被读书占满。”

    “我如此下气力啃书本，未免招来不少嘲笑声。然而当我捧回两张鲜红的大学文凭时，我的企业已是活力大增，效益翻番，我还两次运用学到的法律知识为自己的企业打赢了官司，嘲笑我的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而我说，知识就是时间，知识就是速度，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效益。广博的知识会给企业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K君说得太好了。

    再看看K君周围的那些“白马王子”，也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往大学里钻，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人问这是何苦而来，回答得相当实在：咱这是补补课……

    不禁想到另一些“白马王子”。年纪轻得不得了，精力充沛得不得了，财大气粗得不得了，灯红酒绿潇洒也玩得不得了，可就是脑子里一样东西一一知识少得不得了。于这号“王子”，有时间有精力有钱财尽往享乐、夸富、斗富、奢侈上使，对知识的投入却一片空白。“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人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依照但丁的观点，这号“白马王子”就实在有点“悲夫”了。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如果说如今百万、亿万富翁们还缺些什么，那么最缺的东西之一恐怕就是知识了，知识贫乏的企业家终究要被汹涌澎湃，瞬息万变的商潮淘汰的。咱们的“白马王子”们，请多捧读些书吧！这是一种补课，一种深造，一种提高，更是一种完善。

    （1993.6）

    器量·名声·事业

    “斗看容量，人看器量”。咱们中国的这一民谚，算是道出了咱们国人爱以“器量”论人的人品观。宽恕厚道，君子也。反之，则是“量小”，“非君子”也。

    人之“器量”大小，直接关系着人之名声好坏。当年，李世民多次容忍其部下魏征的指戳批评，蔺相如容得廉颇三番四次辱骂，齐桓公容忍管仲一箭之仇。这等“器量”千古为人所称道。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人卡杜斯基在竞选中败给其对手布什后，立即致电祝贺人家荣任新职，事业兴旺发达。这种有“器量”之士名声也不错。而希腊神话中赫拉、雅典娜女士何以美兮绝世，而名声不佳？盖因她们的“器量”比豆粟还小，为争夺“最美的女人”之桂冠，便怒火中烧，闹搅得你死我活天翻地覆。中国近代那阿Q，器量也有些问题，长了块疮疤，便容不得他人说。一闻“灯”呀，“亮”呀便“怒目圆睁”起来，因此那名声也不怎样好。

    器量与名声的这种“正比例”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而我还发现器量之大小对于人的事业也有着类似的“辐射性”。三国时的曹操，官渡大战刚结束，他的部下从袁绍府中搜出书柬一束，皆系许昌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的书信。左右谓之：“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而操却令：统统给烧了，“令反侧子自安”！众人愕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此事传出去，那些暗通绍者感激涕零，旁的人也更为折服。正是有了这种“器量”，威信骤升，美名远传，才使曹操麾下“精兵百万，良将千员”，开创了“横扫群雄，一统北国”的宏伟大业。

    相反，“器量”小者则大不妙。袁绍其人便是一例。此公“心胸如豆”。官渡之战，谋士田丰于狱中书谏，一句“不可妄兴大兵”便使其气急败坏，定要“立诛扬尸”。幸好众官苦求方告免，但仍恨骂不绝。兵败后闻田丰于狱中抚掌大笑，勃然大怒，遂命人至狱中取田丰首级。如是“器量”，名声扫地也罢，事业也断然要一败涂地的。江东大都督周瑜，才华横溢，可惜那“器量”小了些。一闻孔明比他强，顿然天旋地转口吐鲜血，“一气”“二气”也罢，“三气”竟一命呜呼，这号人注定成不了大气候的。

    有“器量”是领导者的一种美质和懿德。唐太宗的“乐闻其过”，“从善如流”，曹操的宽恕“饶人”，蔺相如的克己忍让，都是调动积极因素为事业服务的成功典范。相反，目光如豆，“器量”如针孔，容不得人，刻薄不饶人者，只能是调动一切“消极因素”，“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其名声就必“每况愈下”，其事业也必是一片灰暗。

    由此，我悟出了“器量”、名声和事业之间的这么一种“正比例”的必然的内在联系：“器量”愈大，威信愈高，名声就愈佳，事业也就愈兴旺发达；反之，“器量”愈小，威信愈低，名声也就愈差，事业就愈易失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林则徐的名句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

    （1993.5）

    爱情的价值

    古往今来，描写爱情这一“人类永恒主题”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爱情作为人类异性双方一种高尚的情感活动，自有其珍贵的价值。“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类的诗句；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的悲壮情节足以证明其“价值”之存在。瑞典故事片《琼宫恨史》写那位年轻美丽的女王克里斯蒂娜，在一个暴风雪之夜与年轻英俊的西班牙特使安东尼奥相遇，彼此燃烧起熊熊的爱情之火。然而，他们的爱情遭到瑞典贵族们的粗暴干涉。为了维护瑞典王权，贵族要求女王与瑞典贵族联姻，克里斯蒂娜为了真诚、自由地相爱，毅然放弃了王位，追随安东尼奥而去，爱情的价值又可见于一斑。

    然而，爱情有时往往又是“一文不值”的，在荒淫无度者如西门庆、贾琏者辈的所谓“爱情”史中，是绝难觅到爱情的“价值”的。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乞乞科夫先生，在巴结上司的同时，狂烈追求其麻脸的女儿，一俟上司帮他把科长的职位弄到手，立即将上司和“亲爱的”一脚踢开。林语堂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中那位牛府里的大哥，让自己最美最年轻最宠爱的姨太太去勾搭吴督军，父母二老气得捶胸顿足打其耳光，而这牛大哥还是那样理直气壮：“哎哟哟，还当什么大事，一个女人值钱，还是秘书的职位重要！”爱情之贬值令人咋舌。

    解释爱情值钱又不值钱之现象，或许可用“横看成岭侧成峰”式的辩证法，在热爱生活渴望自由的克里斯蒂娜们看来，爱情高于王位；在纯真诚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们看来，爱情胜于生命；而在乞乞科夫和“牛大哥”们看来，“爱情”不只是泄欲玩乐，还是谋求“科长”、“秘书”的“敲门砖”。爱情的价值到底如何？诸君还请现身以掂量。

    （1991.8.5）

    “吹箫”之忧

    乍看题目，读者可能又得疑问一番了：夫吹箫者，“文艺”之一也，悠然吹奏，悦也陶陶，何忧之有？君且莫急，容我慢慢道来。

    话说春秋时代，秦穆公有个公主叫弄玉，长得风姿绰约，容貌非凡，且天资聪颖，又善于吹笙，深得穆公所爱，要给她择配个佳偶。可这弄玉公主却癖得很，这个不合，那个不中，发誓非善于吹箫者不嫁！穆公无法，只好派人到各地寻访，历尽折腾，终于在太华山中找到符合条件的箫史。穆公见箫史形貌潇洒，气度不俗，心中早有二分悦意，便让其试箫。箫史吹奏了数曲，但见春风习习，彩云四合，白鹅成对，百鸟和鸣，穆公大悦。此刻弄玉早已在帘内窥个真切，遂生倾慕之情，当即穆公便将弄玉许配给箫史，并筑起凤台，让她们完婚。自此，箫史教弄玉吹箫，夫妇过着美满的生活。后人把“吹箫”用来作“美满姻缘”的典故。

    其实，依我看来，这“吹箫”未必都是“喜”，多少总有点“忧”夹于其中。这弄玉公主“搞对象”，也真有点“那个”，不是吹箫的决不嫁，这就有点“出格”。茫茫大地千城百郭到哪去找？幸好她是个公主可以兴师动众在全国范围内找郎君，倘若她是个凡人，哪该如何呢？倘若不是有个太华山箫史，谁敢保证这公主不蹙眉苦脸，患“忧郁症”呢？一辈子寻不着吹箫者，一辈子不嫁，那才是“忧煞佳人”呢。

    “吹箫”的故事，毕竟只是“齐东野话”，信者自然寥寥。而生活中那些持“吹箫”哲学的“弄玉”则未必“寥寥”。有些金枝玉叶，要的是“高仓健”式的男子汉；身高不下于175厘米，体格要像运动员，脸蛋要像个演员，嗓音要像个广播员，工资必须超过×百元；或者非“大学文凭”、“干部子弟”、“三房一厅”不嫁。住我对面楼那个靓女，写得一手好诗，她的标准是：省级以上作协会员，至少要出有两本颇有影响的诗集或散文集（当然小说集更好），舍此莫谈……现代“弄玉”们的这些“标准”，好生让人忧虑：倘若那位小伙丁点也不像“高仓健”，或者身高不够175厘米；倘若小伙没有大学文凭，工人家庭出身，仅有房而无“厅”；倘若小伙只是个“文学青年”，有的只是厚厚的稿纸而不是作品，或者只是地区或县级的作协会员……那么我们那些秀美的“弄玉”们该是如何地“愁”呢？我的一位大学时的女同学，至今还是孑然一身，吃的就是“文凭”和“房子”这个亏。记得她当时的“最低标准”是大学本科，三房一厅，决不含糊。这些年来便凭着这个“标准”挑来择去，耽误至今。其原因也甚简单：姑娘们毕竟是民女而不是弄玉，其“配郎范围”与公主相差远矣。

    记不住是哪位哲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这么美满，那么这个世界就不是人类的世界。”细想开来，此话有点道理。“吹箫”之喜毕竟是世上少有之事，人群中更多的配偶是“不吹箫”的，找一个身材不太高大或者是只有“房”而无“厅”的好小伙子，不也同样会使你进入温馨馨、甜蜜蜜的家庭吗？咱们那些现代“弄玉”们最好能好好地“淡化”一下“吹箫”的哲学，至于其“吹箫”式的标准是否也可以“灵活”（或降低）一些呢？

    （1989.12）

    爱河的呼唤

    一位城中的“美目盼兮”的窈窕淑女与一位杂货店中的英俊小伙计“谈”上了。花前月下，心心相印，柔情融融，山盟海誓，谁料却为女方的父母所无情棒打，结果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拜拜”之后，苦痛加上怨思，“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样悲剧性的爱情结局，很是令人惋惜，“有花堪折不敢折，留得哀怨空折枝”。爱情的双方并非不具备“终成眷属”的条件，只因为双方（或一方）太懦弱了，在关键的时刻动摇，退却了。

    古今中外爱情的悲剧，往往也是恋爱双方懦弱而退却的杰作。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无不是一出懦弱的悲剧。屠格涅夫名著《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面对炽热爱上自己而又决心与家庭告别的姑娘娜达雅，虽爱而又不敢爱，竟说服她屈服顺从家庭，被娜达雅愤怒地痛斥为“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俄国作家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大雷雨》中的主人公鲍斯，面对决意冲出家庭束缚，准备与他一起私奔的情人卡杰林娜而不敢接受其爱，致使卡杰林娜万分绝望，纵身跳入波涛滚滚的伏尔加河……

    相反，在爱河面前多一点勇敢，那就是另一番光景了。西汉著名的一对男女司马相如先生卓文君小姐可为楷模，心心相印，对“东风恶”、“人情薄”淡然一笑，决不屈服，双双私奔，浪迹天涯当垆卖酒，安贫乐道，安步当车，生活是那样的甜蜜火红。“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奶娘催逼紧拘钳，甚是严。越间阻越情饫”！元代作曲家元好问《题情》曲中那位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而追求自己爱情和幸福的女子的这种精神也相当感人。当爱河尽是怪石激流险滩时，我想最能用得上的是某部战斗片中一位排长对手下战士所下的一道命令：“给我上！”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爱河茫茫，呼唤勇敢”。有了爱河上的这种勇敢，才有望到达人生五彩缤纷的人生幸福甜蜜的彼岸。相反，怯懦和屈从，爱的悲剧也就悄悄降临。

    （1993.6）

    王义方娶妻与郝小妹嫁郎

    “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此乃咱们的老祖宗定下的万世不变的老规矩，谁改了，不是疯子，便是傻子和逆子。然而男大后怎么“娶”，女大后怎么“嫁”，却各有各的一本谱。王义方的“娶”和郝小妹的“嫁”足以为证。

    先说王义方娶妻。这王义方乃一千多年前唐初人氏，为人廉直，官居御史，备受宰相魏征所器重。魏征欲将其内侄女许配之，却为王义方所婉言谢绝。而魏去世后，王又主动提出要娶魏的内侄女。众人甚异，因问其所以然，答曰：“魏征在世时，我不娶其内侄女，乃我不愿攀附宰相；魏征死后我欲娶之，乃因我感激其知己也。”

    再说郝小妹嫁郎。这郝小妹比王义方晚出生一千多年，乃公元20世纪80年代末的窈窕淑女，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此女士芳龄三十有二，今年方完婚哩。何故晚婚？盖因此女士爱河风波颇多，光“正式”的“吹”就有了八次。那次在大学时同一位其父为副厅级干部的“白马王子”谈上了，一时间谈得花前月下山盟海誓海枯石烂，不料人家老爹脑溢血猝死厅堂，第二天便与人家“好分好散”；还有一次是大学分配到郊县时同某局长的公子情切切意绵绵甜蜜蜜，眼见得就要踏人家的门槛了，谁知那公子的老爸爸犯了“官仓鼠”罪，东窗事发罢官坐班房，女士叫声不妙便又与人家“拜拜”了。也许是“红颜命好”的缘故吧，后又相中了省城中新丧妻的五十余岁的主任，数周后便嫁了过去，美美地住上了三室两厅、坐上了“皇冠”小汽车……

    王义方娶妻，傻也。那“傻”就“傻”在娶的不是时候。若赶上魏宰相在世时“娶”之，没准儿沾个光得捞个大官做；而郝小妹嫁郎则“精”也，这“精”就“精”在善于“审时度势”，“嫁”得正是时候，一“过门”，金钱、官位、房子……都有了。一“傻”一“精”的反差何其强烈！

    然而，这毕竟是精明透亮者的说法，更多的人则这样说：王义方先生并非“傻”，倘若说是“傻”，则“傻”得可爱！这“可爱”之处，在于高风亮节堂堂正正做人，其嘉言懿行历来为世人所敬仰，其事迹也显显赫赫地载入了《资治通鉴》；那郝小妹并非“精”，若说“精”，则“精”得可悲可怜，那可悲可怜之处在于其人格的变态和扭曲，在于那趋炎附势的“婚姻关系学”。君不见这郝女士的轶事早已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助谈和笑料！说实在的，人一旦到了这般田地就有点“悲夫”了。

    年轻的小伙姑娘们，你们打算怎么“娶”和怎么“嫁”呢？

    （1989.10）

    “爱情白热化”

    据说爱情有个“白热化”的阶段，就像戏剧中的“高潮”那样。泡于其中的男女大都有点情绪上的异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乃至“月色溶溶夜，温馨花荫下”……

    “爱情白热化”之说法未知是否合于科学，但爱情的这种“炽热状态”总是有的。记得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地球上空荡无人。仅有一张长凳伸出太空，有一对情侣坐在上面“鱼”呀“水”呀“亲”呀“爱”呀，爱到“地球上只有你和我”的程度，大概便是这种“白热”的写照。

    恋人的亲昵，情侣的“金风玉露”蜜语甜吻，当然不可非议。可这“风”呀“露”呀毕竟还是要受“花前月下”之所囿，倘若这是在大庭广众前还有如“太空坐凳”上的“风”呀“露”呀起来，那就未必甜美而是刺目了。前不久挤“大巴”，便目击一对金男玉女在那里“坐太空凳”，抱成一堆肉吻得啧啧响，也真有点起“疙瘩皮”，于是赶紧学农村老大妈看电影上男女接吻镜头那样，两眼紧紧闭住了事。有位“白马王子”同“金枝公主”一“谈”便合，飘飘然之间“冲破阻力”，进餐厅，住旅馆，“良辰美景”起来，谁知随之而来的却是那“血脉之喜”，惊得“如何是好”，又是求医、觅药打胎，又是急急如律令到乡政府“登记”……这等窘镜头自然要比那对“车上吻”的男女还要“那个”。过去有句老话：“贫穷难耐凄凉”，而今明明是“热恋难耐好事”！

    “我俩相爱相吻，关你屁事！”也许“车上吻”的宝贝们会如是争辩。你说你俩相爱相吻，关社会的“屁事”可多哩。车厢虽小，可也算是社会之缩影吧，你在众目睽睽下风流接吻挑逗色情，刺激他人的视觉感官，闹得人家脸红、闭眼；更重要的是使老人们“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增添“心肌梗塞”的诱因，这总不是件好事吧？更要紧的还是此举有悖于精神文明和社会公共生活习惯，就像在大街上脱个精光行走那样有伤风化。由“车上吻”发展到“刚一谈上”，便有“血脉之喜”，一次次“虎狼药”“打胎”什么的，既害“公主”心身，又给社会增加了医疗负担，能说是“不关你屁事”吗？

    “人家外国那里男女孩子边上课边接吻且吻得死去活来‘啧啧，作响，咱们年轻恋人‘啧啧’又何妨？”进入“爱情白热化”阶段的宝贝们或许又会这样抗争。我说宝贝啊，家有家情，国有国情。那是人家那里的事，咱们这里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精神文明”，人家那里打胎率和单亲家庭日多，咱们可不能都学吧？人家那里福利院好，可咱们总不能也说声好而驱赶自己的爷爷奶奶去住福利院敬老所吧？

    爱情爱得“火热”一些并非坏事，问题是能否冷静克制讲究社会道德，诸如“车上吻”，“街上吻”或一谈上便有“血脉之喜”，这种“白热”、“狂热”和轻率是于己于人于社会的严重的不负责任，离“文明”相去甚远。陷于醉般的“白热恋人”无异于两头野兽。

    因此寄语甜蜜蜜进入“白热化”的恋人，为了社会，为了你的家庭，好事慢磨克制点吧。

    （1989.11）

    撒娇并不美丽

    闲来与刘君“侃大山”，听他一个劲儿地鼓吹他的“撒娇美丽论”女士撒娇，对男士来说是一种美丽，又是一种享受，花前月下“娇”一“娇”，千姿百媚丛生；丈夫怀里“娇”一“娇”，柔情蜜意永驻。

    刘君此论高矣，同仁多有叹服。然我总觉得刘君此论对“撒娇”缺少了点“量”的规定，倘若加上“撒娇只能有‘一点’而多则不行”这一句岂不更尽善尽美！盖因大凡事物皆有其“度”。撒娇亦然，撒娇超过其“度”，未必是好事。霸王喝酒醉了，跳将起来，欲去拼杀，可虞姬却抱着他的大腿哭哭啼啼撒痴撒娇，你说这等“娇”状美还是不美？日本有部电视连续剧，写的是一群学做“空姐”的少女和一位教官的事。少女中有一位松本千秋，长得娇美可爱，但英语口试老是不及格，何也？笨乎？傻乎？非也。盖在于这女士太撒娇了，凭着她对教官的纯真的火热的爱，动辄就扑在人家怀里哭呀啼呀。爱河之波往往搅得少女心烦意乱，英语自然就说得“结结巴巴”“走调儿”而被其他同学讥之为“又蠢又笨”了。

    撒娇岂止是使女士“又蠢又笨”，还往往使她们的丈夫和家庭陷入窘境。有一位女士，打从谈恋爱那天起，就不再骑单车，出门要坐“专车”（即专坐丈夫的摩托车）。婚后，居然还乐于此道，柴米油盐全是丈夫的事。如此“撒娇”、“美丽”、“享受”，有是有了，可丈夫却苦得蹙了眉皱了脸，驼了背。另有一位如花似玉，嫁了位丧妻多年的老主任。今天哭着要这，明天哭着要那，“娇”得格外动人，老丈夫虽百依百顺亦莫能满足。“美”则“美”矣，可那“府库”空亏了大半。天啊，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不由想起了喝咖啡。咖啡喝了一些，能提神醒脑，然而喝得太多太浓，兴奋不已，彻夜难入眠，则影响健康。想来“撒娇”亦然，“来一点”，则是“美”，是“享受”；而太多太滥则大不妙了，或使“撒娇”者“又蠢又笨”，于事业不利，或给“亲爱的”（实为整个家庭）灌上一坛苦酒，背上沉重的生活包袱。

    女士们，别太撒娇啦！撒娇有时并不那么美丽。

    （1990.4）

    多余的烦恼

    生活中往往会有一些“多余的烦恼”。一位友人来信说，他近时来无法拒绝属下妙龄的公关小姐的进攻而坠于情网，难以自拔。每次上酒吧进舞厅归来，对那笑容可掬深情脉脉的妻子总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无形的鞭在抽打着我”，“连梦也是恶性的”，“现在最怕的是过节日……”

    这恐怕是一种“婚外情”或“婚外恋。”“婚外情”、“婚外恋”，作为已婚者的一种“意外欢乐”，一种“能弥补人精神上的某些空虚”的感情生活，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呢？英国影片《相见恨晚》给人们做出了回答。影片的女主人公，年轻貌美的少妇劳拉，在乘火车时与漂亮英俊魅力不凡的医生亚历克一见钟情，花前月下尝尽从未有过的欢乐，然而严酷的事实是：双方都已有了各自的家庭。他们坠入情网无法自拔，面对自己的配偶深感负罪倍觉痛苦。最后的结局是亚历克决意去非洲，以割断情丝，而给劳拉留下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情思。可怜的劳拉，倘若你没有这份“婚外情”、“婚外恋”，你不是在轻松舒心幸福甜蜜地生活么？

    “婚外情”“婚外恋”与其说是已婚者“半是欢乐半是愁”的“聚合物”，毋宁说是人的情感生活的一种沉重的负担。它带给人的是一连串的尴尬、窘迫，一连串带泪的笑声。你看过前苏联故事片《秋天的马拉松》吗？剧中的主人公，中年翻译家布齐金无法拒绝女打字员阿拉痴情的爱，每天奔波在妻子和情妇之间，两边搪塞，两边应付，陷入哭笑不得，难以自拔的境地。后终于因一件节外生枝的事而使妻子愤怒出走，情妇这边也宣布绝交。人，落到如此这般“两头走钢丝”的田地，其滋味可想而知。

    “婚外情”、“婚外恋”这玩艺既有悖于婚姻道德规范，又是一种残害身心危及家庭幸福的难以挣脱的“多余的烦恼”，倘若有了，不如趁早断了的好。其实这也容易，多巩固、更新一下“婚内恋”便可。

    （1991.12）

    五虎娘“时髦”赞

    隔壁五虎的娘在院里诸多热心人的“撮合”下，同街对面丧妻多年的李伯相识，经过两载“花前月下”，终于商定了“花烛”之事。一天，她满心欢悦地将喜事对儿子说，不料那五虎气粗眼瞪嗓门高：“娘，你这是怎么啦，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赶什么时髦？”羞得这做娘的满脸绯红，不知所措。

    我真为五虎娘鸣不平。“树上鸟儿成双对”，姑娘小伙想爱情想幸福，丧偶老人何尝不想？五虎娘解放思想，摒除“从一而终”的旧观念，勇于追求晚年的爱情和幸福，理应得到儿子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却被“赶什么时髦”无情地“棒打”了。在儿子的眼里，娘再嫁人是“老来俏”，“赶时髦”，“风流罪过”也。

    我为五虎憾。“时髦”有何不可？《尔雅》曰：“髦，俊也。”“时髦”今谓之“新颖趋时”，倒含有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勇于追求新事物之成分，五虎娘的“老来恋”、“老来婚”便是一种移风易俗，难能可贵的“新颖趋时”之事。若论是非，这可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是件除却丧偶老人痛苦孤独、促进其身心健康，使之安度晚年的天大好事。“五虎”式的子女对父母婚姻恋爱的责难，实在有悖情理，不知要使多少“五虎娘”伤心落泪。倘若换了五虎来年丧偶，孤寂间，子女“棒打”其晚年好事，这五虎先生该作何感？

    后来听说五虎娘真的咬紧牙关与李伯成了“百年之好”，我真为她祝福。天下的丧偶老人们，何不都像“五虎娘”、“李伯”那样理直气壮地“赶”这个“时髦”，追求人生幸福呢？

    （1988.10）

    恩爱与长寿

    近日夜读，旧杂志上一则“世界上婚龄最长的一对伉俪”的花边趣闻，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禁不住对那几行文字美滋滋地捧读起来：“前苏联外高加索的杨萨村有一对‘百年夫妻’，男的叫德贾法洛夫，女的叫卡蒂恩。1985年9月，他们在教堂里回忆着公元1885年9月1日‘洞房花烛’的幸福情景，一时成为全世界的花边新闻……”

    够福气了，这对圆满地度过了一个世纪的夫妻，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婚龄最长的一对伉俪，实在令人艳羡而叹为观止。

    人们在惊讶赞叹之余，不免要寻找德贾法洛夫夫妇“百年伉俪”之诀窍。好在这德氏夫妇是爽快，当着来访记者的面将之和盘托出。德贾法洛夫说：“她是那样的美丽。对我来说，她是永恒的仙女，我们相互的爱，使我们留住了青春。”卡蒂恩接着说：“大家可能认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老夫老妻的婚姻生活趋于平淡。但我们不是这样，我的德贾法洛夫永远是那样富有魅力，我每天都感到自己跟他更亲近了。”

    德贾法洛夫夫妇的这番话，算是道出了他们长寿美满百年恩爱之真谛。现代医学认为，良好的精神状态对生命过程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夫妻恩爱是一种优化的精神因素，使生命机体充满活力，青春常在，幸福永驻。

    （1995.8）

    朋友信之

    进城快8年，乡下的姐姐常来相望。姐弟之情固是亲近，然而曾有一事却令人不解：姐姐有几次不在家中住宿而下榻于城东的珍姐（姐姐自幼的同窗好友，“文革”患难时救了姐姐一命）家中。

    我曾为此而纳闷和困惑：是这儿房子太小？还是姐弟之间“有隙”？那次斗胆相问，才晓得是个误会。姐姐这么说：“姐姐和阿珍有说不完的话，珍姐和姐姐胜过亲姊妹。”“阿珍最信得过！”

    我大梦初醒。“信得过！”不正是对朋友的最高赞誉么。“人生难得一知己，得一知己足矣。”“知己”就是百分之百的“信得过”。

    什么样的朋友是“信得过”的朋友？我们的先人多有所论。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有“畏友”、“密友”之说：“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一“畏”一“密”，“信得过”也。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说：“真正的友情就是灵魂的结合。”意大利民谚曰：“需要时挺身而出的是真正的朋友。”拉丁民谚曰：“朋友就是另一个我。”算是道出了“信得过”的朋友的本质。

    “信得过”的朋友，在人类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不难觅出。《史记》中的“管鲍之交”，《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均为“刎颈交”。元人官天挺在杂剧《张范鸡黍》中写范式不辞千里赶赴好友张邵的“鸡黍会”，张邵死后又亲为其奔丧下葬，还替其修坟守墓百日；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写东汉苟巨伯探看一患疾友人，值胡人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速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苟巨伯所行矣！”遂不去。胡人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答曰：“友人有疾，不忍弃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胡人羞赧，乃退。这等“信得过”的故事，何其感人。至于西洋异域，其“信得过”的友情也不胜枚举：歌德和席勒，普希金与果戈理，屠格涅夫与涅克拉索夫，马克思与恩格斯……

    《论语·公冶长》中载有孔子与弟子们谈人生理想之事，子路的理想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的理想是“无伐善，无施劳”。当子路问及孔子，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这里，孔子将“朋友信之”作为人生最高理想之一，将“信”作为交朋合友的基本标准，无疑是值得后人记取的。

    忽然想起了《世说新语》中还有一则故事：华歆和王朗一并乘船避难，有一人欲附，华觉得为难，而王朗说：“船上尚有宽余，何为不可？”后盗贼追至，王朗欲舍弃所携之人，华不同意：“我原为难，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安可以奋急而相弃耶？”遂携承如初。拿这种哲学去交朋友，何愁不让人“信之”呢？

    此刻，我不再为姐姐“为何爱住珍姐家”而纳闷，而真为姐姐有这位“有说不完话”的“信得过”的朋友而高兴。我真正懂得了孔夫子“朋友信之”这句人生的隽语格言的真正涵义。

    （1991.7）

    “对象”新说

    “对象”者，恋爱领域一专用名词，即男女谈恋爱中的恋人是也。明明是谈恋爱，却偏要叫“搞对象”，都大众化了。

    “对象”找得“对”不“对”，乃恋爱成败之关键。找对象，在人海茫茫中觅“意中人”并不是件好弄的事。“拉郎配”也好，“单相思”也罢，总怕“对”不上“号”。正确的“对”法是双方经过相互接触、了解，一旦互觉情感相投，“条件符合”，反复酝酿，“对”上了“号”恋爱也就算成功了。然而倘若仅仅只是有了“对”，或“对”不上“号”，而尚未达到“象”（志向、性格、脾气、爱好相象——笔者注）行吗？难说。不少“对上了”的恋人在甜蜜之中发现对方越来越“不像”自己（性格、志向、爱好、睥气等完全与自己迥异）便“激流勇退”，婉言告吹；即令是一些配了“对”的伉俪，在婚后发现爱人“太不像自己”了，便大呼“对错了”，然后“拜拜”。而更多“知错者”虽不“拜拜”，但个中之苦也够他们受用一辈子的。也就是说，“对象对象”，光有“对”还不行，还要有“象”。

    “对象”一词，原本是从一则民间故事演化而来。据说从前的人本来是没有男女之分的，犹如海蜇一样长年连在一起，无忧无虑，生育后代，世世相传。谁知这事被上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上帝知道了，他十分气愤和嫉妒，大骂：我们上界的神戒仙律如此清明，你们人类倒这么落俗！于是派人将下界的凡人全都抓起来，一个个用锯子将男女锯开，然后恶狠狠地把男女分东南西北用力抛开。凡人们为了繁衍后代，不得不去各地寻找被锯开的另一半，一直到与被锯开的那“相象”的一半结为“一对”为止。这就是男女恋爱为什么要叫“找对象”的来由。

    年轻的朋友们，听了这则故事，也许对你“找对象”有所教益，那就是：认真一些，慎重一些，“全面”一些，既考虑“对”，又考虑“象”。一时的冲动，见“对”便“配”，那可是要后悔的。

    （1991.11）

    艾卡愤怒了……

    “谁也不能干涉别人的婚姻！”艾卡愤怒了。

    艾卡何许人也？又为何而生气？诸君且莫急，容我慢慢道来。这艾卡并非咱们华夏人氏，而是来自大西洋彼岸德国的金发碧眼的先生，三十多岁，未婚，正为在北京找到了漂亮温柔的中国女友而遭到另一群中国少女的责难和攻击而生气。在此以前，艾卡无论走在街上或在餐厅吃饭、舞厅跳舞，都有一群俏丽婀娜的姑娘缠之，追之而难能脱身。那艾氏也并非没有情爱没有肉欲，只是这等荒唐镜头使他无法接受。最后他相中一个漂亮而不卖风骚、温柔而不撒娇的女翻译为心上人，谁知因此得罪了先前追之缠之的那群少女，纷纷来电来函责问：“我哪点儿比不上她？”“她个子比你矮一个头，有什么好的”……于是终于爆发了那场艾卡的愤怒。

    列位看官，咱们那些可爱的少女，为何搁着身后那群“日夜思服辗转反侧”地追之求之的小伙子不顾，而偏偏要追艾卡且非艾卡而不嫁呢？那道理也简单：那艾氏是“老外”，金发加碧眼，有珠宝项链、马克外加别墅和小汽车，且这种“异域配”才算是人生“最佳选择”和“最佳组合”。事实上，咱们的少女们岂止是在追艾卡式的小伙，就连五十多岁的非洲黑人、老态龙钟的富翁、已有三房四妾的大老板……也是追之求之的“热点”。不过，那些人多有靠不住的，未免要出现色狼、强盗和“杯水先生”什么的，先生们用合法手段大大方方地同咱们的少女做了几十天“露水夫妻”，然后将其弃之如敝屣，或将之带到异域的别墅里去见夫人，见“二房”、“三房”……

    和这些先生们相比，艾卡这外国小伙老实多了。那么多的“如花似玉”居然不动心不“越轨”，够“专一”的了，要是换了旁的人，准不知弄出什么光景来呢！

    今时国门打开了，观念更新了，中国女郎嫁外国小伙子，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当然是件大好事。然而倘若像苍蝇逐臭般嗡嗡被驱走又嗡嗡复飞回来的那样的“追”法、“求”法，那就未必是好事。由艾卡的愤怒，我不由为咱们那些美丽姑娘感到脸红。

    （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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