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个子的黄种人

    翁文灏入学的震旦中学创立于1903年，由信奉天主教的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建。正是在这所学校里，翁文灏第一次找来了王安石当年变法的奏疏，对于这位八百多年前在他的故乡进行改革的宋代大政治家，翁文灏无疑是很敬仰的。在心灵上翁文灏给于同样地位的还有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这位余姚人氏亦算是他的宁波大同乡。

    正当翁文灏沉醉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反思和鉴别过程中时，一个大好消息传来：浙江省将以官费派遗留学生，前往比利时留学。此消息大大激动了翁文灏那颗19岁的年轻的心。1908年8月10日发榜，翁文灏名列前七。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他旋即回到宁波月湖西侧大书院巷刚建的新居中，告别了身怀六甲的妻子，与浙藉共19位俊杰才子，浮槎海上，一月有余，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始了他们的留学生涯。又不到一个月，大洋彼岸的电报传来，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慧娟。

    一个极其重大的人生抉择就是在此时开始的。1909年，翁文灏在学科选择上转了行，他原本考取的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鲁汶大学的艺术和制作、土木工程和矿业专科的入学考试，然而他学的专业，则从铁路工科改为地质岩石学。这一转，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晓最终决定翁文灏转向地质学的那一刹那的动因，但我们却知晓这一转向对翁文灏今后人生道路的意义。

    个人心怀家国，而家国又影响个人。辛亥革命冲击了翁文灏个人的命运，1911年，官费忽停，这些在海外就读的莘莘学子一下子个个就如断了奶的孩子，难以为续的学生也就不得不中断学业归国。翁文灏不得不乘火车归国回家商量。多亏妻子卖掉陪嫁首饰，资夫君万里求学。小夫妻这难得的一聚，留下了幸福的纪念，第二年5月，妻子为他生下了长子翁心源。

    而在这求学的四年之中，翁文灏在盖生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论文被校方列为最优等，在地质学刊上发表。1912年，23岁的翁文灏就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得到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优异的成绩，对当时看不起中国人的西方大学校园颇为轰动，他毕业时，比利时的一家报纸竟有人写这样的文章，惊呼道：最好的成绩，被一位小个子的黄种人夺去了！

    还有什么比看到儿女有此卓越的学业更让母亲更欣慰了呢？然而母亲却是看不到了。翁文灏用他23岁的卓越成绩奉献给了23岁命丧黄泉的母亲。除此之外，他还能为他的母亲做什么呢？

    翁文灏的人生轨迹梳理到此，我突然有了新的感悟。母亲，您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动力，起初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母亲啊！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啊！我比翁文灏无比幸运的，就是在与命运共沉浮的路途上，始终有母亲您的存在。而翁文灏在他7岁的时候，就永远失去了母亲。那种无论怎么样地奋斗努力，都不足以招母亲生还的遗憾，一定是永远伴随翁文灏的一生吧。

    然而，也许正是这种永久的遗憾，转化成了翁文灏生命永久的原动力了呢？

    小家如此，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把祖国叫做母亲，而不是叫做兄弟姐妹，大伯大叔，我们甚至不把祖国称做和母亲一样给我们血缘的父亲。因为直接以子宫孕育了我们的生命的，毕竟只有母亲。祖国是母亲，我们的家就是祖国母亲的子宫。把孕育了我们生命的家国保护好，建设好，难道不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在此，不妨对中国百年家国史再作一简短回顾。

    百年家国书，保家救国、振兴中华为要，究竟选择走什么路，中华儿女仁人志士，历经艰辛，教育救国是一条，另一条与其并驾齐驱、互为补充的，则是科技与实业救国。

    这是一条与现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路。而现代化，正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括方式的大变革，是以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

    在世界近代史上，现代化进程首先是从西欧开始的，而当西方近代科技成果进入中国后，中国近代最早的科技精英就此诞生了。

    1905年，最负盛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了京张铁路；

    1909年冯如研制的飞机飞行速度和距离创下世界纪录；

    1913年，丁文江创建中国地质调查所；

    1920年李四光、茅以升等一批科学家从海外学成归来，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者。

    科技救国和实业救国就象一枚硬币的双面，科技救国一方面需要教育，一方面需要实践，由实践而产生实业。中国近代史上主张以兴办实业拯救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盛行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彼时，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振兴实业，挽回权利。”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增强国力，而要增强国力，就必须开发实业。

    实业救国论风行于20世纪初，与这股思潮相呼应的，则是中国科技的现代化历程，这个历程首先是从现代科技事业体制化开始的，时间约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间，以1928年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建立运作为标志。彼时的中国，各种学术团体成立、一批大学兴办，在各种学术团体中，北京兵马司胡同创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被蔡元培称之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

    中国曾经是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地球的国家之一，但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却首先出现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外国矿师随着列强的炮舰纷纷来到中国，兴学办矿，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地质学的发展。鲁迅最早离开故乡于1898年10月入学的，正是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地质学、矿物学及其它基础学科。翁文灏选择了地质学，无疑是与当时我们这个古老中国睡狮一般的现状有着深切关系的。救国强国，一介书生使命在身。

    翻开中国地质学百年来的曲折历史，那一幕幕鲜活的场景、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一件件精美的藏品，无不在倾诉中华民族的奋发与苦难，无不在演绎地质科学的宏大与精深，无不在展示地质学人的探求与风采，这分明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下设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第一任科长为浙江吴兴人、从日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毕业回国的章鸿钊，第二任科长则是大名鼎鼎的大地质学家丁文江。

    1913年9月，在两任地质科长的一再呼吁之下，地质调查所成立。丁文江任所长，以后章鸿钊也担任过所长。当时一般人对于地质学的意义还知道得不多，北京大学地质系甚至因为招不到学生而不得不停办。丁文江就把北大地质学方面的书籍标本拿了过来，办了地质研究班，还招收了25名学生。因为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他们正急得团团转，没想到翁文灏来到了他们身边。

    此时，翁家的家境在他那个糊涂的老爹掌门下，早已一落千丈，家中一切用度，全靠大丰洋布号那点分红维持。1913年，翁文灏学成回国，在北京参加了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前茅，整个家族都指望着他挣钱养家糊口，但他却拒绝了洋人的高薪聘请，转而接受了来自丁文江、章鸿钊的同声相求，接受了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聘书，北上京城，出任工商部地质调查所讲师。从此和他们都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尤其是与丁文江，可谓生死之交。正是在这个机构中，与马氏家族同乡的中国江南宁波重要家族——翁氏家族，以科学和实业救国的理想为宗旨，昂然崛起。

    四：担斧入山披荆斩棘

    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中，翁文灏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科学与实业救国的典型代表人物。翁文灏这个小个子，内心深处是有改造中国的经国之宏图理想的。他不是一时冲动才登上天封塔，立下那“我虽少年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心”的誓言的。从三十年代开始的翁文灏的政学双兼双规制路线，对他个人的选择而言，是必须的抉择。而他的起步，就是从地质所聘任的唯一的专职老师开始的。

    一个人挑起了一个学科的专职教学工作，辛苦教学培育子弟的境况可想而知。1916年7月，首批学生毕业，典礼上，章鸿钊说：翁先生实本所最有功之教员也。这个典礼，正是在兵马司9号举办的。

    这届学生毕业之后，地质研究班办不下去了，好在还有地质调查所，下设总务、地质、矿产三股，还是由丁、章、翁这三驾马车驾驶。

    此时的鄞州石塘翁氏家族，徒有一个富贵人家的空架子，因为父亲已经把所有的家产都已经挥霍一空了，翁文灏一家举家北迁，父亲翁传洙也跟来靠他养老，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全靠翁文灏支撑。而连年内战的北洋政府时期，欠薪是常有之事，大冬天的，他连一件皮大衣也没有，翁文灏一家的日子可想而知。

    他不是没有机会发财，他的表哥李思浩，已经从当年一个奋发向上的有为青年一路当官上去，一直当到了财政总长，成为资深高官。他看表弟实在清寒，给他派了个税务官的活，还对他说：这个差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有六七万的好处，你去一年，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回来做科学工作也不迟。

    翁文灏一口就回绝了。他和表哥，早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同在北京，他是从来也不去看他这位当年义气奋发、如今铜锈满身的阔亲戚的。

    可是面对自己的父亲，他却没有办法，生母的自杀并没有影响他对父亲的爱，也许正因为过早失去母爱，使他更需要父母的亲情，父亲是他的软肋，父亲提什么要求，翁文灏都会尽量去满足。父亲不能够在大北京过租房子的居无定所的日子，他要自己的房子。翁文灏一咬牙把宁波月湖边的住宅卖了，凑成一笔款子，总算就在北京六部口的新平路买了一所居处，取名为“朴庐”。

    家里也穷，单位也穷，翁文灏从调查所的代理所长当到所长，一路那么穷下去，有时甚至穷到文书都请不起，所有的信都得自己写，一早上几十封，写得手都提不起来。

    本来还指望着南京政府成立之后，经费问题会有所好转，没想到越发严重起来，简直就是看不到希望了。三驾马车中，丁文江穷得实在熬不住了，1921年，朋友一个招呼，他辞了所长之职，由翁文灏代管，自己出任总经理，想要“曲线救国”，挣了钱再来支持中国地质事业了。翁文灏这一代理就代理上了，直到1926年正式接任了所长。接着章鸿钊也熬不住了，他坚决地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任翁文灏再三挽留，亦再不回头。

    当初是这两位中国地质学创始人把翁文灏招唤来的，如今他们放心地委以这位江南鄞州石塘的翁姓小个子以重任，让他挑大梁了。而两驾马车这么一撤，各大学和实业界以为那孤独的江南瘦弱书生翁文灏也会撑不下去了，纷纷向他伸出摊满银元的双手。翁文灏的个性此时开始真正展现出来，以扎实的中国文史知识与西洋现代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行极好的结合，来作为底气，以浙东学派的事功精神为指导思想，翁文灏此时体现出了一个科学家的内在品质。他说：所景愈艰，则主管愈不应中途放弃，坚苦自勉，终可挽回。

    真是路遥知马力啊，他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着一颗多么非凡的灵魂。这正是一颗有着信仰支撑的灵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正是他们这样的人。翁文灏以后能够以学者入政，正是因为他有着这样的情怀和精神，以及由此而百炼成钢的卓越能力。

    临危受命，仿佛这就是翁文灏的命运，而现在，仅仅是刚刚拉开了序幕。这一段中国科学思想史上很难再现的辉煌，就是这样，在一步一步的考察途中慢慢写就。

    都说中国地大物博，究竟博在哪里，当时谁也拿不出一个数据，谁也铺不开一张地图，首先填补这项空白的，正是丁文江和翁文灏。中国的第一张着色地质图，就是在翁文灏手里完成的。以实地调查为宗，室内研究为辅，这是地质调查所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地质调查所的同事还记得，翁文灏甚至希望“所有搞地质的人都要下矿井看一看”。在他的主持下，地址调查员们背着经纬仪和无线电收报机，一点点测绘地质图。那是怎么样地拓荒者的意义啊。要知道，他们必须走遍中国大地，才能够画出这样的地图。而经费少到何种地步，几乎令人瞠目结舌。翁文灏不得不把差旅费减到每人每天5元。他的团队里，同事们出差时可谓各显其招，有人像阿凡提一般骑一头小毛驴走遍天下，有人连小毛驴也雇不起，便用独轮车取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地质调查所完成了中国最早按国际分幅从事正规区测填图工作。

    而作为地质学家的翁文灏，他的科学生涯，多半是在路上。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这个来自浙江的小个子经常手足并用，爬过那从没有路的路。他在野外考察时，不是步行，就是骑毛驴。在人烟稀少的矿区考察，随身背的柳条包里还总带着凿子和矿石当时的知识分子。担斧入山，披荆斩棘！这八个字似乎成为了他一生的座右铭。他不但要担负起开路的职责，连开路的工具也得自己来承担。许多人埋头于书斋做学问，而翁文灏却把在大地上奔走丈量当成地质科学研究者的本分。就这样，他和同时代的一批先行者，将这一传统深深植入当时的中国科学界。

    正是在这样的艰辛中，翁文灏和丁文江领导全所，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调查，为实业发展寻找到了矿产能源。其时，恰逢农商部总长张謇提倡“棉铁政策”，与翁文灏的思想不谋而合。1919年，翁文灏写成巨著《中国矿产志略》，这是他在国内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中国当时最全面的矿产资源报告。而翁文灏对中国地震学的开拓性贡献，亦随之而同时跟上。

    母亲，2008年我们的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地震灾害，触目惊心的劫难和拔地而起的爱心交织在我们的心中。您可知晓，九十年前的中国，亦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大灾难。这场天崩地裂的人间惨剧就发生在旧中国的上世纪20年代。

    1920年12月16日19时，甘肃发生8.5级特大地震，死亡者达二十万人。当时的北洋政府派身在北京的翁文灏带队前往灾区。旧中国的交通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您我都是可以想见的，临危受命的翁文灏一路上忧心似焚，日夜兼程，千难万险，饥寒交迫，翁文灏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到达震区后，他已经病得不能走路了。别人要他先把病养好了再说，他反问：“我千辛万苦地从北平赶来甘肃，难道是为养病吗？”

    就这样，坐着骡车，拖着带病的身体，饥一顿，饱一顿，坚持实地调查，小个子的江南人翁文灏终于在大西北完成了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返京后写出了《甘肃地震》等一系列论文，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并绘制了一张到现在看来还是十分合理的中国地震的分布图。正是这次现场考察，使翁文灏把他的科学研究领域从矿床学转向从未涉足的地震学。接着，翁文灏画出了中国第一张《中国地震区分布图》，写出了论文《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在布鲁塞尔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宣读，获得广泛好评，他本人也被当选为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

    也正是出于对地震学的研究，翁文灏开始考虑建立地震观察台，这一愿望，在大律师林行规先生的支持下得以实现，地点就在今天的京西鹫峰山。1930年，中国自建的第一个现代地震台就此成立，名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而两名青年亦因中国地震的研究关系，进入了翁文灏的团队，一名叫李善邦，另一名便是翁文灏的堂弟翁文波（1912-1995）。翁文波比堂哥整整小了13岁，颇有长兄如父之感。193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由导师叶企荪推荐去了鹫峰地震台。几十年之后，他为中国地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为后话。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章鸿钊出任首任会长，翁文灏、李四光当选为副会长，当年8月，便开始参加第十三届国际地质大会。与此同时，翁文灏着手兴建、扩充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和陈列馆。

    在他的主持下，1933年，《中华民国新地图》于8月正式出版。

    真令人不可思议，翁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海边，而翁文灏关注地恰恰是崇山峻岭，苍茫的云海，连绵的山峦，他竟然给了小个子的江南人翁文灏如此之大的科研空间。1926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提出《中国东部中生代之造山运动》论文。

    在此之前，国外根据欧洲地质学家的考察结论，普遍认为造山运动时期有三：一为加里多尼安运动，一为海西宁运动，一为阿尔帕安运动。翁文灏对中国东部造山运动进行观察，得出结论，认为归之于海西宁期则太早，归之于阿尔帕安期则迟，故首先提出“燕山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地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这一学说，阐明亚洲东部侏罗纪和白垩纪间有造山运动，命名为“燕山运动”。

    “燕山运动”，多么美丽的名字，象诗一样令人遐想，却又严谨得尤如岩石，一经问世，立刻受到与会各国地质学家的极大重视。“燕山运动”为世界各国所公认，并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地质特征。这个理论，是翁文灏对世界造山运动研究的一大贡献。

    两年以后，翁文灏以国家首席代表资格，出席在万隆召开的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提出“中国之拉拉米特造山运动”。

    1929年，他发表了《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揭示了中国人口过多而耕地不足的矛盾。翁文灏是当时中国第一个注意人地关系并且大声疾呼的学者，惜哉，直到几十年之后，这一问题酿成后患，才被人注意。

    而早在1925年，翁文灏就发表了《中国山考学》，他被公认为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1934年3月，翁文灏与竺可桢等人倡议组织的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宣告成立，他被无可争议地当选为首任会长。

    大师的标志之一，便是必出高徒。翁文灏的诸多高徒之中，有一位今日名扬四海，他便是与中国猿人结下不解之缘的裴文中。

    真的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周口店中国猿人头盖骨与翁文灏之间的关系了。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本是由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步达生写信给翁文灏建议的，他还提出了愿意提供财力和人力的建议。而正是翁文灏，在提出了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学界尊严的情况、并得到全部满足的承诺之后，于1927年，亲笔签定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研究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协议书》。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斐文中才受命于翁文灏，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发掘工作一直进行到1927年接近年底之时，因为几无所获，众人皆散，工地清冷，北国雪飘，是撤还是继续，已经是个迫在眉梢的问题。翁文灏的个性此时又体现了出来。他坚持继续孤军奋战，而他忠实的弟子也不折不扣地坚持了他们共同的坚持。当年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终于挖掘出了山顶洞人头盖骨。

    此一无价国宝的出土，让斐文中欣喜若狂。他先是连夜写信给翁文灏，报告此一人类学上的巨大发现。想想还是太慢，连夜又发一电报：“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12月6日，斐文中亲自捧着头盖骨送往地质调查所。

    啊！“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这是多么令人狂喜不已的诗行，还有什么比这十个字更能让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热血沸腾呢！翁文灏的激动绝不下于他的弟子，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他一直认为亚洲是人类最适合聚集的地方之一。此时他欣然提笔，撰写了《北京猿人学术上的意义》。那年，翁文灏自己正当华年，年富力强的38岁。

    弹指悠悠百年，在纪念翁文灏百年诞辰之际，黄汲清先生著文说：作为地质调查所所长，自始至终，从宏观上组织领导周口店的发掘、科研工作、调动老中青专家的积极性、团结不同国籍、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长期相处，密切合作，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并为同一目标而努力奋斗。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功劳并不在步达生、杨钟键、裴文中之下！然而在一般群众看来，他只能算是一位无名英雄。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地质学会的特别年会在地质调查所举行，翁文灏向全体与会地质学同仁报告了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喜讯。地质调查所随之声名远扬，得到了各方面的援助，从此走上了事业上一个新起点。

    母亲，我喜欢翁文灏这样类型的人，我喜欢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人，我讨厌天花乱堕的空空道人。这些年来，见多了巧舌如簧的客里空者，就更推崇翁文灏这样的真正的大学者。他的学问做得从不掉书袋，知行合一从来就是他的作派。1927年他听说哈尔滨有一个穆棱煤矿，坚持去看这个煤矿，由此认识了江浙同乡孙越崎。孙越崎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中国现代能源工业奠基者之一，更是他翁文灏一生的挚友，当时正出任穆棱煤矿的中方代理人。他接听电话，告知有个北京地质所的领导要到他的矿上来，电话线路和对话说话的人口齿都不清，孙越崎听说有一个“汪汪汪”要到矿上来，没想到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翁文灏。孙越崎真是喜不自禁，连忙把他请到家里吃饭。孙越崎新娶的妻子王仪孟是大家小姐，不会做菜，幸好家里养了几只鸡，求人杀了一只煮了才算有了菜。然后，孙越崎又替翁文灏雇了一头毛驴，翁文灏跨上驴，高高兴兴地往山那边走去。他用了两天时间，在旷野中实地考察回来，还背了不少矿石标本。之后，翁文灏又为孙越崎的著书《吉林穆棱煤矿记实》写了序言。

    母亲，您见过这样的科学家吗？一头毛驴就能让他高高兴兴一个人在山上考察两天，翁文灏有一颗多么忠厚纯洁的君子之心啊！

    由于翁文灏对于中国地质学的卓越贡献，他于1922年和1937年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均被推举为大会副主席，并先后被选举为英国伦敦地质学会会员、德国哈勒自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澳大利亚采矿冶金学会会员等荣誉职位。须知，包括翁文灏在内，有200年历史的伦敦地质学会，至今也只有过三位中国会员（此处要查核一下）。

    人们惊异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冒出来”。地质学大师黄汲清先生则说：“地质调查所的成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科学事业中，确是一颗明珠，是中国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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