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马司胡同15号院的小楼
母亲，这封信是在北京我的家中给您起的头。小家迁往北京时，我知道您并不放心，然而天长日久，有谁熬得过时间呢，您已开始面对现实，我却依旧两头不舍，北京与江南并举，来回穿梭。说起来，我接着要寻找的这个家族，亦是近百年前举家从月湖畔迁往北京的，我与这个家族唯有在北迁这一事件上，尚有着些许的相通。
其实从南方迁往北方的家族并不少见，北京就有我母系家族的一些亲戚，比如多年来，您的堂弟就在北京脚踏实地地发展着事业。但我现在要寻找的这个人的足迹，却是我搜遍我家族的任何一个角落，也不可能找到的。
这个人太独一无二了，以至于我竟然找不出任何人可以与他类比；这个人博得了我极大的敬仰，以至于我进入新年的第一篇博客写的就是他；这个人对我心灵的冲击是近年来少有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把他定位为我这封信的主角。并且，就在此刻，就在这遥远的北国的隆冬，在没有任何人指点的情况下，我怀揣着这个人的名字，开始寻找他的踪迹。
我是从北京沙滩的红楼开始出发的，红楼大铁门右侧高大的大宣传板上，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名字赫然在目。八十年前，这个人的名声曾经和他们平起平坐，后来他渐渐成为前尘往事，供后人探索研究，或赞叹一番，或叹息数声。此刻，我路过北海，我路过故宫后门，我路过北京东四，我路过羊肉胡同，板砖胡同，领赏胡同，大院胡同，我路过七匹狼鞋业店，沙锅居饭店，阿米尼电动自行车铺，苏氏牛肉店，永康口腔医院，我路过罗威、薇薇和蒙娜丽莎婚纱店——我终于找到了兵马司胡同。
巷口人来车往，一派现世尘埃，我站在小豆腐家常菜的鸡毛小店的门口，心突然就大热了起来，我想往着这位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地质学家，这位后来一度曾被视为“罪重当诛”的通辑战犯，这位后来的被赦免的回归祖国的全国政协委员，这位最终在十年浩劫中沉默死去的老人，这位今天重新被定位认识的先贤。当我不了解其人之时，他在我眼中，不过是吴越大地上一位科学名人兼前朝旧臣；当我开始了解他，走近他的命运时，我不止一次泪洒衣襟，仰天叹息，感慨不已。而当我走进他的心灵，了解他全部的命运之后，他成为我心目中深为敬重、视为楷模的前辈。
此刻，我把他的名字和他心中曾经绘制的蓝图，一并画在蔚蓝色的天空上，乃是因为他虽然曾经把理想的宏业建立在中国的黄土高坡，并深陷二十世纪上半叶复杂的政治漩涡，但他依然是那一代飘扬出海的、接受蔚蓝色文明的、勇于担当的、自由而又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
翁文灏先生（1889—1971），他有太多的第一：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
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
中国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
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
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
中国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
中国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
中国现当代史上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
中国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
中国“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
中国第一个大型油田的开发组织领导者；
而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翁文灏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在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以及对家国的极度思念之后，他选择了新中国。1951年，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
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会对翁文灏这样一个人特别地心有独钟？是因为他一定经历过我也经历着的那些困惑吗？可他又是怎么样冲破茧壳，化蛹为蝶的呢？
或者，也许他并不曾真正的化蛹为蝶，他在中国现代史这个无与伦比的大舞台上，在无比艰辛的幻变过程中被卡住了。他已经看到了蓝天，却依旧身陷黑屋，好不容易挣脱，却时不再来，他的美丽的翅膀并没有真正舒展。他的一切终结在门槛之外，却给我们留下无尽的仰望与遐想。
我想寻找翁文灏，是想与他的灵魂对话。我的对话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命题来归纳，那就是：一个术有专攻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安身立命，究竟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为我们的家国奉献赤子之心？
这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思考过它，而翁文灏却在中国最大的历史舞台上实践过它。
此时的翁文灏，他的依稀踪影，究竟又在哪里呢？
翁文灏与北京兵马司胡同的关系，我还是在网上查到的，然后，就带着朝圣般的心情，从杭州直奔北京，直奔兵马司胡同。
兵马司其实并无一兵一马，明朝末年，笑笑生写的《金瓶梅词话》，引用了许多当年流行的俗语、谚语、歇后语，其中有“兵马司倒了墙———贼走了”一语，形象地反映了明代北京的一些史实，细究起来，倒十分有意思。
百年光阴弹指间，今天，还是那些遛早的老人、那些为生计奔波的商贩、那些匆匆而过的行人……从光影交错的兵马司胡同口掠过。我漫步在这条古老的胡同，清幽与娟秀相伴，一尺之外，已成静土，古老的槐树与灰色的墙壁，让我们恍然于往昔与现实。胡同中目前还有若干四合院存在，更多的是诸如国家档案局的宿舍楼、联合大学的分校、中国法学会等单位的存在。相比而言，我要找的地方，太无声无息了。
终于找到了兵马司胡同15号，这正是当年的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9号。门口立了一块石条，石条斜面上刻着“民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的字样。此处离当年繁华的西四牌楼不远，闹中取静，1916年初，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搬到了这里，是至今留存的中国最早的科学机构旧址。
一项科学的重大发现，一项科学的理论和学说的诞生，或者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和一个名人或者和一个群体联系在一起，又往往是和一个历史的遗存联系在一起的。芦沟桥因此意味着七、七事变和后来的抗日战争，北大的红楼就几乎是五四运动的象征。而站在兵马司胡同9号前，我们则看到了一座近百年前中国现代史上科学的圣殿。
当时的中国战乱频仍，政治混乱，经济衰敝，一方面科学研究难以维计，另一方面，新式教育刚刚起步，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地质学的概念。近代科学在中国缺乏文化基础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地质调查所从这里艰难起步。它占地4亩零8厘，有三座靠募捐建的小楼。院落沉淀了中国地质事业的一部艰难的创业史。“兵马司9号”成为一个多学科开拓的科学机构，是当时中国地质学，包括矿床学、石油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学术中心。
来寻访之前我已经查阅了有关资料，知道了这三幢楼的来龙去脉。
第一座楼为座北朝南的南楼，是1920年由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与章鸿钊、翁文灏，会同农商部矿政司司长邢端发起募捐、筹建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共募集捐款3万9千余元。当时的黎元洪大总统捐资1千元。图书馆工程由德国雷虎公司承建。藏书4千余册，并已经具备较完善的图书服务基本功能。号称是东亚第一地质图书馆。那时一战刚结束不久，丁文江为敌国建筑师承接工程一事，专门呈文请农商并外交部批准。图书馆在一片旧瓦房中鹤立鸡群，是20世纪初的德国民居样式。
1921年9月，图书馆落成揭幕时，胡适在《努力周刊》一周大事点评中作过这样的评论：“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财政总长）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也不是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
这座西洋小楼里有丁文江的办公室，图书馆一层会议室里更是群英荟萃，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者酝酿仿照伦敦地质学会的样子，办个团体，1922年初，拥有26名创立会员的中国地质学会在此成立，并长期在这里组织学术报告会。
第二座楼便是翁文灏的办公楼。1928年冬，地质调查所的核心办公楼在兵马司9号落成使用。这是一幢德国样式的二层精致小楼，是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叔祖贝寿同设计监修的，此人乃为由中国到西方学习建筑的第一人。说到盖办公楼的钱是哪来的，亦有一段掌故。当时政府无钱，盖办公楼要靠多方募捐，结果楼虽盖好了，还有不少亏空。所长翁文灏一面挪用学术刊物的印刷费应付建筑商，一面呈文农矿部要钱。钱下来了，区区500元，尚不足建筑师贝寿同的设计费。当今院士王恒升那时刚大学毕业不久，翁文灏带着他去矿厂“化缘”。矿主正陪来客躺着抽大烟。王恒升拿着化缘簿子，毕恭毕敬站在一旁，堂堂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急得满地打转。好不容易矿主抽完了，问来者何为，两位书生好言相求，总算矿主心情好，在簿子上签了钱数后，王恒升赶紧去柜上支取银票。几十年后，两位去“化缘”的学者先后成了院士。后人提起往事，这样盖起的楼，这样难堪的知识分子，至今让人扼腕叹息。
兵马司胡同的第三座楼为沁园燃料研究室，它是一个人独捐的——金绍基——丁文江和翁文灏的好朋友。金绍基以父亲金焘的字“沁园”命名了这座三层楼。金绍基早年留学英国，上世纪20年代后期在北大兼过化学课，黄汲清、李春昱、朱森都是他的学生。金沁园的后人中有三位名人：长子金绍城，1920年与周肇祥等人发起和创办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孙子金开英，中国石油界的老前辈；外孙王世襄，学贯中西的文物大家。
1930年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地质调查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丁文江和翁文灏对国际地学界的水平有着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他们重视寻求国际合作和聘请高水准的专家，为中国的地质工作制定了高标准和高起点，以期迅速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翁文灏执掌地质调查所以后，一直在试图创造一个中国式的地学大家庭，为学者营造一个适宜发展和能够交流学术的环境，以推动学科的迅速发展。地质调查所成为颇有影响的地质学学术中心。先后创办了5个研究室，成了中国多个科学机构的祖籍。
几十年之后，黄汲清院士说：“中国官办的科学事业，最早的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地质调查所无疑是独一无二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首届院士，地学界占6人，其中出自兵马司9号的，就有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等四位。1949年后，曾先后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就有近50位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如尹赞勋、裴文中、贾兰坡、李春昱等人的名字，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如今，“兵马司15号院”已经成了三栋筒子楼。尽管院门口挂的蓝色标牌上写着“保护院落”，但院子里看不出当年印记。自行车随意停放着，三栋楼外墙开裂，颜色深浅不一，其中南楼的坡顶变成了平顶，院落中一架隆冬季节的丝瓜架，挂着一些已经封干的丝瓜筋。面对正门，坐北朝南的那幢西式洋楼，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图书馆吧。虽然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岁月，楼房倒还依旧保留着其破而不败，衰而不颓的气势。院中几位老太太，正在晒衣，听说我是从遥远的江南翁文灏家乡来的，热情地请我自便上楼寻踪。
走上楼去，支离破碎的玻璃，咯吱作响的楼梯，蛛网横生的墙壁，还有在简易厨房里做饭的居民……图书室变成了杂物间，楼外楼内情景大相径庭。楼下住着72家房客，楼上已经成了仓库。整个楼房内部确实已经到了近乎于危房的地步了。
虽然，这三幢楼白天进入走廊无一不需要开灯方能看清。虽然，圣殿似乎看上去已经成了蜗居。然而，沿着那虽然衰败却还依旧结实的木楼梯拾级而上，我依然似乎还可以看到当年学界前辈们辛勤的身影，听到他们热烈的讨论。那感觉还完好地保留在尘封的夹道里。真的，不信你去走一走。
回到楼下，一位老先生恰巧出的门来，热情地给我指点墙上一块石刻铭碑，说这就是当年的故迹。这块石碑被杂物遮蔽，离我站的地方又较远，我怎么看也看不清楚，只知道这是一块当年出资者的名单。
回头问老人们，当年翁文灏的办公室在何处，他们指点我说，就在隔壁西楼。踏进西楼，楼道里充斥着一股发霉的味道。里面烟熏火燎，墙壁上积满灰尘，蛛网横生。这里住着30余户人家，不少居民就在楼道里搭起简易厨房，烧火做饭。虽然如此，那由红蓝二色构成的六角形图形拼成的马塞克的地板依旧还在，我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来到二楼。不到20米的木楼道里，昏黑一片，摆满了各种生活杂物。好在天窗很高，一束光射下来，一位老人从一扇门中出来，警惕地问我一个人站在楼道里干什么。我一说翁文灏三个字，他很客气地指了指他出来的那个房间，说这就是当年翁文灏的办公室，也是他现在的卧室。
老人姓杨，我走进他的屋子，他的老伴正坐在沙发上，家俱把屋子塞得满满，红漆地板已经被磨出了原色，白铁皮的暖气片和窗架也是当年的原物。老人指着窗口，告诉我，当年翁文灏就在这里放着办公桌办公。屋子不大，但有两扇门，一扇前门是让秘书出入的，带着一个袖珍型的门厅。另一扇后门是翁文灏的专用门，坐在窗前，可以看到窗外内敛而又萧索的北国的天空。
此时我的心被深深地暗涌激动了起来。1927年2月9日，由所长翁文灏任副会长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正是在这个院落中成立的。当时的学会聚集了跨部门的中国冶金、采矿冶金和地质行业的学者，他们笃信实业救国，并身体力行。学会疏通了一脉活水，对推动科技进步、活跃学术园地起了积极的作用。近80年之后的2004年6月，台湾矿冶工程学会学员藉来京开会之机，专程到兵马司9号寻根。老秘书长带着他们，沿着楼前的空地慢慢地走，并不断弯腰致敬。他们是一边鞠躬一边参观完这个破旧而又神圣的院落的。直到此时，我站在他们深深致意的地方，方能够理解这些来自宝岛的地质专家们的心境。
关于翁文灏，我好象再也找不到其余的蛛丝马迹了，依依不舍地走到大院门口，心里终究还是不甘，重新折了回去，再到那石碑上找。这块石碑，正是当年捐资者的功德碑。所谓树碑立传，意义全在后人矣。我踮起脚来，一遍一遍，伸出手去，抹去岁月的尘埃，突然我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在众多的捐资人名字中，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名字，在鉴修人、技正丁文江名字的旁边是技正章鸿钊，在章鸿钊旁边的正是佥事翁文灏——我正是为这个名字而来的啊！
从兵马司胡同出来，我专程又去了地质博物馆。心里是抱有很大的希冀，想从中再多知道一些有关翁文灏等一代人的情况。地质博物馆离兵马司胡同不远，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且十分宏伟的建筑物。进了博物馆大院，正门迎头所见便是李四光的大型半身雕像。雕像后面则摆放着一些形状和色泽各异的岩石标本。走进博物馆，想了解一些地质学家的资料，问不出所以然，向工作人员问及兵马司胡同，倒是听说过数年前有关兵马司胡同9号展，不过早就撤展了。好消息也是有的，早就有20几位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重修兵马司胡同9号，温家宝总理也有批示。早晚，这中国现代史上科学的圣殿会重现光芒。
母亲，我想您多少比我更应该知晓这位大人物的。1948年秋天，当您从鄞州正始中学刚刚毕业时，这位同样也是鄞州人氏的翁文灏先生，也恰恰经历了国民党政府的金融危机，从国民党行政院长的位置上辞职下台。六十年前的金融券风暴，我只是听说，您想必却是经历过的。而此刻，要想真正了解那个把理想的家国之书写在蔚蓝色天空上的翁文灏，还是先从你们共同的故乡东海之滨的宁波开始吧。
二：从鄞州石塘驶向海洋
中国人，从来就相信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又相信另一句话，叫做“落叶归根”。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他的根究竟在哪条河边，哪座山下，哪株树旁呢？正是凭着这样强烈的寻根意识，我前往翁文灏的生地——鄞州高桥镇石塘村。
行前阅读翁文灏的诗集，知晓晚年居住在北京的翁文灏对故乡有着浓浓思念，他写于1965年的诗行《山下庄》此时就在我的心里反复吟诵：邻集地名山下庄，农村仙境美无双；
濒河田富凭耕耘，足食人耕种稻粮。
坡不峻高风物丽，水能浸灌获收良；
至今尚忆乡居趣，转眼迁移劫后桑。
而他写于1966年的另一首诗、也是翁文灏在77岁时写的《石塘》里的诗句，完全正面描写故乡，抒发他对出生之地的无比思念：鄞西秀丽石塘村，临水倚山生地存。
灌稻清波桥碶保，映窗霁色景光吞
登科兄弟祖留额，隔户乡农旧有痕。
初学之乎亲训导，得承教养沐深恩。
如果以鄞州的区政府所在地钟公庙为中心，那么，翁、马二家正好就在中心的两翼。如若我坐北朝南，那么，鄞州就象一只展翅的蝴蝶，石塘正在鄞州的右翅，鄞州的西北面。此处位于鄞西北四明山麓，属于半山区，西南依山，北傍姚江，距宁波市10公里，从前陆路不便的时候，行船便可直达。今天已经没有人舟行石塘了，我们坐车近半小时就到了目的地。
从市区驱车往鄞西方向行驶，依石塘河曲折前行，直奔翁家，至一晒谷场前停车，抬头所见，正是翁文灏出生的故居。
高桥镇石塘村翁文灏故居前，是一条碧波荡漾的河流，而故居背后，则是山势不高却清秀葱郁的石塘山。依山傍水，人杰地灵，石塘翁氏在当地是商贸世家，从开设销售酱醋、酒米的店铺，一点点将家业壮大，到翁文灏高祖及曾祖父期间，达到鼎盛，翁氏家族遂以经商致富而崛起于19世纪中叶。20世纪以来，传统的绅商世家与时俱进，形成崇尚科学文化的现代家族之风，涌现出一个科技人才群体，其中辈出教授、学者、医生、银行家、技术专家……等高级科技专家，其层次和密度之高，举世罕见。
屈指一算，现当代史上，翁氏家族中出现了中国现代地质学、地理学、地震学创始人之一的翁文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球勘探之父”、自然灾害预测大师翁文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控烟之父”医学家翁心植；曾任石油部工程师、“中国输油第一人”的翁心源；曾任美国总统顾问、著名钛金属专家的翁心梓等。
而在翁氏家族从绅商人家进入科技人家的关键时刻，实行现代转型的核心人物，毫无疑问，非翁文灏莫属。正是翁文灏，以他的辉煌成就和献身精神，将其科教救国、实业救国、文人从政的思想，纳入了其家族成员的人生轨道，构成了翁氏家族的传统精神。
翁文灏出生时的晚清，石塘翁家的风光已今非昔比，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翁氏故居，气势依然不弱，总面积达800平方米，四周围墙高大，起防火、防盗的作用。整个庭院坐北朝南，正屋和后屋均为面阔五间的两弄楼房，前后有过街楼相通，左右有经堂、花园等附属建筑，房子是砖木结构。而一些石雕、木雕等，至今依然保存得比较完整。庭院的石板地干干净净的，整个院落很开阔，这个大院里如今居住着约20户村民，过着各自柴米油盐的生活。而翁文灏这一脉的人，早就离开石塘，一些后人如今都旅居海外。大门口一块院牌端端正正地写着：翁文灏故居。这正是目前翁文灏在故乡的唯一故居。
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找不到翁文灏曾经在此出生、居住的蛛丝马迹。一位周姓老伯对我们讲述了翁文灏旧居往事，多少描绘了上世纪翁家的景况。旧居依托石塘河而建，近处是一座碶闸，潺潺流水经久不息，翁文灏的青少年时代就在这浆声灯影的江南水乡度过。故居1949年之后经历了土改，分给了当地村民居住，一度又成为公社所在地。我绕楼参观，登楼眺望，住房既已分给村民，自然不便进入，所幸那位周姓大伯乃烈士家属，专门在此迎候我们，他做为厅堂的屋子墙上挂着一张青年军人的遗照，这位海军战士名叫周文良，是在国防前线牺牲的烈士。遗像的旁边写着一幅对联：日月共辉功臣府，春光永驻军人门。
我瞻仰着遗容，想起了翁文灏，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是他这个白发人送的黑发人。大儿子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小儿子和这位周文良一样是位烈士，作为抗日军人，国军飞行员，牺牲在抗战前线中国的天空。但是母亲，我要告诉您，在这幢院落里，我最想了解的是另一个人，那个给予翁文灏生命的女人，那个年轻的母亲。我楼下楼下地寻觅，明知不可能有这个只活了23岁的女人的踪影，依旧不甘心就放弃了寻觅。且用这种方式来凭吊那因绝望在这幢院落里自杀而亡的女人吧。她被迎进这幢翁家大院，欢乐与幸福却是如此的短暂，八年之后，她就死在这里，和她的大孙子一样的终结，一样的命运。
1889年7月26日，一个男孩子出生在石塘枕山居的翁家。翁氏大家族第十一代长孙呱呱落地了。
和盛垫的马家一样，翁家亦非世代鄞州土著。其祖藉原为闽北，初祖宗行公，相传为明末义军、民族英雄张苍水的部下，兵败后逃匿至鄞州石塘，从此便以撑船摆渡为生。
宗行公一口闽北音，遇到宁波人那一口石骨铁硬的方言，两下里硬碰硬，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头，总算为人忠厚老实，扶老携幼，照顾弱小，天长日久，乡人终于接纳了这个外姓人。从此落下根来，娶妻生子，安家落户，死心踏地地在此长做了鄞州人。
一代人逝去，一代人接上，下一代总想比上一代过得更好一些。那闽北义军的后人虽也还在农余趁人摆渡，但稍带着便做起水上的贸易，将乡里酿的老酒、米醋、酱油运到城里，再从城里稍些日用百货，天长地久，蚂蚁垒窝，竟然也积下一份薄资，在石塘就开了一家小小的夫妻店，当起小商贩来。
白驹过隙，转眼间到了高祖开字辈，那翁家的三兄弟开明（1786-1853）开忠、开阳，已无法同时在那小小的杂货店里容身了。按了宁波人的习俗，老大开明乘着一艘小船，就此别了故乡，去了尚未开埠的上海，从此跸衣篮缕，数十年奋斗，在上海滩竟然也就挣下了一份家业——一个名叫裕大酱园，另一个是酒米铺。而在家乡石塘，他还挣下了一座裕丰造酒坊，翁家殷实的底子，就此铺下。
翁开明的长子名叫翁景和（1823-1877），他自小就跟着父亲在沪上经商，耳闻目濡，心中盘算，是一把做生意的好手。鸦片战争之后，他看准了洋布生意好做，便抓住商机，投下血本。
1877年，对翁家，实乃是悲喜交集的一年，那一年，翁景和在今天的上海南京路开设了大丰洋布店，人称翁大丰；同样是那一年，他的父亲翁开明去世。他是带着对长子的无限希望和深切的祝愿闭上眼睛的。翁景和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是那么样的勤奋聪明，又是那么样的志向远大。不出几年，在上海、杭州、天津、宁波、衢州都开出了自家的分号，包括的产业五花八门，从打锡箔到开银楼，从南货店到养渔塘。翁家的财产积累到了200余万银两，而翁景和也由此成为早期宁波帮的代表人物。
中国人发财总是要衣锦还乡的，翁景和也不例外，就在石塘村大兴木土，在翁氏宗祠的西首建造了新宅，并由其已经当了内阁中书的长子翁运高题额：枕山居。这位翁运高（1839-1889），便是翁文灏的祖父。
原来这翁运高运气的确是高，因为几代人的经济积累，到他这一代，家族资产已经非常殷实，足以供他读书。这富贵二字，富虽在前，但中国人从来是“贵”字当头的，既然已经有了钱，自然便要去博得功名了。翁运高走了科举之路，1855年，他才16岁，便考取了举人。到1862年，又中了副贡，1865年，他获授了内阁中书。一个26岁的商人之子，就这么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考上了朝廷的命官。
真是富也不过三代，也许是钱看多了，翁运高对金钱已无热情与欲望，当了朝廷命官，更觉“士农工商”里，商人钱虽最多，地位却是最低的，故绝不沾“铜臭”。如此，翁景和一死，翁家那下世的光景就显出来了，连大丰洋布店的招牌都让给了原本是布店经理的“通家之好”许春荣。上海滩上人，从前叫它翁大丰，现在叫它许大丰了。
许大丰冉冉升起，翁运高江河日下，到翁运高的长子翁传洙（1872-1961）时，家族的盛衰完全就维系在这个公子哥儿手里。这位翁传洙原本也是个极聪明之人，不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是从不知道什么叫治家理财过日子的。17岁那年，父亲才50岁，突然一病而亡，而他自己年方17，正是需有严父管教的年龄，却可以无法无天地行事。他学琴棋书画，但样样不精通，他买了一艘洋式小火轮，倒居然无师自通了。他是那么样的大方，驾着火轮在上海滩黄浦江头游玩，玩够了一挥手就送给了朋友。尽管分家时他得了20万两银子和一家上海滩的店铺，但一年几千两银子的收入，也还是禁不起他如此的折腾啊。
身逢末世的翁文灏（1889-1972），偏偏在这样的年代里出世了。在祖宅的枕山居里，他6岁开始发蒙，年方7岁，家中遭大不幸，与父亲同龄的母亲余宝珠（1872-1895）自尽，年方23岁。
翁文灏的外婆家，原本也属旅沪的“宁波帮”，翁、余二家有三代通好的历史，故儿女亲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余宝珠生了一对儿女，也算是安居乐业。谁知翁传洙为人花心，在城里又养了一个外室，这让年轻的余宝珠十分绝望。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余宝珠扔下一双小儿女，自弃于世。翁文灏幼小心灵，亲眼目睹这一人间惨象，在他一生中，从此烙下深深的创伤。晚年他曾有《感母》一诗，记录了他幼小心灵的冲击：七龄死母最堪怜，卧倒尘埃血泪溅。
看世难容悲自苦，望儿无靠恨长悬。
祸不单行，慈母前脚刚去，劫贼后脚跟进。翁文灏8岁那年，竟然有亡命之徒冲进枕山居入室抢劫，全家人不得不避难江北引仙桥，而后又迁至天封寺的三角地。
如此说来，翁文灏真正在石塘镇度过的岁月，童年时期也就是八年。但这八年或许甚至会超过某些人的八十年。因何而言？试想，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在八岁之前亲眼看到家庭破裂在眼前，母亲自杀在眼前，又有几个人亲历强盗的入室抢劫。人说小孩子似乎是没有命运的，但翁文灏的悲剧命运，从童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年少的他充分体会到一个封建大家族从盛极转衰的无奈和沧桑，这几乎就决定了翁文灏一生的走向和基调，因此，翁文灏的故居，是一个至关重要之地。
我走出翁家故居，走向村口，村口给我们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中国村落中常见的大树，而是一座正在修复的古庙。大门紧闭，一打听，是座清代就有的石塘古庙。想到这座古庙一定曾经留下儿童时期的小翁文灏的身影笑声，不禁意上心头，一定要进去看一看。
真是心诚则灵，庙旁竟然还有虚掩的边门，进去方才发现，是座修建一新的庙宇，庙里供着的则是石塘的地方之神，原来却是唐时鄮县令王元瑋。
我们知道，在中国泱泱两千年封建王朝中，曾出现过众多优秀的清官能吏，光是在鄞州一地，就有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在册。因此上，同为王姓的王元瑋就在国史上排不上号了。然而一方百姓自有一方百姓心中的丰碑，鄞州的百姓之所以把这块丰碑树给了王元瑋，正是因为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建造了它山堰。
它山堰位于鄞江镇西南，樟溪集山区七百里之水迤东而来。魏岘在他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中说：“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清甘之流酾泄出海，泻卤之水冲接入溪，来则沟浍皆盈，去则河港俱涸。”当时的鄞州还叫鄮县，县治设置在光溪，也就是今天的鄞江镇，县令王元瑋为了改变治内“田不可稼，人渴于饮”的局面，主持兴建了它山堰水利工程。作为阻咸引淡的渠首工程，它山堰建成后，江河终于始得分流，樟溪也因此“涝得七分入江，三分入溪，以泄暴流，旱则七分入溪，三分入江，有供灌溉（《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后来的人，称王元瑋的这一功绩“功俟鬼神”。为此，石塘的百姓们为他建造了此庙。
相传庙前的这条石塘河，实乃一条神龙经过之地，神龙欲奔东海，却又舍不得离开江河，一路奔去，一路回头，竟然回了九次，每回一次，留下一个滩头。而这个石塘村，正是它回头的地方。
庙宇很新，楹联也尚未挂满，有一条联撰得很有情怀：有目登高桥莫论春秋冬夏，是风入石塘不分南北东西。
我在重修此石塘庙的碑记中了解了这座庙的修庙过程，原来该庙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座落在石塘山月塘湾处，光绪34年重修，确定每年十月初十为神诞。这位神正是王元瑋，因王元瑋造福百姓，故当地百姓造庙为他祭祀。
每个幼小的心灵，都会有他愿意追随的成人世界的榜样或楷模吧，我想，这位唐代的王县令或许正是翁文灏童年时代第一个崇拜对象。翁文灏以一代大学者的身份，最后同意从政，甚至当到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行政院长之位，不能不说是与他童年时代接受的事功思想有着深切关系的。
翁文灏离开故乡，来到了不远的宁波城中，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他一生中影响非常重大的人物。一个是他的继母叶秀芬（1872-1932），后来的人们都称乎她为二师母。叶秀芬出生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礼，视翁文灏如同己出，也为翁文灏以后的人生之路做出了很大的铺垫。另一个是比他大8岁的表哥大才子李思浩（1881-1969）。表哥十分器重这位小表弟，对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指点帮助，效果惊人。1902年，鄞县开童子试，翁文灏一炮打响，成为13岁的小秀才。可惜第二年到杭州去考举人时就不行了，那一年，李思浩高中，翁文灏落第。
家中诸人张罗着翁文灏再考，翁文灏心却已不在此。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多少孔乙已从此走上绝路一条，少年翁文灏全无此念。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15岁的小大人此时已奉父母大人之命，和同县的比他大二岁的林韵秋小姐结成连理。1906年，他心无旁鹜地考上了上海震旦学院。临行前，17岁的翁文灏登上了家门前的天封塔。
天封塔，就在今天的海曙区大沙泥街。因为是公元695年至696年间建造的，正是唐武后“天册万岁”和“万岁登封”之际，所以命名为“天封”。
天封塔为我国江南特有典型的仿宋阁楼式砖木结构塔，具有宋塔玲珑精巧、古朴庄重之特点，是古代明州港江海通航的水运航标，港城的重要标志。唐以来，明州港崛起并成为中国著名的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外国使节、留学生与商旅由明州港入口岸，经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直达京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升教授讲到法国人在中国的贸易行为时，在《中国出口贸易实地考察》中描述到：“中国最美的宁波城……具有大量的历史古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名为敕封塔（即天封塔）……在塔壁上发现了法国三帆阿尔克梅纳号上多名海员题画的名字，该船曾于前一年访问过宁波。”因此，天封塔是历史的见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存。
翁文灏是个小个子，身高不过一米六零，可是他一口气会当临绝顶，放眼宁波城，江流滔滔，海波在前。正是在此故乡的高塔之上，翁文灏下了发出了这样感怀：我虽少年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心。
17岁的少年就已经立下了“须扶衰弱佐中心”的远大志向，他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生，他是有经世致用情怀的，因此一遇机会，他便脱颖而出，一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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