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鑑——从“燕京”到香港的教育之旅

    与两位兄长相比，五先生马鑑似乎更像是为教育而生的教师。要说他的形象，我想来想去，也是两个字：先生。

    细细想来，这辈子他除了读书和教书之外，还做过别的什么事情吗？没有。他一辈子都在学校里度过，传道解惑，直至寿终正寝。

    在五先生马鑑身上，有着深为奇特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他的一生是别无选择的一生，除了教书，为教书而读书，他没有做过任何别的事情；另一方面，他的一生是经历过重大选择的一生：在五兄弟中，他是选择工作和学习单位最多的一位，几乎每一个时代的转折关头，他都要相应地选择，而每一次他都选择得非常明智准确。

    我们已经知晓，他生命中最初的缘起是和学校联系在一起的。1899年初，马衡、马鑑二兄弟同赴上海南洋公学应试，大堂点名给卷时，他们看到一位身材高大西装革履的洋人，帽子上却加了一粒蓝色的顶珠——似乎要以此装饰来表示他的中西合壁。这正是南洋公学的洋监院福开森。接着口试时，主持者正好还是这位福开森，也是这对师生有缘，福开森对马鑑的富有教养，善于表达，思维敏捷也流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对师生原本有缘在南洋公学正常完成传道与学习之本份的，谁知三年之后，一场突如奇来的学潮，中断了马鑑的学习生涯。

    这场学潮，起缘却是一只小小的墨水瓶。话说南洋公学里有个中文教习郭镇瀛，因顽固保守品行恶劣，早和学生闹得势不两立。1902年11月5日，郭镇瀛走进教室，发现师座上放着一只空墨水瓶，触动多疑神经，以为此乃有人含沙射影，讥其腹中空空，尤如此瓶，顿时暴跳如雷。而课后一个品行极差的同学又向他诬告了别的同学，被这位郭教习以为抓住了许柄，恶人先告状，到了公学总办那里，结果那位被污陷的学生受到极不公正的处分。全班同学为之忿忿不平，正准备和校方交涉，谁知总办来了一张条子：“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着全体一律开除！”

    这样一个小小的墨水瓶，竟然发展到要开除一个班的全部同学，顿时引起了渲然大波。南洋公学全校同学再向总办抗议，不料总办这个酒糊涂竟悍然声称：五班已经开除，非诸生所得干预，远去者听便！

    此言一出，激怒全校同学，二百多名学生当场决定，全体退学，以示抗议。校方这才发现大事不妙，急忙请了特班总教习蔡元培先生出面调解，由他面见督办盛宣怀，转达学生要求后再定去留。蔡元培先生去了盛府，全体学子检点行装，列队操场，又哪知这位盛老爷日高三丈睡卧不起，蔡元培只得在门厅等候。可同学们却等不及了，他们一边喊着“祖国万岁”，一边井然有序地离校，这一天为1902年11月16日。

    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学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马鑑适逢其会，投身其中，虽然只是普通一员，但内心也同样洋溢着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在这逆来顺受的奴性社会里，在这屈从还是抗争的严峻选择中，他表现了正义、勇敢和良知。他虽然在这次学潮中没有出头担任学生领袖这样的角色，但少年时代的这次集体英勇的反抗与叛逆，必定给他的一生带来深刻影响，使他在以后许多次重大选择中呈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那种沉着冷静与果敢决断。

    从南洋公学出走之后，马鑑经历了那个旧时代转型期的种种磨难，幸运的是正是在那个历史阶段他开始追随蔡元培先生，并一生实践了蔡元培的教育理想。纵观马氏诸兄在那个时代的种种作为，可知他们奉行的都是教育救国理想，马鑑从小认识的仁人志士，也大多都是教育家。因此，1907年，当他的二哥还在日本留学，而他的四哥则娶了富商之女在上海当起了寓公之时，他却已经携眷抵杭，任教于刚成立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他是马氏五兄弟之中从教最早的一位。那一年，他刚刚24岁。

    浙江两级师范就是今天的杭州高级中学，这是一所有着光荣历史的学校，1906年刚从原先是秀才考举人的省城贡院改建而成。马鑑的同事中，有大名鼎鼎的沈钧儒、经亨颐、许寿裳、夏丏尊、张宗详、马叙伦、沈尹默等……两年之后，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也首先执教于此。

    马鑑本性并非愤青，但命运就是让他摊上了历史关节，先是让他赶上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学潮，现在当了老师，又赶上了赶上了现代中国第一场师潮——那就是因了鲁迅的文章被命名的、轰动一时的“木瓜之役”。

    1909年冬天，理学家夏震武出任了浙江两级师范的监督，他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率众向“至圣先师”行三跪九叩之礼，又要全体教员各按品级穿戴礼服到礼堂谒见。手谕一下，全体哗然，教员决定全体罢教，以示抗议，夏震武以失败告终，被撤销监督职务，因为大家背地里都叫夏震武“夏木瓜”，所以这场斗争又称“木瓜之役”。

    马鑑初登教坛，就参与了这样一次新旧思想之争，虽然不曾出头露面，但他自始至终站在许寿裳、鲁迅一方。不久教务长许寿裳辞职离校，学期结束，马鑑也义无反顾地拂袖而去。

    此后几年，国内局势极度动荡。武昌起义、浙江光复、民国成立、“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家国在新旧交替中痛苦变革，马鑑为养家糊口而在杭州、宁波、上海、武汉等地奔波。说起来命运也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当初海曙公是带着两个儿子上叶家任其挑选的，如果选中的是他而不是马衡呢？总之，早年的马鑑完全没有比他仅仅大两岁的四哥马衡那么幸运，孩子多，经济困难，屋漏又遭连夜雨，1914年，夫人张氏久病不治，溘然去世，遗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好在第二年马鑑续弦，却娶到了一位千金难觅的贤内助郑心如。他个人的命运也在此一阶段后逐渐柳暗花明。

    34岁的马鑑可没有想到，十多年前的洋人老师福开森还在记挂着他。原来这位洋先生在清帝逊位前，当过两江总督的外国顾问，清廷一倒，他就转往北京，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董事。这位洋教习倒也很是念旧，一直就惦记着昔日的得意门生马鑑，1916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刚刚开始筹办，他便一纸荐书，推举马鑑来京任教。此时马鑑的二哥马裕藻已经在北大国文系担任教授，七弟马准也已经在京师图书馆中研究，而他的四哥马衡再过一年亦将北上从教。马氏兄弟从遥远的江南来到北京，就要大团圆了。

    真是再没有什么比兄弟济济一堂更让人幸福的了。多年的磨砺和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次飞翔地跳跃龙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门槛是非常之高的，这是个洋气冲天的高等学府。从接办到1921年期间，共聘请了一百五十一名高级人员，其中只有马鑑和另外两个中国人不曾留洋。学校考试之严更是令人胆寒，从开办到1930年，只有64名学生取得了毕业文凭，校方对教师的要求也可从中见之一斑。其办学宗旨明确指示：“培养有前途的男女学生成为高质量的，将来可以作领导的医师、教员和科学家，同时也给来自教会的医师和来自全国的中国医师以短期进修机会。”由于校方高度重视学生素质，于1917年聘请了十五名预科教员，马鑑在其中担任了中文讲席。

    作为一名优秀的中文教师，马鑑为这所学校整整服务了八年，按照学校的惯例，他获得了校方罗氏基金会的资助。对马鑑而言，留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的从事教育工作。他与那一代不少知识分子一样，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立下了以文化救国、以教育强国的远大理想。因此，这位七个孩子的父亲，42岁的“高龄”的留学生，出国进修时，却毅然决定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师范与文学硕士学位。马鑑的进修时间只有一年，1926年11月，马鑑带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证书和文学硕士学位文凭重返祖国，这一次，他没有回到为之服务八年的协和医学院，却选择了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外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由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担任校长，“燕京大学”这个富有诗意的校名也是他取的，还特请蔡元培先生书写了新匾额。到这样一所大学去教书，马鑑很乐意。

    新到燕大执教的马鑑，从外观上就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都说为人师表，可见先生的外表对同学是很重要的。当时中国大学里教习国文系的先生普遍由相貌严肃的老先生担任，他们往往对中国文学有深厚的功底，对于古文诗词很熟，但缺乏新的学识和新教授法。一位当年燕大的学生回忆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中文是一位姓管的老先生教的，他穿长袍，一只袖子里塞着一条手巾，讲书的时候，常常拿出手巾来，擦鼻涕口沫，所以听说有一位在美国得了硕士的教授来教中文觉得很是新奇。那天钟声一响，我们都肃静地坐在课堂里，眼睛望着进门处。新教授走了进来，是个身材颇高、面貌端正白晰、约四十岁的人，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和皮鞋，胸前露着一条银表链。那个时期除了外国教授和留学生回国教学之外，燕大教职员和学生穿西服还少，中文教授讲师更是都穿长袍。新教授面带笑容，以轻快的步伐走到讲台前，态度谦虚，用清晰而稳定的声音，开始讲古文。他虽然是浙江人，但讲一口纯粹的国语。我已忘记是讲哪篇古文了，但还记得他讲得很有系统，将事情的背景，人物略传，地方情形，有条不紊地讲出来，引证各书中有关的段节，还告诉我们一些参考书籍。”

    大家很快就认定，新来的国文系主任是忠厚长者风度，是对学生亲切循循善诱的老师。有个同学更具体地指出：“季明师为人温文忠厚，讲书及谈话时都是那么谦和，有彬彬君子之风；处事认真负责，对学生选课及学业上的种种问题，都悉心扶助，指导有方。我没有听过同学们对他有什么不满或怨言。看他坦然泰然地周旋于系数十位同事之中，情谊和洽，融曳一堂，就知道他具有深厚的休养，善于处人与处世。”

    马家五先生的命运与二先生颇有些相似，马鑑来校不久，即被选为国文系主任。也和他的二哥一样，每逢学期开年，马鑑就为聘请与延请名师大家犯难。当初，燕大国文系的师资力量是非常单薄的，1922年周作人应燕大之聘来兼课时，系里只有两位教古典国文的老先生。周作人专讲现代国文，校方看他唱独脚戏不行，这才派了刚毕业的许地山帮忙助教。马鑑甫一上任，就到处留心着找名家来给学生们上课。和他的二哥马裕藻当年敬请鲁迅先生一样，马鑑也抓住机会请到了一次鲁迅。1929年5月，鲁迅由沪抵平，探望母亲。这是他南下三年第一次北上，马鑑特地以国文学会的名义，请他来燕大演讲，还乘机动员道：“燕大是有钱而请不到好的教员，您可以来此教书了。”可惜马鑑这回没了二哥的好运气，鲁迅先生不可能常住北京了，他婉言谢绝，答以“奔波了几年，已经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不过他答应了在燕大进行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正是很刺痛了某些人神经的《现今的新文学概观》。

    与他的几位弟兄在精神上的向度有所不同，早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之时，马鑑就信仰了基督教，但他是为了寻求“如何救中国”的途径接近他心中的上帝的，这深沉执著的爱国思想，使他尤为信仰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而在美国求学之时，马鑑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许多一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信奉者，他是本着“教育即生活”的杜威教育思想和“爱人如己”的基督教博爱精神来从事学生辅导工作的。

    虽是基督教徒，马鑑在文化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学者和教育家，一向信奉孔夫子的“述而不作”，欧美大学所谓“不出版就完蛋”的说法，在他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周作人晚年所著《知堂回想录》中对此亦有评叙，他能准确地指出马氏兄弟共同具有的两点特性：一为待人谦虚，“虽然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二为治学严谨，“用功勤，所为札记甚多，然平素过于谦逊不肯发表”。照今天的评价，马鑑就是把全部心思放在教书上了。他认为教学必须使学生彻底明白了，不可敷衍塞责，尤其不可讲解错误，给学生留下不正确的观念或印象。所以他一有空闲，也是翻书本，找资料，青灯黄卷，孜孜不倦，目的却只为了编好讲义，上好课。不管这课文是否讲过，每次上课前夕，他都要认真仔细的准备，直到深夜，夫人郑心如则是“红袖添香”，必定坐在一旁陪着他。学生向他借书看，发现里面夹了许多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注解、心得。

    马鑑的次女马彰曾经回忆说：“那时我还在小学读书，经常看到大学生们来我家与父亲讨论问题，或向他求教，他们在书房里一坐就是半天。我觉得父亲好管闲事，来者不拒，浪费了不少时间，何必呢？以后才知道，父亲除教中文外，还兼任辅导委员会主席，所以学生有任何问题都来找马教授。而父亲始终和言语悦色，不厌其烦地尽量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困难。那些受益的学生，也是衷心感激。当我们离开北京迁居香港后，常有父亲的旧友登门拜访，道及往事。”

    这是一个多么艰难困苦的时代，无论对祖国还是对个人。马鑑的教育救国理想一次次面临严峻的考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深重，高等学府无法再保持昔日的宁静。燕园里人人戴上了写有“耻”字的黑布臂章。燕大学生，首先以卧轨行动获得乘车权，第一批南下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救亡。马鑑和一批具有正义感的爱国教授雷洁琼、郑振铎、顾颉刚、高君珊、容庚等人，组织成立“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救国会”。

    国家国家，国与家密不可分。正是在那段岁月，马家也屡遭灾难。先是1934年8月，马鑑的母亲与世长辞，然后是仅隔半年，他的九弟马廉，也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此时二哥身体不好，四哥正在主持国家西迁工作，七弟尚自顾不暇，家中唯一能挑起家事大梁的也只有他。是年4月，马鑑向学校请假，护送母亲和九弟的灵柩，运回宁波，安葬在父亲的坟墓旁边。

    真是揪心的事一件连一件，刚办完丧事返回燕大，没想到又有一件非常辣手的额外任务等着他——校方要他负责“百万基金”捐款事宜。

    原来燕大是一所私立学校，财政上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完全依靠教会和个人的资助。司徒雷登主管该校后，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其主要工作便是向有钱人募捐。他承认：“要经常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而且要向他们乞求。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我从来没有经受过这种使人紧张而疲劳的事情。我甚至得了一种神经性的消化不良症，这一症状，每次总是在我旅程完结时就消失。”他曾深有体会地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

    这和十二年后毛泽东的对美国政府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中的那个美国驻华大使有多么大的区别啊。30年代前期，美国发生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募集捐款更趋困难。司徒雷登的目光，不得不转向中国人的钱袋，因此提出了“百万基金”的口号。毋庸置疑，要实现这一目标，比在美国艰巨百倍，可是司徒雷登却偏偏让毫无经验的马鑑教授来负责。马鑑半辈子教书育人，从来不和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打交道，他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奔忙筹钱，募捐之事，简直是无从下手。幸亏他人缘好，有学生帮他结识了“山西王”阎锡山。阎锡山以绥靖主任名义，捐款一万元，马鑑此行，总算不辱使命。

    望着马鑑先生那张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的面容，我感叹万分地想：如果不是那次与他气质与学养风马牛不相及的筹款活动，他会离开燕园吗？马氏兄弟似乎都有同样的心理特质，那就是表面看去波澜不惊，却已在不动声色中做下了重大作为。事实上马鑑下的正是一个跨度极大的决心，离开北京，南下香港。

    回首往事，上一次他在协和医学院待了整整八年之后离开，这次在燕京则度过整整十年。马鑑毕竟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个年头，要他遽然告别相依为命的兄弟，无话不谈的友朋，毕业未毕业的学生，立刻到这举目无亲，生活习惯和环境气候都迥异北地的香港工作，委实是太不容易了。有谁知道他内心的惊涛骇浪呢？马家兄弟，是一群把自己的内心控制在道德文章中的地道的君子，那些痛苦的抉择过程，马鑑是不会对人言的。

    匆匆完成筹款任务后，他就义无反顾地立刻离开了燕京，接受香港大学文学院的聘用，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由于行前匆忙，他启程赴港时同行者只有一个儿子，其余眷属都还暂时留在学校。

    整整十年的燕京岁月就此结束了。在此之前，他的同事许地山和郑振铎已经辞职，而他的前辈周作人、沈尹默等人则早就离去了。

    坐落于香港岛西部薄扶林道旁的香港大学，始建于1911年，港大中文系则于1927年成立，虽然如此，中文学院还是以英文为全部科目之最，中文专业知识，则与封建社会八股时代一脉相承，“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新文学，更是完全被抨诸课堂之外。1935年1月，胡适替香港大学争取到中英庚款基金拨助款项，校方特邀他来香港讲学并授予名誉学位。这位首先倡导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之干将，自然对港大的文化气候非常不满，趁势提议请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来主持中文学院的改革计划。当时的许地山用“落花生”的笔名撰写问题小说从而名噪一时，港大自然欢迎。然而，主持改革的人最需要的便是管理才干，而诗人气质极浓的许地山在这方面恰恰又是弱项，恰在这时，马鑑为募集“百万基金”到了香港。老朋友异地相逢，自然是格外亲切。许地山便提请这位燕京大学多年的国文系主任，到香港大学来再度共事。

    马鑑南下香港，是偶然因素促成的必然之行。此时，浙东文化中那种事功精神从温文尔雅的马鑑先生骨子里便迸发了出来，呈现为敢于超凡脱俗的胆识和善于审时度势的识见，他当机立断，接受聘请。博雅的马先生的到来，为香港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沙龙，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马鑑颇有语言天才，宁波话、扬州话、北京话和英语都讲得相当流利。来港不久，他又能粗通粤语了。上好的龙井茶奉上，是为了热情接待香港文化新闻界人士，与学生的关系更是一以贯之的融洽。师生互答，如沐春风。上课时态度和蔼，有问必答，课间休息时，便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花生米之类的零食，请同学们品尝，一面继续交谈。座中学生大有成才之士，其中便包括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张爱玲。

    然而，也有深切的痛苦伴随着他的香港生涯。首先便是恩师蔡元培先生的去逝。晚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于1937年底举家来港，给孤身南下的马鑑心灵以巨大的慰藉。蔡元培是马鑑的启蒙恩师，四十年前正是在他的指引下，马鑑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在港期间，马鑑常去问候，看到先生生活清苦，想在经济上提供些许帮助，蔡元培说什么也不同意。相反对于马鑑所请却有求必应，曾为他的书房亲笔撰写一副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马鑑教书育人的亲切嘉许。马鑑本以为能够与恩师在香港长此相守，谁知1940年3月突闻蔡元培逝世的噩耗，其悲伤真是无法形容。蔡元培灵柩举殡，他亲往执绋，步行送殡。祭奠之后，马鑑哀思未尽，打破自己“述而不作”的习惯，破例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深情回忆师生之情。蔡元培的道德品格，早已融入马鑑的血液中了。诚如其子马蒙在他去世后所指出的“先生生前极为景仰蔡孑民先生，虽届晚年，仍不忘以蔡先生之一言一行为典范。”

    是的，母亲，这正是我要告诉您的一个重要的心得，这些年来，我渐渐悟出了一种人格模式——蔡式人格。那正是以蔡元培先生为人格楷模的一种模式。通儒学养，大师气象，家国情怀，中和格局。这样的人格模式貌似绝不极端，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日常性情温和，从不疾言厉色，偶有批评也总是留有余地，犹如冬日之阳。但一遇大事，则立见其刚强之性，发言行事，不肯苟同。举凡历史关口，他们实际上是真正有破必有立的历史的创造者。这样的人格模式，难道不是我们今天的国人真正应该大树特树的吗！

    这些年来，中国人孜孜不倦以求于胡雪岩，曾国蕃，乾隆、雍正皇帝……，总想从他们身上得到精神营养，为什么不从蔡元培这样的人格中去提取我们可以效防的精神品相呢？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怪乎蔡元培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马裕藻闻之哀恸有加，马氏兄弟们，正是蔡元培人格模式的忠实实践者啊。

    又不到一年半，马鑑痛失挚友许地山。马鑑与许地山称得上是无话不谈，互相信赖的莫逆之交。他们气质相近，志趣相投。本想彼此携手，为香港教育扎扎实实做一番贡献，谁知天不假年，许地山的英年早逝，使马鑑再次打破“述而不作”的惯例，他义不容辞地为特刊写下了《许地山先生对于香港教育之贡献》。

    太平洋战争的猝然爆发，使马鑑无法继续许地山的未竟之志。直至四十年后，他的儿子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以“兼读学位”和“校外课程”的方式，终于完成了父辈的遗愿。

    1941年12月8日，日本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竖起白旗，向日军统帅签字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马鑑的又一个重大抉择在这历史的关头完成，他要离开香港，到没有侵略者的地方去。

    历史竟然会有着如此相似的重复，马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抉择，实乃遭遇了与其兄马裕藻同样的经历。马裕藻留守北京时，周作人曾一再上门拉其下水，被马裕藻断然拒绝。马鑑留守香港，亦被原港英政府首席华人代表所纠缠，此人在香港沦陷后第一个接受日军司令官邀请，在宴会上发表谄媚的致词，续而又自恃与马鑑是老相识，亲自出马，劝其共事，还派了一个马鑑过去的学生，天天来家里纠缠不清。马鑑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深明大义，又生长于浙东报仇雪耻之乡，视气节为生命，岂肯屈膝事敌，充当遗臭万年的汉奸？他断然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马鑑之于香港，并非一无牵挂，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他置存在“老学斋”中的藏书。

    “老学斋”藏书，肇始于1916年去北京任教。马鑑一生别无嗜好，唯对书籍爱之如命，读书备课，就是他平生最大的乐趣。在京二十年，他去得最勤的地方，便是东西琉璃厂。当时的马鑑，虽僻处西郊海甸，不可能像他的其余弟兄那么方便，但每逢周未，常常进城，一方面看望母亲和兄弟，另一方面，就是到琉璃厂淘金。

    马鑑购书，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一生信仰教育救国，总是以“教书匠”自许，因而购书准则，不仅仅是合乎个人兴趣，更主要为了满足教学参考的需要。同时，马鑑教书，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不像那些“专家”教师，一辈子只教某一门或二门课，他是“博而无所归”，讲授过中国文学史领域内的许多专题，因此，不光是笔记与小说，举凡唐宋以来的诗、词、曲、散文以及历代名家的诗文集，全都属于他收集的范围。当时书价颇合市场经济规律，涨落全看顾客购买的行情。大家都抢购的书，价格一哄而高，无人顾问的书则十分便宜。马鑑掌握了这个规律，不赶时髦，专挑价格回落的书买，天长日久，居然也蔚成大观，藏书多达一万一千余册。离京去港后，他志趣不减，继续收集不辍，至1941年底，又增加了四千余册。

    马鑑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老学斋”。其含义有二：一是学无止境，“做到老，学到老”，这是他的生活信条；二是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放翁，曾名其居除曰“老学斋”，晚年又辑成专门记录轶闻旧典的《老学庵笔记》，他对笔记文学情有独钟，乃想效法陆游，在这间“老学斋”记录平时见闻所得，将来编成一册《老学斋笔记》。

    当此长别香港之际，马鑑只得忍痛舍弃“老学斋”，随身携带仅日常披阅书籍三五十册而已。好在那一万五千余册藏书他还是托附给了一位靠得住的学生。万卷藏书有所托之后，马鑑再无牵挂了。1942年3月，马鑑六十岁生日过后，他开始积极筹备潜遁。4月，他率领全家——夫人郑心如、女儿马彬、马彦与儿子马临，以及二十名港大学生，自澳门乘白银丸号轮船，到达法属广州湾（即今之湛江）。港口不远处有一座“寸金桥”，中国士兵守卫在桥的那头。当他们跨过“寸金桥”时，年轻人热血沸腾，不由自主，跪下来亲吻这神圣的国土。马鑑虽饱经风霜，此时此刻，也禁不住让热泪模糊了双眼。……

    重获自由的兴奋，很快被义不容辞的重任抑制，平安到达桂林的马鑑接到了老朋友梅宝琦发来电告，燕京大学将在成都复校，筹备处特聘他为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平地起家，困难丛集，望他能速赴蓉城，共创大业。

    马鑑在未名湖畔执教十载，把一生中最成熟的岁月献给了燕京大学，感情实在是非常深厚的，何况事关复校大计，抗战大业，一个笃信教育救国的老知识分子，无任如何是义不容辞的。于是全家又启程，径独山，至贵阳，转重庆。是年11月，马鑑抵达成都，立刻投入教学。

    在成都燕大，马鑑是全校年龄最大的知名学者，也是一位工作最忙的行政领导。四年中，他自始至终担任着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训导委员会主席。“马先生就像一位老家长，什么都要管，从办公室到课堂，到会议室，很难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据中文系助教高长山的观察，“他对工作从不表现出疲劳和厌烦，样样自己动手，不要别人帮忙。他一进办公室就走向正面南窗的座位，坐下后立即带上眼镜，细心地在写什么。上课铃一响，就急忙取下眼镜，拿出书本和讲义匆匆地走去。平时找他的人多，有的便在过道上跟他一路谈，一路走；也有人因急事找他，等他一下课便迎上去，一路谈着跟他走进办公室。……

    抗战时期，成都生活非常艰苦，而且是愈来愈苦，有所谓“吃一顿饭是解决一个难题，洗一个澡是面对一个危机”的说法。马鑑一份薪水，要养活二老四少六口之家：四个孩子，三个上大学，一个上中学，其家累为全校教师之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这位年龄最大、工作最忙、家累最重的马鑑，抗穷的体力根底，也是全体教师最扎实的。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每天早出晚归，四年如一日，不记得他曾否请过一天假”。

    国文系一位同学在多年后回忆道：“生活相当艰苦，但读书空气依然是那么浓厚，除国文、英语基础课有学校编印的讲义，师生都没有教科书，都是凭授课提纲讲述。学生一边听，一边做笔记，老师讲得认真，学生学得专注，记得文学院马鑑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不带书本，随口阐述，条理明晰，材料丰富，知识渊博，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影响。”

    1945年8月的一天，马鑑到华西坝参加校长联席会议。忽然，消息传来，日本鬼子投降了！顿时，连这些老成持重的大学校长也坐不住了。马鑑立刻赶回陕西街，将路上买的两串几丈长的鞭炮交给门房燃放。校园里的师生，围着鞭炮欢呼雀跃。一会儿，蓉城就被狂欢的浪潮淹没。人们涌上街头，尽情宣泄郁结了八年之久的感情，有的放声大笑，有的喜极而泣，有的引吭高歌，有的手舞足蹈，而酒量不错的马鑑，这天晚上喝醉了。……

    抗战胜利，华夏重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马鑑一回香港，行装甫卸，风尘不洗，首先就去视察他的“老学斋”。真是大喜过望啊，书房安然无恙，藏书十九完好。四年来他的学生夜间就与书同睡，万卷藏书在漫长的等待中，基本上完好无损。马鑑欣喜，特请友人篆刻一枚“马氏老学斋劫余文物”的图章，以纪念这个梦想不到的奇迹。

    又一次重大的抉择出现在马鑑面前，这次抉择与他的下一辈有关。还记得当年马鑑先行赴港时所带的儿子吗，他便是三公子马豫。1940年，他考取西南联大化学系，远赴昆明。1942年，空军来大学征兵，其时香港沦陷，联系中断，父母生死不明，他身受国破家亡的打击，独自应征入伍。马豫至今还记得，受训的航校门口，大书着“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对联，不久他又赴美深造一年，回国后，成为轰炸机飞行员，多次执行战斗任务，驾机摧毁日军的地面设施。

    抗战胜利后，马鑑亲眼目睹蒋介石倒行逆施，丧失民心，而内战又迫在眉睫，因而劝诫马豫千万不要卷入内战。马豫深明大义，听从父亲的忠告，借口探亲，来到香港后就不再归队，脱离空军。但他与飞机已结束了不解之缘，所以新中国诞生不久，便决定参加“两航”起义，回国从事民航工作。

    1950年初，马豫夫妇决定启程，征求父亲的意见时，马鑑完全同意，坚决支持。他说：“纵观历史，中国经历过几次等于亡国的时代，但我们的国家、民族、文化，不但没有亡掉，相反，每经过一次历史的灾难，犹如凤凰涅槃，更加辉煌而强盛。你此去应当好好为祖国效劳。”他还主动提出，留下尚在牙牙学语的孙子芳荫，由爷爷奶奶来抚养，以便让马豫夫妇能集中精力报效祖国。

    受马鑑影响而返回祖国的，还有他的侄子马文冲。１９４９年，马文冲随当时的国民党国防部南撤广州，再转台湾。后来，马文冲到香港来看望叔父，马鑑便向他详细转告上述情况，又说：国民党在抗战后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违背民意，徒逞私心，结果把自己逼上绝路，短短四年，就被赶出大陆。这样的党国，还有什么必要为其效忠尽节呢？自古朝代屡有更迭，而祖国山河与炎黄子孙，却是一脉相承，永远不变的。你应当弃暗投明，随同父兄为振兴中华而效忠。这些话也是你父亲的意思。于是，在父辈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思想的指点下，马文冲下定决心，偕妻儿回到北京。

    此时的马氏兄弟九人，只剩下他和四哥马衡，他盼望着同回宁波，寻访月湖畔的故居，拜祭盛垫桥的祖坟。万没想到，1952年，马衡却在运动中莫名其妙地受到严厉批判。年逾古稀的爱国老人，无法承受这莫大屈辱，不久便去世了。马文冲则在紧接着的“肃反”运动中，就被当作“台湾潜特”嫌疑，劳动改造二十年。消息传到香港，马鑑的震惊真是无可比拟。回家的打算，只得暂时作罢。

    不过，相比于他的二哥与四哥，马鑑应当说还是幸运的。1958年国庆节，中国政府邀请马鑑以香港知名人士的身份赴京观礼时，马鑑不仅欣然答应，还以七十五岁高龄，亲自担任了观礼团的团长。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理解马鑑先生的那份百感交集的家国情怀吧。想一想，一门五马之中，如今活着的，唯有他老五了。自抗战胜利之后，他就不曾再回到祖国内地，锦绣河山，长江黄河，怎么能不日思夜想呢。观礼团由武汉溯长江而上，穿越举世闻名的三峡，盘行于上青天的蜀道，渡秦关，转洛阳，年过古稀，体弱多病，致使他刚抵洛阳，就不幸病倒了。马鑑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这正是当年他从南方北上时的第一站，他在这里经历了整整八年岁月啊。那阔别二十二年的北京，他曾详细计划过，要重游哪些旧地，要会晤哪些亲友，如今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观礼归来半年后，1959年5月23日，马鑑在昏迷中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老人的心境非常平静，觉得自己死而无憾了。在事业的终端，已有两个儿子克绍箕裘。——马蒙步父亲之后尘，成为香港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马临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成为著名的爱国教育家。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叱咤风云的经历，腰缠万贯的财富，只管尽其所学，竭其所能，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完这漫漫人生路，仰不愧于天，俯无怍于地。母亲，如今我亦身为一名教师，我想成为马鑑先生这样的人。

    六：马准——梁祝文化研究的先驱

    马家老七马准，是我认识最不清晰的一位先生。他研究梁祝，研究有关爱情的故事，他还有些神秘，他是马家兄弟中有过明显缺憾的人，他甚至出过家。当我想到他的时候，眼前飘过了一对蝴蝶，因此，我用“浪漫”来形容这个早逝的先生。

    说到蝴蝶，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巧合，今天鄞州的地形，就象一只展翅的蝴蝶，而梁祝公园，就在鄞州高桥，彩蝶的左翅膀上。

    爱情总是叫人无限地想往，此刻，我站在鄞州高桥镇梁祝公园的正大门入口处，想起了宁波乡谚：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此时，一曲缠绵绯侧的乡音缭绕在我的耳边：梁哥哥，我想你，三餐茶饭无滋味，贤妹妹，我想你，衣冠不整无心理，梁哥哥，我想你，懒对菱花不梳洗，贤妹妹，我想你，提起笔来字忘记；

    梁哥哥，我想你，东边插针寻往西，贤妹妹，我想你，哪日不想到夜里，梁哥哥，我想你，哪夜不想到鸡啼，你想我，我想你，今生料难成连理……

    想起孩提时代，就想起了童年时代我的保姆。母亲，您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新昌阿姨，这位爱唱越剧的保姆在墙上用毛笔描上两句戏词，翻来覆去地哼唱：梁山伯来祝英台，前世姻缘分不开。久而久之，我们这些才三、四岁的孩子也会跟着唱了。可我们并不知晓这其中的情事。

    夏天的雨后，站在屋后的花园里，看见一对黑底大花蝴蝶上下翻飞，保姆告诉我们，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变成的蝴蝶啊。我们喜欢和追遂着它们，但我们不知道，这故事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先开始诉说的，是如何开始流布的。

    一百年前的一门五马兄弟之中，是不是也有一位与我的童年一样呢？他是不是也在雨后的田野上追逐过那一对对的彩蝶呢？

    从图片上看，马准和他的二哥马裕藻长得最像，圆圆的脑袋，戴一副圆眼镜，大大的前额，头发稀少整齐地从左扫向右边。面容和其余几位兄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下巴坚实，颈项略侧，以示对生活的某一种疏离。他的表情也显得略有些古怪，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道来。在马氏排行中他行七，因为六哥早夭，他上面就是五哥马鑑，他比五哥只小四岁，宗教信仰上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五哥信了基督，他却是个佛教徒，一度还曾出家为僧。马氏兄弟中关于他的记载最少，但关于他的想象空间却又仿佛是最多。出世入世，出家还俗，聊聊数语便已经勾划出他激烈而极至的人生。

    据后人记载，马准本是一个很善言谈、又很风趣的人，但曾有某种嗜好，影响了他的一生。是什么嗜好呢？我站在梁祝公园巨大的梁祝塑像前猜测，在那个旧时代里，或许就应该是吸服鸦片吧。那个时代此一嗜好也并不算特别出格，严复、刘文典、包括吴昌硕这些大文化人当时也都吸食鸦片。但马氏一族不同，他们是一门君子，在兄弟仲伯之间，马准便略显其瑕。

    对佛学的兴趣贯穿了马准的一生。他本字太玄，便自号太玄居士。与马氏一门兄弟的治学同出一门，他对书籍、文字、目录学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也正是马家的强项，曾在京师图书馆工作6年，1913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担任教授。后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为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因有的贡献。

    中山大学图书馆创办于1924年，1926年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同年，傅斯年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去了中山大学，受聘于文学院院长，他自然就要招兵买马。而他的北大同学、最好的朋友顾颉刚，则是他首选人物。顾一到中山大学，他们便共同创立了民俗学会。而马准正是他们当年在北大从事民俗学运动时的一名猛将，因顾颉刚邀请，1927年的马准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图书馆工作。

    但马准先生真正的卓越贡献，则在于他的民俗学研究上。他对文化的一大贡献与他的家乡有关——马准被后人称之为梁祝文化研究的先驱，应是当之无愧愧的。而关于这一个特殊的贡献，我们如果不曾亲临梁祝公园来感同身受，又是几乎有可能会忽略的。是啊，人们是很容易这样比较的：相对于十三年北大国文系主任的二哥，相对于十九年故宫博物馆馆长的四哥，一个关于家乡蝴蝶爱情的民间故事的研究者，在天平上一放，究竟有着多大的可比性呢！

    然而，你只要站在这里，感受爱情，你就会深深地认识到马准的深情与卓越，他曾经从事的是多么深沉庄严的发现与研究啊！

    《梁山伯与祝英台》，曾被周恩来总理翻译成“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白蛇传》、《牛郎与织女》、《孟姜女》并列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千余年来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广泛流传，声名远播于世界各地。中国各地的梁祝遗迹多达十余处，其中读书处三个，合葬墓七座，而我眼前的这座鄞县梁山伯庙，则是中国国内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家。

    据《乾道四明图经》载：县西十里“接待寺”之后，有庙存焉。这里所说的“庙”，即是今天鄞州高桥镇邵家渡村的梁山伯庙。

    在《宁波府志》和《鄞县志》等地方史志记载中，都十分明确地记述了梁山伯为东晋会稽人，还出任过鄞县县令，曾主持筑堤坝，治水患，清风惠政，造福乡民，受百姓拥戴，积劳成疾，终于死在任上，殁后即埋骨于此。而关于祝英台与梁山伯的关系，显然是后世演绎的美好传说。说的是祝英台出嫁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问得此处正是心上人梁山伯之墓，“乃临冢以拜，墓裂……遂同葬。”这生死不渝的爱情感动了父老乡亲。百姓为了纪念他们，于是建庙塑像，并供奉四时香火——这就是“梁圣君庙”的由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也应运而生。1918年2月，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教授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发出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大还专门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发动全校师生并联络全国学校、报刊广为搜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民主和科学”进步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歌谣学运动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当时在北大的李大钊、鲁迅也参加了这一运动。1920年12月又建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创办了《歌谣》周刊。

    随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在全国较大规模地开展，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也应运而生，这一历史时期，马准的著作有《中印民间故事的比较》、《关于中国风俗材料书籍的介绍》等。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马准与钱南扬、顾颉刚、冯贞群、谢云声、刘万章等一批专家学者深入实地，采集“梁祝”资料，考察“梁祝”古迹。

    以钱南扬、马准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对“梁祝”等民间传说进行了深入的查证、考察与研究，尤其是对宁波梁祝庙墓进行了调查，收集了不少资料，对鄞县与全国各地的梁祝文化事象进行了对照研究，然后得出“从浙江向北，而江苏安徽，而山东，而河北，折而向西，到甘肃”的故事流布结论，提出了梁祝故事发生于浙江宁波的说法，促成了“梁祝”文化的集中性研究。毫无疑问，当年包括马准在内的这群学者，应当就是近代“梁祝”文化研究的先驱。

    马准根据当时能掌握与查阅的资料，集中了清嘉庆二年唐仲冕《宜兴县志》、清嘉庆宁栎山《宜荆分志》、清道光吴德旋《续纂宜荆县志》、清光绪吴景墙《宜兴荆溪县新志》的梁祝史料，以及清吴骞《桃溪客语》中的相关资料，撰写了《宜兴志乘中的祝英台故事》与《清水县志中的祝英台故事》等，为梁祝文化的研究，做了非常扎实的调研与搜集工作。

    那建于公元397年的梁山伯庙，距今已有1600余年，岁月沧桑，历经兴废，马准等人亲临实地考察，安能不知。但九泉之下的马准先生如何会想到，今天的梁祝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1985年，当地群众自筹资金，在原地两侧修复和兴建了墓道、小庙和夫妻桥。十年之后开发的梁祝文化公园于1995年初正式动工，目前已颇具规模。公园以梁山伯庙为主体，梁祝故事为主线，由观音堂、夫妻桥、恩爱亭、荷花池、九龙潭、龙嘘亭、百龄路、梁祝化蝶雕塑、大型喷泉广场、万松书院、梁圣君庙等众多景点组成。各种江南仿古建筑，依山托水，形成园中有园，动静结合的格局。掩映在花影树荫之间，错落有致，别有情趣，吸引了无数痴情男女成群结队前来寻踪觅迹，祭拜观瞻。每逢春秋社赛，更是盛况空前。

    “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这句广为流传的乡谚，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中国各地的梁祝文化点亦已经联合起来，共同向联合国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年，梁祝公园的爱情故事有了更深更广的延伸。在第四届中国梁祝爱情节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意大利维罗纳，由市长担任团长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将1：1比例的“爱神”朱丽叶的铜像复制品座落在鄞州梁祝公园的西侧。而2008年的8月，取材于汉白玉的“梁祝化蝶”亦飘扬过海，将座落于意大利的维罗纳，成为不可磨灭的史诗，接受西方人对东方人爱情的敬礼。

    而这一切，正是从马准先生的那个时代走来的啊！马准先生，当年你可曾都有过憧憬吗？

    此刻，我站在梁祝公园的广场，耳边再次传来越乡缠绵绯侧的越调：天乃蝶之家，地乃蝶之灵，云乃蝶之裳，花乃蝶之魂，但为君之故，翩翩舞到今……

    七：马廉与他的“不登大雅之堂”

    眼前呈现的是一幅五兄弟济济一堂的画图，2003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五马”纪念展时，将其放大矗立在展厅大堂之中。五兄弟身前并未有此一合影，是图书馆展厅布置者们做了技术处理中方合印在一起的。从合影中看，五位先生都是高个子，除马衡之外，都戴着旧式圆眼镜。最年轻的那一位，正是站在“一门五马”之中的马廉。他亦有一张马氏家族特有的狭长清秀之面容，浅色长衫，双手反衬其后，双唇微启，较之其余几位兄长的徇徇谦恭，确乎有一种浩气在胸的青春活力。没有想到，1935年2月19日，马廉竟然于北大上课之际突发脑溢血，死于讲台，年仅42岁。

    母亲，您听说过有这样上着课，突然倒下，当场死于课堂的先生吗？“一门五马”之中最小的兄弟，去世的最早。对于他，我只能用这两个字：“殉职”。

    我不曾查阅北大历史上有几位先生是死于授课的课堂的，耳闻中，似乎这还是第一例。教师死于讲台，正如战士死于疆场，实乃烈士之为。马廉死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黑暗年代，一介书生也就不过默默倒下了，并无得到什么特殊的纪念。还是他的五哥马鑑于同年9月抚棺将其送回故乡，魂归故里，将其与父母同葬鄞州，入土为安的。

    马廉去世之后，他的5286册藏书经魏建功、赵万里等专家整理，于1937年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购藏。至此，北大图书馆，便与江南“一门五马”中所有的先生建立了不可或缺的联系。其中马裕藻去世之后，遵其遗愿，家人于1946年将其藏书献给北大图书馆；马衡则于1923至1928年之间，担任了北大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马鑑身前虽未曾在北大执教，但他执教十年的燕京大学则在1952年与北大合并，图书馆亦合二为一。马鑑当年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其位可谓举足轻重，对北大图书馆建设的贡献，自然可谓重大。至于七先生马准，他本人当初就在京师图书馆工作，后到北大任教授，再去中山大学，还是在图书馆工作，他与北大图书馆自然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要说五马之中对于北大图书馆的贡献，年龄最末的九先生马廉当推其首。

    隆冬的北国，我终于前住“一门五马”的文化平台——北大燕园。

    北大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所因为岁月积叠而形成的有着无色包浆的地方，由此挡住了时代射来的太直接太强烈的光鲜。这正是我心目中的北大。

    我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正门前，今天的北大图书馆是整合后新盖的，由邓小平提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巨大横匾高挂在楼台，我径直从其下穿过。心情突然就激动起来，那是真正意识到自己步入历史后才会有的独自承受的激动。

    母亲，您当知晓，我所步入的是一所建立了一百多年的图书圣殿。她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初创时期；其中活跃着马家二先生敦厚的身影；而后她经历了思想活跃的新文化运动，马家其余四位先生都是在这场运动中无畏的弄潮儿。在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和快速发展的开放时期，北大图书馆的无处不有那“一门五马”的书魂。此刻，我直奔图书馆二楼，我找到了五年前在此召开的“五马纪念展”展厅，落地的大玻璃门轻轻地关阂，一排排阅览桌上，坐满了读书的学子。脚步就不用嘱咐地落得很轻很轻，呼吸也不由分说地迸住，我怀想起了多年前我步入大学的情景，想起了那些晚餐的饭粒还咀嚼在嘴中便直奔图书馆抢座位的奋斗年华……

    2003年10月31日，正是在这里，举办了《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出版仪式。那一年，一门五马中年龄最小的马廉诞辰也已经有110周年了。正是为了纪念这位为抢救、保存文化遗产而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合作选印了《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丛刊印制得非常漂亮，一套书价值近万元。收录了珍本戏曲６９种。选印版本就置放在纪念展上的橱窗里。纪念展后，均收入北大马氏文库珍藏，亦供有氏之士研读。

    这是适得其所的礼遇！这是寂寞而又珍贵的束之高阁！这是最得体的永恒的怀想！马廉先生实乃求仁得仁也。

    马廉比他的二哥马衡要小整整15岁，父亲死时他才二周岁，当年从宝山县县衙后门出来的寡妇，手中抱着的那个孩子正是他。在家道中落中大长成人，马廉可说是经历了与鲁迅先生同样的童年。在遭人白眼中长大的孩子身上的革命性一定要比其余的人强大，所以，在马廉的同事周作人看来，马廉就是一个性格上“含有多量革命热血”的革命青年。

    幼年人说长兄如父，在马廉，那便是二兄如父了。不过上面几个兄弟都早早地离开故乡去了大都市，小儿子在精神上便也有了自由生长的空间。无论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马廉都是在家乡宁波度过的，早在那个时期，他就开始搜集大量浙东的明末文献，包括家乡的抗清志士张苍水、朱舜水、黄宗羲等人的遗著文献，以示抗清志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27岁的马廉来到北京，目的应该很明确，出任新创不久的孔德学校校务主任，1926年以后又改为教务长。孔德学校的性质，刚刚建立时应该就是北大附中。原因是因为当时北大没有附中，教职员工的子女没法就近入学，蔡元培为了解决此一问题，于1917年12月在东城方巾巷兴办了这所中学，蔡元培亲任校长，马衡担任了常务董事，而马廉则专门负责执行校董会的指示和处理学校的日常工作，后来还主管过孔德图书馆。学校以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1798-1857）之名为校名，可见那个时代北大的一群大知识分子，除了崇尚马克思主义之外，最崇尚的还有什么哲学。“孔德学校”那四个大字还是马衡亲手所书。

    以西方哲学家之名命名的中学，其学校宗旨可想而知。蔡元培的子女蔡威廉、蔡柏龄、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李星华、刘半农的儿子刘育伦、马裕藻的女儿北大“校花”马珏都就读在此。这些名人后代，主要都由马廉管着。那时的中国，搬一张教课桌都得流血，马廉却实施了许多教学改革主张，包括男女同校，女生剪发，白话文教材，设置法语课，教注音字母……我们从中可知，马家的这位九先生，可不是只会藏书的，他的行政能力着实强着呢。

    1926年，鲁迅先生南下厦门，8月，马廉遂成为继鲁迅先生之后的、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的教授。他一直保持着可贵的生命激情，从不安份守已在书斋，总是按耐不住自己地要跑向街头和广场，感受时代的剧烈震荡。据周作人回忆，“我们在一起的几年里，看见隅卿好几期活动，……奉军退出北京的那几天，他又是多么兴奋，亲自跑出西直门去看姗姗其来的山西军；学校门外的青天白日旗，恐怕也是北京城里最早的一面吧”

    这里周作人记录的是北大立校早期与军阀之间的冲突，每一次马廉都会身临现场地去感受，而比他15岁的老夫子马裕藻则头脑清醒地告诫他不要那么激动。此时的马廉已开始收集种种古典文集，重点专门放在研究明清古典小说、戏曲、弹词、鼓词、俚曲等版本上。

    他的这一方向，显然是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有关：一是来自于天一阁藏书风格的影响。马廉自小就与天一阁比邻而居，自然知道天一阁四百年私家藏书的伟大神圣与艰辛，亦了解天一阁藏书的风格。范钦藏书注意专向，比如试卷、奏折等，凡他人不入法眼者，却入了天一阁高阁。马廉当时所搜集的戏曲小说版本，正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所爱，贾政的所恨，薛宝钗的所怨；林黛玉的所痴了。小说戏曲却为当时的缙绅士子不屑，传统藏家亦多有不顾，他们的目光，总还是在百宋千元、经史子集之上，这一块，就恰好遂了马廉的心愿，他孜孜不倦地收集、整理、研究古典小说、戏曲、弹词、鼓词、宝卷、俚曲等作品，涓涓细流，逐成大观，终于成为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家。

    马廉所受的第二个影响，毫无疑问，应该是从王国维、尤其是从鲁迅先生那里继承而来的。从马廉目前的藏书而言，古典小说收藏是其重要这一块，而要说清楚这一问题，还得从小说与中国的关系缘起。

    “小说”一词，在春秋时的庄子看来微不足道，是琐屑浅薄的言论与小道理之意，故谓之“小说”。直至清末民初，维新派梁启超等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小说理论面目一新，小说地位空前提高，甚至被奉为“国民之魂”、“正史之根”、“文学之最上乘”，再不是无足轻重的“街谈巷语”“琐屑之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梁启超提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而鲁迅先生更是在北大首开了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中国小说史”。

    马氏兄弟与鲁迅先生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情交往，在思想上马氏受鲁迅思想的影响不谓不深，马廉继鲁迅之后在北大开小说之课，由此更为深切地懂得了研究与收藏小说戏曲书籍的重要性，可以说，马廉正是在样的学术与文化风气之下另辟蹊径，展开对中国古典戏剧小说版本的收藏的。他因意外购得海内孤本———明万历年间王慎修刻本四卷二十回《三遂平妖传》，遂将书屋取名“平妖堂”。又因有感于封建时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长期受到正统文坛与学术界的轻视，将自己藏书戏称为“不登大雅文库”，将书室戏称为“不登大雅之堂”，用以表示心灵深处的骄傲与欣慰。鲁迅先生当年就常去堂中看书。1929年，马氏兄弟共同的好朋友钱玄同专门为其书写了“不登大雅之堂”和“平妖堂”两块堂额，马廉自己也就自称为“平妖堂主人”了。

    1933年，他在宁波老家购得一包残书，其中有旧藏天一阁的明嘉靖刻本《六十家小说》中的《雨窗集》、《欹枕集》，他不像某些人奇货可居，秘不示人，还特特地将此两册书交由书局影印出版，从而使十二篇宋元话本得以传世。分类同好。鲁迅1934年11月10日的日记载：“午后得马隅卿所赠《雨窗欹枕集》一部二本，即福。”

    马廉又是著名的戏曲古藉版本的收藏家，一生抢救了大量珍稀版本的戏曲古籍。1931年他已经生病了，此病一定不轻，故须回乡静养，不料来了两位书痴朋友郑振铎、赵万里，三人一起外出访书，竟然从孙氏蜗寄庐中访得天一阁散出的明抄本《录鬼簿》，三人大喜过望，立即借回马家，连夜抄出了一部副本，想必那时的马廉是把重病都忘到九宵云外去的了。

    马廉的“不登大雅之堂”书房，不仅藏书丰富，而且多孤本。在“不登大雅之堂”藏书中，有小说372种，戏曲394种，还有大量的讲唱文学及笑话、谜语等。大量不常见的小说、名剧珍本深受国内外学者珍视。作为善本特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辟专室保存“马氏藏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珍视。

    马廉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小说史》、《曲录补正》、《鄞居访书录》、《不登大雅文库书目》、《千晋斋专录》等，译著有《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

    1949年后担任了文化部文物局长的郑振铎五十年代曾在他的《劫中得书记》一文中回忆与马廉的访书往事，感慨地说：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集。至于弹词、宝卷、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高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要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等书的，取书兴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之音”之感。

    如今，让我们这种后人想来，那种“取书兴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之音’之感”的感觉，今天还能到哪里再去找呢……

    在邱隘访问时，我一直就想寻访马廉的墓地而不得，却欣喜地找到了一位当年曾亲眼目睹过马廉的老人马义浩先生。这位82岁的孤老如今就住在邱隘福利院中，享受平静的晚年，一说是为了马家之事，立刻激动起来，摸摸索索地到处找资料。边找边回忆说，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们家和马家同住在天一阁旁的马衙街上，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最熟悉不过的就是马家的九先生马廉。在马义浩眼里，他就是一个高高个子的年轻人，但辈份却很高，马义浩要叫他九太公。九太公和马义浩的父亲常到邻旁的天一阁内看书，顽皮的马义浩就会悄悄跑进九太公的书房看新奇。他还能记得有一部叫作《石头记》的大书，他觉得名字很奇怪，长大后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红楼梦》。最让马义浩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九太公的书房里还叠着一块块的大砖头。他不知道九太公藏着那些石头干什么，也不知道那些石头是哪里来的，更不知道那些石头后来到哪里去了。

    82岁的马义浩以后完全知道了这些大石头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些都是汉晋古砖啊。1931年，宁波大拆毁掉古城墙的动作已近尾声，回乡的马廉到故乡的街头散步时，发现残壁颓墙下堆积着大量的汉晋古砖，其历史文化价值之高，让马廉的心激动不已。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重病书生为了这些石头，朝夕巡颓垣，欣然撮拾，一块块地捡起装进麻袋背回家。灯下敲拓，著录了《鄞古砖目》一册。

    这些石砖很快就派上出处了。1933年，宁波文化界人士筹款维修天一阁，并在阁后移建尊经阁和明州碑林，马廉就将自己收集的数百块古砖全部捐赠给天一阁。为感谢这位家乡学者拳拳乡情，天一阁乃特辟一室予以储存陈列，因其中有不少珍贵的晋砖，所以命名为“千晋斋”。自此，千晋斋便成了天一阁的一个组成部分，迄今已有70年的历史，母亲，您一定不会忘记我创作戏剧剧本《藏书之家》的那段日子，几年前，正是在这座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中，我观看了由我本人创作的戏剧剧本、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藏书之家》。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茅威涛深情款款地吟唱出了这样的心声：“宝藉拥万卷，高阁束经典，空煎满腹字，烂熟方寸间，命定藏书人，岁岁复年年”……而当剧中人花如笺环顾天一阁，满怀深情地一声倾诉：我如何舍得下这天一阁啊！彼时彼刻，那台上台下的一片泪花翻飞中，难道不是也汇聚着我淆然而下的热泪！

    那段日子里我曾多次去过天一阁，我曾多少次站在千晋斋的石砖之下，可又何曾哪一次认真探究过这些砖石的来历呢。小到家乡的一砖一瓦，大到宇宙的一事一物，原来都是有其来龙去脉的啊。探究它们的过去，不正是展望它们的未来吗！

    尾声：北京的隆冬，笼罩在斜阳温柔之中，从图书馆出来，折过一个弯，不知不觉，未名湖出现在我面前。湖面远没有我从小依居的西湖那么大，但正是我心目中的北大的湖，一个恰恰和期盼完全吻合的地方。沿着湖畔的小路缓缓而行，右侧一座灰色的石塔迎头矗立，走近后看，原来正是那座大名鼎鼎地被唤做博雅塔的水塔，一座功能与审美完美统一的塔。

    母亲，您是知道的，北京大学是我心仪的学校，是我渴望我的女儿能够步入其中的学校。

    此时，我怎么能够不遥想那江南鄞州从盛垫桥走往北大的一门五马呢？在燕园徜徉，目之所及，竟然还见到了一座座平房，有成排的教室，也有独门院落，带着上世纪建筑的痕迹。那个在燕园度过十年教学生涯的五先生马鑑，曾经举家在此生活。这位五先生，又有多少次曾经在塔下走过呢？那一门五马兄弟，也有过在博雅塔下共同踱过的时辰吗？他们会用他们的石骨铁硬的家乡方言对话吗？他们穿着长衫的身影，也曾一起倒映在未名湖水里吗？

    我站在湖畔，聆听来自湖面的声音，湖面上果然传来了我外婆家的最亲切的乡音。孕育了母亲家族血脉的浙东大地，从唐宋之际便成为皇皇文化之痒，近代以来，那救国图强的声音，一路慷慨悲歌入京，在红楼，在燕园，在未名湖，终究汇为大观。

    而在这群优秀的精英分子中，我们不正是看到了那来自浙东鄞州“一门五马”的谦谦君子之容吗！“人才是致富之根，科技是强国之本，国家之根本在于教育”，这是马临博士对教育意义的认识，也是马氏家族文化群贤教育价值观的集体反映。古鄞州“一门五马”的身影，就这样，溶入了近现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群像长卷之中。

    从北国到江南，同样是隆冬，却是一个亮丽温柔的早晨，暖和的阳光洒落在鄞州区政府前的广场上，我站在广场前，我的视野，被广场右侧一幢别致的高大建筑物吸引了。远观，它像一艘征战历史长河的古船，正向你缓缓驶来。近看，又象一座百年古城堡，岁月的斑驳依稀都刻在墙面上。凭我以往对建筑艺术的阅读经验，这个青砖外壳的建筑物很象是类似于博物馆那样的公共设施，一打听，正是位于鄞州区首南中路的宁波（鄞州）博物馆。

    这座占地60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的宁波博物馆，外墙是最吸引眼球的地方，其上有一些图案，由砖红色、黑瓦色和青砖色构成了类似于水波、鸟儿、风帆、小舟似的抽象图案。走近看，我发现它们正是用不同色泽的砖瓦拼构成的，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如果是直壁，采用的是浙东地区的‘瓦爿墙’，材料包括青砖、龙骨砖、瓦片、缸片等；如果是斜壁，采用的则是特殊模板成型的清水混凝土墙。这些砖瓦全都是旧的，有过岁月的历练，沧桑的痕迹。

    我向当地人打听，人们告诉我，宁波博物馆的瓦爿墙是有其传统根基的。历史上，以慈城地区为代表的瓦爿墙随处可见，是宁波地域乡土建造的特有形式。

    “百年的砖，千年的土”，旧砖旧瓦象征着凝固的文化记忆，宁波博物馆在全国建筑界第一个如此大规模运用废旧材料，正是设计师“新乡土主义”建筑理念下的一种选择。站在这高大的博物馆新建筑物下，我不仅遐想：如果此刻伫立在博物馆前的是马廉先生呢？他会如何感慨地面对这座代表了宁波地理标鉴的建筑物。而站在博物馆内的如果是马衡先生呢，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从天一阁千晋斋到宁波（鄞州）博物馆，我们走过了怎么样一言难尽的家国之路啊……

    母亲，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那样意识到“天地君亲师”的纯粹意义有多么深远，中国是一个讲究师道的国度，无论你们年轻时当老师，还是我今天从事教育，都是我们家族的自豪，这种自豪，来自于数千年中国人对教育的敬仰，更来自于这百年来中国数代教育者们的鞠躬尽瘁。因此，我为我终于选择了成为一门五马的同行而无比“欣慰”。是的，我用了“欣慰”这个词。在校园里行走是多么令人欣慰啊；在课堂上讲课时是多么令人欣慰啊；坐在办公室里备课是多么令人欣慰啊；下课时学生们招手向您再见时是多少令人欣慰啊；在餐厅里与师生们坐在一起吃食堂饭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因为这一切，是确确实实地有意义的。这意义正呈现在我眼前。此时，我想起了一门五马的子侄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香港基本法起草者之一的马临先生在《香港的前途和中国的命运》一文中表达的心声：……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秉承中国文化和民族的传统，自不能但问一己一地的权利而忽略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责任。……从历史发展看，一种风气、一个新思想，常在极细微的地方开始，然后才逐渐成为沛然莫御之力量，更何况追求现代化的改革早已在中国开始……

    如果说，故乡因为这些文化的解惑授业传道者而无比骄傲，那么，他们也完全可以为今天的故乡而自豪。因为考量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教育终究是是关键因素。

    母亲，您曾告诉我，当年由于家庭的清寒，您到正始中学的求学生涯是多么地艰辛，而今已经完全变样了，自2005年12月起，鄞州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而自2008年9月1日起，鄞州区读高中的学生全部免交学费，免费教育的范围扩大到普高教育阶段，全面实现12年免费教育。这是宁波市鄞州区在全国率先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和免费职业教育后又一次领先全国的创举。

    而作为这些教育先驱者们的晚生，我要陪伴着他们的英灵漫步在故乡的大地上。是的，我知道他们最想去的地方在哪里——这是一张巨大的宣纸，承继者正在书写着百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家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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