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裕藻——由蔡元培任命的北大国文系主任

    纵观中国文化史，北国与江南的关系，再没有哪个历史阶段比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更紧密、影响更深远了。而若将“江南”作为一个文化事象，尤以浙江文化人群像独领风骚。后来者研究当年北京文化界的布局，有一个说法：“一钱二周三沈五马”。所谓“一钱（钱玄同）、二周（周树人、周作人）、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的诸位教授，就是上世纪蔡元培掌北大之际的黄金岁月中最经典的组合。

    说到中国的近现代教育，我想起了一个杭州的景点名：双峰插云。这双峰，就是同为浙江人的蔡元培和章太炎。此二人都是清末光复会领袖，都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做出巨大贡献，民国以后，又都把精力转移到教育上。他们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可谓无人能及。

    双峰在格局上也略有分工，其中蔡元培的门徒可谓教育界的贵胄，而章太炎的弟子则是文史方面的精英，两个圈子里的人物往往成为各大学国文和历史系的主任或教授的当然人选，马家学人自然罗列其中。1936年，太炎先生逝世，其弟子十人联名呈请政府国葬。这十大弟子以朱希祖为首，然后是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沈兼士、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其中排名第二的马裕藻，正是鄞州海曙公的二公子马幼渔。所谓“一门五马”，正是以这位音韵学家、文字学家马裕藻先生领衔的。

    北大国文系，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中文系，曾经是我当年高考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北大中文系的师生，在今天的国人眼中，依然是精进如猛虎般的人物，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生；而掌门其十三年的马裕藻先生，这位在历史掌故中出现的马家二哥，登台亮相时却貌似给人留下了与北大中文系气质并不一致的、温文尔雅的“好好先生”的印象。

    马裕藻被戏称为“好好先生”，并非没有道理。在朋友眼里，马裕藻性格平和，对人甚是谦恭，即便是熟识的人，也总是称某某先生。他喜欢与旧友聊天，可偏偏自己又不善言谈，因此多数时候，都是他在一旁点头微笑。刘半农从上海来北大任教，同马裕藻刚结识，知其性善，便同他开了个玩笑，在写给马裕藻的一封信的信封上写了“鄞县马厩”的字样，寄给了马裕藻，给后人留下一段文人间的小花絮。

    母亲，您看，这就是百年前的马裕藻。从图片中看，青年时代的马裕藻中西合璧，他带一副厚厚镜片的圆眼镜，眼睛似乎因为高度近视而瞳仁突出，越发显得黑白分明，这副眼镜似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唇下薄薄铺了一层胡子，穿高领缎子对襟夹袱，神情中一派开明绅士风度。与晚年不同的是青年马裕藻剪一个标准的西发，厚厚的黑发遮不住他那高高的大额头，这个大额头到他晚年时，因为头发稀疏而显得更加突出，成为他智慧形象的标志。

    我怎么看他，都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为人之父的气质。或许是因为中国人向有“长兄如父”的传统吧。马裕藻上面虽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但远在甘肃当官，实际上他是马家真正的长兄。这父亲般的姿态，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显端倪。

    马裕藻在文化界还有一个定论，那就是他的女权主义者立场。她欣赏女性，忠于爱情，歌颂夫人，教女如子。他的这种姿态发自内心，使他就如一个欧州的文明绅士。他的此举，即便在当时思想解放的五四运动期间，也往往被人善意地笑谈。

    其实马裕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浪漫史，他只是运气好罢了。1898年，马裕藻20岁那年，为父守丧三年以满，便在家乡成婚，娶得是新派女子陈德馨。妻子美丽聪明智慧，思想开放，夫妻二人甚为恩爱。新婚燕尔，他便带着他的夫人迁居上海。马裕藻本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但因为人温和，又有一位贤内助，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都上了北京大学，文人便戏谑称马裕藻对北大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北大生了个校花女儿。

    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再矜持的书生也难免流露得意之色，某次在女师大兼课，不知怎么就扯到了那上面，乘兴讲了一些关于“内人”的话，其尊重女性、崇拜女性的开明作派坦然畅开，女学生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下一次授课，尚未开讲，竟有两位女学生提出要求：“先生，请您再讲一些‘内人’的事可以吗？”

    严薇青的《北大忆旧》中关于马裕藻的家人，还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插曲，说的是马裕藻的女儿马珏非常美丽，在北大就读时被誉为北大校花，以后又有另一位女同学周某容貌与风度也很突出，同样得到一部分男同学的“拥护”，并很想为她摘取马珏的校花桂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有一天，不知是谁在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笔大书“倒马拥周”四个大字，一直没有擦掉。可巧那天正是马裕藻先生上课，他一进教室就看到黑板上的四个大字，误会是中文系学生要“倒”他的系主任职务，“拥护”周作人来任系主任。于是他放下讲义，一面看着黑板上的四个大字，一面盛赞周作人的道德、学识，表示自己也非常钦佩。听课的学生相视而笑，知道他对“倒马拥周”四个字发生误解，但也不好解释，只好由坐在前面的同学走上讲台把四个大字擦掉，马先生才把课上下去。此为后话。

    青年马裕藻迁居上海的最重大收获就是结交了一大批风云人物，此时他的业师叶浩吾也已经到了上海，在上海创设了速成教习学堂。1902年，中国教育会成立，蔡元培为会长，叶浩吾被选为干事，后来又担任了爱国学社的教员。或许是因为与老师的关系，亦或许是因为意气相投，马裕藻在上海认识了章太炎，张元济，蔡元培……

    我们可以说，马裕藻青年时代的友情之手，是与这样一批顶尖级浙藉改良派或革命党紧握在一起的，这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他的一生。

    沈尹默先生曾经在他的回忆文章《我和北大》中说到：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浴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

    可是，在我看来，马裕藻那温吞水般的形象其实是一种标准的假象，实际上章门弟子没有一个是不激进的，总是同声相投，否则有谁会拜倒在“章疯子”的席前，马裕藻不过是那种把激进表达的非常温柔的激进分子罢了。

    他和章太炎的关系，正是在他20岁新婚沪上的岁月中就开始的了。二年之后的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太炎被捕入狱，众多革命党人纷纷逃往邻国日本避难。又过两年，1905年，马裕藻27岁了，恰逢浙江公费选派100名学生留学日本，专攻师范。俗称“百名师范”。马裕藻夫妇二人还真是好运气，竟然双双入选。

    别看马裕藻以后当了北大国文系13年的掌门人。他起初入门的却是自然科学，早稻田大学的物理专业，以后又转入东京帝国大学，他的夫人则进入了日本女人大学的博物系。也就是在留日的生涯中，他又与鲁迅、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人结下了密切的友情。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东渡扶桑之后在日本开始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身边立刻就聚集起了一群章门弟子，马裕藻跟着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学，遂成大家。章太炎逝世后，马裕藻曾写过一幅挽联：治古音，兼有晓征、东原、若膺之长，继往开来，伟绩尤推转注说；尊历史，迈子玄、渔仲、实斋而上，外夷内夏，微言远绍春秋经。”从中道出了章太炎的功绩，也道出了他们师生教承关系。

    在日本一住6年，马裕藻的女儿北大校花“马珏”就出生在日本。1911年夫妻双双归国，回浙江杭州，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

    我们可以说，自此为止，马裕藻的生涯是进步而平静的，然而，归国后发生的一件大事整个儿地改变了马裕藻的人生。这是一件重大的国事，也成了马裕藻学术生涯中最大的文化贡献，更成了他个人命运转折的最大的家事。

    车同轨，书同文，华夏民族的统一，从来是以文化的多元统一为标志的。仓颉造字鬼夜哭，即有汉语，便有国音。古人习字，创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给汉字标注读音。直音法盛行于西汉时代，反切法流行于东汉末年，从东汉末年到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之前，反切法一直被作为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普遍使用，是我们本民族自创的声韵双拼注音方式。

    而注音字母的产生，则是与清末文化界的切音字运动有关的。清末二十年间，在民间产生了28种以“言文一致”、“普及教育”和“统一国语”为目的的拼音方案。历史朝流，民以所向，1912年的民国元年，蔡元培担任了教育总长，如果说，二千多年前秦始皇完成了第一次汉语的文字革命“书同文”，那么，此时的蔡元培担负起了秦始皇之后二千年来的第二次文字革命：语同音。

    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便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先从统一汉字读音着手，实施国语教育，把清末资政院提出的“音标”改称为“注音字母”。用来给汉字注音。

    我们今天的后人，是真的很难想象泱泱一个华夏民族，要实现语同音的极度困难。1913年2月1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朱希祖与马裕藻俩位先生，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由吴稚晖和王照任正副议长，先用月余时间，审定国音七千余字。接着是审核音素，采定字母。会上提出字母方案甚多：有采用汉字偏旁笔画的，有自造符号的，有采用罗马字母及其变体的。代表们各执一说，互不相让，不但动口，甚至动手。鲁迅在他《门外文谈》一文中写到，他曾亲眼看到，副议长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

    我想起这些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大学者，为了一个国语的发音问题，竟然无视于斯文扫地，互相厮打得裤子都掉下来，而我们的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亦不遗余力地把此情此景描画下来，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此件事情的重大性，朝代可以更替，家毁可以重建，一种语音在国家层面上确立了，成为国语，就好比孩子出生，怎可因为不满意再塞回娘肚，你如何可以再重新推翻再来。这是不可重复的文化命脉啊！

    学者们深知自己的文化使命，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相互胶着争论，互不相让。会期长达3个月，结果时间还是不够，又延长了一星期。最后终于接受了浙江会员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和教育部部员周树人（鲁迅）等的提议，把会议审音用的“记音字母”作为正式字母通过。这套字母共38个，都是笔画很少的古字，由于拼注的是“国音”，所以又叫“国音字母”。

    自此，一个五千年的文明故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统一的文字声音。

    由于政局变动和保守势力的反对，这套字母到5年后的1918年11月25日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从此，汉语注音字母以法定形式正式成为我国拼切汉字的工具，华夏故土自上而下开展了“文字改革”运动。

    它包含了三个方面：一为口音改革，从只说方言改为又说国语；二为文体改革，从文言为主改为白话为主；三为字母改革，从36字母改为注音字母。

    当时推行国语最成功的当推光复后的台湾省，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通过注音字母在全省普及了“国语”。直到1958年，中国大陆的汉语注音字母才被汉语拼音取代。而中国台湾省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和教材，直到今天还用注音字母注音，1000多种儿童读物，以及今天台湾省的第四大报《国语日报》，都用带有注音字母的铅字排印。台湾省注音字母一直沿用至1990年代。

    诸位请想，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台湾省先是被荷兰人占领，后是被日本人霸占，一旦光复，由于有了国音，立刻就在文化上归位，恢复中华民族的堂堂地位。不过十年，国语泽披宝岛。对今天两岸统一，又起着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母亲，不妨请您想想国语对我们这个小家庭的重要性吧。有一次我回到北方老家，来了一群乡亲，欢天喜地地招呼着：看南蛮子去啊，看南蛮子去啊！我就此知道，南方人是蛮子，北方人是挎子。南蛮北挎的语音，在我们家里表现为石骨铁硬的宁波话和拐弯抹角的鲁南话的交流，这两种方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常常互相找不到北，我父亲一辈子也没听懂您故乡的宁波话和我们定居城市的杭州话，为此，我们这些子女就成了翻译家，负责用国语传递信息。我们的部队大院里基本生活着的都是这样结构的家庭，可说是第二代移民，所以我们平时的语言就是国语，也就是马裕藻领衔提出的这套注音语音，这也成了南方大院子弟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两千多年前的“书同文”，到辛亥革命后的语同音，国音的注音意义何其深远。故周有光先生著作《中国语文纵横谈》中评论说：这是汉族创造汉字经过了3000多年然后产生的第一套正式的汉语表音字母。来得不易！

    今天的炎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字正腔圆的国语之声，就会想到祖国，想到民族，想到故乡和亲人，国语使我们遍布世界的华人同声相投，生死与共。而在这统一国音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建设中，领衔的正是我们宁波鄞州盛垫村走出来的“五马之首”马裕藻。《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在介绍当时会议所接受的提议时，把马裕藻列为提议者的首位，可见马氏在筹划上述提议中的重要作用

    遥想那戴玻璃瓶盖眼镜的马裕藻，操一口石骨铁硬宁波方言宣讲他们的国音提案时的神情吧，多么可爱可敬可学可随的我辈浙藉先人啊！

    事隔6年，1919年4月，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月，以胡适为首，包括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在内的六教授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原因是这些中国大文化人极不愿看着“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他们提出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标点。11月底，胡适对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号总名为“新式标点符号”，此年被批准。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成了中国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值得隆重记录的浓笔墨彩。

    同样是民国元年，马裕藻应北大当时的校长浙江老乡何燮侯（1878——1961）之邀，担任了北京大学国学系教授、国学门导师。

    浙江诸暨人氏何燮侯任职京师大学堂和出长北大，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风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何燮侯皆与有力焉。也正是在此时，何燮侯以校长之力，延揽许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据沈尹默回忆，沈尹默以及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皆由何燮侯与胡仁源延揽入北大。而马裕藻之所以能胜任北大教授这项工作，是与他在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高深造诣分不开的，“注音字母”方案内容又反过来丰富了他在北大的有关教学。在中国近代汉语正音和推广国语的工作中，马裕藻功莫大焉。

    此时的中国教育界波涌浪激，多元并争，而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舞台，更是气象万千。其原因在于20世纪上半叶，教育救国成为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近现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派别都曾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这一潮流中。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蹂躏宰割的对象，民族危机异常严重。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举国上下均感到了亡国灭种、危机日蹙。忧患殷重之时，“百日维新”政事爆发，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教育救国”论应运而生，他们看到致力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的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开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教育，由“言技”转为“言教”

    教育救国思潮，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是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持教育救国主张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如此，教育被提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一大批国之大儒、有识之士纷纷投入“教育救国”的宣传及实践。

    在蔡元培“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北大网罗众家，荟萃精英，使得一大批学博功深的名流纷纷执教北大，其中江南浙江藉教授可谓拔得头筹。马裕藻身置其中，可谓如鱼得水。

    细细数来，大学校长中，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前任胡仁源（1883——？）任职时间不长，是浙江吴兴人。前任的前任何燮侯为浙江诸暨人。蔡元培外举不避贤，内举不避亲，取消分科制，改设十五个系，这些系的领导人，竟然一半以上为浙江同乡。其中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浙江鄞县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浙江绍兴人。

    北大各系主任中，坐头把交椅的照例是中文系。马裕藻自1913年起任北大教授、国学门导师，1921年至1934年任国文系主任，长达13年，终生与北大相依，尔来三十余年。后人评价马裕藻说：北大国文学系之负盛名，他实在是首创的开国元勋。此言是中肯公允的。

    表面上看，马裕藻还是那个温文尔雅、不偏不倚的君子。按说他也是有可以夸耀的资本的。他掌北大国文系的前十年，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他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最久，在马神庙公主府银安殿上北大评议会的24把交椅中，常居首席。但他给人的印象却非常低调，一身朴素的长袍和黑皮鞋，圆眼镜，圆脑袋，圆肚子，袖长遮指，随着年龄日增，人渐圆润发福，加上一副圆眼镜，越发显得好好先生独影，谦谦君子一个。

    说实话，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主任，那可不是好当的，不说教师中个个都是大才子大文人，就说因为学校里派别分歧，新旧两派的斗争常很激烈，也够你受的了。作为国文系主任，他努力要做到吸收有才华的学者来国文系任教，然而当时新旧两派斗争势同水火，每逢一学年开始，马裕藻常坐着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还须适应学生的要求，折衷调和于新旧之间，谦虚态度令人动容。

    足可以让马裕藻引以为傲的是他与鲁迅的交情，他就是有本事亦有慧眼把鲁迅先生亲自请到北大来上课。不过他起先瞄准的还不是鲁迅，而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1920年，北大国文系添设了一门“中国小说史”课程，系主任马裕藻找到了周作人，想让他担任这门课程，周作人略微考虑了一下，便答应了下来。他想，我虽然没有专门用功研究过小说史，但大哥曾经搞过一部《古小说钩况》，那不是很现成的参考资料吗？可是，回到补树书屋，他仔细考虑了一阵，又觉得很不妥当，会误人子弟的，这才跟鲁迅商量，请大哥出山。

    其实鲁迅同北大的交往并不少，蔡元培本来就是他的老上司，绍兴老乡，好朋友，到北大上任后不久，于1917年8月还专门请鲁迅给北大设计了校徽，至今北大学生胸前佩戴的那个校徽图案，还是鲁迅设计的。至于北大文科中的不少教师，更都是他的老朋友、老同学、老相识，其中就包括钱玄同、朱希祖、陈汉章、沈兼士、刘文典等人。至于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人，这两年由于不断给《新青年》写文章，也都相熟了。由此，鲁迅答应了北大任教的聘请。

    这一年的8月6日，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亲自到鲁迅家里送来了聘书，此时，鲁迅全家已经迁居到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住宅。鲁迅接过那聘书，见那聘书上写着：北京大学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

    当天晚上，鲁迅便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

    鲁、马二人，早在日本时就同是章门弟子，交情十数年，自此之后，马裕藻与鲁迅过从甚密，开始了他们北大的知友交往。

    鲁迅先生与马裕藻的亲密交往，由他们之间的一个小姑娘作了时代的见证，那便是马裕藻的长女马珏。

    1910年马珏出生于东京，1920年鲁迅与马裕藻结成北大同事关系时，马珏刚10岁，及长，马珏成为孔德学校的中学生。这所学校，当年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参与经营的。因为父亲和鲁迅先生的关系甚密，马珏便与鲁迅也熟识起来。1925年间，年仅十五岁的马珏为学校的校刊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晚年的马珏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回忆道：“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作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我们可以从少女当时的观察中得知马裕藻与鲁迅的关系，的确是非常融洽的。

    在《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中，马珏以稚气的口吻先写道：“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我摇了摇头，很轻地说了一句‘没有’。”那天鲁迅和马裕藻聊得蛮长的时间，马珏一直等着要送客，等过了下午五点到了六点，鲁迅都没有要走，“……这时听见椅子响，皮鞋响，知道是要走了，于是我就到院子里来候著。一会儿，果然出来了，父亲对我说：‘送送鲁迅先生呀！’鲁迅又问我父亲道：‘她在孔德几年级？’我父亲答了，他拿著烟卷点了点头。我在后头跟着送，看见鲁迅先生的破皮鞋格格地响著，一会回过头来说：‘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我应了一声，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会送到大门口了，双方点了一点头，就走了。我转回头来暗暗地想：‘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啊！’”

    《初次见鲁迅先生》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马珏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他》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

    马珏又回忆道：“大约在1926年，我开始考虑起两年后报考大学的志愿来，不知怎的，我很想学农，就去问父亲。父亲说：‘鲁迅先生不是说有问题去问他么。你去请教请教他嘛。’于是，我给鲁迅先生写了‘我将来学什么好’的信。两天后，我高兴地收到了鲁迅的回信，信中说：‘你自己想学什么，先要跟我谈谈’。我立即如实地把学农的志愿告诉了他。复信接到也很快。鲁迅先生在信中热情支持和鼓励道：‘女孩子学农的不多，你想学，我赞成。’”

    马裕藻对女儿们的前程却有另外的考虑，1928年春，马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父亲让大女儿马珏上政治系，二女儿马琰上法律系，是认为“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还对马珏说：“你出来可以当公使。过去当公使的都是男的，他们带夫人出国。你开个头，由女的当公使，你带丈夫去赴任嘛。”又对二妹说：“你可学习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女子读政治，希冀其将来做女大使，这是何等地心高志大境远；而还没谈恋爱就想到了离婚如何打官司，这样的父亲恐怕也只有五四时期的中国北大，才能找到。

    1929年5月17日，鲁迅从北平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中说：“……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5月29日，他给许广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

    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非常感慨，在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文人轶事一多，往往会遮蔽他真正金刚怒目令人肃然起敬的灵魂，谦谦君子的内心往往因为优雅的表达，而在喧哗的历史讲坛上大默如雷。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说到马幼渔是颇有灼见的：“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我的双重教师。三十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是系主任，依旧说，我应该以门生礼谒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的迁就。其实，他律己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

    这是看惯了马式宽厚的人无法想像的一面。学生张中行在与马先生接触日久之后，一改先前对老师的认识。张中行的这个印象，是和鲁迅当年对马裕藻的评价一致的。马裕藻在历史的重大关头，从来就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有气节、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1916年前后，北大国文系新旧文化势力冲突激烈。原先北大文科国学教授以守旧的桐城派居多，此时由余杭派代之，主要人物为马裕藻、黄侃、钱夏、沈兼士等人。这些人物，对于蔡元培改革当时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北京大学反应不一，马裕藻、钱夏、沈尹默站在新文化方面，黄侃则维护旧文化最力。

    自蔡元培倡教授治校制后，北大校长虽为全校最高领导，然而以下4种机关拥有很大权力，即管立法的评议会，管行政的行政会，管教务的教务会和教务处，以及管事务的总务处。其中评议会的权力最大。马裕藻是校评议会成员，因此有权力积极参加校务管理。他自然是鼎力协助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教育改革的，为此周作人曾经回忆说：“马幼渔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这似平是马氏兄弟的一种风气，因为他们都是如此的。与旧友谈天颇喜诙谐，唯自己不善剧谈，只是旁听微笑而已。……他又容易激怒，在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评论，特别是后来‘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

    周作人毕竟是他的老朋友，知道马裕藻性格中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别人可以开他的玩笑，他只管微笑谦恭，另一方面他又是极容易激怒的，会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周作人附逆之后就尝到了这位老朋友的脾气，他一次次上门，要拉他下水，马裕藻则让儿子对周作人说：我不认识你，给他吃了闭门羹。据说，在他任系主任时，家里有个年轻人要报考北大。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探问马裕藻：“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裕藻顿时大怒：“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

    实际上，看20世纪初当时的文化人如何行事，只要看他们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就最清楚的了。马裕藻在五四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对爱国学生可以说是称得上一意孤行地支持，绝不妥协的。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当局命军警镇压，北大学生30余人遭逮捕。蔡元培于5月9日愤然辞职离京。第二天，马裕藻等4人就作为北大教师代表前往教育部请愿去了，表示如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即一致总辞职”。一个多月之后的6月22日，马裕藻又作为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北大师生以及教育部的代表，和汤尔和、熊梦飞等人，赶到杭州，亲自迎接蔡元培回京复任。

    面对强权与血腥统治，马裕藻数次和鲁迅先生一起，称得上是石骨铁硬宁波硬骨头。1925年初，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压迫学生，排除异己，借故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代表，从而引发女师大风潮。为了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马裕藻与鲁迅等7人一起，签署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许广平后来始终保存这一宣言的铅印件，并在旁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胆识的确让人大佩服，和反动政府对着干时，一点也不含糊。你狠！你狠我比你更狠！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十天之后北大评议会决议：章士钊为教育界罪人，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又过三天，鲁迅、马裕藻等人就发表了《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不承认章为教育总长。当女师大学生们被杨荫榆、章士钊率领“男女武将”强拉出校，非法解散时，马裕藻和鲁迅、许寿裳等人，“对此暴行，自难坐观，遂分别组织维持会，以尽国民天职”。一月后宣布，他们在西城宗帽胡同“觅定校舍，仍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原称及向章，继续开学，以救官僚之失败，竟学子之全功”。马裕藻不仅义务授课，还被推为总务主任，与教务主任许寿裳共同管理校政，直到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维护正义，挺身而出，将其视为“国民天职”！马裕藻那怒目金刚的正义形象，何曾有半丝“好好先生”的软弱。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北大教授也呈分化趋势。一些教授如朱家骅、王世杰和学生领袖罗家伦、段锡明等都离校到南京做官去了，另一些教师如许德衍、范文澜等仍然为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斗争，马裕藻虽游离于两派之间，但浓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使其在思想上倾向于进步一侧。

    鲁迅对马裕藻的为人也十分了解，1929年6月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慨然写道：“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给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

    马裕藻的确称得上是那种不二法门的人物。1933年，李大钊逝世6年之后，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13位发起人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这张捐款清单现保存在首都博物馆，其中马氏兄弟赫然在目。

    一个人从历史的风口浪尖，到退出历史舞台，肯定有着许多特别复杂的原因。比如1934年的4月，北大校长蒋梦麟认为国文系守旧，已成为学校进步的障碍了，准备将该系系主任一职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那果然是马裕藻守旧了吗，还是别有他因。看得出来，有人的确对马裕藻恨之如骨，胡氏弟子傅斯年在1934年5月8日致蒋梦麟的信中说马裕藻是罪魁祸首，如今恶贯满盈，宜乘此除之，不必给他一年乾薪和名誉教授的待遇。对一个资深厚道的北大教授用如此恶毒的文字形容，一方面说明胡适这位弟子的狭隘，另一方面也说明马裕藻以往亦断非“好好先生”与“沙龙教授”，他是有其鲜明的政治立场的，局外人未必可知，但敌人与真正的朋友却能知晓他。

    系主任马裕藻免职一事虽遭多人反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最后还是被实施了。那年马裕藻56岁了，有人评价说马裕藻辞去系主任职务，便带着“好好先生”的头衔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即便偶尔被提起，也往往是作为陪衬，历史几乎遗漏了这位老人在笑脸背后深藏的跃动姿态。然而在马裕藻而言，恰如鲁迅所言，他仍然是那个不改其衷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侠士。免职数月之后，1934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逮捕了爱国人士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马裕藻不顾个人安危，立刻与人联名上书，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上述人士，这种气慨，何其勇也，哪里是一个“好好先生”之所为。

    1936年对马裕藻而言，是悲痛的一年。他失去了他的老师章太炎，又失去了他的挚友鲁迅。鲁迅逝世，各界敬悼的挽联甚多，马裕藻的挽联，真乃令人回味无穷。其联云：豫才尊兄千古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汉阁；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

    敬挽上句，表彰鲁迅与章太炎的师承关系，太炎晚年，设馆讲学于苏州，自称“菿汉阁主”。下句颂扬鲁迅与李大钊的战友之谊。悼鲁迅而又追念章太炎和李大钊，一幅挽联，痛悼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三位伟人。

    生命的晚钟终于敲响，马裕藻晚年的家国生涯，可说是与国难当头的时局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抗战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相继南下，而校地、房子和大批图书、仪器留在北京，同时留在北平的，还有四位因身心或家庭等因素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移的留平教授，他们正是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和马裕藻。

    北大教授吴晓铃先生曾经回忆道：“马幼渔(裕藻)先生在学术界居五马之首，在日本时曾和鲁迅先生同师章太炎。我在离开北平时去向他辞行。他用古体文写下了如下几句赠言：‘余病居边城，远云岭，临岐恫苦，赠处无言，惟祈晓铃默识余衷，互相砥励而已。’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当此强寇入侵，书生想到的首先还是书。马裕藻的惟一嗜好是收藏古旧书籍。对住房的要求便就有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马裕藻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朱红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空闲时他就到琉璃厂书肆去选购。时间长了，书店老板们都摸熟了他搜罗的范围，遇到合他胃口的书就主动送去。而今强虏来侵，马裕藻不愿他心爱的书籍散落敌手，分装了几十个大木箱，存到孔德学校的书库里。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马裕藻隐姓埋名，住在北京一条小胡同里，足不出户在家读书，拒绝出山为日寇效劳。沈尹默在重庆曾赋诗形容马裕藻当时的处境。诗曰：“门外黄尘不可除，从来寂寞于云居。”短短两句诗反映了马裕藻宁愿过失业清贫的生活，不愿卖国求荣的凛然正气。只此一件，便可分出他与周作人的云泥之别。

    他与周作人曾经有许多的一样，他们都是浙江人，都在日本留学，都是章门弟子，都是北大教授，都在国文系教学，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国难当头，他们都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离开北平的老人。然而，此时此刻，只有一件事情，就把他们划到了此岸与彼岸。周作人不但附逆，还从命日本侵略者，数次来找马裕藻，以旧交之谊，欲请马裕藻出山任教。当此民族大义面前，马裕藻让幼子马泰拒之门外不见。周作人还来纠缠，最后马裕藻让马泰对周作人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爱国气节可见一斑。周作人也算是唾面自干，从此再不曾来，两人一生友情，自此以马裕藻毅然斩断。

    马裕藻是寂寞的，兄弟五人云集京城的阵容已不复存在，他怀念从前的一切，怀念北大红楼中的相识，他有一种类似宗教情节的爱国感情，他的学生张中行每次去看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听他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

    然而说马裕藻只是寂寞也不尽然。在日本法西斯白色恐怖统治下，马裕藻仍与钱玄同、夏康农等几位知已经常来往。夏康农家里有一台短波收音机，能听到抗战后方的广播。当平型关、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来时，他遣其子齐怀远邀马裕藻到他家秘密听广播。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

    1945年初，67岁的马裕藻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忧郁病逝，未能看到抗战的胜利，未能与当年就回到北京的他的兄弟们团圆。大学者马裕藻唯一能在此时报效祖国的就是留下遗嘱，让家人在抗战胜利之后，将他的珍贵藏书21000册，全部献给了北大图书馆。

    行文及此，突然心生大感慨，回过头去再读我叙述的这位马先生的文字，好象看到我正在和一个看不到的对手争辩，争辩的内容，无非就是要说服人家，马裕藻先生不是好好先生。他是有立场，有观点，有自己人生目标的大学者。他的立场，就是在文化上站在中间，不搞极端。而正因他不搞极端，所以在极端们看来，他就是一个好好先生。这真是一个悖论。

    而好好先生自己则是不争辩的，一争辩就极端了，就丧失他为人的原则了。所以，又有一个悖论发生在马裕藻先生身上。他是领衔提议国音之人，而国音的统一无非是让中国人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传播自己的思想，不让真相被语言遮蔽起来。然而，恰恰正是马裕藻先生本人，自己被历史半遮半掩起来了。

    好在他生命的终端，面对的已经不是文化争端，而是家国的危难与保卫。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马裕藻先生，终于赢得了以其鲜明的民族气节显示其全部人格的光荣时刻。

    母亲，我算是把马裕藻先生说清楚了吗？这是我依旧疑惑的事情。在小说、戏剧和电影中人，持中的人永远是最难刻划的，他们太缺乏戏剧性了。也许大师的特质就是不搞戏剧化。然而不搞戏剧化就显得没有个性，没有个性就让人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被人视为大师。于是，为中国人统一国语发音做出伟大贡献的马裕藻先生，逝世后没入了历史长河，渐渐地，渐渐地，被人淡忘了。

    马裕藻！让我们重新记住这个名字，并且永远纪念他吧。请想一想，当我们一生都在使用国语发音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淡忘那个最初提议确定她的人呢！

    四：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不二人选

    母亲，现在我将要讲述的是五马之中的第二马，马衡。

    如果说马裕藻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长兄如父的人物，我给他两个字“父兄”作为评价，那么，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也可用两个字可评价，君子如玉，马衡先生在我眼中，就是一个“玉人”。

    1899年，马裕藻前往上海发展的后一年，马家又有两兄弟跟着出山了。18岁的四弟马衡和16岁的五弟马鑑经过县试、府试、院试，过五关斩六将，双双考取秀才，这样的事情，不要说是在故乡鄞州，就是在当时的风文极盛的浙江，亦算是拔得头筹。马氏二兄弟的眼前放着两条道路，或者如长兄一般，继续博取功名，在科举的道路上乘胜追击。或者如二兄一般，崇尚新学，走一条千百年来完全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1899年离1905年废除科举制还有6年，彼时旧学与新学已经开始并驾齐驱，一般青年士子都选择学业的双轨制路线。一方面大多进入新式学堂接受近代教育，另一方面又按部就班参加科举考试。马衡兄弟却双双放弃了次年的乡试，选择了报考新式学堂——上海南洋公堂。

    他们的这一选择应该是与他们的业师杭人叶浩吾分不开的。我们已经知道，叶浩吾是一个完全的新派分子，而二十世纪初的新派人物，首要的标志就是崇尚维新。启蒙恩师的维新党立场，一直提倡新式教育的态度，对马氏诸多兄弟有着一生的重要影响。此时叶浩吾也已经到了中国最新型开放的城市上海，创立蒙学公会与速成教习学堂，从事教育与革新活动，而二哥也已经到了上海谋生，蔡元培、张太炎诸革新人物交往甚密。上海有老师和兄长，又有中国最先进的思想，况且二兄弟读书，实乃一大笔开销，而老父四年前已经病故，家中顶梁柱已倒，那南洋公学的学生食宿则是公费。大时代的追浪就这样托起马家兄弟的小舟，径自把他们送上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

    由清末洋务运动领袖盛宣怀集资创建的南洋公学，是上海交大的前身，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

    南洋公学的有个特点，就是聘请了美籍汉学家福开森（JohnDFerguon）为监院，这在当时的全国各校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外教”福开森本是传教士，受美国美以学会的派遣，到南京传教，创办汇文书院，以研究中国美术、收藏中国古玩而著称，著有《中国绘画》、《中国美术大纲》、《历朝瓷器》、《中国艺术巡礼》等书。这个传教士带来了清教徒式的认真，声称：严格的招生制度不仅是我们的规则，而且是我们的实践，除非考生同别人竞赛而通过入学考试，否则，尽管是权势人物推荐的也一个不取。

    1899年初，马衡、马鑑两兄弟同赴上海应试，大堂点名给卷时，他们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洋人，打扮得很特别，身上西装革履，头上的帽子却加了一粒蓝色的顶珠——给马氏兄弟流下了深刻的印象。此人就是福开森。

    五兄弟中马衡的文化地位最高，实际上他基本算是自学成才的。因为他真正求学的时间并不长，原因很简单，他结婚了。

    早婚是有原因的，1901年，马衡的个人生涯中发生一件大事，他未来的岳父——宁波帮中号称“五金大王”的叶澄衷去世，叶家正在分配家产，要他尽快成婚，以承家产、并挑起家庭责任。

    马衡如此洋派的一个人，婚姻却非常传统，一个标准的婚妁之言、父母包办的人生历程。原来海曙公在世时就认得宁波老乡叶澄衷，因为都在四明公所里担任着要职，彼此就很有了好感。上海滩工商界名人朱葆山便前来牵线保婚，做了“月下老人”，要在那马叶二家中找一对合适的联姻。马家合适而又未婚的公子中尚有马衡、马鑑二人，而叶家四子二女中，则只有1884年出生的二小姐叶薇卿可与他们匹配。

    海曙公带着两个青涩少年去了叶家，马衡更内秀而马鑑更俊朗，叶澄衷慧眼相识，看中的还是马衡，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一晃数年，马、叶二公均已下世，那少男少女也都已成人。1904年，马衡24虚岁，便与叶家二小姐成婚。

    这门亲真是结的阔气，据说叶家小姐的嫁妆搁在宁波夫家门口，排了两三天队，才进了马家的宅子。

    叶家财大气粗，全部资产达白银八百万两，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商界巨擘，叶澄衷去世，四子二女各得洋房一幢，其余产业均由儿子继承，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上，便也就深深地画下了浓笔重彩。因南京路上洋人所办跑马场不让华人入内，叶家几位兄弟便气不打一处来，由四子叶子衡牵头，于1908年在上海江湾购置土地，造起了“江湾跑马厅”，比洋人的那个南京路上的跑马厅大出四倍去，很是出了一口豪气。

    有了跑马厅，叶家余兴未了，扔出银两二十万，圈地120亩，在其旁又造了一座私家花园，人称“叶家花园”。入夜灯火辉煌，人称“上海夜花园”。不过叶家儿女都乃洒脱之人，1933年，叶子衡将此园一手捐出，以他父亲的名义，兴办了“澄衷医院”。此是后话不提。

    马衡一介书生，二十出头便家缠万贯，和他那几个妻舅一人一幢小洋楼，就住在南京西路277号虹口附近的大洋房里，他在叶氏企业里挂名一个董事，从来不去，年薪6000银元，还不算分红。这样的身份摆出去，怎么样也摆脱不了一个上海滩的小开了，马衡却有如此定力，偏偏在花天酒地里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

    置身在这样一群叶家兄弟里，他是惟一不赌博、不讨小老婆的夫子。根据北宋末年李清照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的《凡将集》，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叫做了“凡将斋”，自得其乐地就在这里面读书，看碑拓，有时整天都不出来。出来时他也往往是到跑马场去骑马，因为他得过黄疸肝炎，想要通过骑马来锻炼身体。

    婚后有那么十五、六年，马衡就这么悠哉游哉地过来了，他收藏器物，欣赏古玩，钻研经史，广集文物，临碑拓片，治印刻石，吟诗度曲，自学成才，与章太炎、吴稚珲一干大文化人你来我往，乐在其中，打下了坚实的金石学底子，不知不觉间，就居然成了这方面的大专家，被时人称之为“金石大家”。

    这位温文尔雅的书生有着一位“野蛮女友”般的阔小姐妻子，一不小心就要砸东西的。嫁到马家之后，除了二伯马裕藻之外，她将所有的人都吵一个遍。不过她的丈夫对此并不见怎么样的苦恼，他性情温顺谦让有加，总是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故夫妻间一直和睦相处。

    有一件事情很见马衡性格，有一回妻子和小叔子马鑑吵翻了，先在自己家里砸一通东西，想想不解气，又跳上车跑到马鑑家去砸。马衡看拦不住，随她去了，打个电话给弟弟，让他把家里东西收一收，结果妻子白跑一趟，没东西可砸了。妻子很纳闷，还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东西可砸了！讲这样的掌故，正可见马衡这书生是做的有点呆的，他对生活中的琐事有一种钝感力，性格温和的马衡，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纵观马衡一生，让人想起了一首著名的歌曲中的歌词：“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的到来，我带着梦幻的期待，是无法按捺的情怀……”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马衡是鄞州五马中名声最大、功绩最多的一位，同时他又好象并不曾刻意捕捉过什么，他和他那风尘仆仆坐在人力车上到处寻访师友的二哥马裕藻很不一样，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想做的，他有兴趣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节奏，命运的使者就总会自动来叩开他的门，而他也仿佛总是不假思索地开了门，一切天经地义，水到渠成。

    比如他的北上任教，这重大的人生转折，在马衡，就是顺理成章地完成了。

    1917年，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隶属教育部，却让校长蔡元培兼了国史编纂处主任，麾下一批编纂员，个个都是大家，其中包括马衡的启蒙老师叶浩吾。维新党人的叶浩吾先生早就离开上海，一直跑到云南，担任了学务公所的图书科长、云南图书馆馆长、云南高等学堂监督等，1917年又长驱直入北京入北大国史编纂处。

    事业伊始，人手不够，此时已在北大国文系任教的马裕藻想起了他的四弟马衡。斯人志在学术，上海滩十数年一直大隐隐于市，此时不召，更待何时。真是内举不避亲，经他推荐，马衡被受聘为国史编纂处征集员。

    此时的马衡，已在上海滩舒舒服服地做了十多年的寓公，二哥一声招唤，他二话不说就决定北上了。妻子告诫他说，北方的那种苦日子，你是不一定过的惯的。马衡没对妻子说什么，大事情面前马衡一定不会含糊，他心里决定的事情，没什么可商量的。妻子见丈夫如此固执，知道已经挡不住，但她本人却决定留在上海先看一看。那年的马衡，已经36岁了，钟鸣鼎食，从此去也。

    只身赴京，寄居二哥马裕藻家，一切都和在上海时不一样了。马衡一无高学历二无职称，凭什么让大学者云集的北大青睐您？谁知真是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北大方面看他骑术不错，聘请他当了个专授马术的体育老师。数年之后，他在经史与金石方面的功底渐被人知，才被人发现，是个大金石学家呀！

    我们常常以为大人物会有非常不同的经历和平台，因此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实际上看一个人行动，往往看他关键时的几步走得稳不稳当。马衡走得就是稳，我纵观他的一生，发现他从来也没有当过愤青，也不在乎自己的本事未被人知晓，一切只要天经地义，水到渠成。

    1920年，北大新设了一门金石学的课程，这才聘了他当史学系的讲师。又过了整整两年，北大在国学门下设置了考古学研究室，马衡当了主任，接着又升为北大史学系教授，兼任北大国学门导师。从体育老师到史学教授，别人一步到位的事情，马衡走了五年，这才觉得自己真正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便在北京小雅宝胡同48号买了一所房子，洗澡间和抽水马桶一应俱全，平房顶上修了乘凉的露台，大宅门上挂匾一块，上书三个大字——“鄞县马”，把在上海十里洋场过着豪华生活的妻儿们迁到了北京，真正过起教授的日子来。

    说实话，比起北大别的教授，马衡已经完全是阔老爷生活了。马衡和马裕藻在性格上有些相似，也是对人彬彬有礼，恭而敬之，又善谈笑，喜与人交，但他在平日的生活作风方面却和乃兄很不相同。马裕藻是朴素有加，一年四季总是穿着旧长袍，一派清寒文人模样。马衡却总是西服革履，衣冠整齐，并拥有一部自用的小汽车，出出进进很是气派。在这方面能与他分庭抗礼的，也就胡适一人。而且胡适买到福特旧式的“高轩”，似乎还是在他之后。

    但叶家二小姐还是很难适应这北方学术的清贫生活，因为学校总是欠薪，一年半载的都拿不到养家糊口的工资，常常要远在上海的妻舅们汇款支撑。这让她非常失望，她总是和马衡吵架，而马衡总是置若罔闻。他心里是很满足他的学术生涯的，妻子吵几句就吵几句吧。叶薇卿只好对别人抱怨道：“现在好久没有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问起叔平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叫我怎么说呢？”

    教授虽破，马衡不改其乐也。

    母亲，如果您问我，这个马衡先生，用一句话说，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我只好用一句话回答：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

    然而，说句实话，象马衡这样的大师，哪里是一句话可以总结的呢？也许就是因为他的贡献太大了，面面俱到，反倒顾此失彼了吧。

    比如图书馆学。从1923年到1929年，6年中马衡兼任了北大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而从1929年3月开始的一年多当中，马衡兼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馆长），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先生生前的职位啊，马衡对这个职位可谓尽心尽责。短短一年多，他采用杜威分类法，初步编写完了西文书目。

    这个职位绝非谋来，而是因他天性对文献档案资料的重视，而当之无愧地被人推选的。1921年，他刚刚从马术教员的位置上下来当了史学讲师，就发生了一件重要的抢救文献之事。原来当时的教育部要处理堆积如山的大内档案和殿试卷，准备卖给私人，或送造纸厂作还魂纸。马衡听说后，与朱希祖、陈桓、沈兼士同去力争，得以拨归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这批珍贵的史料，装成六十二口大木箱加一千五百零二只麻袋。他们花费无数心血来整理，仅明季清初的档案，就有二万三千三百零三件之多，全都是重要的直接史料。整理就绪后，放到陈列室，供学者研究。

    又比如说考古学。马衡在考古学领域是有扛鼎地位的，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考古学在中国刚刚兴起，马衡就做了这个领域发展的见证。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考古学会为中国国内高校开先河者，而马衡就此做了考古学会的主席。1923年5月，古迹古物调查会成立，马衡又担任了会长。有趣的是，此时他的启蒙老师叶浩吾已经成了他的史学系同事，主讲《中国美术史》，并参加了由他的弟子主持的考古学会。中国文化如此的薪火承传，多么意味深长。

    北京大学考古学的开创，可以说是马衡有功于中国学界的一大壮举，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北大，马衡讲授自撰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对于中国旧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此书一出，便奠定了马衡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被公认为中国传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诚如郭沫若所言，“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

    正是因为马衡视文物为生命，这个性格更为绅士、几近不食人间烟火的大文化人“秀才遇到兵”，几乎卷入了一场杀身之祸。

    马衡有许多保护国宝的大事可圈可点，任何时候，只要得悉某地有文物被盗或蒙难，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奋力挽救。这当中，包括查获扣留已被洋人斯文赫丁揭下的莫高窟壁画，重金抢先购得山西古董商打算秘密盗卖给外国人的山西稷山县小宁村兴化寺壁画——这幅大元国太宗十年（1238）所立的宏伟壁画，从此收归故宫博物院保存。但马衡在保护文物中最惊险的一次，便要算是与盗墓贼孙殿英的较量了。

    1928年7月，土匪出身的军阀孙殿英，一手炮制了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宝案。他派工兵营用炸药轰开陵墓十四座，将里面的珍宝——主要是乾隆、慈禧二陵——洗劫一空。据说，仅钻石明珠一项，重量竟达四五十斤，流传还有翡翠西瓜、蝈蝈白菜，其色泽、纹理，与真无异，蝈蝈振翅欲鸣，栩栩如生，巧夺天工，实乃稀世奇珍。

    东陵盗宝案发，马衡是最早举报者之一。他在得知琉璃厂古董商的密告之后，气愤异常，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亲往东陵勘查，同时呼吁政府严拿究办盗卖宝物者，追出赃物，交有关部门妥为保存。政府官员，正为孙殿英独吞财富而不平，想方设法要分一杯羹，趁机借助民意，组织军事法庭会审此案，还装模作样，特邀考古专家马衡，到庭鉴定赃物并作证。孙殿英深明其意，权衡利害后，便慷慨地到处行贿，直达党国要人，其中将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送给蒋介石，将慈禧口中含的大宝珠遂给宋美龄，将墓中出土的“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结果天大的案子不了了之，官贼双方皆大欢喜，而主持正义的马衡却倒了霉。

    两年后，阎锡山欲请这个盗宝主犯卫戍北平，孙殿英大权在握，公报私仇，提出条件，要求先通缉故宫马某人，以泄其愤。当时马衡正在河北易县主持考古发掘，当时的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还算有点良心，派人通报了马衡，让其暂避一时。马衡当夜逃亡天津，夜宿津门时，为防不测，化名“马无咎”，意谓“虽出走，却无罪过，亦无凶险”，嗣后，“无咎”就成了马衡的别号。尔后，他转乘轮船赴上海，栖杭州，帮助筹建浙江博物馆，行使西泠印社社长之职，直至北方政局再变，马衡才回到北京。

    再比如说金石学。马衡当然是一位金石书画大家，他二十多岁结婚之后赴京之前的那十数年，主要精力就化在了这上面。他能诗词，工篆隶，精篆刻，其中尤以治印称名于世。西泠印社草创时期，他已列名社籍，时年30岁。有一个近乎于《世说新语》般的段子，就与他的金石篆刻有关，说的是钱玄同托人找齐白石刻章，因有熟人推荐，可以便宜到一块半钱一个字。谁知一向宽宏的马衡认起真来，他坐着小车亲自跑到学校宿舍去找钱玄同，一本正经地说：“你有钱尽管有可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找齐白石”。原来马衡是很想由自己来为他的老朋友刻章。

    京城现在还能在清华大学看到马衡的字，有碑为证。1929年6月，王国维逝世两周年之际，清华大学为王国维树碑，由梁思成设计碑式，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而那篆额——海宁王先生之碑铭，则正是马衡所书。

    在杭州，若想了解马衡，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地方西泠印社。母亲，每年春上我们去孤山看杜鹃花，可拾阶而上的那个地方。西泠印社1904年创办，自1927年首任社长吴昌硕逝世后，谁来继长西泠又成一个难题摆到桌面上。综观全国的印学界、金石界的情况，经反复商讨，最后才作了决定。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即由马衡担任。因此，虽然远在北京工作，但“遥领社职”众望所归，马衡的这个社长，一直当到他1955年去世。

    博物馆学亦是马衡的重要学术领域。后世论及马衡的功绩，把他一生的最高成就定位在他19年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上。这当然没有任何异义的。

    马衡第一次与故宫的亲密结合，发生在溥仪出宫之后。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革命，赶走以贿选上台的曹锟，建立新内阁。不出一月，11月15日，清逊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又过5日，“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简称“善委会”。善委会延请的一批专家学者之中，马氏三兄弟马裕藻、马衡、马廉，三人赫然在目，其中马裕藻、马衡还是组长。

    正值北国隆冬，清宫一片荒凉，院落中的蓬蒿竟与人齐，这些书生们根本进不去。得找一些人，手持铁镐镰刀先为学者们开路，人方能入。殿内寒气袭人，哈气成冰，马家兄弟们就在如此境况中，与中国其余顶尖级别的大文化学者们共同清点国宝。为了以示清白，每人入宫后都身着无口袋的工作服，还都得把袖口用带子扎紧，得以避嫌。如此艰辛工作，费时一年，终于完成国定整理、清查、登记、编号、造册工作。呆到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就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古物馆副馆长。

    在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年代里，故宫博物院坎坷沉浮，马衡始终与其同生共死，他亲自拟写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如果说，他以往曾经是以其天才的金石考古学享誉中华学界，那么，此时他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和其细致、缜密、务实的工作作风，开始被人重新认识。这经历，就尤如他曾经只是一个马术教师、最后却成了金石大家一样。

    如果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不曾发生那次所谓的“盗卖国宝案”，马衡将会在他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成为一个单纯的大学者。然而，天降大任于斯人，一件家国大事，就此发生了。

    1932年11月13日，北平各大报刊头条，粗黑大字醒目嚇人，一条新闻石破天惊：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涉嫌盗卖宫廷古物珍宝。一时间，大报小报全都是这条社会新闻，马衡那才十五、六岁的儿子马文冲也在家里当故事说。马衡气冲冲地教训他：“谁和你说易培基盗宝？”他不许小儿子人云亦云地胡说。

    实际上，所谓的“故宫盗宝案”，完全是一场蓄意陷害的阴谋，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和当时司法界的黑暗，但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结果，特别是对故宫博物院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因易辞职而上任的马衡也在此过程中受到了质疑。因双方都是他的朋友，故他的沉默，在双方看来都不明朗。实际上马衡心里是很明白的，1950年他曾写有《附识》专门提到此问题，明显地同情老院长易培基，言其苦衷时则说：“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生平爱惜羽毛，岂有投入漩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因请重点文物，别立清册，经划清前后责任……”

    易培基辞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吴稚珲等一干人，都纷纷推荐马衡出山，于是马衡就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由家人送到北京车站，被召到了南京。马衡住在小旅馆里，不知道国民政府召集他来有什么事情。原来经过中央委员会一致推荐，他已经被列为新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人选。一直觉得做学问比做官重要的马衡听到消息后并不高兴，再三推辞后，蒋介石出来一语定了乾坤：“我看大家一致推举，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时人多以为，精于金石、超脱政治是马衡被选中的根本原因，亦有人以为不排除蒋介石对宁波老乡的那份特殊的信任。不管怎么说，马衡还是不得不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一职，在众望所归中从1934年4月走马上任，正式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马衡的学者生涯立刻就变化了。从南京回来，接站的人就成群结队了，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级别很高，算是国民政府的大官。火车站有人挂起了横幅，欢迎马衡归来。去时送亲的家人归来后已经挤不上前迎接马衡了。

    马衡的气派一下子就大多了，进出立刻就有汽车接送，月工资也一下子涨到了1360大洋，他不再是妻子眼里的那个“破教授”了。但马衡自己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沉重的担子已经压在他的心头，马衡一生中最重大的历史使命已经摆在他的眼前：主持国宝的安全西迁，维系民族的人文命脉。头断血流，不辱使命也。

    人们一般以为的故宫国宝南迁是从1937年的抗日战争前开始，其实大不为然。这场民族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早就打响了，只是因其没有硝烟，是场看不见的战争，故一般不被人所见。

    马衡是一个有着深厚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的中国大知识分子。1927年因日本学术界邀请，他曾赴日本讲学，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1931年日本鲸吞我东北之后，马衡立即与他们断交，即使对方登门造访也拒不会见。

    与此同时，故宫国宝的南迁，从此也就开始了。

    其实南迁伊始，人们对此是有分歧的。国之宝器的迁移，势必撼动民心，马衡等30余名文化人当时还曾联名写信给政府，要求把文物挪往离京城更近的保定，谁知后来战局越发紧张，学者们终于统一思想：国亡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将永无法补救。1932年，装箱南运的工作开始，其中古物馆的装箱工作是各馆中最为繁重的，马衡既然主持着古物馆工作，负责组织的便正是装运古物馆文物。南迁分五批，马衡负责了第四批的监运。全部文物都运往了他曾经半生度过的地方——上海。

    1933年2月5日夜间，第一批文物2118箱用小推车悄悄推到前门火车站，装了18车皮。此时的马衡，经常在南京、上海、北平三地往来，妻子叶薇卿也因此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上海居住。四子六女中，除三子夭折之外，其余几个女儿或出嫁，或随母，倒还算太平。就是那三个儿子颇让马衡费神。

    长子马太龙毕业于苏州吴江大学法律系，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诸子女中，在书法篆刻方面，最得父亲家传。父亲不让他吃洋饭，推荐他到南京政府考试院，先后在戴季陶和于右任手下工作。马太龙虽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但还算有碗饭吃，暂不须马衡操心。

    比长子只小一岁的次子马彦祥则完全成了个另类。1917年他随父北上时曾经过继给了天津九叔马廉家，那年他刚十岁，等到三年后再回到父亲身边，已经是个谁也管不住的淘气小子了。他的弟弟马文冲对此有着一段生动的回忆：“二哥读中学时候热衷戏曲，晚上常常跑出去看戏，父亲屡禁不止，下令锁上大门，他竟翻墙而去，后来为了彻底摆脱父亲的管束，留书一封，离家出走。我与三姐去看他，见他挺好，正在桌子上写稿子。一年也不回来，靠自己写稿挣钱养活自己，生活过得挺好。母亲从上海回来后发脾气，骂我父亲，说连儿子也管不住，要找他回来。二哥回来后，母亲大发脾气，要二哥跪下磕头赔罪，二哥去父亲书房认错，父亲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母亲反过来就骂父亲管不住，后来就把二哥带到上海去读书了。”

    一个能够把故宫文物国宝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大学者，却管不住自己的儿子，只有气得话说不出来的份，今天想来，反让人忍俊不禁。马彦祥1925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因深受大戏剧家洪深影响，从此步入剧坛。抗战伊始，他已经成为中国剧坛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和作家。他登台扮演《日出》中的胡四，则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胡四”。叛逆的青年往往激进，激进的青年最为左倾，从三十年代开始，马彦祥就接近共产党，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这么一个儿子，完全有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马衡从管不住他，竟然也慢慢认可他了。

    最头痛的好象还是他那个小儿子，1916年出生的马文冲。从1932年开始马衡出入无定，举家南归之时起，北京十几个人住的大房子里面只有马文冲带着仆人居住。当时马文冲中学毕业，在中法大学读了一年书，马衡一回家就要考察他的学业，他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族传统，做学问安身立命。同时他又觉得下一代人应该去学习更现代的学问，所以一直督促他学习的是地质学。谁知好动的马文冲偏爱上了父亲所有爱好中最不起眼的一个爱好，“偏那时候我爱体育，整天就想打球。还冒充东北籍贯报考黄埔军校”，被马衡大骂一顿。父亲如此大骂儿子是有道理的，中国人是最讲祖籍、认祖坟的，故马衡家大门口挂匾为“鄞县马”。马文冲为了当兵考军校，竟然连祖籍都不要了，马衡很生气，故不许他上军校。

    1933年7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成立南京分院的决定，将南迁文物存放在首都南京。第二年，马文冲由母亲做主，同意他报考黄埔军校第11期，当马文冲把这一消息告诉马衡时，出乎意料地发现父亲深表赞赏和支持。国难日深，国家存亡，马衡已经改变了一向教育救国的主张。到了南京的黄埔军校后，马文冲才有机会看见上海租界的故宫仓库和正在兴建的朝天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他的印象中，上海租界仓库有两个圆形大铜门，有360多位数的密码，极其复杂。而南京的地下仓库则更是一个巨大工程：有专门的发电厂和人造空气，分地上地下三层。他也这才知道父亲的工作有多么艰巨。

    那年8月，正值马衡的母亲李氏过世，马衡按照儒家之礼仪，很长时间没有刮胡子，穿着灰布大褂，鞋子上还镶着一道白边。数月后他的九弟马廉又突逝北大教室。国仇家难，马衡无法两头关照，那时马衡经常就住在南京，监督仓库工程早日完工，只得让五弟马鑑为母亲和弟弟发丧。自己则在往来书信中，将朱砂印泥改为蓝色印泥钤印。

    将朱色改为蓝色，只这一个细节，孝子之孝，文人之文，尽在其中矣。

    1933年至1944年，故宫1、3万余箱书画、铜器、瓷器、玉器精品及善本历经11年，行程万余里，先迁上海，后迁南京，再迁西南大后方，每一迁都惊心动魄，每一迁都留下了难忘故事。在日寇侵华期间，全国文物损失惨重，但故宫文物却无甚损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领衔的院长马衡从不居功，甚至很少提及，这正是马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天性一贯的始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继之“八·一三”上海烽火又起，马衡与马文冲父子俩在南京经常碰头，那也是他和父亲很亲近的一段时光。就在朝天门工程即将完工时，“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开始，马文冲被调往淞沪战场，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满脸祥和，对他说不要贪生怕死，打仗要勇敢。他不知道，虽然不上战场，父亲肩负的任务一点不比他轻。国宝面临着再次西迁的任务。

    与此同时，父亲马衡的保护国宝战役，也再次打响了。这一次更加艰辛曲折，临危受命的马衡别无选择。11月底，北路陆路运输的三个批次专列先后从下关开出，前往西安。首批专列没有可靠的押运人，马衡想来想去，想到儿子马彦祥，真是上阵父子兵啊，马家二公子马彦祥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故宫文物分三路运往后方，马衡带领部分人员走中路，有9331箱，基本走水路，分19批经4个月运往宜昌，然后转运重庆。后又因安全问题转运乐山。“加雇民船，星夜装运”，还有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因深夜押运不慎堕水而亡的。马衡很为自己挑选的员工而满意，故宫文物分批西迁，8年来国宝没一件遗失，无一被盗和损坏，全部安然无恙，这是故宫全体执行人员的功劳。他们若没有忠贞的爱国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的。

    文物押运的过程中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有一次马衡他们一行三人雇一辆小车，前往陕西。刚出成都，路途平坦，视野开阔，马衡与李济理事就高兴起来，一路背着《长恨歌》，行至绵阳，道路颠簸，再无精神背诗。行至梓潼，司机罢工不开了，马衡数人只得坐着大货车，赶往陕西。这些都是小插曲。找地方藏那些国宝，这才费尽了马衡的心思。最后选定了乐山安谷乡的一座古寺和六座祠堂。北路运输负责人那志良完成任务之后给马衡发了一封电报，旋即接到马衡回电：自沪州被炸，忧心如焚，数夜不眠。得来电，知兄大功告成，急嘱厨房备酒，痛饮数杯。

    马衡者，真性情中人也。劫难来时，愁得睡不着，大功告成时立刻要喝庆功酒，还忙不迭地把此事告诉他的下属。其人个性，可见一斑。

    俞建伟、沈松平先生所著《马衡传》中，对国宝南迁有着非常精辟到位的评述：“从1937年到1947年，马衡和故宫同仁们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环境中，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带着16700多箱书画、铜器、瓷器、玉器精品及图书善本，历经十年，行程万余里，迁移到西南大后方，存放到安全地带，直到抗日胜利后再迁重庆，然后再迁回南京，每一迁都惊心动魄，每一迁都留下难忘的故事。在日寇侵华期间，全中国文物损失惨重，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却没有大的损失，尤其西迁文物无一失落，无一被盗，全部安然返回南京。这不能不说是抗战中的一个奇迹，也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

    故宫文物西迁，是中国人民保护珍贵历史的壮举，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1947年9月3日，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专门做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其中详实说明了文物西迁过程，却没有丝毫提及个人在这艰苦卓绝的十年中的贡献。

    有谁知道，正是在他披肝沥胆救搞国宝之际，他那从军的小儿子马文冲在南京保卫战中身负重伤，撤之武汉救治，住院70多天。正在主持中路文物运输的马衡路过武汉，前去医院，儿子刚做完手术，还没有从深度麻醉中醒来，马衡在他床边守候良久，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从不落泪的马衡此时落泪了。他不能守候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儿子身边，国宝在等待他的组织保护，他有儿子，但他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如此挥泪而去，终不能与儿子说一句话。而病榻前昏睡的马文冲甚至不能领略如此舐犊情深的表露……

    又有谁知道，当马衡护卫着国宝长途跋涉时，1940年，他的身在上海的妻子叶薇卿却终因病重而逝。烽火连天，夫妻不得互扶，叶薇卿终年才56岁。

    幸有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对马衡之大功还是清楚的，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书的序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期间，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文物，即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以此自矜功伐。

    马衡为人的崇高品德，为人方正，他的刚直无私，淡泊名利，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甚至就是在国难当头中，也似乎只是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他是一个大默如雷之人。

    马衡对国宝文物的又一个卓越的贡献，是在1948年前后，他千方百计地保护下了留在北平的珍贵文物，使其不曾离开故宫。

    有谁会想到，无比珍贵的故宫国宝会经受如此之多的磨难，而故宫文物的捍卫者又要经受如此之多的命运的抉择。1948年11月10日，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在院长马衡缺席的情况下，决定把存放在南京的文物中选择精品运往台湾。而北平文物的迁运工作，却一拖再拖，每次上面催促，马衡都有理由，比如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等。朱家溍先生回忆说：北平和平解放了，有一天，我问马院长：“是不是本意就不打算空运古物？”马院长点燃一枝雪茄，连吸几口，从鼻孔冒出两缕烟，微笑着说：“我们彼此会心不远吧。”……他告诉我：他的儿子马彦祥在解放区，早就设法和他联系过，所以他决定不走，并且尽可能使空运古物不成事实。

    事实上，马衡的气节也使他不愿意离开大陆。1949年1月，南京政府派专机来接北平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时，马衡是名列其中的，但他一拖再拖，终于留在了大陆。

    马衡的选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他整个家族的选择。他的大儿子马太龙早在抗战初期就离开了重庆政府，不愿意再与这个没有前途的腐败政府绑在一起。他的次子马彦祥早已作为共产党的骨干活跃在中国戏坛之上。1949年春天，他是作为北平军管会所属的文化接管委员会首批人员进入的北京，当时的职务是文管会文艺部副部长兼旧剧处处长。他的小儿子马文冲经历最为坎坷，抗战初期重伤之后，被马衡接到重庆故宫博物院办事处，养了近一年的伤，刚好黄埔军校入川，马文冲就归校担任了骑兵科助教，一年后又回军队任职，重返前线。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就劝其子早日转业。1946年马文冲所在部队上了内战前线，辞行时马衡正告其子：国家大病之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你切勿卷入内战，否则将死无葬生之地。马文冲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岂可惜死？马衡听后大怒曰：我岂教你贪生怕死，当年你奔赴抗日前线，我不是教导你要英勇杀敌吗？为保卫祖国而战，战死也光荣。如今你为少数人的意志卖命，进行祸国殃民的内战，你穿这身军装走在人前，人皆侧目而视，你不觉得可耻吗？

    父亲的当头捧喝唤醒了梦中人，马文冲未曾把枪口对准共产党的军队，但他也无力摆脱那旧有的轨道，他去了台湾。然而父亲的召唤竟然会如此振聋发聩，马文冲回忆：“他那时候教育我，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祖国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马衡就通过他在香港大学教书的五弟马鑑劝马文冲快快回来。一年之后，马文冲带着妻儿竟然奇迹般地从台湾回到了大陆，回到了他亲爱的父亲身边。

    母亲，我并不想在马衡先生的晚年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过的不幸和稀泥，将曾经有过的深深的隐痛化解为乌有，就象我并不想把我母系家族曾经发生过的悲欢离合从我记忆中轻易抹掉一样。

    马衡先生面临着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在那个语境里，他不是大师，而是幼儿园小朋友，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了。从言谈举止，到灵魂深处。

    而这一切，马衡是缺乏准备的，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去准备。他全部的精力，一以贯之地花在他终身热爱的金石文物工作上。1951年，故宫对建院以来的旧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工作是相当的繁重，马衡的心思却没有化在政治上，他精神十足地开始收购大量珍宝，其中著名的“三希堂法贴”，就是当时的他和王冶秋一起去香港鉴定收回的。

    如此地不重视学习，不讲究政治，不洗心革面，不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对时局的演变又如此懵懂，糊涂一片，自然就会换来第一阵暴风骤雨的狂轰。1952年，“三反运动”来了，马衡和故宫的一批干部被揪了出来，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交代。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在故宫幽灵般流传：深山必有老虎，马衡既然在故宫工作了30多年，他就不可能没有贪污盗窃的隐情。这种假设有罪的逻辑，让玉人般的马衡连回驳的准备都没有。这一切都实在是太荒唐了，从马衡这里自然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于是便去讯问马衡的司机，司机话；马院长上班下班，从来就是空手来去，连包都不拿，而且他上下车全部在大厅广众下进行，他怎么可能盗窃贪污呢。

    查了马衡两个月的问题，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得做罢。但就此罢体又太便宜了马衡，于是找了马衡的别的缺点，架子大，和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这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普遍的意见。有人竟然用这样的办法来整治他，让这个七十岁的古稀老人每天拿一个小板凳到故宫后门外和那些人力车夫坐在一起学习。马衡这么大的一个学问家，一辈子与书打交道，何尝遇到这样的精神上打击。幸而不久之后郭沫若知道了这一消息，连忙让人通知他回去，他这才算是得了解放。

    虽然用不着再和人力车夫坐在一起学习了，但马衡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却也因此被解职，他被调任全国文物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这对马衡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他为故宫博物院整整服务了27年，其中有19年担任院长之职。这19年中多值战乱，烽烟遍地，故宫文物南迁、西运，新旧政权交相更替，他始终以保护故宫文物为己任，尽职尽责，此情此心，可谓杜鹃泣血，披肝沥胆。他那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本该永载青史，谁曾想还要受到如此地污蔑。他一生性格平和、为人慎独严谨，从不轻下判断，他在历史的关头做出了相信共产党的重大抉择，他不能怀疑自己的抉择，又不能接受某些人对他的污辱。他的晚年进入了精神上极大的苦闷之中。

    另有一件事情也让他心事重重。他好不容易才把小儿子从台湾召唤回来，但小儿子的生活并不尽人意。从台湾回来后他就参加了革命培训班，最后被分配在了山东单县教书，作为内控的人员，马文冲得不到政府的信任。此时的父亲已经无力像战时那样照顾这个小儿子，只能让他在当地好好工作。

    尽管他精神很苦闷，马衡还是准备把所有文物捐献给故宫，马衡一生搜购文物花钱从不吝啬，他收集的图书、书画、碑帖等文物堆满了４间屋子。1952年就捐献了一批，儿女看他的房子都已经破了，劝他卖两件文物，修修破了的房子。马衡说不卖，也不留给子女，只说死后全部捐献给故宫。马衡去世后，其子女遵其遗愿，将其所遗文稿数十万言，以及历年所藏万余册图书及９０００余金石拓本等文物，悉数无偿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马衡就是以这样的赤子之心来回答那些怀疑他、污辱他人格的声音的，就是以这样深深的爱来拥抱那与他相依为命的故宫博物院的。

    长期的忧郁，终于让七十岁的老人患上了癌症，1955年3月26日，马衡病逝在北大医院的急症病房中。临终时的马衡，怀着的又是怎么样的无尽的隐痛和巨大的遗憾啊，他没有能够看到他最疼爱的小儿子马文冲。因为就在同一天，发生了刻骨铭心的悲剧性的一幕，远在山东的马文冲被当作台湾特务逮捕入狱了。听到北京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的马文冲想起了被迫离开故宫的父亲在小院里和自己的一起拓碑的场景，他想起了父亲曾经告诉过他，他收藏的宝贝，最终都是要捐献给故宫的。他大声痛哭。办案人员告诉他不能让他回京，因为害怕他就此潜逃，父子俩个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从那天开始，马文冲被关押了整整20年。

    时光荏苒，岁月自有它极强的纠偏能力，六十年过去，生活来到了马衡先生生前所希望的时代。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也是马衡去世50周年。现任院长郑欣淼为纪念老院长向故宫捐献的两批文物约两万多件，特地著文写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衡院长领导故宫博物院奉命复原，组织西迁文物东归，接收流散文物，并顺应历史潮流，依靠进步职工，使南京政府空运北平本院文物珍品去台湾的设想落空，拒绝了要其赴台的电令，毅然选择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马衡先生1952年离开了他以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心情当是很复杂的。但他对故宫的挚爱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了升华，也就在这一年，他将珍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甲骨、碑帖等400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在他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又将1.4万余件（册）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这是马衡先生日积月累收购来的，花费了他一辈子的心血，全部捐给了国家，捐给了与他生命联结在一起的故宫博物院，表现出马先生的品格和襟怀，更是培育故宫人精神和形成故宫传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一件近日发生的文化盛事。母亲，昨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您看了吗，媒体报道了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将共同举办各种有关国宝文物活动的消息。那正是在马衡先生手里一件件整理搜集起来的国宝啊！六十年海峡两岸的分离，中国的国宝，终于即将又会合在一起了。马衡先生，您若泉下有知，会不会又将大声唤酒，痛饮庆贺呢？

    会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