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宝生了八个孩子,老大是个姑娘,没摊上好日子,八、九岁上,就生病死了,并不是致命的病,只是脚上生了一粒疮,没钱医治,就死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普遍的缺医少药,死亡是贫苦人家的家常便饭。临死前懂事的小姑娘还对妈妈说:妈妈,我要死了,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走了的老大不算,接下去七个,六男一女,都活了下来,越活越滋润。
这一大群孩子小时候可是穷的叮当响,一群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一张床上,夜里人叠人的,也不知道怎么样一觉就睡到天亮。
1959年,摊上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大家都去吃食堂,很快就没得吃,饿得脸发青。人口多,收入少,七个孩子,两个大人,再加一个叔叔的女儿也养在家里,十口人,只好半饥不饱过日子了。那时候什么都吃,吃砻细糠,吃紫云英,吃的浑身都浮肿了起来。
老大沈阿嘉初中没毕业就务农,帮助家里干活,1964年全国掀起了四清工作运动,身为贫协主任的沈大宝,这年下半年虽然身在广东,但他仍写信鼓励19岁的大儿子当兵去。那个时代的农民孩子,出生好一点的,都盼着当兵是条出路呢。这一去就是五年,在部队上打坑道。
老大一走,老二就挑起了家中的大梁。因为有老二挑大梁,老三就有了继续“深造”的空间。1952年出生的老三沈也夫,读书读到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此时老三正好上了初中,只读了半年书,他就开始跟着大家串联去了。农家少年自小就在乡村,宁波城近在咫尺都没条件去。革命一来,他竟然破天荒去了一趟杭州。世界真大啊,知道了,就不甘心了,还想跑得更远一些,第二年就想去北京了。那段时间,全中国都在造反,革命小将唱主角,老三虽然没有直接去造反,倒也旁观了不少次,黄金就是在宁波抄家展览会上第一次看到的。
中国农村里的革命和大城市到底还是有些区别,除了革命还要活命,光抓革命不促生产,大家都会饿死。而鄞县农村里的活路,除了种田、养牛,喂猪之外,还可以打草包换钱。打了草包,用船装出去,陆路是石板路,手拉车,船是生产队的船,船头插一面红旗,老三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1970年,他也验上身体,可以当兵了。
其实老二到当兵的年龄,体检也够格,但老三那时体验也合格了,家里也不能没有人担当啊,老二留下,老三走了。部队在安徽,兵种是陆军特务连工兵排,老三入了党,当了班长,可最后也没有在部队再呆下去,老兵还是退伍了。老三当了整6年兵,1970年走,1977年回来。
前面三兄弟,一个小学,两个初中,七兄妹到了老四,进入学历的最高峰——高中。老四能读书,但自己不想读,初中毕业报升学志愿时,故意填得一塌糊涂,想,人家老师看了这样的表格,准定就不要我了。家里那么穷,读什么高中啊,还是挣钱养家吧。老师可不那么想,老师跑到沈家来,逼着他重填,说他学习成绩好,老师已经推荐他上高中,是陈婆渡中学,只要填了表就能去。老四被老师感动了,那就去吧。
可高中一毕业,部队又来招兵,老四验上了空军地勤,当兵走了。
接着是老五、老六,老七,老五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读到初中,那就是高学历了;老六初中毕业本可以包送,考虑到家中经济情况,算了。老七呢,家中最小的一个,本来是可以读上去的,倒不是经济问题,是老七他完全不想读书,那时候正在批判马尾巴的功能,老七觉得读书完全无用。不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一直就是一场运动和一场运动之间的间隙。沈家兄弟刚刚喘一口气,运动就来了。1974年和1975年间,农村里的运动,就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自已家里养的小猪卖掉的钱也要上交,农民如果在自留田外多种的东西都要砍掉,要想生活得好点的欲望就象是偷来的秘密一样。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这七兄妹还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母亲,我讲述的这些往事,对您来说,真的一点也不陌生。在我记忆中,无论奶奶家还是外婆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相当贫寒的。最困难的时期,两家的亲戚,分别在奶奶和外婆的带领下,常住我家,无非是有碗饭吃。父亲曾经告诉我,困难时期,有一天从北方来了一群亲戚,让他给送回去了。谁知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又来了,因为北方没饭吃,他们饿得受不了。那段时间我家的确是个中转站,总是处在北去南来的循环之中,我记得外公外婆小舅舅,都在我家轮流地住着,不为别的,正是因为乡间吃不饱饭之故。
所以,您不可能不理解,这些穷则思变的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创造生活的能力。
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个家族总有一个核心人物,如果说马家是马衡,翁家是翁文灏,沙家是沙孟海,那么沈家就是老二沈门峤。而家国情怀也从来就不是谁的专利品。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非仅仅指的一种责任,它所指的更是一种情怀和一种能力。因此,我对老二沈门峤有着一份特殊的关注,亦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七兄妹中的核心人物。我关注他,更因为他对国家的态度。
沈门峤是个热情的汉子,中等个子,身体结实,绝对没有老板肚,讲话热情坦承,完全没有乡村传统农民的拘紧。他是个眼界开阔的人,这是可以从他的谈吐中发现的,他关心的总是一些大事情,集体的事情,他的关注点在人群中。
他说话嗓音先是很低,但很快地就激动地高了起来,越来越高,最后几乎叫了起来,并配以强烈的形体动作表达自己的感情,于是便有了强烈的感染力。看得出来,沈门峤就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热情的人。
在中国的民间,总是会有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在旧社会,他们有可能是乡村领袖,是族长,是乡贤,是开明绅士,哪怕当长工,他们这样人也一定会是长工的头,和沈大宝一样,是“作头”。而在新社会,他们一定会尽一切可能要加入共产党的,因为只有通过组织才能把家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组织中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沈家老二沈门峤,正是这样一个人。
新中国的同龄人沈门峤,他的故事与改革开放同步。相比于他的其他几位兄妹,沈门峤的生活似乎更有几分传奇色彩。
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母亲生他之时,梦见一座花轿被人抬了过来,故为他取名梦轿。做母亲的怎么会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儿子成了专门卖轿车的老板。要知道五十年前母亲连什么是轿车还不知道呢。
沈梦轿的名字一直叫到他上小学,老师问他叫什么,他嫌“梦”字难写,正好看到眼前有扇门,顺手一指那扇门,他就成了门轿。老师问他又是什么轿,沈家老二大字不识一个,如何说得清楚,老师就代为取名,从此他被唤作了沈门峤。
沈门峤说他自己是不会读书的,读到六年级毕业,他还写不好那个“6”字。这可能是有些夸张了。沈门峤不喜欢数学倒是实情,照他自己的说话,他最痛恨的就是数学,稍带着也就不喜欢与数学有关的经济。他内心的全部热衷都在于政治。人们说到农村的穷苦孩子,一般会引用西北农民的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孩子在放羊,问他为什么放羊,他说挣钱娶媳妇;问他为什么娶媳妇,他说生娃;问他为什么生娃,他说长大了放羊。可这个段子却完全套不到生活在东海之滨古鄞州乡间的农家子弟沈门峤身上。
沈门峤从小就有政治抱负,从小就有忠君报国思想,喜欢看杨家将岳飞抗金等中国历史书,读到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歺胡虏肉,笑谈客饮匈奴血”,自己就身临其境,壮怀激烈起来,看到奸臣误国,就恨得捶胸顿足,咬牙切齿,看到古来历史中家国灭亡之处,忍不住就会泪流满面。沈门峤还喜欢军事,虽然没能当上兵,却不妨碍他研读“孙吴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书籍也是他的案头之书。沈家老二尤其欢喜看有关抗日战争的电影,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都是他百看不厌的片子,沈门峤特别仇恨日本侵略者,那是真正称得上国仇家恨的。据象山档案馆记载,当年因日本人在宁波投放鼠疫,致使平民百姓大量死亡,沈门峤的老家象山横里村受害最为严重,全村死亡三分之二,沈门峤的爷爷奶奶,也是在那苦难的日子里,短短几天内就相继而亡的。因此他曾想过,要是生长在战争年代,他就一定要当个将军,杀敌立功,报效祖国。和平年代怎么办呢?也要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力啊。沈门峤想,不能当将军,就弄个乡长、县长干干,也有平台可以实现理想啊。
一个没读过几天书的农民想当将军,想当县长,让我想起了什么?母亲,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突然您的几个姐弟纷纷加入了党组织,在此之前,由于家庭出生问题,他们一直是进不了这扇大门的。改革开放一来,姨妈入党了,二舅舅入党了,小舅舅也入党了。而您因为青年时代的投身革命,早在五十年代就入党了。我本来以为十年浩劫,信仰危机,乡间哪里还会有这种政治热情,所以当二舅舅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他入党的消息时,让我这个什么组织都未加入的大学毕业生非常惊奇:我不明白他们的这种政治热情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在我面对沈门峤时再度跳了出来。然而仔细想想,我对自己提出这样问题便极为不屑:难道政治只是知识分子的兴趣;就只是官员们的权力;难道一个农民就不可以有强烈的政治热情:翁文灏以文转政,沙氏兄弟投身革命,和沈门峤想当将军当县长,都是心里有国家。说到底,一个泥腿子的家国情怀,与一位国家行政院长的家国情怀,与一位省长的家国情怀,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也没有什么不同嘛。
1964年中国农村开始了四清运动,农村里也开办了政治文化夜校,15岁的沈门峤在政治夜校里,实实在在地学到了一些文化。一年以后的1965年,沈门峤入团了。以后他就一直在村里搞青年工作,思想上进,工作积极,是党支部的重点培养对象。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7岁的沈门峤当了红卫兵,继而当了民兵连长,又当了团支部书记。真是连升三级啊,沈门峤在钟公庙乡村的阡陌间走进走出,喉咙“狂狂”地响,意气是何等的奋发。
革命归革命,日子归日子,家里可是更穷了。又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是批林批孔,又是批邓整风,家门口种了几株向日葵也是不行的,也算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的。那年部队又到农村来招兵,老二、老三都验上了,老二想了想,还是让老三去了。
在沈家有一个传统,人家是长兄如父,而在沈家兄妹中,一致公认是二兄如父的。从小他就为家里挣工分,一天三个工分2角钱开始做起,做到了一天十二个工分8角钱。夜里兄弟们累得睡下了,他一个人还在干农活,因为他不让弟弟们太苦,他是家中的全劳力,有一种要为亲人去担当的个性。
老三、老四都跳出农门去当了兵,他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没有任何新意的农耕生活。虽然如此,沈门峤还是积极向上,当兵没当成,沈门峤就想在家也一样可干革命。要干革命就要懂革命的道理,所以农民沈门峤很是读了一批马列经典和毛主席著作,还专门研究过斯大林,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等。青年农民沈门峤得出的结论,象他的父亲一样,他信仰毛泽东,崇拜毛主席,认定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领袖,认为毛主席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正确的,于是他积极响应毛主席战天斗地的号召,干社会主义,干集体化,反对搞资本主义。
1974年,组织上进行多年考察后,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实现了父辈的志愿,父亲沈大宝终于看着他入党了。两年之后的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沈门峤和全国人民一样欢饮鼓舞,同时又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青年农民沈门峤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他是一个有政治理想、有政治信念的人,因此他在精神上陷入了迷茫。毛主席逝世了,真理竟然要经过实践才能辨别是不是真理了。自己已过而立之年,提干不成报国无门,政治前途失望。连毛主席都可以评判了,那谁还可以相信呢。
沈门峤更加发奋读书了。六十年代他读的都是些马列毛主席的书,七十年代后则看了很多诸子百家的书,诸如韩非子,庄子,老子的种种学说,至于春秋战国包括三国时期的史书,他是翻来覆去当做经典在阅读的,如此,他的思想终于开始跟上形势。1977年,他出任了村里的党支部支部委员,乡里又建议他出任乡团委书记。如果真能如愿以偿,那么沈门峤和他的三弟沈也夫一样,就要去吃国家饭了。
和党中央一样,沈门峤终于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心服口服地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才是真正的实业救国办法。正在沈门峤整顿思想,重新出发的当口,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这时候开始清理文革诸多问题了,党组织考察了他好几年,好容易通过了,让他入了党。谁知道那年入党的都要普查,查是否是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双突分子”。如果是的话统统都要从党内清退出去。好在沈门峤经普查后确认不是双突分子,还提升到了宣传委员。
已经当了支部委员的沈门峤下一个进步台阶是支部书记,上面也已经给他透过风,由他担任书记,由他童年的一位好朋友当他的助手。这位好朋友,为人忠厚老实,当年还是沈门峤送他当的兵,又是他把复员的他再接回来,无论资力能力,都在沈门峤之后,因为一些并非能力也并非人品德行上的原因,上面最终批下了好朋友成了书记,而他沈门峤还是委员,外兼种子队长。沈门峤本是一个宁当鸡头不作牛尾的人,但真的事情来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沈门峤读过列宁的著作,知道列宁同志在《论工人运动》一书中曾经说过: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么高。所以他认为一个人必须要有志向,虽然有时候理想不等于现实,但他相信自已是鹰,总能比鸡飞得高。权是党给的,人是上面培养的,沈门峤是决不搞阴谋诡计的,新书记和种子队长相处得和童年一样好。
就这样,改革开放的时代终于来到了。更多的道路出现在了沈门峤的眼前。
1978年10月,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当时的鄞县县委在全县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鄞州的改革开放从改变两千年不变的生产方式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放开搞活的农副产品市场,是这场体制转型的开端;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到乡镇、国有企业改革到私营经济为主导,鄞州工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焕发出无限的智慧,鄞州大地上演了一场中国农民创世纪的经典故事。
沈门峤本来对搞经济并没有什么兴趣,他是觉得自己除了种田再无路可走了,这才从对国家的一腔热血中暂时收回心来,把目光折回到家庭中。恰好这时钟公庙乡有个建筑队请他去当油漆工,还说好了月工资80元。沈门峤一个农民,油漆工只是他业余爱好,没有拜过师傅。可他是何等聪慧的农民啊,他先一口答应了下来,然后赶快跑到书店里去买如何做油漆工的书。现买现卖地就做起油漆工来。
母亲,您瞧,他最初创业的经历和小舅舅何其相似乃尔。他们都做油漆工,小舅舅会画花鸟,沈门峤也会画花鸟,用橡皮擦着油漆,竟然能画出活灵活现的兰花,自己看着都过瘾。沈门峤就是一个人才,做油漆工也能做出花儿来,在木梢板上能做出各种树木花纹,跟真的木板一样。30年前,鄞州的工业经济以“低档、小型、集中、加工、分散”为特点,小五金、小塑料、竹编工艺是当时的生力军,沈门峤看准了当个油漆工,应该算是量力而行的最佳选择了。
没多久他的名声就传开了,业务越来越兴旺。到建筑队才半个月,任务来了,要到上海一家企业去做办公家具,木工油漆工都要,他带着4个徒弟,其中3个木匠,一个漆匠,这就闯进了大上海。上海企业的科长给他送来一罐油漆,说:你就照这个颜色漆。沈门峤二话不说就干开了。沈门峤手艺儿又好,人又厚道,生意就那么来了。本来只是给单位做木匠,结果一传开,不少上海人都让沈门峤来给他们打家具。沈门峤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的改革开放的创业之路,就这么开始了。原来那时候报纸上已经开始宣传一种承包责任制的劳动分配方式。那个负责建筑队的工办主任琢磨着这个办法好,就把沈门峤叫了去,对他说:上海的活儿就承包给你了,完成基数任务之后,再挣多的利润中,你可以抽取20%。你看行不行。
行啊!沈门峤说。他胆子大,也没有仔细算计,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应承下来再说。转眼一个月过去,沈门峤开始结算,算着算着,心“哐哐哐”地激烈抖动起来,他简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然赚了500块钱。500块啊!他听说那时候中国最大的领导邓小平,也只有600块钱的月工资哪,他只比邓小平少一百块钱,我的天啊……
沈门峤一下子就放开了手脚,拉开了架势,他找了十多个徒弟,在上海滩和宁波周围,象模象样地干了起来。最让他小小得意的是,三个月后,工办主任和建筑队书记都把自己才十四、五岁的儿子送到他沈门峤的手里,拜他为师了。
国家的整个形势,都是鼓励沈门峤发家致富的。1982年9月,鄞县县委部署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鄞县工业总产值已经突破了10亿元大关。
农村里看一个人有没有发家,就看他有没有盖房子。沈门峤发家了,他喝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口水。便花了四、五万块钱,在他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两层楼的房子。沈门峤在村人眼里,还是一个能干人啊。沈门峤的“集体情结”也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他终于理解到了,个体经济也是名正言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组成部分,也是很光荣的事业,不但能挣到钱,使个人的家庭幸福富裕,更能够帮助国家强大富足,同样能够得到党和国家和人民的充分认可,他的个人价值和人生理想也一样能够实现。
沈门峤回到了钟公庙鲍家村,自己开起了家具厂。这是一家私营企业,挂靠在村里,地址就安放在村里从前的祠堂中,说好了,每年上交村里一万块钱。这样干了两年。沈门峤又开始不满足了,在乡村搞经济,总不如到城里发展更好的。1987年的沈门峤,开始向宁波城进军。
整个国家的大形势对沈门峤的发展也很有利。1988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鄞县进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域。春江水暖鸭先知,沈门峤还是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他事业的一致性。
现在,沈门峤决定不做家具了,宁波人的经商意识实在是太强,不可能不影响到沈门峤这样的改革开放弄潮儿,他想来想去,还是经商更好。卖什么呢?就卖建筑装潢材料。谁帮他一起卖货经营呢,这就把他的妹妹老五沈国芬叫上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让沈门峤想起来就笑得要命。在他们的小小的门市部诸多货物中,有一种不起眼的货物,叫三角带。这个三角带其实并不是稀缺产品。转过街角不远处,和他们的小店就那么一百来米的距离吧,也有一家国营企业在经营。只是因为地点靠里面了一些,不太看得到,又加上国营企业的人,反正是吃大锅饭,进货也不积极,有人去要货时他们常常摊摊手说没有。这样,要三角带的人就渐渐地认准了这家地处杨柳街的名叫“宁波华侨实业公司江东橡胶店”的小小门市部。
沈家兄妹也没有学过什么经营理念,只是想你们不卖我们卖就是了。他们先从一百多米远的国营店里用批发价买来三角带,再增加百分之十的利润卖出去,他们把三角带挂在头上的梁间,来来去去的人一看就知,此处有三角带买。不过他们也的确没有想到,小小的三角带会给他们带来那么大的利润空间,来买三角带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多到常常要排队购买的地步。这可让沈家兄妹乐坏了。旁边不远处,就有一家国营的贮放三角带的仓库,沈家兄妹拔腿就能到那里去批发三角带,转个手卖出去,光明正大地就挣10-15%的利润。国家,集体都得到了便利。那几年,生意好的时候,他们一年就尽赚了6、7万元的钱。
按照这样的发家态势,那二十年发下来就不好说了。然而,就在这时候,国家又扣响了沈门峤的心门。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地捉弄人,十年后他沈门峤的事业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乡里来人多次登门求贤,要他回村担任支部书记。原来当时的鲍家村又变得很穷了,村里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个体经济都富裕了起来,集体经济穷得连开销一百块钱都要去借。还是需要有品行的能人啊。乡里的书记找上门来了,三顾茅庐,就是希望他能够出山,带着一村的百姓奔好日子。沈门峤从来就不是一个看重钱的人,集体需要他,就满足了他的家国情怀,他接管了村里的集体经济,担任支部书记。一年下来,村办企业就赚了二十多万元,上交村里七万元。
当时的农业乡长陈嘉祥正好驻扎在村里工作,他特别看重像沈门峤这样的有品德的能人,帮助他把家乡建设好。他们三年内筹集了资金三十万,建了三座大桥,改建二条公路,改造了变压器电线和农田建设,新挖河道1000米,砌石驳河坎2000米,家家户户按装了自来水,还修复了乡村的道路,用水泥浇灌好了通水的渠道,改造好了电网和自来水,甚至修复好了乡村厕所。
有一件事情是他始料未及的。当了干部,他每年的薪水只有三千元,基本上二百多块钱一个月。这哪里够啊,所以他虽然难以照顾店里的活,照样还得拿着店里的钱,每月发工资一千。就这样,集体富起来了,三年时间全村脱贫致富,他穷下去了。他这个老板,终于成了瘪三。
这样下去可不行,沈门峤发现他不能够心挂两头,干脆就把宁波城里生机勃勃的店铺交给了弟弟妹妹们经营,自己把更多精力放在乡村集体经济上。
沈门峤任书记三年,党内又进行了民主选举。过了四十不惑之年的他,已无意政治,只想办实业,在县人民大会堂支委学习班上作典型发言时说:我来时一阵风,去时一朵云。现在我飘去也。
不过沈门峤这朵云飘来飘去,还是在集体的天空上。1991年,这个家国情结极强的中年汉子,在最年富力强的岁月里,出任了钟公庙乡工业公司总经理,原来这年钟公庙工业公司作企业被骗了200万,造成大亏损。当时老领导陈嘉祥正好调到钟公庙当乡长,党委会上一番讨论后,决定邀请能人沈门峤到钟公庙担任工业公司总经理。只要公家需要他,他还是更愿意为公家服务。
接下去时代的发展步伐,变化之快,简值就和做梦一样:1992年底,鄞县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92年,鄞县环天电器厂在菲律宾建立全县第一家境外企业,开始了鄞州企业跨国历程。
1993年8月28日,宁波市最大的专业市场——宁波轻纺城市场在鄞县建成开业;
1993年,宁波市乡镇企业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宁波雅戈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93年,鄞县工业经济总产值突破百亿大关。
而1994年就这样来到了。沈门峤已经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公司赚了几十万钱并建造了公司大楼,这一回,钟公庙乡工业公司的企业也要转制了。
中国的乡村,一次次地改革,就是要使个人富裕起来。沈门峤此番什么都没有拿,他料理好了所有的企业事务,收回了全部的款项,干干净净地离开了他打拼了几年的企业,手里就拿了一只“大哥大”,这只手机他必须拿在手里,还得料理种种“后事”呢。
1994年的春节一过,沈门峤在家中细细盘算他改革开放那么多年来的胜利成果。这一下子他才开始慌了起来。他发现他做了许多事情,创造了许多资产,但他自己依旧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留下。
二哥沈门峤两袖清风,重新开始创业。他要开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他要做摩托车生意,然而,当他需要创业资金的时候,他发现,其实他连生活资金也已经没有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心想事成。沈二哥平时为人正派可靠,当他需要十万人民币的资金的时候,他很快就筹集到了。真是运气好,摩托车越买越红火。赚了几百万后,沈门峤铺开了架势,干脆就在宁波开了八个商场,全部售卖摩托车。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些年宁波人锁定了摩托车,有一段时间,人们几乎着迷地买摩托车,最多的时候宁波城里有一百多家卖摩托车的。因为信誉好,生意就做得好,最多时沈门峤一天就卖了七十多辆。最后竞争下来,市场淘汰,只剩下连沈门峤在内的三家。
2002年,鄞州人民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2月,国务院撤销鄞县,设立宁波市鄞州区;2002年,沈门峤个人的事业也发生了一个转折,沈门峤梦想成真。因为那一年宁波禁止摩托车进城,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轿车上,沈门峤终于开始卖轿车了。
沈门峤的个体经济搞得红红火火,成了拥有几千万资产的小业主。在他的带领下,周围有十来个人成了千万富翁,有十几个拥有百万资产,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其余六个兄妹都已经成为卓有成效的企业家了。沈门峤与他们保持着最亲密的手足之情。他的风格是从不计较,从不争钱。他有一个理论是与曹操的理论反着来的:那就是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负天下人。他认为,只要不争钱就没有矛盾,一争钱,矛盾就来了。而他的兄妹们对他的态度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二哥不会错,二哥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沈老二还是沈老二,那个要照料他人的天性一点未变。对父母孝,对兄弟悌,对四亲八眷都十分关心,每年都要拿出好几万帮助贫困亲眷和村里的困难群众。我去采访他的时候,正值抗震救灾之际,他正与他女儿正在张罗着捐款捐物,我还在他的汽车销售处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捐款单,有几百的,有几千的,给我的感觉,还是把公家做事的一些原则和风格做到了他自己的私营企业。问及此事,他热血沸腾地告诉我说:那一时我正在象山出差,阿拉阿妹打电话来说,二哥二哥,你可看了电视,四川地震了,你有没有捐款!我说我还不知道呢,赶紧打开电视,啊呀呀,我的眼泪都要看出来了,赶快布置企业集团捐款。职工们都捐了,捐多捐少,心意要有。娘的,企业里就有一个人一分钱也不捐,不捐也罢了,还说:四川地震,他们死人,和我什么关系!你说还有这种没良心的人吗?我火大死了!辞退开除!
真的辞退了!我问?
辞退了!沈门峤一点不含糊地说。
我挺佩服他这一招的。宁波此地,一向有乐善好施的传统,沈家人的人品家风,亦容不得这样道不同志不合的人来沾污。都是有钱人,距离怎么那么大呢?母亲,您也知道,人们往往会对那些从赤贫到暴富的老板表面上恭敬有加,骨子里哧之以鼻,那是因为他们有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暴发户的粗鲁与文化上的无知,但我在沈家兄弟身上断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丝一毫的痕迹。沈家七兄妹,包括他们的儿女们,没有一个人打牌,撮麻将,这个如今相当富有的大家族,没有一个人沾染上赌博的恶习,更不要说其它乱七八糟地暴发户的毛病。在鄞州这样的文化之邦上,他们即便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在生活中也受到了很好的文化醺陶,并悟出一些来自于生活的真谛。
2007年,沈门峤所经营的企业商业销售已达6000余万元,个人资产达2000余万元。他说:我热爱祖国,感谢党,我最崇拜的领袖是毛泽东,我最感谢的人物是邓小平,我拥护中央历届领导,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六十岁了,已没有了古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样的情怀,但仍关心国家大事,世界时事。古人说得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高兴地看到人民富裕了,国家强大了,中华民族兴盛了。
母亲,您听听,这位沈家二哥讲的话,象不象一个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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