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它久已亡佚,只留下了一个古怪的书名。梼杌,相传是一位凶神或者一头恶兽。后人别创新解,不一而足,但都查无实据。梼杌同楚国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不解之谜。在楚人的心目中,梼杌大概不是什么凶神或者恶兽吧?史籍以《春秋》为名,借时序的流迁喻世事的演变,显得典雅而正大;以《梼杌》为名,就显得神秘而奇特了。这一正和一奇,似乎透露了上古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风格差异的一点信息。
西晋咸宁或太康年间,从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
其中有一篇记楚事,据见过的人说其字最为工妙,可惜也失传了。
古老的中国有一堆庞杂的神话和传说,楚史的起点就在神话和传说的时代之中。这些神话和传说介乎有序与无序之间,最易使人发“剪不断,理还乱”之叹。想要从中察访楚人先民的踪影,恰如在迷宫中寻出路来那么麻烦。好在这不是索然无味的苦差,我们终将走到豁然开朗的洞天。
(第一节祝融与古帝的世系和位次
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生活在洪荒时代的始祖,那是一位神格化的人,或者是一位人格化的神,通常享有建不世之殊勋的荣耀。他们受到这个民族笃实而真诚的崇拜,赋予这个民族以生存的勇气和进取的信念。他们的事迹夸张地记录了这个民族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而且集中地显示了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和理想。
那么,楚人的始祖是谁呢?
假如只追溯到祝融,那是众口一词,绝无疑义的。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都能找到力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楚国的别封之君夔子不奉祀祝融和鬻熊,楚王忍无可忍,兴师问罪,把夔子废黜了,把夔国灭掉了。鬻熊是楚国始封之君熊绎的曾祖,祝融则是楚人的始祖,不奉祀鬻熊已罪不可恕,不奉祀祝融则罪莫大焉。
《国语·郑语》记周太史伯答郑桓公问,明确指出楚国的公族是祝融的后裔,这是述及楚人始祖为祝融的一则最早的记载,时在西周末。
1987年发掘的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墓主是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际的楚左尹邵,墓中出土的竹简记录着墓主奉祀的祖先的名字,其中就有祝融,这是证实楚人的始祖为祝融的一个最新的发现。
假如不满足于祝融,而要上推到比祝融更早的颛顼或者高阳,似乎也不无线索可寻。屈原在《离骚》中自述家世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史记·楚世家》的起句是“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屈原博闻强识,以楚人言楚事,其必有据。《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相传也是祝融的后代,而且治史如理丝,所言也绝非无稽之谈。
那么,楚人的族谱似乎可以从别称高阳的颛顼写起了。无奈《离骚》的上述说法是附会,《史记》的上述说法是误会,附会加上误会,就失真愈甚了。这牵连到神谱的形成和变迁,不能不多费些口舌。
中国的民族是多元的,他们的神话和传说自然也是多元的。民族是在动的,是会变的,与此相适应,神话和传说也在动,也会变。
民族的融合,国家的兼并,以及正统观念的形成,促使来源各异的诸多古帝实行纵向的整合,本来没有从属关系的有了从属关系,本来没有裔嗣关系的有了裔嗣关系,全不顾资历的深浅和神通的大小,总是强者为尊,后来居上。民族的流徙,国家的播迁,以及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的学说的确立,促使先已整合的诸多古帝实行横向的改组,易位者有之,变姓者有之,升者、沉者亦有之。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古代的神谱,就是这么一个几经整合、改组的杂拌儿。这个神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饶有意趣的信息,但它所开列的古帝世系和位次的可信度是不高的。
高阳的资格很老。《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鲁太史克对鲁宣公问,列举了几位古帝,第一即高阳。高阳为夏人所尊崇,是炎帝的古称。称高阳也罢,称炎帝也罢,都是太阳的化身。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夏朝,从而接受了夏人的古帝高阳。族际的主从关系幻化为神际的主从关系,祝融就被当做高阳即炎帝的臣僚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张守节《正义》说:“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这个“佐”字,用得相当贴切。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记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云云,证明楚人相信自己的始祖是听命于炎帝的。《离骚》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叙事求其古,用典求其雅,所以不称炎帝而称高阳。至于屈原把炎帝与祝融的主从关系说成祖孙关系,则是攀龙附凤的心态的流露。自从周代形成了正统观念,利用神话和传说来攀龙附凤是人情之常,三闾大夫也未能免俗。这对民族和睦、国家安宁有利,既无可厚非,又无须深究。
高阳源于中原,炎帝源于关中,彼此邻接。西周中期和晚期,姜姓的周人多数迁居“南土”,有申、吕、许、厉等国,他们把祖神炎帝也搬到南方来了。战国中期以后,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炎帝为赤色,别称为赤帝,就被派定在南方火位了。
颛顼与高阳原不相干,他是中原某个古代民族尊崇的天帝,后来被周人接受了。颛顼的神通是无与伦比的,把他看成宇宙的主宰也不算过分。然而他的神格相当模糊,甚至相当抽象。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他在北方。《国语·周语》记伶州鸠说到周武王伐殷纣王之时,“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这就泄漏出颛顼的秘密来了。身为天帝,总在北方,而有莫大神通的,非北极星莫属。北极星高踞天顶,俯瞰尘寰。古人见到连同北斗在内的众星都绕着它旋转不息,它却纹丝不动,颇有临制四方的态势和气概,因而把它当做全天最尊之神了。其实,由于岁差,北极星不是守位不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α,先秦的北极星是小熊座β———《论语》称之为“北辰”。这北辰和邻近的二十来颗星一起,构成天宫紫微,全天最尊之神就住在这个天宫里面。既然全天最尊之神为颛顼,那么,颛顼即北极星便无可置疑了。周人构筑神谱之时,出于扬己抑人的心理,把自家的祖神黄帝排在颛顼的前面,不承认颛顼就是天上的北辰,只承认颛顼管着地上的北维,让他住在层冰积雪之地。由此,颛顼的真身是什么才显得不明不白。
在楚人看来,高阳不是颛顼。《离骚》只说高阳,不说颛顼。
《远游》,东汉的王逸以为也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既写到了“高阳邈以远兮”,又写到了“从颛顼乎增冰”,两者显然不可混为一谈。在先秦的北方人士看来,高阳也不是颛顼。鲁太史克列举的古帝有六位,高阳居第一,颛顼为第五。
高阳与颛顼合流,始于两汉。为了集中和统一,汉朝不能不这样。汉人对太阳的崇拜不像先秦的楚人那么热烈,对炎帝已比较冷淡,对高阳则相当陌生了。恰巧,作为地名的高阳在中原的北面,已经超出黄河流域,正是颛顼管领的地方,汉儒就把高阳和颛顼拉扯在一起,说颛顼以地为号则称高阳了。做得最彻底的是班固,他在《汉书·叙传》中称高阳、颛顼为“高顼”,这就再也拆不开了。
《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是楚人把自家名声很大的始祖祝融摆进名声更大的炎帝谱系中去,借以表明自身是诸夏的一员,而实为附会。《史记》说颛顼即高阳,是汉人把旧的神谱改造得适合新的需要,借以显示四海的一统,而纯属误会。至于楚人的始祖,则既不是颛顼,也不是高阳,而只是祝融。《史记·楚世家》说:“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按,重黎即祝融。算辈分,祝融就是颛顼的曾孙了。此说出于经过汉人改组的神谱,不足为据。正像《史记·五帝本纪》说颛顼乃黄帝之孙,同样不足为据。人界有了一个统一的王朝,神界就得有一个统一的世系。原来毫不沾亲带故的诸多古帝,被编派进一个家族的世系中去了,而且做得一本正经,煞有介事。无论高攀的、俯就的、强拉硬捏的,都得其所哉,谁也不会提出抗议的。马克思论古代的希腊,曾说到“真正的氏族”和反映在神话中的“幻想的系谱”。古代的中国也这样,人们也乐于以荒诞的古帝世系来囊括真正的氏族乃至民族。假如见到有些文献说楚人的远祖是高阳或者颛顼而信以为真,那就是食古不化了。
祝融的先人,根据现有的资料,只能推到老童。《史记·楚世家》所谓“卷章”,是“老童”的讹写。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记楚国公族的远祖,“老童”两字赫然在目。老童没有值得后人称扬的丰功,辈分虽比祝融高,名声却比祝融小,因而未能成为楚人奉祀的始祖。
(第二节祝融的功业
祝融作为火正,早在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已崭露头角。楚国的观射父说他是颛顼的火正,周朝的太史伯说他是高辛的火正,太史伯比观射父早将近三个世纪,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采纳了太史伯的说法。高辛即帝喾、帝俊、帝舜,是东夷的古帝。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崇奉高辛的强大的东夷部落联盟,所以后世才有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
继夏朝而起的,是以追尊高辛的东夷为主体建立的商朝。商朝属于信史时代,而且已有成熟的文字、成熟的青铜文化、成熟的城市、成熟的国度。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商朝,所以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得以确立不移。
如上所述,楚人的先民总是依附于强国大族。他们寄人篱下,实为势有所不得已而然。他们处在强国大族的夹缝之中,只好以弱事强,以小事大。贬之者可以说他们朝秦暮楚,褒之者可以说他们弃无道而就有道。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道义的基本准则。楚人对炎帝的崇拜,是其先民同夏人的密切关系留下的印记;楚人对高辛的崇拜,则是其先民同夏朝前的虞人和夏朝后的商人的密切关系留下的印记。子弹库《楚帛书》说到了炎帝,也说到了高辛的别称帝夋(俊)。其中有“帝夋(俊)乃为日月之行”一句,可证帝俊在楚人的信仰中已升格为天帝了。《离骚》推尊重华,重华是帝俊的号,足证屈原也崇拜高辛。
传说时代的火正,降至商代称“师火”,及至周代称“火师”,总之是司火之官。火正的职责主要有三项:一是观象授时,二是点火烧荒,三是守燎祭天。
先说火正是怎样观象授时的。
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下游,土壤沃腴,农业兴旺。农业讲究时令,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一概以时令为转移。时令的更换,一般民众只能凭物候的变化来识别,有天文知识的大巫则能凭天象的变化来判定。这样的大巫以重和黎两兄弟最为著名,号称祝融。上古观象,通常是在天刚黑的时候进行的。被观测的星,恰从东方升起叫“昏见”,恰在南方正中叫“南中”,恰在西方沉没叫“昏伏”。黄河中游的春耕春播,以始于春分为宜。祝融被称为火正,是因为他们能根据火星出现的时辰和方位来判定春分的日期。祝融观测的火星不是被称为“荧惑”的那颗行星,而是被称为“大火”的那颗恒星以及被称为“鹑火”的那个星座。
大火,西名为天蝎座α,在中国古代的恒星区划体系二十八宿中,它是心宿的二号星,简称心宿二。心宿二是颗一等星,而且有与众不同的鲜红颜色,非常容易辨认。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大火昏见恰好就在春分时节。火正观测到大火昏见,就可以发布春分来临的消息了。按,分至点在黄道上约每经71.6年西移1°,形成岁差。据此,由公元前2300年上推100年左右,在传说的高辛之世,大火昏见的日期仍在春分时节中,已可进行春耕春播,可见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未必无据。夏代晚期以后,大火昏见的日期比春分越来越迟,火正所观测的星就非改不可了。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即约为商代的中期,春分时节恰好遇上鹑火南中,火正可以而且必须把观测大火昏见改为观测鹑火南中了。鹑火是二十八宿的柳宿,由一群等次不高、亮度不大的小星组成,状如鸟喙,因而又称“咮”,西名则属于长蛇座。鹑火本来与火毫不相像,它之所以被称为鹑火,想必是因为火正把它的南中作为春分来临的信号。楚人的先民大概曾任商朝的师火,商朝尊高辛为远祖,客随主便,臣随君便,因而有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
接着说祝融的第二项职责———点火烧荒。
上古的农业大抵实行斧耕火种,相当于后世的刀耕火种。斧耕即伐木,火种即烧荒。一年的农事始于烧荒,人民为劳作而紧张,因憧憬而激动,把烧荒当做丰收的前奏,要举行欢快而隆重的仪式。
《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出火,为焚也。”说的是周代出火烧荒的仪式,但出火烧荒的习惯无疑是在更早的时代形成的。由谁把妥善地保存了一冬的火种引到野外,点燃烧荒的第一把火呢?当然是那位责无旁贷的火正。到了季秋,大火昏伏之后,还要举行“内火”仪式,把火种收藏起来。
最后说祝融的第三项职责———守燎祭天。
《礼记·祭法》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说的是周代的燎祭。但燎祭的风俗早就有了。祭天要用牲,这牲就供在柴堆上。把柴堆点燃,让肉的焦香随着烟气飘飘摇摇冲向空中。天帝闻到香气,就算是接受献祭了。火正的任务就是布置、点燃和守护祭天的柴堆。
祭天,当然包括祭大火和鹑火在内。
前面已经说到,最早的祝融是重和黎两兄弟。《国语·楚语》记观射父说:“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分管的是天界之火,因观测鹑火南中,所以叫“南正”,黎分管地界之火,都是实实在在的火种、火把、火堆,所以叫“火正”。虽说有这个分工,但管的都是火,因此,把重和黎合起来,当做一个人,称之为火正,也是可以的。
观射父还说,帝尧让重黎的后裔仍司重黎的职守,以至于夏、商、周三代。据《史记·天官书》,重黎的后裔在帝尧之世为羲和。
据《尚书·尧典》,羲和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兄弟,分管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这四位官员就是子弹库《楚帛书》所记奉炎帝命随祝融来到世上的四位神灵,按《楚帛书》的说法,他们不是祝融的后裔。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走样,这也是一例。《尚书·尧典》还记述了与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相对应的四仲中星———即鸟、火、虚、昴四星。按,鸟为张宿一,西名长蛇座α;火即心宿二,上文已指出其西名为天蝎座α;虚为虚宿一,西名宝瓶座β;昴为昴宿,西名金牛座17。据竺可桢研究,《尧典》所记四仲中星是商末周初的天象,不得远在无从考实的帝尧之世。《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到夏代的一次日食,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所谓“辰不集于房”,就是发生了日食。“瞽奏鼓”,就是由乐师敲鼓,其用意似与后世击响器驱天狗以救太阳相同。“啬夫驰”,是描写官员慌乱。“庶人走”,是描写民众惊恐。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则日食记录。伪古文《尚书》以为,情势如此严重,全是由于羲和饮酒误事,忘记发布日食预报了。今人研究,这次日食在仲康五年秋九月,电脑算出应为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综理有关的线索,羲和应在夏代,可以确认他们是重黎的后裔。至于四仲中星,则与他们无涉。羲和比重黎有了更多的天文学知识,能够推算日食发生的时间了。
后世也有以为羲和是两个人的,如《扬子法言·重黎》说:“羲近重,和近黎。”按扬雄的意见,羲是司天的,和是司地的。这与《尚书·尧典》的说法不同,我们无须分辨孰是孰非,因为传说类似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发生歧变的。战国时代,关于羲和的传说愈出愈奇,变成神话,以为羲和只是一位天神。《山海经·大荒南经》说羲和是帝俊的妻子,生下了十个太阳。《离骚》则把羲和视为日御,即为太阳驾车的神。上古的天文学家和历数学家被尊为神之后,竟变成十个太阳的母亲或者太阳的一个车夫,实际的功勋淹没在虚幻的神通之中,科学掩藏在想象之中了。
文献资料表明,在传说时代,最早知名的天文学家和历数学家是楚人的始祖祝融。
我们的先祖力图在神话的混沌中建立某种秩序,在传说的龃龉中求得某种调和。同时,被释放出来的想象力任意奔突,以致在秩序中出现了新的混沌,在调和中出现了新的龃龉。我在这里所做的,是力求说明混沌和龃龉的来由,以期对楚人的先祖及其功业做出较为近实的介绍。
(第三节大巫·尊神·精灵
祝融凭自己的天文知识、历数知识和巫术特长,成为专职的大巫。把这事说得比较清楚而且比较确切的,还是楚昭王时那位博学多才的大巫观射父。据观射父说,在古帝少皞将衰之时,民间为九黎所惑乱,家家都可以祭祀,人人都可以做巫做史,漫无节制,极不严肃,以致神人混杂,而且因祭祀消费过度而生活困难。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神和人的界线才分清了,天和地的交通才阻断了。后来,在帝尧之世,受到三苗干扰,又闹得神人混杂,帝尧让重黎的后人继承重黎的事业,才又拨乱反正了。巫术的宗旨是人定胜神、人定胜天,巫术的泛化导致人人以为自己有莫大的权威,神和天都失去了尊严,部落则因没完没了的祭祀而生计维艰。有了专职的大巫,各家才不再能随心所欲地祭祀,各人才不再能随心所欲地做巫做史,神和天恢复了尊严,部落的生计据说也就改善了。
专职的大巫,如有出众的知识和法术,生前受部落民众敬仰,死后就容易被赋予神格,重黎就是这样的。他们生为火正,死为火神。这位火神非同等闲,号为祝融,已升格为雷神了。重黎弟吴回,也职居火正,也号为祝融。吴回子陆终,又是一个显要角色。学者多以为雷神是《楚辞》所谓丰隆,而祝融、吴回、陆终都不是雷神。
其实,祝融、陆终、丰隆都是状雷声的词。“祝”、“陆”为入声,“丰”古读重唇音,配上“融”或“终”或“隆”,恰似雷声。况且,金文的“终”和帛书的“融”是同字异写,陆终和祝融是同词异写。至于吴回,“吴”可训“大”,“回”则同“雷”。《楚公屰镈》铭文所记“吴回”的“回”字,实为“雷”字。
《楚辞·九歌》有“云中君”,应即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竹简所谓“云君”。前人多释为云神,不确。云神在中国是很晚才出现的,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神话中也殊为罕见。丁山以云中君为雷神,其说中的。小文《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指出,云中君是以别号出现的雷神。屈原在《九歌·云中君》中绘声绘影地描写了雷神,其辞曰:“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这四句,写的是电火。“连蜷”状闪电之形,“烂昭昭”为闪电之色。天地之间,只有电火可与日月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这两句,写的是雷电周流于太空,忽而在此,忽而在彼。
“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这两句,写的是雷电倏然降于地,倏然升于天。“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这两句,写的是雷电的高远和广大,不知其所极。《九歌》连头带尾共十一章,《云中君》为第二章;如果掐头去尾,得九章,《云中君》为第一章。在《九歌》的神谱中,位居云中君前的只有东皇太一,可见楚人对雷神的尊崇确实异乎寻常。雷必与云俱来,而云未必有雷。《离骚》有句曰“吾令丰隆乘云兮”,说的是作者屈原在幻想中让雷神乘云而行。
湖北南漳巫师(端公)秦应凯作法招魂的唱词有句云“雷公闪将云中坐”,正好说明云中君就是雷神。
雷神使天界之火化为地界之火,因而他的地位与日神接近。还是那位周太史伯说:“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所谓“生柔嘉材”,就是促使美好的谷物和其他植物生长、成熟,这本来是只有日神能做到的,但周太史伯让雷神也享有此等殊荣了。
从自然界的循环来看,雷是生命力的象征。早春时节,雷始发声,卉木维新。晚秋时节,雷乃收声,草木黄落。从早春到晚秋,是雷活跃的时期,也是生命力旺盛的时期。这雷,似乎可怕,其实非常可爱、可敬。楚人的始祖被尊为雷神,是因为他们对中原农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后人难以忘怀的贡献。诚如周太史伯说的,祝融“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其功大矣!”
《左传·昭公九年》记郑国的裨灶说:“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妃”,其义同“偶”。说火为水之妃,一如说阳为阴之偶。
“相”,其义同“治”。裨灶也是一位天文学家。《史记·天官书》列举重黎以来“传天数者”,周代共八人,其中就有裨灶。裨灶说火为楚之所相,无疑代表了当时公认的见解。由此,后世都知道楚人的始祖祝融是火神。然而,原祝融之始,他是由火神升格而为雷神的;察祝融之终,他却由火神降格而为灶神了。汉代,岂但祝融沦为灶神,连他的上司炎帝也同他一起被贬为灶神了,此为后话,毋庸详述。祝融作何等模样?《山海经·海外南经》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吴回,奇左,是无右臂。”《山海经》是战国时代的巫书,收罗着诸多来源不同的神话和传说,对祝融的长相有不同的记载是可以理解的。在楚人的心目中,祝融是半神格化、半人格化的始祖,其形象当然与众不同。楚俗尊凤,这是图腾崇拜的遗迹。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都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相互联结,相互贯通,乃至图腾成为祖先的化身。
在楚人的心目中,凤与祝融的关系正如此。待到五行学说形成之后,凤和祝融就都被编派到太阳即炎帝所在的南方去了。如《白虎通·五行》所记:“太阳……位在南方……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按,鸾为文采斑斓之凤。在楚人的信史时代,先民的图腾只留下了朦胧的印象,但仍有图腾的象征作用和神秘意味。
楚人尊崇凤,也就是尊重自己的祖先;楚人钟爱凤,也就是钟爱自己这个民族。
《山海经》的作者主要是楚巫,一提到凤就流露出压抑不住的激动心情,用了不少赞誉之辞,以为凤的出现是莫大的祥瑞。如《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方……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见则天下和。”“鸾”和“凤”,“歌”和“舞”,都是互文。“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实即“鸾凤自歌自舞”。再如《山海经·西山经》说:“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又如《山海经·南山经》说:“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凤的原型应是一种或者几种凡鸟,雉或称翟是主要的一种。《尹文子·大道》记着一则故事,说一个楚人错把山雉当做凤,高价买了来,要献给楚王。不幸,山雉死于途中,然而,楚王仍给此人以厚赏。这个故事不发生在别国而发生在楚国,绝非偶然。从凤的原型来说,那位楚人没有错认,楚王也没有错赏。山雉和凤的其他原型,当然不会有楚凤那么美,那么大,那么神。楚人把凤设想成我们现在从楚国文物上所看到的那些模样,无非因为他们相信凤同他们这个民族有一种神秘的亲缘关系,所以把自己认为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给了凤。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雕像和图像多得数不胜数,远非周代其他各国的文物可比。这些凤的雕像和图像,虽有多种多样的体型和姿态,但都显得雍容华贵,伟岸英武。楚人以为只有在凤的引导下,人的灵魂才能得以飞登九天,周流八极。由此,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楚人好以凤喻己或者以凤喻人,这在先秦各族中是独一无二的。
按照一个夸张的传说,楚庄王即位后三年不理政事,还下令要处死进谏者。一位大夫求见,说是要请楚庄王猜一个谜语,楚庄王左手搂着郑姬,右手抱着越女,坐在钟鼓之间,接见这位大夫。这位大夫问道:“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楚庄王答道:
“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在这个为后人所乐道的故事里,寓谏于谜的大夫以鸟喻楚庄王,楚庄王则以鸟喻己。
这鸟,飞能冲天,鸣能惊人,非凤莫属。《九章·怀沙》有句曰:“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显然,这是屈原以凤喻己。类似的例子,在文献中还有不少。
春秋时代,楚是夷的代表,晋是夏的代表。还可以说,楚是南方的代表,晋是北方的代表。晋人与楚人不同,他们喜欢以龙喻人或者以蛇喻人。如《史记·晋世家》记晋文公即位后赏功臣,应受重赏者五人,但漏掉了介子推。“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
‘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郑人与晋人相似,也喜欢以蛇喻人。如《史记·郑世家》记郑厉公为权臣祭仲所迫,出居边邑。后来郑都发生一件怪事,“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这是一个先兆,不久郑厉公便杀死郑子而复位了。
殷人也尊凤,但不如楚人尊凤之甚。胡厚宣指出,殷墟卜辞表明殷人以为凤是天帝的使者。卜辞“于帝史凤二犬”,即用两只狗去祭号为“帝史(使)”的凤。卜辞“尞帝史凤一牛”,即用一头牛去祭凤。后世也有类似的观念,如《太平御览》卷9引《龙鱼河图》曰:“风者,天之使也。”上古“风”、“凤”两字相同,被尊为天使的风就是凤。上古的风神飞廉是凤的别种,称述“飞廉”最早的文献是《楚辞》。屈原作《离骚》,在幻想中巡天,夜以继日,有句曰: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是为月亮驾车的神,飞廉则是风神。可见,楚人也以为凤是天使。
日中的踆乌也是凤的别种。它是日神的化身,一如鸾鸟是雷神兼火神的化身,飞廉是风神的化身。日和火都是红色的,由此凤也染上了红色。崇凤的楚人以红色为贵,就是出于这个缘故。汉代以后,凤有了“朱凤”、“赤凤”、“火凤”之类代称。唐人杜甫所作诗《朱凤行》有句云:“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唐人李端所作诗《江上赛神》有句云:“苍龙随赤凤,帝子上天时。”
唐人元稹所作诗《筝》有句曰:“火凤有凰求不得,春莺无伴啭空长。”古代正宗的凤就是这样,虽有五彩文,但以火红为主色。
西方的phoenix,源于希腊语,也是一种神鸟。西方把中国的凤译为phoenix,相应地,中国把西方的phoenix译为凤。其实,彼此的神性是很不一样的。相传phoenix像鹰,但有火红色和金黄色的羽毛,每到500岁(也有说是1461岁或7006岁的)就自焚,而能从灰烬中再生。在phoenix身上,寄托着人们对永生的追求。至于天下是否安宁,则与phoenix无关,中国的凤多数不像鹰,没有以自焚求再生的神性,却能使天下安宁。在凤身上,寄托着人们对太平世界的向往。
(第四节祝融八姓———陆终六子
如上所述,传说时代楚人的先民生活在黄河下游,文化属于炎帝统系,始祖为祝融,曾因善于观象授时而对农业的发展做出令后人感念的贡献,有拜日、敬雷、崇火、尊凤、尚赤的风俗。我们现在可以从纷乱的史料中钩稽他们的史迹,冷静而平允,力求给予科学的说明。当初他们的头脑却常常是狂热而偏执的,他们的简单而朴素的生活笼罩在神秘乃至怪诞的气氛之中。然而,原始的理性必然采取神秘乃至怪诞的形式,知识即在其中,科学即在其中,文明的曙光即在其中。
普天之下,相信有雷神的民族多得难以数计,但把雷神视为亲己之神的民族为数无多,而把雷神奉为主神的民族更屈指可数,其余的民族都把雷神视为异己之神。无论中国、外国,除了个别的例外,雷神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确实,在雷声震撼大地、电光撕裂长空之时,了无惊恐之感的人是不多的。所谓个别的例外,主要是东方的楚人和西方的希腊人、罗马人。
就对雷神的信仰来说,希腊人有甚于罗马人,楚人则与希腊人相仿佛。罗马人的雷神丘比特是至尊的天神,兼为农神和战神,可是他同罗马人没有亲缘关系。希腊人的雷神宙斯也是全天至尊之神,而且同某些希腊人有亲缘关系。希腊的一些名门望族相信自己的先祖是宙斯与民女私通而出生的,引以为荣。楚人的雷神虽是全天次尊之神,位在日神炎帝之下,但他被楚人奉为家祭毋忘的始祖,就亲缘关系来说是整个民族至尊之神。
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是这个民族在自己早期的经历中形成的心理结构转化成为理想模式的投影。神的性格只要降到现实的水平上来,就是人的性格。历史告诉我们,尊崇雷神的民族———即楚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自己民族的青春时期,都有迅雷疾电般的性格,富于奋进的豪气、开拓的胆略和创造的激情。然而,在历史的熹微晨光中,这些民族都有艰厄困顿的经历。
以祝融为始祖的原始民族,据《国语·郑语》所记,曾有八姓。
这八姓是:
1.己姓,有昆吾、苏、顾、温、董;
2.董姓,有鬷夷、豢龙;
3.彭姓,有彭祖、豕韦、诸稽;
4.秃姓,有舟人;
5.妘姓,有邬、郐、路、偪阳;
6.曹姓,有邹、莒;
7.斟姓,无后;
8.芈姓,有荆。
按,这是一张混乱的名单,其中有错分误合之处。昆吾、苏、顾、温、董等,又是国,又是氏。国,最初只是部落联盟;氏,就是在部落联盟中有世选酋长的特殊资格的显贵氏族。己姓的苏、顾、温、董四国,据《国语》韦昭注:“皆昆吾之后别封者。”鬷夷和豢龙,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记晋太史蔡墨的说法,实为一氏,以地称之为鬷夷,以事称之为豢龙。这个董姓,实为己姓董氏,即韦昭注所云“己姓之别受氏为国者也”。豕韦和诸稽,韦昭注以为乃彭祖之后别封者。秃姓的舟人,韦昭注以为也是彭祖的别部。妘姓的正宗是郐,其别封者为邬、路、偪阳,这也是韦昭的意见。邹为曹姓,史无异辞。莒是否曹姓则尚有疑问,韦昭注以为是曹姓的别部。最末的荆,则是楚的别称。按韦昭的意见,原来只有五姓,即:
1.己姓;2.彭姓;3.妘姓;4.曹姓;5.芈姓。
《史记·楚世家》不说祝融有八姓,只说陆终有六子。这六子是:
1.昆吾;2.参胡;3.彭祖;4.会人;5.曹姓;6.季连,芈姓。按,昆吾、彭祖、曹姓、芈姓在祝融八姓中也有,会人应即祝融八姓的郐人。与《国语》韦昭注相比,《史记·楚世家》只多出一个参胡。司马贞《索隐》引宋忠曰:“参胡,国名,斟姓,无后。”
“参胡”之名独见于《史记·楚世家》,其兴废俱失考,应当存疑。
经梳理之后,祝融八姓和陆终六子的关系就显得醒豁了,原来他们是并世共存的一个族系的两张名单。《史记·楚世家》订正了《国语·郑语》的错误,但失之过简。《国语》韦昭注继承了《史记·楚世家》的长处,又补足了它的短处,功不可没。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可见,楚人承认,在祝融八姓或者陆终六子中,老大是昆吾。
《史记·楚世家》说,陆终六子是“坼剖而产”的。所谓“坼剖而产”,意即从母体或者父体上某个或者某些并非生殖器官的部位产出。当然,这是表明某些部落、某些氏族有亲缘关系的一种传说,并非实有其事。类似的传说,在其他某些民族中也有。如希腊人,他们以为宙斯虽是男性,也会坼剖而产。雅典人的保护神雅典娜,据说是在宙斯的头颅里发育成长的,由宙斯之子、司冶锻之神赫菲斯托斯用斧头把宙斯的头颅劈开,雅典娜才从中蹦了出来,刚出世就是一位戎装的女郎。为陆终生六子的,是他的夫人女嬇。《世本·帝系》记此事,文较疏略,只说女嬇是鬼方氏之妹,共生六子。《大戴礼记·帝系》亦记此事,而文较详明,说女嬇怀孕三年还生不下孩子来,剖开左胁,才生下了六胞胎。按,鬼方是西北民族,后世有隗姓戎人,隗通嬇,女嬇应即隗姓戎人之女。由此可知,陆终部落联盟是同鬼方部落联盟通婚而繁衍起来的。
《国语·郑语》说祝融八姓在夏代有昆吾为伯,在商代有大彭、豕韦为伯,到周代就没有侯伯了。“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其中不无疑点,因为西周还有苏国和温国,或许夏朝没有把它们灭掉,但也可能是在被夏朝灭掉之后由商朝重封的。总之,直到商末,祝融的后裔尚有己、彭、妘、曹、芈五姓共计不下十国。李学勤考证“祝融八姓的早期分布”,认为“可以说是环处中原”,其说不误。所谓“早期分布”,显然是经过了裂变和流徙的,因而呈星散之势。早在夏代,祝融部落联盟就已经瓦解了。他们在强国大族的卧榻之旁,虽尚能苟全,而势难鼾睡,分崩离析是他们无计规避的命运。
芈姓的季连②相传是陆终的幼子,所谓幼子,应是最后分裂出来的部落。季连生活的时代,或为夏代,或为商代,无从考定。“鬼方”始见于商代,而陆终与鬼方通婚,则季连在商代的可能性较大。
商代中期,约当武丁之时,国势极盛,四出征伐。荆人也是商朝征伐的对象,事见《竹书纪年》。“荆”和“楚”,作为族称,简单说来,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楚人都是荆人,然而荆人并不都是楚人。由此,商朝讨伐的荆人未必即楚人。散居在中原的小国受到大国的讨伐,力不能敌,除降服外,只有避走一策。避走的方向,则以南为宜。早在夏代,源于祝融的方国就有南迁的。如昆吾,据《左传·哀公十七年》所记最初在卫地,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所记后来在许地,其流徙方向是从东北到西南,但未出中原。商代,楚人的流徙方向与昆吾相似,大致也是从中原的东北方到中原的西南方。
“荆人”、“楚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生长着许多被称“荆”或者“楚”的灌木。商代作为族称的“荆”和“楚”,都在商朝的南境,大致为淮水迤南地区。《诗·商颂·殷武》写道:
“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这诗是周代的殷人遗民写下的,用以赞颂先祖武丁的业绩,其中有句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考古发现表明,武丁以后,即商代中期以后,殷人南进,不仅过了淮水,过了汉水,过了长江,而且过了洞庭湖,到了湖南的中部甚至南部以及江西的中部。
殷人为什么要向长江中游挺进呢?我们可以做多种猜测,但任何猜测都不如在长江中游发现的商代铜矿和商代铜器有说服力。铜在当时至关重要,值得我们把话头扯开,先绕到远处去,再回到近处来。中国已知最早的铜器,是在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中发现的,是黄铜片和黄铜管的残件,属于仰韶早期,约当公元前4675±135年。
到了仰韶晚期,在甘肃的马家窑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小刀。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上限比马家窑文化晚些,下限与马家窑文化出入不大,在其遗址中也发现了铜器。甘肃的齐家文化,上接马家窑文化,在其遗址中发现了多种铜器,有红铜的也有青铜的,有铅青铜也有锡青铜,有冷锻的也有范铸的。二里头文化有了更多铜制的容器、兵器、工具和杂器,铸造工艺有了明显的进步,时在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上述这些铜器,都是在黄河流域发现的。已知长江流域最早的人工冶炼铜见于湖北和安徽,相当于龙山时期。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说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较早地进入了铜器时代。然而,进入铜器时代较早的地方并不就是铜的蕴藏量较大的地方。黄河流域,尤其是中游和下游,都缺铜。
中国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大多分布在南方,这是因为南方在地质史上受喜马拉雅山和燕山两个造山运动的影响,火成岩活动特别强烈,大约在距今0.8亿~1.9亿年前发生了罕有其匹的花岗岩活动,以四川盆地和贵州高原为中心,向东南方和西南方持续增强,而出现了成矿带。中国的铜矿密集在长江南岸,锡矿和铅矿更在铜矿以南。铜器时代的战略资源,一是铜,二是锡,三是铅。奠都在中原的夏朝和商朝缺少有色金属资源,不得不到长江流域去找,后来的周朝当然也如此。铜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尤其是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正是以铜为纽带联结起来的。
夏朝向南开拓,反映在传说中,就是禹征三苗。三苗战败了,可是夏人向南推进的距离不很远,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夏人到达了长江。
商朝在中期以后,以南进为重大国策,成效卓著。吸引殷人跋山涉水深入南方的,正是铜和锡、铅。1988年江西瑞昌铜岭发现的古铜矿,开采年代上限为商代中期。由瑞昌往西偏北方向走,是湖北的阳新和黄石,连成一线,也有古铜矿,已知开采年代上限为西周,而附近有不少商代的炼铜遗迹,估计以后也会找到商代的矿井和炼炉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有商代中期的城址。从江西新干一座相当于商代的“大墓”中,出土了制作精良的铜器多达400余件。
湖南也发现了不少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铜器,铸造水平不低于中原,造型和施纹则既有纯属中原风格的,也有富于江南特色的。在湖北和湖南出土的某些商代铜器上,有“”、“戈”等殷人的族徽。商朝为了打开通往长江中游的道路,非讨伐“居国南乡”的荆人不可。双方强弱悬殊,胜负立决。有些荆人被征服了,有些荆人被驱散了。这时的荆人,含有众多族系不同的部落,主体应是三苗的后裔。源于祝融的那些部落,凡留在黄河流域的,都不算荆人;凡迁到商朝的“南乡”的,就算荆人。楚人是南迁的祝融部落,既受到殷人文治的熏陶,也遭到殷人武功的打击。他们避开殷人锐利的兵锋,大约在商代晚期迁到了豫西南的丹水流域。
《史记·楚世家》说:“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所谓“或在中国,或在蛮夷”,意即有些部落留居中原,其余的部落流散到边地去了。总之,他们已经散裂了。南迁的祝融后裔主要就是楚人,他们离开历史的主流,战战兢兢地维护着自己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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