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艰继位时，至多不过七岁。
当时周室大乱，全无体统。周惠王与五位大夫争利，五位大夫奉王子颓以伐周惠王，不胜。又引卫师、燕师为援，逐周惠王而立王子颓。近两年后，郑伯和虢公举兵杀王子颓和五位大夫，纳周惠王于王城。齐国渐有霸主的气象，但遇到了重灾。陈国为内乱所苦。
中原其他各国也只能自保。楚国方兴未艾，但幼主当国，其命运未卜。
（第一节令尹子文与成王
既然年龄使国君不能像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优秀的统帅，那么，真正执掌政柄的就只能是元老即旧臣和宿将了。这些旧臣和宿将不像文王初即位时那么心志齐一，文王留下的两位公子就成为他们派系斗争的工具了。熊艰在位三年，无所作为。《史记·楚世家》说到熊艰要杀死他唯一潜在的竞争对手———即他唯一的胞弟，这或许是近臣给他出的主意。可是，熊艰本人未能赢得元老一致的拥戴，一些元老竟带着他的胞弟跑到随国去，由此发生了一场争夺君位的政治危机。结局是这些元老借助于随师袭杀了熊艰，可想而知，也袭杀了忠于熊艰的元老和近臣。本来并不复杂然而至为重大的一个政治问题，就这么干脆利落地用暴力解决了。
熊艰，《史记·楚世家》称之为庄敖，《左传》称之为堵敖。按，楚辞《天问》也称之为堵敖，应以堵敖为是。称“敖”，是因为严格说来他还不成其为国君。冠以“堵”字，则是因为他葬在名为堵的地方。熊恽取熊艰而代之，是为成王，其元年为公元前671年。成王初立时，也还年幼，政事由其叔令尹子元和另外一些贵官执掌。当时中原无大变，陈国内乱未息，晋国内乱突发，齐、鲁、宋合兵伐淮水下游的徐。成王刚即位，他的臣僚就在内政和外交上采取了若干积极的措施，一面抚绥民众，一面派使者到中原去聘问并到周都去纳贡，如《史记·楚世家》所云：“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周惠王以祭肉赐给楚成王，希望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这时，楚国已是方圆逾千里的大国，中原对它已不能不给予相当的重视了。
文夫人顺从命运的安排，不得不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听凭那些元老杀死她的长子，扶立她的次子。她已是太后了，但刚到中年，依然天生丽质。令尹子元对这位嫂夫人想入非非，居然在她的宫室近旁营造了自己的新邸，以求亲近。一天，子元在新邸中欣赏万舞。万舞集武舞和文舞的大成，而主要是武舞。相传周武王伐殷纣王时，从征的巴蜀将士在战场上载歌载舞，英勇豪迈，殷师前列的徒兵倒戈反走，周师乘机进击，一举击溃殷师。构成万舞主体的武舞，据说就是按照巴蜀将士的歌舞改编的。万舞节奏强烈，乐声嘹亮。子元在新邸中演出万舞倒不是供自己欣赏，而是要让隔墙的文夫人听到。文夫人果然听到了，但出乎子元意料的是她哭着对近侍说，先君在世时演出万舞，意在整军经武；现在令尹不去向敌国开战，却在我这个未亡人旁边作乐，这不是太使人纳闷了吗！
文夫人的话传到子元那里，子元不禁大惭。
公元前666年———成王六年，秋，令尹子元兴师伐郑。此举纯属无端启衅，子元的唯一意图是要向文夫人显示自己不失为一位元戎。楚师多达六百乘，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支罕见的大军了。事出突然，郑人无备，楚师轻易地冲进了郑都的外城。可是，子元见内城的悬门居然没有放下，似乎郑人故意要引诱楚师闯进去，不禁满腹狐疑。子元同随行的将领商议了几句，怕郑人听明白，不敢说夏言，只是说楚言。不忘楚言，兼通夏言，这是当时楚国贵族的一个优越条件。子元以为内城有伏兵，命令全军退到城外安营。到了城外，子元又怕齐、晋、宋派兵援郑，便连夜不声不响地退了兵，把帐篷丢在原地。次日黎明，郑国的谍报人员发现楚营的帐篷上立着乌鸦不飞走，断定其中无人，立即上报。郑国的君臣获悉楚师退尽，才安下心来。其实，当子元和随行的将领在外城商议时，郑国的君臣在内城正慌作一团，准备逃出都城去。子元是怎样的一位元戎，由此即可判定。
做了这么一次武装游行之后，子元居然搬进王宫里去住了。大夫斗射师谏阻，子元不从，还把斗射师关押起来。斗氏先已对子元有反感，这时忍无可忍了。公元前664年———成王八年，秋，申公斗班杀死了子元。斗班父斗穀於菟是一位颇有令名的元老，被成王任命为令尹，史称“令尹子文”。
申公即申县的县公。楚县的长官，初称尹，后称公。有一段时间又可以称尹，又可以称公。
春秋时楚国的令尹有两位最有名，一位是后来庄王时的孙叔敖，另外一位就是成王时的斗穀於菟。
“斗”为氏，“穀於菟”为名。“穀”，义为“乳”；“於菟”，义为“虎”。“穀”与“於菟”连称，用现代汉语来讲就是“老虎喂了奶的”。何以有这个怪名，要从其父斗伯比说起。
前文曾说到，若敖有一位夫人是郧国公族女子，生了斗伯比。
这位夫人不是若敖的正妻，因而斗伯比只是若敖的庶子。若敖死，嫡子霄敖立。当时的楚国没有严格的礼法，国君去世后并非正妻的夫人不必留居夫国。尚在幼年的斗伯比，随其母住在郧国。斗伯比长大后，同郧君的一个女儿———即他的一个姑表妹或者姑表姐相爱，在云梦野合，以致生下一个男孩。对“云梦”，要稍加说明。“云”即“郧”，或作“”，简作“云”。“梦”乃楚言，旧解为“草泽”，实则不止草泽，也有平原、丘陵、丛林、湖泊，总之是原野，当年植被茂密，风光佳丽，鸟兽孳繁。梦在冬天是极好的狩猎场所，一到春天便成为极好的游乐场所。每逢暮春时节，男男女女到梦中去游玩。按照习惯，这时也可以寻偶追欢。诚如《墨子·明鬼》所云：
“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除了云梦，其他郊外的原野也是这样的游乐场所。不过云梦是特别出名的一个地方，那里自然会有不少风流韵事。屈原在《天问》中写道：“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说的就是斗伯比和他所钟情的女郎相约出游，绕过闾，穿过社，到丘陵幽会，以致后来生下了子文。
斗伯比的舅母郧夫人可能本来就不大喜欢这个外甥，见他竟让自己的女儿生下了一个男孩，不胜恼怒，派人把这个男孩扔到当初他的父母幽会的野地里去了。事有凑巧，郧君到云梦去打猎，正好经过那里，看到一只雌虎正在给一个弃婴喂奶，大惊失色，当即罢猎而归。郧君向郧夫人说起这件怪事，郧夫人惶恐不已，急忙派人去把弃婴抱了回来。因此，郧君给这个外孙取名“穀於菟”。楚国的一代名相，就是这么生下来和活下来的。据陈士林研究，“穀”是古越语，“於菟”是古彝语，“穀於菟”是混合词语。按，清江流域今称土家族的少数民族，其先世为五姓巴人，有崇虎之俗，而其语言属于彝语支。由此不妨推测，古巴语和古彝语也不乏相似之处。
《左传·宣公四年》所云“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是把楚地的人都当做楚人了。其实，应该说楚地的扬越谓乳“穀”，楚地的巴人谓虎“於菟”。正宗的楚人谓虎“班”，见《汉书·叙传》。斗穀於菟有子斗班，可谓虎父生虎子。《汉书》的作者班固就是斗班的后代，用的是虎姓。
斗伯比回楚国后，成为武王倚重的贤臣。其子斗穀於菟在文王时已建功立业，对成王的即位起过特殊重要的作用。《天问》在“爰出子文”一句之后接着写道：“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弑)上自予，忠名弥彰？”细味文义，杀死堵敖和拥立成王的主谋就是斗穀於菟。子元为令尹时，楚国遇到了财政困难。诛灭子元以后，子文为令尹，他所要处理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缓解财政危机。《左传·庄公三十年》记：“斗穀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
所谓“自毁其家”，就是献出自家的私财。对贵族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潜夫论·遏利》说令尹子文“有饥色，妻、子冻馁”。艰苦的程度超过筚路蓝缕，这就无疑是后人张大其词了。《国语·楚语》记昭王时大夫斗且引令尹子文语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确实，令尹子文是反对“勤民以自封”的。但斗且说令尹子文“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乃至“朝不及夕”，就碍难置信了。《战国策·楚策》记莫敖子华对楚威王说：“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月之积。”子华把斗且说的“无一日之积”改为“无一月之积”，但还是夸张了。斗且还说，每逢子文上朝，成王都让人给他准备一串干肉、一筐米饭，作为午餐，这倒可能确有其事。《说苑·至公》说令尹子文大义灭亲，此说在较早的文献中全无踪影，大概是汉儒杜撰的。至于斗且说子文“三舍令尹”，则是误把孙叔敖的经历当成子文的经历了。无论如何，在楚国约八百年历史上，子文是首屈一指的廉吏。
（第二节齐楚争霸
公元前661年，齐国正高举着尊王攘夷的大旗，伐戎，伐狄。
《左传·闵公元年》记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公元前659年———成王十三年，楚伐郑，缘由是郑与齐通好。
春秋五霸，齐桓公当推第一，但他受到来自楚成王的挑战。这时楚成王已成年了，伐郑可能是他自行做出的决策。这次伐郑只是警告性的，速去速回，政治影响大于军事成效。其明年，再伐郑；又明年，复伐郑。楚师连续三年直捣中原腹地，使中原诸侯无不为之侧目。
公元前656年———成王十六年，齐伐蔡。齐、蔡本来相安无事，而且是姻亲，矛盾是由齐桓公夫人蔡姬惹起的杯水风波。约一年前，齐桓公与蔡姬乘舟游于水上。蔡姬素娇，知道齐桓公很怕落水，故意使舟身晃荡。齐桓公大惊之余，暴怒逾常，命令蔡姬回娘家去。
蔡姬回母国后，蔡侯一时糊涂，以为蔡姬和齐桓公的婚姻关系已经了结，就把她嫁给了别人。这使齐桓公深感受辱，由此，齐桓公决定惩罚蔡侯。可是，如果只凭这么一点缘由出兵，未免小题大做。
经老谋深算的管仲策划，仍用尊王攘夷的名义，纠集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扬言伐楚。从齐国到楚国，假使不绕路，就要经过蔡国。齐桓公的真实意图，是要在途中偷袭蔡国。
《战国策·西周策》记游腾说：“桓公伐蔡也，号言伐楚，其实袭蔡。”伐楚以伸张正义是假，伐蔡以发泄私愤是真。果然，联军侵入蔡国，蔡人逃散，齐桓公心满意足了，这才移师到蔡国西面的陉山(在今河南郾城东南)。陉山在方城东，是楚师出方城入中原的必经之地。管仲是聪明的，假如八国联军径直攻进方城去，可能凶多吉少，不如顿兵方城外，以觇楚人动静。
这时的楚成王，已能亲理国政、自作主张了。据《左传·僖公四年》所记，他派使者去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这话，显示了楚人的强硬态度和幽默气质。北海、南海的“海”，并非实在的水域，只是极言其远罢了。当时陉山尚未正式纳入某国的版图，谁也不管，谁也能去，但楚使的话却把它当做楚国的领地了。管仲胸有成竹，他代表齐桓公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这一番开场白是管仲立论之本，追述往事，援引故典，虽则摆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却是堂堂正正，无懈可击。“履”是活动的范围，非指统治地域。“海”与“河”是一清二楚的，“穆陵”与“无棣”就很难指实了。一说，穆陵在今河南光山与湖北麻城之间，无棣在今河北北部。无论如何，穆陵更在陉山以南。接着，管仲反答为问：“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一共只有这么两个拼凑出来的罪名，若非小题大做，便是捕风提影，然而都与周天子有关，似乎非同小可，足见管仲其人善于罗织。对于这样两个罪名，楚使承认一个，否认一个；承认得痛快，否认得巧妙。所承认的，是应该贡苞茅给周天子；所否认的，是与周昭王之死有牵连。管仲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数落楚国的了，既然尊王攘夷的名义已经用上，蔡国已经受到惩罚，楚国已经有认错的表示，那就适可而止，于是决定同楚国会盟。
八国联军为了表示会盟的诚意，朝东北方向后撤了一天或两天的路程，移驻召陵(在今河南郾城县东)。这时，楚师已出方城，以备不测。元帅为屈完，他代表楚成王参与会盟。
齐桓公把联军摆弄得整整齐齐，然后同屈完一起乘车阅兵。起初，齐桓公的话很友好，屈完的话很谦虚。可是，齐桓公接着说：
“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这是露骨地炫耀武力。屈完毫不示弱，他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义正辞严，齐桓公无可奈何。
“汉水以为池”，是把不是护城河的水当做护城河；“方城以为城”，是把不是城的山当做城。楚国的军事思想注重外线作战，对于内线作战则能依托国土的辽阔和人民的众多，这是很有特色的。
召陵之会无失败者可言，倒过来说也是对的，无胜利者可言。
齐人所留下的，其实只有虚名和笑柄。
作为诸侯之一，楚君必须承诺对周天子应负的义务，阳奉阴违是可以的，说得多、做得少是可以的，拒不认账却万万使不得。楚国所要贡纳给周天子的，据《左传》只有苞茅，据《国语·齐语》
和《管子·王言》还有丝，《史记·楚世家》则含混其辞说是“赋”。
无论如何，苞茅和丝加在一起也只是象征性的。天子也罢，诸侯也罢，都需要这象征性。岂但如此，当时的历史进步也需要这象征性。
召陵之会揭开了齐楚争霸的序幕。
其明年，令尹子文灭弦。弦是姬姓小国，故址在今河南潢川西北。同年，周惠王对齐、鲁两国啧有烦言，要郑国靠拢晋、楚两国，这对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的齐国是辛辣的讽刺。齐、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之君会于卫邑首止，郑君中途逃归，没有与盟。
再明年，齐以六国联军伐郑，这是对郑逃首止之盟的惩罚。楚师出方城，围许救郑。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齐师围魏救赵，创立了辉煌的战例。其实，这样围甲救乙的战略，在301年以前楚师围许救郑这个战例中已经成熟了。许为姜姓，是齐的盟国，在郑楚之间。楚师包围了许都，六国联军弃郑而救许。楚师稍退，六国联军全撤。许僖公见楚师仍在方城外，旦夕可至，忧惧不已，央求蔡穆侯带他到武城(在今河南南阳北)去朝见楚成王。许僖公双手反缚，口衔璧，许国的大夫穿着孝服，许国的士抬着棺材，以请死罪。少不更事的成王没有见过这等场面，便问身边的大夫逢伯如何对待才得体。逢伯说，微子启向周武王投降就是这样的，周武王亲自给微子启松绑，接受微子启献的璧，让人把棺材烧掉，待微子启以礼，使微子启复职。成王心中有数了，依样画葫芦地表演了一通，大大方方地让许僖公回国复位。此役是成王第一次亲将，也是他第一次同中原诸侯周旋。成王围许救郑，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家上算。
又明年，齐伐郑，郑不得已而从齐。从这时起，郑就成为立于天下之中的一只风信鸡了，哪里刮来的风大，它就转向那里。因而，这时朝齐暮楚，后来朝晋暮楚。郑国的忧和喜，都从这天下之中而来。所忧者，大国竞逐，天下云扰；所喜者，巨贾齐集，百货通流。
动荡加富裕，这是郑人典型的生活。对郑国的君臣来说，利重于义，权术重于公理。
公元前648年———成王二十四年，楚灭黄。两年后，楚灭英。
英别称英氏，是一个偃姓的小国，故址在今安徽金寨、霍山两地之间。还有姬姓的蒋、应两个小国，族姓不明的樊国，以及蓼(缪)国，大概都在成王中期被楚国灭掉了。蒋，故址在今河南固始西北；蓼(缪)，故址在今固始东北；樊，故址在今河南信阳。应，故址在今河南鲁山东。
公元前645年———成王二十七年，楚败徐于娄林(在今安徽泗县东)。
这样，三年之内，楚人从淮水上游进取中游，从淮水中游袭击下游，速度之快出乎中原诸侯意料。这时的成王同他的臣僚配合默契，用兵如神。娄林之役，齐又纠合了一支号称八国的多国部队，蹈袭楚师围许救郑的故智，采取围厉救徐的战略。当时有两个厉国：
西边的一个在今湖北随州，姜姓；东边的一个在淮北，其氏姓和故址都不详，同鲁国是姻亲，这时已成为楚国的附庸。八国联军所围的，当然是淮北的厉国。深通围甲救乙之道的成王不为所动，终于取得娄林之捷，而八国联军也随之解散了。
出方城而北上是文王确立的战略方针，成王奉行不替；沿淮水而东下是成王自己确立的战略方针，与出方城而北上并行不悖。楚人北上的意图和意义是容易认识的：投入文明世界的主流，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一举两得。至于楚人东下的意图和意义，就不那么容易认识了。淮水在文明世界和政治舞台的边缘，似乎无足轻重。假如说，楚人东下所追求的只是广土众民，那么，楚国的西面和南面都没有强敌，楚人为什么不像对淮水流域那么热衷呢？楚人东下总是有口实的，无非某国对楚国不友好或者不尊重之类，都是官样文章。隐藏在这些口实后面的动机，是要力求垄断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并且力争侵夺长江下游的有色金属。简而言之，楚人东下是为铜而战。楚人从东下得到的实惠，比从北上得到的实惠更大。北方的诸侯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否则就不会有八国联军了。
上文曾说到，淮汉之间是一个十字路口，无论从民族成分来看还是从文化因素来看，都是这样。在楚人占领以前，这个地区的文化景观五花八门，但占优势的是随、息、蒋等国的周文化。楚人进入淮汉之间，获益匪浅，主要得之于文明程度如鹤立鸡群的随国。
小国的文化对楚国也不是全无影响的，如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合葬墓是已知最早有封土的竖穴土坑墓，其封土形制对后来楚墓的封土形制似有导向作用。淮水中游和下游的文化景观与淮汉之间不同，以徐、舒为主体的淮夷文化占优势。徐在淮北而偏东，舒在淮南而偏西，彼此族类相近，文化相似。徐人贵族文化素养在长江下游是最高的，其铜器铭文结体娟秀而用韵精严。舒人的文化素养虽不及徐人，但他们的铸造技艺则不让除人。舒墓所出铜器中的牺形鼎、平盖扁鼓腹鼎、异形盉等独具特色，所出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则与越文化相通。楚人进入淮水中游，政治上与徐、舒是敌国，文化上却与徐、舒有异曲同工之妙，楚人的创造才能在竞争和交流中受到刺激和鼓舞，从此，楚文化才作为南方文化的表率而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风格。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所谓“荆蛮”是广义的，楚蛮、扬越、淮夷等一股脑儿都算在里面。楚人“收荆蛮有之”，则楚人本非荆蛮；成王“夷狄自置”，则成王本非夷狄：这都其理自明。在管仲和其他许多中原人士看来，齐是“中国”即中原或华夏的盟主，楚是夷狄的大憝。然而，曾几何时，齐的盟主地位就一去不复返了。
公元前643年，管仲和齐桓公相继去世。凡倚重人治的，人亡则政息。其明年，齐国大乱，宋、曹、卫、郑合兵伐齐。是年，郑文公朝于楚成王，楚成王送给郑文公一批铜，刚送掉就后悔，而不便收回，就和郑文公盟誓，让郑文公保证不用来铸造兵器。这使我们想到，现代有些国家出售核反应堆给别国，要别国“保证和平用途”。古往今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郑文公回国后，用这些铜铸了三口钟。这时，楚国的铜产量已跃居列国的首位。有了这样的经济优势，楚国的发达和昌盛就可想而知了。
公元前640年———成王三十二年，随国串通汉东的小国背叛楚国。这是汉东诸国试图挽回往昔的光荣的最后一次尝试，结局还是失败。令尹子文一出兵，它们就求和了。成王和令尹子文以罕见的大度处理了楚随关系，一度飘荡在汉东上空的阴霾迅即消散，随侯保持了自己的安富尊荣，随人保持了自己的宗庙和制度，只是随国成为楚国忠顺的附庸近三个世纪。允许在自己的腹地保留一个在内政上高度自主的国中之国，如果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一定不会有如此超卓的见识和如此恢弘的气度。
这时，成王踌躇满志了。环顾四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他的敌手了。然而，偏偏有一个宋襄公出来硬充霸主，这在成王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他赫然震怒了……（第三节会盟，交战，燕飨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忘乎所以，居然想继齐桓公而为霸主。宋襄公其人志大才疏，以为霸主不一定要有强兵和奇才，只要能几次邀集诸侯会盟，就算是霸主了。
公元前639年———成王三十三年，春，宋襄公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会盟于宋邑鹿上(在今安徽阜阳南)。《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宋襄公置若罔闻。同年秋，宋襄公邀请楚、陈、蔡、郑、许、曹诸国的国君到宋的孟邑(在今河南睢县)会盟。当时的俗话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楚成王大怒，他觉得宋襄公太不识相，已经主持了一次不该由他主持的盟会，怎么还想再来主持一次呢？当时的盟会有两种：一种是乘车之会，与会的诸侯只能带乘车去；还有一种是兵车之会，与会的诸侯都要带一定数量的兵车去。这次是乘车之会，但楚成王带兵车去了。
在会上，楚成王授意随行将士把宋襄公捉住，押回楚国去，宋人一筹莫展。同年冬，楚、鲁、陈、蔡、郑、宋等国在宋的亳邑(即“薄”邑，在今河南商丘北)会盟，楚成王才释放了宋襄公。
公元前638年———成王三十四年，春，郑文公再次朝见楚成王。
宋襄公不自量力，以宋、卫、许、滕四国联军伐郑。是年秋，楚师伐宋救郑。宋师解郑围，撤到泓水附近(在今河南柘城北)。时已入冬，楚宋战于泓水，史称“泓之战”。楚师在泓水南，宋师在泓水北。楚师北渡泓水，宋大司马公孙固主张待楚师半渡而击之，宋襄公以为这样乘人之危不合作战的惯例，拒不采纳。楚师渡过泓水后，正在布阵，公孙固要求出击，宋襄公仍不接受，理由还是不可乘人之危。待楚师布阵完毕，宋襄公才击鼓进兵，焉知一败涂地，宋襄公腿上也中了箭。宋襄公的迂腐和愚钝，实属罕见。公孙固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不足为奇。论者有这样的一种意见，以为只要宋襄公采纳了公孙固的主张，宋师就会打败楚师。实则未必然，因为杰出的兵家善于出奇制胜，有时不辞作背水之战。秦末汉初的韩信和东晋的谢石，都曾创立背水作战获胜的范例。
楚师在泓之战中获胜后，成王乘兴到郑国访问。这时的楚郑关系极为热络，彼此又是盟友，又是姻亲。郑文公的夫人芈氏见兄弟成王奏凯而来，觉得十分风光，便带着郑文公的另一位夫人姜氏，出都相迎。成王喜不自胜，派乐尹师缙把楚师俘获的宋人，以及从战死的宋人头上割下的耳朵，给两位夫人过目。派乐尹办这事，是因为同时要奏乐以助兴。但这样的做法在中原人士看来，未免出格了。《左传》引“君子”曰：“非礼也！”成王和芈氏都安之若素，可见楚人对男女之别还不像中原人士那么一本正经。其明日，郑文公在宫中为楚成王举行燕飨之礼，备极隆重。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所记，“九献，庭实旅百，加笾豆六品”，这是最高的礼宾规格。
“九献”，即主宾酬酢九次。“庭实旅百”，即陈于庭中的礼品以百计。
“加笾豆六品”，即外加六件盛着果品或野味的笾豆。当夜，宴毕，楚成王回到城外的营帐里去，郑文公献给楚成王两位姬姓少女作妾，由芈氏送到楚营。郑大夫叔詹觉得太不像话，竟在背后诅咒楚成王不得好死。
到宋邑会盟，到郑都访问，这些都使成王增长见识，拓开思路。
楚国与中原诸国相比，除礼制外，几乎都领先了。成王对礼制建设深为关注，他要把楚国建设得“郁郁乎文哉”。
这时的成王，虽尚无霸主之名，而已有霸主之实。齐已中衰，晋有内乱，宋创巨痛深，郑俯首帖耳，诸侯莫能与楚争胜，所以说成王有霸主之实。至于成王无霸主之名，则是因为中原诸侯对楚人的民族歧视心理尚未褪尽。
公元前637年———成王三十五年，秋，司马成得臣伐陈，取其焦、夷两邑，又帮助受陈欺凌而不得不迁都的姬姓顿国营建了新都。
顿在今河南项城，旧都在北而新都在西。
成氏也是若敖的后人，得臣字子玉。令尹子文年事已高，想养老了，见子玉有功，便推荐他接班。成王从其请，命子玉为令尹。
是年冬，晋公子重耳访问楚国。重耳是在18年前因晋国公室内乱而出走的，那时只有17岁。出走之后，他先在狄国住了11年多，后在卫、齐、曹、宋、郑诸国住了6年多。狄、齐、宋三国待他以上宾之礼，卫、曹、郑三国对他都未能以礼相待。到了楚国，成王待之以诸侯之礼，重耳受宠若惊。成王飨重耳，九献，庭实旅百，这大概是向郑国学来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宴会将结束时，成王问重耳：“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重耳答道：“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成王执意问重耳：“虽然，何以报我？”论财富，当时晋不如楚，重耳的答词是得体的。成王坦然承认楚比晋富，但仍要重耳说出报答的办法来，这是给重耳出了一道难题。重耳答道：
“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执櫜鞬，以与君周旋。”这是一席精彩的对话，可以写进中国外交史和世界外交史中去。只用不卑不亢、亦柔亦刚之类的评语是不够的，问答双方都把话说到了边缘，重耳的答词则是自谦与自尊高难度的结合。这位还过着流亡生涯的晋公子，已显露出雄主的气象。令尹子玉建议成王杀死重耳，成王不许。子玉又建议留重耳的舅父兼谋主狐偃为人质，成王亦不许。
此后不久，秦穆公派使者到楚国来迎重耳，楚成王派使者奉厚币送重耳到秦国。其明年，秦穆公以武力送重耳回晋国。晋惠公夷吾也是秦穆公扶立的，在位14年死，继位的晋怀公子圉不合秦穆公意，因而秦穆公扶立重耳。重耳杀晋怀公而自立，是为晋文公。
秦穆公是一位很有政治野心的明主，平素留意选贤养士，推诚礼贤下士。晋灭虞，获其大夫百里傒，以为秦穆公夫人的媵臣。百里傒逃亡到楚国的宛邑，被守边的楚国将士捉住。秦穆公听说百里傒是贤人，派人探听到他的下落，要把他接回秦国去，但怕楚人不放。于是，派使者到宛邑，不说百里傒是贤人，只说他是逃亡的媵臣，用了五张羖羊皮即黑色公羊皮，就把他赎了回来。秦穆公随即任之以政，人们给百里傒起了个外号叫“五羖大夫”。
（第四节令尹子玉
公元前635年———成王三十七年，秋，秦、晋伐鄀。鄀是介乎秦楚之间的一个小国，早已成为楚国的附庸。鄀都商密，故址在今河南淅川西境。秦、晋与楚，在上一年里还玉帛相通，这时突然干戈相向了。秦是伐鄀的主谋和主力，晋只起着张掎角之势的作用。
即位才2年的晋文公，为了报答秦穆公，不惜背弃楚成王。其实，晋文公并不真要报答秦穆公，只是无法拒绝秦穆公要他出兵相助的要求罢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它决定着战争与和平。
楚国在方城内外有申、息两个大县，申公和息公是守卫国门的封疆大吏。这次秦、晋伐鄀，楚人起初不甚在意，以为只是寻常的边境冲突，令尹和司马都还在郢都，只派申公斗克和息公屈御寇以申、息之师去戍守商密。秦师抢在楚师到达商密以前，沿着丹水的大湾绕过商密。到了靠近析邑(在今河南西峡)的地方，把自己的役徒捆绑起来，冒充析人，押着朝西走。在暮色的掩护下，秦师包围了商密。入夜，秦人燃起许多火炬，在火光中杀牲取血，伪装与申公、息公盟誓。鄀人从城上见到这般情景，以为自己被楚国出卖给秦国了。一传十，十传百，无不信以为真。于是，鄀人向秦师请降。秦师随即东进，突袭正在途中的楚师。申公、息公疏于戒备，都成了秦人的俘虏。秦师怕楚师的大军追来，匆匆离开商密，回秦国去了。令尹子玉闻变大惊，当即发重兵追秦师，未能追上。子玉不自安，为了以功补过，引兵伐陈，同时把正在楚国避难的顿子护送到顿城，才收兵回国。
析之战是秦、楚两国初次交锋，秦之胜在于诈，楚之败在于骄。
楚国丧失的兵员不算多，可是两位县公被俘对自己的国间形象有损。假如楚人从初次与秦人交锋起就注意总结经验，以诈制诈，此后是不会重蹈覆辙的。无奈楚人计不出此，对秦人总是宁信其诚而不信其诈。乃至323年之后，在离商密不远的丹阳，吃了更大的败仗。
公元前634年———成王三十八年，齐一再伐鲁，鲁不胜其扰，鲁僖公命公子遂和臧文仲向楚求援。臧文仲多谋善言，对子玉说齐、宋两国“不臣”，自请为楚做伐齐和伐宋的向导。子玉被臧文仲说动了，但他要先去处理另一件大事———灭夔。
夔是楚的别封之国。始君为熊渠次子熊挚，故址在今湖北秭归，土著是巴人。夔子已经巴化，而且认为楚国歧视夔国的先君，于是拒不祭祀祝融和鬻熊。《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楚国派使者去责问夔子，夔子竟说：“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这虽是牢骚，但分明自外于楚国了。楚国不能容忍夔子公然闹分裂，搞独立，决定予以严惩。是年秋，令尹子玉和司马子西(斗宜申)引兵灭夔，夔子被押解到郢都去。从此，夔国就不再存在了。
灭夔后，子玉可以腾出手来去惩罚齐和宋了。这时，成王显出了倦于国事的迹象，由子玉执政柄。
宋成公因先君宋襄公为楚所辱而耿耿于怀，叛楚即晋，意在以晋制楚。是年冬，子玉、子西引兵东征，号称伐宋，其实主要目的在于伐齐。楚师把宋国的缗邑(在今山东金乡)包围了几天，让宋人明白楚师随时都可能打进宋国去，就移师伐齐了。对齐，楚是有一笔政治筹码在手中的。先是，齐桓公死，诸子争立，卫姬所生公子无亏被害，郑姬所生公子昭继位为孝公。其余七位公子都逃到了楚国，楚国把他们都封为上大夫。这七位公子中，最有希望取代公子昭的是齐桓公宠姬宋华子所生的公子雍。子玉携公子雍随军东征，在攻克齐国的谷邑(在今山东东阿)之后，把公子雍安置在那里，派申公叔侯戍守在那里，自己和子西则班师回国了。这样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维持一支卫戍部队，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楚人敢这样做，一则是因为他们有遥控飞地的经验，当初熊渠封三子俱为王，就是开辟了三块飞地；二则是因为他们确信当时天下莫强于楚，深知齐人无力把这块飞地吃掉。果然，齐人对谷邑莫如之何。
子玉是一位使敌人敬畏的将才，治军颇严，但苛于枝节而忽于根本。公元前633年———成王三十九年，秋，为了伐宋，成王先派前任令尹子文阅兵于睽，又派现职令尹子玉阅兵于。子文阅兵，只用了一个早晨，没有惩罚一名士卒。子玉阅兵，用了一整天，用鞭子责打了七名士卒，用长箭刺穿了三名士卒的耳朵。一些老臣向子文道贺，说他荐举子玉为令尹是知人善任。子文也高兴，向子玉敬酒。即蘧，是邑名，其地应在澨附近，今湖北京山西近汉水处。贾还年轻，遇上在自己家族的封地举行阅兵大典，也去观礼。事后贾不仅不向子文道贺，还说子玉既不适于治民，也不善于用兵，如带兵超过300乘，非打败仗不可。按，当时每乘战车配属的士卒多少不等，车上的甲士和车后的徒卒合计，至多75人。300乘战车配属的士卒，至多22500人。偌大一个楚国的令尹，充其量只能指挥这个数目的军队，国人道忧尚恐不及，何遑道贺？这或是初生之犊的贾容或喜作狂言，但少年贾对子玉的评论乃不幸而言中。是年冬，成王以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包围宋都，由此引发了一场大战———晋楚城濮之战。
（第五节晋楚城濮之战
晋国自从文公即位，渐有起色。文公和他的谋士曾周游列国，熟知国间形势。这时晋国的财力和兵力还不如楚国，但文公和他的谋士已萌发了争霸的雄心。公元前633年冬，楚、陈、蔡、郑、许伐宋，宋向晋求援，晋文公与群臣商议对策。
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所记，大夫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报施”，是报宋襄公曾厚赠重耳之恩；“救患”，是解宋都之围；至于“取威”和“定霸”，则是要用打败楚国的伟绩来确立晋国的霸业。大夫狐偃主张攻打曹、卫，因为曹刚成为楚国的附庸，卫和楚则是姻亲，曹、卫若被围，楚必往救，则宋围可解，而齐患可纾。先轸是少壮派的健将，一味主战；狐偃是元老派的重臣，细心求稳。他们的意见有出入，但不是对立的。晋文公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把狐偃的意见作为第一阶段的方案，把先轸的意见作为第二阶段的方案。
决策既定，晋国立即扩军备战。原来只有两军，这时增编一军，共有中、上、下三军，以中军将老臣郤縠为元帅。
其明年为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春正月，晋师南渡黄河，先侵曹(都于今山东定陶)，后伐卫(都于今河南滑县)。二月，郤縠病死，先轸受命将中军，为元帅。晋文公与齐昭公会于卫境，共谋救宋抗楚。鲁公子买率兵救卫，卫人多不愿亲鲁从楚，卫成公诈杀公子买，对楚人却说鲁师不曾来救。三月，晋师经过惨烈的战斗，攻破了曹都。楚仍攻宋不止，宋向晋告急。晋文公举棋不定，召集将佐商议，问道，寡人想同楚国打一仗，可是齐、秦两国未必肯帮助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先轸说，可以让齐、秦两国怨恨楚国，办法是让宋人假装不向晋国求救，而以厚赂求齐、秦两国向楚国说情，我们则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割一些给宋国。楚国一定拒绝齐、秦两国的斡旋，这样，齐、秦两国就会同我们一起去打楚国了。晋文公从其计，当即宣布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割一些给宋国。
成王闻讯，决定撤军。自己先回申县去，同时派出使者，命令戍守谷邑的申公叔侯以及正在围攻宋都的子玉都领兵回国。成王特意让使者引《军志》的三句话转告子玉：第一句话是“允当则归”，第二句话是“知难而退”，第三句话是“有德不可敌”。
看来，一场对晋、楚两国都吉凶难测的恶战似乎可以避免了。
但出乎成王的意料，子玉竟派大夫子越(斗椒)到申县去，代他向成王请战说，不是我一定要建功立业，我是要塞住说坏话的人的嘴。
言下之意，是要用自己的胜利去证明少年贾的话是错的。成王动气了，但他没有坚持要子玉撤军，反而给子玉派去了援军。若敖氏执掌着国柄，文武满朝，认为成王仍然是自己的工具。他们对成王的话可听可不听，成王对他们的话却不能不听。君臣的不和，以及国君的迁就和权臣的刚愎，将给楚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成王所派的援军只有西广、东宫和若敖氏之六卒，少了。按，西广是随从楚王的两广之一，有兵车15乘；东宫是随从太子的兵车，也有约15乘；若敖氏六卒，以每卒通常有兵车30乘计，共有兵车180乘。三者合计，援军约210乘，不少了。加上原在宋国作战的兵车，子玉所指挥的兵力够多了。说成王故意少派援军，是晋籍楚裔的王孙启的臆断。王孙启为子元之子，在子元被杀后逃奔晋国，受封为大夫，这次随同晋文公出征。《国语·楚语》记晋师得到子玉移兵北上的消息，准备退避，王孙启却对先轸说，与楚国结盟的诸侯大约有一半不再追随子玉了，若敖氏也不再听从子玉了，楚王派给子玉的援军只有东宫和西广，楚师必败无疑，我们怎么能撤退呢？王孙启说动了先轸，先轸才决定迎战。
子玉派使者宛春对晋国的君臣说，只要晋国允许曹、卫复国，楚国就可以从宋国撤军。这是一个极好的建议，既顾全了晋、楚两国的体面，又保全了宋、曹、卫三国的社稷。可见，子玉并非有勇无谋之辈。先轸认为子玉的建议“有礼”，宋、曹、卫三国都会欢迎的。晋国如果悍然拒绝，这三国就会怨恨晋国。先轸的对策是：私下允许曹、卫复国，但要它们叛楚从晋；同时，扣留宛春，借以激怒子玉，待子玉移兵北上后再相机行事。果然，曹、卫两国都向子玉表示他们不能再为楚国效力了。子玉怒不可遏，当即命令全军释宋都之围，直奔晋师所在的卫国。这是一个轻率的决定，释宋都之围是功败垂成，直奔卫国则将冒巨大的风险。
当时，晋师寡而楚师众，先轸没有料到楚师来得这么迅速，唯恐邀击失利，不得不命令全军后撤。晋师一撤就连走了三天，以每天一舍计，等于退避三舍了。鉴于有些军吏表示异议，狐偃对他们说，这是大王先前允诺了要用来报答楚王的。对此，后人多信以为真。其实，晋人何曾有报恩之意。早在三年前，他们就配合秦人，对楚人不宣而战了。假如这次是晋师众而楚师寡，先轸就不但不会后撤，而且会命令全军进击的。
晋师引退之后，楚国的许多将士觉得自己也不妨适可而止，然而，子玉命令全军追击晋师。
四月戊辰，晋师和只是象征性的秦师、齐师到达卫邑城濮(在今山东范县)。楚师追上了晋师，随即据险立营，使晋文公不胜忧虑。子玉派大夫子上(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让大王的将士同楚国的将士做一场角力游戏，请大王靠在车轼上观赏，让臣也开开眼界。晋文公派将军栾枝回答说，寡君没有忘记楚君的恩惠，所以退到了这个地方。原来我们以为大夫(子玉)也退走了，敝军难道敢拦阻贵军吗？既然贵军不退走，那就有劳大夫(子玉)转告贵军的各位将领，收拾好你们的战车，处理好你们的事情，明天一早来和我们相见吧！
次日是己巳，两军对阵。临战时，子玉夸口说，今天可一定要让晋师不再存在了！子玉将中军，子西将申、息之师为左军，子上将陈、蔡之师为右军。晋以中军当楚中军，以上军当楚左军，以下军当楚右军。楚、陈、蔡联军有战车近1200乘，晋、宋、齐、秦联军有战车约1000乘。楚右军陈、蔡比较软弱，他们是作为附庸来帮忙的，以保全自己为天职，顺境下尚能冲锋陷阵，逆境下势难坚守顽抗。先轸看准了楚师这个致命的弱点，命令晋下军疾攻楚右军。
晋下军战车前列的马披着虎皮，突然出现在楚右军阵前。陈、蔡的战马受了惊，乱了套。陈、蔡的将士见状，争相逃散。在楚右军溃退之际，晋上军佯作后撤之状。子西指挥楚左军出击晋上军，不料受到晋上军和中军的夹攻，伤亡惨重，且战且退。子玉自将的楚中军失去左右两翼的依托，唯恐被晋师包围，只好退出了战场。
这场大战打了不过半天，结局是楚师“败绩”。所谓“败绩”，就是大败。大败的基本缘由，在于君臣不和。君臣不和的主要责任，在于若敖氏。若敖氏居功自傲，飞扬跋扈，成王只能徒唤奈何。假如子玉不是那么轻狂，而能以谨慎为上，战局就会改观，晋文公将后悔莫及。
晋人大胜，或多或少出于侥幸。楚人大败，可是元气没有大损。
子玉在晋人心目中也仍是一位令人敬畏的骁将。对此，晋文公是明白的。因而，在战后，他仍惴惴不安。
申和息的财赋和兵员，都等于一个中小国家。申和息的县师组成的左军溃败后，在战场上遗弃了大批辎重。晋师在楚师遗弃的帐篷里住了三天，三天里所吃的是楚师遗弃的粮食。
郑原是亲楚的，这时迫于时势，不得不亲晋了。五月丙午，郑文公和晋文公在郑国境内会盟，这是暂时的妥协，双方都并不满意。
五月丁未，晋文公献楚俘于周襄王，献了披甲的战车100乘，徒兵1000人。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赐以天子之车(“大辂之服”)和元帅之车(“戎辂之服”)，红色的弓1张、箭100支，黑色的弓10张、箭1000支，黑黍酿制的香酒1卣，以及号为“虎贲”的卫士300人。
同月，周太宰王子虎与晋文公以及齐、鲁、宋、蔡、郑、卫、莒诸国的国君会盟于践土(在今河南原阳、武陟两地交界处附近)。
子玉率残部回楚国，行近方城时，成王的使者来对子玉说，大夫要是进方城去，怎么向申县和息县的父老交代呢？子玉无以自白，乃自缢。先是，范邑有一位名叫矞似的巫，曾当面对成王和子玉、子西说他们三位都将无疾而终。这时，成王想起矞似的话，怕自己会随着子玉、子西死去，连忙派使者去告诉子玉、子西不要自尽。
使者到军中，子玉已死去，子西则恰巧因绳子断绝而活了下来。成王封子西为商公，子西到郢都向成王请罪，成王任命他做工尹。
继子玉为令尹的是吕臣，一个老老实实而平平庸庸的人。
氏乃蚡冒苗裔，势位虽不及若敖苗裔斗氏和成氏。但也是名门望族。
成王似乎有意起用氏，借以牵制斗氏和成氏。而且，成王对桀骜不驯的大臣深恶痛绝，要起用恭顺、谦抑的大臣了。
《史记·晋世家》记晋胜楚于城濮之后，晋文公说：“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既自尽，晋文公大喜过望，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吕臣为令尹，晋文公喜极，说：“莫余毒也已！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后世有以为子玉之死是楚国重大损失的，如《汉书·傅喜传》记汉哀帝时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上书说：“楚以子玉轻重……楚跨有南土，带甲百万，邻国不以为难。子玉为将，则文公侧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庆。”
同年冬，晋与齐、鲁、宋、蔡、郑、陈、莒、邾、秦会盟。晋文公竟召周襄王到河阳(在今河南孟州西)与诸侯相见，这是挟诸侯以令天子，比挟天子以令诸侯更使天子难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孔子对此事的评论，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
（第六节成王晚年的变故
公元前628年———成王四十四年，即城濮之战后四年，楚使斗章到晋国聘问，建议晋楚修好。晋使阳处父到楚国回聘，表示有修好的诚意：这是晋楚之间第一次见于经传的外交活动。是年冬，晋文公去世。
晋文公在位不过9年，但他的名声足以与在位长达43年的齐桓公媲美。漫长而曲折的流亡生活，使他在即位前就已名闻天下。在即位后，他使饱经内乱的晋国得到了安宁。在国间，他只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帮助出奔郑国的周襄王复位，第二件是打胜了城濮之战。仅凭这两件大事，他就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霸主了。晋文公唯一的长处是辨贤愚，明赏罚，这使他获益匪浅。他的度量并不大，乃至睚眦必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他的本色。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位迹近奸雄的霸主。他去世后，那昙花一现的霸业也就枯萎了。晋文公去世后不过半年，晋师无端伏击自郑归秦的秦师，尽获其三帅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尽歼其士卒，使无匹马只轮得返。晋文公留下的僚佐和晋文公一样，也全无信义可言。
吕臣任令尹的时间不长,在公元前627年———成王四十五年,令尹已是子上了。是年,阳处父率晋师伐蔡;子上率楚师救蔡。两军夹泜水而阵,都不愿先渡河,于是各自引退。太子商臣对成王说,子上是受了晋人贿赂才退兵的。这是商臣有意进谗,成王未能察觉。
先是,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子上曾独持异议,商臣为此而衔恨。这时的成王已经丧失了冷静的头脑,偏信商臣,不经查证,便处死了子上。其明年秋,成王发现商臣不是理想的太子人选,打算废商臣而改立其弟王子职为太子,事机不秘,竟招来了杀身之祸。
商臣听到了一丝风声,苦于不明究竟,向其师潘崇求教。潘崇想出一个办法来,教商臣设宴款待正在郢都的姑妈江芈,席间故意失礼,惹江芈生气,听她会说出些什么来。《左传·文公元年》记商臣依潘崇之计行事,果然,江芈骂商臣:“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汝)而立职也。”真相大白了,商臣又去向潘崇问计。潘崇问,你能事奉王子职吗?商臣说,不能。潘崇问,你能做大事吗?商臣说,能。所谓“大事”,就是不择手段自立为王。商臣率领东宫的甲士包围了王宫,逼迫成王自尽。成王要求在就死之前煮一只熊掌吃,相传这是因为熊掌难熟,成王意在拖延时间等候救援。但商臣不允许,成王终于自缢了。
商臣自立,是为穆王。初即位,尊潘崇为太师,以潘崇为环列之尹司宫廷警卫之责,并以先前为太子时所有的财物和仆妾赏潘崇。
商臣弑成王,轻而易举,没有遇到明显的障碍,没有引起明显的动荡,何以如此?关键在于若敖氏的中立。成王是若敖氏拥立的,终其世由若敖氏执掌政柄,当性情随和的子文为令尹时,对成王毕恭毕敬,君臣相得如鱼水。性情刚愎的子玉继为令尹,凡事喜自作主张,对成王不尊重,令不必行,禁不必止,君臣之间就有隔阂、摩擦乃至冲撞了。城濮之败,使若敖氏的一颗明星颓然坠落,对此,若敖氏不会责怪保全了中军的子玉,只会埋怨成王对子玉支持不力。
商臣与若敖氏的关系尚属不恶,他的宫甲曾赶到前线去增援子玉,后来把他送上王位的正是这支宫甲。子上的被杀,若敖氏可能不知是商臣进谗所致,而也归咎于成王。只要若敖氏袖手旁观,商臣就不难办成他的“大事”了。
成也若敖氏,败也若敖氏,成王的一生———早年的喜剧和晚年的悲剧就是这样。
假如置个人的荣辱于不计,专论国家的盛衰,那么,楚国的霸业无疑是在成王时奠基的。假如置北方诸夏的偏见于不顾,专论诸侯的功业,那么,说成王已是霸主也不算过分。五霸为谁,诸说不一。通常以《春秋》所记为准,五霸即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阖庐、句践,年代太晚,而且只是小霸。楚庄王是无可争议的霸主,但年代也较晚,无幸与其他霸主周旋。宋襄公虽曾主盟,但只演了几场闹剧,号为霸主,滥竽充数而已。秦穆公是关中的霸主,在中原却不曾得志。楚成王与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并世而立,论治国的成效,只有齐桓公与楚成王差可比肩;论用兵的艺术,只有楚成王之孙楚庄王可以与乃祖相提并论;论主盟,楚成王虽不及齐桓公而超过晋文公。假如说,楚成王在郑国有违礼之举,那么,晋文公召周襄王就是违礼之尤;假如说,楚成王有城濮之败,那么,秦穆公的殽之败损失更为惨重。总之,不管拿什么条件来衡量,楚成王都曾是真正的霸主。春秋五霸,楚成王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其孙楚庄王的形象更加高大,论者乃舍其祖而取其孙了。
（第七节走向繁荣
晋公子重耳说楚国的物产比晋国的丰饶,这是实情,并非客套。
成王答以“虽然……”换成现代汉语,就是“尽管这样……”,可见,成王也确信天下富国楚为首。
当时楚国的物产,羽毛齿革之类尚在其次,铜和锡才是最使北方诸国自叹弗如的。
当时楚国的铜矿,无论从数量看或者从规模看,都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国。小铜矿且不论,那是北方各国也有的;大铜矿则独见于江南,楚国有,吴国和越国也有,其余各国就没有了。楚国的大铜矿集中在现在的鄂东南以及与鄂东南相连的赣西北,即今大冶、阳新、瑞昌诸地,品位比吴、越的铜矿高,当时的开采规模比吴、越的铜矿大。这些地方的铜矿早在商代中期就已开始采炼了,在春秋时代已达到很高的采炼水平。由其遗址中出土的日用陶器可知,采矿者是扬越。鄂东南和赣西北的扬越是东部扬越,文化面貌与湘水流域的南部扬越是孪生姐妹,其典型陶器为刻槽足鬲、带耳甗和长方形镂孔豆,多有拍印纹。
楚成王南抚扬越,北收弦、黄,东征徐夷,控制了大别山南北的通道,使长江中游的铜矿成为囊中之物。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矿井和古炼炉,表明春秋时代的采铜、炼铜工艺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
铜绿山在大冶大冶湖旁,山势作西南—东北走向,长约两公里,宽约一公里,其间所有山头都在海拔一百米以下,山中有丰富的铜、铁矿床,而且有金、银、钴等共生。山以“铜绿”为名,是由于如同治《大冶县志·山川志》所云:“每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土石之上。”故老相传,此处为“古出铜之所”。地下有铜矿,则地上有“铜草花”。每逢春夏之际,铜草花星散于山野之间,成为当地颇有特色的景观。1965年发现了古代采矿的遗迹,1973年从古矿井中发现了大型的斧形铜凿,这才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经发掘证实,这里的古矿冶遗址在全世界年代最早的同类遗址中是水平最高而保存最好的,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是至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铜绿山春秋时代的矿井,深度达40米~50米。井巷的组合,大致是围绕着几口竖井,开拓出为数较多的横巷,作扇面形展开,横巷下面又开拓出若干盲井。竖井和横巷都有木构的方形支架。竖井支架长宽各约60厘米,横巷支架高约100厘米而宽约80厘米。在竖井与横巷相接之处,有马头门,高度和宽度一如横巷。矿井中有良好的通风系统和排水系统。照明靠点燃竹签,是最原始的方法。
采矿用斧形铜凿,已知最大的一件重达16公斤。选矿用船形木斗装矿土在水中淘洗,是为重力选矿,可以指导掘进。采出的矿石装在竹篓中,经竖井提升到井外。当时的炼炉已发现多座,都是竖炉,外观为圆台状,由炉基、炉缸、炉身三部分组成,除炉基内有石块外,其余都用黏土垒筑。
在炉缸的内壁和金门的内口,加衬了以青膏泥和石英砂为主的耐火材料。炉缸截面为椭圆形或长方形,长轴约70厘米,短轴约40厘米,缸深约30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铜绿山工作队筑了两座仿古炼铜竖炉,做了两次仿古炼铜实验,结果证明:春秋时代铜绿山炼铜竖炉的冶炼工艺是铜的氧化矿的还原熔炼,只要有足够的风压和风量,就能进行正常的冶炼;只要炼炉的熔化带中有足够的温度(按,纯铜的熔点是1083℃),矿石不论品位高低,不论是块矿还是粉矿,都可以炼出红铜来;使用这样的竖炉,可以连续投料,连续排渣,间断放铜,持续冶炼,不是只用一次就要破炉取铜的;一座炼炉,一天之内,如果投入物料3000公斤,矿石平均含铜量为12%,在正常情况下,可炼出红铜约300公斤。覆盖在铜绿山古矿区的古代炉渣,总重约达40万吨,由此可知曾炼出红铜1万吨左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铜绿山古矿区曾多次采集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圆饼形铜锭,每块重约1.5公斤。楚成王送给郑文公的“金”,大概就是这种成锭的红铜。
按当时的条件和习惯,铜矿石采出后,就地冶炼;红铜炼成后,易地铸造。因此,楚国的冶炼中心就在铜绿山以及与铜绿山相连的古矿区,楚国的铸造中心则在郢都和其他通都大邑。
有了扬越的冶炼技术和随人的铸造技术,并在发展中加以提高,楚国的铜器生产就突飞猛进,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赶上并超过了北方。
对待先进事物,楚人是不抱偏见的,心悦诚服,趋之唯恐不及,求之唯恐不获。在湖北襄樊山湾的春秋楚墓中,有邓公乘鼎和上鄀府簠出土。在河南淅川下寺的春秋楚墓中,有巴式剑、鄝子之用戟、蔡侯簠和吕王钟出土。这些不同国属和不同族属的器物成为楚人的爱物,体现了楚国的文化开放方针。然而,早在武王和文王时,北方的铜器就不再是楚人崇拜的偶像了。在仿作的同时,楚人从自己的实际需求、主体心态和审美意趣出发,力求创新。以铜礼器为例,楚人的创新成果就层出不穷。鼎,从来是凡圆形者必圜底,只有个别方形者为平底,而且不束腰。楚人的升鼎虽为圆形,却是平底而束腰,立耳外撇,器周有四只或六只攀附兽,形制特异。楚人的于鼎最初只是模仿北方的一种盖鼎,可是不久就添上了凸棱子母口和装在盖顶的圈形提手,从而别具一格。铜礼器的组合体现了当时的礼制,周人为鼎簋相配,楚人曾袭用鼎簋相配,但在春秋早中期之际就开始改用鼎簠相配了。从实用的角度去看,簠并非南方所必需,簋并非不能满足南方的需求。楚国的贵族舍簋而取簠,显然是要在礼制上做到与周制有同有异。此外,鼎和簋都是圆形的,簠是方形的,楚人变以圆配圆为以方配圆,可能与审美的倾向也不无关系。
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是楚国铜器的发展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的发展道路。
铸造各类铜器的难度是不等的,礼器和乐器难度高,农器和匠器难度低,兵器则介乎两者之间。铜多了,用铜铸造的农器和匠器也多了,这对生产力的提高起着巨大的作用。
从武王到成王,楚国的发展有奔逸绝尘之势,周代的其他各国都瞠乎其后。何以如此?这是读者自然而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作者孜孜矻矻以求索的一个课题。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重要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长江中游缺乏易于开采的有色金属矿藏,如果楚国没有绥服精于冶炼的扬越和精于铸造的随人,楚国的发展速度势必减缓,即使竭力追赶中原的发达国家,也只能踉踉跄跄地掉在后面。然而,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并不是一条现成的康庄大道。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那么,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仍将是吝啬的,不仅不足为利,而且可能适足为害。
前有殷人,后有周人,北方的诸夏对长江中游垂涎已久。殷武丁南伐,周昭王南征,都是奔着铜来的。如果楚国积弱不振,以随人为先锋的周人就会席卷长江中游,那样,楚人就会备受奴役。求生存尚且不易,求发展就难乎其难了。幸而,从武王到成王,楚人创立了良好的社会机制,养成了良好的心理机制。
是什么良好的社会机制呢?说到底,是楚人在跨进阶级社会的门槛之时,善于因时乘势,选择了适当的社会形态,良好的社会机制即源于适当的社会形态。一个民族在脱离原始社会之后所迎来的阶级社会,不一定和其他民族的阶级社会一模一样。在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条件下,奴隶制是唯一的道路。假如条件并不那么顺顺当当,农奴制也是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马克思认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楚人在这样的胚胎时期受到特殊的人文环境的制约,北方是奴隶制早已发达的诸夏,南方是奴隶制尚未成熟的群蛮。如果楚人循着诸夏的奴隶制的老路亦步亦趋,就无法与诸夏抗衡,恐怕拖不到战国,就早已在春秋的舆图上消失了。南方比较原始但也比较自由的风气,促使楚人走上了一条新路。奴隶制成分在宫廷和贵族的家室中缓慢地滋长着,农奴制成分在县邑的里社中迅速地增殖着。楚人灭国越多,设县越多,农奴制的优势就越大。楚人以方兴未艾的农奴制与北方诸夏已到垂暮之年的奴隶制竞争,就占了社会机制比较先进的优势。对于楚国社会形态的详细介绍,将在后文适当的章节中展开,此处暂且从略。
是什么良好的心理机制呢?这要分两点来说:一是兼采夷夏之所长,二是追新逐奇。这个良好的心理机制是在楚人创立良好的社会机制的过程中养成的,绝非天生。以生产为例,随人所代表的诸夏长于铸造,扬越所代表的群蛮长于冶炼,楚人则兼而有之。以管理为例,诸夏的长处是有完备的官僚机构,群蛮的长处是简朴,楚人也兼而有之,模仿诸夏而有所损,参酌群蛮而有所益,也建立了一套官僚机构,可是事简职专,不像诸夏那么烦琐,而且有一套特殊的行政系统。这样兼采夷夏之所长,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总之,是一种调适。成功的调适不是拼凑,而是创造。楚人追新逐奇的心理机制,正是在创造的实践中养成的。假如说上文提供的实例还不很多,那么,从下文的若干章节中,读者将发现,楚人实为喜新好奇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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