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真正的国家机器，熊渠做过大胆的尝试。征服蛮夷是成功的开端，但离成功的目标还很远。只要对内和对外的奴役尚未达到非由国家机器来维护不可的临界点，真正的国家机器是不会建成的。熊渠封三子俱为王确实非同凡响，但也只是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号之下实行部落联盟的延伸，与周朝基于成熟的宗法关系和严格的等级制度而实行的众建诸侯不可同日而语。蛮夷君长擅称王或者擅封王，从古代到近代，不乏其例，这可以使当局者陶醉，也可以使旁观者震惊，但未必就是历史前进的标记。就熊渠的尝试来说，戏剧效果比历史意义更胜一筹。
若敖为熊渠的未竟之功踵事增华，组建了一支家族武装。按中原的习惯，这类家族武装叫做“私卒”。若敖的壮举没有留下有戏剧效果的文献记录，但其历史意义却不容忽视。在建立真正的国家机器的过程中，组织私卒是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步骤。楚国正式进入文明社会以及正式建成国家机器，是在蚡冒去世之后的楚武王、文王时代。
（第一节“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
楚人用玉帛和干戈送走了原始社会，迎来了阶级社会。同时，他们送走了部落联盟，迎来了国家机器。
财富和权势的持续增长，终于使原始公社体制成为部落贵族不堪忍受的桎梏。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国人即部落贵族和部落平民都需要强有力的军事首领，稚君幼主则容易被认为是于事无补的。为了强化对外的掠夺和征服，他们不惜激化对内的争斗和篡夺。
蚡冒死，其弟熊通杀其子而代立，时在公元前740年(周平王三十一年)。按，《春秋》记事始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时为熊通十九年。
弑君篡位的熊通，势位牢固，功业显赫，君临楚国的时间又很长，这表明他弑篡伊始就得到了多数国人的拥戴。在楚国历史上，凡弑篡而立的君主必定是公子王孙，大抵有所作为、有所建树，而且都出现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即楚国转弱为强、变小为大的时期，唯独楚国将亡时公子负刍弑其弟公子犹而代立是例外。
《左传·文公元年》记令尹子上对楚成王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这是局内人说的，必有实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晋卿叔向对韩宣子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这是局外人说的，但也不是耳食之辞。验之于史实，应该承认叔向比子上说得更加准确。子上是笼而统之说的，叔向则点出了“芈姓有乱”这个特定的历史场合。从反面来理解叔向的话，如果芈姓无乱，那就“必伯实立”或者“必长实立”。所谓“必季实立”的“季”，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其一是幼弟，其二是小叔。在楚国约八百年历史上，幼弟杀其兄而自立的有三例，即熊徇杀仲雪，成王杀庄敖，平王逼杀灵王和公子比、公子黑肱；小叔杀其侄而自立的也有三例，即熊延杀熊挚红，熊通杀蚡冒子，灵王杀郏敖。
此外，有和平方式的兄终弟及四例，即熊胜传熊杨，熊勇传熊严，肃王传宣王，幽王传哀王，后两例是因兄无子而传弟，估计前两例也如此。确实，当芈姓有乱时，在君位继承问题上，“季”有明显的优势。
从民族史和民族志的资料来看，凡实行幼子继承制的，大致有两种因由，其一是长子非己出，其二是长子非嫡出，而根源是两种不同的婚姻关系。长子非己出，原因在于夫妻双方在婚后的一定期限内仍有性自由，这是原始的婚姻关系的残迹；长子非嫡出，原因在于男子先纳妾、后娶妻，妾先妻而生子，这是在宗法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婚姻关系可能发生的后果。早期的楚国似乎不以长子非己出为怪，中期以后的楚国则长子非嫡出较为多见。在芈姓无乱时，自然是身为嫡长的“伯”有继位的无可争议的优先权；在芈姓有乱时，则是身为嫡幼的“季”有继位的无与伦比的竞逐力。
从部落联盟中蜕化出来的楚国，在充满机会和风险的环境中浮沉。国人一旦尝到了征服和奴役的甜头，就会希望有一位精明强干的楚君，上而言之是一位能征善战而又注意施惠于民的楚君，下而言之是一位健康而又和惠的楚君。如果依惯例继位者连下而言之的条件也达不到，那就得由贵族实权人物来代庖了。代庖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由一位公子自行取其君而代之，其二是由几位元老扶助一位公子废其君而代之，总之，要一废一立。弟杀兄而自立的三例中，所谓成王杀庄敖实为元老杀庄敖而立成王，另两例也都是由一位公子自行取其君而代之。
楚国是自然地生长和成熟起来的，善于同诸夏和群蛮周旋，并且善于从中吸取外来的文化因素，它的生命力很强。周代那些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则是用类如移植或嫁接的方式，人为地催生和助长的，若不融合土著，其生命力必弱。晋国生命力强，是因为它融合了戎人和狄人。齐国生命力强，是因为它融合了夷人。燕国生命力也强，也是因为它融合了戎人和狄人。此外，还有多到以数十计的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计不出此，乃至或先或后地成为强邻的俎上刀下之肉。与多数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相比，楚国名号卑微，可是前程远大。
（第二节灭权国，创县制
熊通在楚国的诸多公子中无疑是一位铁腕人物，做出事来往往惊蛮夷而动华夏。这也难怪，假如熊通像汉水以北一些姬姓和姜姓的小国那样，循规蹈矩，那么楚国非但不能变成大国，而且将很难维持自己的生存。
《史记·楚世家》用速写式的语言介绍了熊通前期的国间形势：
“十七年，晋之曲沃庄伯弑主国晋孝侯。十九年，郑伯弟段作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卫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鲁弑其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其君殇公。”不是臣弑君，就是诸侯侵天子，总之，王纲行将解纽。熊通觉得江汉之间的天地似乎太小，他要问津于汉水了。
汉水北岸有一个邓国，故址在今湖北襄樊，公族为曼姓。熊通与邓国和亲，娶其公族女子为夫人，史称“邓曼”。按，楚国公族与他国公族通婚，最迟始于若敖。若敖的夫人大概不止一位，其中有一位是郧国公族女子。国与国之间的和亲是一种血缘外交方式，旨在睦邻以宁邦，结援以御敌，尽管它的实效往往令人沮丧，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常规外交方式。论名号，邓君为侯，楚君和郧君为子；论国势，却是楚较强，邓和郧较弱。这样互见短长，楚、邓和亲以及楚、郧和亲大致都可以说是门当户对的。
据《今本竹书纪年》周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时为公元前738年———熊通三年。申为姜姓，原在北方，周宣王时徙封之以镇南土，其地在今河南南阳北。汉北的诸侯国，以申为最大。熊通即位不足三年就挥师渡汉，远出南阳盆地，去冲击周朝设在汉北的重镇，此表明其志不在小。可是，他没有得手。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个教训，熊通早期仍不得不专力于底定江汉平原的西部，这时他的主要成就是灭掉了权国。
权的故地在今湖北当阳东南，公族为子姓，是商代中期以后南迁的殷人。国土虽不广，国力却不弱。楚人从熊渠到蚡冒都未能把它击灭，熊通才实现了先君的夙愿。这里值得我们重视的，不是伐权时的用兵方略，而是灭权后的设治决策。熊通以权国故地为权县，命斗缗为权尹。这是一个创举，其影响之深远是连熊通自己也不会料到的。
中原的县早在西周就有了，但县在西周还只是泛指郊外的边远地区，未能构成一级行政区域。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即自熊通灭权国而置权县始。直到现代，县仍是中国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域。
楚国的县制与不久以后秦国的县制大体相同，县都直属于国君。晋国和齐国的县制则不尽然，既有直属于国君的县，也有分属于陪臣的县。至于郡制，据已知的资料来推断，应是晋国在春秋中期始创的，也可能要稍早些或者稍晚些。春秋时代的郡，都在县之下。
战国时代，除三晋外，其他国家也设了郡，但这时的郡已在县之上了。
楚国的县制从创设到巩固，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反复。出乎熊通的意料，首任权尹斗缗居然反叛了。斗缗的反叛与周成王时管叔、蔡叔的反叛颇有相似之处，都有殷人为谋主。殷人富有政治经验，利用斗缗来反抗熊通，这比他们自己去反抗熊通和斗缗巧妙得多了。
熊通做出了果断的决策，迅即发兵平叛，包围了权县，捕杀了斗缗，然后迁权县于处。处在今湖北荆门，与权县故地相距不远，可是，权县故地位居要冲，处则不在交通干线上。此后，楚人每灭一国，便把该国的公族迁到楚国的后方，严加监管，对该国的故地则通常设县以统之，因俗以治之。
《左传·桓公二年》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事在熊通三十一年———公元前710年。蔡国离楚国较远，郑国离楚国更远，它们都在中原，但也怕楚国了，可见熊通必定组建了车兵。否则，蔡侯、郑伯是不会如庸人之自扰的。不过，只有征服了南阳盆地的申国以及随枣走廊的随国，楚兵方能北上中原。这时，真正受到了楚国威胁的是汉东的随国。
（第三节得志汉东
汉水中游大致为西北至东南走向，其间有两处明显的转折，一处在邓国，一处近权县。邓国迤西，汉水大致为东西向；从邓国到权县，汉水大致为南北向；权县迤东，汉水又大致作东西向，直到汇入长江。因此，可以说，申、邓等国在“汉北”，随、唐等国在“汉东”，他们都在“汉阳”。
汉东诸国，随国为大。汉阳诸姬，随国为首。
“随”是他称，其自称为“曾”。曾是早在商代就有的，姒姓，乃夏人遗裔。“曾”写作“”，见殷墟卜辞。这个姒姓的曾国在今河南中部，柘城西，溱水东。大约在西周中期，这个曾国迁到今山东枣庄去了，文献作“鄫”，金文作“曾”。周朝在姒姓曾国的故地另封了一个姬姓的曾国，文献作“缯”，而金文仍作“曾”。随着南土的开拓，这个姬姓的曾国一再南迁。第一次，它迁到今河南方城附近，留下了地名缯丘和缯关。“缯丘”见《荀子·尧问》，“缯关”见《左传·哀公四年》。第二次，它迁到今湖北随州，其地固称随，因而文献多称之为“随”。也有称之为“缯”的，金文却仍作“曾”。
曾的第二次南迁，大约发生在西周末叶。已知有铭的曾国铜器，最早的属于西周晚期，与随国历史的上限相合。其出土地点多在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东部，又恰与随国的方位相合。《国语·郑语》记周太史伯论成周南土诸侯，又说到“随”，又说到“缯”，但言随则不与缯同列，言缯则不与随连举，可见“随”和“缯”是一国。
姬姓的曾国和姜姓的申国串通，联合西戎，攻杀周幽王，拥立周平王。正是因为有大功于东周，曾才成为汉阳诸姬之首，申才成为汉阳诸姜之首。与申相比，曾更强，这是因为曾与有色金属的关系特别密切。
传世的《曾伯霂簠》作于春秋早期，有铭文曰：“……克狄淮夷，抑繁汤，金导锡行……”大意是：击败了淮夷，平定了繁阳，使运送铜锡的道路得以畅通无阻。此器应为姬曾之器而非姒曾之器，理由是：繁阳在今河南新蔡，距姬曾近而距姒曾远，而且，姬曾国力强，姒曾国力弱。周人经略南土，主要目的在于获得以铜为主的有色金属。曾国是最靠南的一个姬姓国，因而也是离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产地最近的一个姬姓国，对于维护铜锡北运的道路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迄今已出土的大量曾国铜器，足以证明曾国是春秋早期长江中游铜器铸造水平最高的一个诸侯国。
楚国要称雄于南方，非全盘控制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产地不可；要全盘控制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产地，非击败曾国不可；要击败曾国，非使自己的实力和谋略都超过曾国不可。若敖和蚡冒都不敢存这样的奢望，熊通却跃跃欲试了。
鉴于文献称“随”而金文称“曾”，本书将视实际需要，或称之为“随”，或称之为“曾”，只要读者心里有数，这是无妨的。
伐随，比起伐庸、伐鄂、伐权来，要难得多。在蚡冒以前，楚国只有北方称为“徒兵”而南方有时称为“陵师”的步兵。对付群蛮，只要有精锐的徒兵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对付诸夏，却非有精锐的车兵不可，否则无异乎以卵击石。熊通为伐随所做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组建一支能在随枣走廊里驰骋的车兵，以及为兵车平整道路、架设桥梁的工兵。当然，这不是一蹴可就的，非做多年努力不可。
《左传·桓公六年》记大夫斗伯比对熊通说：“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文献记楚伐随始于此年，即公元前706年———熊通三十五年。斗伯比的话，证明楚国在这之前就曾用兵于汉东，未能得志，经传失载了。这年，熊通又张其三军渡汉伐随。
这次伐随的时机选择得很好，随土歉收，随人乏食。熊通接受了先前单纯“伐兵”的教训，实行以“伐谋”佐“伐兵”。他所追求的不是摧毁随国，而是让随国做楚国的附庸。因此，行近随都时，熊通命其侄章入随都见随侯以“求成”。当时所谓“求成”，即建议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弱者向强者乞和，二是强者向弱者迫和。章此行的任务当然是迫和，他必须向随侯显示楚国的实力和决心。随侯无奈，命少师随章到楚师驻地去“董成”。当时所谓“董成”，即充当和谈的全权代表。大夫斗伯比知道这位少师是随侯的宠臣，此人好大喜功，于是建议熊通把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故意让这位少师只看到一些似乎羸弱的部队，给这位少师造成楚不敌随的错觉，以引诱随师出城与楚师决战。大夫熊率且比说，有季梁在随国，我们是瞒不过他的。斗伯比说，这是为以后着想，少师其人将因得宠而专权，对我们会有利的。熊通听从斗伯比，那位少师回随都后果然主张追击楚师。随侯犹豫不决，大夫季梁适时进言，提醒随侯不可中楚人的诱敌之计。随侯听从季梁，命随师固守不出，楚师则就此收兵回国了。
这一仗没有打成，但楚人并非全无所获。据《史记·楚世家》 所记，在和谈中，熊通强求随国替楚国去要挟周天子。
熊通说：“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侯慑于楚国的兵威，照办不误，派使者去向周天子进言了。这事尽管没有办成，但终究表明随国是顺从楚国的，楚国可以扬威于汉东了。所谓“观中国之政”，意即介入中原的政局。固然可以说这是大言，但它绝非虚张声势的空言，其中包含着熊通的真情实意。熊通“观中国之政”的雄图，不久就由他的子孙化为实践了。季梁是一位贤臣，对他，楚人可能比随人更加尊重。他的影响，在楚国或许比在随国更加深广。据《左传·桓公六年》所记，季梁的学说以民为神之主作中心：“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按照寻常的认识，神为民之主，逻辑上当然可以引申到民须忠于君而信于神。按照季梁的理论，民为神之主，逻辑上自然应该引申到君须忠于民而信于神。这个思想出现在春秋早期，虽誉之以石破天惊亦不为过。后来真正因季梁的理论而受益的，倒不是他的本国———随国，而恰是他的敌国———楚国。
季氏自称“周王孙”，有铜器铭文可证。随州季氏梁1979年出土铜戈两件，都有铭文。其一铭曰：“周王孙季怡孔藏元武之用戈。”
其二铭曰：“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如上所述，曾即随。季怡，可能是季梁的后人。季氏梁，可能是后人为纪念季梁而取的地名。
楚国扬威于汉东，使靠近楚国的几位诸侯寝不安席。谷伯和邓侯跑到泰山下面去，朝见鲁公。他们想靠鲁国来牵制楚国，用心可谓良苦。但他们对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却不甚了了，那就是远水难救近火。
公元前704年———熊通三十七年，随国通报楚国，说周天子拒绝提高楚君的名号。《史记·楚世家》记熊通闻讯大怒，说：
“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果然，他当即自立为楚武王了。显然，“武王”是熊通生前就有的尊号，死后则沿用为庙号。和先君熊渠一样，熊通也说过：“我蛮夷也！”当然，这也是为独行其是辩护所用的遁词。熊通称王，开诸侯僭号称王的先河。中原诸侯在国内虽偶尔称王，在国外则仍称本爵，而且没有生前就自选庙号的。熊通称王之后，周天子莫如之何，诸夏和群蛮也都莫如之何。
斗伯比认为这时的随有隙可乘，主张再次伐随，武王从其议。
这年夏天，武王邀请若干诸侯到沈鹿(在今湖北钟祥东)会盟，黄、随两国的国君缺席。黄国离沈鹿很远，尚属情有可原；随国离沈鹿不远，随侯拒不到会分明是藐视武王，而这正中武王下怀。武王一面派章去责备黄君，一面兴师伐随。那位受宠用事的少师主张速战速决，随侯以为可行，不顾季梁谏阻，引兵迎击楚师。楚师迂回到随都的东面，随师在速杞(在今湖北随州)与楚师遭遇。将战，季梁对随侯说，楚人尚左，楚王一定在主力左军，大王最好也随左军行动，去进攻楚师的右军，可不要同楚王碰上。季梁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少师说要王对王才相称。随侯又听从少师，坚持尚右的传统，仍随右军行动，命少师为戎右，下令进攻楚国的左军。冲锋之后，胜负立决。随师大败，随侯落荒而逃，他的戎车和车右少师一起被楚师俘获。武王接受斗伯比的意见，不灭掉随国，而让随侯在表示愿意悔改之后与武王会盟。从此，随国不敢再开罪于楚国了。三年以后，楚国在汉东又打了一场胜仗。那是在公元前701年———武王四十年，莫敖屈瑕奉命领兵东行，以期与贰、轸两国会盟。郧是贰、轸的邻国，以为楚与贰、轸会盟将不利于郧，便策动随、绞、州、蓼诸国联兵截击楚师。蓼()在今河南唐河南，随、绞、州的地望已见上文。随国没有响应，绞、州、蓼三国虽表示响应而尚按兵不动。郧师则急不可耐，已集结在郧郊的蒲骚了。对楚师来说，这样的局面是不难对付的，敌军又散又弱，可以逐个击破。
然而屈瑕缺乏主帅应有的素质，稍遇疑难便优柔寡断，将东渡汉水时收到上述情报，竟不知所措。副帅斗廉建议屈瑕顿兵郊郢(在今湖北钟祥西北或宜城东南)，以观随、绞、州、蓼的动静；斗廉自己则请求带领一支精兵奇袭郧师。屈瑕还是游移不定，打算卜问吉凶。斗廉认为没有卜问的必要，《左传·桓公十一年》记斗廉说：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斗廉异乎寻常的坚定，促使屈瑕打消了忧虑。斗廉统率的精兵兼程东行，夜袭蒲骚，一举击溃了郧师。郧人自食其狂妄的恶果，楚与贰、轸则得以在胜利的喜悦气氛中会盟不误。
速杞之役和蒲骚之役确立了楚国在汉东的霸主地位，此后汉东尽管还有一些反复，但大局已定了。
（第四节兼顾侧背
武王没有把侧背的安全置诸脑后，东征的胜利使他受到鼓舞，于是有胜利的西征和北征。
还在自立为武王的公元前704年，打败了随国之后，武王就曾移师西进，击败濮人，拓宽和加固了后方。
其明年，汉水上游的巴国派使者韩服到楚国来，请求楚国协助巴国与邓国通使修好。于是，楚使道朔陪同巴使韩服访问邓国。不料，刚走到邓国南部的鄾邑，还没有渡过汉水，就遭受暴徒袭击，两人都被杀死，礼币则被抢走。章奉武王命向邓国提出抗议，邓侯竟拒不接受。由此，楚、巴合兵伐邓，包围了鄾邑。这一仗，楚又是主谋，又是主力。邓侯命大夫养甥、聃甥率援军救鄾邑，迅速渡过汉水攻击楚巴联军。楚巴联军的主帅是那位后来因奇袭郧师而立下卓著战功的斗廉，这次伐邓围鄾只是小试身手。邓师中了斗廉的佯败诱敌之计，陷入楚巴联军重围，兵败如山倒。鄾邑的守军和居民见状，连夜逃散。
大约在鄾之役以后不久，楚师北渡汉水，击败鄀师。战俘中有一位名叫观丁父的，颇有韬略，武王任命他做“军率”。“军率”是高级将领，可以指挥一军。
公元前700年———武王四十一年，楚伐绞，问其与郧合谋袭楚之罪，主帅仍为屈瑕。此役情况明了，任务单纯，而且是以石击卵，屈瑕指挥自若，绞被迫为城下之盟。当时为城下之盟等于战败者向战胜者认罪，是战败者的奇耻和战胜者的殊荣。绞人为此而忍辱含垢，屈瑕则由此而趾高气扬了。
楚伐绞，是从东南往西北走。更在楚都东南的罗人企图乘机偷袭楚都，其大夫伯嘉受命到彭水(今南河)去侦察。伯嘉一而再、再而三地点算楚师渡彭水的人数，不禁忘形，被楚人发现了。伯嘉带回罗国的情报，大概是楚师主力没有全部出动，所以罗国按兵不动，以为就此无事了。可是，屈瑕没有忘记要惩罚如此胆大妄为的罗人。
其明年，楚伐罗，主帅还是屈瑕。年事已高的斗伯比为屈瑕送行，见屈瑕有骄矜之色，深为担忧，回丹阳后，请求武王增援屈瑕。
其实，这次楚伐罗是全军以出，无援兵可派了。武王听了斗伯比的话，不以为然，斗伯比也没有详说力争。武王回宫后还在想斗伯比那个近乎荒唐的建议，不知所为何来，于是告诉了夫人邓曼。邓曼明达事理，善解人意，她对武王说，大夫斗伯比所担心的，怕不是士卒寡不敌众吧？我想，他所担心的是莫敖轻敌致败哩！武王恍然大悟，派人去追告屈瑕。可是为时已晚，悲剧正等待着屈瑕。
屈瑕只能指挥单打一的战役，对涉及多方的战役和变化多端的战局则束手无策。这正像做代数题，他只能做一元一次方程式。而且，他有一个致命的性格弱点，即在逆境和貌似逆境的顺境中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多疑难断，在顺境和貌似顺境的逆境中则会同样不由自主地一意孤行。伐罗不像伐绞那么单纯，它是貌似顺境的逆境。
邓、卢、罗这条常山之蛇已伤而未僵，在楚国发兵后，它动弹起来了。屈瑕为了尽早攻克罗都，督催全军尽快渡过鄢水(今蛮河)，队列错乱也在所不惜，以致渡过鄢水之后不成队列了。行近罗都时，正面有罗师迎击，这是谁也不以为怪的；背面突然出现卢师偷袭，这却使屈瑕和他的将士都大惊失色了。楚师腹背受敌，迅即溃败。
屈瑕因退路被罗卢联军截断，不得已，率残部南逃。由于罗卢联军的追击，屈瑕一行狂奔不止，竟逃到了荒谷一带。屈瑕无面目见君王、父老，乃自缢；其他将领则自囚，以听罪。武王宣告臣民，这是寡人的过错。他宽宥了全体将士，但楚人的耻辱不是君王的宽宥所能洗刷的。
屈瑕的自缢开创了楚国统帅以死殉职、以死谢罪的先例，其人其事，于当时虽有过，于后世则不为无功。
伐罗之败给了楚国不止一个惨痛的教训：传统的用兵方针———近交远攻已经过时，要改弦更张了；传统的选官原则———任人唯亲有利亦有弊，要先贤而后亲才最好。
从文献资料来看，此后八年之中楚国没有兴师动众，表明其似乎很难补偿伐罗之役的损失。其实不然，伐罗之役，楚师虽则溃不成军，但其死伤未必惨重。此后八年之中，武王改变了只图远略、不恤近患的一贯作风，稳步推进，在巩固腹地的基础上开拓边疆，楚师攻灭了近在肘腋之间的罗国、卢国、鄢国以及较远的州国和蓼国，而且在灭州之役和灭蓼之役中任用的统帅是做过战俘的鄀人观丁父。
（第五节武王暮年的壮举
武王在位五十一年时，至少有七十岁了，自觉老境已到，而且病势渐重，然而壮心不减。这年，周天子召见随侯，指责他以楚子为楚王而事之。由此，随国对楚国的态度不免有些冷漠。武王以此为借口，又一次大举伐随。像往常打大仗那样，这次他仍然躬临战阵。楚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车兵装备了戈矛合体的戟，工兵的装备和技术也改进了。即将为出征而斋戒、祭祀之时，武王觉得心律不齐，便告诉夫人邓曼。据《左传·庄公四年》所记，邓曼为之叹息，她坦然对武王说：大王的福寿怕是要到头了！只要将士没有损失，即使大王不幸在途中与世长辞，国家还算是有福的。③武王就这样出征了，为社稷而视死如归。到汉水东岸后不久，心疾猝发，他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当即去世。今钟祥东有木山，应即武王病故之处。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决定严密封锁武王去世的消息，率领全军继续前进，修整了道路，在溠水上架设了浮桥，在靠近随都的地方扎下了营垒。随人见状，以为楚师有久战之意和必胜之志，不胜惶恐，于是请求议和。屈重代表武王进入随都，与随侯会盟。会盟既毕，楚人才收兵回国。到汉水西岸后，才为武王发丧。
对英雄迟暮的武王来说，木之下比深宫之内是一个更好的瞑目之所。他的将领深悉他的心情，让他带着胜利踏上归程。如此壮烈，如此幸运，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有道伐无道是可以与“汤、武”媲美的正义事业。因此，穷兵黩武一类的贬词对武王是全然不适用的，这，只要看武王的政治遗产就可以明白了。
武王所留下的，有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文明的灿烂阳光，从江汉平原的西部照到了东部，从汉水的西边照到了东边。国与国相伐，部与部相攻，这样的人祸近乎绝迹了。铜矿的开采，铜器的铸造，都有蒸蒸日上之势。随国在楚国的卵翼下，正走向更为文明昌盛的未来。可见，武王的征服事业与所谓蛮夷的“乱华”和“猾夏”殊少相似之处。
武王所留下的，有一套粗具规模的国家机器。王的下面，有令尹总揽军民大政，有莫敖掌军，有县尹为一县之长。当然还有其他官职，只是文献没有一一记录下来。楚国真正的封邑或称赏邑，始于武王封公子瑕于屈。先前的楚国贵族只是以祖居之地为氏，不曾以封赏之地为氏。在这个国家里，徒兵和车兵各有所用，都是国家的爪牙。
武王所留下的，还有为北上中原而建立的两个前哨，左翼是鄀，右翼是蓼，相向窥伺着南襄夹道。下一步所要做的，就是打通南襄夹道和占领南阳盆地了。
在武王的遗产中，尤为珍贵的是发愤图强的锐志和标新立异的勇气。假如以为武王时楚人的发愤图强，只是一味地攻城夺地，杀人越货，那就错了。楚人的发愤图强，表现为继承和发扬先人筚路蓝缕的精神，创业兴国。武王和他的臣僚懂得恤民方能役民的道理，以及足食方能足兵的道理。先前出师不大顾及农忙、农闲，武王末年特意在农闲时出师，这是一大进步。在农闲时出师，即《左传·宣公十二年》
所谓“荆尸而举”。“荆尸”为楚历月名，相当于夏历正月，恰在农闲时，“荆尸而举”有“事时”即适时的优点，后世奉之为良规。这就做到了《国语·周语》所讲的“民之大事在农”，“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此外，假如以为武王时楚人的标新立异只是追求与众不同，那也是错的。楚人还像先前那样，歆慕中原的文明，能采用的就采用，能仿效的就仿效。但到武王时，他们开始边模仿、边创造了。武王的名言———“我自尊耳”，并非夜郎自大，而是自尊心和独创性的天然流露。
《史记》裴骃《集解》引《皇览》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鲖阳县葛陂乡城东北，民谓之‘楚王岑’。……”按，其地在今河南新蔡，春秋早期非楚境，不得有楚王冢，《皇览》虽言之凿凿而必误无疑。
《史记》张守节《正义》引《世本》曰：“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
按，此说也断不可信，其地在楚武王时非楚所有，也不可能有楚武王冢。楚武王葬地应在汉水之阴，墓上无封土，不得谓之冢。它究竟在何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偶然的考古发现了。
当楚人在南国崛起之时，那些留居北国的祝融残部都在沦落之中。
秃姓的舟人原在淮北，早已为西周所灭。妘姓的郐和鄢靠近郑国，西周末东周初为郑国所灭。己姓的苏和温已经合二为一，在周、郑、晋之间，春秋时代为狄人所灭。妘姓的路和偪阳靠近晋国，春秋时代都成了晋国的领地。曹姓的邹即邾靠近鲁国，相传为曹姓而实则为己姓的莒靠近齐国，只有他们两家活过了春秋时代，但也乏善可陈。楚人同他们像一群任意游走的鱼儿，已在历史的风涛中相忘于江湖了。
（第六节越汉水，出方城，入中原
武王死，子熊赀立，是为文王。
熊赀早年受过严格的教育，他的师傅是从申国请来的，史称“葆(保)申”。因武王在位长达五十一年，文王继位时已人到中年了。
文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于郢，也许这是武王的遗命而由文王付诸实施的。郢作地名，古义不详，今义为岗地或台地。
何以称“郢”，至今不可索解。当时的郢都故址在今宜城南部，东不过汉水，南不过蛮河。早在武王中期，楚国就占领了在它东南的郊郢，用做渡汉东征的基地。武王后期，击灭了罗、卢、鄢诸国，原为鄢地的郢就成为比丹阳更好的奠都之地了。文王迁都于郢，可谓水到渠成。此地是肥沃的冲积平原，而更加重要的是它处在南来北往、东来西往的枢纽上，南瞰江汉平原，北望南襄夹道，东临随枣走廊，西控荆雎山地，是江淮之间的要冲，汉水中游的重镇。
楚国以郢为首都，无论制驭蛮、越、巴、濮，还是抚绥汉阳诸国，乃至窥伺中原诸夏，都便于策应。
武王给文王留下了一个正在富强起来的国家，一批可信可用的官僚和将领，一支久经实战磨炼的军队。因此，文王做起事来，通常是会称心如意的。他对建设似乎不大关心，至少可以说他没有为建设事业做出显著的贡献。他的兴趣和精力贯注在战争上，他以战争为手段实现了武王“观中国之政”的宏愿。还不能不说到，文王的性格是锋芒毕露的。
公元前688年———文王二年，冬，举兵伐申。楚人北上，这是合乎逻辑的走向。但不先伐近处的邓，而去先伐远处的申，就耐人寻味了。邓在楚申之间，楚伐申，必须假道于邓。邓与楚为姻亲，当时的邓君祁侯是文王之舅。文王虽有伐邓之意，一时尚无口实。
至于假道伐国，却是符合当时的国间惯例的。文王引兵过邓时，邓有三位大夫劝说祁侯乘机杀死文王，祁侯不从，按正规的礼仪接待了文王。其明年春，楚师在自申返楚的途中伐了邓。文献记是役，没有明确指出申、邓已灭与否。从以后的史事来推测，申被楚师攻灭，变成楚国一个大县了；邓虽幸存，但已危若釜底游鱼，不久也被楚师剪除了。这样假邓伐申，与晋献公假虞伐虢十分相像，但比假虞伐虢早33年。《左传》记事厚于伐虢而薄于伐申，乃至伐虢之事脍炙人口，伐申之事反而不彰。
公元前684年———文王六年，楚伐蔡。当时蔡尚在淮水支流汝水的上游，今河南上蔡，西北有郑而东北有陈。从郢到蔡，全程约400公里，楚人要向一些小国假道，不像在江汉平原上来往那么自由自在。论战略，文王与武王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武王用兵如波浪式推进，文王用兵如跳跃式突进。自从武王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只过了22年，其子文王就开始逐鹿中原了。文王上回伐申，除掉了周朝南土最大的一个姜姓国；这回伐蔡，则是意在控制中原南部最大的一个姬姓国。
伐蔡的缘由，从表面上说，是应息侯之请，去惩罚无礼的蔡侯。息是蔡的南邻，故址在今河南息县。蔡夫人和息夫人是姐妹，都出身于陈国公室。蔡侯先娶，息侯后娶。息夫人貌美，自陈过蔡，将赴息，蔡侯以姐夫名义阻留求见，有轻浮的言谈举止。息侯闻知此事，大怒。派使者到楚国，向文王献伐蔡之计，请楚佯为伐息，息乃求救于蔡，而楚即可伐蔡。文王大喜过望，迅即整军出征。楚师与蔡师在蔡的南境相遇，楚师勇锐，蔡师一触即溃，蔡侯献舞被楚师俘获并被带回郢都去了。
蔡侯献舞深恨息侯，为了报复，故意向文王渲染息夫人的美貌。
此计竟有奇效，文王立即领兵到息国去，息侯以为文王是去进行友好访问的，盛宴款待。文王勃然变色，化殿堂为战场，把息侯捉住，把息国灭掉。从此，息夫人成了文夫人。这位文夫人在文王面前少言寡语，几乎从不先开口。《左传·庄公十四年》记文王曾问她何以如此不欢，她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
此事也撩动了后世文人的诗兴，竞相吟咏，而各以己意出之。唐人王维《息夫人》诗有句云：“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如此想象，增强了哀艳的情调，这是诗人的意匠。唐人汪遵作《息国》诗有句云：“家国兴亡身独存，玉容还受楚王恩。衔冤只合甘先死，何待花间不肯言？”如此谴责，实为拿后世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前代的人物行状，做诗的精粗巧拙可见仁见智，其于论史则一如隔靴搔痒。文夫人沉默的缘由恐怕不止一个，其中也含有假手于文王以报复蔡侯的意图。
文王听了文夫人哀婉欲绝的话，决定继续扣留蔡侯献舞，还派兵去袭扰了蔡国。蔡侯献舞在楚国软禁九年后去世，由其子肸继位。
蔡、息相恶而楚国得利，教训的惨痛与鹬蚌相争而渔翁得利类似。生活细节与国家大事的联系，以此为典型。对一位女子的非礼之言和非礼之行，竟导致两个国家或不祀或亡君的巨祸，这确实有偶然性。不过，这个偶然性也显示了昏庸不敌明智和弱小不敌强大的必然性。前息夫人即后文夫人异乎寻常的容颜和性情，则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戏剧色彩。
淮汉之间是当时东西南北文化交会的一个十字路口，谁占领了这个十字路口，谁就能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谁就能掌握东来西往和南来北往的锁钥。申在这个地方的西部，息在这个地方的中部偏北。文王灭申、息，占领了这个十字路口，对楚国的前途和中原的前途都是至关紧要的。相形之下，当初在楚、息、蔡之间的种种恩怨，种种是非，就显得无关宏旨了。
公元前679年———文王十一年，齐、宋、陈、卫、郑五国的国君会盟于鄄邑。《左传·庄公十五年》记此事，评曰：“齐始霸也。”
《史记·楚世家》则云：“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是年，齐为桓公七年，管仲执政，除弊兴利，在诸侯中脱颖而出了。
其明年，楚伐郑，这是为逐鹿而深入到中原的腹地去了，也是向正在成为霸主的齐示威。郑居“天下”之中，郑都的故址在今河南新郑。
在伐郑前或者在伐郑后，楚灭了邓。邓之于楚，如骨鲠之在喉，不除不快。灭邓后，方城就成了楚的大门，南阳盆地就成了楚的门厅，南襄夹道则成了楚的门廊。
方城是伏牛山东端的山名，在今河南方城与叶县之间，控扼着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的孔道，是联结黄淮平原和南阳盆地的枢纽。
春秋时，这里只有城堡，没有长城。战国时，这里才断断续续地筑成了长城，经过方城，因而称长城为方城。
（第七节文王与国人
强硬如挟雷带电，诡谲如翻云覆雨，这是文王的复合性格。到灭邓和伐郑为止，在国人心目中，文王是一位合格的君主。但文王的性格又是矛盾的，除了七分雄鸷，还有三分昏庸。如果顺其天性，遂其私欲，这个比例可能颠倒过来，成为三分雄鸷，七分昏庸。是什么力量使文王不至于沦落为昏君庸主呢？不是别的，正是包围着他的国人，而首先是簇拥着他的公族。
据《吕氏春秋·直谏》所记，楚文王得到了茹邑出产的良犬，宛邑制作的利箭，喜不自胜，带着到云梦去打猎，三个月不回都；他得到了被称为“丹之姬”的一位美女，宠爱逾常，一整年不上朝。保申对文王说，先王命臣做大王的师傅，占卜得吉兆。现在大王有罪，臣请大王受罚。文王说，寡人不是小孩了，已经与诸侯同列了，寡人可以改过，请师傅免罚吧！保申说，臣受命于先王，不敢稍违。大王如不受罚，就是违先王之命了。臣宁开罪于大王，绝不开罪于先王。文王无奈，表示“敬诺”，趴在地席上。保申把50根细荆条扎成一捆，自己先跪下，然后举起那捆细荆条，轻轻放下，让它落在文王背上，这样重复了一次，才说，请大王起身吧！
文王觉得这么表演一下无关痛痒，便说受罚不受罚一个样。保申听了，深感痛心，对文王说，臣听说君子受笞为辱，小人受笞为痛。
现在大王不以为耻，说痛不痛还有什么用处呢？于是，保申快步走出门去，说要投水以请死罪。文王这才认了错，把保申请回来，随即杀死了那条良犬，折断了那些利箭，还放逐了丹之姬。这个故事的一应情节是否一概如实，既不必深究，也无须尽信，总之，它表明文王受着楚国政治体制的约束。文王想做的事，以公族为核心的国人可能不允许他去做；文王不想做的事，国人却可能要求他去做。
相传文王和保申都是有生理缺陷的，并非昂藏伟丈夫，但把楚国管好了。《淮南子·说山训》记：“文王污膺，鲍申伛背，以成楚国之治。”按，污膺即鸡胸，伛背即驼背，鲍申即保申。人固不可以貌相，虽其王鸡胸，且其臣驼背，而其国大治。
先王的训诫，师傅的教导，加上自己的阅历，使文王渐渐学会了分辨直臣和佞臣。据《吕氏春秋·长见》，大夫苋恪守礼仪，多次冒犯文王，他在旁边时文王心情紧张，他不在旁边时文王怡然自得。文王说：“不以吾身爵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穀。”于是，赐苋爵五大夫。申侯善于揣摩文王的心思，文王想要办的事，往往还没说出口申侯就办到了。申侯在旁边时文王觉得自在，不在旁边时文王便若有所失。文王说：“不以吾身远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穀。”于是，送申侯到郑国去了。上述某些细节未必真实，如五大夫乃秦爵，非楚制，应为传闻失误。苋，《新序》作“筦苏”，《说苑》作“筦饶”，三者不知孰是。申侯亦见于《左传·僖公七年》，是文王的宠臣，文王弥留之际赐之以璧，同时指出他有“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的劣迹，嘱咐他尽快离开楚国。申侯果然在文王下葬后出奔郑国，有宠于郑厉公，留居二十年之久，终因涉嫌谋叛，被郑文公诛杀。文王的心理是矛盾的，感情上喜欢佞臣而嫌恶直臣，理智上却适得其反。这个进直臣而退佞臣的故事发生在文王的晚年，就文王一生来说也许只是曲终奏雅，但总比至死不悟为好。
文王确实注意选贤举能，甚至可以不分民族，不分等级，破格提拔，充分信任，使有用武之地。《左传·哀公十七年》记文王以俘获的申人彭仲爽为令尹，彭仲爽不负所望，战胜攻取，使申和息都成为楚县，使陈和蔡都朝于楚君，使楚国的边界达到了中原的汝水流域。随着疆域的扩大和财富的增长，上有“予取予求”如申侯的贪官，下有夺人之货以为己有的盗贼。文王对惩治贪官似乎觉得碍难下手，对惩治盗贼则颇能立威。《左传·昭公七年》记文王立《仆区之法》，专治窝赃之罪，规定为盗贼窝赃者与盗贼同罪。如此峻法，表明盗贼的危害至少一度是相当严重的。
大凡一位君主做过一件好事，人们就会说他做了三件好事；做过一分好事，人们就会说他做了三分好事。文王也这样，他曾秉公执法，后人就说他不惜因小过而灭至亲。《说苑·至公》记文王伐邓时随身带着两位王子，派他们去摘野菜，两位王子夺了一位老者的畚箕装野菜，老者告到文王那里，文王下令把两位王子关押起来，准备治以死罪。此事，先秦文献不载，应为汉儒所杜撰。伐邓时，两位王子即使都已出生，也还年幼，会说话、会走路而已，没有兴趣去摘野菜，也没有力气去夺畚箕。不管怎样，历史上的文王是一位比较重视人治与法制结合的君主，传说中的文王却是一个至公无私的典范。
文王做事，既有迅捷、凌厉的一面，也有慎重、严谨的一面。
他是不容易轻信和妄为的，但信则不复疑，而发则不可收。《韩非子·和氏》记，楚人和氏采得一块璞———即尚在石中之玉，献给厉王。厉王命掌玉的官员“玉人”去鉴定，玉人说是石头，和氏因欺君之罪被砍断了左脚。厉王死，武王立，和氏再把那璞献上去，玉人还说是石头，和氏的右脚也被砍断了。武王死，文王立，和氏在山中抱着璞哭泣不止，泪尽而继之以血。文王听说此事，派人去查问缘由，和氏说，我不是为自己断足而悲伤，我所悲伤的是美玉竟然被说成是石头，讲真话的人竟然被说成是讲假话的人呀！文王觉得需要考察落实，命玉人雕琢那块璞，果然得到了其美无比的玉，做成璧，名之曰“和氏之璧”。当时最好的璞往往被玉人和玉工当做顽石，弃之如敝屣，非独具慧眼者不可识。《战国策·秦策》记范雎说：“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按，砥厄、结绿、悬黎、和璞都是名玉，其中品质最佳、名声最盛的是和璞。三百余年之后，和氏之璧已价值连城，为赵国所得。蔺相如奉璧入秦，完璧归赵，即此和氏之璧。《录异记》说和氏之璧“侧面视之色碧，正面视之色白”，所据为何，不得而知。和璞产于荆山东段北麓，其地在今南漳巡检司，名曰“抱璞岩”。
文王是楚国的一位明君，对此，楚人出身的汉朝君臣也未能忘怀。相传文王曾猎获一头被人们视为神羊的野羊，其名曰“獬”。用它的皮毛做成一顶帽子，其名曰“獬冠”。文王爱戴獬冠，楚人争相仿效。到汉代，这獬冠竟成为执法者的礼帽了。
文王的性格矛盾似乎愈演愈烈，终于在他的晚年演成了一场壮烈的悲剧。
公元前676年———文王十四年，秋，巴师袭击权县的治所处。
这场冲突的远因像长篇小说的伏笔，要追溯到十二年以前。文王二年伐申，有巴人与楚人合兵。巴人因违纪而受罚，由此衔恨，但慑于楚国的强盛，长久隐忍未发。这场冲突的近因殊难辨明，可能是文王体弱气衰使巴人以为有隙可乘。由战场的地望可知，这次与楚师为敌的巴人是聚居在清江流域而散居在江汉平原的五姓巴人。楚国的君臣轻视巴人，疏于防范，终至酿成大祸。事出突然，权尹阎敖因无备而弃守，只身泅水逃命，以致巴师长驱北上，一度进逼郢都的南门。文王大怒，处死了阎敖。留在处的阎敖的族人不胜其愤，竟与巴师合谋反叛。其明年春，文王自将伐巴。自将的原因，大概是彭仲爽一流杰出的将领已不在人世了。遇大事谨慎的人遇小事可能鲁莽，善于将将的人未必也善于将兵，文王就这样，他竟在一个名为津的地方(在今湖北江陵或枝江)打了大败仗。尽管如此，楚师尚未达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巴师则退走了。文王率楚师回到郢都，司宫门守卫之责的大阍鬻拳拒不迎纳。文王无奈，为了以功补过，自将伐黄。黄是淮水上游的一个小国，公族为嬴姓，西北与息县为邻，其故址在今河南潢川。文王接受了因轻敌而致败的教训，遣将用兵又像先前那样得心应手了。击败黄师之后。文王迅即撤兵。
时值夏天，将近郢都时，在一个名为湫的地方(在今湖北钟祥北)，暴病而死。
文王葬在楚俗称为“夕室”的墓地中。葬毕，鬻拳自尽，葬在楚俗称为“经黄”的宫门内。
鬻拳是一位大夫，其刚直和忠诚堪称举国无双。一次，因文王拒谏，鬻拳竟拿兵器威逼文王纳谏，然后自断一足以示服罪。文王对他是理解和宽容的，派他做守卫宫门的大阍。楚人敬重鬻拳，称之为“太伯”。鬻拳自尽之后，他的子孙继为大阍。《潜夫论·述赦》说：“自非鬻拳、李离，孰肯刑身以正国？”李离非楚人，可置勿论，《史记》有传。鬻拳的“刑身以正国”，纯属楚式忠臣的风范。
那时楚国的国人，仍然要求他们的君王必须是一位优秀的统帅。
武、文两代楚王都抱病出征，又都病死在征途中，表明他们仍然是以公族为核心的国人的工具。他们毕竟是刚戴上王冠的大酋，对自己的天职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虽死不辞。作为这样的阶级工具，武王与文王的重要区别只有两点：其一，是武王享年长，享国久，资历比臣僚深，功劳比臣僚大；文王则不然，他是被一群资历深、功劳大的臣僚拥戴着并胁持着的一位国君，往往身不由己。其二，武王的性格刚而又刚，文王的性格刚中有柔。武王对内、对外都是令人敬畏的；文王则不然，对外他也是一位叱咤喑呜千军俱废的雄杰，对内他却是一位经常需要老臣耳提面命，甚至不妨用鞭策和戈矛来配合语言迫使他就范的领袖。即使武王也有保申这样的师傅和鬻拳这样的大阍，他们也是不敢举起荆条来教训他，不敢操起兵器来威逼他的。武王之所以为“武”，文王之所以为“文”，可谓良有以也。旧传统对新体制所起的作用，有消极的，但也有积极的，不可一概而论。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它是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在刺激新体制生长的同时，也维护旧体制生存，消极的和积极的难解难分。不经过新体制与旧体制的多次冲突，不经过几代君臣的斗争和妥协，是无法将原始军事民主主义送进坟墓的。
新体制总是挟带着旧传统，摇摇晃晃地在陌生的道路上行进，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