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王是庄王的长子熊审，继位时只有十岁。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遗憾多于满足。
（第一节晋楚修好之盟前后
庄王末年，齐、鲁交恶，鲁向楚求援。事不凑巧，逢上庄王去世，爱莫能助。鲁不得已，求助于晋。共王既立，因鲁已背楚从晋，楚乃与齐结好，以期与晋争雄。
公元前589年———共王二年，春，齐伐鲁。夏，晋以兵车800乘救鲁伐齐，比城濮之战晋师的兵车还多100乘，元帅为郤克。郤克是满怀着怨恨去伐齐的，因为三年以前他曾在齐受辱。那时，郤克为晋使，和鲁使、卫使一起谒见齐顷公。晋使驼背，鲁使跛脚，卫使独眼。齐顷公做了一个荒唐的安排，派一位驼背的官员接待晋使，派一位跛脚的官员接待鲁使，派一位独眼的官员接待卫使。齐顷公母听到这等无独有偶的奇事，便在楼上看稀罕，看到得意处笑出声来。郤克受辱，大怒，发誓非报复不可。这次伐齐，就是郤克报复的机会了。六月，晋、鲁、卫联军败齐师于鞍(在今山东济南西)。
是年秋，楚国为了援助齐国，准备讨伐鲁国。出师以前，派申公屈巫到齐国访问。屈巫一反常规，带着亲属和细软同行。原来，他要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到郑国娶夏姬，一去不复返了。夏姬即夏征舒之母，楚伐陈，俘夏姬。庄王要娶她，因屈巫谏庄王不可“贪色”而止。子反也想娶她，屈巫以其人“不祥”相劝而止。经庄王允许，夏姬嫁了连尹襄老。在襄老战死后，夏姬与襄老子黑要同居。屈巫本人有意娶夏姬，但不便在楚国办婚事，便唆使夏姬回到了娘家郑国。这时的夏姬年逾四十五，而仍有魅力使屈巫做出不爱祖国爱美人的事来。屈巫到了郑国，请副使把准备送给齐国的礼品带回楚国，自己则和夏姬携亲属到晋国去了，晋景公以屈巫为邢邑的大夫。司马子反建议厚赂晋国，以求禁锢屈巫终身，共王不许。
共王说，屈巫为自己盘算是错了，他为先君谋划却是忠诚的。假如他对晋国有用，晋国是不会遵从我们的意图去禁锢他的；假如他对晋国无用，我们又何必让晋国去禁锢他呢？这时，共王年仅十二，他对屈巫叛楚入晋事件所持的态度，显示了他智慧有余而见识不足的素养，以及宽厚有余而刚猛不足的性格。屈巫在执行公务时公然带着亲属和细软，表明在庄王去世后老臣骄狂而法纪松弛了。
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联合沈尹和王子罢，杀死了屈巫的族人子阎和子荡，以及黑要和清尹弗忌，瓜分了他们的田宅和仆妾。屈巫写信给子重和子反，说一定要让他们疲于奔命而死。
大臣如此胡作非为，年幼的共王无可奈何。
是年秋冬，楚伐鲁、卫。子重是先朝老臣，懂得恤民方能用民，出兵之前，豁免欠税，赈济贫民，大赦刑徒。然后，连同王卒在内，全军出动，郑、蔡、许三国合兵从征。共王因年幼不行，但他的戎车由将军彭名居中辔，随军而出。蔡景公和许灵公都比共王大几岁，都得亲历戎行，分别坐在彭名的左右两侧。楚师先伐卫，后伐鲁，所向披靡。晋人见楚师强大，不敢发兵救鲁、卫，鲁、卫乃向楚乞和。十一月丙申，令尹子重与齐、鲁、卫、秦、郑、陈、宋、蔡、许、曹、邾、鄫、薛诸国的国君或执政大夫在鲁国的蜀邑(在今山东泰安西)会盟。鲁国献工匠给楚国，执斲(木工)、执针(缝纫工)、织纴(纺织工)各100人。
其明年，晋国送公子谷成回楚国，同时把连尹襄老的遗骸归还楚国，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示。楚国做出了相应的表示，送荀回晋国。《左传·成公三年》记共王问即将去楚返晋的荀：“子归，何以报我？”荀答道：“无怨无德，不知所报。”共王说：“虽然，必告不穀。”荀说：“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按，‘首’乃荀父名)，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效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共王感其言，以为“晋未可与争”，以隆重的礼节为荀送行。
子重安于现状，没有在蜀之会后加固楚国在中原的阵地，扩大楚国在中原的影响，对中原政局的演变趋向缺乏警觉性和洞察力，而且不能及时而适度地做出反应。公元前587年———共王四年，鲁成公朝晋景公，鲁大夫季文子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这是叛楚从晋的趋向，起初犹如暗流，但不久就成为明流了。
公元前586年———共王五年，许、郑相侵，先后诉于楚。子重以为许有理而郑无理，未经深思熟虑，便扣留了郑使皇戌和子国，由此，把郑推进了晋的怀抱。晋人在楚人不经意时，展开了有效的外交活动。是年冬，晋与齐、鲁、郑、宋、卫、邾、曹、杞诸国的国君在郑邑虫牢(在今河南封丘北)会盟。其明年秋，楚伐郑。冬，晋救郑。绕角之役，楚师先小胜后小败，乃退兵。未几，晋侵蔡，楚救蔡。晋师受阻，也退兵了。又明年秋，楚又伐郑，晋与齐、鲁、宋、卫、邾、曹、莒、杞合兵救郑。郑师有恃无恐，袭击楚师，俘获郧公钟仪。楚师受小挫，知难而退。这时，在晋楚之间，占上风的是晋。
在北方，楚国要与晋国角逐。在东方，与楚国角逐的是吴国。
郑师俘钟仪之年是吴王寿梦二年，楚共王七年，公元前584年。是年，吴伐郯，郯乞和，中原为之悚动。这时吴人已占领宁镇丘陵，与姬姓的吴国或称宜国的公族合流，袭用“吴”这个国号，但按照越语即吴语的发音习惯自称为“攻敔”。寿梦曾经到北方访问，知中土之辽阔，文明之昌盛。回吴国后，讲求富强之道，并且开始用诸夏的文字和典籍来教育几位公子。屈巫向晋景公献联吴抗楚之计，得到采纳。为此，屈巫出使吴国，甚得寿梦欢心。吴人同越人一样，本来没有车兵，而且不善于用弓箭。屈巫带着战车30乘，教吴人驾车、射箭、列阵，煽动寿梦伐楚。将回晋国时，送战车15乘给吴国，还让其子屈狐庸留在吴国做行人。寿梦对屈巫所献之计深为赞赏，当年就派兵袭击楚、徐、巢诸国，一度攻入州来(在今安徽凤台)。一年之内，子重和子反七次出兵迎击吴师，果然疲于奔命。
公元前583年———共王八年，晋侵蔡，又侵楚，俘获楚大夫申骊，楚无计可施。晋人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待诸侯太苛，诛索无厌，因而不能长久扮演盟主的角色。也许楚人看准了晋人的这个弱点，在公元前582年———共王九年，以重赂诱郑从楚而背晋。郑当然乐意在晋楚之间左右逢源。于是郑成公先南行朝见楚共王，后北行朝见晋景公。晋人以为郑成公居心叵测，把他软禁起来，随即兴师伐郑。郑遣使向晋乞和，晋不许，还杀了郑使，这把郑推回楚的怀抱里去了。楚发兵侵陈以救郑，意在使晋师分散兵力，拉长战线。陈对楚余悸未消，当即乞和。楚移兵伐莒，意在警告晋的附庸。
莒是一个东夷小国，其故地在今山东莒县。楚伐莒势如破竹，但楚将公子平不慎被莒师俘获。楚师传告莒人，要求不杀公子平，许诺遣返莒人战俘。莒人像十余年前的萧人，出于意气，不顾后患，偏把公子平处死。于是楚师连破莒国三城———连同国都在内，莒人逃散。秦和白狄见诸侯多已叛晋，乃相继伐晋。郑围许，意在向晋人表明他们不以国君为虑，可能立新君代旧君。晋人祸出多端，一时颇为窘迫。楚人在与晋人的角逐中，又变劣势为优势了。
晋景公因军情紧急，到兵器仓库去视察，看到那里关押着一个戴“南冠”的人，一问，知道是两年以前被郑人俘获并转送给晋国的楚人钟仪。晋景公问到钟仪的出身，钟仪答称是泠人(伶人)。晋景公让随从取一张琴给钟仪，钟仪用这张琴弹奏了楚曲。晋景公问钟仪楚共王如何，钟仪说那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晋景公坚持要钟仪说说对楚共王的印象，钟仪不得已，答道，寡君做太子的时候，有师保侍奉，早晨向公子婴齐(子重)求教，黄昏向公子侧(子反)请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事后，晋景公向士燮(范文子)说起钟仪同他所讲的话，士燮是主张晋楚和好的，趁机进言，称赞钟仪这位楚囚是君子，不忘本，不忘旧，无私，尊君，可谓仁、信、忠、敏四者俱全。随即建议放钟仪回楚国，让他去促成晋楚两国的和议。
晋景公从士燮之言，以厚礼送钟仪回楚国。这是一次音乐外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年冬，楚国派太宰公子辰(子商)到晋国报聘，也表达了和平诚意。其明年春，晋国派大夫籴茷到楚国回聘，不久又放郑成公回国复位。籴茷留居楚国半年有余，得到确实的和平信息之后才回晋国复命。
战与和的变换，敌与友的转化，总是在客观的需要和主观的愿望都已大体具备之时，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以成为触媒，加上其他偶然因素就可以实现了。当时宋国由右师华元执政，此人与楚令尹子重和晋上卿栾书(栾武子)的私交都不错，听说晋楚双方正在试探对方的和平诚意，有心玉成其事。于是，华元先访问楚国，后访问晋国，居中斡旋，顿见成效。公元前579年———晋厉公二年、楚共王十二年，春，晋楚两国各各派执政大夫在宋都西门外会盟，相当于草签和约。然后，晋国派大夫郤至到楚国莅盟，楚国派大夫公子罢到晋国莅盟，相当于正式通过和约。
郤至莅盟到郢都后，谒见共王。将登堂入室之际，忽然从地室中传出洪亮的钟乐(“金奏”)，这通常是诸侯相会的礼节，郤至受宠过望，大惊，退走。经在场相礼的司马子再三邀请，才定下心来，行礼如仪。
楚国从成王起，就喜欢向诸侯或其使者展示豪华的排场和隆重的仪式。楚国能办到，因为：第一，楚国的宫殿建筑，上有楼台，下有地室，容易给北方人士留下壮丽的印象；第二，楚国的器乐发展迅速，编钟已超过北方，宫廷乐队安置在地室里，有特殊美妙的效果；第三，楚国物产丰饶，资财富厚，好客成风；第四，楚人有追新逐奇的癖好，容易使北方人士感到新鲜。遇到晋楚议和这样的大事，自然会搞的如锦上添花一般。
这样的和平当然只是暂时的妥协，随时可能因条件的改变而转化为战争。晋楚两国在中原的影响，此长则彼消，此消则彼长，没有均分势力范围的可能，彼此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因而信任无法压倒猜忌。不过四年，晋楚之间就又爆发了一场大战。
晋人比楚人精明，在晋楚修好的第二年就纠合齐、鲁、郑、宋、卫、邾、曹、滕等国伐秦，大胜。楚人开始发现和约麻痹了自己而放纵了敌人，于是筹划采取切实有效的因变措施。在晋楚修好的第四年，即公元前576年———共王十五年，司马子反主张北伐，子囊(共王弟公子贞)以为不可背盟，这时共王二十五岁，还未曾亲临战阵，跃跃欲试，便下令起兵，自己随军出征。这次楚师先侵郑，后侵卫，都是稍进即退，是一次无名而出、无功而返的武装游行，只为了向中原表明楚国的存在。在楚国撤回后，郑国却派兵袭占了楚国的一个边邑。晋人保持着克制，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
也在公元前576年，宋国内乱，左师、大司寇、少司寇、太宰、少宰共五人俱奔楚避难。他们是华元的政敌，由此，华元与楚国之间也发生了隔阂。晋国的伯氏受郤氏迫害，大夫伯州犂奔楚。不久，共王命伯州犂为太宰。许国为郑国所迫，求迁于楚境。公子申率楚师迁许国于叶邑(在今河南叶县南)，这等于楚国承认自己在中原的影响减弱了。
（第二节晋楚鄢陵之战
公元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这年，在晋是厉公六年，在楚是共王十六年。春，楚国以割让汝阴的领土为诱饵，笼络郑国。郑国的君臣唯利是图，当即背晋从楚。夏，晋伐郑，楚救郑。
这次晋楚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彼此不再回避。
令尹子重谨慎有余勇猛不足，司马子反恰相反，勇猛有余而谨慎不足。如果和衷共济，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搭档。可是子反不尊重子重，共王不喜欢子重，这给楚师的前途投上了一层令人忧虑的阴影。共王命子反将中军为元帅，命子重将左军，命子辛(右尹公子壬父)将右军，共王自己偕王卒随中军行进。这样，让令尹听司马指挥，违背了楚国的传统，颠倒了尊卑的顺序。郑师与楚师为同盟，“东夷”的一些“蛮军”也参加了楚师。
晋师以执政的上卿栾书将中军为元帅，士燮佐之；郤锜将上军，荀偃佐之；韩厥将下军，其佐荀留守；郤犨将新军，郤至佐之。
起师前，派使者到齐、鲁、卫诸国请求出兵相助。
楚师过申县，子反向已在养老的申叔时请教。申叔时认为楚师将会失败，他说，战争靠的是德、刑、详(祥)、义、礼、信六个要素，六个要素齐备了，上下和睦了，民众愿为君命而尽力致死，才能打胜仗。现在楚国对内不施惠而无德，对外不守盟而无信，用兵违农时而无礼，谁还乐意效死呢？你好自为之吧！我只怕再也见不到你了。申叔时尖锐的批评意见，子反听后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估计他是不以为然的。
晋国的将领也不都是同心同德的，栾书和郤至主战最力，士燮则以为战不如和。《国语·晋语》记士燮在出兵前说，睦内方能图外。“不睦内而图外，必有内争。”在出兵后，士燮又说，我们要是战胜了，大王将更加骄恣，朝政将更加混乱，晋国非受祸不可；战败了，晋国反而会得福。《左传·成公十六年》记士燮还说，先君多次出征，是因为秦、狄、齐、楚四国都很强，我们若不尽力而为，子孙就会保不住。现在秦、狄、齐三国都顺从我们了，敌手只剩下一个楚国。“外宁必有内忧”，何不留着楚国作为我们的“外惧”呢？
士燮颇有远见卓识，但他的主张很难被近视而浅识的同僚接受。
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其地古今同名，介乎郑许之间，离晋国远，离楚国近。可见晋师求战心切，绕过郑都不攻，径奔楚师而来。
这次大战像邲之战，也只打了一整天，六月甲午，从天刚亮布阵，到天大黑收兵。开战前，双方都有严整的部署。开战后，由于地形的限制和战局的变化，双方都是军自为战乃至车自为战，人自为战，打成了一场混战。晋人和楚人都是出色的将士，打得异常勇猛。其中有若干情节，很能显示当时战争的特点以及将士的心态。
清早，楚师抢先逼近晋师布阵，这使尚未布阵的晋师受到空间的约束。共王由伯州犂陪同，登上楚师独有的“巢车”眺望晋营。
共王问，晋人的兵车有向左驶去的，有向右驶去，他们在干些什么？
伯州犂答，这是去召集军吏。共王说，不错，那些军吏都聚集到中军中去了。伯州犂应声道，他们要商议战斗计划了。共王说，搭起帐篷来了。伯州犂解释道，要在先君的神庙前面占卜了。共王说，帐篷拆掉了。伯州犂预测道，快要发布命令了。共王说，人声喧哗，尘土飞扬(“甚嚣”、“尘上”)伯州犂解释道，那是在填井、拆灶，以便就地布阵。共王说，都上车了，可是有些车左、车右拿着兵器又下车了。伯州黎解释道，他们正在听主将的号令。共王问，要跟我们开战了吧？伯州犂答，还不一定。共王问，车左、车右上了车，怎么又都下车了？伯州黎答：他们在祈祷。
共王虽是第二次出征，但亲临前线还是第一次，登上“巢车”看晋营的动静，样样都新鲜。晋人的风俗与楚人的风俗有不少区别，共王难免莫名其妙。伯州犂以晋人言晋事，了如指掌，因而能够解释得一清二楚。
楚人用兵，也要祈祷，也要占卜。祈祷在将出兵时由楚王举行，地点是宗庙。占卜在将作战时由司马或并非司马的元帅举行，地点通常是战场。晋人临阵而占卜，将战而祈祷，与楚人的惯例是不大一样的。
“巢车”是当时的先进军械，便于己方了解敌方营垒的布局和动向。子反抢先逼近晋营布阵，可能是事先在“巢车”上经过瞭望做出的正确决策。
晋师受楚师紧逼的约束，不易施展。鲁师和卫师尚未赶到，齐师虽已赶到而暂时还不能参战。栾书准备固守三天，待楚师引退时反击。郤至认为楚师有几个严重的弱点，即令尹与司马不和以及郑军不整肃、蛮军无阵法等，不难击败。晋厉公一度准备退兵，但为楚裔的苗贲皇劝止。苗贲皇建议以偏师应付楚人的左军和右军，以四个军合击中军王族。苗贲皇的这个战略，对于像庄王那样精通韬略的国君是无效的，对于像共王这样不谙兵法的国君就可能有效了。
晋厉公再次行筮，据说得吉兆，这才下令出击。
晋营前面有一片沼泽，战车不得不从两边绕行。晋厉公的戎车陷入沼泽，随从大惊。幸得车右栾身强力壮，一鼓劲把这乘戎车赶上了平地。否则，晋师若陷入混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楚中军顶住了晋主力的合击，可想而知，楚人打得异常顽强，而且子反的指挥没有发生重大的失误。可是，没有实战经验的共王负了伤，晋将吕锜射中了共王的一只眼睛。共王不胜其愤，派人把养由基找来，要他为自己报仇。
养由基是邓裔楚人，以善射著称。《战国策·西周策》记苏厉云：“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汉书·枚乘传》云：“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鄢陵之战的前一天，养由基和潘党比赛箭的穿透力，两人都射穿了用七层皮革制作的甲，兴高采烈地对共王说，大王有我们这样的两个臣子，还怕打不败晋人吗？共王或许一时糊涂，或许出于一种反常的心理，竟训斥他们说，只怕明天你们自己会被射死的。待到自己受了伤，共王才不得不求助于养由基。他给养由基两支箭，叫养由基去射杀吕锜。养由基不辱君命，只发一支箭就射中吕锜的头颈，吕锜当即倒毙。养由基拿着剩下的一支箭，向共王复命。
郤至冲得快，三次遇到共王的乘广，每次都跳下战车，脱下头盔，趋前向共王致敬。共王命工尹襄送给郤至一张弓，以表慰问。
郤至受弓后，三次向工尹襄顿首，随即退走，登车再战。
郑师被晋师击败，韩厥和郤至先后与郑成公遭遇，他们都以为不可捕捉或伤害国君，因而都暂停追击。郑成公的车右唐苟跳下战车，与晋人格斗而死。车左石首快马加鞭，保护着郑成公逃走了。
子重虽与子反有不同意见，但他指挥左军作战是不遗余力的。
栾曾经访问过楚国，见过子重，在战斗中望见子重的旌旗，请求晋厉公允许他向子重敬酒，晋厉公同意了。可是，作为晋厉公的车右，栾这时不便离开晋厉公。于是，请专管外事的行人代他去向子重敬酒。子重听行人说明来意，称赞栾记性不错，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吩咐行人回去，自己继续击鼓进兵。
天黑了，双方收兵，各回本营。子反派军吏传告全军：连夜护理好伤员，补充好车兵和徒兵，整修好兵器，收拾好车马，听到鸡鸣就进食待命。晋人风闻楚人如此传令，不免忧惧。苗贲皇奉元帅命巡视全军，下达命令，要求把战车清理好，把马匹喂养好，把士卒补充好，把兵器磨砺好，把工事修筑好，吃得饱饱的，为胜利祈祷，准备明天继续打仗。苗贲皇故意放一些战俘回楚营去，让他们去报告晋营的动静。共王听到了获释的战俘带来的信息，派人找子反来商议对策。不料子反的家仆谷阳为了让主子解乏，违反军规，献酒给子反。子反喝得酩酊大醉，无法晋见共王。共王叹道，怕是天意要让楚国打败吧！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说罢，弃军而逃。楚人见国君不告而去，也连夜弃营而逃。楚师遗弃在营垒里的军粮，让晋师足足吃了三天。
楚师退入方城后不久，共王派使者对子反说，前次城濮之败，先大夫子玉有责任，因为先君不在军中；这次鄢陵之败，是寡人的罪过，你无须引咎自责。子反对共王的使者说，大王赐我死也是应该的，我的士卒确实也逃跑了。子重派人对子反说，以前打了败仗的怎么自处，你是知道的，你也该考虑了。这是敦促子反以子玉为榜样，自尽以谢国人。子反对子重派去的人说，即使没有先例，只要大夫(子重)让我去死，我也不敢贪生忘义的，是我打了败仗，我还敢不死吗？于是，子反自尽。
楚师败于鄢陵，论者多归咎于子反醉酒误事。诚然，子反不能辞其咎。身为元帅，律己不严，乃至临敌酗酒，实为玩忽职守。但就激战一天的结局来看，双方其实不分胜负。子反在开战前所做的部署是正解的，使晋人难于施展手脚。他在休战后所做的部署也是正解的，又给晋人添加了精神压力。假如楚共王不弃军而走，翌日再战，鹿死谁手尚难论定。在这样近乎势均力敌的混战兼恶战中，谁能坚持不懈，谁就有比对方更多的获胜机会。可是，楚共王一逃，楚师必定陷于恐慌之中，就非撤退不可了。晋厉公的品性和教养都不及楚共王，但他没有弃军而走，尽到了一个国君在战场上应尽的责任。假如晋厉公弃军而走，那么，败退的就不是楚师而是晋师了。
兵者危事，必须慎始慎终，稍有疏忽懈怠，就可能因“一举不得”而“前功尽弃”，这样的教训层出不穷，楚师败于鄢陵也是一个实例。晋国的有识之士知道晋师获胜实为侥天之幸，头脑是清醒的。
《国语·晋语》记晋师占领楚人遗弃的空营之后，士燮站在晋厉公的车马前面说，大王年幼，诸臣才弱，我们不知凭什么福分才获得了这次胜利！我听说：“天道无亲，唯德是授。”我怎么能知道这不是天意要让晋人获胜以后便告诫和激励楚人呢？大王和各位臣僚都要以此为戒才好。德为福之基，无德而福大一如无基而墙高，很快就要垮掉的。士燮大概有某种使他不安的预感，才说出这话来，并非危言耸听。在鄢陵之战后不久，晋国就接连演出了君诛臣、臣弑君的惨剧，相比之下，楚国反而是稳定的。
（第三节“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楚国战败了，但它的实力未受重大损伤。郑国也如此，而且没有因此而背楚从晋。不过半年，即在公元前574年———共王十七年，春，郑袭晋，这表明晋在鄢陵之战中只是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战胜者，否则郑是不敢轻启边衅的。同年夏，楚公子成、公子寅领兵戍郑。晋与周、齐、鲁、宋、卫、邾、曹合兵伐郑，楚令尹子重率师救郑，联军望风而退。是年冬，联军又伐郑，楚公子申领兵救郑，联军又知难而退。是年末，晋厉公及其嬖臣杀“三郤”———即晋国当时最大的家族郤氏的郤锜、郤犨、卻至，陈尸于朝。其明年春，栾书和荀偃弑晋厉公，迎晋襄公曾孙周子而立之，是为晋悼公，时距晋胜楚于鄢陵仅一年半。
楚败于晋，舒人以为有隙可乘，公元前574年———共王十七年，舒庸潜引吴师围攻巢邑。楚公子橐师领兵东征，赶跑了吴师，击灭了舒庸。
其明年，楚伐宋，晋救宋，楚、晋战于宋邑鼓城附近，楚师因不利而退却。
右司马公子申贪黩而跋扈，接受小国的贿赂，侵夺令尹子重和左司马子辛的职权。公元前571年———共王二十年，公子申被杀。
其明年，令尹子重率师伐吴。楚师首次东渡长江，一度攻占鸠兹(在今安徽芜湖东)，但将军邓廖被吴师俘获。楚师刚退走，吴师即西渡长江，攻占驾邑(在今安徽无为)。
不久，子重病故，子辛继为令尹。子辛的贪黩甚于公子申，向陈国索贿太苛，乃至迫使陈国背叛楚国。公元前568年———共王二十三年，杀子辛，以子囊(公子贞)为令尹。公元前566年———共王二十五年，子囊率楚师围陈都。晋、鲁、宋、卫、曹、莒、邾诸国虚言救陈，然而意见分歧，迟迟不出兵。陈不得已，向楚乞和。
郑国在顺境中过了几年，它的执政大夫有点忘乎所以了，居然去袭击楚国的附庸蔡国，俘虏了蔡司马公子燮。公元前565年———共王二十六年，冬，楚伐郑以问罪，子囊为元帅。郑国的大夫商议对策，有主张向楚人求和的，有主张等晋人来救的，莫衷一是。执政子驷说，事势危殆，民众已急不可耐，我们姑且顺从楚人吧！以后晋人打来，我们再顺从晋人就是了。我们以后就放一些玉帛和牛羊在边境上，无论楚人、晋人，谁来打我们，我们都毕恭毕敬地献上玉帛和牛羊。小国事奉大国，只能这样。对策就这么决定了，郑国一面与楚国议和，一面派使者向晋国说明事出无奈。晋人没有表示谅解郑人的处境，但这也并不出乎郑人的意料。当时晋楚势均力敌，郑国只能像钟摆那样摇来晃去，以前是自发的，现在自觉得多了。
其明年，据《左传·襄公九年》所记，晋悼公采纳中军帅荀的建议，“三分四军……以逆来者”，即将中、上、下、新四军各分为三部，出征时每军只调用一部，这是使楚人疲于奔命的良策。郑人见楚人果然穷于应付，就转而采取中间偏晋的立场，晋师来伐则从晋而“告”楚，楚师来伐则从楚而“赂”晋。如此一“告”一“赂”，钟摆就晃到晋国那边去了。楚国大为不满，扣留了郑国派来的两位使者。这个粗暴的措施激怒了郑人，郑与晋会盟，郑简公送给晋悼公一份厚礼，计有：著名乐师3人，女乐2佾即16人，歌钟2肆连同相配的镈和磬全套，兵车100乘连同相应的甲兵在内，女工30人。
晋与齐结盟，并使郑和宋成为自己的附庸。楚的对策是与秦结盟，尽力夺回在中原丧失的阵地。公元前562年———共王二十九年，秦伐晋，晋因轻敌而大败。楚与秦相呼应，当秦在为伐晋做准备时，楚联郑而伐宋，又使中原扰动了。
郑国所受的兵祸最多，几乎每个对中原稍有影响的诸侯国的军队都到过郑国。可是，郑国所聚的奇货也最多，它的商人几乎到过任何一个诸侯国。春秋时代，其他诸侯国的商人都不如郑国的商人殷实而且活跃，公元前627年秦师过周都伐郑国，遇见正要到周都去贸易的郑国商人弦高。弦高假托奉郑君之命前来迎接和犒劳秦师，先献上4张牛皮，再献上12头牛，说了些使秦人以为郑人已做好迎战准备的话，又暗中派人乘快车回郑国报警。秦师不敢继续前进，撤回秦国去了。晋国的荀被俘后，滞留在郢都，郑国的一个商人到郢都做生意，见到荀，打算把他装在货囊中偷带出境，没有办成。楚国放荀回晋国后，这个商人到晋都贸易，荀待他极好，就像他真把自己救出了楚国似的。不久，这个商人又到齐国贸易去了。可见，郑国的商人是国间贸易的主角，挟重赀而交王侯，有时能对政局和战局施加并非微不足道的影响。
郑国是当时转口贸易的中心，最为繁华。打仗归打仗，经商归经商。在郑国的商人看来，战争只是过眼烟云，不须介怀。在商业的刺激下，郑都的风气最为奢靡，次于郑都的是中原东部的卫都。
郑、卫之音被圣人视为淫佚之音，采入《诗经》的作品是经过圣人筛选和净化的。《诗经》的《国风》计15国160首，《郑风》最多———占21首，可见圣人也不是不喜欢郑国流行歌曲的。《郑风·出其东门》有句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阇，有女如荼。”《郑风·溱洧》有句云：“溱与洧，浏其清兮！士与女，殷其盈兮！……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所描写的是郑都的郊外士女如云，欢情如梦。类似的景象在其他诸侯国虽也有，但盛况与郑都所见不可同日而语。
郑国的青铜铸造工艺是很精的。已知的中原春秋铜器，以郑国的莲鹤方壶为最精。
共王晚年，楚国在北线有得有失，得失大致相当。郑国和楚国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双方的交往一直是频繁的。
公元前561年———共王三十年，吴王寿梦去世，子诸樊继位。
共王晚年，楚国在东线得大于失，局势比较平静。
公元前560年，共王去世，在位凡三十一年。子熊昭继位，是为康王。
《左传·襄公十三年》记共王遗言，自称“不德”，为鄢陵之败引咎自责，要大夫给他加个“灵”或“厉”的恶谥。既死，有些大夫主张遵从共王遗命。令尹子蠹力排众议，认为应当谥之为“共”。
子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
共王生长在荣华和安宁之中，有父王训诫，有师保诱导，有臣僚拥戴，一切都是现成的。父王和师保对他的教育，只是细心地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仁厚贤明的国君，没有大胆地锻炼他成为一个英勇果断的统帅。在鄢陵之战前，他还不曾见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波巨澜。一旦事态危急，他就容易失态。如《淮南子·氾论训》所记，撤离鄢陵时，有潘尫、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四位大夫簇拥着共王，共王因恐惧而瘫倒在地上。黄衰微急中生智，用脚踢共王。共王见黄衰微如此无礼，变恐惧为震怒，站了起来，四位大夫才乘机把共王抬上了戎车。国君如此，将士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在立嗣问题上，共王也显得优柔寡断。《说苑·建本》说：“楚恭王多宠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乱！夫一兔走于街，万人追之；一人得之，万人不复走。分未定，则一兔走使万人扰；分已定，则虽贪夫知止。今楚多宠子而嫡位无主，乱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国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国既无基，又使百姓失望，绝其本矣。本绝则挠乱，犹兔走也。’恭王闻之，立康王为太子。其后，犹有令尹围、公子弃疾之乱也。”
国君的优柔寡断，在用兵和立嗣这样的重要关头是一种劣性，在平时却可能是一种美德，因为优柔寡断常常是同宽厚仁慈联系在一起的。相传共王在围猎时遗失了一张宝弓，随从要去找，共王说，“荆人遗之，荆人得之”，不算什么损失，何必去找呢？如此豁达实属罕见，因而传为佳话。据说，后来孔子和老子都对此发表过意见。
孔子说：“去其‘荆’而可矣。”去其“荆”，就成为“人遗之，人得之”了。老子说：“去其‘人’而可矣。”已去“荆”，又去“人”，就成为“遗之，得之”了。一个故事，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共王的仁厚以及儒道两家的精义。共王弥留之际能以“不德”自责，恰如《庄子·天地》所云：“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子囊所讲的“抚有蛮夷”、“以属诸夏”，与其说是共王建树的功业，不如说是楚人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草创于武王，确立于成王，光大于庄王，共王以后奉行不替，子囊只是用简洁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罢了。这条路线显示了贯通南北、融合夷夏的恢弘气魄，是当时最进步的民族思想。蚡冒以前，楚文化尚在滥觞期，楚人被华夏看成蛮夷，被蛮夷看成华夏。这就像西方寓言中的蝙蝠，鸟类把它当做兽类，兽类把它当做鸟类。从武王起，楚文化进入茁长期，楚人的处境大致还是这样。楚人虽乐于以华夏自居，但在与周王室闹别扭的时候也不惜以蛮夷自处。正是由于长期处在非夏非夷和亦夏亦夷的地位，楚人的民族偏见在先秦各族中是最淡薄的，与此相适应，楚国的民族政策在先秦各国中是最开明的。
春秋时代的民族思想，大致有下列三家：第一家以管子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第二家以孔子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第三家以楚国的多数君臣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便是子囊所讲的“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第一家的民族思想，切合春秋早中期华夏大国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建树霸业的需求。第二家的民族思想，切合春秋中晚期华夏小国对外务相安、对内务自保的需求。至于第三家的民族思想，则切合春秋时代楚国开疆拓土的需求。相比之下，楚国这一家的民族思想对社会发展、民族融合、中国统一最有利。所以，楚国版图的扩大，财富的增殖，政局的稳定，兵势的强盛，以及文化的进步，都是其他各国所不能及的。
共王在位时，楚人在方城以外受到一些挫折，他们在方城以内却取得了不少值得骄傲的文化的成就。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楚文化的特异风采正是在共王时形成的。为避免行文的散乱，这里暂且从略，留待下文详为介绍。
（第四节掩庀赋
康王在位时，中原诸侯相攻不息，虽大战不多，而小战不断。
夹在大国中间的郑、宋、陈、蔡等国，公族四分五裂，有不同的国间背景和国内背景的列卿相争不已。他们相互猜忌，相互防范，乃至草木皆兵。宋都的市民追捕一头狂犬，这头狂犬窜进大夫华臣家中，华臣见市民蜂拥而来，误以为仇家要杀他，竟逃到陈国去了。楚国的贵族也忙于内争，对外的蚕食鲸吞放慢了，对内的巧取豪夺加快了。
平庸的康王追慕杰出的先王，总想重振楚国的兵威，以为只有这样他就不至于愧对国人了。即位初年———公元前559年，他就要令尹子囊去伐吴。子囊领命出兵，以棠邑(在今江苏六合西北)为前进基地，向长江北岸今扬州、仪征一带吴人的据点发动攻击。吴人固守不出，楚师引退。刚到皋舟(在今江苏六合东南)，楚师受吴师伏击，公子宜谷被吴师俘获。子囊领兵回国，嘱咐司马子庚(公子午)一定要筑好郢都的城垣，然后自尽以谢罪。子庚继为令尹，艾猎子子冯为大司马。楚国的司马最初只有一人，成王时增至两人———即左司马和右司马，这时已多达三人———即大司马、左司马和右司马了，但以后未必常设三人。
公元前557年———康王三年，晋伐楚，楚以偏师迎击，晋败楚于湛阪(在今河南平顶山北)。子庚不以小愤而乱大谋，没有迫不及待地进行报复。
公元前555年———康王五年，郑卿子孔为了排斥异己，派人请求子庚出兵相助，子庚不许。康王却以为机不可失，《左传·襄公十八年》记康王派豚尹对子庚说：“国人谓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穀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子庚无奈，勉为其难地起兵伐郑。楚师攻郑都的外城，郑师固守不出。楚师求战不得，攻城两天就撤兵了。
时值隆冬，又下了一场寒雨，将士受冻，衣着单薄的役徒几乎死尽了。
楚国如此不竞，然而其他各国的情势比楚国更糟。
其明年，郑国内乱，子展、子西杀死了子孔，夺占了子孔的田土、仆妾，子展当国，子西听政，子产为辅。子孔的同党子革(然丹、郑丹)、子良奔楚，楚以子革为右尹。
再明年，蔡国同乱，司马公子燮因图谋背楚从晋而被杀，其族弟公子履奔楚以自明。同年陈国内乱，庆虎、庆寅指责公子黄与公子燮同谋，公子黄不自安，效法公子履，奔楚以自明。《左传·襄公二十年》记公子黄临行之际在城中大呼：“庆氏无道！……五年不灭，是无天也。”
又明年，晋国内乱，范氏杀逐栾氏，栾盈奔楚。是年为公元前552年，子庚病逝，康王命子冯继为令尹。
子冯见康王主见甚少而宠臣甚多，托病不从命。方值盛暑，子冯装病住在地室里，床边放着冰块，身上穿着绵袍和皮裘，少吃、多睡，活像中了暑。康王派一个近臣去查看子冯的病情，这个近臣回复康王说：子冯瘦了，但气色还不错。康王以为子冯果然有病，另派子南(公子追舒)为令尹。
栾盈见楚人无相助之意，跑到齐国去了。
庶人观起受子南宠信，有马数十乘，由此招风。子南任令尹不过一年半，观起就被车裂以示众，子南则被杀于朝中。这在楚国是一场少见的风波，与共王杀公子申类似，对抑制显贵的贪黩有或多或少的积极作用。
康王又任命子冯为令尹，这次子冯不敢拒命了。子冯有八个受宠的庶人官吏，他们都有不少马匹。有鉴于子南之死，子冯当即辞退这些庶人官吏，康王才安心了。
公元前550年———康王十年，陈哀公来朝，其弟公子黄向康王痛诉庆虎、庆寅的罪状。康王命莫敖屈建(子木)伐陈。屈建率楚师围陈都，城中的役徒杀死暴虐的庆虎、庆寅，打开城门迎接楚师，楚师护送陈哀公和公子黄入城。
伐陈之役，师出有名，师还有功，这使康王受到鼓舞。他不曾亲历战陈，现在却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武略了。公元前549年———康王十一年，夏，楚国建造了大批战船，以舟师伐吴，康王自将，因不通战略而全无战果。同年冬，康王又两次出征，第一次伐郑，第二次伐舒鸠，都无所获。白忙了三场，康王终于发现自己不是将才。
其明年，子冯死。屈建继为令尹，受命伐舒鸠，不但攻灭了舒鸠，而且击溃了驰援舒鸠的吴师。至此，群舒尽灭。
同年，屈建命司马掩整顿兵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称之为“庀赋数甲兵”。“庀”即“聚”，“数”即“计”。掩乃子冯之子，精于理财。他做了些调查研究，决定在整顿中实行改革。十月甲午，掩写出章程来，交给了屈建。今人或以为掩在楚国丈量了耕地，甚至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个看法只是想象的花朵，不是历史的果实。掩所承担的任务，既不是查实土地的面积，也不是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而只是改订征赋的章程。这个章程的基本原则是“量入修赋”，“入”是得自土田的收入，“赋”自然就是兵赋。《国语·齐语》记管仲所云“相地而衰征”，以及《汉书·食货志》追述周代赋税所云“各以肥硗多少为差”，其原则与“量入修赋”完全一致。既然到这时才特意指出要实行量入修赋，那么先前楚国征赋的依据就不会是“入”，而只能是“户”或“口”了。由此可知，掩所做的工作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革，旨在使入和赋构成一种函数关系，入是自变量，赋是应变量，应变量的函数值是官方和民间都能接受的。先前以户计征或以口计征，必然是对上等贵族最宽，对下等贵族较宽，对平民较苛，对农奴最苛，久而久之，成为积弊，使兵赋受损，使士气受挫。掩所推行的改革基本上纠正了畸轻畸重的偏差，是一种调适行为，对上等贵族有所损，对平民和农奴有所益，对下等贵族则影响不大，能够保证国家得到较多的兵赋，士卒维持较高的士气，无疑是一种良法，唯一的隐忧是可能激起某些上等贵族的反抗。
按照掩改订的征赋章程，计“入”的基本单位是“井”，“井”只适用于平坦而肥沃的耕地，其他各类土地必须换算为“井”。楚国没有井田制度，掩只是参照井田制度，把“井”作为计“入”的基本单位以便征赋罢了。
是年末，吴伐楚，楚巢邑守将牛臣射杀吴王诸樊。康王为击灭舒鸠而重赏屈建，屈建以为应归功于先大夫子冯出谋划策，辞赏不受，康王乃改赏子冯子掩。
（第五节晋楚弭兵之盟前后
公元前547年———康王十三年，夏，楚秦联军伐郑，楚大夫穿封戌俘获郑大夫皇颉。楚公子围与穿封戌争功，说皇颉是他俘获的。
两人相持不下，请伯州犂裁决。伯州犂虽官至太宰，但原是晋人，为求自安，不愿开罪于楚人显贵，鉴于公子围出身高贵，伯州犂想偏袒公子围，但不想太露形迹。伯州犂说，两位所争的是一位君子，只要去问他就可以辨明真相了。于是，当着皇颉的面，伯州犂抬高手介绍道，这位是公子围，寡君的贵长弟；放低手介绍道，这位是穿封戌，方城外面的一位县尹。接着问皇颉，是哪一位把你捉住的？
经伯州犂这么上下其手，皇颉心领神会，应声便说，我遇到王子，被王子打败了。言下之意，是被公子围捉住的。穿封戌大怒，操起一把戈，朝公子围刺去，公子围逃得快，穿封戌莫可奈何。
申公王子牟因获罪而出奔晋国，风传是由其婿伍举护送出境的。
伍举不自安，也出奔了，经过郑国，行将前往晋国。伍举父伍参与蔡太师公子朝相善，伍举则与公子朝子声子(公孙归生)为友。当时，宋左师向戌正在晋楚两国之间斡旋，声子也参与其事。声子准备先访问晋国，再访问楚国。恰巧，他在郑都的郊外遇到了伍举。
两人铺草坐在地上，倾诚相叙。声子知道伍举眷恋故国，就对伍举说，你就放心到晋国去吧，我一定能想出法子来让你回到楚国去的。
声子到了楚国，屈建向他打听晋的政情，问到晋大夫与楚大夫孰优孰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声子答屈建问，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声子首先说，晋卿不如楚卿。这话，无疑是用来博取屈建欢心的。声子接着说，可是，楚大夫不如晋大夫，晋大夫都是可以做卿的好材料。不过，就像杞梓和皮革从楚国运到晋国去，最好的晋大夫都是从楚国跑到晋国去的，“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楚国施刑太滥，一些大夫被迫逃到别国去做谋主来为害楚国。声子一连举出四个实例：其一是析公奔晋，在绕角之役中使晋师反败为胜；其二是雍子奔晋，在彭城之役中使晋师反败为胜；其三是屈巫奔晋，诱导吴人侵扰楚国，使楚师疲于奔命；其四是贲皇奔晋，在鄢陵之战中使晋师大胜楚师。屈建听了，说这都是真的。声子说，现在有更加严重的事要发生了，伍举奔晋，晋人把他同贤臣叔向相提并论，他若为害楚国，那就不堪设想了。屈建深为忧惧，随即说服康王，派人把伍举请回楚国，给他晋爵增禄，以示荣宠。
公元前546年———康王十四年，向戌的穿梭外交得到了预期的成果，晋楚两国达成了弭兵协议。向戌与晋上卿赵武(赵文子)和楚令尹屈建都有交情，见晋楚关系缓解，便倡议弭兵。晋楚两国都赞成，齐国和秦国也赞成。然后，向戌遍告诸小国，诸小国俱无异议。是年夏，晋赵武、楚屈建，以及郑、齐、鲁、陈、蔡、卫、许、曹诸国的执政大夫，齐集宋国。晋楚两国的大夫先就盟辞达成了协议，于是，宋平公设宴款待晋楚两国的大夫，然后，向戌与到会各国的大夫会盟于西门之外。邾、滕两国的国君也到会了，但邾是齐的附庸，而滕是宋的附庸，都未能参与会盟。会盟时，楚人袍内有甲，争先歃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屈建说，“事利而已”，“焉用有信”，意即对楚国有利的事就做，管它有信无信。这个外交方针，与庄王重信轻利的外交方针相比，是明显的退步。赵武采取克制态度，使这次弭兵之盟得以成礼如仪。
康王在位十五年去世，未发丧时，令尹屈建也去世了，时为公元前545年冬。
其明年夏，葬康王，郑、陈、鲁、许四国的国君送葬到郢都西门外面，其大夫则送葬到墓地。这四位国君是为完成弭兵之盟的未了仪礼，相约来楚国的，走到汉水才获悉康王去世，后来就留在郢都参加康王的葬礼了。宋国的国君和左师与他们同行，但在得知康王去世的消息后返回宋国去了。
康王既葬，子员即位，是为郏敖，以公子围为令尹。
康王是平庸而不昏聩的国君，子庚、子冯、屈建都是干练而不优秀的令尹。他们大致都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康王柄政15年，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对内的，是抑制豪强；一件对外的，是结好诸侯。为第一件事贡献最大的，是本国的司马掩；为第二件事贡献最大的，是宋国的左师向戌。在15年中，国力持续增长，民气未受损伤。这样的政绩，使康王和他的臣僚有理由为之自豪。
（第六节成熟的文化
杰出领袖人物不常有，他们是历史的花朵，开于所当开，谢于所不能不谢。在有杰出领袖人物的时代，如武文时代和成庄时代，功业煊赫，但文化的发展不一定很快，他们为文化所做的工作是开垦和播种。反之，在没有杰出领袖人物的时代，如共康时代，政绩平淡，但文化的发展不一定很慢，前人播种的到了后人收获的季节。
1978年到1979年发掘的河南淅川下寺的24座楚墓，披露了公元前6世纪中叶楚国社会的许多信息。
下寺的楚墓，从所出青铜礼器的数量、规格和铭文来看，2号墓是主墓，1号墓和3号墓是陪葬墓。在这3座墓中，都发现了“楚叔之孙倗”作器的铭文，可证2号墓的墓主是“倗”。“倗”即令尹子冯。至于“楚叔”，大概不是子冯的祖父贾，而是氏的始祖章。2号墓所出的升鼎，腹铭记作器者为公子午即令尹子庚，但盖铭记作器者为倗，应是子庚死后其升鼎为倗所得。
按，公子午死于公元前552年，子冯死于公元前548年，相去仅4年，时当春秋晚期前叶。下寺楚墓所出的铜器和其他器物，无论技术水平还是艺术风格，都可以作为共康时代的代表性器物。至于制作这些器物的技术前提的艺术前提，则是在成庄时代创立的。
下寺楚墓所出的青铜器，主要是用分铸法制成的。只有少量的器物和部件，如鬲身连同鬲足以及器盖和圈顶等，用了早期青铜铸造工艺的浑铸法。春秋时代的分铸法，中原以先铸附件、后铸器身为常规。下寺的青铜器不然，多数是先分别铸出器身和附件，再用铜或锡作焊剂把器身和附件焊接起来，这是一种新兴的生产工艺。当时楚国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成就，是娴熟地掌握了熔模铸造法。所谓熔模铸造法，简单说来，就是用熔点和硬度都很低的材料做成模子，在模子上淋浇泥浆并涂抹耐火材料，硬化为铸型，加热使模料熔化并流出，然后浇铸成器。模料通常是蜡，所以这种铸造法俗称失蜡法。熔模铸造法可以制作复杂而精密的器件，因而号称精密铸造法。我国熔模铸造法创始的年代，从文献中考察，只能定在中古。下寺所出的青铜器，以及不知何地所出而现已流落海外的楚共王熊审盂，证明楚国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有高度发达的熔模铸造工艺。2号墓所出的铜禁一件，器身有多层透雕云纹，器周有上下两层共24只镂空透雕的攀附兽和兽形足，就是熔模铸造法的杰作，工艺水平的高超即使放在今天也会令人兴巧夺天工之叹。2号墓所出的55号大鼎有6只镂空透雕的攀附兽，通体无合范毗缝和锻打或焊接的痕迹，也一定是用熔模铸造法做成的。
西方的熔模铸造法，发明虽比中国的早，发展却比中国的慢。西方任何古国遗留下来的熔模铸造法制成品，与楚国的熔模铸造法制成品相比，无不显得又简单，又粗糙，落后了不止一个发展阶段。
当时用青铜铸造的农器和匠器，有、斧、锛、镰、凿、削、锥等。当然还有其他器类尚未见到，原因是农器和匠器不登大雅之堂，惯例不用来随葬。而且，木制的器具在地下容易朽尽，铜制的器具到不堪复用时要回炉，以免浪费当时被认为“美金”的铜料。
下寺楚墓24座，唯独2号墓有青铜制作的农器和匠器共26件出土。
在其余23座陪葬墓和殉葬墓和随葬品中，农器和匠器一无所见。已知属于这个时期的楚国的农器和匠器，形制与中原同期同类器大致无异。唯独带锯齿的铜镰有南方特色。无疑是用来收割水稻的。在境土相接、商旅相通的列国之间，生产工具的民族风格和地方风格是不会怎么突出的。还有车具、马具之类，情况也如此。这些器具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无秘密可言。熔模铸造工艺就不同了，那是尖端技术，楚国要保密的，北方诸国虽欲效之而终不能及。
当时的铜器，可登大雅之堂的是礼器、兵器和乐器。
楚国的青铜礼器虽以中原和关中的青铜礼器为张本，但有不少别出心裁的变化，到春秋中期已自成一体了。
鼎为青铜礼器之冠，青铜礼器的系属和特色首先显示在鼎上。
楚式鼎令人耳目一新，在春秋时代可谓鹤立鸡群。
王和上大夫以及附庸诸侯所用的祭器升鼎尤为奇特，此类鼎始见于春秋中期，自铭为“”，因而考古学界称之为升鼎。升鼎的显著特点是：1.平底；2.束腰；3.立耳外撇；4.腹周有攀附兽6只或4只；5.其精品在口沿、腰周和底缘都有繁缛的环形纹饰，蹄足上部有扉棱。升鼎的怪异和工巧都出人意表，最能显示茁长期楚文化的独创性。随葬升鼎的多少和精粗，与墓主的身份相称。下寺2号墓的墓主是令尹，位居上大夫之首，有升鼎7件，与周制诸侯的用鼎数相等，当然可以说是“僭越”的。曾国也有升鼎，始见年代与楚式升鼎相近，平底和束腰与楚式升鼎相似，但总体风格与楚式升鼎不同。楚式升鼎与曾式升鼎可能有源流关系，战国时代的曾侯仿制了比较粗劣的楚式升鼎，由此可知，最初曾仿楚的可能性大于楚仿曾的可能性。
已知年代最早的楚式鼎不是升鼎，而是始见于春秋早期的一种折沿附耳鼎。此类鼎的形制显然取法于西周末东周初的一种周式鼎，可是，进入春秋中期以后，它由不束颈变为束颈，由不折肩变为折肩，足渐高，壁渐直，腹渐圆，有了凸棱子母口，外加圈顶盖，体态由浑朴渐变为精巧，形制由量变达到了质变。自铭为“”，考古学界称之为于鼎。下寺1号墓出土于鼎10件，计有对鼎4组，单鼎2件。每组对鼎尺寸、形制全同，各组对鼎大小递减。最大的一对有六柱圈顶盖，盖和腹都有细密的纹饰，足有兽纹。所有10件于鼎，无一非精工铸造。鼎列如此壮观的阵容，实为罕见。周制鼎用奇数。楚制不尽然，升鼎也用奇数，于鼎却用偶数。
郑国和徐国也有于鼎，年代较晚而工艺较劣，无疑是仿楚之作。
还有一种罐形鼎也是典型的楚式鼎，有平盖或拱盖，直领小口，宽肩，圆腹，圜底，肩上附直耳，兽面矮蹄足。最早的3件分别出自下寺1、2、3号墓，其中3号墓所出的1件自铭为“浴兴”。
春秋晚期曾国也有罐形盖鼎，其形制与楚国的罐形盖鼎相同。
在楚国的青铜礼器中，还有一种自铭为“盏”的，也是楚式器。
盏，似鼎非鼎，似簋非簋，有盖，盖上有4个环纽，盖缘有4个扣卡，上腹有4个与环纽大小略同的环耳，4个环纽间距相等，扣卡、环耳也如此，钮、卡、耳上下相对或相错，三足特矮。春秋中晚期，盏流行于楚地。
已知属于共康时代的青铜兵器，有戈、矛、戟、殳、剑、钺、匕首、箭镞和铠甲等，显然以戈居多，矛较少，戈矛合体的戟更少，殳尚罕见，剑尚在引进、仿造阶段，钺可能只作仪仗用，匕首无关紧要，箭镞性能优良，铠甲有多种。这时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戈、矛、戟、殳都是车战的利器。楚国戈、矛、戟、殳的特点，一是长大，二是精良。例如：下寺8号墓所出的1件戟，援长逾30厘米；下寺2号墓所出的1件矛，身骹通长也有30厘米。上等贵族所用的戈、矛、戟、殳装饰华丽，通常有铭文，甚至是错金铭文。楚人引进和仿造的剑，起初是巴式剑———即所谓柳叶形剑，后来是越式剑———包括吴式剑在内。越人和吴人的铸剑技术举世独步，楚人虽竭力模仿，仍自愧弗如。《周礼·冬官考工记》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
青铜铸造的乐器主要是编钟，此外有钲———或称丁宁。共康时代是否有铙和铎，据现在资料还无法断定。这时楚国的编钟造型巧，音色美，体制大，全面地超过了中原同期的编钟。编钟有甬钟、钮钟、镈钟三类，每套都有严谨的组合关系。下寺1、2、3号墓出土编钟4套共52件，计分：甬钟1套，26件；钮钟2套，每套9件；镈钟1套，8件。
铸钟有其特殊的难点。事先必须设计好各种的不同音响，制作好各件钟的不同铸模，调剂好铜、锡、铅的配比，稍有失当之处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报废，难就难在这里。古人没有现代的科学仪器，铸钟全凭经验，这是非有精深的乐律知识、敏锐的辨音能力和娴熟的加工技艺不可的。《国语·周语》记公元前522年周景王铸大钟，单穆公以为不可，他说：“先王之制钟也……重不过石。”
石为周制120斤，相当于今制50余斤。周景王不听。强迫匠师铸了一枚大钟，乐工谎报说成功了。一年后，周景王去世，乐工才承认失败了。下寺所出的甬钟，最大的一枚通高1.22米，重达160.5公斤，估计比周景王所铸的大钟重一倍有余，然而是真正成功了。
青铜器的风格因时而异，楚文化茁长期青铜器的总体风格是：
器型清秀，工艺精巧，纹饰富丽。清秀的极致，是由高足、束腰等特征所构成的亭亭玉立的体态。精巧的极致，是由细密的熔模铸造工艺所呈现的玲珑剔透的结构。富丽的极致，是堂皇而优雅，如下寺所出某些铜鼎纹饰的凹入部位镶嵌着光洁乌亮的黑漆，衬托着纹饰的凸出部位，这在北方的铜器上是见不到的。
冶金、髹漆、织帛三大行业，最能显示楚国物质文化的先进性。
共康时代的楚国，在冶金这个行业中占着领先地位，大致如上所述；在髹漆、织帛两个行业中是否也已领先，则尚难断言。已知保存完好而年代最早的漆器，出自湖北当阳赵巷4号墓，大致可判定属于共康时代。这些漆器都用厚木胎，比较笨重，可是漆衣至今鲜丽如初。楚地有丰富的漆源，而且气候适于制作漆器。后来的资料表明，楚国的髹漆行业也领先于列国。至于春秋时代的丝绸，则至今还不见完好的实物出土，仅仅根据零星的线索，是很难分辨孰优孰劣的。
武文时代，限于生活天地的狭小，能操夏言的楚人还很少，主要是贵族。经成庄时代到共康时代，多数楚人———无论其为贵族，为平民，已经兼通楚言和夏言了。此后的发展趋向是操楚言的日渐减少，操夏言的日渐增多。这是一个进步的趋向，楚人并不因此而抱憾。楚国的上等贵族熟知北方的文献，动辄引经据典。被他们称引得最多的，是《尚书》、《军志》和《诗》。他们所受的教育，显然不比北方的上等贵族所受的教育逊色。
关于共康时代楚人的文化素养，不烦缕述，这里只讲知音，以见一斑。《吕氏春秋·本味》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据高诱注，伯牙和钟子期都是楚人。按，楚国以伯为氏的家族只有一个，即来自晋国的伯州犂及其子孙。灵王即位后，伯州犂被害。昭王即位后，伯州犂的孙辈逃离楚国。由此推想，伯牙可能是伯州犂的子侄，比后来成为吴国太宰的伯嚭高一辈。楚人不喜鼓琴而喜鼓瑟。
迄今已出土的楚国乐器，琴甚少而瑟奇多。晋人则不然，其俗喜鼓琴，这可以作为伯牙乃晋裔的旁证。楚国的钟氏是一个音乐世家，他们以钟为氏，应是由于楚人尚钟成风，因而让司乐之官即司钟之官以钟为氏，类如晋国的孙黡司典籍，其子孙乃以籍为氏，都是所谓“氏于事”。《吕氏春秋·精通》高诱注曰：“钟，姓也。子，通称。期，名也。楚人钟仪之族。”此说可从。钟仪为郧公，居处近涢水，当汉水中游，钟氏大概就住在汉水中游至下游。因此，据说钟子期听伯牙鼓琴的地点在汉水下游。今武汉汉阳区，汉水南岸有地名琴断口，故老相传，就是伯牙与钟子期相识的地方。今武汉汉阳区内，龟山脚下，月湖岸边，有琴台，乃后人为追念伯牙和钟子期而筑。
《荀子·劝学》说：“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这是极言伯牙琴艺之高，妙造化境。钟子期善辨磬音，一如善辨琴音。《吕氏春秋·精通》说，他能从磬音中听出击磬者的心情来，所言无不中。钟子期知音，也妙造化境了。
一方的风土养育了一方的人才，楚俗喜乐舞，楚人多精于其道，因而有钟子期和伯牙这样神乎其技的大师。高山流水，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佳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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