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县旌而无所终薄。”
这一番话切中肯綮，足以表明威王对国间形势和国内情状洞若观火。
强秦不可亲，韩、魏不可信，这是楚国的外部困难，由此，连横之议固断不可从，合纵之谋亦未必可行。还有群臣不足恃，这是楚国的内部困难。因此，在楚、秦相争之际，楚很难稳操胜券。
威王的忧虑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应验了。
怀王不如威王清醒，对人对事都缺乏洞察力和预见性。但他也深爱自己的国家，只有这一点是和乃父相像的。
怀王在位时，楚国由盛转衰了。
（第一节秦人得计，楚人失策
公元前328年———怀王元年，秦惠文君以张仪为相。张仪在秦楚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与怀王的纠葛，留给文学家的创作素材比留给史学家的研究课题更多。但在初为秦相时，张仪尚无奇功殊勋可言。怀王在位的前期，却是有声有色的。
公元前326年———怀王三年，赵肃侯去世。楚、秦、魏、齐、燕五国各派精锐部队一万人到邯郸参加赵肃侯的葬礼，如此盛大的丧仪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其明年，秦惠文君称王。此后不过数年，诸侯都称王了。
公元前323年———怀王六年，大司马昭阳领兵伐魏，破魏师于襄陵，取魏地八邑。继而移兵伐齐，齐威王不胜其忧。陈轸为秦使齐，正巧在临淄。齐威王向陈轸问计，据《史记·楚世家》所记：
“齐王曰：‘为之奈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
‘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
‘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大将拥兵自重，抗命自专，此等行径在先前的楚国是不可思议的，与楚国的传统全然不合，现在却发生了，而且不以为罪。怀王也许不明白，这是楚国的隐患，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恶果。他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把本来是上柱国、大司马的昭阳晋升为令尹，宠之信之，听之任之。尽管如此，破魏师于襄陵确实发生了震慑效应。
是年，楚与魏、齐、秦三国会盟于齧桑(在今河南开封与江苏徐州之间)。楚国有以大事记年的习惯，这年就被称为“大司马邵(昭)剔(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如《鄂君启节》铭文和荆门包山2号墓所出竹简都有这样的记载。
昭、景、屈是战国时代楚国公族的三大姓，当怀王在位时，昭氏柄政，景氏和屈氏都不得势了。
也是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帝国迅即瓦解。由此，楚国就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了。
公元前322年———怀王七年，张仪去秦入魏，魏惠王以张仪为相。前任魏相惠施去魏入楚，怀王为取悦张仪，不用惠施，派人送惠施回家乡去了。
惠施，宋人，是名家的宗师。为学重同，主张“合同异”；名家的另一宗师公孙龙为学重异，主张“离坚白”。惠施与庄周友善，其相对性思想与庄周深相契合，彼此时相诘难。《庄子·秋水》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就是传为趣谈的濠上之辩，庄周利用一词多义(“安”既可作“凭什么”解，亦可作“在哪里”解)，巧施诡辩，令惠施为之语塞。惠施先庄周死，庄周怅然若失，一如伯牙之与钟子期。
大约在公元前319年，田忌去齐奔楚。齐宣王及其相邹忌唯恐楚国利用田忌为害于齐国，派出说客杜赫，唆使怀王封田忌于江南，等于把田忌禁锢起来了。
送惠施回家乡，封田忌于江南，三年间发生的两件事，都说明怀王缺乏主见，容易被纵横家的如簧之舌所左右。
公元前318年———怀王十一年，宋君偃称王，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又东与齐战，南与楚战，西与魏战，俱获小胜。于是忘乎所以，要称霸于天下了。这位宋王荒于酒色，耽于巫法，而且异常暴虐。《战国策·宋卫策》记宋君偃扬言要“威服天下鬼神”。《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宋君偃“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战国策·燕策》记宋君偃“铸诸侯之象……展其臂，弹其鼻”。秦惠文王遣使向齐宣王诉说：“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这时，张仪已去魏入秦，再次相秦。
是年，经苏秦游说，楚、韩、魏、赵、齐、燕六国合纵。怀王为纵长，率六国联军伐秦。近函谷关时，六国联军逡巡不进。秦师出函谷关后，六国联军迅即退却。一次堂堂正正又轰轰烈烈的合纵，就这么慌慌忙忙地收场了。六国之间矛盾重重，谁都怕自己吃亏，虚张声势的时候个个争先恐后，真要打起仗来就个个争后恐先了。
当时的楚国，在苏秦看来，物价太昂贵了，作风太拖拉了。《战国策·楚策》记苏秦到郢都后，过了三天才见到怀王。他用讥刺的口吻对怀王说：“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这话尽管刻薄，却不无所据。正在极盛时期的楚国，既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一面。张仪早年在楚国待过，但不得志。据《战国策·楚策》所记，张仪曾问怀王：“王无求于晋国乎？”怀王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显然，怀王确信天下莫富于楚。财力雄厚，这是实的一面。至于物价昂贵、作风拖拉等等，则是虚的一面。《战国策·魏策》记张仪对魏惠王说：“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
公元前316年———怀王十三年，巴、蜀两国相攻，都向秦告急。
秦惠文王命群臣议可否伐蜀，张仪主张先伐韩，司马错主张先伐蜀。
《史记·张仪列传》记张仪说：“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三川(在今河南宜阳一带)和周室乃“天下之朝市”，如能诛周王，出九鼎，便可“挟天子以令于天下”；伐蜀则“不足以成名”，也“不足以为利”。司马错说：“不然！……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今王地小民贫。”伐蜀，“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如攻韩与周，则韩与周必“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秦“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司马错指出当时的秦国“地小民贫”，这当然是与六国———主要是与楚国相比而言的。秦惠文王从司马错之议，以司马错为帅，起兵伐蜀。秦师越过秦岭，攻入蜀都，贬蜀王为侯，命陈庄为其相。不久，秦国又兼并了七姓巴国。
先前，如《战国策·赵策》所云，“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自从得到蜀这个天府之国以后，秦国领土扩大了，富源增多了，兵力加强了。《战国策·东周策》记周最云：“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齐、楚、三晋之命。”
楚与秦角逐，最大的失策就是听任秦取巴蜀而有之。秦取巴蜀，其势如拊楚入之背。从此，楚就不得不瞻前顾后了。巴蜀就在楚国的西面，可是楚人一向对巴蜀不感兴趣。楚文化辐射力很强，覆盖面很广，它向北、向东、向南扩散，像一个扇面形，唯独不向西扩散。是因为楚人无力西进吗？不是。楚人开拓疆土，出方城而北，沿淮水而东，逾洞庭而南，再接再厉，愈挫愈奋。假如有意问津巴蜀，巴蜀早就纳入楚国的版图了。显然，楚人不是无力西进，而是无意西进。楚国的北、东、南三面都有大片冲积平原，而且相接互通，唯独西面是高山深谷，水行要溯激流，过险滩，陆行仅有鸟道。
楚人从黄河下游到长江中游，一直生活在平原上，积久成习，只爱平原，不爱山地；只喜原居，不喜山居。因此，对北、东、南三面，楚人长期奉行战略进攻的方针；对西面，楚人奉行的方针却始终是战略防御。楚人设巴郡，筑扞关，只是求其无后顾之忧而已。长江北岸，过了巴东，再往西去，至今不曾发现楚墓；长江南岸，过了宜都，再往西去，楚墓也影踪全无。显而易见，楚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这里所谓平原是广义的，包括丘陵、水域以及山间的盆地、河谷在内。南方平原的生态环境赋予楚文化以独具的特性和特色，而且赋予楚文化以独具的机制和模式。饭稻羹鱼，这是南方原居民族的饮食习惯。安车轻舟，这是南方原居民族的交通工具。嫌山爱水，这是南方原居民族对生态环境的选择倾向。灵巧、清秀，这是南方原居民族情有独钟的艺术风格。楚人的望祀只祀大川，不祀名山。
《左传·哀公四年》记楚昭王说：“江、汉、雎、漳，楚之望也。”雎山和荆山虽在楚国发祥之地，虽与楚国的始都密迩相望，然而楚人不祀。楚辞描写山地，色调偏暗、偏冷；反之，描写平原，色调就偏亮、偏暖了。《九章·涉江》描写山地，有句云：“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九章·思美人》描写平原，有句云：“吾且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九章·哀郢》描写平原，有句云：“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两相对比，可知三闾大夫也是不喜山居而只喜原居的。
楚文化在平原上如鱼得水，一到山地就如鱼失水了。它像水之行于地，总是往平处和低处流去，遇到高处就停下。它太发达、太成熟了，机制是程式化的，模式是偏颇型的，年代愈晚就惰性愈重。
如果不受到强劲的刺激，不发生剧烈的变化，它就无法适应多样化的生态环境。秦文化与楚文化不同，它是黄土高原文化，河带山砺，对平原和山地都能适应。楚国之所以未能削平六国，统一九州，史学家可以指出好多原因来，从文化上看，实为基于深固难徙的平原特性和平原特色。楚人拒巴蜀而远之，秦人取巴蜀而有之，一失一得，已经预示了楚败秦胜的终局。
（第二节怀王与张仪
秦得巴蜀之后，如虎添翼。公元前314年，秦伐义渠，取二十五城；又伐韩，大胜之。
其明年，秦伐赵，大胜之。据《史记·赵世家》所记，是年，楚怀王和魏襄王曾访赵，应与合纵之谋有关。
同年，秦以楚、齐纵亲为患，张仪献离间楚、齐之计。秦惠文王宣布免张仪相，给张仪一个似乎超脱的身份，派张仪到楚国去。
张仪在威王晚年曾经到郢都游说，不得志。事有凑巧，令尹遗失了一块珍爱的璧，他的部属怀疑是张仪趁着赴令尹宴的机会窃取的，便把张仪捉去，打了几百鞭子。张仪不服，获释回馆。《史记·张仪列传》记此事云：“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后来，张仪相秦，作文檄告楚令尹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智术短浅的怀王对张仪极为钦服，达到了迷信的程度。“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归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说而许之。”，《史记·张仪列传》所记如此，《史记·楚世家》所记则与此有同有异，其文曰：“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
这时，群臣都向怀王贺喜，唯独陈轸向怀王吊忧。《史记·张仪列传》记：“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说乎？’陈轸对曰：
‘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也，而两国之兵必俱至。善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阴合谋计也。’楚王曰：‘愿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于是，怀王遣使绝齐，第一位使者还没回来，就派第二位使者去，急不可耐。
陈轸所作的推理既不复杂，又不深奥，其实类如常识，可是怀王听不懂，听不进。怀王如此轻率，如此固执，可谓昏庸之至。尤其是一再派出使者与齐国毁盟绝交，迹近无赖，寸土未见，寸利未得，自己的国间形象就已彻头彻尾地败坏了。
怀王派一位将军作使者随张仪到秦国去，办理商於之地六百里的交割手续。焉知张仪到咸阳后，假装醉酒坠车，称病不出达三月之久，楚使只好耐着性子等待。怀王听说如此，以为张仪觉得楚国对齐国的态度还不够坚决，便派一位勇士到临淄去咒骂齐王，这是十足的无赖行径。怀王没有想到，秦使已经秘密赶到临淄，齐王因楚人的恶劣手段而不胜恼怒，已经决定联秦反楚了。张仪得知秦、齐达成秘密协议之后，才出门上朝去，对楚使说，您怎么不去受地呢？那是我的食邑，方圆六里，愿献给贵国大王左右。楚使说，我所知道的是来受地六百里，不曾听说只有六里。张仪说，我本是小人，哪有六百里封地呢？张仪欺怀王，是大无赖欺小无赖。楚使回报怀王，怀王大怒，下令兴师伐秦。陈轸问怀王：臣可以张口说话了吧？怀王说，可以。据《史记·楚世家》所记，陈轸的意见是：
“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怀王不接受陈轸的意见，决心伐秦。又明年为公元前312年———怀王十七年，春，楚、秦战于丹阳。
楚师主帅为大将军屈匄，副帅为裨将军逢侯丑。秦师主帅为庶长魏章，副帅为惠文王异母弟庶长樗里疾。樗里疾多智，号为“智囊”。
战场丹阳乃鬻熊之所曾居，在今河南淅川南部。由战场地望可知，秦师求战心切，变守为攻，已进入楚国边境了。楚师大败，甲士八万被杀，屈匄、逢侯丑等将领七十余人被俘。秦师乘胜南进，夺取了楚国的汉中郡。
丹阳之战前，秦人勒石为《诅楚文》，历数“楚王熊相”的罪状，痛斥其“无道”、“甚乱”、“暴虐”，杀孕妇，拘叔父于“冥室椟棺之中”，“倍(背)十八世之诅盟，率者(诸)侯之兵以临加我，欲刬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央求大沈厥湫、巫咸、亚驼三位神灵帮助秦人“克剂楚师”。《诅楚文》共三件，致奉大沈厥湫、巫咸、亚驼各一件。
丹阳之战后，怀王怒不可遏，派出一支更大的部队，打进秦国，以求报复。秦师变换战略战术，以退求进，待楚师到蓝田，才大举反击。战况对秦师不利，但韩、魏两国各派锐师偷袭楚国，已逼近汉水。楚师从蓝田回救，韩师和魏师当即退走。
是年夏，怀王命将军景翠引兵伐韩，围雍氏(在今河南禹州东北)。秦人扬言救韩，然而顿兵不进。东周以军粮助韩师和秦师，楚师才退走。
公元前311年———怀王十八年，秦伐楚，取召陵。蜀相陈庄杀死蜀王，投降秦国。秦使到楚国，建议以汉中郡的一半———即武关外的商於之地交换黔中郡。秦人深谋远虑，要求以易取之汉中交换难取之黔中，以期完成对楚国后方的迂回包抄部署。怀王徒逞意气，对秦使说，寡人不想得到土地，只想得到张仪。如果贵国把张仪交给寡人，寡人就把黔中送给贵国。秦使回报，秦惠文王游移之际，张仪竟自请使楚。秦惠文王担心楚人会加害于张仪，张仪却以为无妨。《史记·楚世家》记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愿也。”
张仪到了楚国，怀王拒不接见，把他软禁起来。靳尚受张仪指使，晋见怀王爱姬郑袖，对郑袖说，大王要看轻夫人了，夫人知道吗？郑袖大惊，盘问靳尚，靳尚便说，秦王非常喜爱张仪，可是大王要把张仪杀死。现在，秦王为了救张仪，准备把上庸六县送给楚国，把一位美人献给大王，把一些善于唱歌的女子作为妾媵。以后大王一定以秦女为贵，而以夫人为贱了。夫人不如给大王说说，让大王把张仪放掉。果然，郑袖日夜缠着怀王说，人臣各为其主，张仪对大王是十分推崇的，大王应该以礼待张仪，不然，秦人怕要打来了，那就求大王允许我们母子搬到江南去住吧，免得成为秦人的鱼肉。怀王经不住郑袖连哄带劝，解除了对张仪的软禁，还像以前那样以厚礼待张仪。
《史记·张仪列传》记张仪对怀王说：“且夫为从(纵)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
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兵〕，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岷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此句，《战国策·楚策》作‘则从竟陵已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
以战相胁之后，张仪又以和相诱，《战国策·楚策》记张仪对怀王说：“今秦之与楚也，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击。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之从车下风，须以决事。”
怀王在张仪这样的说客面前，变得全无主见了。《战国策·楚策》记怀王对张仪说：“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寡人年幼，不习国家之长计。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闻之，敬以国从。”于是派使者以车百乘入秦，献“鸡骇之犀”和“夜光之璧”给秦惠文王，相约和亲。大夫屈原奉命使齐以重修旧好，这时回到楚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屈原“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同书《楚世家》所记，与此无异。同书《张仪列传》所记则不然，其文云：“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背)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所谓“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假如说这也算是“美利”，当初自己何必提出要拿黔中交换张仪，以致出尔反尔呢？可见，怀王确实糊涂！张仪告别怀王，到韩国去了。据《战国策·楚策》所记，怀王担心张仪再次食言，从靳尚之请，派靳尚与张仪同行，一旦张仪食言，靳尚将杀死张仪。由此可知，怀王没有派人去追杀张仪，甚至也没有后悔放走张仪。
张仪的狡诈，怀王的愚鲁，成为后人嘲弄和嗟叹的题材。唐人崔道融作《楚怀王》诗有句云：“六里江山天下笑，张仪容易去还来。”唐人徐夤作《楚国史》诗云：“六国商於恨最多，良弓休绾剑休磨。君王不剪如簧舌，再得张仪欲奈何？”
楚、秦和亲，由来已久。秦惠文王就有一位妃子娶自楚国公族，在其宫中号为“芈八子”。《史记·张仪列传》记张仪说韩襄王曰：
“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悦)秦，计无便于此者。”韩襄王表示从其计，张仪乃由韩返秦，秦惠文王封之为武信君。张仪又为秦使齐，对齐湣王说：“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由此可知，怀王与张仪达成的楚、秦和亲之约，确实付诸实施了。
是年，秦惠文王死，秦武王立。秦臣多厌恶张仪，秦武王对张仪也一向无好感，恰巧齐宣王又派使者来谴责张仪言而无信。张仪不自安，献计于秦武王，自请到魏国去，使齐、魏两国相攻，以便秦国乘机伐韩与周。秦武王顺水推舟，放张仪走了。齐、魏两国果然相攻，但不久就罢兵了，秦国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张仪为魏相一年多，就带着诸侯纠缠不清的恩怨去世了。
（第三节怀王的末路和晚节
公元前309年———怀王二十年，经齐宣王策动，楚怀王决定联合齐国、结好韩国以对抗秦国。
其明年，秦师围攻韩国的重镇宜阳，韩国向楚国求援，景翠帅楚师救宜阳。秦人唯恐景翠进兵，不惜赂楚国以地；韩人唯恐景翠顿兵不进，不惜赂景翠以宝。景翠虚张声势，与秦、韩双方都若即若离。秦师付出死伤惨重的代价，终于攻克了宜阳。景翠这种阳一手、阴一手的做法，使楚国丧尽声誉，楚国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
又明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赵国率先组建了编制严整、阵法完密的骑兵部队，重骑兵逐渐取代轻骑兵。此后，其他各国相继实行了类似的改革，骑兵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加大了。
公元前306年———怀王二十三年，楚灭越，拓地至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置江东郡领吴越故土。是役，楚师主帅为大司马昭滑。当时越国变乱迭起，子杀父，臣弑君，累及三世，以致嗣君有弃国逃位的。《庄子·让王》记，王子搜逃于丹穴之中，越人熏之以艾出之，而乘以王舆。王子搜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
独不可以舍我乎？”其国事如此，人心之离散不言可知。楚灭越，一如瓜熟蒂落，不烦重兵，无须苦战。《战国策·秦策》记“楚苞九夷”，“富擅越隶”。越地并入楚国，增强了楚国的经济实力。所谓“越隶”，似指以劳作为生的越人———包括在矿井中劳作的越人役徒在内，难免也有一些奴隶。
这时的楚国，就疆域而言，仍是七国之首；但就政情而言，却可能在七国之尾。《战国策·楚策》记“苏子谓楚王曰：‘……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使王见疾于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过于百姓，多赂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爱，亦非忠臣也：是以国危。’”这位“苏子”，若非苏秦，则必其弟苏代或苏厉。这位“楚王”，应即怀王。《新书·春秋》记：“楚怀王心矜好高人，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铸金以像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骖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之君皆像使随而趋。诸侯闻之，以为不宜，故兴师而伐之。楚王见士民为用之不劝也，乃征役万人，且掘国人之墓。国人闻之振动，昼旅而夜乱。”怀王铸铜以像诸侯，与宋君偃和秦惠文王的“黑巫术”不同，只是用一种模拟的手段去邀福的“白巫术”，但也够荒唐的了。“掘国人之墓”可能出于误传，不足深信。尽管如此，说怀王“无道”是言之有据的。
秦武王死，秦昭襄王立。武王无子，昭襄王是武王的异母弟，其母为芈八子。昭襄王既立，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公元前305年———秦昭襄王二年，秦庶长壮与若干大臣、公子谋反，事败伏诛。
秦昭襄王欲以楚国为外援，乃厚赂楚国，与楚国和亲。楚怀王经不住秦人诱惑，又背弃齐国而联合秦国了，是年为怀王二十四年。
其明年，楚怀王与秦昭襄王会于黄棘(在今河南南阳南)，秦国把上庸归还楚国。上庸乃庸国故地，治所在今湖北竹山西南。
复明年，齐、韩、魏因怀王背盟，都与秦通好，又合兵伐楚。
怀王惶恐，命太子横入质并求救于秦。秦师刚出动，三国联军就引退了。又明年，太子横因私怨杀死秦国的一位大夫，逃回楚国。由此，楚、秦交恶，这时，秦昭襄王的地位已经牢固了，他不再需要楚国作外援了。一年之后，即公元前301年———怀王二十八年，秦与齐、韩、魏共攻楚，大破楚师于方城之重丘，杀楚将唐昧。齐将章子率先引兵渡泚水击楚师，厥功最伟。韩、魏分占了宛、叶以北的楚地，齐无所获。《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范雎云，“齐尺寸之地无得焉”，“伐楚而肥韩、魏”。怀王弄巧成拙，自食其翻覆无常的恶果。
唐昧，“昧”或作“眛”、“蔑”，是一位天文学家和历法学家，《史记·天官书》将唐昧与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夫并称。
公元前300年———怀王二十九年，秦庶长奂伐楚，楚将景缺和士卒两万战死。怀王见事急，唯恐齐、韩、魏与秦并力攻楚，命大臣昭应送太子横入质于齐以求和。
公元前299年———怀王三十年，秦将芈戎攻楚，取八城。芈戎乃宣太后同父弟，入秦后因宣太后而贵，受封为华阳君。宣太后另有异父弟魏冉，受封为穰侯。秦昭襄王有同母弟两人，一为高陵君，一为泾阳君。这些纯属楚人血统和半属楚人血统的秦人，同秦昭襄王一样，莫不以损楚益秦为快。
这时，秦昭襄王设计了一个骗局，其狡诈连张仪也会自叹弗如。
《史记·楚世家》记：“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怀王觉得进退两难：应邀而去吧，怕再次受骗；拒而不去吧，又怕开罪于秦昭襄王。“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记略异，谏怀王不要到秦国去的是屈原，也许，昭雎和屈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但就地位和影响而言，昭雎远在屈原之上。《战国策·楚策》记：“张仪相秦，谓昭雎曰：‘楚无鄢、郢、汉中，有所更得乎？’曰：‘无有。’曰：‘无昭雎、陈轸，有所更得乎？’曰：‘无所更得。’”可见，当时秦国所看重的楚国大臣是昭雎和陈轸，对屈原则全不在意。后来到齐国去迎太子横回楚国的，也是昭雎。
怀王厌听逆耳之言，喜听顺耳之言，因此，敌方的甘言也比己方的忠言更能使他听从。这次也这样，他又相信秦人，决定到武关去与秦昭襄王结盟了。
秦昭襄王派一位将军到武关，秘密布下伏兵，公开张出秦王的旗号。楚怀王进武关后，才发现秦昭襄王不在。秦军封闭了武关，强迫楚怀王一行前往咸阳。秦昭襄王在章台会见楚怀王，不用对等的礼仪，而使楚怀王如藩臣之朝天子。这时，楚怀王才后悔没有听昭襄王可简称昭王，一如惠文王可简称惠王。从昭雎劝阻，但已无济于事了。秦昭襄王把楚怀王软禁起来，胁迫他把巫郡和黔中郡奉送给秦国。巫郡北接已为秦人所夺的汉中郡，南连仍为楚人所有的黔中郡，原名巴郡，在秦人取巴地之后才改称巫郡的。这事，在《史记·秦本纪》中，只有轻描淡写的一笔：“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在同书《楚世家》中，则所记较详。
怀王虽昏庸，但还有先君爱国的传统精神，断然拒绝了昭襄王的要求，宁可身囚异国，也不割让故国的尺寸河山。于是，秦人遇到了僵局。
楚人遇到的却是危局，举国无君，焉得久长？大臣紧急商议，意见分歧。鉴于国君在秦国为囚，太子在齐国为质，许多大臣主张立怀王庶子子兰为王。昭雎力排众议，《史记·楚世家》记：“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在说服多数大臣之后，昭雎自请为使赴齐。齐王打算要挟楚人献出淮北才让太子横离开齐国，因齐相劝阻而止。齐相认为，如果郢中另立新王，齐国将留下无用的人质而背上不义的名声。
太子横回国即位，是为顷襄王。《史记·楚世家》记楚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秦昭襄王见楚人不为所动，恼羞成怒。其明年为公元前298年———顷襄王元年，秦师出武关袭楚境，大败楚师，斩首五万，取析邑及其周围十五城。楚人在军事上虽无力逐秦人于国门之外，在外交上却颇有所获。齐、韩、魏合兵伐秦，秦师受挫，三国联军进逼函谷关。又明年为公元前297年———顷襄王二年，怀王逃出宾馆，准备逃回楚国。因秦、楚之间的通道已被秦人封锁，乃间道兼程逃往赵国。
赵国边将拒绝怀王入境，怀王打算改道逃往魏国，正当其时，追索怀王的秦师赶到了。怀王不得已，随秦人回咸阳。未几，一病不起。
公元前296年———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于秦国。秦昭襄王没有料到怀王的态度如此强硬，这时深感棘手，不得已，归怀王之丧于楚国。齐、韩、魏联军进攻函谷关，秦人求和，把先前侵夺的土地归还一些给韩、魏两国，三国联军才退出了函谷关。赵国趁着齐、韩、魏三国专力伐秦的良机，攻灭了中山这个夹在大国中间的小国。
楚国为怀王举哀，《史记·楚世家》说：“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怀王误国，但也爱国。他头脑糊涂，但意志刚强。他容易为甘言所欺，一而再，再而三，死而后已，但绝不为威武所屈。为了维护社稷，不惜献出生命。误国误得荒唐，爱国爱得卓绝，这就是怀王的特点。秦昭襄王怎么也不会想到，软禁怀王的结果却是挽救怀王。如果怀王没有受软禁之苦，他所能留给楚人的恐怕大半是怨恨。
软禁使怀王横下一条心，宁客死他乡，也决不捐弃国土，就凭这一点，他赢得了几代楚人的尊重和怀念。
怀王归葬之时，楚人的心情一如楚辞《招魂》所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第四节栽郢沦陷
顷襄王承怀王余弊，即位于风雨飘摇之秋。他是一位典型的庸主，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作为，一切政务由大臣裁决。
公元前295年———顷襄王四年，楚国岁饥，秦国以粟五万石赠楚国，这是秦国为缓解孤立处境和改善残暴形象而行的权宜之计，当时的秦相是穰侯魏冉。
经过短暂的调整，从公元前294年起，秦人向韩、魏两国发动了空前凌厉的攻势。公元前293年———顷襄王六年，左更白起帅秦师大破韩、魏、周联军于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南)，斩首二十四万。
这次大胜使秦昭襄王又嚣张起来，当即对楚国施加压力。《史记·楚世家》记：“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楚国君臣忧惧之余，决定与秦国通好。其明年，顷襄工迎娶秦女为夫人。
公元前291年———顷襄王八年，大良造白起伐韩，取宛。其明年，秦封公子市于宛。
公元前288年———顷襄王十一年，魏冉为秦襄王约齐湣王并称帝，秦为西帝而齐为东帝。一个多月以后，齐湣王从苏代之议，去帝号；秦昭襄王闻讯，也不称帝了。两年后，齐灭宋，这是齐在战国时代最大的收获，宋号称“五千乘”之国，相当于半个大国。虚名不如实利，对齐湣王来说，得称帝这个虚名当然不如得灭宋这个实利。《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灭宋后，“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
公元前285年———顷襄王十四年，与秦昭襄王会于宛，重申和亲之谊。顷襄王只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安稳，过一天是一天；秦昭襄王则从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出发，和于此则必战于彼，和于彼则必战于此。同年，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会于中阳(在今山西中阳)。随即命将伐齐，取其九城。
其明年，秦昭襄王先后与韩釐王、魏昭王相会。同年，以秦为主谋，以燕为主力，秦、燕、楚和三晋共伐齐，大破齐师。六国竟割齐地以为己有，楚重取淮北。燕上将军乐毅率所部克临淄，取齐宝，焚齐宫室、宗庙，齐湣王出走。楚将淖(昭)齿受命率万人救齐，至莒，齐湣王以淖齿为相。《战国策·齐策》记：“王奔莒，淖齿数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
王曰：‘不知。’‘嬴博之间，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人有当阙而哭者，求之则不得，去之则闻其声，王知之乎？’王曰：
‘不知。’淖齿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当阙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无诛乎？’”淖齿杀齐湣王，据《战国策·秦策》所记，“缩闵(湣)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淖齿与乐毅达成协议，由楚、燕分占齐的国土和宝器。齐太子法章易服改名，到莒太史敫家中帮工，人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淖齿引兵回楚复命后，齐人发现了法章，立以为齐襄王。莒太史敫之女为齐襄王后，号称“君王后”，以贤闻于列国。
这时，秦国已无敌于天下。《战国策·秦策》记范雎说：“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韩卢是韩国一条出名的猎狗，蹇兔是跛脚的兔子。韩卢追蹇兔，结局如何不问可知。
在宛之会上，秦昭襄王对楚顷襄王说：“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五日”、“四日”之类虽不实，大致的形势却就是这样。
公元前283年———顷襄王十六年，两次与秦昭襄王相会，第一次在汉水南的鄢邑(今湖北宜城)，第二次在汉水北的穰邑(在今河南邓州)。是年，秦伐魏，前锋及于大梁。楚国有一位猎人，能够用弱弓、小矢、微缴射杀大雁，顷襄王闻其名，召而问之。这位猎人是一位贤士，深悉天下大势，据《史记·楚世家》所记，他对顷襄王说，小臣之小技，何足为大国之大王道哉！“秦、魏、燕、赵者，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费、郯、邳者，罗也。”按，雁为大鸟，罗为小鸟，青首为不大不小之鸟。这位贤士接着说：“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
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翅，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顷襄王听了这位贤士壮怀激烈的议论，心口俱服，派使者到北方去，谋合纵以伐秦，事在公元前281年———顷襄王十八年。
其明年，秦左更司马错引兵伐楚，楚割汉北和上庸之地予秦以求和。秦受楚地而不与楚和，赦罪人实南阳。南阳在楚为申县，在韩为宛郡，入秦后始称南阳，但此时未置郡。同年，司马错引兵发自陇西，经由巴蜀，远征黔中，虽不无所得，而未获全胜。
复明年，秦大良造白起引兵伐楚，攻克邓、鄢和西陵(在今湖北宜昌北)，赦罪人实其地。邓和鄢是郢都北面的屏障，西陵是郢都西面的屏障，它们既已失守，郢都就势难久存了。郢是首都，鄢是陪都。《战国策·齐策》记齐大夫国子云：“鄢、郢者，楚之柱国也。”楚人固守鄢都，秦人强攻不克。白起命士卒和获赦的罪人开凿了一条长渠，引鄢水灌鄢都，才破城而入。长渠几经后人整治，至今仍是宜城的重要灌溉设施。当初白起下令凿渠时，何曾想到它除了短暂的军事效益之外，居然还有长远的经济效益。
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春，白起引兵南下，所向披靡。楚国的民心和军心俱已涣散，不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了。郢都———这座面积约16平方公里的南国第一大城被秦人攻克了，夷陵———这个有楚先王墓的圣地(在今湖北宜昌东、江陵西)被秦人焚毁了。后世杜甫作《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有句云：“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陆游作《哀郢》诗咏郢都陷落，有句云：
“章华歌舞终萧瑟，云梦风烟莽苍。”
顷襄王偕文武百官远走高飞，迁都于陈县。
白起以拔郢之功受封为武安君。《战国策·中山策》记秦昭襄王称赞白起“以寡击众，取胜如神”，白起倒还没有矜功之意，只是冷静地剖析对秦胜楚败起着决定作用的几个基本因素，他对秦昭襄王说：“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
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
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
屈原《九章·哀郢》云：“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之焉极？”栽郢的陷落，标志着楚文化鼎盛期的终点。
（第五节科学和技术
鼎盛期的楚文化有一个辉煌的体系，内容博大精深，形式惊采绝艳，风格灵巧诡奇。本书不可能也不必要详考细辨，只就科学和技术以及美学和艺术做简略的介绍。本节所要介绍的，是科学和技术。
一、天文学
上文曾说到，楚将唐昧是一位天文学家，但他的学术贡献已不可详知。战国时代最有成就的天文学家，一是甘公即甘德，二是石公即石申夫。石公乃魏人，史无异辞。甘公，《史记·天官书》说是齐人，《汉书·艺文志》说是楚人。据王胜利研究，二十八宿星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有始览》，而《汉书·天文志》则记有甘氏的二十八宿星名和石氏的二十八宿星名，前者与《有始览》所记不无出入，后者与《有始览》所记无一不合。曾侯乙墓漆箱盖所记的二十八宿星名与甘氏星名出入较多，与石氏星名出入较少。甘氏以狼、弧、罚等偏南的星宿取代井、鬼、觜等偏北的星宿。而屈原在《九歌·东君》中也写到了“天狼”(狼)和“弧”。显然，甘氏体系代表了南方天文学家的见解，石氏体系代表了北方天文学家的见解。
由此可想而知。甘公是楚人的可能性大，是齐人的可能性小，当然，也可能是齐裔而楚籍的。
二十八宿体系，中国有，印度、伊朗、埃及等国也有。中外天文学家公认，中国和印度的二十八宿出现较早，而且是同源的。按，甘公和石公都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曾侯乙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则二十八宿体系出现在甘公和石公之前。甘公和石公为二十八宿体系所做的贡献，大概是重新测量，重新整理，著乎竹帛，使之流传及于后世。
《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荧惑”即火星，“太白”即金星。
甘公和石公早在战国中期就发现火星和金星有逆行现象，这是难能可贵的。水星、土星和木星的逆行现象不大明显。
甘公还最先发现了木星的第三号卫星。《开元占经》卷23记：
“《甘氏》曰：‘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
国际天文学界过去一向认为，木星的四颗较大的卫星是伽利略和麦依耳在17世纪初期用望远镜发现的。其实不然。木星诸卫星以木卫三为最大，它是颗橙色的四等星，当它与木星的角距大于5角分时，可以用肉眼看到。席泽宗认为《甘氏》所记的那颗小赤星就是木卫三，甘公发现木卫三的时间应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60年之间，而以公元前364年夏天的可能性为最大，因为那时木星正在宝瓶座运行，而女宿一、虚宿二、危宿一都在宝瓶座内，恰如《甘氏》所云，“岁星……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1973年出土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其中不避刘邦名讳，在14个诸侯国的云气中又把“楚云”列在首位，可见乃战国时代楚人的著作。上面画有29幅彗星图，彗头和彗尾都有几个类型，足证观测相当细致。《开元占经》卷85引《甘氏》称彗星为“天棓”，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所出的帛书也称彗星为“天棓”，两者恰相吻合。
二、历法学
楚历很有特点，可谓自成一家。在楚文化成熟前后，楚历曾改弦更张。春秋早期以前，楚历用周正，这大概是因为周历比较进步，也可能是因为楚国受周室册封而奉天子正朔。但是楚国也在推步制历，并不只是照用周室所颁之历，而且楚历有几个独特的月名，可见楚人并不满足于一切都依样画葫芦。春秋中期以后，楚历用亥正，即以冬至节所在月的上一月为正月，这与秦历有同有异，秦历也以冬至节所在月的上一月为年首，但月序仍用夏正。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所出竹简有秦楚月份对照表如下：
秦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楚冬夕屈夕援夕刑夷夏纺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爂月献马
其中，“刑夷”即《左传》所记的“荆尸”。楚历改用亥正与农业生产无关，可能是出于攀附颛顼以为远祖的心理，因为用亥正的是所谓颛顼历。楚人的特点是在模仿中必定有所变通，有所改作，以示与众不同。历法也这样，虽用亥正，但非秦历，自成一体。当时的诸侯，晋、齐用夏正，鲁、郑、卫用周正，秦兼采亥正和夏正，独楚专用亥正。
然而，亥正只是楚国官方所用的。民间从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通用夏正。屈原遵从民间的习惯，在所作的诗中描写时序物候概从夏历，例如：《九章·怀沙》有句云：“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九章·抽思》有句云：“望孟夏之短夜兮”。《九章·礼魂》有句云：“春兰兮秋菊。”战国时代楚人喜用大事纪年，这也与众不同。用以纪年的大事，若非外事，则必军事。外事，如天星观1号墓竹简所记的“秦客公孙闻王于栽郢之岁”；军事，如包山2号墓竹简所记的“大司马愲救郙之岁”。
至于记日，则楚人也用干支，与北方诸国无异。
记年、记月、记日的三种不同方法结合起来，就像荆门包山2号墓竹简所记的：“东周之客无致胙于栽郢之岁，夏月，甲戌之日。”
楚国的科学当然不止天文和历法，只是现有的资料大多属于天文和历法。其他学科的资料或者尚未发现，或者已经湮没，无从究诘。假如把技术也算在广义的科学里面，那就多了。但是，楚人重经验而轻理论，重技术而轻科学，今人研究楚文化不宜把技术和科学混为一谈，以免为楚人护短。
说到技术，楚人是古代超一流的好手。冶金，织帛，髹漆，莫不如此。
三、冶金
大冶铜绿山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矿井，与春秋时代的矿井相比有显而易见的重大进步。
竖井的木构框架改用密集法搭口式，从井口到井底，层层叠压，内径由先前的约60厘米放大到约80厘米甚至更大些。马头门所用的木料加粗了，有些地段还用方柱替代了圆柱。横巷的框架加高加宽了，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
采矿用的斧形凿，原为铜制，这时已改用铁制。在古矿遗物中还发现了铁锄，大约是用来扒矿石或废石的。在1号矿体的24线发现一根长2.52米的辘轳轴木，当初应是横放在井口的支架立柱上，用以提升矿石或积水的。
在楚文化的鼎盛期，与楚文化的茁长期相比，产铜量更多了，这是没有疑问的。
人工冶炼的铁，正像人工冶炼的铜，也是一种有划时代意义的金属。在楚文化的鼎盛期，与铜器的持续增长和不断更新相比，铁器的提高和普及尤为令人注目。
已知最早的人工冶炼铁制品，1990年出土于河南上村岭虢墓，其制作年代为西周末东周初，但只是块炼铁。
炼铁比炼铜要有更高的炉温，因为纯铁的熔点是1537℃，而纯铜的熔点是1083℃。炉温在1000℃左右时所炼出的是块炼铁，含碳量甚高，需经反复锤击以降低含碳量，是为锻铁。西方和南亚直到14世纪还只知有锻铁，而不知有可锻铸铁。炉温在1200℃以上时所炼出的是铸铁即生铁，因其断口近白色而别称白口铁，含碳量在1.7%以上，性硬而脆。江苏六合程桥1号吴墓1964年出土的铁丸一件，是白口铁；程桥2号墓1972年出土的铁条一件，是块炼铁。楚人发明了铸铁柔化技术，即将白口铁经石墨化退火而成为有韧性的铸铁。这种柔化的铸铁就是可锻铸铁，或称展性铸铁，其含碳量低于0.4%。已知年代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可锻铸铁制品，绝大多数是楚器。《荀子·议兵》记：“楚人……宛钜铁，惨如蜂趸。”“钜”，一说为“刚铁”，即钢；一说为“雄戟”，即大戟。据荀卿所记，宛郡曾是楚国的主要钢铁基地。后来秦国攻灭了魏国，魏国冶铁世家孔氏奉命迁居宛郡，大兴鼓铸，成为连车骑游诸侯的巨富，事见《史记·货殖列传》。
楚文化鼎盛期的铁器，主要是农器和匠器。如果用铁去制作礼器，外观就不像铜器那么美。如果用铁去制作乐器，结果将有器无乐。用铁去制作兵器是很好的，但要有积累经验和改变习惯的一个不短的过渡时期。至于农器和匠器，器型和工艺都比较简单，用铁去制作是比较容易的，铁制的农器以凹字形锄和凹字形臿居多，作凹字形，是为了省料。锄还有六角形的，臿还有横长方形的和竖长方形的。此外，有凹字形耒、勺形耙、锄形耙和镰刀。至今没有发现犁铧，可见仍未实行牛耕。铁制的匠器有斧、锛、凿、锤、锥、削和刮刀等，其中，削和刮刀大概是生产、生活两用之器。铁制的兵器在战国早期还少见，到战国中期才多起来，已知有剑、戈、矛、戟、匕首、镞等。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楚人也用铁做带钩。长台关1号墓出土5件，错金嵌玉.异常华丽。望山1号墓出土1件，弧长46.2厘米，宽6.5厘米，厚0.5厘米，正面用金丝、金片嵌凤纹，背面有错金铜钮两个。钩为龙首形，也嵌有金丝、金片。这件带钩不仅精美绝伦，而且长大无匹，应为贵族专用的马具。楚人并不贵铜贱铁，否则就不会做出如此形制怪异、工艺精绝的特大铁带钩，也不会把他们所钟爱和尊崇的凤装饰在上面了。
四、织帛
先秦丝织、丝绣的衣物，在地下不易保存，迄今已出土的还很少，而且多为碎片乃至印痕之类残迹，完好无损的绝少。值得注意的是，凡尚存衣物之形的，扫数出自战国楚墓。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衣物竟多达35件。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前所未见的。有的丝织品，如枕套的绢面，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64根×66根，超过了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所出绢的经纬密度。这些衣物上面的丝绣纹样共18幅，都堪称精品，有些丝绣纹样，如凤斗龙虎纹样、凤衔龙尾纹样、“三头凤”纹样等，其构图、造型、设色，即使作为当代的作品，也在佼佼者之选，而其古韵则虽当代作品之佼佼者也无法追摹。须知，马山1号墓只是一座小墓，墓主只是一名下等的贵族妇女。楚国丝织、丝绣的最高水平，无疑在马山1号墓所出衣物的水平之上。
假如说，楚墓之所以有上述丝织、丝绣的完好衣物出土，是因为棺椁周围有封闭性能良好的白膏泥或青膏泥，北方各国的墓没有这个条件，因而也就没有丝织、丝绣的完好衣物出土，但这并不表明楚国丝织、丝绣的水平高于北方各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那么，不妨看看国外的考古发现提供的信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乌拉干河流域巴泽雷克相当于战国时代的游牧民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些丝织、丝绣的衣物，图案与江陵楚墓和长沙楚墓所出的同类实物如出一辙，同出的器物有楚式四山镜。可以断言，这些丝织、丝绣的衣服连同铜镜，都是从楚国运去的。假如北方各国的丝织、丝绣水平不在楚国之下，商人就应该从北方采购，运到阿尔泰山两侧去，何苦拖延时间，拉长路程，加大成本，舍近求远，跑到南方的楚国去采购呢？对于这个疑问，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是楚国的丝织品和丝绣品比北方各国的好些。
五、髹漆
迄今已见的完好的先秦漆器，多为楚器、秦器和蜀器。其中，最早的是楚器，最多的也是楚器，最精的还是楚器。先秦的夹纻胎器、积竹胎器和器，已知的实物都是楚器。楚国的漆器，类别至繁，用途至广。家具有床、几、禁、案、俎等，容器有笥、箱、盒、奁、匣、豆、樽、壶、钫、耳杯(羽觞)、杯、卮等，卧具有枕、席等，妆具有梳、笄、簪等，饰物有木鱼、木球、木璧等，玩物有座屏、木鹿、异兽、博具等，乐器有瑟、琴、笙、排箫、鼓、鼓槌、鼓架、钟杖、钟架、磬架等，兵器有甲、盾、弓、弩、剑鞘、剑匣、矢箙、箭杆、柲等，葬具有棺、笭床、俑、镇墓神、飞廉等，杂器有匕、勺、绕线棒、手杖、扇、虎子等。此外，建筑上和舟车上有髹漆的构件，有些陶器和铜器也是髹漆的。黑底红彩是楚国漆器的基本色彩组合，此外，尚有黄、白、紫、褐、绿、蓝、金、银等诸色油漆。
楚人的技术经验丰富而精湛，其复杂、细密、准确、灵巧的程度，至今令人叹为观止。有熔模铸造工艺制作的铜禁、铜尊、铜盘衰等等，今人虽欲仿作而莫能如愿，几乎成为不解之谜了。就连无往而不有的木工，也有神乎其技的。《庄子·徐无鬼》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郢都的匠石是一个著名的木工，让他的一个伙伴站在他的面前，在这个伙伴的鼻尖上涂了一点薄如蝉翼的石灰，匠石“运斤成风”，削尽了石灰而鼻子毫无损伤，他的伙伴则面不改色。这个故事可能只是寓言，但托诸郢匠，应是由于郢匠的手艺确实高超。
与技术经验相比，楚人的科学理论很难说也是丰富而精湛的。
而且某些科学知识还是经验形态的，不是理论形态的。例如甘公的二十八宿体系，就完全是长期精细观测的记录。岂但楚国如此，古代的东方莫不如此。也许，楚人尤其如此。东方的思维，东方的智慧，无须经由完密的论证即可完成体察和领悟。因此，总是两个极端，若非实之又实的经验，如种种手艺，则必玄之又玄的理论，如《老子》和《庄子》。生活在科学理论不能迅速获得经济效益的古代世界，楚人能有这样的体察和领悟，不仅没有什么弊病，甚至可能是一种最佳的思维方式。
（第六节美学和艺术
战国中期的楚艺术是巫、道、骚三合一的艺术，它是古代世界最有想象力和最有创造性的艺术。
巫学给予艺术的主要是美的题材，道学赐予艺术的主要是美的思想，骚学赋予艺术的主要是美的情感。
战国中期的楚美学，就其基本流派来说，就是道学的美学。
所谓道学的美学，其要点有三：一是“法天”，二是“齐物”，三是“神遇”。
首先要说的是其一———“法天”。
《老子》第25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里说“法天”，只是求其简练。对人来说，当然只有经过“法地”
才能达到“法天”。至于“天法道，道法自然”，那就非人力之所能及了。要“法地”兼“法天”，就得像《庄子·大宗师》所讲的：“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庄子认为，这样就“恶乎往而不可哉！”在艺术创作中，这是一种宇宙意识，其大无匹，其妙无比。
试举一个极为浅显的实例———“四山镜”。“山”字，竖是竖，横是横，端端正正，完全是静态的，毫无动势可言。但一经楚国的铸镜匠师处理，“山”字就变成流动而且旋转的。最常见的“山字镜”是“四山镜”，四个“山”字环列在圆形的镜背上。一横是正的，与钮周的方框平行；三竖却都是斜的，或一律左旋，或一律右旋，动感很强。也有的是各横的中点正对着方框的角，动感更强。
这样，圆中有方，静中见动，可谓匠心独运。圆，使人想到天“圆”；方，使人想到地“方”。天与地之间有山，山与山之间有花叶，虽在情理之中，却出意料之外。只手可握的一面镜子，却是广大无垠、旋动不息的宇宙缩影。
从故楚郢都江陵一带的楚墓中，发现了许多木雕的“镇墓兽”和“虎座立凤”。所谓“镇墓兽”，其实都是土伯像。土伯见于楚辞《招魂》，楚人以为他是冥府的主宰。早期的土伯像只是一个竖放的半球代表头面，上插两支鹿角。中期的土伯像是虎头龙身，上插两支鹿角，双头的有四支鹿角。晚期的土伯像见于信阳长台关楚墓，是所谓“双角器”，两支鹿角插在一块方木上。无论年代早晚，凡土伯像都有一个厚实的方座代表大地。把土伯做成木雕像，置于墓中，可以佑死者之躯于幽都。所谓“虎座立凤”，其实就是飞廉像。飞廉是凤的别种，楚人视之为风神。人的精魂要登天，须有风神相助，才能高飞远行。在《离骚》中，屈原假想自己作巡天之夜游，有句云：“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月神望舒在前面照明，风神飞廉在后面助力，这就可以一路顺风了。把飞廉做成木雕像，置于墓中，可以引导死者之魂到天界去。
土伯像，俯首向大地，管领着一个深邃、幽昧的空间。飞廉像，昂首向长天，支配着一个悠远、苍茫的空间。地下的和地上的两个空间，都是人们关注、谛视、凝想的永恒对象，却都远而无所至极耶！
荆门车桥战国楚籍巴人墓出土了一件铜戚，援的两面都铸着一位同样的天神，人形，然而鳞身，鸟足，一只脚踏着太阳，一只脚踏着月亮，俨然是全天的主宰，其宇宙意识和空间效应实为古今所仅有。做到了“人法地，地法天”，就达到了人天相合的境界，这是楚艺术所企求的最高境界。
《老子》第11章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讲的是有无相生，它是楚艺术所蕴涵的绝妙奥义。
又是人天相合，又是有无相生，似乎玄乎得不可思议，其实对古人、今人乃至后人都是宝贵的启示。试以被誉为综合艺术的建筑为例：美国的莱特(F.L.Wright)或许可以说是20世纪最有创造性思维的建筑大师了，他的“有机建筑”理论即源于道家的人天相合、有无相生，因而他对老子推崇备至。对其他门类的艺术，也应作如是观，“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虽象缘意生，而意在象外。
接着要说的是其二———“齐物”。
所谓“齐物”，就是《庄子·天地》所云：“万物一府，死生同状。”齐物的要旨，一是分合，二是转化。
分与合，或称毁与成。《庄子·齐物论》云：“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同书《庚桑楚》云；“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
转化，即此可为彼，而彼可为此。《庄子·齐物论》云：“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同书《知北游》云：“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才有“大美”。庄周所作的散文，屈原所作的诗歌，狂放不羁，怪诞不经，然而美不可及。
语言艺术如此，造型艺术何尝不如此。楚国的一些美术作品，实在是具象化的《齐物论》。
楚国的美术作品惯于以分解、变形、抽象的手法来处理物象，而以分解、变形、抽象的凤纹最为多见。分解的极点，或仅具一目一喙，或止得一羽一爪；变形的极点，或类如花叶草茎，或类如行云流星，或类如水波火光；抽象的极点，是化为纯粹的曲线。这样，于形固有失，于神则有得，而且给观赏者留有广阔的想象余地。
从分解到变形和抽象是一种创作手法，虽显得支离破碎，似乎非此非彼，其目的却是再现。另有一种创作手法，是从分解到改组和拼合，它显得繁杂堆砌，似乎亦此亦彼，其目的则是创造。
这种纯属创新的美术作品主要是木雕的神怪，即土伯像、飞廉像等。它们是撷取不同物象的局部，合成一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物象整体，所拓出的境界之大是不可度量的。
比土伯像和飞廉像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江陵马山l号墓所出的根雕“辟邪”。“辟邪”，只是姑且名之。假如说，它是一件即兴创作的根雕，或许较为确切。它的确是用一段树根雕成的。两条前腿都在右侧，两条后腿都在左侧，当然可以猜想这是将就了材料，但更有可能的是作者有意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材料，以求增强怪异的气氛。
头如虎，前伸，张口露齿。第一前腿上雕着一条长蛇，第二前腿上雕着一条短蛇正咬住一只青蛙的腿，第一后腿上雕着一条蜥蜴正咬住一只小鸟的头，第二后腿上雕着一只敛翅的蝉。尤为可怪的是，四腿部雕成了竹竿。第一后腿以超大幅度前伸，使动态为之毕现。
这是一只怪兽，由六种动物和一种植物合成。作者的意图显然不是再现某些物象，他是为创造而创造、为艺术而艺术的。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古今中外，面对着这件根雕作品，都会乍见而心动，谛视而神迷的。
在神话和传说中，以及在美术作品中，把某些动物设想成奇形怪状———通常是多头的，以及把人和兽、人和鸟、人和蛇拼装成为神怪，这在古代是所在多见的。但就美学思想的深浅和艺术水平的高低来说，楚艺术达到了其他古代艺术不曾达到的境界，而且达到了某些现代艺术力求达到的境界。
关于道学的美学，最后要说的是其三———“神遇”。
《庄子·养生主》讲了庖丁解牛这个寓言，假托庖丁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用到艺术上来，神遇对表现和接受都是必须的。
到底怎样才算是神遇？依《庄子·人间世》说的，不可遇之以耳、目之类感官，而且不可遇之以心，直须遇之以气方可。“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庄子无非说，任何局限都要打破，任何意念都要清除。假如做到了，就能像《庄子·天地》说的，“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无声之和存于大音，一如无形之美存于大象。《老子》第41章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音的大和以及大象的大美，都是属于道家哲学层次的，恍兮惚兮，殊难名状。对于寻常艺术层次的和与美，讲求神遇就要重神轻形，重意轻象。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形神兼备，意象俱足，而是以神驭形，以意驭象。神和意是无限的，形和象是有限的，从表现的角度去看，要以无限驭有限；从接受的角度去看，则要以有限见无限。因而，如《老子》第45章所云，“大成若缺”，“大巧若拙”。
楚国的许多美术精品，如上文所曾讲到的那些作品，都体现了“大成若缺”和“大巧若拙”。支离破碎，是“若缺”；奇形怪状，是“若拙”。拿逼真来要求，几乎全不合格；可是，拿传神来要求，就都称得上佳作甚至杰作了。
道家崇尚自然，对乐舞也如此。例如，谈到声和色，《庄子·骈拇》认为：“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按，师旷是春秋时代晋国的著名乐师，离朱是黄帝时代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的异能之人。庄周认为，师旷不聪，离朱不明。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师旷的聪和离朱的明太多了，多到违反自然以致“乱五声”、“乱五色”的程度了。
庄周的主张是：“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庄子·胠箧》甚至主张：“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这是矫枉过正的呼吁，并不表明道家否定合乎自然的乐舞。《庄子·养生主》云：“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相传《桑林》乃汤之舞，《经首》乃尧之乐。庖丁解牛，与《桑林》的步伐和《经首》的节拍相吻合，可见庄周并不排斥一切乐舞。至于楚人，笃信并力行道家主张的毕竟不多，他们从上到下，从宫廷到里社，从君子到小人，对乐舞的爱好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在道家看来，这就像“骈拇”(脚的大拇指和第二指相连)和“枝指”(手上长出第六指)，是多余的，是违反生理常规的。
楚国的乐器，据《九歌》的记载，有钟、磬、鼓、瑟、竽、篪、排箫(参差)。查出土的遗物，则尚有镈、钲(丁宁)、铎、铙、铃、琴、相。
《九歌·东皇太一》云：“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这是由民间小型乐队伴奏演唱的场面，乐器是鼓、竽、瑟三种。《九歌·东君》云：“瑟兮交鼓，箫钟兮瑶虡，鸣篪兮吹竽……”这大概是民间中型乐队演奏的场面，乐器有钟、鼓、竽、瑟、篪五种。《大招》云：“叩钟调磬”，“鸣竽张只”，“赵箫倡只”；《招魂》云：“陈钟按鼓”，“竽瑟狂会”：这就无疑是宫廷大型乐队的阵容了，乐器至少有钟、磬、鼓、竽、瑟、箫六种。
乐队无论大、中、小，鼓、竽、瑟是必不可少的。鼓有四型：
一是重型的建鼓，二是中型的悬鼓，三是轻型的手鼓，四是微型的鹿鼓。竽或称笙，簧数有10、12、14、18共四型。瑟是楚墓出土最多的一种乐器，弦数有18、19、21、23、24、25共六型，以25弦的最为常见。编钟与编磬是乐器之王与乐器之后，非上等贵族不能有。荆门包山2号墓的墓主是邵，怀王时为左尹，相当于中大夫，随葬器物不乏精品，可是不见钟、磬。与钟相比，磬似乎更有贵族气派甚至宫廷气派。已知最好的一套编钟是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共64件，已见上文。已知最好的一套编磬是1970年纪南城出土的彩绘编磬，共25件，除5件残损者外，测试证实，音质优美。
古希腊只有三种乐器———两种弦数不同的竖琴和一种双管芦管，可以为唱诗者伴奏，然而不能合奏。明乎此，就不难了解楚国在音乐领域内是何等超轶绝尘了。艺术愈抽象，楚人就愈擅长。他们拙于叙事诗，而巧于抒情诗；拙于毫不抽象的雕刻，而巧于全然抽象的音乐。
先秦的十二律名见《国语·周语》，当然是周十二律。楚自有其十二律名，与周十二律名只有一个姑洗是相同的。
先前，礼与乐“相须为用”，如《通志·乐略》所云：“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到了楚文化的鼎盛期，礼崩乐坏之势已无可挽回。乐舞所娱的对象，不再以神为主了，在贵族中是以人为主，在平民中是神与人共之。《招魂》和《大招》所描写的，即以人为主；《九歌》所描写的，则为神与人共之。进入战国中期之后，轻松活泼的鼓乐和管乐、弦乐日盛一日，使庄严典雅的钟磬为之黯然失色。
楚文化很有开放性和创造性，楚乐舞也这样。《招魂》和《大招》说到的“赵箫”、“郑舞”、“吴歈”、“蔡讴”和“代、秦、郑、卫”等，都是楚人引进的异族、异国的乐舞。同时楚人发展了描摹楚乡风情、显示南国风韵的乐舞，即《涉江》、《采菱》、《扬荷》 (《扬阿》)、《劳商》、《激楚》等等。《激楚》在楚国宫廷乐舞中的地位，犹如唐代梨园的《霓裳羽衣》。《招魂》云：“宫庭震惊，发《激楚》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宫庭震惊”的原因，或许是乐声大作，令人不禁心动神摇吧！“结”同“髻”，是舞女的发式。演出《激楚》的舞女，发式特别时髦。从楚乐舞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说越有开放性就越有创造性。
《文选》所录传为宋玉所作的《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虽说“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毕竟雅俗兼备，是以各尽其欢。
楚人的舞态，如《九歌》所描写的，有“偃蹇”、“连蜷”之美，有“翾飞兮翠曾”之妙，虽可意会而不易名状。1941年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彩绘漆奁一件，上有《小胥憩舞图》：“细腰舞女11人，莫不广袖长袍，或正在练功，或正在小憩。”湖北省歌舞团创作和演出的《编钟乐舞》，女演员多作“三道弯”身姿，模拟楚舞，可谓庶几近之。
（第七节屈原和宋玉
屈原，名平，后人多称其字，约生于公元前340年，约卒于公元前277年。屈氏在楚国曾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春秋时代世选莫敖，战国时代渐趋衰微。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记，屈原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正统教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壮岁入仕，“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然而为佞臣所不容。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向怀王进谗，诬屈原贪怀王之功以为己有，怀王由此而疏远了屈原，乃至免其左徒之职。
秦大破楚于丹阳、蓝田之后，屈原受命使齐以修好。回郢都后，一再进谏，始则劝怀王杀张仪，继而劝怀王不入秦，怀王俱不从。顷襄王即位后，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掌公族子弟的教育。不久又受谗见斥。郢都沦陷以后，屈原流徙于江南，抱石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典范永垂。他爱国，也爱民。他爱自己所出生的乡国和自己所奉仕的君国，也爱号为九州之地的祖国。
他志洁行廉，抗“溷浊”之世，违“工巧”之俗。在古代爱国者之群中，屈原如木秀于林，至今为人们所崇敬。
屈原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丰碑长存。在博采南北民歌精华的基础上，他创立了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楚辞。在抒情领域内，屈原的作品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无来者。西汉末刘向编集屈原作品凡25篇，东汉初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屈原作品正是25篇。晚于班固的王逸作《楚辞章句》，所录屈原作品也是25篇。屈原的全部作品虽不止此数，但25篇之外的都失传了。25篇之中，《远游》、《卜居》、《渔父》，近人多疑为非屈原所作。25篇之外，还有《招魂》和《大招》可能为屈原所作。
大致无争议的屈原作品是：《离骚》、《九歌》(11篇)、《九章》(9篇)、《天问》。
《离骚》是屈原的主要作品，后人或简称之为《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心雕龙·辨骚》评《离骚》和其他楚辞作品，其结句云：“……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司马迁之所论，重在思想；刘勰之所论，重在艺术：合而观之，大致就表里兼得了。
对于屈原的学术，我们不妨称之为骚学。
楚国本来只有巫学，自从楚文化进入鼎盛期之后，巫学才开始分流：其因袭罔替者仍为巫学，其理性化者转为道学，其感性化者转为骚学。楚国的强盛加剧了大国与小国的矛盾，贵族与平民的矛盾，以及国人与野人的矛盾，某些处在中间地位的有识之士谋求解脱，这是巫学理性化而为道学的历史背景，时当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之际。楚国社会的兴旺以至烂熟引发了双重危机，内有痼疾的消磨，外有勍敌的凭陵，贵族中的有识之士谋求拯救而不得行其道，这是巫学感性化而为骚学的历史背景，时当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际。
道学是上文已介绍了的，骚学则是本节所要介绍的。
从禀赋和素养来看，屈原实在是一位大巫。《离骚》足以证明，屈原熟知神话，深钦神巫，善作神游。屈原与一般楚国大巫不同的是，他把郢中巫学和稷下道学糅合起来了。《离骚》有云：“耿吾既得此中正”，“溘埃风余上征”。王逸《楚辞章句》注曰：“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与化游。”“真人”，在《庄子》中等于“至人”。
《庄子·田子方》云：“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稷下道家的作品《管子·内业》以为心内精气饱满，“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菑”。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便是“真人”、“至人”，其尤“真”尤“至”者为“圣人”。
《离骚》和《九歌》、《九章》是抒情诗歌无可逾越的高峰，后人虽欲效之而终不能及。这是因为后人的才情一概不如屈原吗？
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两千多年来难以数计的骚人墨客的才情难道个个不如屈原？答案在于后人没有屈原那样的郢中巫学根底和稷下道学根底，虽欲效之，只能是效颦、学步，因而终不能及。
古往今来，对于屈原的特立独行，有褒有贬，年代愈晚则褒之者愈多而贬之者愈少。
西汉的扬雄不以屈原自杀为是，《汉书·扬雄传》说：“杨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反离骚》有句云：
“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
东汉的班固比扬雄更进一步，在《<；离骚>；叙》中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8云：“余观渔父告屈原之语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又云：‘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淈其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与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异？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偏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孟郊曰：“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孙邰云：‘道废固命也，何事葬江鱼？’皆贬之也。而张文潜独以谓：‘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渔父由来亦不仁。’”
南宋费衮《梁谿漫志》卷5“《通鉴》不载《离骚》”条云：“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司马光)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沉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绮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把屈原贬得最低的，就是这《梁谿漫志》了。
今人则不然，对屈原大抵有褒无贬。司马迁对屈原的政见和政绩已有溢美失实之辞，今人则更有爱之唯恐不足而褒之唯恐不高的，甚至以为屈原是伟大的政治家和重要的思想家。至于这位政治家在楚国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这位思想家有哪些理论贡献，就谁也说不清楚了。
屈原是旷世奇才，但不是通才；屈原是绝代伟人，但不是完人。
凡第一流的诗人都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政治上的失意和思想上的造诣可能加大艺术上的创获。前人也明白这个道理，陆游作《读唐人愁诗戏作五首》，其三云：“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
《离骚》虽不难通读，但不易读透。严羽《沧浪诗话》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
否则，为戛釜撞瓮耳。”
巫学给艺术带来狂怪直率的意绪，道学给艺术带来睿智玄妙的理念，骚学给艺术带来高洁绮丽的情思：此三者，屈原兼而有之。
用现在惯用的术语来讲，屈原的作品饱含着浪漫主义精神。然而，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不是寻常的浪漫主义，它不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它与西方的浪漫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它来自巫的怪想，道的妙理，骚的绮思，三者交融，以至迷离恍惚，汪洋恣肆，惊采绝艳，比寻常所谓浪漫主义更为浪漫主义。
人民怀念屈原，过端午，裹粽子，赛龙舟，本来与屈原无涉，后来都变成纪念屈原的风俗了。诚如李白诗《江上吟》所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中，唐勒除姓名外，一概不详。景差可能与宋玉同时，但未见有可靠的传世之作。一说《大招》为景差所作，但从王逸为之加注时起就有争议。《楚辞章句》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玉生活在顷襄王时，其传世之作，公认的大致可以说有《九辩》，真伪莫辨的有《楚辞章句》所收的《招魂》和《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襄王问》计六篇。这六篇都是大手笔，除《招魂》可能为屈原所作外，另五篇的作者似非宋玉莫属，他人恐不足以当之。
宋玉景仰屈原，哀其志而慕其文。与屈原的作品相比，宋玉的作品格调略嫌卑弱，巫学和道学的成分较为淡薄，但自有其清新、细腻之妙。
前人对宋玉的品节和辞赋都有很高的评价，以为与屈原差可比肩。李白诗《感遇》四首之四云：“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杜甫诗言及宋玉者更多，其《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有句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其《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有句云：“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其《戏为六绝句》之五有句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今人对宋玉的评价，与前人对宋玉的评价相比，显然是减色了。
这是因为今人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不是！宋玉依然故我，只是当代的风气和今人的心态都不古了。
（第八节庄的暴郢和入滇
怀襄之际有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在楚国历史上一掠而过，如天马之行空。古人说他是剧盗或者是良将，今人则有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无论古人、今人，都有怀疑他不止一个人，而可能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的。这位神秘人物就是庄。
最早记录庄其人其事的文献是《荀子》、《韩非子》、《商君书》和《吕氏春秋》，都成书于战国末期。《荀子·议兵》说：“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起，楚分而为三四。”《商君书·弱民》所记与此大同小异。《韩非子·喻老》说到庄曾“为盗”，“吏不能禁”。《吕氏春秋·士节》说到庄曾“暴郢”。这些零星的记载所能提供的信息是：官方称庄为“盗”，此其一；庄曾经在郢都作乱甚至造反，此其二；楚国一度因庄作乱而失去对地方的统一号令，以致有些地方各行其是，此其三；庄起事是在楚怀王二十八年齐、韩、魏合兵攻方城、杀唐蔑之后，此其四；以庄为氏，应是楚庄王后裔之氏于谥者，此其五。《荀子·议兵》又说：“齐之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可见，庄以善用兵知名，此其六。
《史记·西南夷列传》另有一说，其文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者，故楚庄王苗裔也。
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同有异，其文曰：“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滇王者，庄之后也。”前称“庄豪”，后称“庄”，显然是同一个人。参照其他文献，应以庄为正。
第一个问题———庄入滇的传说是否可靠？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曾“奉使南征巴蜀以南”。庄入滇的传说，应是他在巴蜀以南采集的。既然滇王自称如此，想来不会是杜撰的。滇楚之间，隔着一个夜郎。如果滇王不是庄的后人，那么，他们数典忘祖，偏要越过夜郎去冒请楚国的一位剧盗做自己的始君，就完全不合情理了。
第二个问题———庄入滇的年代。《史记》以为在楚威王时，唐人杜佑已在《通典》中指出其谬误，理由是从楚威王末年到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取黔中郡“凡经五十二年”，庄的寿命长得令人碍难置信。上文据《荀子·议兵》，指出庄入滇应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以后，则《后汉书》以为在楚顷襄王时是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庄入滇的路线。《史记》说是“循江上”，《后汉书》说是“从沅水”。“循江上”，若不取道清江流域的五姓巴人方国，则必取道乌江流域的七姓巴人方国，这谈何容易！“从沅水”，即经由黔中郡，可绕过上述两个巴国，循沅水支流水西上入夜郎。
且兰在今贵州黄平一带，临水上游的阳河。且兰以西，改舟行为陆行，虽道路崎岖，但入滇尚称便利。
第四个问题———庄到底是剧盗还是良将？综理有关资料，应该承认他又是剧盗，又是良将，论行径是剧盗，论才能是良将。至于说庄是农民起义领袖，则全无所据。
第五个问题———庄入滇是否王命所遣？按，庄曾作乱暴郢，即使失败后降服了，也不可能俯首帖耳听从王命到深险莫测的云贵高原上去。唯一近情合理的解释是庄兵败后受楚师追击和围歼，不得不落荒而走，遁入夜郎，辗转至于滇国。庄断然不会对夜郎和滇国的土著承认自己是败逃的盗首，只会狐假虎威，冒称乃王命所遣之将军。
考证和论述庄的文章，迄今已有数十篇问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刘玉堂所作的《论庄其人其事》。
庄虽落荒而走，但对路线不是心中无数的。庄所走的是横穿云贵高原的一条先秦古道，其东端在楚国的郢都，其西端在摩揭陀王国的首都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也可以说，东起长江中游，西至恒河中游。这是南方的“丝绸之路”，比北方的“丝绸之路”早二百年左右甚至更久。有没有证据呢？有的。第一个证据是玻璃珠和石髓珠，第二个证据是古印度的商那阎的著作《政论》。
古代的玻璃珠或称琉璃珠，有色，半透明。“琉璃”一词始见于西汉，但据史树青考证，楚辞所谓“陆离”应即“琉璃”，其说成理。从湖南、湖北两省的战国楚墓和曾墓中，出土了许多号为“蜻蜓眼”的多色玻璃珠。这类玻璃珠通常为球形，少数为圆中见方的球形，个别为多角的球形，有孔。在每颗玻璃珠上，都有若干眼珠纹，每个眼珠纹都由一个圆点的蓝色套上一个或几个圆圈的白色构成，各个眼珠纹之间为朱色或绿色等。这样，外观就活像“蜻蜓眼”了。这类玻璃珠的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的装饰风格迥乎异趣，与西亚、南亚的同类玻璃珠则全然相像，而西亚、南亚的同类玻璃珠较为早出并且更为多见。古代中国的玻璃是所谓铅钡玻璃，古代西亚和南亚的玻璃是所谓钠钙玻璃。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所出的一颗“蜻蜓眼”是钠钙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句践剑剑格上镶嵌的玻璃，以及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剑格上镶嵌的玻璃，也是钠钙玻璃。这就可以证实那些“蜻蜓眼”最初应是从南亚进口的，后来才有楚国仿制的。国外考古学界认为：“琉璃”可能是梵语vaidu-rya的音转，原指绿柱石之类有青、绿、紫诸色的宝石，借指外表类似这些宝石的玻璃珠。
“蜻蜓眼”虽集中在楚地，但零零散散地流播到了北方。东起山东曲阜，西至陕西大荔，都有“蜻蜓眼”出土，然而寥若晨星。
公元前320—315年间，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大臣商那阎著有《政论》一书，其中说到有从中国运去的丝。这丝，从中国北方运去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那要在一个多边形上走完几条边线才能运到；从中国南方运去的可能性则很大，因为只要在一个多边形上走完一条边线就能运到了。蜀地虽则也产丝绸，可是直到西汉，蜀地出口到南亚的还只有麻布而没有丝绸，由此可知，摩揭陀王国的丝应是从楚国运去的。
从楚国到摩揭陀王国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海路，一条是陆路。走海路，至今无证据；走陆路，却有蛛丝马迹可寻。所谓蛛丝马迹，就是云南出土的石髓珠和玻璃珠。据张增祺研究，这些石髓珠和玻璃珠是从西亚经南亚进口的，年代最早的在春秋战国之际。上文曾谈到的句践剑和夫差剑都是春秋晚期的，但据后德俊研究，剑格上面的玻璃大概是战国时代才镶嵌上去的。侯古堆1号墓所出的“蜻蜓眼”，则无疑是春秋晚期的原物。由此可知，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或许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开通了。纵贯在今中缅边界两侧的横断山脉，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难于通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马帮走山间小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从云南西北部到印度东北部，走上半个月也就到了。
西亚和南亚的玻璃珠，越过横断山脉，穿过云贵高原，运到了楚国，黔中郡的楚人自然知道有这条商路存在。到了黔中郡的庄及其部属，才会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走上这条不无风险的古道。
到现在为止，先秦中外文化交流的唯一确凿的物证就是上述“蜻蜓眼”玻璃珠，读者不难想见，其可贵也为何如？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