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襄王及其臣僚惊魂未定，立即加固陈郢的城防。河南省博物馆1980年经勘察和试掘，证实今淮阳县城即故楚陈郢。此城原为陈国所建，并入楚国后两次增修。第一次增修约在惠王时，城垣扩宽1.5米~2.0米，增高约1.5米，夯层较乱且松，工程质量欠佳，原因在于它还只是东北边境的一个县城。第二次增修即在顷襄王时，城垣扩宽约4.4米，增高1.0米有余。为求坚固，夯土以横木作栓，每根横木长2米~3米，直径0.16米~0.31米。横木分四层安放，上下两层间距为0.5米~1.0米，左右两根间距为0.4米~0.6米。据此推算，全城共用横木4万~6万根，可见其工程之浩大。其实，在秦人看来，区区陈郢，无论其城垣加固与否，都是不难攻克的。栽郢的失守，推究其原因，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弊在楚国的君臣见识不高，谋略不深。这个道理，顷襄王及其亲信或许是不大明白的。
约55年后，秦灭楚。又16年后，楚亡秦。
楚人失去了半壁河山，然而，曾几何时，他们便夺得了一统天下。历史的翻覆如此迅疾，好像给秦楚双方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第一节顷襄王亡羊补牢
秦取栽郢后，以楚腹地为南郡。随即与韩、魏合谋并力攻楚，仍以白起为元帅。顷襄王有左徒名黄歇，多智善辩，受命使于秦，以破秦与韩、魏之谋。《战国策·秦策》记黄歇上书秦昭襄王，其文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弊。……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侯。若是，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一善楚，而关内二万乘之主注地于秦，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经两海，要(腰)绝天下也，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然后危动燕、赵，持齐、楚(此句《史记·春申君列传》作‘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秦昭襄王虑及韩、魏易变，不可深信，以黄歇所言为是，命白起按兵不动。同时派使者到陈郢，与楚相约为与国。
不久，顷襄王会秦昭襄王于襄陵，许诺将青阳以西割让给秦国。
青阳在今长沙，青阳以西即洞庭迤南之地。楚师主力北上后，青阳孤悬南土，势必弃守。割让青阳以西，实为以必失之地易可缓之时，不得以丧权辱国视之。
其明年为公元前277年———顷襄王二十二年，秦蜀郡守张若接管了巫郡和黔中郡。
又明年，据《史记·楚世家》所记，楚国集结了东部的士兵十余万人，收复了“江旁十五邑”。张守节《正义》以为江旁十五邑在黔中郡，这是误断。江旁十五邑如在黔中郡，则与楚境不相接，成为飞地，何从收复？况且，黔中郡距长江较远，不得以“江旁”称之。楚人所收复的十五邑，应在鄂东、赣北，其地适为“江旁”。鄂东、赣北的铜矿是楚国经济的命根，有之则尚能苟延，无之则势必速亡。秦人南下接管青阳以西，楚人乘机夺回了青阳以北、南郡以东的十五邑，保住了铜矿。后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追述往事云：“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秦始皇所讲的，就是楚人收复江旁十五邑这件令秦人不胜恼怒的事。
湖南的楚墓、秦墓、汉墓，衔接紧凑，成为一个渐进的系列，没有大起大落的迹象。由此推想，青阳以西直到黔中，确实由秦人和平接管，没有发生反复。
《战国策·楚策》所记“或谓楚王曰……”云云，“或”应是一位游说之士，“楚王”应即顷襄王。其文曰：“臣闻从(纵)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愿大王听之也。夫因诎(屈)为信(伸)，旧患有成，勇者义之；摄祸为福，裁少为多，知者官之。夫报报之反，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祸与福相贯，生与亡为邻，不偏于死，不偏于生，不足以载大名。无从寇艾，不足以横世。夫秦捐德绝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横人口利机，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举而私取利。是以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丘山。”这一番话讲得恳切而透彻，与一般言纵横之术的油嘴滑舌不同，倒很有道家的气味。事态的演进，若非突变———报报之反，则必渐变———墨墨之化。
楚国能否转祸为福，变屈为伸，关键不在敌，而在己。积祸之所以重于丘山，国权之所以轻于鸿毛，是因为有欺君虐民、假公济私的“横人”。至于“横人”是谁，则在栽郢沦陷以前就有庄辛向顷襄王直言不讳了。
庄辛是庄王的后裔，深以国事日非为忧。《战国策·楚策》记庄辛向顷襄王进言云：“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顷襄王听不入耳，反说庄辛老糊涂，庄辛说：“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袄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避)于赵，淹留以观之。”庄辛果然跑到赵国去了，五个月之后，栽郢失守。顷襄王迁都于陈，派人到赵国去请庄辛回来，对庄辛说：“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进言：“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接着，庄辛用寓言和故实来启发顷襄王。譬若黄鹄，“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乃不知猎人方将射而落之，白天还在江河游逛，黄昏就成为鼎鼐之中的佳肴了。譬若蔡圣侯(蔡侯般)，“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下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戴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按，黾塞别称黾隘，亦即冥阨，乃城口三隘之一。黾塞之内为秦兵所占，顷襄王被赶到黾塞之外去了。庄辛说罢，顷襄王“颜色变作，身体战傈，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名氏不详。其中，州侯乃令尹，最为恶劣。《韩非子·内储说》云：“州侯相荆，贵而主断。荆王疑之，因问左右。左右对曰‘无有’，如出一口也。”《荀子·臣道》以为：“楚之州侯……可谓‘态臣’者也。”“态臣”，应为善作态以惑其君的权臣。
顷襄王任庄辛以政，正是所谓亡羊而补牢。其晚年能保境善邻，庄辛与有力焉。
楚人收复江旁十五邑时，白起正在攻魏，取其两城。其明年，秦相穰侯攻魏，斩首四万，直逼大梁，魏割三县以请和。秦受魏所割地，而不与魏和。又明年，秦遣客卿胡阳攻魏，斩首十五万。魏兵挫地削，楚则得以偏安于东境。
公元前272年———顷襄王二十七年，三晋攻燕，秦助三晋。楚以景阳为元帅，也扬言攻燕，而其实袭魏。当时楚军复振，而景阳为名将。据《淮南子·氾论训》所记，景阳嗜酒好色，但能“威服诸侯”，“功名不灭”。
同年，楚、秦通好。楚太子完由黄歇为傅，入秦为质。
公元前269年———顷襄王三十年，秦攻赵。赵奢善治兵，大破秦军。公元前263年———顷襄王三十六年，王病危，遣使至秦求太子完归国，秦昭襄王不许。先是，宣太后已被废，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俱被逐。此时范雎为秦相，黄歇与范雎友善。《史记·春申君列传》记黄歇说范雎云：“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
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熟虑之。”范雎以黄歇所言为然，报告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允许黄歇先回陈郢去探视顷襄王病情轻重，待回报后再作计议。黄歇所忧虑的是：如顷襄王病故，而太子完在秦不得归，则阳文君之子将继位为王，对太子完和黄歇都将大不利。经黄歇设计，太子完化装为御者，随楚使归国。黄歇诡称太子完因病不能见客，本人则需随侍太子完而不能回国。估计太子完一行出关已远，黄歇才报告秦昭襄王：“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愿赐死。”秦昭襄王大怒，要黄歇自杀。范雎进言：“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当时秦、楚交好，使秦得以专力对付三晋；如秦、楚反目，将对秦不利。于是，秦昭襄王允许黄歇也回楚国去。
（第二节春申君始荣终枯
公元前263年，秋，黄歇回到陈郢不过三个月，顷襄王就病故了。熊完继立，是为考烈王。
公元前262年———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令尹，封为春申君，赐以淮北地十二县。是年，楚割州邑予秦，其地界乎秦楚之间，在今湖北洪湖东北。
当时，齐有孟尝君田文，赵有平原君赵胜，魏有信陵君魏无忌，与楚春申君俱以贤闻于诸侯，礼贤收誉，辅国专权。信陵君和春申君各有食客三千人，孟尝君和平原君的食客大概也不下此数。
公元前261年———考烈王二年，楚攻鲁，割其地。
公元前260年———考烈王三年，秦攻赵，白起所部秦军与廉颇所部赵军相持于长平(在今山西高平西北)。廉颇治军严谨，临敌慎重，白起不能得志。赵孝成王为秦人离间之计所惑，命赵括代廉颇为将。赵括乃赵奢之子，熟读兵书，善言兵事，年少气盛，以为天下莫能当者，然而不谙韬略，上卿蔺相如讥其“不知合变”。赵括举措冒失，落进白起的圈套，赵军被秦军分割包围达四十余日，粮尽。
赵括突围时被秦军射死，赵军投降后被秦军全数坑杀。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役，也是一场空前残忍的屠杀，赵国损失将士达四十五万。其明年冬初，秦将王陵引兵围邯郸。复明年，秦以王龁代王陵为将。又明年为公元前257年———考烈王六年，邯郸久围不解。平原君夫人为信陵君姊，奉书向魏安釐王和信陵君求救。魏安釐王遣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但受秦人恐吓，命晋鄙在中途坚壁自守、勒兵不进。
平原君见事急，挑选既有勇力又有才略的门客二十人，准备突围到楚国去求援。因条件太高，平原君只挑选到十九位合格的门客。
这时，有门客毛遂向平原君自荐。《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平原君问毛遂：“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答道：“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
使遂蚤(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见毛遂如此自信，允许他充二十人之数。到了陈郢，晋见考烈王。平原君向考烈王指陈利害，考烈王从早晨到中午一直不置可否。“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纵)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纵)，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县(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纵)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以从。’毛遂曰：‘从(纵)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
‘王当歃血而定从(纵)，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纵)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
毛遂以露骨的要挟使考烈王为之震慑，以刺耳的批评和劝说使考烈王为之折服，赵与楚的合纵由此得以缔结。这是非常的外交手段，只适用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和非常人物，只可一，不可再。
若无卓识捷智，断难如快刀之斩乱麻。春申君的作用不可忽略，他是赞成合纵的，当时必定也在场。只要他认可，考烈王即使翻悔也无可奈何。
平原君偕门客回邯郸，不胜感慨地说：“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平原君说出了真切的体验，三寸之舌外，若添上三尺之剑，语意就更为完密了。
春申君自请救赵，偕名将景阳引兵北上。
信陵君利用魏安釐王宠幸的如姬窃取虎符，偕屠夫朱亥单车驰至晋鄙军中，与晋鄙合符。晋鄙生疑，被朱亥以铁锤击杀，信陵君夺晋鄙军，北上救赵。
楚、魏援军将到时，秦军急攻邯郸。平原君散财飨士，募得敢死者三千人，由邯郸传舍吏子李同率领，突出奋战。秦军大惊，为之退三十里。正好，楚，魏援军赶到，秦军迅即撤围而去，秦将郑安平降赵。赵孝成王喜极，以灵丘封春申君，以鄗封信陵君。
这次楚、魏救赵之役表明，只要楚、魏、赵三强同心协力，秦无敌于天下就将化为神话。可是，要三强同心协力谈何容易，一时虽尚能为之，长久则绝无可能。
公元前256年———考烈王七年，楚灭鲁。同年，秦灭西周。两年以后，魏灭卫。大国相攻，小国先灭，必然如此。
战事愈频繁，平民的生计愈艰困，然而权贵的生活愈奢靡，也是势所必然的。当时各国的权贵竞侈成风，如《史记·春申君列传》
记：“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门客着珠履，这等气派，实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假如说，当时的君臣都醉生梦死，那就言之过甚了。《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秦昭襄王说：“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由此可知，楚国的君臣并不比秦国的君臣更耽于逸乐。
赵人荀卿，大器晚成，年至半百才到齐国游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齐襄王(公元前283年—公元前265年在位)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当时祭酒还不是官名，荀卿“三为祭酒”，乃如司马贞《索隐》所云：“谓荀卿出入前后三度处列大夫康庄之位，而皆为其所尊，故云‘三为祭酒’也。”齐襄王死后，荀卿去齐适楚，应春申君之请，为兰陵(在今山东苍山西南)的县令，而讲学著书不辍。
公元前253年———考烈王十年，以钜阳为陪都，其地在今安徽太和东。
公元前251年———考烈王十二年，秦昭襄王死，春申君受考烈王命前往咸阳吊祠。
秦昭襄王之子继立，是为秦孝文王。秦孝文王为太子时，以宠姬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以夏姬所生子异人为子。华阳夫人为楚人，不无故国之思，乃为异人易名曰子楚。秦孝文王立一年死，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其元年，秦灭东周。
秦人东征，韩、魏首当其冲。韩、魏不破，则楚无倾覆之虞。
《史记·魏世家》记信陵君论天下大势，其言曰：“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是复阏与之事，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背)邺、朝歌，绝漳、滏水，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知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背)大梁，右上蔡、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故曰：
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
公元前247年———考烈王十六年，信陵君由赵返魏，受上将军印，为合纵之谋。春申君上言考烈王，以淮北近齐，宜置郡，愿献所封十二县。考烈王改封春申君于江东，以吴国故墟为都，整修城池，改其“破楚门”为昌门。是年，信陵君遣使以伐秦之议遍告诸侯，诸侯尊其贤，重其义，俱各踊跃。信陵君合魏、韩、赵、楚、燕五国兵以攻秦，破蒙骜所部秦军于河外，进逼函谷关，秦兵不敢东向。秦人重赂已故魏将晋鄙的部属，使之进谗于魏安釐王。魏安釐王夺信陵君兵权，诸侯乃散纵而罢兵。
是年，秦庄襄王死，子政立。秦军继续东征，割三晋之地。
公元前244年———考烈王十九年，廉颇为赵悼襄王所疑，愤而去赵奔魏。春申君遣密位迎廉颇至楚，考烈王以廉颇为大将。然而，廉颇老矣，在楚为将而无功，抑郁不欢，死后葬于寿春(在今安徽寿县)。
公元前241年———考烈王二十二年，诸侯合纵，春申君为主谋，考烈王为纵长，由赵将庞煖率赵、楚、魏、韩、燕五国兵攻秦。到了函谷关，秦兵大出，五国联军败走，考烈王归咎于春申君。
韩、魏两国受秦军连续攻击，疆土日蹙，秦军前锋离陈郢愈来愈近。春申君从门客朱英之议，请考烈王徙都于寿春，是为寿郢。
此后，春申君常就封于吴，而仍为令尹。
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深以为忧。这时，从赵国来了一个李园，其妹貌美。李园有意献其妹于考烈王，但听说考烈王不宜子，乃先献其妹于春申君。不久，李园妹有孕。于是，一个离奇的阴谋就在宫廷外开花而在宫廷内结果了。
《史记·春申君列传》记：“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
据《越绝书》，李园妹名环。
事有凑巧，李园妹产一男。考烈王晚年得子，大喜，当即立为太子，以李园妹为王后，而李园则由此而受宠用事。
李园唯恐春申君泄漏秘密，暗中蓄养死士，以便寻机杀春申君灭口。公元前238年———考烈王二十五年，王病，将死。朱英向春申君献计：王死，即杀李园。春申君以为李园无害，不听。《史记·春申君列传》记：“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
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
‘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
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
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
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
朱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
朱英献计后十七日，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先入王宫，在棘门内埋伏死士。待春申君入棘门，死士齐出，杀春申君，斩其首，投之于棘门外，尽灭春申君族人。
春申君挟异智，居相位，而不免于身死人手，似属偶然，实非偶然。论胆略和才识，他是有余的；论知人而善任，他就不足了。
考烈王二十二年合纵伐秦之所以失利，主要是因为命将不当。《战国策·楚策》记春申君以临武君为将，魏加指出临武君曾为秦军所败，如惊弓之鸟，“故疮未息”，“惊心未去”，射者只要“引弓虚发”，它就会“闻弦音引而高飞”，因故疮复发而坠地，由此，“不可为拒秦之将也”。门客汗明曾向春申君指出知人不深的缺点，亦见《战国策·楚策》，其文云：“汗明见春申君，候问三月而后得见，谈卒，春申君大说(悦)之。汗明欲复谈，春申君曰：‘仆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愿有问君而恐，固不审君之圣孰与尧也？’春申君曰：‘先生过矣，臣何足以当尧？’汗明曰：‘然则君料臣孰与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请为君言之。君之贤实不如尧，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后乃相知也。今君一时而知臣，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门吏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见。”春申君虽优遇汗明，但不能用其言。门客三千，真正能为春申君划策效力如朱英的却绝无仅有。《战国策·楚策》又记唐且以博戏有一枭五散共六棋为喻，向春申君进言，其文云：“今君相万乘之楚，御中国之难，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枭棋之所以能为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枭之不如(按，‘不如’两字衍)不胜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为天下枭，而令臣等为散乎？”春申君年事愈高，为相愈久，其自信乃愈甚。于是，对朱英所献的良策，就不能听而用之了。后人悲其事，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7云：“呜呼！朱英之言尽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园之计巧矣，而春申不能预防；春申之客众矣，而无一人为春申杀李园者。”《史记·春申君列传》文末记：“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耄)矣！
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第三节决胜阶段的秦楚国情
考烈王死，李园妹所生子悍立，是为幽王。
幽王元年为公元前237年，当秦王政十年，吕不韦免秦相。韩国派间谍到秦国，其事败露，由此触发了客卿与宗室的矛盾。秦王政应宗室大臣之请，下逐客令。长史李斯虽受秦王政器重，也因身为客卿而在被逐之列。
李斯，楚上蔡人，曾为郡小吏。据《史记·李斯列传》所记，李斯见公厕中老鼠吃脏物，又怕人，又怕狗；仓库中老鼠吃粮食，不受人、狗搅扰。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于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以为六国前景俱不佳，独秦国大有可为，乃辞别荀卿，西行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相机以天下一统、万世一时之业说秦王政。秦王政拜李斯为长史，颇用其计。
逐客令既下，李斯将离秦，临行上书谏逐客，其辞甚辩且壮，全文如下：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
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书上，秦王政废逐客令。李斯刚走到骊山，就被秦王政派出的人请回咸阳去了。
韩公子非与李斯同学于荀卿，李斯自度不如韩非。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记，韩非“善著书”。今传《韩非子》，析理精透，行文犀利，足证太史公所言不虚。但若就文学论文章，却是韩非不如李斯，一篇《谏逐客书》便是充足的证据。南国学者的艺术素养，确实可以使北国学者相形见绌。
李斯与苏秦、张仪一类纵横家不同，虽则也驰骛游说，也喜贵恶贱，然而能洞察时势的趋向，有明确的理想，有坚定的政见，矢志不移，乃至从一而终，绝不朝秦暮楚。前引上秦王政书，非仅谏逐客而已，直是陈人君南面之要术，无怪乎秦王政会当即欣然听纳了。从《谏逐客书》中，读者不难看出：秦国的“富利”和“强大”，有赖于用六国之士，割六国之地，取六国之物。秦人出于贪婪的动机，使用残暴的手段，为历史开拓着前进的道路。他们的成功，一则在于能奋发进取，二则在于能博采广用，两者都体现了宏大的气魄。楚人本来也有宏大的气魄，但已今不如昔。楚国自从成为第一大国，君臣就心满意足了。一百年的大好时光，在怠忽中付诸流水。
六百年的艰苦奋斗传统，与之俱亡。这时的楚国，有如在惊风急雨中战栗的秋叶，随时可能被雨打风吹去。是它人口不多吗？不是。
是它财富不足吗？不是。楚国的衰败，说到底，是自身的机制在逐渐枯萎中，由此，先前使它睥睨列国的苦志、锐气、豪情已被消磨一空了。
尽管疆土日削月朘，这时的楚国还是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大国，绝长续短，仍有方圆约三千里的江山。铜和铁的产量，还是楚国的最多。安徽寿县李三古堆有一座大型楚墓，1933年至1938年两次遭盗掘，出土青铜器甚多，已知有铭者近60件。这些青铜器铸造时操作严格，工艺精熟，虽不见繁密细巧的纹饰和镂空透雕的部件，而鼎体雄伟，且鼎足粗壮，犹存大国气象。楚王酓肯鼎侈口有流，斜壁平底，附耳外卷近平，蹄足既高又壮，造型颇具新意。铸客大鼎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围90厘米，重约40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鼎中之王。此墓因作器者多为酓肯(考烈王)和酓(考烈王子幽王)，学术界多以为乃楚幽王墓。近年来，刘和惠经精研细究，鉴于铭文多言及“王后”，“王后”器组合成套，“熊”器和熊肯器俱少，认为可能是幽王时太后即李园妹之墓。有些小件的铜器，造型颇奇而施纹颇精，如1956年寿县丘家花园农民在李家坟犁地时发现的“大”铜牛，重仅1.75公斤，眼、眉、鼻有错银镂，周身和蹄部饰嵌银云纹，在众多楚器中独具一格。
这时的兵器也有装饰异常考究的，如1974年洛阳出土的一件铜剑，铭文为红铜嵌错的“繁阳之金”四字，作“蚊脚书”。此剑出土时，有从大到小共12颗珍珠排列在剑茎前，应为剑首垂饰。其鞘为象牙所制，上叶近口处有双钩浮雕变形兽面纹。经洛阳市博物馆鉴定，此剑为战国晚期楚剑。②金和银的产量，也是楚国的最多。这时楚国铸造了大量金币和少量银币，其他国家则仍然只有铜币。楚国的金币有版形、饼形两种。金版即爰币，其钤印以“郢爰”为最多，也有“陈爰”、“爰”、“卢金”、“”、“匋匋”、“”等。金饼较少见，无印文。小而扁的金饼，可加钤印为金版。大而鼓的金饼，可改铸成金版。也有把金饼切割而为“马蹄金”的，但不多。每方钤印的爰币重量为10克至25克，整块金版约重250克。金的产地有多处：其一，如《韩非子·内储说》所记，“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既在“荆南”，则“丽水”似即澧水；其二，如《管子·轻重》所记，“楚有汝、汉之黄金”，但这时汝、汉已非楚域；其三，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豫章出黄金”，这时豫章仍为楚国所有。银币虽有而罕见，已知实物仅1974年河南扶沟出土18件布币。从战国中晚期的楚墓中，已有多件天平和多套砝码出土。这些天平和砝码，无疑是专门用来称量贵金属的。楚国金币的大量涌现，似与纾解财政危机有关。《韩非子·内储说》讲到楚国禁止私人采金，违者置以重刑，可见金的生产是由官方垄断的。这时楚国的铜币，仍以铜贝为主，但已有背文为“十货”或“当”的布币，以及面文或背文为“四朱”的圜钱和方钱。此外，在黄石一带，还发现了战国晚期其状如长舌而面文为“当金×朱”的铜币，似为财政危机的产物。
成群的贵族随着王室来到淮水中游，大兴土木。这时，板瓦、筒瓦、半瓦当、圆瓦当、空心砖和大方砖已一应俱全。圆瓦当多饰云纹或凤纹，比先前素面的精致了。空心砖长60厘米~70厘米，宽约30厘米，厚15厘米~20厘米，饰四叶纹、云纹和几何形纹。20世纪80年代中，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寿县柏家台子发掘了一处战国晚期的建筑基址，面积达数千平方米，出土的砖瓦形体大而花纹美，表明这个遗址可能是楚宫的废墟。寿郢故城遗址在今寿县城东南，依山绕水，周长20.90公里，面积26.35平方公里，规模比栽郢大得多，在列国都城中仅亚于燕下都。安徽境内战国晚期的楚墓出土玉器较多，其中长丰楚墓出土尤多。这些玉器出自中小型墓，然而雕琢精细，花纹华丽。与北方各国同期的玉器相比，毫不逊色。寿县出土的一件龙形玉佩，造型和雕工也都是上乘的。春秋末期的楚人王孙圉曾对晋人说，玉饰乃哗嚣之美，楚人不以为宝。可是殊世异风，战国晚期的楚国贵族已陶醉在哗嚣之美中了。
自从栽郢弃守，楚文化就进入了滞缓期。它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摧残，没有明显的进展，前程忧多于喜。
（第四节六王毕
正像《老子》第30章说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国末期，六国灾荒连绵不绝，三晋尤为惨烈，野有饿殍，军乏斗志。到了最后十年，秦军如决堤之水，势不可挡，诸侯一个接一个变成了秦王政的阶下囚。
秦王政采纳李斯的建议，命令秦军加紧进攻韩国。这时，韩非所著《孤愤》、《五蠹》已传入秦国，秦王政得而读之，不禁叹服。
应秦王政强硬要求，韩国送韩非到秦国。秦王政钦佩韩非的学术，可是并不相信韩非的忠诚。李斯和姚贾主张杀韩非，秦王政从其议。
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韩非自尽于狱中。
公元前230年———幽王八年，秦灭韩，虏韩王安。是年，华阳太后去世。
秦军连年攻赵国，虽不无所获，但一再为赵将李牧所败。李牧用兵，奇正相济。曾大破匈奴十余万骑，使匈奴不敢窥塞，以功为大将军。领兵御秦，屡战屡捷，以功封武安君。公元前229年———幽王九年，秦人重赂赵王迁宠臣郭开，令其诬李牧谋反，赵王迁信以为真，李牧竟被捕杀。其明年，秦灭赵，虏赵王迁。赵王迁子嘉奔代，为代王。
《战国策·中山策》云：“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
既灭赵，秦王政大喜。
秦灭赵之年———即公元前228年，幽王去世，无子。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
哀王立仅两月余，为其庶兄负刍之党所杀，负刍自立为王。
公元前226年———负刍二年，秦将王贲引兵攻楚，取十余城。
同年，秦军攻克燕下都，燕王喜迁都辽东。
公元前225年———负刍三年，秦灭魏，降魏王假。
三晋俱亡，楚国失去了正面和侧翼的屏蔽，不得不竭其全力与秦人苦斗了。
灭楚，要比灭韩、赵、魏难得多，这是秦王政也明白的。秦国有一位年轻的将领李信，上年攻燕时，曾率数千兵穷追并捕获燕太子丹，颇为秦王政所爱重。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记，灭魏后，秦王政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答道：“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政用同样的话问王翦，王翦答道：
“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于是，命李信、蒙武将兵二十万击楚。王翦以病求辞，返里养老。李信所部攻平舆(在今河南平舆北)，蒙武所部攻寝(在今河南沈丘东南)，俱获胜，乃引兵西行，相约会于城父(别称父城，在今河南宝丰东)，未至。楚军尾随李信所部三日三夜，李信不知。楚军突袭李信所部，大胜，冲破秦军两座营垒，杀死秦军七名都尉，秦军败走。楚军士气大振，继续西进。
秦王政闻报，急不可耐，亲自赶到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并说：“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说：“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所谓六十万人，实即当时秦国所能征发的甲士总数。要把全国的军队交给一位将军指挥，这对国君来说，是让别人把自己的命根攥在手心里，弄不好，等于倒持泰阿。可供秦王政选择的方案太少了！要么不用王翦，从而使秦军遭受更大的损失；要么用王翦，从而冒弑篡的风险。时间紧迫，秦王政不能再犹豫了，当即准王翦所请。公元前224年———负刍四年，王翦、蒙武将秦军六十万人攻楚。
这是一支空前庞大的军队，但要击灭楚国还未必就够用。楚国也征发了所能征发的全部甲士，派到西线去抵御秦军。王翦的战略是避锐击怠，以求稳妥。最初，秦军坚壁固守，不为楚军挑战所动。王翦让士兵吃好，喝好，适当洗沐，充分休息，有时与士兵一起进食，对士兵关怀备至。过了一些日子，王翦听说士兵爱做“投石、超距”之类游戏，表明他们精力充沛、斗志旺盛，认为可以相机出战了。
楚军可能发生了给养困难，向东转移。王翦命令精锐部队迅即追击，其余部队全线跟进。秦军击败楚军，占领了北起陈郢、南至平舆的许多城邑。秦王政大喜，巡游至陈郢。大将军项燕与昌文君率楚军主力转战淮北，心劳力绌。秦军大破楚军于蕲(在今安徽宿州东南)，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这时，负刍及其臣僚坐困淮南，不知所措。
公元前223年———负刍五年，王翦、蒙武麾师南下，攻拔寿郢，席卷淮南，俘获负刍，灭亡了楚国。秦设楚郡领淮水中游故楚地。
其明年，秦平定江南和江东，设长沙郡、九江郡、会稽郡。同年，秦灭燕，虏燕王喜。又灭代，虏代王嘉。
又明年为公元前221年，秦灭齐，虏齐王建。于是，六国尽灭。
战争的暴风骤雨，在九州大地上霎时停息了。秦国的君臣兴高采烈，六国的遗老遗少愤懑、颓唐。民众则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他们瞻前顾后，有希望也有怀疑，有欣慰也有惶恐。
（第五节四海一
天有偏覆，地有偏载，古代文明的摇篮不出北半球的中热带到暖温带，大致在北纬15°~45°之间。西方的古代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区域，东方的古代文明中心则不妨说在“海中地”区域。“海中地”，貌似怪诞，其实它正是我们先民的观念。《尚书·益稷》所讲的“外薄四海”的“四海”，就是《礼记·祭义》所讲的东、西、南、北四个海。“四海”真假各半，东边和南边确实有海洋，西边和北边则只有湖泊而没有海洋。古人的地理知识还比较贫乏，在他们的想象中，远方的湖泊变成了海洋。中国的西南边群山纠纷，西边、西北边、北边则除山岭外还有荒原、戈壁、沙漠，它们连同东边、南边的海洋，构成了环抱着中国的天然屏藩。古代的中国处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自成一体。在我们的先民看来，四海之内即普天之下。《论语·颜渊》记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地中海文明区是花环式的，‘海中地’文明区是花束式的。……在西方的那个花环上，各朵花总是此枯彼荣，没有一朵花是常开不败的；在东方的那个花束里，各朵花争奇斗艳，而最大最美的总是中间的那朵华夏文明之花。……地中海区没有一个族类主体，任何一个叱咤风云的族类都免不了王气销歇，都免不了从主角降为配角乃至龙套；‘海中地’区则从西周起就以华夏为族类主体，而且华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地中海区易散难聚，“海中地”区则易聚难散。战国时代的七个大国，以及夹在大国之间的鲁、郑、宋、卫等国，都已融合为华夏，只是仍分为若干族系。尽管函谷关以东的各国说秦国如虎似狼，可是它们不再像春秋时代的管仲那样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了。资源分布状况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均衡，使有识者越来越相信统一比分裂好。财力和兵力的不均衡，则使变分裂为统一的愿望可能实现。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与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相比，小祖国观念更淡，大祖国观念更强。由此，客卿更多，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大，而且谁也不会指责他们朝秦暮楚了。
统一是战国时代的逻辑趋向，问题是膺此重任、获此殊荣者为谁了。秦人只完成了一半，他们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取天下；还有一半是楚人完成的，他们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治天下。
削平六国的使命，只能由秦人承担，这是历史的抉择。秦国崇尚一元化和一体化，其战斗力和进取心又最强，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像秦国这样定四海于一尊。诚然，秦国的社会形态不算先进，秦国的政治体制不讲仁爱，秦国的行为方式不重信义，但这些都无关宏旨。秦国朝气勃勃，而六国都暮气沉沉，这才是决定胜负的基本态势。对贪婪、残暴、狡诈做抽象的道德评判是没有意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恶劣品性和社会的进步事业不是不相容的。
秦人的贪婪、残暴、狡诈加速了胜利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都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然而，削平六国只是统一的开端，不是统一的终局。
秦王政“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迷信武力，以为战争的胜利是嬴氏宰制天下的永恒保证，兵器为万物之本，因此，他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收缴兵器：“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不能说秦始皇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他所规划的建设工程异常壮伟，大致有两类：第一类用以缔造统一的国家，如修驰道、筑长城以及推行划一的度、量、衡、轨制和书体等，这些，都显示了华夏民族的整体意识、宽阔胸襟、宏大气魄、刚强意志和创造才能。
第二类用以满足皇家的奢欲，如：“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楚人南公善言阴阳，精通数术，曾经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始皇大概不曾听到过这个如同誓词的预言，即使听说了，恐怕也一定会把它视同痴人说梦的吧？
（第六节伟业和暴政的顶峰
秦朝给民众带来了和平，可是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宁。
先前，在连年征战中，秦人的损失总能从胜利中得到数以倍计的补偿。征战越频繁，王室和贵族的财富越丰厚。平民可望因军功而受爵禄，奴隶和刑徒可望因军功而得自由。如今时势大变，岭外和塞上虽尚有战火的微烬，九州之内已无烽烟。可是，无休止的徭役和戍役代替了无休止的兵役，民众求休养生息而不可得。先前淹没在族系矛盾中的阶级矛盾，如今水落而石出。先前由六国分担的忧患，如今由秦朝独揽。于是，秦朝就像传说中的某种虫豸，在不知不觉中自食其尾，终至于自食其身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大宴群臣。博士淳于越请封皇室子弟和文武功臣以为藩辅，秦始皇命丞相议其可否。李斯以为淳于越所言大谬，断不可从，并且主张厉行思想统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李斯上书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其明年，以神仙之术说秦始皇的燕客卢生和韩客侯生等，因其言不验，惧罪亡匿，咸阳诸生则对秦政的苛虐颇有微辞。事发，秦始皇命御史案问，坑杀诸生460余人。这，就是后人非议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长子扶苏进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震怒，命扶苏去上郡，监蒙恬军以御匈奴而筑长城，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令必行，禁必止，诚如侯生和卢生所云，“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由此，他喜欢极端化、绝对化的政策，急辔数策，严刑峻法。秦人文化素质太低，理论修养太差，他们以为暴力既可以取天下，也可以治天下。除了对死神的畏惧之外，秦始皇全无忌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些至理箴言，他全不明了。李斯穷毕生之力所研习的帝王之术，也只是取天下而不是治天下。但他毕竟从道家的故乡来，懂得物极则衰，对自己的前途不无忧虑。《史记·李斯列传》记：“斯长男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历岁首十月，再次南游楚地。经云梦时，遥想九疑，望祀虞舜。沿长江而下浮，近丹阳(或作“丹杨”，在今安徽当涂东北)而登岸。渡浙江(今钱塘江)，至会稽，祭大禹。李斯奉制为文刻石，有句云：“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长。……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无非粉饰太平的谀辞，加上企求永安的祷辞。秦朝的伟业和暴政都达到了顶峰，焉知反叛的因素正在潜滋暗长，这个顶峰是行将喷发的火山，冷峻的平静掩藏着炽灼的骚动。
秦始皇一行浩浩荡荡渡浙江时，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有正在吴中避难的项梁和项羽。项梁为已故楚大将军项燕之子，项羽为项梁之侄。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见到秦始皇，不禁脱口便说：
“彼可取而代也。”沛县(今名仍旧)的刘邦为亭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送役徒到骊山去，役徒相继逃亡，刘邦担心到骊山时会跑得一个不剩，干脆把役徒放走，自己也逃亡了。秦始皇一行北渡长江，前往琅邪时，刘邦正躲在芒、砀两山之间(在今河南永城东北)。一旦政局动荡，岂但项梁、项羽和刘邦，举兵反秦者将不可胜数。是年夏，秦始皇在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西南)西渡黄河时病倒。复前行，病情迅速恶化。自忖将死，乃作玺书命扶苏自上郡回咸阳会葬。不久，秦始皇病死在赵国的沙丘宫(在今河北平乡西南)。李斯决定秘其事，不发丧。秦始皇赐扶苏玺书尚在中车府令赵高处，未送出。赵高与李斯合谋，立从行的秦始皇少子胡亥，另作玺书赐扶苏与蒙恬俱死。到咸阳后，发丧。胡亥立为秦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春，杀公子12人，公主10人，相连坐者无算。人必自败而后人败之，帝国也如此。
（第七节陈胜、吴广首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夏，楚人陈胜、吴广聚众起义。陈胜，字涉，阳城(在今河南方城东)人；吴广，字叔，阳夏(即今河南太康)人。他们都是贫民，应征为卒，将远戍渔阳。同行戍卒共约九百人，陈胜和吴广都是屯长。因雨滞留蕲县(在今安徽宿州南)大泽乡，误了限期，于法当斩。陈胜、吴广击杀领队的两名县尉，即以九百人反。《史记·陈涉世家》记陈胜、吴广密谋：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倡)，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天下苦秦久矣”，这是起义发生的大背景。至于失期当斩，则是起义发生的小背景。诈称项燕，是要利用民众有好感的楚贵族。诈称扶苏，是要利用民众有好感的秦皇族。
这样，便于组成多阶级、多族系的统一阵线。号曰“大楚”，是为了激发楚人的复仇意识。事先行卜，是楚俗。请神鬼、狐祥相助，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合情合理的。
同行的戍卒赞成起义，于是，他们举行盟誓和祭祀，假托扶苏、项燕，以“张楚”(意即复兴楚国)为天下倡。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除了从两名县尉那里夺来的佩剑，他们没有任何兵器。
贾谊《新书·过秦论》说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应是真实的写照。下文为“天下云合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这也没有夸张。陈胜、吴广率领几乎手无寸铁的九百壮士，攻下大泽乡，才有了些兵器。随即攻下蕲县，兵器才多了些。陈胜命葛婴以偏师东征，自己和吴广以主力西征，其势乃如破竹，原因如《史记·陈涉世家》所记：“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陈胜、吴广率所部西行，至陈县时，已有车六七百乘，骑一千余，卒数万人。起义将士攻克陈县，陈胜把当地的三老和豪杰请来议事。陈县是楚国的旧都，士民怀故国之恋，三老和豪杰一致认为：陈胜讨伐暴虐的秦朝，重立楚国的社稷，有大功，宜称王。陈胜乃即王位，时人称陈胜为陈王。葛婴攻克东城(在今安徽定远东南)，立襄强为楚王。事后听说陈胜已即王位，乃杀死襄强，回陈县复命。陈胜以为葛婴有异志，约一年后杀之。
陈胜、吴广起义虽由农民首倡，但它一开始就是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族系基础的人民起义。
刘邦，字季。当陈胜、吴广起义时，刘邦正亡匿在山泽之中，已啸聚了数百人。相传刘邦醉酒行于泽中，杀死了一条当道的白蛇，事后有人经过白蛇死处，见到一位老妪在哭泣，怪而问之，老妪说她的儿子是白帝子，被赤帝子杀了，说罢便不见影踪。人们猜想白帝子是秦人，赤帝子是刘邦。刘邦听说如此这般，不禁窃喜。在陈胜、吴广起义后，沛县的主吏萧何、狱掾曹参和屠狗为业者樊哙与刘邦里应外合，杀县令，占县城。萧、曹推刘邦为首，父老卜筮也以刘邦为最吉，于是刘邦自号沛公，响应陈王，祠黄帝，祭蚩尤，张赤帜。刘氏乃晋裔楚籍，仍尊龙。当时楚人已与诸夏认同，奉黄帝为共祖，所以要祠黄帝。蚩尤为战神，所以要祭蚩尤。楚人固尚赤，刘邦及其从者又相信赤帝子斩白帝子的吉兆，所以要张赤帜。
秦人则尚白，秦始皇据五德终始之说，以秦朝为水德而尚黑，但秦俗仍尚白。
大约同时，会稽郡假守殷通出于秦朝将亡的预感，与项梁商议起兵，意欲命项梁、桓楚为将。项梁以为殷通不可深信，召项羽入，伺机杀殷通。项梁自任会稽太守，募得精兵八千，命项羽为裨将以统之。项羽，名籍，起兵后以字行，力能扛鼎，才亦出众，吴中子弟多闻其名而惮其勇。
陈胜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引兵围荥阳(今名仍旧)。李斯子李由为三川守，坚守荥阳，义军屡攻不克。陈胜与豪杰商议，以故楚房君上蔡人蔡赐为上柱国，以曾为春申君门客并曾为项燕视日时占吉凶的陈人周文为将军。
周文受命将兵击秦，破函谷关，兵力增至车干乘，卒数万。进围戏亭(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军威大震。秦朝赦骊山役徒，免奴产子为良，匆忙组织起一支大军，命少府章邯为将。义军将领缺少指挥经验，遇上章邯这个老练的统帅，就处处陷于被动了。章邯率秦兵大破义军，穷追不舍，周文自刭，义军溃散。
先是，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奉陈胜命经略赵地。至邯郸，武臣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以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胜从蔡赐议，遣使贺武臣为赵王，而拘留武臣等家属于宫中，封张耳子张敖为成都君，促赵发兵击秦。武臣等拒不出兵，坐视义军为秦军所败。武臣遣卒吏韩广引兵北上，经略燕地。韩广受故燕遗老遗少煽动，袭武臣故智，自立为燕王。武臣无奈，遣使送韩广家属到燕国。齐人田儋自立为齐王，击起义军将领周市所部。周市退至魏地，欲立故魏宁陵君咎为魏王，而咎尚在陈县。周市请于陈胜，使者往返五次，陈胜无奈，遣咎至大梁为魏王，而周市为魏相。这时，楚、赵、燕、齐、魏都已复国，独韩因适在激战之地而尚未复国，但后来也有了韩王成。
刘邦率所部攻克丰县(今名仍旧)，命部将雍齿留守，自引兵进攻薛县(在今山东滕州)。魏相周市以丰县原属魏国为由，攻夺之。
雍齿背叛刘邦，投降魏国。
吴广所部义军围荥阳，旷日持久。章邯所部秦军东进，攻无不克。义军将领田臧矫陈胜令杀吴广，献其头于陈胜。陈胜顺水推舟，即以田臧为令尹。田臧率精兵迎击秦军，不幸兵败身死。秦军解荥阳围，义军败退。
李斯身为丞相，不能安民。其子李由职居三川守，不能平乱。
由此，秦国某些贵族对李斯颇有讥诮、谴责之辞，秦二世对李斯也啧有烦言。李斯忧惧，乃上书言“督责之术”。所谓“督责之术”，据《史记·李斯列传》所记，即人主须“独断”、“独行”、“独制”、“独擅”，对臣民宜轻罪重罚。秦二世从李斯议，于是，“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
如此倒行逆施，无异为渊驱鱼。
但这时义军的状况也不佳，四分五裂不足以喻其乱，他们各霸一方，相互猜忌，相互掣肘，相互残杀，内耗严重。
秦嘉所部义军围秦东海守庆于郯县(在今山东郯城)，陈胜命武平君畔监其军。秦嘉不受命，矫陈胜令杀武平君畔，自立为大司马。
章邯以秦军主力攻克陈县，杀楚上柱国蔡赐。陈胜逃到下城父(在今安徽涡阳东南)，为其御庄贾所杀，庄贾降于秦，时在夏历十二月。秦以夏历十月为岁首，陈胜遇害时已入秦二世二年。
陈胜从首义到就难，将近半年。
司马迁认为，陈胜之所以败亡，是因为用人不当，施刑太滥，既疏远了民众，也疏远了将领，以至效忠于他的人越来越少。据《史记·陈涉世家》所记，陈胜早年做过雇工，曾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称王后，有个同他一起做过雇工的老朋友跑到陈县去找他，进了他的王宫，见到巍峨的殿宇和华美的帷帐，叹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夥”乃楚地方言，其义为多。“颐”为助声之辞。“沈沈”，裴骃《集解》引应劭所云为深邃之貌，但其义与“涉之为王”不相接；司马贞《索隐》引刘伯庄所云同“谈谈”，“故人呼为‘沈沈’者，犹俗云‘谈谈汉’是”，此说可通。全句可意译为现代汉语如下：“真多啊！陈涉这王做得可真不赖！”这话传了出去，被人引为笑谈。这位雇工老朋友在王宫里进进出出，举止越来越随便，说话越来越放肆，竟被陈胜处死。“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胜派朱房做中正，派胡武做司过，专门纠察群臣，苛刻严酷，深受陈胜宠信。“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吴广起义纯属官逼民反，一切都是自发的。对暴虐的义愤和对专断的喜好，对贫贱的嫌恶和对富贵的歆羡，仁厚的心肠和狭隘的胸襟，英勇和怯懦，机敏和愚昧，愿望的明确和理想的模糊，无不显示了古代农民的本色。他们失败了，但有天然弱点的英雄毕竟还是英雄。他们牺牲了，但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第八节秦亡
义军将领吕臣曾为陈胜涓人，获悉陈胜遇害，即率所部攻占陈县，擒获并处死了庄贾。不久，陈县再次被秦军攻破，吕臣率残部南走。秦嘉知陈胜已死，乃立景驹为楚王，时在秦二世二年端月，公元前208年春初。大约同时，义军将领召平矫陈胜命拜项梁为上柱国。项梁率江东子弟八千，西渡长江。刘邦率所部往投景驹，攻克砀县(在今河南夏邑东南)，兵员增至九千。项梁引兵西进，在淮南收容了陈婴所部义军。继而北进，在淮北收容了英布(黥布)所部义军。到下邳县时，兵力增至六七万。项梁不知陈胜已死，认为秦嘉和景驹是背叛陈胜，其罪当诛，即麾师北上，击杀秦嘉和景驹，并其军。随即率所部进占薛县，兵力逾十万。刘邦攻丰县不克，到薛县求项梁。项梁助以义军五千，刘邦才占领了丰县。这时，项梁获悉陈胜确实已经遇难，乃召请刘邦和其他义军将领到薛县会商。
与会者有一位范增，居巢人，年已七十，深谙韬略，好用奇计。
范增对项梁说，陈胜失败，是因为他不立楚王的后裔而自立，势难持久；现在楚地的义军诸将都追随您，是因为您的先人世世为楚将，相信您能扶立楚王的后裔。项梁和其他义军诸将都以范增所言为是，便派人到民间去寻找楚王的后裔。不久，找到了楚怀王的一位孙子，其名为心，在替富人牧羊。项梁把这位王孙请来，立之为王。为了顺从民意，仍称楚怀王，即以祖谥为号。陈婴受命为上柱国，封五县，随侍楚怀王，以盱台(在今江苏盱眙东北)为临时国都。项梁自号为武信君，统领义军。
章邯率秦军击败齐军，进围东阿(在今山东阳谷东北)。项梁率楚军与齐军联合，大破秦军，解东阿围。楚军追击秦军，齐军竟拒不相从。项梁以大局为重，敌友分明，仍与齐国通好。项羽军与刘邦军协同作战，连破秦军于城阳(在今山东菏泽东北)、濮阳(在今河南濮阳西南)、雍丘(在今河南杞县)，斩李由，战绩辉煌，兵势炽盛。赵高与李斯相攻讦。秦二世处深宫，耽燕乐，为赵高玩于股掌之上，以谋反大罪腰斩李斯，夷其三族。《史记·李斯列传》记李斯将就斩时，“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李斯的一生，功固煊赫，罪亦昭彰。后世之论者，以国家统一而褒之固宜，以民众苦难而贬之亦无何不当。
项梁因胜而骄，疏于戒备。章邯得援兵，衔枚疾走，突袭项梁军于定陶(在今山东定陶东北)，项梁兵败身死。楚怀王徙都于彭城(在今江苏徐州)。项羽、刘邦、吕臣相约东保彭城，项羽军驻彭城西，吕臣军驻彭城东，刘邦军驻砀县。楚怀王以吕臣父吕青为令尹，而形同虚设。
章邯也因胜而骄，以为楚军不足为忧，乃北上击赵军，遣将围钜鹿。宋义曾预言项梁必败，楚怀王以为其才堪大用，命为上将军，号曰“卿子冠军”；命项羽为次将，封鲁公；命范增为末将；命刘邦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命吕臣为司徒。宋义、项羽、范增俱受命北上援赵，刘邦则受命西进略地。据《史记·高祖本纪》，楚怀王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宋义好发高论，偶或言中，颇为自负，其实既不通兵法，又不顾大局。顿兵安阳46日，意在待秦之弊。其时已入秦二世三年，天寒，大雨，士卒缺衣少食。项羽要求北上击秦军，宋义执意不从。
一日早晨，诸将晋见宋义，项羽矫楚怀王令，拔剑斩宋义。诸将共立项羽为假上将军，遣桓楚向楚怀王报命。楚怀王真除项羽为上将军。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烧舍，只带三天军粮，以示有进无退。楚军围秦军于钜鹿，九度合战，大获全胜，时为公元前207年初。《史记·项羽本纪》云：“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项羽军进击章邯军于浊漳水南，大破之。章邯请求与项羽为盟相约，实即投诚。项羽留章邯于楚军中，以防反侧。命章邯部属长史司马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导西行。进至新安(在今河南渑池东)，发现秦军吏卒似有携贰之意，项羽命楚军连夜包围并击毙、坑杀秦兵20余万人。坑杀降卒是秦人发明的战法，这时轮到秦人自己成为坑杀的对象了。没有被坑杀的，只有章邯、长史司马欣和都尉董翳。赵高已为中丞相，不知足，迫秦二世自杀，欲自立为帝。无奈百官无拥戴之意，于是立秦二世兄子子婴。子婴称病不临朝，诱赵高入宫，命宦官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
刘邦兵少势弱，受命西征，屡战屡败。此人既不儒雅，又不威武，但能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因而屡蹶屡兴，部属逐渐变少为多。
刘邦舍北趋南，避实击虚。韩王成与刘邦交好，遣张良送刘邦至关中。刘邦用张良所献计，先后诱降秦南阳守和秦武关将，北上与秦军战于蓝田。刘邦多张疑兵旗帜，严禁士卒掳掠。秦人斗志冰消，两战皆败，从此溃不成军。当项羽军未到新安时，刘邦军正直趋咸阳。是年十月，子婴乘素车白马，奉皇帝玺符，以组系颈，出宫到枳道(或作“轵道”，在今陕西西安东北)，向刘邦投降。刘邦入咸阳，一头扎进秦宫里去，乐不思出。樊哙谏阻，刘邦不听。《史记·留侯世家》记张良继樊哙谏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刘邦本来既贪财又好色，但他能忍小谋大，听了张良的忠言，当即退出秦宫，领兵到霸上(在今陕西西安东)驻扎，下令守护宫室，封闭府库，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后来项羽的谋主范增听说刘邦如此，断言“此其志不在小”。
刘邦召集当地的长老、豪杰，宣布“约法三章”：其一为，杀人者处死，其二、其三为伤人者、盗物者抵罪。此外，诸多苛细的秦法概予废除。要求官吏各司其职，民人各安其居，派出自己的官吏会同秦地的官吏遍巡关中县乡，晓谕周知。《史记·高祖本纪》云，“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辞让不受，宣称“不欲费人”。于是，“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项羽在函谷关外听说刘邦已到咸阳，函谷关内有刘邦的守军，大怒，挥师破关而入，长驱而西，直到鸿门(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才驻扎下来。项羽军40万，刘邦军10万，彼此强弱悬殊。刘邦左司马曹无伤为了讨好项羽，派人对项羽说，刘邦要在关中称王，以子婴为相，独占秦宫的珍宝。范增被项羽尊为“亚父”，这时极力敦促项羽尽快收拾刘邦，以绝后患。项羽传令全军：次日一早就吃好吃饱，去打垮沛公的部队！一场恶战即将爆发，胜负不问可知。然而，它却因项羽季父左尹项伯与张良为生死之交而暂时化解了。
秦末，项伯曾有难，受庇于张良，得免一死，由此对张良感恩图报。项伯知道次日大战刘邦必败，张良必死，于心不忍。于是连夜骑马跑到刘邦军中，秘密会见了张良，要把张良带走。张良问明原委，表示一定要向沛公告辞，否则不义。张良问刘邦是否确实有称王关中的打算，刘邦坦然承认说，那是臭小子给我出的馊主意，我不知怎么竟听了他的。张良问，大王能抵挡项王吗？刘邦说，当然抵挡不住，那可怎么办呢？张良向刘邦介绍了自己与项伯的交谊以及项伯密告的消息，请刘邦对项伯说明绝无背叛项羽之心。刘邦问，项伯和您哪个岁数大些？张良说，项伯比我年长。刘邦说，赶快请项伯来，我得像对待兄长那样对待项伯。项伯见了刘邦，刘邦向项伯敬酒祝寿，约为儿女亲家。双方一下就变得如此亲热，这也是刘邦的过人之处。然后，刘邦说，我进了关，秋毫不敢沾手，等着上将军来。派兵守函谷关，只是怕强盗进出，别无他意。我日日夜夜盼着上将军驾到，难道会反叛吗？请您务必把我的真心实意向上将军转达。项伯请刘邦次日一早到鸿门面见项羽，随即赶回项羽军中，把刘邦的话一五一十向项羽报告，对项羽说，人家若不先击破关中的秦军，你难道就这么容易进来吗？人家有大功，你却去打他，这是不义的，不如善待沛公。项羽耳软心软，当下就同意了。
次日便是“鸿门之宴”，《史记·项羽本纪》有精妙的记述，原文如下：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隙)。’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按，楚俗尚东、尚左，席间以东向为最尊，以南向为次尊，四人俱坐而张良独侍，太史公叙事曲尽其妙，不著一字之褒贬，而项王倨傲之态和沛公委屈之情跃然纸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按，“玦”、“决”音同，范增举玉玦示项羽，是要项羽下决心杀刘邦。)范增起，出召项庄。(按，项庄为项羽从弟。)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
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
‘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
‘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
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
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
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中，立诛杀曹无伤。”
项羽无意为关中之王，于是引兵西进，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火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羽“怀思欲东归，曰：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曾经劝项羽定都关中的某人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听到了，立即烹杀此人。项羽派人报告楚怀王，楚怀王表示“如约”。于是，以楚怀王为“义帝”。所谓“义帝”，即有名无实之帝。项羽宣布封18人为王：
刘邦先入定关中，“如约”应王关中。范增与项羽密谋，把刘邦放进山里去，竟说巴、蜀、汉中也算是关中，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关中，都南郑。汉中之地三分：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黄河；董翳为翟王，王上郡。这关中三王，是项羽用以封堵汉王的。此外，徙魏王豹为西魏王、封申阳为河南王、韩王成仍为韩王、封司马卬为殷王、徙赵王歇为代王、封张耳为常山王、封黥布为九江王，封番君吴芮为衡山王、封义帝柱国共敖为临江王、徙燕王广为辽东王、封臧荼为燕王、徙齐王市为胶东王、封田都为齐王、封田安为济北王。加上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共为19王。此时为公元前206年春初，后来刘邦以是年为汉元年。
诸侯各就其国，汉王赴南郑。张良该回韩国去了，但他先送汉王至中途。拜辞之际，张良建议汉王烧绝所经的栈道，示楚霸王以无东还之意。汉王从其议，楚霸王果然不以汉王为忧了。
楚霸王一到彭城，就强迫义帝远徙靠近五岭的郴县。不久，密令衡山王和临江王，袭杀义帝。这位本来就只是象征性的共主，连象征性也随着他的血肉之躯一起消失了。
本来不是象征性的韩王成，这时也变成象征性的。楚霸王不许他就国，他由张良陪同随楚霸王迁居彭城，徒为寓公。
楚霸王的贡献是击败秦军的主力。军事上，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雄杰，叱咤则风云变色，喑呜则山岳崩颓。然而，政治上，他全无远见卓识，恋旧复古，倒行逆施，以至变统一为分裂。他视诸侯为傀儡，生杀予夺，概由己出。无奈傀儡难得，叛服无常的诸侯彼此攻伐不止，乃如重演春秋战国故事。
（第九节汉兴
汉王跋山涉水前往南郑，途中就有一些将士逃回楚地去了，军中常唱楚歌以寄乡思。官位还不高的韩信，后来佐汉王平天下，用兵若有神助，这时也开过小差。
韩信，淮阴(今名仍旧)人，少贫。项梁渡淮水，韩信仗剑相从。项梁死，韩信从项羽，为郎中。韩信以其兵略说项羽，项羽漠然置之。汉王入汉中时，韩信去楚投汉，初为连敖，后迁治粟都尉。
丞相萧何曾与韩信深谈，叹为奇才。韩信因汉王未予重用，一度逃亡，为萧何追回。《史记·淮阴侯列传》记其事曰：“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
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曰：‘韩信也。’上复骂口：‘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
‘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汉王思贤若渴，从萧何议，设坛场，具礼节，拜韩信为大将，全军因事出意外而大惊。
汉王向韩信求教，问以如何东争天下。韩信说，主要对手是楚霸王。楚霸王勇悍过人，但只是“匹夫之勇”；慈爱待人，但只是“妇人之仁”；所任唯亲，“诸侯不平”；所过喜杀，“天下多怨”。“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邯、欣、翳三王为秦人所痛恨，“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汉王大喜，军务悉委韩信处置。
汉王一行到南郑不过三个多月，就北上关中，降塞王欣和翟王翳，围雍王邯于废丘(在今陕西兴平东南)，定三秦。这时，楚、齐正在交战，楚军烧杀，齐军顽抗。
公元前205年———汉王二年，春，汉军出函谷关。楚霸王杀韩王成，张良重投汉王，汉王以张良为成信侯。汉军与塞、翟、魏、殷、河南五诸侯兵共56万人，攻克彭城。汉王以为大局已定，连日与诸将会饮。楚霸王亲率精兵仅3万人自齐鲁回救彭城，一鼓作气，大破汉军。汉军崩溃，死20余万人。汉王突围西走，途中问张良，何人可与共成大业？张良答以黥布、彭越、韩信三人。黥布为九江王，与楚霸王不和；彭越是自成一部的义军将领，未受封，曾与齐共反楚；至于韩信，则是汉军的主将。后来汉胜楚，果然是这三人出力最多。
汉王收散兵，守荥阳。而后汉军拔废丘，杀章邯。
公元前204年———汉王三年，广野君郦食其建议汉王复立六国之后，以为如此则诸侯必叛楚而从汉。汉王从其言，让人刻好了六国的印。命郦食其出使行封。郦食其将行未行时，张良谒见汉王，汉王正在进食，说起此事，张良以为断不可行。《史记·留侯世家》
记张良借汉王进食所用的箸为汉王筹划，一连指出八个“不可”的缘由，最后一个是：“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张良的结论是：“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醒悟，吐出口中的食物，骂郦食其道：“竖儒，几败而公事！”当即让人销毁了六国的印。
这时的张良，认识大有提高，不再以报仇复国为念，而能为统一大业着想了。在张良诱导、辅佐下，汉王的认识也今非昔比，能看清历史前进的方向了。
楚汉争战历时三年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楚霸王终于不敌顺历史潮流而行的汉王。楚霸王一度建议以鸿沟(在今河南，流经荥阳、中牟、开封、通许、太康、淮阳诸地)为界，其东属楚，其西属汉，平分天下。汉王表示同意，但在楚军东撤后即纵兵追击。最后一仗的战场是垓下(在今安徽灵璧东南)，汉王召韩信、彭越、黥布等各引所部兵合击楚军。汉军逾30万人，楚军近10万人。韩信用兵，自称“多多益善”，虽不是每战必胜，但总能反败为胜。这次是最后的决战。汉军主力全是韩信的部下，韩信自将中军，其部属蓼侯孔熙、费侯陈贺分别将左军、右军，汉王和其余诸军殿后。韩信先进兵，不利。左军、右军俱进，楚军败退。韩信纵兵追敌，楚军大败，汉军合围。《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酒罢，楚霸王上马，率精骑800突围南逃。次日黎明，汉军骑将灌婴率5000骑追击楚霸王。过淮水后，能跟上楚霸王的只有100余人了。到了阴陵(在今安徽定远西北)，迷失方向，便问一个农夫，这个农夫骗他们向左拐，让他们跑进沼泽中去，以致追兵赶上了他们。
到了东城(在今安徽定远东南)，楚霸王身边只有28人了。楚霸王对他们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乌江渡口(在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亭长正驾着船，对楚霸王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楚霸王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楚霸王下马步战，负伤十余处后自刎而死。时为公元前202年初———汉王五年十二月。项羽终身自负，虽有谋士而不能用，虽有百姓而不能抚，虽有江山而不能保，至死不悟。《史记·项羽本纪》文末太史公评项羽曰：“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因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汉王乃以鲁公礼葬项羽。项伯受封为射阳侯。项氏入汉后尚有桃侯、平皋侯、玄武侯，俱赐姓刘。
是年二月，汉王即皇帝位于定陶，是为汉高祖。
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宴群臣，论及刘、项的成败，《史记·高祖本纪》记其事：“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按，“子房”乃张良字)；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从娄敬、张良议，汉高祖奠都于长安。是年六月，汉高祖入关中。其实，与楚霸王相像，汉高祖也眷恋旧乡。后来他寻访故里，一住就是半个来月。《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约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刘邦为沛公时，对儒生无好感。遇到有人戴着儒冠去拜见他，他常把那人的儒冠摘掉，撒尿其中。有时还骂儒生为“竖儒”，“竖”者奴也。薛人叔孙通曾为秦待诏博士，逃于项梁军中，后来降于汉王。叔孙通儒服，汉王不喜；改服楚制短衣，汉王乃喜。楚人陆贾从汉高祖定天下，官拜太中大夫。陆贾常在汉高祖前称引《诗》、《书》，曾使汉高祖不胜其烦，但终于使汉高祖懂得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道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此事：“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在中国统一的历史上，秦人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取天下；汉代的楚人比秦人多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治天下。治天下的关键，就是汉宣帝所总结的“以霸王道杂之”。霸道和王道缺一不可，运用之妙在于因时制宜。西汉早期承秦之弊，董仲舒以为“如朽木粪墙矣”，诸帝为政尚清静，以求息兵养民。于是，黄老之学大盛。景帝母窦太后雅好黄老之言，颇尊黄老之术。武帝时成书的《淮南子》，主导思想也是黄老之学。楚人受道家影响既深且广，容易奉行以静制动和以静求动的方针。武帝中期以后，才改为杂用法家和儒家了。
汉朝之所以称汉朝，是因为楚人项羽把楚人刘邦封在汉中和巴、蜀，称之为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后不改国号，如此而已。究其实，汉朝是楚人建立的。
秦灭楚，只是秦国和楚国的此胜彼负。白色的旌旗，萧森肃杀，插遍了一统的九州大地。楚国王室和贵族的失败使民众也饮恨受辱，但它并不等于民众的失败。王气虽收，民气尚存。楚人和秦人的角逐，归根结底，是两种文化的较量，它并不因楚国的覆亡而终止。
旧形式的斗争结束了，新形式的斗争由隐而显地展开了。在新形式的斗争中，王室只留下了一个徽号，辉煌而空虚，但它能使民众回忆光荣的过去，发扬踔厉，追求光荣的未来。贵族也只是配角，但他们的声望、学识、经验等对民众的斗争有益。主角是民众，无论其为贫民、寒士、小吏，乃至吴中健儿、市井狗屠、江上剧盗，都显示了改天换地的英雄本色。一个“民族”的潜能，说得准确一些，一种文化的潜能，在生死存亡的决斗中一泻无余地发挥出来了。
亡国之痛，不独楚人有之，韩人、赵人、魏人、齐人、燕人亦有之。秦末的民众起义由楚人发动并由楚人完成，绝非偶然。细寻缘由，不止一端。楚地最广，楚人最多，此其一；楚人对秦人仇恨最深，此其二；楚人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精神最强，此其三；楚文化水平最高，气魄最大，此其四；楚人有混一夷夏的传统，容易团结东周其他各国的遗民，此其五。
楚亡秦，是楚人与秦人以及楚文化与秦文化的此胜彼负。飘扬在一统的九州大地上的，已是鲜亮火热的红色旌旗了。
汉人像楚人那样，也有宽阔的胸怀。汉文化像楚文化那样，也能博采众长而独创一格。但汉人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得者，广土众民，长治久安；所失者，奇思异想，特立独行。也许，历史就是这样，任何前进都包含着后退，只要所进者多、所退者少，民众就满足了，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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