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的兵

    我乘坐的车很好，是燕京牌四轮驱动越野车，日本尼桑的技术，车是崭新的，刚分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当坐骑，就被我征用了。驾驶员小林车开得非常棒，粗中有细的关中小伙，能把车开得和他的人黏在一块儿，密不透风。

    从西藏山南地区首府泽当到隆子县西谷的190公里路，有一半的路是在悬崖上开凿出来的，只保通不保级，人走都得小心翼翼，怕走快了崴脚，怕走偏了掉到路边的悬崖下捡不起来，那样的路天知道怎么配叫做路。小林在那样的路上把车开疯了，他把方向盘搂在怀里，就像把缰绳系在手上的好骑手，要的只是驰骋，全然不把那条不配叫做路的路放在眼里。有时候路上有石头——路上总是有石头，成堆成堆的石头，泥土相反倒少——他也不躲避，呼啸而上。他那么呼啸一上，我就想，完了，悬崖紧贴着裤腿线，这回非得下去了。我还想，妈的，真是亏了，这要下去了，几十丈的深渊，不摔碎也给雪水冻成鬼了，再冲到印度的那一头爬起来，遇上两个大胡子兵来抓俘虏，还能踢打个屁呀。但是我那么想，其实并没有完，一次也没有完，车头颠起来，颠到半空中，小林若不是搂缰绳似的搂着方向盘，差不多就像要去马鞍边摸牛皮酒壶的样子了，闲情逸致得要命，脚下却猛踩油门，轻磕马肚的样子，小林就是这个样子让燕京车飞起来，驮着我们也一起飞起来，车子划一道漂亮的弧，从S形山路的这一头直接飞向那一头，颠两颠，然后继续往前开。

    缰绳不在我手上，我不是骑手，管不着马儿狂奔还是碎步的事，我只能看窗外的风景。我在路上看到了两座赵尔丰留下的古兵营，斜阳中它们皮剥肉蚀地伫立在那里，风过时萧萧有声。我还看到了狐狸，是一只美丽的草狐，蓝眸深似古潭，双耳竖如幽兰，它从车头掠过去，风扬似的升上山，回过头来扬起下颏看我们。同行的摄影家郭力趴在另一边车窗上，盯牢了看他只在梦里见过的山山水水，一副要死过去的陶醉样子，然后长叹一口气，活了过来，一活过来就诗兴大发，说他要改行当诗人，并且立刻找我要笔和纸。我说要笔和纸做什么，诗该诵出来的。我这么说，就随口吟出如下诗句：

    云

    抽出横挎鞍前的腰刀

    割一片云彩下来

    揩一把汗塞进行囊

    打马走呀我的兄弟

    无论走到哪里

    西藏都在我的行囊里

    ……

    山

    让我做你们中间的一员吧

    让我做一座山

    让我做坚强和忠贞

    做静静的坚守和没有希望的伫立

    让我积淀成石

    结实得无需语言

    我来得太晚

    来时什么也不是

    我将以年轻和执著

    创造我的海拔高度

    ……

    江

    大峡谷

    我不是你飘逸的长发

    不是你终年的倾诉

    我是你胸膛里

    一根按捺不住的血管

    ……

    车到西谷边防某部队驻地，再不能往前走了，不是小林的燕京车底盘被石头刮得太厉害，也不是小林在悬崖边上飞了一整天飞乏了，而是再往前走，去麦克马洪线北端的马及墩一分队、阿相比拉二分队和形穷普张四分队得换西谷部队的车，还得换西谷部队的驾驶员。有军区来的驾驶员自恃百里挑一的过硬技术，又有美式沙漠王子这样的好车，把车颠颠簸簸一晃晃地开了进去，开进去就不敢再开出来了，好说歹说央求西谷部队的驾驶员帮忙把车给开出来。西谷部队的驾驶员因此牛气十足，说，你把休斯敦宇航中心的那帮大鼻子叫来，他要能把车开进马及敦，我不用学，立马就把他的挑战者号给鼓捣到火星上去，不信试试？

    这个部队是我见到的驻地最偏僻的部队，这里离隆子县城还有上百公里，周近几无人烟；这个部队的政委张晓军是我见到的最冷静的政委，在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我自始至终没有在这位六十年代出生书卷气十足的中校脸上捕捉到什么。他在说到部队与外界隔绝，大雪封山时小半年吃不到新鲜蔬菜和肉食，“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的时候脸上是安静的；他在说到战士罗国稳巡逻时因地形复杂坠入山崖下，指导员阳辉巡逻时被洪水冲走，一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负过伤荣立过战功的军官因长期寂守荒谷而精神失常的时候脸上是安静的；他在说到部队里大量军官的家属下岗失业，四分队一位排长因半年封山期与未婚妻失去联系而鸳鸯双飞，部队里的许多军官至今没有对象，最近刚批了一位营级军官的假，让他回内地找对象，还不知能不能找上的时候脸上是安静的；他在说到边防军人的价值就是国家的价值、民族的价值、人民的价值，那是他和他的部队唯一的价值时脸上仍然是安静的……

    我在听他安静地讲述时心里想到了一个词：生命状态。

    我说的是那种我们不曾知道的生命状态。

    第二天清晨，我看到了一次边境线上的升旗仪式。曙色之中，三个年轻的旗兵踏着军号声正步而来，他们脸色酡红，唇角皲裂，拾级走上旗台，随着国歌声扬臂出旗，荷枪致礼。天空中没有鸟儿飞过，在我的眼里，整个西谷只有那三个青杠树般挺拔的兵和那面在海拔3310米高度猎猎飘扬的国旗。

    换了部队里的吉普车，我去麦克马洪线上的一分队和四分队，中尉杨大海陪我。杨大海是四川师范学院教育系的毕业生，大学毕业后自愿申请到部队的，他从小就想当一名军人，现在如愿以偿了，他的同学毕业后大多数从政或者经商，其中不乏成功者，杨大海对此一点也不后悔，他说如果要他重新选择，他还是想当兵，他说当兵的人和做别的事的人不一样，我问有什么不一样，他不说，只是笑，很自信地笑。

    两个四分队的兵搭我们的车回部队，一个是22岁的中士张廷泽，一个是19岁的中士李发源。他们俩是到西谷来治病的，病治好了，回连队。

    张廷泽一爬上车就惊喜地大叫，一边叫一边不断地朝车外招手。他是朝营区里的战友和路上的藏民招手，有一次他还对一头牦牛招手，说嘿。他很爱笑，咧着嘴，像个大孩子，快乐无比，好像他要回到连队了，是应该快乐似的。他还喜欢唱歌，嗓子不好，偏偏喜欢唱。他一唱，李发源就跟着他唱，杨大海也跟着唱。他们唱《青藏高原》，唱《嫂子颂》，唱《好人一生平安》。驾驶员在前面不唱，驾驶员在前面把车开得要飞起来，并且在随车音响中很大声地放进行曲和摇滚乐，他那么放进行曲和摇滚乐，好像他自己就是那中间的一个音符，只需跳跃，用不着唱的，只是在车子颠起来又落下去的时候重重地哼一声，大约是给弟兄们一点节拍的意思。

    翻越5400米的卡拉山口时，驾驶员停下车来做车辆检查。张廷泽闲不住，拉着驾驶员要和他摔跤。驾驶员不干，说，你要把我摔坏了谁来开车？张廷泽就嘿嘿笑着跑到我的身边来，指着山下的一片坡地说，那一年连队里有一位弟兄病了，要死了，连里派副指导员和他用马驮着那位要死的弟兄送出来，一百多公里的山路，他们走了两天两夜，走得乏极了。“喏，就是那里，我走到那里时实在熬不住，睡着了。”他说。他又问我：“你到咱们四分队去？”我说：“是”。他说：“去咱们四分队你就去对了，去别的地方你有什么劲，咱们四分队整天和鬼子打交道，你想想，当兵不和鬼子打交道，你那当的是什么兵？”他又告诉我说：“我们四分队的月亮比鬼子的月亮大，而且明亮。”我问：“为什么？”他很认真地解释说：“我们的山头比鬼子的山头高。”

    翻过卡拉山口之后，我们进入雨季的边境。

    我一直认为季节是由着时间来决定的，到这里之后才知道，季节也是可以由着山来决定。山的西边是阳光明媚的夏天，山的东边却是阴雨绵绵的雨季。这里一年到头只有两种天气，从4月到10月是雨季，其余的时间则是大雪封山的日子。雨季，却有太阳，难怪形穷普张的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从最遥远的地方升起来，但它一直在升起来。

    路极险，并且被山水冲断了。吉普车溅起浪花冲了过去，这样子有点像巡洋舰。

    7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马及墩一分队。

    听见汽车的轰鸣，营区里的士兵一下子冲了出来，冲进雨地里，将车子围住。一只黑乎乎个头巨大的藏獒也跑了过来，和战士们站在一起看着我们。杨大海脸色都白了，说完了。他下车，把藏族副分队长达庆拉到一边，小声说：“兄弟，实在对不起，我们出发的时候邮局还没有开门，信没有拿到，后天部队里有车送被服来，我保证，后天一定把弟兄们的信带上来。”达庆面无表情地拍了拍杨大海，走到一边去。

    站在雨地里的战士们看出来了，他们看出我们这个车上全是人，没有信，便默默地走开，雨打在他们赤裸着的头上，噼啪作响。那只藏獒不动，仍坐在雨地里，目光冷冷地看着我们，极不欢迎的架势。

    我们继续往前走，去四分队。张廷泽高兴地说：“我们上高速公路了。”我问：“高速公路在哪儿？”张廷泽说：“我们屁股下不是高速公路吗？”我愣了一下，明白了，他是说这条路比先前的路平缓一点，驾驶员在这条路上跑起来不用咬牙。我就笑。张廷泽见我笑，就向我提要求，要我一定去他驻守的3197高地看一看，他往我身边凑了凑，说：“你去我就对弟兄们说你是我哥，我哥来看我了，弟兄们会羡慕得要命。”我拍了拍他的肩，说：“行，兄弟。”

    在一分队，我见到了全军最英俊的分队长昝云贵。他真的很英俊，他不光自己英俊，还拥有全军最漂亮的阵地：高耸入云的峭壁，湍急飞流的瀑布，数人合抱的红松；怪木如林，流泉淙淙，野花绽放；白雾缭绕中，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小鸟在林间婉转啾鸣……

    但是我见到了铁丝网，就像我在冈巴查果拉见到的一样，就像我在冈巴塔克逊见到的一样，就像我在亚东乃堆拉见到的一样，它们横亘在那里，撕破了美丽的风景，将流水和根连着根的松林一分为二。它们是边境，是领土和尊严。

    3197高地是昝云贵分队最高的观察站，两千四百节石阶直通云端。我们在雨中向上攀登，一路大喘地走着，全身很快就被雨水和汗水湿透了。我们用了近一个小时才爬到了半山腰的安步守卫排驻地，中士张廷泽早就像一只黄羊蹿上去了，见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去，嘻嘻地笑，说，大雪封山的那几个月，我们没有雨水吃，每天都要下山来背水，一人背50斤，跑步上山，可好玩了。

    3197高地观察站在山尖上，山尖百十平方米的地方，盖了观察班的宿舍，修了观察点，剩下一点地方，在雨季的时候种点暖棚菜，再挖出一方泥池，蓄着一汪天上落下的雨水和泥土里渗出的山水，浑浑浊浊，漂浮着几片滑溜溜的落叶，供山上的居民饮用。

    山上的居民一共六个，四个兵，一只没有名字的狗，一只同样没有名字的鸡。当然，这没有算上那些鸟儿。鸟儿很多，它们也在山头上，但是它们在山头上是为了栖歇，更多的时候它们飞走了，去了天空。那四个兵不能飞走，他们在这百十平方米的山头上守着，一守就是一年。他们甚至不能下到半山腰的安步排去。他们轮流值班，整天整天地观察着边境线的那一头，做着祖国忠诚的眼睛。剩下三个不值班的兵按照规定不能乱走动，就聊天，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聊，要不了多久，连娘胎里的事都聊过一百遍了，再没什么可聊了，三个人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张嘴只剩下喘气。云来云往，浓浓淡淡地从他们身边涌过去，云是熟悉的，变幻出一百万种样子来，都是早见识过的，熟透了，熟到兵们若不是有着责任，若鼓动手臂飞上天去，自己都能学出云的万千变幻来，没有新鲜。蚊虫很多，厚到能把人咬得跳起来，能把人咬得叫出声来；蚊虫也是老熟人，编了号都能叫出名字，比如说，被咬了一口，看上一眼就知道是谁咬的，说，203你还没有咬够呀，124你还咬呀。

    云上的日子就是这样重复着的老日子，重复得叫人绝望，绝望到极限，便盼着风湿病加重——风湿这种病闹起来很疼，但那种疼若是每日加重了，总归是有了新鲜，总归是有了可以抗争的对手。心里实在压抑得受不了，就跑到森林里去，学着野兽的样子，伸长了脖子拼命地大吼几声，吼出眼泪来，揩干，再回来，回来，守住3197高地。

    四个兵，他们是班长彭勇、山东兵王俊风、云南兵冯忠诚、湖北兵高丰华。

    我在记下他们的名字时突然发现，他们的名字真好，他们的名字每一个都属于山。

    昝云贵对我说，班长彭勇在山上已经待了一年了，在这一百平方米的云上天地里待了一年了。按照规定，在山上待了一年的兵都要换下山去，不光艰苦，还容易出精神问题。但彭勇却不想下去，他要求继续待在山上，待在云上。

    我问彭勇为什么不下山？彭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习惯了。

    3197高地上有大量的百年红松，全是几个人牵了手才能围住的，这样高大的红松，这样大面积的红松，在内地是根本看不到的，它们生长在那里，与云厮守着，年年月月，天长地久。彭勇如果这么待下去，他也可能长成它们中的一棵。

    我再一次想到那个词：生命状态。

    一分队的一个兵患了急性阑尾炎，已经痛得在床上滚了两天一夜了，分队没有车，送不出去，部队又派不出车进来接，我必须尽快把他带回部队去。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往部队赶。

    那个兵被安排在驾驶员的旁边坐着，但他一点也不老实。在路上，他借驾驶员检查车辆情况的时候两次捂着肚子溜下车来，一次是采杜鹃花，一次是追土拨鼠。他把采来的杜鹃花放在车窗前，然后看它，偷偷地乐。

    我在回到部队的第二天早上又一次看到了升旗仪式，这一次是全部队机关和直属部队参加的升旗仪式。我计算了一下时间，一分四十七秒内，部队全部集合完毕。政委张晓军在升旗仪式后讲了话，他讲话的内容是有关国旗的，我没能全记下，但有一句话我记住了——

    国旗下站立着我们部队。国旗在，部队在；部队在，国旗在！

    $沿着杜鹃走

    在海拔4422米的西藏错那边防某部队驻地，我、部队政委刘明军、副部队长王啸风离开凳子，把袖子撸起来，坐到地上，大口喝水，大声聊天，大声地笑。我们轰隆隆地聊天，轰隆隆地笑，简易房子里，老是有一种要地震的感觉。我们的身边，有两只藏南特产的红翎蓝尾大鹦鹉，它们在笼子是跳来跳去，大声地鸣叫。王啸风嫌它们吵，看了它们一眼，它们马上不叫了，刘明军再看了它们一眼，它们就缩在笼子的一角，动都不动了。我看着他们，看着刘明军和王啸风，他们目光炯炯，眸掠如挟雷闪电，屁股下的水泥地尘土四扬，点烟时拳头攥得咯吱咯吱响，那烟不是打火机点燃的，而是吹气自燃的，我就知道我遇到了边防部队里最优秀的主官。

    这支部队1959年就进驻西藏错那，负责守卫面对印度和不丹两国的150公里边境线。1962年的中印反击战中，该部队的方向是东线和中线的主要作战主向。1962年8月20日，印军首先袭击这支部队驻守在择绕桥的哨卡，打死打伤中方官兵各一人，打响了侵略的第一枪；8月24日，印军再次进攻择绕桥，打死中方士兵3人，中方被迫还击，打响了自卫反击的第一枪。自卫反击战中，该部队参加了歼灭印步军第七旅和炮兵第四旅的克节朗战役，歼敌539人，自损15人。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国防部授予该部队3分队7班长吴元明战斗英雄称号，授予吴元明、占堆、王祥才一等功臣称号。

    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部队所有的边防分队都驻守在条件恶劣的地方，一半以上的分队不通公路，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因为大雪封山与外界隔绝，所有的生活用品都靠囤积，吃不上新鲜蔬菜和肉食，只能吃八九十年代生产的罐头和六七十年代生产的脱水菜。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和巡逻路线的艰苦，前几年，每年都有官兵在严冬执行边境巡逻的任务中冻死或者冻伤。

    我去错那部队的当天，新华社两位年轻的女记者上了无名湖高地分队。汽车把她们送到没有路的地方，换上马，开始在乱石中行走，这种在乱石中颠来晃去的行走需要大半天时间。最后一段路，她们得丢弃马匹，并用绳索拴着吊下悬崖，再攀援上绝壁。部队派了几名擅长高原山地跋涉的结实的士兵护送她们，同时用电台通知无名湖高地负责接应。她们凌晨出发，到下午6点钟的时候，无名湖高地给部队来电，说他们已经在望远镜里发现她们了。

    我去了肖站分队。

    肖站分队海拔4477米，与印度守军隔着一个小小的山口分据实际占领线的北南两端，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逶迤而去，那是中印边界东端唯一一条长年相通的大路，如果战争发生，也将是机械化部队唯一有可能通过的道路。

    我见到了被官兵们誉为肖站花的杜鹃。

    因为一位朋友对我说过杜鹃花的故事，我一路都在寻找着杜鹃花。这位朋友曾经六次进藏，她对杜鹃花的认识是我知道的有关对这种花最美丽的认识，也是最令人震惊的认识。我一直想知道她何以拥有这样的认识。我一直在寻找杜鹃花。我去林芝的时候，林芝的杜鹃花刚刚开过；我去米林的时候，米林的杜鹃花刚刚开过；我去西谷的时候，西谷的杜鹃花刚刚开过；我去曲松的时候，曲松的杜鹃花刚刚开过。我很失望，我甚至有点沮丧，我以为我与杜鹃花是无缘的，我与生长在高原上的这顽强生命无缘，但没想到，我在这里却找到了它们。

    我向你发誓，那是一个杜鹃花的世界——团花杜鹃、白雪杜鹃、黄杯杜鹃、多枝杜鹃、大树杜鹃……各种各样的杜鹃覆盖着大山，它们花簇绽放，红云粉雾，璀璨如锦。我站在那里，满眼都是由着性子无拘无束开放着的杜鹃花，天地不在了，风云不在了，大朵大朵的花儿依着山势噼噼啪啪地燃烧着，连身边的人都好像变成了花儿，也在燃烧着，若开口说了话，就是依着风的招。那些一丛丛跳跃着的花，它们真的开成了燃烧的样子，而雨雾就是它们燃烧出来的烟云。我站在那里看那些花，我的眸子也燃烧起来了，我觉得我自己也快要燃烧起来了，我就拼命给自己说，伙计，别急，你还没来得及长成一棵树呢。

    书上说，海拔4500米以上无杜鹃分布，肖站海拔4477米，如果真是这样，我不知道肖站的杜鹃是不是生长得最高的杜鹃。

    我在肖站分队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指导员胡志勇，然后是胡志勇的新婚妻子颜文勇。

    颜文勇很漂亮，漂亮得见到她就令人想起白居易对杜鹃花的慨叹：“闲折二枝持在手，细看不似人间有。花中此物是西施，芙蓉芍药皆嫫母。”

    颜文勇今年24岁，昆明姑娘，在昆明一家公司做业务主管。她和胡志勇是在六年前认识的，那时胡志勇在昆明军校学习，然后他们恋爱了。胡志勇追颜文勇，一直把自己从军校学员追成了指导员，他在几年前的一次探亲回家时专门挥师春城，打了一场攻坚战，结果大获全胜，干净利索地俘获了颜文勇的芳心。去年年底，文志二勇结婚了，他们是在部队结的婚，胡志勇就像当年白居易移栽山野杜鹃于自家门厅前一样，把颜文勇从四季如春的昆明移栽到了空气稀薄的西藏高原，他拥有着和白居易同样的欣喜和自豪：“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年树。已怜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

    今年5月份，颜文勇作为军嫂到部队探她漫长军属旅程中的第一次亲。分队驻扎在深山里，驻地像个四合院，静悄悄的，看不见一个士兵，那些年轻的士兵全都变成了杜鹃，全都开到高山上去了。颜文勇风送踯躅似的在营区里走过，在丈夫的前任亲笔写下的“士兵万岁”的红色大字下走过，她和满山的杜鹃一起，成了肖站连这个季节里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一个士兵悄悄地告诉我，在分队里，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有两样，一个是上级发下来的18张光碟中的一张——《黄埔军魂》，另一个是嫂子。

    “嫂子”，是士兵们对所有军人妻子的尊称，那意思是说，他们和她们的丈夫，他们是兄弟。

    我和颜文勇坐在她和胡志勇那个临时的小家里聊天。颜文勇拿出她从昆明带来的瓜子请我嗑，自己在一旁烤丈夫昨晚查哨时打湿的鞋，一边文文静静地说话。她说单位很照顾她，准了她两个月的假，但她进藏的时候路上周转耽搁了不少时间，再加上回去要耽搁的时间，恐怕等她回去之后会超假，这样的话她就得另找工作了；她说没关系，她的业务能力很强，如果真的被公司除了名，她就去别的公司应聘，工作总是能够找到一份来做的；她说她和胡志勇两地生活，胡志勇在空气稀薄的边防带兵，她在四季花盛的昆明打工，她住单身宿舍，白天忙工作，生活很充实，夜里她不大爱出门，有很多时间来思恋丈夫，同样也很充实；她说她做戍边军人的妻子不到半年，已经和别的戍边军人的妻子有了联络，她们在更多的时间里会彼此关心和照顾，并且一起来思恋自己的丈夫；她说她已经打算要孩子了，她想要一个健康漂亮的军人的孩子，她把孩子生下来，一边工作，一边抚养教育他（她）；她说是的，我和志勇不在一块儿，我在昆明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家，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已经是一个有家的人了……

    颜文勇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膝头上放着一本书，是一本商业会计学，她在自学商业管理大学课程。在她的头上，一只鸟笼里，有三只蓝绿相间的绯胸鹦鹉在那里跳来跳去地鸣叫着，那是胡志勇专门为她买来的。胡志勇说，我手下一百来号弟兄，我肩上一段沉甸甸的国境线，我不能整天厮守着她，只能让这几只鸟儿来替我陪伴她，否则她会感到孤独的。

    肖站的一号观察所，被军区誉为“耳聪目明”观察所，观察所与印军阵地遥遥相峙，山下就是东线的那一条唯一与印度长年相通的大道。

    观察所长年驻守着四个兵，他们是班长赵建友，士兵欧杰，士兵张启东，士兵邓继勇。

    观察所与分队相隔并不远，约摸一公里路，但驻守在观察所上的四个士兵却不能擅自下点，必须一步不离地钉在观察所上。肖站分队与外界本来就消息隔绝，观察所上的四个兵更是长年与外界隔绝着。四个兵，除了赵建友，其他三个都是一当上兵就被兵车直接拉到边境线上的这座大山里，再也没有出去过，甚至不知道只有一条丁字路的错那县城是什么样。赵建友比弟兄们的运气好，他出去过一次，是去错那县城里部队的队部，那是他被授予军区先进班长荣誉称号并立功后，到部队队部开会时去的。

    和分队里的其他弟兄们一样，观察所的四个兵最盼望的就是与家人的通信联系。在每年雨季的那半年时间里，他们的运气大多比较好，每隔两到三个月，就能读到家人的来信，但到了大雪封山的那半年，交通阻绝，所有的信都被搁滞在错那县城，甚至搁滞在地区首府泽当，只有等到来年冰雪融化之后，士兵们才能读到那些已经有些濡潮有些霉味的家信。有士兵开玩笑说，要是能发明一种适应咱们边防连队的送信方法，比如说，用122榴弹炮，把咱们的信从县里一炮打到分队来，那就好了。

    分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分队有人去县里出公差，不管公差的内容如何，一律要附加一项任务：替不能出山的弟兄们打一个电话给家里，问问平安，再报个平安。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在错那县城邮局唯一的一部光缆电话前，一个风尘仆仆的兵长时间地守在电话前，手里拿着一个记满了电话号码的本子，那个兵不断地拨通电话，一拨通电话就大声地喊：“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儿子某某的战友，我替他报平安了，他在这里一切都好，请你们别挂念。爸爸，妈妈，家里还好吗……”他打完一个，揩揩头上的汗，又拨通一个。他不断地拨通电话，不断地喊：“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儿子……”邮局里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早已经习惯了这种事，他并不知道这个兵是谁，他是几分队的，但他知道所有的分队都一样，所有的兵都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有上百个父母，而那些父母，他们每一个也都有上百个没有见过面也许永远都不能见面的儿子……

    肖站的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摄氏35度，那是滴水成冰的天气，在这样的天气里，出气都不能太急了，如果太急了，从嘴里呼出的热气会立刻凝结成细碎的冰珠，叮叮当当地砸在脚背上。士兵们开玩笑说，在这种天气里，撒尿你得撒快点，否则尿柱子会把你顶个跟头，而你若是摔倒了就再也别想爬起来了，因为地上的冰雪会像章鱼似的把你立刻黏住。零下35度，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士兵们夜里穿着大棉袄，盖上两床被子，仍然暖不过来。当新兵的时候，总有几个月是彻夜冻得无法入睡的，无法入睡就睁着眼数屋外北风呼啸而过的次数，有时候风过急了，数乱了，就从头开始数。后来就练出来了，练出了从容和皮实，风把铁皮屋顶揭掉了，过来盖上钻进被窝里照样蒙了头大睡。也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观察所的兵们仍然屹立在山头的哨所里，忠实地执行着祖国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每天推雪上山，像个雪人似的站立在岗位上，荷着钢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边境线的那一头……

    赵建友精精瘦瘦的，是个有点腼腆的小伙子。他当兵已经四年了，已经当满了服役期。我问他复员回去后打算干什么，他说如果国家需要，他会留在这里，继续干下去。我问他为什么？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小声说：“在这里待了四年，已经待出了感情。”

    颜文勇和赵建友都是云南人，肖站分队有不少云南籍的官兵，错那部队有不少云南籍的官兵，西藏军区里有不少云南籍的官兵，云南是中国杜鹃最大的产地，西藏是中国杜鹃的第二大产地，这些官兵们，他们从一个杜鹃的王国出发，来到另一个杜鹃的王国，他们沿着杜鹃走，他们从生长到繁衍，一直没有离开过杜鹃，他们自己就是一株美丽的杜鹃。

    仍然是那两个新华社的女记者，她们在肖站看见漫山杜鹃时惊讶了。她们问副部队长王啸风，这是什么花呀？副部队长王啸风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勿忘我。

    一茬一茬根植在边境线上的勿忘我，如火如荼燃烧在祖国领土上的勿忘我。

    从肖站观察所下来的时候，胡志勇问我：“你说，为什么杜鹃花是红色的？”我说：“不知道。”胡志勇说：“因为鲜血是红色的。”我想了想，我觉得他说得真好。

    $边防司令

    士兵们一看到边防司令就笑。所有的士兵们都这样，老远的，看见司令走过来，就咧开大嘴，呵呵地，好像他们看到了一个让他们十分开心的动物一样。我问他们笑什么，他们想了想，晃晃脑袋说，不知道。我也笑，我笑的原因是边防司令块头很大，身材魁梧，脸盘却生得像个大孩子，眉清目秀的，一口雪白的牙，眸子里透露出只有孩子才会拥有的顽皮和戏谑，以及那种一眼就能看穿人五脏六腑和骨头的犀利。我一边笑一边想，这人倒是合适带国奥队满世界踢球玩去，他是怎么带兵打仗的？

    我去军官食堂吃饭，一进去，看见满食堂坐着威风凛凛的军官，全是二星三星四星的校级军官，他们一个个目光炯炯，杀气腾腾，膀大腰圆，坐得笔挺。我打了个寒噤，立刻退了出来，往外走。司令穿一双家做的黑布鞋追出来，说，为什么不进来？我说，我胃疼。司令说，什么疼？我说，我去外面吃。司令皱皱眉头说，什么臭毛病？我说，我就这毛病。司令就丢下我，回身往里面走，一边走，一边抠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不管啰，不管啰。

    边防司令是肉食动物，有肉就活泼，就一拔嗓子十里之内滚炸雷；不吃肉就躁，没法睡安稳。这点习惯有点像老虎。但他不属虎，他属兔。边防司令吃肉的时候一般不说话，坐在那里，用筷子夹起一块肉——有一点必须肯定，那一定要是一块带骨头的肉——放入嘴里。他胳膊支在桌子上，笑眯眯地，嘴不见动，手也不见动，只听见脑袋后面窸窸窣窣地一阵响，骨头就干干净净一块一块顺着嘴角输送出来了，塌方似的堆在面前。然后他再将另一块带了骨头的肉塞进嘴里。你不知道他的牙怎么样，是不是虎牙，你只是怀疑他怎么能那么利索地把骨头和肉切割开，而且切割得那么干净？你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后来你就恍然大悟了，你想老虎从来不用牙对付肉，老虎其实是很珍惜牙的，老虎对付肉用的是舌头，你这么一想就想通了。

    边防司令不光自己吃肉，还主张他的兵吃。他听说前线的士兵们吃罐头吃得哭，就跑到前线去，把管后勤的军官大骂一顿，说：“你们自己吃了几年十几年烂罐头，你们自己也吃出了恶心，你们就没有想到兵娃儿也是同样的胃，也是要恶心的？你们就不知道变点花样？你们把罐头蒸着吃，炸着吃，凉拌了吃，包包子吃？多少种战术不够你们用的？要你们死守楚界？你们能不能想办法自谋生路种点大棚菜？你们没有新鲜蔬菜就不能去采点野菜？难道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成？你们蠢不蠢哪！”

    边防司令骂完军官又去给士兵们训话。边防司令对士兵们说：“咱们当边防军人的，首先要学会吃罐头，罐头不好吃，哪个龟孙子才说罐头好吃，但罐头再不好吃也得吃，硬着头皮也得吃，吃呕吐了接着再吃，咱们不光要吃，还得把罐头吃完，咱们不把罐头吃完，祖国人民就得吃，祖国人民就吃不成新鲜肉，祖国人民也包括你们的家人，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未来的媳妇，你们说，这罐头咱们吃不吃？”

    士兵们声震山河地吼：“吃！”

    边防司令私下里对我说，当兵的必须吃肉，不吃肉你怎么打仗？你没见森林里的那些动物，但凡吃肉的，哪一样不比吃素的强？

    边防司令爱兵是有名的，他见了他的兵不管怎么忙都要站下来和他们说上两句话。他喜欢和士兵们开玩笑，他学他们说话，和江苏兵说江苏话，和福建兵说福建话，和四川兵说四川话。边防司令有语言天赋，学什么像什么。我当面考查过，他能说地道的上海话和四川话，标准的八一话和不标准的普通话，还能说几句藏语。他拿那些方言来和士兵们说话，就像他们的兄长。

    边防司令刚调到军分区当司令的时候，听说军分区大院里安装了闭路电视，他就很高兴，说电视好，闭路电视好。等别人告诉他那电视只安装到科长一级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他就骂人：“谁规定了电视只让干部看？当官的业余时间可以看电视，当兵的干什么？瞪着大眼看星星啊？胡扯蛋！”在他的干涉下，军分区给所有的志愿兵、连队、车队、炊事班都安装上了闭路电视，倒是他自己，电视里播的什么片子从来不知道，不是后勤部门没有给他装，后勤部门第一个就是给他装的，但他从来没有时间看，后勤部门给他装也是白装。

    边防司令手下的兵都很爱他，一提起他就来精神，一口一个我们司令我们司令，好像那司令不是什么职务，而是顶天立地的兄长。

    边防司令老是往边防连队跑，所有的边防分队他都不止一次地跑过，那些不通公路的边防分队和哨所，他每一个地方至少去过两次以上。有一次他去错那的无名湖高地，下山时站不住，大家冲锋，他也冲锋，打仗似的呐喊着往山下跑，一个跑在他前面的士兵突然刹住脚，他为了躲避那个士兵，愣往一旁倒去，腰横磕在一块尖石上，把腰摔坏了，落下终身残疾。事后一提这件事情他就笑骂道，妈的，我要不把自己放倒，我那一百八十斤大块头，非把那兵娃儿砸趴下，砸进无名湖下变成一块石头，无名湖乱石如林，你让我到哪里去找回那个兵娃儿去？

    边防司令下分队有两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是到了条件艰苦的哨所，都要在哨所里住上一夜，和兵娃儿们唠一唠；二是到了分队，一定要在分队里吃上一顿饭，饭不另做，加热罐头、高压锅压面条、干粮，士兵们吃什么他吃什么。如果碰上有酒，边防司令来者不拒，但有一条，军官敬的酒他不喝，兵娃儿若敬酒，敬一杯他喝一杯，敬多少他喝多少，决不推辞。

    也有例外，也不是所有军官敬他的酒他都不喝，那要看情况。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边防司令曾经在一支部队里担任过部队长，他调离那支部队时，部队给他送行。送行是军人的送法，喝酒，喝酒不能全部队喝，只部队的主官们喝。主官们敬他酒，他说：“别一个一个来，麻烦不麻烦？说吧，要我喝多少？”主官们眼睛有些潮，说：“部队长，你在部队带我们这么多年，你带我们像兄长，你带这支部队像生命，你也不用多喝，你就喝我们这支部队的番号吧。”他说：“倒酒！”他就喝了，一杯接一杯，眼睛都不眨一下，喝得主官们一个个红了眼圈。部队的番号是军事机密，我不能说，我能说的是，那个番号的数字离着40不远了。

    边防司令带兵如带弟兄，即便是对入伍三天的列兵，也从来不分生。但谁都知道边防司令有一条规定，说是说，笑是笑，工作上半点含糊不能有，而且边防司令对错误深恶痛绝，天王老子犯了错，他也要上去踹天王老子一脚。

    有一次，军分区一位领导的分管工作出了差错，伤了兵，这位领导与边防司令同级别，两个人平时关系非常好，好得差不多就像亲兄弟一样，但边防司令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怒，在组织会议上拍着桌子把那位领导大骂一顿，然后指着那位领导的鼻子说，我们俩一个级别，我没有权力给你处分，但我告诉你，为这件事，我亲自向上级打报告，我还非要给你一个处分不可！

    一位军官后来对我说，这件事是碰到了那位首长，要是碰到了司令自己，他也会拍着桌子把自己给大骂一顿，然后给自己一个处分的。

    边防司令很热爱自己的营区，他到军分区当司令后，下大力气抓了营区的建设，盖起了漂亮整齐的营房，植下了大片的草地，栽下了郁郁葱葱的树木，亲自跑到食堂去抓伙食。他说：“咱们干边防的，要说苦，那是没法说，咱们当兵的，要说苦，那是不能够说，再苦的条件，我得把人留下，我得让我的人不提转业，不往后走，个个都做界碑，牢牢实实地竖在边境线上，前线的兵娃儿有一个说法，叫做以点为家，我是当家人，我得把家当好。”

    边防司令把他的营区建设得非常漂亮，在漂亮的营区里，阳光排着队照耀而来，风儿排着队徐徐吹过，士兵们排着队在营区里走过，他们昂着头，挺着胸，手臂甩得老高，军歌是整日都在响亮地唱着，让人看着，知道那是一座坚定结实的营区，知道那是一些信心十足的兵，让人在慨叹之后，舒畅得很，舒畅之后，夜里的梦踏实得很。

    边防司令抓营区建设并不真的为过日子，而是为了打仗。边防司令负责着605公里的边防线，那是中印边境最重要的一段边防线。边防司令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生，他熟读史书，深知历史是怎么回事，他从来就不认为外交谈判能解决所有的边境安宁和领土纠纷问题，他不断地向自己的部队灌输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的思想。他说：“人家要欺负你，人家要打你，人家商量都不和你商量，人家打到你头上来了，你拿讲道理去抵抗呀？你得靠军队！作为一个军人，当兵的必须会打仗，当官的必须会带兵打仗，一旦国家有事，就是咱们这些人了，少说废话，随时准备提着脑袋上！”

    边防司令说提脑袋，但边防司令并不是那种只想着牺牲的人，他当兵的时候就是一个优秀的兵，步兵五大技术出类拔萃，大比武时曾拿过大军区对抗刺杀项目的第二名，以后又做过军事教员，当过边防军团长、军分区参谋长、野战部队旅长，他一点也不想牺牲，更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在未来的战争中成为败军，他想成为一名赢得未来战争的军人。他想成为这样的军人就下死力抓部队的军事建设，从士兵的个人军事素质一直抓到部队的高科技含量。他甚至亲自跑到部队去抓手榴弹实弹投抛。他搬一箱手榴弹往那里一放，看着士兵们一枚枚把它们投完，然后满意地点点头，说：“龟儿子投得好！”

    边防司令叫金毅明，1951年出生，上海兵，1967年当兵进藏，在西藏做了32年边防军人。在我离开他的辖区时，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随时盯着我面前的3万平方公里土地。”

    他的这句话我最开始没能听懂，我不懂是因为他面前的边境线是605公里，我不知道他所说的3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概念从何而来。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坐着，看着他身后满壁书柜中的书，心里想，也许他读了太多的史书，那是史书中的一个什么典故吧。但是不久后我就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了。我回去后，在资料里查到这样的内容：中印两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就双方的国境线作过正式的政府间划定，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来到东方之前，中印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边界争执，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相处，互相尊重对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了大体上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结线而行的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1914年，英属印度斯坦外务大臣麦克马洪在中国中央政府拒绝正式签字的情况下抛出了“西姆拉条约”，在中印边境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依索拉希山口到不丹，划了一条全长860公里的红线，即“麦克马洪线”，这条线将历来属于中国西藏的门隅、珞渝、下察隅三个地区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纳入英属殖民地印度的版图中。

    在边防司令金毅明负责驻防的605公里防线之外，有九万平方公里领土中的三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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