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是一只女性波斯猫，先前是二姐养着，后来姐夫弄回来一只叭儿狗，猫狗天生是死对头，见了面就打架，打得家里一天到晚充满不安定因素，狗是新宠，占了稳定的优势，于是鸳鸯就和她的丈夫一道被疏散到父母家。鸳鸯是只健康的女性猫，生殖能力特别强，不断地恋爱生孩子，父母家被她搞得整天都弥漫着产房的味道，我们因此老是拿这件事来取笑她。
二姐在电话里说：“你胡说些什么呀，妈妈的腿又摔伤了！”
我没听清，我说：“你说什么？”
二姐说：“妈妈把腿摔伤了！”
我放下电话，待了一会儿，突然感到一阵恐慌。我把怀里的一包信件书报掉落到地上。我蹲下身子去捡，捡了这个丢了那个，又被一枚大头钉扎破了手指。我一点感觉也没有，魂不守舍，丢三落四，站起来，连包也没顾上拿，冲出报社，在大街上拦下一辆计程车。
母亲的腿不止一次摔伤过。其余几次都是没我时或我不在场时发生的，印象里最深刻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一次。
那时候母亲是一家医院的党委书记，被造反派拉出来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母亲身体不好，小时候吃了太多苦头，战争年代蹚冰卧雪，又落下了严重的肺气肿、支气管哮喘和风湿性关节炎，每天这么被造反派拉来拖去，戴着铁板焊成的高帽子，弓着腰站在台上挨斗，体力受不了。母亲大约是撑不住了，有一天偷偷从学习班逃回家。
那时候父亲已经赋闲在家。父亲丢了官职依然极讲组织纪律和原则。父亲见母亲回家，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这样？你这是逃避群众的监督改造，逃避“文化大革命”。你是党员干部，组织上是怎么培养你的，你连这样的考验也经受不住？”母亲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父亲铁着脸说：“有什么受不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不能当逃兵！”
父亲答应母亲在家住一晚上，但第二天必须返回单位接受“斗批改”。父亲是在五十几岁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被莫名其妙解除军职的，他渴望那种“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境界。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在父亲的催促下出了家门，回学习班报道。父亲自己也早早地起来，站在一旁看母亲收拾东西，父亲还令表姐把母亲送到车站。我想父亲还不至于怀疑他的战友的觉悟，他只不过是想在这个事件中加上他的意志。他从来不肯放弃自己的意志，即使他已经下野了。
那天母亲出去以后又回来了，是被人送回来的。母亲为了早点赶回学习班，去挤一辆塞满了人的电车，被人从车上挤了下来，将右腿摔成了骨折。
母亲不是不去学习班而是去不了学习班，她不是逃兵而是伤兵，这种结果当然令父亲无话可说，于是母亲被允许在家里养伤。按照父亲的想法，既然不能为革命作贡献，起码也不能给革命添负担。
事隔不久，表姐拿回家一张派性小报。小报是纠出母亲那个造反派组织的对立面一派办的，报纸揭露了纠出母亲那个造反派组织大量的“法西斯罪行”，其中一篇文章，说的是母亲的同事，医院的院长和他爱人被造反派用钢钎活活捅死的事。那位院长的妻子怀着孩子，要临产了，两口子乞求造反派再宽限几周，等生下孩子后再行刑，但造反派没答应。
我那时虽小，但还记得那位院长的样子，他常到我家来，人是从部队上转业的，很豪爽，笑起来哈哈的，是个乐观的汉子。
院长夫妇和母亲是同一个学习班的，按此推理，母亲当在死亡名单上。
表姐把小报拿去给父亲看。父亲随便瞟了一眼，说了声“扯淡”，把报纸丢开了。他在死人堆里爬了几十年，自己也死过几次，这种事不会让他太激动。母亲倒是仔细地看过报纸，看过后久久地坐在那里没说话。等我溜到贮藏室里摆弄捡来的大大小小的子弹壳时，我听见母亲拄着拐杖慢慢地去厨房做饭去了。
母亲因为摔断了腿而不能返回学习班，因而活下一条命来，这事说来也奇怪，因为母亲一向性子很烈，受不得委屈，她若是认准了没错的事，父亲的话她也是不听的，那次竟听了父亲的，赶回单位去接受让人难以承受的批斗。若是不听呢？按母亲的习惯，她是在家里闲不住的，过几天身心都恢复了，她一定会自己主动回到学习班里去，若正巧赶上一辆不太挤的电车，或者即便车子拥挤，母亲抓牢了，没被挤下车来，那么我很早就会失去母亲了。
母亲因为她的激烈性子并不是没吃过亏。
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父亲被作为“大老虎”弄出来接受审查，隔离反省。母亲那时正怀着大姐，长时间没有见着关起来的父亲，心里惦念，就写了一张纸条托人带给父亲，纸条大意是，有问题就交待，没问题别屈认。父亲接到纸条后，连看也没有看就交给组织上，以表白他的忠诚。组织上认为这是一份攻守同盟，性质很严重，就找母亲谈话。母亲觉得父亲没骨气，连老婆的纸条也拿出来坦白了，心里很生气，同时她认为自己纸条上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不理睬组织上的诱供，拒绝认错，这无疑犯了运动的大忌。母亲也被隔离了，大会小会挨批。母亲何等的刚烈，无论怎样的场合，错是不屈认的，斗争她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和人家争执，大嗓门比谁都高。有一天开会斗争母亲，母亲在台上和人吵，吵着吵着，人站着变蹲下了，不吭声了，人们上来拉她，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几个有经验的女同志看见母亲的裤腿里溪流似的淌出血来，才喊住众人。等人们从激动中回过神来，准备把母亲送到医院去时，已经来不及了，母亲就躺在斗争大会的台子上把大姐生了下来。
这一切，父亲是在几个月后解除了审查才知道的。
我家五姊妹起名，名字的头一个字都是以出生地命名的，大姐因是斗争会上生下的，那个字就叫“会”。
母亲是蒙古族人，出生在热河平泉。母亲兄妹六个，她是老丫头，用南方话说，就是幺姑娘。
外祖父家境十分贫穷，佃了人家几分地，靠老实卖力的二舅种，除去交租子的，留下一点粮食来糊一家人的口。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那一年，二舅被三丁抽一中了壮丁，祖父因为二舅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若去吃了军饷，家中的地就种不活了，一家人便得饿死，于是便让大舅顶二舅的名去当了兵。那年头东北抗日联军极活跃，大舅所在的伪满军也被抗日部队策反了，准备起义，可惜秘密被人泄露，大舅他们不得不提前举事，在没有抗联部队接应而鬼子又派来重兵弹压的情况下，大舅他们被迫泅渡到苏联。大舅先在西伯利亚伐了一年时间的木头，后来加入中国军团，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几年后扛着苏联红军中尉的军衔随苏联远东军团的队伍进入蒙古，又进入东北，再后来在我父亲手下当骑兵连长。
1947年，组织上听说大舅有一个尚未说婆家的妹妹，为解决父亲的婚姻问题，考察了大舅的家庭，然后父亲便带着警卫员，骑着马，驮着两床簇新的日本军用棉被，到大舅家去相亲。几个月后，大舅的小妹妹就成了我的母亲。
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是合江联合中学的一名学生，一个生活在东北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的战士学员。母亲很活泼，能歌善舞，是学校里有名的金嗓子，歌唱得好极了。母亲对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骑着高头大马、腰挎手枪、身后跟着两个警卫员的父亲钦佩得五体投地。母亲那个时候是连呼气都纯洁无比的女孩子，她把与一个比自己大十三岁的职业军人的结合看做崇高的献身。我看过一幅母亲与父亲结婚时的合影照，照片上，一位美丽的少女穿着一件厚厚的日本军大衣，头戴一顶同样厚的棉军帽，衣帽捂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十分甜蜜地靠在一位一脸严肃的中年军人肩头。
母亲那个时候一定在镜头面前满心甜美地做着她美好的梦。
那一年，母亲二十一岁。
实际上，母亲嫁给父亲后并没有圆了她曾经有过的灿烂的梦，她只不过是失去了自己，成为一个强大的男人的伴侣，然后逐年地由一个性格开朗的蒙古族少女变成了一个温柔体贴的青年少妇，一个随着男人四处颠沛流离的中年妇女，一个操持着一家老小衣食起居落下一身病痛的老妇人。虽然母亲在单位里也做着领导，家里有公勤员保姆厨师司机，但那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男人的附庸和一个大家庭的工具。
母亲嫁给父亲以后就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在父亲离职休养之前，我们家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满过五年。那个时候父亲和母亲都是公家的人，由他们两人组成，以后又不断添丁增口的家庭也是公家的，人走到哪里，房子是公家的，家具是公家的，保姆是公家的，寄宿孩子的学校是公家的，属于母亲的，只有两口德国造的皮箱，便于什么时候父亲调动的命令下来了，好提上就走，那里面装着父亲的功勋章委任状和两套军服，母亲自己是什么也没有的。
生下小弟之后，家里已有了五个孩子，父亲又把两个亲戚的孩子接到家里来。家里的人口多了，母亲再不能待在部队上，转业到了地方，开始一边工作，一边操持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家大口大，母亲是无一不操心的。父亲忙于他的工作，整天和苏联专家团的人待在一起，开会视察谈判吵架，不在家的日子居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叫秘书打个电话回来，说是人已经在北京或者南京了，什么时候回来，再说。
母亲在这样的日子里，每隔两三年生下我们兄妹中的一个。父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母亲怀孩子生孩子的事他大多不关心。生小弟的时候母亲感觉要临产了，要秘书通知父亲。父亲正忙着，不耐烦地说：“又不是第一回生，自己去医院。”母亲就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去了自己工作的那家医院，没多久就生下了小弟。几天后，母亲想回家休息，父亲不让，说在医院住着有吃有喝，还有人照顾，比什么不好。母亲亏得是医院的领导，没人赶她走，要不然她只能抱着小弟去住招待所了。
母亲生了五个孩子，领养了两个，我在中间，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属于夹塞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爹不疼娘不爱。说爹不疼，至今我都相信这话，因为兄弟姐妹中其他几个都承着父亲的道路走过几步，十四五岁就外出当了兵，入党提干立功受奖，让父亲在自己被解除了军职后仍然可以骄傲一回，独有我中学毕业后自己偷着下了户口，下乡当了农民，以后又当了油腻腻的工人，再以后又做了整天点灯熬油咬笔杆子的记者，成了家庭里的异类。父亲历来对文化人有一种偏见，认为文化人做的事情实在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勾当，所以父亲见了我总免不了许多教训和风凉话，在我当上了报社的编辑部主任后，他还斩钉截铁地说：“你迟早有一天要把自己写到监狱里去的！”从小到大都没让父亲脸上添光，这份不待见，我是自认了。
母亲却不然。
小时候是怎样一把屎一把尿被母亲拉扯大已无从知道，因为母亲一向只说我小时候是如何的乖，如何的带起来省力气，而从来不说她自己是如何的辛苦。正如几乎所有的母亲若炫耀只炫耀儿女的好处而不说自己的辛苦一样，母亲在提到我小时候的事时从来不曾有过主角意识。
我从小就没有让母亲省过心。年幼时我体弱多病，母亲整日整夜守在我的床头，为我端汤喂药，用脸贴了我的脸试体温。小学高年级时，我迷上了读小说，总是在温课时用一册算术书盖在一本小说上，夜里用手电筒照着在被窝里看书，让满心欢喜的母亲认定我是在日日修炼成未来的科学家。到了念中学，学校里有相当多的课程是用来学工学农学军，每逢去学校集中前，母亲便点灯熬夜为我收拾行李，第二天一大早送我出门，告诉我到了工厂多叫师傅，手脚勤快点；到了农村别怕吃苦，挑担子时少装两铲，多跑两趟；到了部队要守纪律，夜里睡通铺被子要掖严实。我中学毕业后下乡当了农民，母亲先是执意反对，抗不住我的执拗，便一定要送我去千里之外的那个山区，出发前的那几个晚上，母亲偷偷地抹着泪为我准备从酱油盐巴到针头线脑一应生活必需品，还有我的棉袄里严严实实缝进了几十斤全国粮票，让我以防万一。一到生产队，母亲便用一块旧布巾包扎了头，为我打扫暂居的旧仓库，铺好麦秸床，用明矾过滤了河里挑来的水，用风车车好臼过的新谷，然后拉着风箱煮熟了我走上社会的第一顿饭。两天之后，我送母亲登上返城的汽车，当那辆脏兮兮的汽车扬起尘土沿着山里的简易公路颠簸着远去，已经长大了的我突然有一种脐带断裂的恐惧和疼痛。我想这感觉一定是母亲给我的，在那一刻，母亲一定有着再次生产下我的疼痛和苦楚。有一段时间我血小板减少，少到极不正常的状态，母亲写信催促我回城，带着我到处寻医求药，私下里暗自抹过好多次泪。还有一段时间我身上到处都是伤，有水土不服的，有摔破了砸破了的，还有一处是被放炮时的石头砸出了一个洞，内衣上全是血迹，那一年回家，母亲自己熬了药，烧水给我洗了，在灯下一个伤口一个伤口为我处理，她差不多是用绷带把我整个人都裹起来了。
以后我便开始了独立的日子，当农民种地，当工人摆弄机器，当记者写文章，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母亲仍然每时每刻地给我以呵护。不在家的日子里母亲时常寄东西给我，大多是食品和药物。在母亲眼里，我这个做儿子的永远都处在一种饥饿状态里，眼巴巴地等着她提供热能；永远都不会保护自己，眼睁睁地受着疾病的侵害，只有她才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我。我生活散漫，没有规律，身体不好时讨厌上医院，身体更加不好的母亲到处为我求医谋药。没成家时夜里读书写作，母亲一遍遍到我房间里来，催我早睡。等到我有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又把我的儿子搂进她的被窝中，让我夜里能休息好。我的生活出现了周折时，母亲比我更痛苦，更难过，她把一切都揽到她身上，背着我一遍遍对别人说，是我害了他呀，是我害了他呀……
母亲，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操心着我的那个人，唯一心疼着我的那个人。
我无能不孝，从小到大都没有给母亲带来过荣耀，但母亲并不计较，依然疼我爱我，一点点将她的血乳挤了出来养我长大。养我们兄弟姐妹们长大，养我们的孩子们长大。我真的相信，母亲有着最博大的公平，我们兄弟姐妹中就是最不出色的，母亲也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许多的优点来，好的不好的，她都一样搂进怀里，疼着爱着。我们就好比母亲五根连着心的手指，日日时时都须放在眼前呵护清点，一时看不见了都会恐慌，哪一个又是能够少去的呢？
母亲生我们兄妹生得憔悴了青春，母亲一直生到做了子宫摘除手术。母亲日积月累了许多疾病，而且个个都是顽症，从此她走起路来脚步不再灵活，一天到晚喘着咳着，三伏天也觉得凉风直往骨头缝里钻，夜夜用大棉被捂着，直捂出一身毒痱子。母亲不再像从前那样风风火火、手脚利索了，常常地丢三落四，忘记想要做的事。母亲常病，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即使染上小小的感冒，也会躺上三四天起不了床，而我们兄弟姐妹都不在她身边，即便在，她也不告诉我们，自己拖着断过的腿不声不响地去医院，去还得早去快回，回来好给父亲做饭。母亲只要一病就不许我们回家，怕传染了我们，怕耽搁了我们的工作，怕我们知道了分心。她在电话里说：“别回来啊？千万别回来。”我知道母亲她想我们，我们不再是她当年搂在襁褓中的那些孩子了，她要想见到我们已不再容易，可她却对我们说：“别回来啊！千万别回来。”每次在电话里听到母亲这么说，我都想放声大哭。母亲她从来不看重自己，在我们这个庞杂的家庭里，母亲她只不过是大家使唤起来十分顺手的老保姆。
母亲在她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跟了一个缺少柔情的军人，直到她年满七十仍然死心塌地跟随着他。母亲拉扯大七个孩子，把他们一个个抚养成人，送上工作岗位，为他们迎娶送嫁，然后又把相继出生的下一代搂进怀里，开始了她新一轮的母亲生涯。母亲老了。母亲真的很老了。母亲就是铁打的母亲也老得锈迹斑斑了。
有一次，我回家去看母亲，我陪母亲在院子里坐着聊天，母亲手里缝着我儿子的一件棉袄，冬天的太阳暖暖和和地照耀在母亲身上，照耀在母亲花白的鬓发上，我看见母亲将针和线举到高处，眯缝着眼睛困难地纫着针，我突然想，我这个长大了的儿子整天忙碌着自己的工作和社会事务，不常在老了的母亲身边，不知道老了的母亲多半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咳嗽的时候有没有人给她捶捶，腿疼的时候有没有人给她揉揉，夕阳西下，月儿初上的时候有没有人陪她说会儿话，我只知道南湖边那个小院子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需要母亲支撑，三四个孙子外孙需要母亲支撑，一大群鸡鸭猫狗需要母亲支撑，园子里的瓜果蔬菜需要母亲支撑。母亲，她实在是一根血肉做成的柱子，几十年一声不吭地支撑着家庭的大厦，即便是干枯了，风化了，母亲她仍然是一根柱子。
那一刻，我的眼睛潮润了。我突然想跪倒在母亲膝前，对她说：妈妈，让我为您做件事吧！
……
跳下计程车，冲进院子，院子里安静极了，几只鸡在悠闲地啄食，鸳鸯在太阳下打盹，老父亲一个人坐在客厅里，腰杆笔直，眼睛盯着墙上，那里有母亲画的一幅水墨葡萄图，肥大的叶片后，许许多多紫晶晶的果实就像许许多多母亲的眼睛，在无声中与人对视着，偌大的房间里再没有别人。
父亲看我一眼，说：“你妈她在医院。”
我返身急匆匆地出门，急匆匆地往医院跑，一路上，脑子里只有一幅画面：辽阔的草原，天高云淡，草茂花盛，雪白的蒙古毡包旁孤烟笔直，我的少女时代的美丽母亲，她唱着悠扬的歌儿，骑着骏马策缰驰来，马后面跟着一大群云彩般的羊儿……
我在冲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带倒了一大排停靠在那里的自行车。然后我在走廊里撞着了一位医生。我没有心思向谁赔礼道歉。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粗心的儿子。我已经忽略了太多太多重要的东西。现在我不会再去顾及它们了。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
妈妈，我要您活着！我要您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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