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果然是热闹。儿子的伯、姑、叔都有精致的礼物送来，加上姥爷家里人送的礼物，差不多把小人儿埋起来了；大家争着逗小寿星，要他表演节目，胶卷拍了一个又一个；小寿星晃晃，满屋子乱窜，被极热闹的场面刺激得十分兴奋，大叫不已。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家二十来口人围坐得亲密无比，父亲先端了酒杯，从桌子那头弯了背伸长手过来，与儿子的果子露轻轻碰了，笑眯眯地说：“笑笑，爷爷祝你生日快乐。”
我正从厨房端了一道热菜进来，看到了那个场面。父亲硕大的白发苍苍的头颅和儿子玲珑的绒毛细密的头颅凑近到一块，儿子要夺父亲的酒去喝，父亲连忙护紧了酒杯，说：“喝不得，喝不得，爷爷这是酒。”
我回到厨房，突然感到心里空空的，有一种极其疲倦的感觉。我靠在灶台边，呆呆地发愣。我想我忽略了什么——不是儿子生日这一天，而是我这三十年。我想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他一向没有过过生日，我这个做儿子的，竟不知道他出生在哪一天。我这是怎么了？
我从小就惧怕和疏远父亲。
自小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高大威严从来就没有笑容的军人。他工作忙，长期住在单位里，平时不怎么回家。母亲总唠叨，她生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时，父亲没有一次是在场的，只是差他的秘书或者司机到医院里问问，孩子是不是生下来了，母子是否平安，连男孩女孩都不问，好像那种事只是母亲的，用不着他来问似的。母亲要回家去，他就下命令，说，回家干吗？医院里有吃有喝，还有人照顾，比什么不好？回家去谁照顾你？我们兄弟姊妹就是这么生下来的，生下来后，由保姆带大，保姆是组织上经过严格审查后请来的，政治可靠但人情淡薄，她们主要的任务是把我们喂得肥肥的，抱起来有沉重感，不要发烧感冒什么的，别的就不管了。至少我从不记得我的保姆她给我讲过什么故事，猜过什么谜语，或者和我玩过手拍手的游戏。
记事的时候已经习惯了父亲永远地不在家，偶尔逢着父亲太阳西边出来地回家来，就觉得惊喜，就觉得有客人来了。我一直认为父亲他回家来并不是看我们而是看我们的母亲，他在外面奔波得疲劳了，受到挫折了，有了伤痕了，回家来和母亲发发牢骚，说说如鲠在喉的话。他如鲠在喉的话大部分与私人生活无关，是历史的时代的世界的，我们这些做孩子的太小，听不懂。父亲并不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听懂，他并不讲给我们听。他也不抱我们，不和我们说话，即便是问我们的情况，也是向母亲问，好像我们这些孩子是一些小动物，在没有长大之前，不能和他沟通似的。这一点我们也习惯了，并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父亲他总得陪我们玩一玩，就算我们是小动物，我们这些小动物是他这个大动物生下来的，他也应该陪我们玩一玩。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早先是一个彭姓买办的园林式别墅，环境很幽静，有时候我们缠着父亲带我们散步，父亲极不情愿，母亲看不过，说了话，他就皱着眉头万分无奈地领着我们往花径小道上走。他挺着胸，甩着手，昂首阔步，行军打仗似的，脚步蹬蹬地走在前面，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我们在后面，紧跑慢跑也跟不上他的步子，实在跑不动了，我们便站下喘气，眼睁睁看着他大步走远，一个人快乐地散步去了。
我的小学是在西南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念的，读寄宿，每周回家一天。周六下午，父亲的司机开车来接我和二姐，有时候父亲忘了，我和二姐就自己走回家去。家里通常只有母亲。母亲比父亲小十三岁，党内是同志，婚姻关系是妻子，但实际上，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她从来都是父亲的下级，所以母亲一向无法向我们说明父亲的去向。
星期天自有许多乐趣，即使没有父亲的星期天，我们仍然可以到处去疯。疯够了，便回家缠着母亲讲故事来听。母亲嗓子很好，饺子包得也不赖，却不擅讲故事，经不住我们缠，就拿出几本相册来，哄我们到一边玩。相册装着我们家的历史，其中有一本，里面全是泛黄的照片，有些一看就知道摄像师的技术很糟糕，人影照出来是模糊的。照片差不多全是父亲的：父亲在红军随营大学里的照片；父亲在抗大二分校当学员时的照片；父亲腰里别着手枪威风凛凛骑在马上的照片；父亲披着鬼子的军大衣站在东北雪地里的照片；父亲身着军礼服胸前佩戴着红星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的照片……
父亲在照片里，英俊威武得令人佩服。
从小喜欢英雄，知道英雄和常人不同，是能战胜邪恶和怯懦的，知道英雄能够做的事，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这样的英雄是梦里的人物，如果他成了父亲，那喜欢就加倍，并且多出了一分骄傲。问母亲，父亲怎么就成了英雄？英雄怎么会有孩子？英雄的孩子算不算是小一点的英雄？母亲就说，你们的父亲，打仗成百上千，杀人成百上千，立下的战功一堆一堆的，也是成百上千；母亲说，英雄当然得有孩子，英雄要没有孩子，等英雄老了，动不了了，谁来接他的班当英雄呢？母亲说，英雄的孩子当然是英雄，必须是英雄，只能是英雄，要不然，老英雄看着别人的孩子去当英雄，自己的孩子当了狗熊，那可不就气死了？母亲那么说着，我在一旁想，我想父亲他打仗的样子，杀人的样子，把一堆一堆的战功立下来的样子，我想不大明白，只觉得那样的父亲很朦胧，很遥远，英雄倒是英雄了，却不怎么像父亲。
我小学毕业那会儿，“文革”开始了，父亲退下来了，我的灾难也就随之而来。
父亲脾气暴烈，性格刚直，丢了官职，回来统领家，便拿家当军营，家规如同军令，严格无比，谁要犯了，军法从事。我在家中排行老四，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小弟，还有两个领养的亲戚家的孩子，属于夹塞的。父亲喜欢大哥和亲戚家的孩子，母亲疼爱小弟，我和姐姐们属于爹不疼娘不爱那一类的。父亲在对孩子的管教上有明确的家规：两讲一打。先讲道理——其实是训话——而后就打，打完再讲，绝无破例。要说我小时候实在算得上一个好孩子，学习成绩不错，院子里大人孩子都喜欢，不怎么惹事，惹事的是小弟。小弟顽皮，在外面惹事不休，娄子捅下了，人家告上门来，父亲不肯让人说闲话，家规就要搬用。通常父亲在搬用家规的时候，要留意母亲的面子——那个时候，丢了乌纱帽的父亲和没丢乌纱帽当着院党委书记的母亲之间的地位有了微妙的变化，母亲已不甘心再做下级了，常常拿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做抗争——小弟不能轻易打，便拖我出来出气。打是那种极其法西斯风格的，不问青红皂白，大巴掌劈头盖脸直扇后脑勺，伴以痛快淋漓的呵斥——我以后读书常觉着脑子不管用，挺明白的道理，就是反应不过来，我怀疑就是小时候被打后脑勺打坏了的——打毕，山崩地裂地吼道：“去，到毛主席像前跪着，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反省不好，不许吃饭睡觉！”我不如二姐，二姐性格倔犟，皮硬嘴硬，挨打时从不叫降，一边打得哭，一边跳起脚来骂：“我不是你们生的！我是你们从垃圾箱里捡的！你们是万恶的地主资产阶级！你们欺压穷人百姓！长大以后我非报仇雪恨不可！”我特别佩服二姐，我觉得二姐若是做了地下党，当如江姐，浩气长存，一定是个好地下党。我就不行，我吃不住痛，也吃不住暴力恫吓，叫跪，立刻就跪了，一边偷偷地流泪一边在心里委屈地想：毛主席呀毛主席，快来救救我呀！
那个时候，我恨极了父亲。我觉得父亲太不讲道理了，他明知道我小，打他打不赢，凭什么要打我？他怎么不和他一样大的人打去？他若真是英雄，他为什么不和别的英雄打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如果父亲是红军，我定当白军，报仇雪恨，对头到底！
父亲从未对我亲昵过，哪怕我学习很好，总考一百分，哪怕我从不大声喧哗，乖得像只小白兔，哪怕我会讲故事，会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看小人书，全世界的大人都夸我，这孩子，多好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父亲对我堂兄表姐却不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回了一趟麻城老家，把他当红军营长战死在四川通南巴的大哥的遗腹子儿子接来，以后又从东北接了我母亲的一个侄女来，堂兄表姐从此成了我们家庭里正式的一员。父亲很精心地抚养着两个亲戚的孩子，上学读书，参加工作，成家过日子，一样一样，半分也不贻误。父亲从不捅他们一个指头，连和他们说话都是轻声轻气的，好像他们才是他亲生的儿女。记得堂兄读中专时便偷着谈恋爱，以后不好好念书，闹着要结婚，如此原则大事，父亲居然不晓之以道理，不侍候以棍棒，甚至不反对，最终风平浪静地依了堂兄，让我在费解之外，觉得这个家里分着不同的阶级，有太多的不公平。
父亲对乡下的亲戚，也是极尽照顾之事。他有两个妹妹，还有数不清的三亲六戚，他除了隔三差五地回老家去看看，召集他们开会研究情况，巴心巴肝地为他们搞拖拉机、电缆线、水泥、化肥这些紧俏物资，还常寄钱给他们。母亲为此事极不痛快，她对父亲说，我这辈子，光为你们老邓家做牛做马当奴隶了。父亲就批评母亲，说她没觉悟，不知道什么是农民。母亲曾想扭转这个局面，也有过家庭政变的举动，但事情到后来，总是以失败告终，丝毫不曾动老邓家半点乾坤。比如有一次，一位远到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要娶媳妇，差他做新郎的儿子写信来“报信”，父亲看了信大为高兴，照例要母亲寄钱去表示祝贺。母亲不干，将钱先藏了，说，家里没钱了，就是有钱，也得留着养这个家。父亲愤怒地说：“就算我的工资要留着养家，我的残废金呢？你把我的残废金拿出来寄去！”一句话，母亲就乖乖地去了邮局。
“文革”时期，我家住在武斗盛行的重庆。重庆的武斗，差不多算得上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了，白天枪声四起，炮弹到处开花，夜里曳光弹在天空中窜来窜去，渝州无处不飞花。有一次，一群刚武斗完撤离战场的学生路过我们的院子，发现院子里的池塘里有鱼，便兴高采烈地用自动步枪朝水里猛扫，还甩了两颗手榴弹。院子里年轻的兵们早躲了，却有几个休息的老干部不识趣，硬要上前阻拦，双方争执起来。有一个青年学生哗啦一声拉开枪栓，对天就是一梭子。院子里的人全被惊动了，家属们在远处着急地喊：“快走开，别惹他们！”我本来站得很远，看见父亲走了过去，推开那些人，我就跑过去，挤进人群。我看见父亲眼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把学生手里的枪往边上一扒拉，拍着胸脯说：“小子，有种的冲这儿打，我玩枪的时候，你爹还没生出来呢！”围观的人哄然笑了。那个学生也尴尬地笑了。
那天双方很友好地分手，学生们恳请院子里的老军人去给他们讲讲军事课，后来去没去不清楚，但学生们来了一次是真的。学生们来是慰问演出的，我记得有一个舞蹈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跳舞的女学生一个个长得都很漂亮，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入迷。
父亲那晚没去看演出。他从来不看任何文娱性质的表演。有一次他看大型歌舞《东方红》，没看完就抬腿走掉了，他说那全是扯淡。
1974年我高中毕业，想和家庭决裂，自己偷着下了户口，到四川开县山区插队落户，当了一名农民。母亲对我的叛逆行为大为伤心，流了泪。父亲却很镇定，先不和我说话，送我们下乡的卡车发动时，他挤过人群，将一柄大板锄越过人们的头顶递上车来，很严肃地对我说：“好好干！”那柄锄头是他休息后种地用的，锄页和锄把早已磨得锃亮。他种了不少地，过去种花种草的地方都被他种上了白菜萝卜。他对种地的人一直有着强烈的好感。
那时我已经１７岁了，开始有了肌肉并且长出了喉结，在暗下里已经对父亲生出了抵触和排斥之心。父亲那时开始生出花白的鬓发，虽然仍然是火暴脾气，挑着二百斤的粪桶能肩不晃腿不颤，但揍我已是很费力气的活了。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父亲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英雄。我偷看过他的文件，我知道1946年他在东北曾犯过“建制独立团思想”错误，被行政撤职过一次。我还知道“文革”期间院子里的大字报批判过他，说他是一个几人集团的成员，是革命者炮轰的对象。说实话，这些发现让我感到高兴，让我了解到父亲他并不是什么英雄，即使他是，他这个英雄也可以被我瞧不起，可以被我怀疑。功过是非，幸耻宠辱，父亲在我前十几年的生命中罩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想再走近他一步，也不想总是在他强大的阴影下生活了。
下乡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如鸟投林，如鱼归潭，拒绝与家里联络，快活得要命。父亲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我没回。大哥和姐姐也从部队里给我写信来，我也抵触，写信去和他们辩论。我落户的那个生产队极穷，头一年只分了六十来斤谷子，一千斤红苕，但家里寄来的钱和粮票，我都如数退回，不食周粟。队里的农民待我不薄。喊我“老邓”，常给我送咸菜吃，听我说城里的故事。问我家里的事，我便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孤儿，没有父母。农民们同情我，喊我“孤儿老邓”，越发地照顾我。后来瞒不过了，就换了说法，说父亲是泥瓦匠，心里恶恶地有一种复仇的痛快。
1975年，我因为在乡下种地种得出色，是扎根山区的好苗子，被抽出来，参加知青回访团回重庆巡回作报告，说服更多的学生下乡。回家的那两天，正好碰上东北离休的大舅来我家。大舅曾经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1946年随苏联红军打进东三省后在父亲手下当过骑兵连长，也算父亲的部下。有一天晚上，我和大舅在院子里聊天，我问了一个令我耿耿于怀的问题。我问大舅：“母亲说父亲杀过人，他是杀过人吗？”大舅笑道：“打了几十年仗，能不杀人吗？再早的事情我说不清楚，我说个知道的事情给你听。1946年的时候，你父亲在合江省军区当独立团团长，当时的军区领导是王震和贺晋年，那会儿有一股土匪在牡丹江一带出没，骚扰得很厉害，王震和贺晋年就把你父亲叫去，要他限时剿清那股土匪，别的不追究，有国民党专员、政治土匪、罪大恶极的炮头16个，必须提头复命。我的骑兵连随你父亲参加了那次剿匪任务。二十来天后，那股土匪终于让我们堵在一个大屯子里，几百名土匪，全让机枪搅了，手榴弹炸了，尸体堆起来像一座山，后来拼刺刀，你父亲差点儿没让我们自己的一个连长给捅了。战斗结束后按名单清人，可惜l6个人头少了4个，为这个你父亲还吃了贺司令员一通批。”我毛骨悚然地问：“我爸他真提了l2颗人头去复命？”大舅认真地说：“要么怎么说是军令如山？12颗人头，一床被单裹了，马驮着，结结实实，回去照单子点数，一点也不含糊。”
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做了东北雪原上的一个骑兵，提着刀，马蹄扬起雪粉，在雪原上冲来杀去。我好像自己也成了父亲。
1976年，我在乡下因为顶撞上级领导，闹出了事，被开除了党籍，处境十分困难。父亲不知从哪个渠道知道了我的事，执意下乡来看我。公社有线广播通知我去公社见父亲时，我正在冬水田里犁田，我没去。
我没去，父亲自己却来了，一个人，背着一只旧军用挂包，赤脚涉过深秋寒冷的澎河，一路问着人，往我的生产队走。我站在田头，喝住牛，扶着犁，看见父亲爬上河坡，绕过田坎，远远地朝我走来。父亲依然是那么的高大，依然挺胸昂首，步子强劲有力，走过鸭肠田坎路时不飘不晃，但我看得出来，父亲是苍老多了，有点不适应行军了。那一年父亲六十三岁。
父亲走近，在几步远站住，喘着气。我冷冷地说：“你来干什么？”父亲说：“我来看看你。”我说：“我有什么好看的？”父亲说：“你是我儿子。”我说：“你是当官的，既然来了，你住区里去，区里条件好，我不行。”父亲说：“中央条件更好，我还不想去。我就住你这儿，有什么吃什么。”父亲说着，自己往屋里去，我在后面，看见他背后的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
中午饭是一个女知青做的，玉米面蒸老南瓜。父亲端了海碗，四处找寻，说：“没菜？”我把盐罐推过去，我说：“就这。”父亲说：“可见你们不会过日子。你们买一斤盐、一斤辣椒、一斤菜油，椒盐一炸，能吃一个月。”我说：“我们一年分四两油，不能吃，得换煤油，夜里点灯。你想吃好的，你到区里去住。”父亲就不说什么，低了头大口吃老南瓜，很香的样子。
第二天，父亲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你请客？”父亲说：“请就请。”我说：“吃肉饺子。”父亲掏出大皮夹，拿出一张十元的票子给我。我说：“不够。”父亲索性把钱夹给我，说：“你看着办吧。”我接了钱夹，数出五张十元的大票子，要同点的知青去买一头羊，称二十斤白面，打五斤红苕酒，又吩咐将全大队十三个重庆知青都叫来，大家打牙祭，权当吃土豪劣绅的。知青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来了，帮着杀羊剥葱，过节似的快乐。父亲并不计较我的恶作剧，相反高兴得很，自告奋勇当伙头军，还说：“煮饺子，全仗了火，过去打仗时有说法，一个伙头军，抵得三军兵，没有我这个伙头军，你们饺子吃不好。”
那天我的胃口好极了，一口气吃了七十多个羊肉馅的饺子，吃得我直想吐。
几天后我还是赶走了父亲。我用尖刻的冷嘲热讽击败了他。我对他说你用不着同情我，也用不着来教我该干些什么，不该干些什么，我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我能做自己的主；我对他说你别给我讲大道理，大道理我懂得要命，每个人都有倒霉的时候，你当年也一样，你五十一岁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就被人免了职，罢了官，比什么不惨？我对他说你走吧，回家去过你寓公的舒畅日子吧，好好地养老去吧，至于我，你就权当没养我这个儿子好了。
父亲根本就没法和我说话，他从来不习惯打嘴仗，他是习惯了言简意赅到一字千金程度的，甚至他可以一个字都不说，只是行动。而我那时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大动物了，我有一百八十公分的个子，身体很壮，和人作对的欲望很强，他就是不说话，要行动起来，未必就能行动过我，他只有眼睁睁看着我气他。
父亲走的时候我去送了。我去送，不是因为我们是父子，而是因为我是胜利者。父亲临走之前背着我和县、区、公社的领导谈过一次话，我是后来才知道了那次谈话的内容，大意是：孩子是属于国家的，我把他交给你们了，过两年我解脱了，也来落户，拜托你们这些父母官，给他找一个农村媳妇，他们两口子上山种地，我在家给他们喂猪烧火带孩子。
后来我还知道，父亲这次下来，还瞒着我给公社搞了五吨化肥。从来不曾讨好过谁的父亲，竟然也破天荒地给人上了一次贡。
父亲没有和我道别，和各级领导握过手后，他勾着高大的身躯钻进军分区来接他的吉普车。车子颠簸着开远了，扬尘很久没有落尽。当我一个人涉过深秋的澎河，走进茫茫大山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单薄很弱小。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父亲当做假想敌，如今我第一次击败了他，可我丝毫感觉不到胜利者的快乐。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期间我返了城，先当工人，再做记者，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活得忙碌，一忙也顾不得父亲如何了。到武汉后，工作单位和自己的小家都在汉口，很少有时间回到武昌南湖父亲的家去，有时出差在外，静下心来，也想起家中有个老父亲，该回去看看，但一回到武汉，日常工作，频繁的社交活动，读书赚钱写小说，日子连轴转下去，回去看望父亲的念头生而自灭。偶尔回家去小住一两日，也觉得父亲的火气没有那么重了，步子没有那么刚劲有力了，每日仍然去地里拔草捡石头，却再也挑不动担子了，仍然爱和路上并不相识的人闲聊，却词不达意了。父亲老了，再也不对母亲发火了，再也打不动我了，更多的时候，他是坐在自己的屋子里，让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静静地笼罩着，怔怔地看白墙，不知他想些什么，想了没有。几年前他和军队里别的老兵一同脱去穿了六十年的军装，如今他穿便服，母亲特意去为他扯了上好的衣料，做了几身衣服，可那些便服穿在他身上臃臃肿肿，很不贴身。他十六岁参加红军，跃马横枪，征战沙场，如今留给他的，只剩下几处贯通枪伤的伤疤，至今仍残留在颅顶的一块手榴弹弹片，和一张泛黄的三等乙等革命军人残废证了……
父亲老了。他真的是老父亲了。
儿子生日那天晚上，我突然强烈地心生愿望，我想要给父亲过一次生日。父亲从来没有过过生日，我们五个做子女的，谁也不知道父亲生于何日。我从乡下姑姑那里打听到父亲是农历五月十七日出生，今年正好八十整。我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做准备，先串通了哥哥姐姐和弟弟，我反复告诉他们，父亲大寿那天，没有例外，一律携儿带女，连同各自豢养的猫儿狗儿，一道回父亲家给父亲祝寿。
父亲的表坏了，收音机也坏了，我给父亲买了一块结实得足以使用五十年的手表，又买了一架差不多能收听到外星球人电台的十二波段短波收音机。我想，如果这块表再坏了我还给父亲买，如果父亲想听更远地方的电台我设法去弄。我知道这算不了什么，我只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父亲大寿那天，哥哥姐姐弟弟都带着自己的一家回去了。我是早一天就请了假回去的，带着妻子儿子和摄像机。我一大早就拎着篮子去菜场买菜，一整天关在厨房里做菜。我的心里仍是空空的。我在想，如果当年我就依了父亲，扎根川东山区，再以后，娶一个老实厚道身体壮实的农家姑娘为妻，生一个或几个一年四季不穿衣服浑身脏兮兮四野乱窜的儿子或女儿，我和妻子每天去山上出工，刨红苕，种豌豆，夕阳西下时，扛着锄头背着柴火下山来，父亲老远在门口眺望我们，像一棵落尽了枝叶的老树，我们的儿女像小狗一样蜷缩在他脚下熟睡着，几只鸡婆在附近走来走去地啄食，茅屋顶上，炊烟随风袅袅……
如果那样，父亲他真的会喜欢么？
父亲那日很高兴，难得有满堂儿孙环绕膝前，他那棵老树，好像又长出了新鲜的枝叶了。父亲把我儿子抱起来，架在腿上，玩骑马的游戏，任我的儿子抓他的胡子头发，一点儿脾气都没有，慈祥无比。后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家人都肃静了，听他屋里传出苍老但情有独钟的歌声——
冲！冲！冲！
大家向前冲！
我们是少年童子团做先锋！
……
那歌声我在厨房里也听到了。我在椒盐鸡上布着作料，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知道我已经忽略了父亲的前八十年，那八十年里我这个做儿子的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作为不同的两代人，我和父亲之间也许缺乏理解，缺乏交融，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相同的生活，永远不可能对一件事情抱以相同的看法，甚至永远都不可能走到一条路上去，可那又有什么呢？这世间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理解，人类却一代代活了下来，而且还将一代代活下去。我也许永远也不可能明白父亲的经历和信仰，不明白父亲他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但我还是想在今天真诚地对父亲说上一句：
“生日快乐，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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