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萧红鸣不平

    侯虹斌

    有一个奇怪的传统：对于男作家，我们主要谈他的作品、时代、思想；假如碰巧有一点绯闻的话，也不妨作为花边来聊一下。而对于女作家，我们主要谈她的婚姻，她的爱情，她的男人们；假如碰巧有一两部作品实在太突出的话，也不妨作为花边来聊一下。

    应该说，这种习惯不独中国有，英美文学的国家也有，但中国尤为特出。这与人的猎奇心理有关，也跟性别政治有关。针对男女，我们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现代被这种习性给“玩坏”的女作家，已经有张爱玲、林徽因，现在恐怕又得加上萧红了。

    近期，因为有多部关于作家萧红的电影上映，萧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我就看到多篇谈萧红的热点文章出现在网络上，无一例外地都是谈她的感情生活，并且，都颇有贬义。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家张耀杰在文章中写道的：“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他还批评另一位女性写作者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对同行进行直接人身攻击，这本身就非常不得体了，在此先存而不论，他认为萧红“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甘受奴役”这些语言，也明显用错了时空，我万难同意。

    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作品是杰出作品还只是滥竽充数，具有关键意义。其次，有时囿于时代局限，小说的文本价值可能相对较弱，但这类小说能否反映历史，是否具有文献价值才是是有意义的。最后，才是小说家的人品、道德、理想情怀、感情追求，是否对人类有所启发，有所裨益。

    一般而言，历史上没有几个作家经得起前一两个标准的考量，甚至根本不值得用到第三个标准。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

    当然不是。从文本上来说，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杰出的作家，远远超越了与她同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性作家。萧红的小说创作，深深地根植着黑土地的印记。当大部分作家鼓噪放下手里的笔上战场杀敌时，她却在用笔发挥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力量，抒写着地域性文化背景和战争状态下人的麻木、卑微、粗鄙的生活形态。她的语言美丽而丰赡，在一个一个的细节当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萧红强烈的生命力，以及深深的悲怆。《生死场》如是，《呼兰河传》亦如是。

    在此，对萧红的文学成就不多讨论了。如果是一位男作家有这样的文学成就，即使私生活再烂，他也挥霍得起，也照样有拥趸和死忠了——比如胡兰成，成就比萧红小得多，人品再坏上一百倍，还照样有许多粉丝——何况，仔细清算下来，萧红何罪之有？她何止是无辜，甚至已算是非常勇敢、非常有胆识了。

    来看看萧红的私生活。她短暂的一生经历过几位男人，包括先与订婚的汪恩甲悔婚，后来相遇之后同居，怀着孩子却被抛弃；接着遇到萧军，同居了一段时间，再次怀着孩子被抛弃；遇到端木蕻良，结了婚，但端木也曾数次抛下她遁走，即便在战乱中和病危时也是如此；还有一个恋情似真似假的比她小几岁的骆宾基。

    如果把萧红的名字抹掉，放在现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但如果你知道这是在80年前发生的事，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不一样了。那是20世纪30年代，正是萧红的青春时期，也正是一个新旧观念交错的时期，不仅没有法律保障，旧的价值观念已然崩溃，新的尚未建立起来。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时人，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时，西方诸多婚姻理论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当时的报纸杂志开辟婚姻问题专栏，对婚姻改革进行大肆宣传，如《新青年》《妇女杂志》《妇女评论》《晨报》副刊等曾经开展“贞操问题”“新性道德”“离婚问题”“爱情定则”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婚姻问题讨论的主要阵地。不过，大多数的家庭里依然遵循着旧式的婚姻规则，在家长专制的威严下，婚姻的自由受到严重的牵制，受到这种痛苦的尤以女子为甚。像萧红，还在小学时就被家族许配给汪家了。

    萧红是勇敢的，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为了生活，又向报刊投稿，勤奋写作；她还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来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后来她与汪恩甲产生了感情，同居了；恋人之兄汪大澄解除了弟弟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又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她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如果这种种惊世骇俗的举动还叫“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甘受奴役”的，那不知“有意志”的女孩，是该杀人放火呢，还是该飞到外星球？

    萧红曾两次都在挺着大肚子时，被男方抛弃了。应该说，她的情商并不高，她没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显得不智。但她是一个受害者，该挨骂的不是她，而是毫无仁义的男方。但萧红并不需要我们后人的同情，在如此的厄运之下，她不仅没有被口水淹死，而且居然两次都能找到新的爱情。显然，她不仅不“盲目依附”，而且生命力旺盛，不断地向上攀缘，成长。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当时的医学手段太落后了；萧红既难以避孕，也难以人工流产，不幸多次怀孕。同样一段感情，男性可以片叶不沾身地飘过，女性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承受百倍千倍的痛苦、屈辱和无可奈何。而这些，却不幸成了萧红“纵情纵欲”“动物性的情欲”的铁证。——感谢科技，如果萧红的这一切发生在现代，不过是一位青春女性常见的几次恋爱而已，不会严重地戕害身体，不会丧失体面、丧失尊严，性别差异带来的伤害可以得到极大的缓和。

    至于说萧红依附于男人，这个罪名，萧红离得更远。她是一个独立女性，她不仅忙于写作，积极地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更要照顾丈夫或男友。如果从历史来看，萧红的文学成就比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都要高许多，后世的名声也要更大。在萧红去世后，这三位男人都把与萧红的恋情（甚至有无恋情还存疑）当成宝贝放在心口捂暖，当作珍贵的遗产，他们的名字经常是因为萧红才带出来的。到底是谁依附谁？

    试想一下，生活在一个包办婚姻的时代里，一个女孩自己逃婚，自己争取得来受教育的机会；自己投稿写作，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积极参加革命；虽然总是遇人不淑，但总是可以在被抛弃后重新找到新恋情……命运赠予给她得实在是太恶劣了，她却把一手烂牌打得有声有色，即便最后未必胜利，也已足够成为一个励志典范了。

    如果非要说毛病，那么萧红私生活中的最大缺点就是充当了一个“人渣吸尘器”。但这也与时代有关。假如她是一位活在当代的女性，她的确难辞其咎；毕竟抛弃怀孕女友、家暴、遗弃病重妻子都是千夫所指，现在的这个世界正常男性还是比较多的，她不该眼光那么不济。然而，你对一个抛弃家庭，勇敢追求自己的生活，对世界与人性一无所知的孩子能要求什么？萧军、端木们一方面享受着萧红们作为独立女性带给他们的新奇和物质、声誉，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仍把她们当作女奴来役使，这是一个当时普遍的现象。回忆当时的文坛和学界，有几个能在性别意识上超越时代？还不是一场比烂大会？

    正如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人也不可能脱离历史背景而存在。

    人们对著名女作家、女学者的私生活的苛责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连张爱玲、林徽因这样私生活已算检点的女性也被安上多少难听的外号，挖得千疮百孔了。像萧红，一个杰出的作家，一个勇敢争取自由的新女性，一个男权的受害者，仅仅因为她保护自己的能力弱一些，就应该被一篇接一篇文章地骂吗？

    萧红不像张爱玲看得那么透，那么冷清，她就是一个热烘烘的人，就是要轰轰烈烈地投入生命、投入爱情。有时过分热烈而灼伤自己，这只是性格，不是缺点。像我这么性格冷清的人，虽然喜欢的是张爱玲的小说，却格外钟爱萧红这样的性格。

    我只想为萧红鸣一点儿不平。

    双重标准的美丑价值观——与侯虹斌女士商榷

    张耀杰

    我近年来埋头从事历史考据，对于现实生活中男欢女爱的是非恩怨十分隔膜。直到在《大家》专栏读到侯虹斌女士的《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一文时，才忍不住略表一二。

    一、萧红是什么样的“励志典范”

    2014年1月27日，侯虹斌女士在腾讯《大家》专栏发表的《我为萧红鸣不平》一文，其中写道：“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家张耀杰在文章中写道的：‘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他还批评另一位女性写作者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对同行进行直接人身攻击，这本身就非常不得体了，在此先存而不论；他认为萧红‘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甘受奴役’这些语言，也明显用错了时空，我万难同意。”

    接下来，侯虹斌女士在文中给出了她“万难同意”的几条理由：

    其一，“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

    其二，“如果把萧红的名字抹掉，放在现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但如果你知道这是在80年前发生的事，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不一样了。那是20世纪30年代，正是萧红的青春时期，也正是一个新旧观念交错的时期；不仅没有法律保障，旧的价值观念已然崩溃，新的尚未建立起来。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时人，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三，“还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当时的医学手段太落后了；萧红既难以避孕，也难以人工流产，不幸多次怀孕。同样一段感情，男性可以片叶不沾身地飘过；女性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承受百倍千倍的痛苦、屈辱和无可奈何。而这些，却不幸成了萧红‘纵情纵欲’‘动物性的情欲’的铁证。”

    关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和“甘受奴役”，我在《“人民需要萧红”及其他》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是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奉为导师的恩格斯写在《反杜林论》中的说法，写作时间是1876年5月底至1878年7月初，距今已经130多年。假如说这就是人身攻击，首先应该承担这一罪名的应该是恩格斯。

    关于上述提及的其一，我要说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从事民国时代政学两界的人物研究，我所研究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男人或女人，再其次才是政治家、学者、作家、女权活动家、家庭妇女之类的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对于我而言，并不属实。

    关于其二，侯虹斌女士文中所谓“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恰恰证明130多年前恩格斯所说的“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和“甘受奴役”，用在萧红身上并不是人身攻击，而是科学理性的准确判断。假如非要说“甘受奴役”是人身攻击的话，难道“不智的女人”和“站着说话不腰疼”，就不算是人身攻击？

    至于说“20世纪30年代……没有法律保障”，明显是出于对民国社会的严重无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陈独秀、李大钊已经秘密组织了作为当下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度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公开活动过。那个年代的教育部佥事鲁迅，是可以状告教育总长章士钊并且能够得到胜诉的。那个年代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田汉、萧红、萧军这些人，是可以不申请书号、刊号而自由出版、自由办报，并且可以自己印制税花来防止盗版的。那个时代，鲁迅的版税是27%左右，而不是今天的区区10%上下。

    进一步说，难道在130多年前的恩格斯、80多年前的“时人”萧红和现代的“今人”之间，就不可以找到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标准吗？

    关于其三，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类动物，直到今天依然拥有守护自己的新生婴儿的天然本能，这种动物性的天然本能并没有因为包括避孕在内的医学手段的发展进步而有所改变。萧红作为一名成年女性，她所生育的两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果断送人，她作为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像这样的表现，难道还不可以形容为“纵情纵欲”的“动物性的情欲”吗？

    事实上，恩格斯所说的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现象”，并不限于充当王权和男权的奴隶，同时也表现为充当自己的本能冲动和价值混乱的奴隶。关于萧红的情爱表现，侯虹斌女士文中先是给出极其正面的讴歌礼赞：“试想一下，生活在一个包办婚姻的时代里，一个女孩自己逃婚，自己争取得来受教育的机会；自己投稿写作，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积极参加革命；虽然总是遇人不淑，但总是可以在被抛弃后重新找到新恋情……命运赠予她的实在是太恶劣了，她却把一手烂牌打得有声有色，即便最后未必胜利，也已足够成为一个励志典范了。”

    转眼之前，侯虹斌女士一文偏偏承认了萧红确实在充当“女奴”角色的历史事实：“然而，你对一个抛弃家庭，勇敢追求自己的生活，对世界与人性一无所知的孩子能要求什么？萧军、端木们一方面享受着萧红们作为独立女性带给他们的新奇和物质、声誉，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仍把她们当作女奴来役使，这是一个当时普遍的现象。”

    查勘相关资料，萧红是21岁那年怀着汪恩甲的胎儿遇到萧军的，6年后她又怀着萧军的胎儿嫁给了端木蕻良。此时，27岁的萧红已经成为“积极参加革命”的“一位杰出的作家”，而不再是“对世界与人性一无所知的孩子”。假如不是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话，她是完全有智力和能力依法起诉“情不自禁地仍把她们当作女奴来役使”的萧军和端木蕻良的。

    我在《民国红粉》一书中写到的23位女性主人公中，绝情舍弃自己亲生儿女的只有萧红和刘清扬，实在不明白侯虹斌女士文中所谓的“当时普遍的现象”是如何普遍起来的？在谴责男权人物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以及张申府负心背叛的罪恶行为的同时，为什么就不能追究一下萧红及刘清扬曾经犯下的舍弃亲生婴幼儿的伦理罪责呢？像这样连亲生骨肉都要绝情舍弃的革命女性，她们的“有声有色”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下才可以成为“励志典范”的呢？

    二、专门仇恨中国男人的美丑价值观

    实事求是地说，我在相关文章中采用“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甘受奴役”“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之类的字眼评判男女人物，虽然比较严厉却并没有表现单边片面的性别歧视和性别仇恨的主观故意。相比之下，侯虹斌笔下“人渣吸尘器”之类的字眼，所充满的却是对于中国社会另一半的性别仇恨。这种性别仇恨发展下去，便有了充分展现其美丑价值观的《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是这样讲的：“历史学界大牛史景迁前不久去北京做讲座，我在广州无缘得见，心情澎湃。崇拜他有无数个理由，至少我认真读过他的多本著作，他对历史的洞见和才华令我的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然而，要说真正理由，我必须羞涩地说：因为他帅。”

    与这段话相对应的是前面引用过的关于萧红的一段文字：“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套用这段话的论证逻辑，恰好可以反问一句：“怎么一到外国来的白人男性历史学家，就先从肉体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

    答案其实是现成的，侯虹斌女士在《我为萧红鸣不平》中写道：“针对男女，我们执行的是双重标准。”只是这里的“我们”是作者的专属用语，至少我本人从来不在这样的“我们”之中。

    基于这种专门仇恨中国男人的单边片面、双重标准的美丑价值观，侯虹斌女士文中经过夹叙夹议之后给出的结论是：“现在但凡看到一个打扮精细、搭配讲究、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甚至还有一点儿清淡香水味的男性，无论长幼，总叫人疑心：这是gay吧？还往往猜对了。有时我参加某些与时尚和广告沾边的活动，碰到一些看着特别顺眼的男性，私下一打听，唉，人家不喜欢女人。”

    为了阐释自己文中提及的美丑价值观，侯虹斌女士文中引用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段话：“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观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意思是说，侯虹斌文中阐释的这种美丑价值观，在作者自己看来是一种足以与哈耶克、史景迁、卜正民、安克强之类“仪态万方的西方学者”保持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念；能够与此匹配的中国男人，是几乎不存在的一种“稀缺品”。

    但是，在哈耶克等西方学者的价值谱系中，第一位的价值要素并非美丑价值观，反而是恩格斯所说的“自我规定的意志”，也就是主体个人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主选择、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我健全的自由意志。对于具备“自我规定的意志”的男女个人来说，包括自由情爱在内的所有的个人自由，不仅是一种必须加以努力争取的正当权利，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不可推卸的一种双向互动、契约平等的责任担当。

    对于萧红连同替萧红辩护的侯虹斌女士来说，最为恰当的评语依然是恩格斯写在《反杜林论》中的一句话：“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

    人民需要萧红这样的传奇——写于萧红逝世72周年之际闫红1942年1月22日，萧红去世，她的朋友们写了一些关于她的文章，自然是表示怀念与惋惜，但这人之常情之外，却另有一些东西，让人读起来觉得怪怪的。

    比如许广平回忆萧红，肯定了萧红的才华，天真爽朗的性情，却也提到，萧红一度老到她家里来，为了不妨碍鲁迅休息，她不得不自己花很多时间陪萧红。那并不是令人愉快的陪伴。在另一篇文章里，许广平说得更为直截，她说她日复一日地陪着这个不速之客时，心里是很紧张的，那样就没法照料在楼上的鲁迅先生了，以至于有次鲁迅不觉中睡着，她因被萧红困住一无所知，害得鲁迅先生着凉，生了一场大病。

    许广平下笔轻淡，未加怨责，还说萧红已经去世，说这些已经没关系了，但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她的耿耿于怀。

    胡风的夫人梅志，也著文提到此事，她说她去鲁迅家，总能碰到萧红在那里，“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儿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可见萧红一次次地不请自来，给许广平带来的极大困扰。

    梅志这篇文章，主题是怀念萧红，但不知为什么，她写下的细节，都充分说明萧红多么缺乏眼力价。

    萧红有个女友S，两人曾经关系很好，萧红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可以登堂入室了，时不时地跑到人家家里住着。可是有段时间，S生了个孩子，日子一下子变得忙乱，萧红照旧带着端木蕻良到他们家住着。女友很不高兴，“脸红耳赤地向我们说：‘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是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潜台词是没有朋友倒行的。）”。

    括号里的那句话，仿佛是在替萧红说话，抱怨那位女友的凉薄，但我们用常理来想一下，S初为人母，且喜且惊且疲惫烦乱，一个能搭把手的佣人当然比朋友更重要，而萧红若是真朋友，也应该能领会到S的难处，不会带着男友住到人家佣人的房间里。佣人的不快，可能还不只是因为生活空间被挤占，讲究点儿的人家，都不会容许夫妇俩在自己家同居的。

    所以，对梅志写在括号里的那句话，总忍不住想问一句，换成你呢？你真的就能为了朋友不要老妈子？梅志为何要举这么一个经不住推敲的例子呢？难道她是传说中的高级黑？

    当然不是，且不说梅志在其他事件中体现的品格可以作为佐证，就是从常理上推断，她和萧红不算特别熟，没有过节，她完全不必写一篇阴阳怪气的文章来黑萧红。我只能猜测，尽管梅志非常想表达对于萧红的善意，但作为一个坦率的人，还是不经意地写出萧红的种种不可爱来，这，并不是她的初衷。

    梅志的矛盾态度，与萧红很多朋友相似。在萧红活着的时候，萧军和端木蕻良都先后放弃了她，但在她去世之后，她成了他们深情怀念的对象，再加上一个自称萧红曾答应嫁给他的骆宾基，三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互相敌视，被人笑称为“终身情敌”，他们抱持着对于萧红的怀念，像是抱持着一枚特别的荣誉勋章。

    那么，为什么在她活着的时候要放弃她呢？萧军甚至还动手打过她，在朋友面前，萧红说她脸上的伤痕是不小心跌的，萧军却冷笑着说，别不要脸了，什么跌伤的，还不是我打的。端木蕻良倒没有如此残忍，但是萧红怨恨他多过萧军，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出现在她面前。

    无论是萧红的爱人还是朋友，概括地说起她时，都满溢着感情，怀念她，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当她那么具体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就不复有那样温柔的心情了。

    读者也是这样，大家愿意对她大表怜惜，说起她不幸的包办婚姻，却不会说，她反抗那包办婚姻而出逃后，又突然跑回来找她抗拒的未婚夫，与他开始同居生活。似乎她当初的出走，不是为了抗拒这个名叫汪恩甲的年轻人，而是她实在太着迷于抗拒本身。所以她宁愿把一桩名正言顺的婚姻，变成让双方家长都接受不了的放荡形骸。

    汪家自然激烈反对，汪恩甲的大哥提出退婚，还被萧红告上法庭，可是汪恩甲却当场反戈，说退婚是他的本意。在两人于旅店里同居一段时日之后，他们欠下巨额房费，某一天汪恩甲说回家取钱，一去不复返。不知道是被家人拦下，还是另有缘故。不管怎样，到了这个地步，萧红的不靠谱有一半责任。

    萧军救了她，她大着肚子跟了他，后来，她又怀着萧军的孩子，跟了端木蕻良。那两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果断送人，她作为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她说，孩子太缠人了，麻烦。

    她不是一个好母亲。萧军说，她也不是一个好妻子。他的原话是，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华，但她不是一个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这句话让我觉得耳熟。是的，我想起李亚鹏曾对王菲说过：“我要的是一个家庭，而你注定是一个传奇。”李亚鹏与王菲的家庭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但萧红确实与王菲一样，是个当之无愧的传奇。

    她的才情，她坎坷的身世（虽然这与她总想让生活变得戏剧化的爱好有关），她的柔弱和总想要依赖，尤其是她的早逝，都使得她曾经被人嫌弃的一生，像一个哀婉的传奇。

    但是，李亚鹏说，他不需要传奇，曾经的萧军以及那些朋友也不需要传奇，作为离她很近的群体，他们更需要一个靠谱的、舒服的、有眼色的普通人。

    又但是，人民需要传奇，需要传奇人物，成为他们表达仰慕、爱和关怀的载体，就像信民需要一个烛台，以供奉他们的虔诚与爱意。所以，单单“萧红”这两个字，就能模糊地令人神往，令人想起北方，有才情的女子从冰天雪地里走来，看着她的身影，你就觉得应该爱上她，她代表着与你所在之处不同的、陌生而又新奇的一切。

    而当萧红渐行渐远，连萧军、端木们对她也日渐陌生，从她的爱人与朋友，融入“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他们也忘记了她曾是一个具体的女人，忘记自己对她的冷淡、戒备，他们像群众一样爱上了这个传奇，而将彼此视为“终身情敌”。

    “人民需要萧红”及其他——与闫红女士商榷

    张耀杰

    2014年1月22日是民国女作家萧红去世72周年的日子。被介绍为“著名作家……《误读红楼》《他们谋生亦谋爱》等畅销书作者”的女作家闫红，为此在《大家》专栏中撰文《人民需要萧红这样的传奇》，以做纪念。这篇文章的开场白是这样的：“1942年1月22日，萧红去世，她的朋友们写了一些关于她的文章，自然是表示怀念与惋惜，但这人之常情之外，却另有一些东西，让人读起来觉得怪怪的。”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本人首先对这篇文章的标题《人民需要萧红这样的传奇》感到“怪怪的”。其次，又对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感到“怪怪的”：“对梅志写在括号里的那句话，总忍不住想问一句，换成你呢？你真的就能为了朋友不要老妈子？梅志为何要举这么一个经不住推敲的例子呢？难道她是传说中的高级黑？当然不是，且不说梅志在其他事件中体现的品格可以作为佐证，就是从常理上推断，她和萧红不算特别熟，没有过节，她完全不必写一篇阴阳怪气的文章来黑萧红。我只能猜测，尽管梅志非常想表达对于萧红的善意，但作为一个坦率的人，还是不经意地写出萧红的种种不可爱来，这，并不是她的初衷。”

    闫红所针对的梅志的原话是这样的：正在生养孩子的萧红的女友S，不满意于萧红带着同居男友端木蕻良随意留宿，便脸红耳赤地向梅志等人抱怨说：“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梅志为此加了一句旁白：“潜台词是没有朋友倒行的。”

    事实上，在这样一句潜台词里暴露出的并不是梅志的什么“高级黑”，而是以特殊材料性质的高等华人即无产阶级左翼作家自居的梅志，打心眼儿把比她更加无产阶级的“阿妈”，也就是现在需要高薪才能够请到家里的“月嫂”，当成了不可以与朋友相提并论的下等人。像梅志一样以特殊材料性质的高等华人自居的“著名作家”闫红，干脆把“阿妈”的称谓转换成为更加直白的“老妈子”；同时又把像萧红这样“种种不可爱”的女友的功利价值的序列，排挤到“老妈子”之后。

    基于这样一种身份等级或者说是身份歧视，闫红接下来“怪怪地”地写道：“但是，李亚鹏说，他不需要传奇，曾经的萧军以及那些朋友也不需要传奇，作为离她很近的群体，他们更需要一个靠谱的、舒服的、有眼色的普通人。又但是，人民需要传奇，需要传奇人物，成为他们表达仰慕、爱和关怀的载体，就像信民需要一个烛台，以供奉他们的虔诚与爱意。……而当萧红渐行渐远，连萧军、端木们对她也日渐陌生，从她的爱人与朋友，融入‘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他们也忘记了她曾是一个具体的女人，忘记自己对她的冷淡戒备，他们像群众一样爱上了这个传奇，而将彼此视为‘终身情敌’。”

    在闫红“怪怪的”逻辑概念中，“人民”即“群众”，就是不再把萧红当成“一个具体的女人”，而是把她当成一个“传奇人物”的“汪洋大海”。曾经与萧红既相爱又背叛或者说是“始乱终弃”的萧军和端木蕻良，也像“人民”即“群众”一样，只是淹没在“汪洋大海”中的“终身情敌”。像闫红这样“怪怪的”逻辑概念，最为经典的解释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30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受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

    所谓“自我规定的意志”，就是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开始孕育成长的主体个人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自主选择、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我健全的自由意志，又叫意思自治。这种自由意志体现在甲乙双方自然人及实体法人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文明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所达成的便是意思自治、双向选择、互惠互利、平等合作、权利义务充分量化细分的合同契约关系。只有建立在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根本前提之上的公民社会里，“人民”才会具体落实到每一位活生生的个人身上，并且不容许任何组织和个人绕过权为民所赋、权由法所定的法律条款和制度程序而擅自代表。采用现代工商契约社会以人为本、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谱系来加以衡量，萧红的情爱传奇和文学创作，都不是能够达标的前文明的本能表达；其价值只在于生动记录了前文明的中国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本能冲动和生命活力。关于这一点儿，我在《民国红粉》一书中有相对完整的分析说明。

    应该说，擅自代表“人民”的名义“需要萧红”的闫红，说到底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写作《他们谋生亦谋爱》之类“畅销书”的闫红，却必须盲目依附于民国女性半真半假的所谓“传奇”，来实现她自己更加低级的本能，也更加自欺欺人的“谋生亦谋爱”。几年前为《环球人物》写作“民国红粉”专栏时，曾经通过当当网购买过十多本相关书籍，《他们谋生亦谋爱》是其中一本。翻阅几十页之后，竟然没有找到一句经过独立考据和独立思考的有用文字，我只好顺手把这本书扔到了它该去的地方。

    行文至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细节：我的老同事崔文华先生是黑龙江省双城市人，他在1983年写作现代文学专业硕士论文期间，曾经专门到呼兰县城（今哈尔滨市呼兰区）寻访萧红遗迹，在呼兰县城大街上一路问去，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萧红是何许人。我倒是想追问一句闫红女士：萧红家乡20世纪80年代的父老乡亲们，到底算不是“人民需要萧红这样的传奇”的所谓“人民”呢？您自己到底是置身于“人民”之中，还是“人民”之外呢？！

    扒开萧红的洋葱皮——谈张耀杰《民国红粉》

    端木赐香

    没想到一向给人硬汉印象的耀杰兄，居然在蛇尾马首之际给读者奉献了书名为《民国红粉》的一盘新鲜小菜，这本书喜感得不行。

    说它新鲜，主要是感觉耀杰兄一向的研究视角在民国年间的那些汉子身上，不管是不是真汉子，至少生物性别上都是男人，主要话题也是集中在政学两界人等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党争、谋杀之类的宏大叙事上。说它是小菜，虽然日常生活中我也很小女人作派，但放诸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我对近代中国转型时期诸多风云女性并不感冒，感觉她们奔来突去，也终未逃脱变成中国特色男权宴席上一道小菜的命运。或者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人的解放国人都未搞懂，遑论女人之解放？

    好在耀杰兄在他的后记中给我们列出了他的价值坐标：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六个层级的价值要素。这里我只想取其前四个。一者是，前四个对我来说，就够了；二者是，师兄师妹所见略同，我太同意耀杰兄的四大价值要素了。

    第一是“自由”，或者“自由自治”。其包括的内涵不外是自由自治、自主选择、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我健全等。

    第二是“平等”或者“契约平等”，也就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所达成的意思自治、双向选择、互惠互利、平等合作、权利义务充分量化细分的契约关系。

    第三是“民主”或者“民主授权”，也就是各种公民自组织及联合组织权为民所赋、少数服从多数、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自治的民主制度。

    第四是“宪政”或者“宪政限权”，也就是国家和地方政权治官安民、宪政限权、依法行政、多元共和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制衡的制度框架。

    耀杰兄之所以采用这种价值谱系作为历史研究的价值坐标，不外是这些价值要素乃现代文明社会中最为常见的，在中国社会里却又是最为罕见的。我不想说，中国古代文明因子中没有这些价值元素；我也不想说，中国人就没有福气享受这些价值要素。我只想说，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者中间持这些价值要素和价值信仰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几乎是屈指可数的。何况耀杰兄做历史研究，除了要高举这些价值要素之外，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凶猛风格和严谨细致的考据癖好。这一切导致耀杰兄的著述，既像持了板斧的李逵大爷，更像剑器舞得密不透风的公孙大娘，简直是“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总之，看耀杰兄的著述，您也得有胆有识才行，否则被吓傻了他是不包赔偿的。

    我之所以看得很有喜感，倒不是自卖自夸自己有胆有识经得住吓什么的，而是太了解耀杰兄的套路与文风了，甚至还边看边幸灾乐祸地算计，耀杰兄这次又能吓傻多少读者呢。不说文风与考据，单说那套价值谱系观照下来，民国时代诸多红粉美女就够悲惨了，一个一个粉面失色地跌倒在耀杰兄的板斧和利剑之下，大喊官人饶命。

    不能说耀杰兄不懂得怜香惜玉。真正的英雄对美人是有严格标准的。不说现在的耀杰兄，就连身处那个时代的鲁迅，1923年12月给女师大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也认定“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谓堕落，据说是进妓院；所谓的回来，不外是回归传统的男权家庭，继续给男人做傀儡性奴式的家常女人。

    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诸多娜拉，不是被男权社会堵在了夹道上，就是自己本身就找不着北。结果虽没有完全进妓院，也没有完全回归男权家庭；但是所谓的女性解放，或者说是所谓的自立、自尊、自爱，于她们竟然无甚干系。

    用耀杰兄的观点，她们就是打着女性解放的招牌，给自己低劣的生物本能与情欲放纵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美好借口而已。用我的观点，论性的解放，她们比不过潘金莲女士；论人的自由，她们不外是革命话语包装下的祥林嫂而已。而那些怂恿个人自由、女性解放的激进男人，不外是西门庆热烈欢迎所有女人在他面前不再坚守贞节而已。正如人类进化史上，女人为男人守贞，是男权社会的集体阴谋一样；近代转型时期，中国女性之身体解放，首先是中国男权社会的一种变相怂恿。比如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以及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的张申府就坚持认为：“性交、结婚和爱情是三桩不同的事儿。”基于常识性的价值理念，性交、结婚和爱情，可以是三桩不同的事儿，问题是人生不只这三件事儿，至少在这三件事儿之前，你先得自己养活自己。

    以这个标准，要我给“民国红粉”们排个榜的话，高居榜首的只能是张幼仪，落在榜末的当数萧红。张幼仪，自立、自尊、自爱，自我健全，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都表现出了较为充分的责任担当。萧红，只有叛逆的心与放纵的欲，就是没有自立的技能与自尊的身心——和未婚夫在旅店鬼混，欠费若干，最后未婚夫失踪，导致老板差点儿把她卖到妓院；最困顿的时候投身给了萧军，这男人竟跟女人一样无以自立，一男一女竟然长期蹭朋友家里混吃混睡。混吃也就罢了，大白天的，一男一女在人家客厅里情欲大爆发，男人捏着女人的一只大脚丫，两人大眼瞪小眼，欲罢不能，直弄得朋友家的小女儿问母亲他们在干吗，主人赶都赶不走，气得主人太太搬出了自己的家，仍由他们臭不要脸地继续蹭下去。

    混吃混睡也就罢了，跟萧军私奔，却生下上任男人也就是未婚夫的孩子。生下又看都不看一眼就弃掉。跟端木蕻良结合，又生下上任男人，也就是萧军的孩子，孩子生下来时好好的，却又在别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死掉……打死我也不相信，这种对自己不负责，对孩子不负责，对社会更谈不上负责的文学青年，能给我们带出一个什么新世界来。

    感谢耀杰兄，他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剥洋葱似的，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革命话语或者主流话语中的光鲜人物，剥光给我们看。耀杰兄是老江湖了，耐呛；只担心一般读者，被些摧心辣手般的著述摧折得，怕要泪眼婆娑了——泪眼婆娑中，我期待，耀杰兄的这种解构，是传统与现代、历来与未来之间的一盏小灯，既能折射出我们来时的轨迹，还能照耀出我们奔向的路径，也就是俗语所谓的“鉴往以知来”吧！

    “对自己的人也不要脱下掩心甲”——萧军在延安（上）戴新伟1949年冬天，文艺理论家胡风在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其间写给梅志的家书中，将周恩来称为“父周”，将周扬称为“子周”。那时候周扬是负责文艺理论的主管，地位可知。从这个绰号里还可以看出胡风的“不平衡”，他的心态、性格都在家书里表露无遗。

    周立民在《洁白的心房充溢着新生的恩惠》长文中（《简边絮语》，海豚出版社），正是结合胡风同时代的人的言行进行参照对比，他选择的另外两位是巴金和萧军，针对他们在1949年前后这个转折年代的各自表现，发掘其心曲，让这三位文坛巨匠的未来都透露先声。这其中胡风因为“胡风案”牵涉人物众多，话题敏感，先后有不少人对这个受难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梳爬整理分析，有很深刻的研究成果。

    在这三个人中，我特别注意的却是萧军。萧军的遭遇一直不太为人所知，他被文学史特别记住的是什么呢？东北作家群？“鲁迅的忠实门徒”？“萧红的丈夫”？《洁白的心房充溢着新生的恩惠》披露了萧军在1949年后的际遇。在胡风郁闷的时候，萧军早就开始了边缘化的生活。他甚至没能出席第一次文代会，他在延安的熟人周扬、丁玲、艾青……政治待遇都比他高得太多了。周扬、丁玲等文艺界领导人在畅谈文艺理论，平民萧军只有在下面发牢骚。他的个人生活更加困顿，无可奈何之下，1952年6月25日，萧军致信中共高干彭真请求帮助：

    “今年我不预备再写什么了，想寻些工作做。不知在你们市府范围内，是否可代寻一工作？我除开可做语文教学工作外，如军事研究（我住过讲武堂）、武术研究（我曾学习过相当时期，现在还未扔下）、古物研究（我来北京后对于碑帖、瓷器、印章收集了一些，也继续深入研究了一番，甚有兴趣）、京剧研究等工作，我全可以参加。”

    萧军的一生，经历复杂，身份复杂，他是军人、编辑、作家、出版人、医生、文物专家。更因为时代的因缘际会，他是历史的见证者。当我们长远地看他的一系列经历时，就会发现，这个人所遭受的挫折与不公，远远不止这个转折年代。要了解这个人，其日记是一大关键。

    日记在《萧军全集》（华夏出版社）中有刊载，而今年所出的两卷本《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香港牛津）更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从中更能了解萧军的性格、人格以及与整个左翼文坛的冲突，与权力的冲突——这无疑也是自延安时期之后他人生的主要冲突，既包括了他为何要向彭真这样的高干求告，也包括了他与丁玲、周扬、艾青等人的恩恩怨怨。

    萧军嫉恶如仇，且不畏权势，即使是在革命圣地延安，流浪的经历让他并不害怕冲突，而且往往也不害怕使用暴力。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从1940年8月开始，到1941年夏天和毛泽东建立联系，萧军过了将近一年备受夹磨的日子。他作为进步的左翼作家，来到革命的地方，却觉得很多人很多事都看不惯，对以革命为名的各种特权、官僚化深恶痛绝而又没有办法。他的大女儿萧歌放到保育院受到的待遇尤其让他接受不了。于是，他便不断地和那些基层的办事员起冲突，甚至是红小鬼。家庭生活也让这个专业作家不省心，当时他和王德芬刚结婚不久，也多有磨合，日记里充满了他的怨诉、吐槽。

    在这个时期，萧军和不少左翼作家还相处甚安，那时他经常和丁玲聊天，深入地谈文学，交换彼此的看法，包括政治上的、对延安周遭的看法。两人一度很亲密，走得很近。但当丁玲通过了党的考察，准备接收为党员时，两人的关系渐渐淡了下来，日渐疏远，并且后来在文学理论、文学政策上不时地擦枪走火。

    刚到延安的萧军满腔抱怨，日子过得很差，精神也很差——于是日记便成了一种宣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激励——这是萧军特别的一个地方，看他在日记里几乎可以看到这个人，鲜活、袒露、真实。他更是记录了他的梦想、宏愿（尤其是文学上的），还有无数的家庭零碎事，友朋之间的交往、交恶，有些充满了个人看法，剑拔弩张，而有的则公正厚道。他先后与熟人、挚友翻脸，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艾青是他非常反感的一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好话。相比之下，张仃算是摩擦最少的。他尤其看不起艾青的诗歌，“艾青的诗是水掺得太多的酒”，他这样断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萧军同样写大量的诗歌，虽然他对自己的文学期许极高，但他的作品普及得相当少，反而是艾青的诗歌一直脍炙人口。

    他1952年向彭真求助，那是因为延安时期他在毛泽东那里认识了彭真，两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对中共高层都有接触，因此都在日记里留下了白描式的观感，他说林彪看上去“不寿”，但农民出身毫无知识分子趣味的朱德却让他吃惊又感动，花了很多笔墨去描述这个忠厚的人。他也详细地记录了见毛泽东的经过，记录了他眼中的毛泽东和江青——以及他们的关系。但萧军日记里最主要的并非这些掌故式的东西，甚至不是这些历史见证，最有价值的是他始终独立的个人主义，即使受到无数的攻击也不改其志。他的日记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心曲——在经过不断大浪淘沙的20世纪，文字上已经少有这样的“薪火相传”了。

    萧军看不惯文艺工作者与党员之间明显的差异待遇，更看不惯那些没有什么文艺见解、习惯于颐指气使的官僚，他径直呼之为“小党人”。在他眼中，小到势利的红小鬼服务员，大到如刘白羽、艾思奇、胡乔木，都是这样的人。同时在文艺工作者内部，也充满了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理论，更有各种各样的文人习气、小道消息，这让生性刚烈的萧军如何不去斗争？更何况他一直以鲁迅的门徒自居，一心想在延安建立舆论，将鲁迅精神发扬光大。

    这个时期的萧军，是文化人与政治性之间冲突的表现者，他作为矛盾的爆发点，集中体现了那些隐藏的人和事，他是一个可值得注意的标本人物——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的人是极少数。

    甚至可以说，萧军身上一直体现着自由作家与政治身份之间的矛盾、冲突，即使在后来他受到了毛泽东的召见，即使对党政的了解更多更透彻，但终其一生，萧军都是体制外人士，并且为自己的看不惯、敢言和坚持己见吃尽了苦头。

    必须要这样来看待他1941年的经历。

    “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萧军在延安（下）戴新伟1941年7月8日，萧军在日记里写下：“决定了，给毛泽东去一信，请他约定时间和我做一次谈话。”次日他便收到了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回信，告诉他可以将意见写出寄给毛。此后他陆续写了两封信给毛。到7月18日，萧军终于收到胡乔木的信，“说毛泽东约我谈话”。

    萧军详细地记录了他和毛泽东见面的情形，毛和他谈到了鲁迅，但更多的是当时共产党的各种政策在文艺界的反应，这是两人都关心的。萧军向毛谈了自己的看法，包括作家在延安的境遇，共产党工作的不足，使他长久以来在延安的郁闷得到倾泻。据日记所载，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极好。此后毛泽东也有信给他，8月11日还回访萧军，在萧军住的窑洞里与几个文艺工作者一起畅谈。

    日记中全录了毛泽东8月2日的来信：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萧军的回信也有存底，也颇有价值：

    “‘缺乏耐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等等，这怕是我半生来在家庭在社会……碰钉子原因的大部分。因为钉子碰多了，就有了硬壳，因为被误解被伤害太多了，就容易神经过敏，甚至总要防着每个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

    在当年12月31日的日记总结中，萧军列出“已做的事”，第七条是：

    “和毛泽东谈话近六七次，讨论党内外等关系，接着组织部就开始调查等工作，此影响甚大，改正了党内一些上下不通以及官僚主义作风。有多少被怀疑的人被理解了。我自问这是我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从1941年年中到次年，萧军及其他文艺工作者与毛泽东等党内高干频繁接触，在萧军等人看来是反映情况，而在共产党则是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如何对待文艺工作者，如何制定文艺政策，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萧军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致信萧军就提道，“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各家的意见”，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也是自己这两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5月2日日记，当天第一次座谈会召开。）到5月底，第三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总结讲话，后来第一次与第三次会上发表的“引言”和“结论”，合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工作者创作的金科玉律。

    尽管萧军清醒地认识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有他的努力，但对于这次文艺政策的方向、共产党的出发点在何处，他未必如此清醒，从他参加会议的发言来看，不仅格格不入，而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甚至胡乔木还和他辩论起了鲁迅的“发展”观。从历史发展来看，对文艺工作的总结、指导，与彼时延安的政治气候、与世界格局都有关系。

    当文艺创作的政策出炉时，作为自由派作家的萧军将何以自处，关系微妙——他一生服膺的是鲁迅。因此他虽然三次都参加了座谈会，三次都谈了自己对文艺的看法，但在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具体到与毛的关系）有所不协调了。而他又恰好此时想去绥德前线体验生活，对此，萧军是有负气成分的，而他向毛泽东报告去向时，看得出毛的冷淡。

    5月25日的日记里，萧军做的摘记如下：

    “我曾于座谈会上发过誓言，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

    “我要还在延安吃所欠下的馍。

    “对自己的人也不要脱下掩心甲。

    “培养坚强的灵魂的力。在诱惑的歧路上，只有灵魂坚强，目标确定的人，才能得度。”

    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与萧军日记对照，可能会得出所谓真实与虚假的部分，但人自己的看法、判断相应地证明他自己。似乎是因为“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那种独立创造性使然，但“诱惑的歧路”大概让萧军明白了何谓“自己人”，想到了“对自己的人也不要脱下掩心甲”。也有可能是他一直以来的个性使然，又或者是作为自由派作家对党派的天然警惕，总之，我们并没能看到一个为这个重要会议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反而是一个格格不入，像堂吉诃德那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身影。他似乎还没有明白自己的处境，也许是满不在乎。他评价自己在会上的辩论时这样写道：“我于这些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人群中，也还是自由杀入杀出，真理是在我这面。”

    何其不可救药的老天真！

    导致萧军与共产党关系僵化的一个具体事例，是他在6月4日参加中央研究院对“托派”王实味的第二次斗争会上。因为他实在憎恶那种批判式的发言，在王实味话没说完的情况下就有人叫他去自杀。萧军再也忍不住，向大会主席抗议，没想到，这把火就烧到了他的身上，几乎有将其与王实味“捆绑”在一起的危险，他身边的朋友也逐渐因为“原则”疏远了他。

    在这一年10月18日的鲁迅纪念会上，萧军受到了作家们的围攻，从此他便走了“下坡路”。跟各种基层人员的纠纷不愉快，各种牵制各种刁难再次接踵而至。因为一次打架，萧军被法院判刑6个月，他的边区参议员资格也没有了。加上1943年整风，萧军已经成为边缘人物，并且随时有“特务”的嫌疑。在这样的气氛下，萧军一家主动下放延安农村生活，自食其力，从1943年11月到1944年3月，远离了“政治风暴”，但在农村依旧很受了一些夹磨，就因为他从不低头。据日记记载，最后是他要求回去，才被允许回到延安工作。

    对萧军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服软”。但即使如此，萧军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他仍然是桀骜不驯的性格。他并没有像很多同行一样入党，虽然他一直在考虑，差一点儿就入了；他也没有像很多同行那样，从此学乖一些，学聪明一些，如鱼得水一些。在他的日记里，依然充满了抱怨，充满了看不惯——而且还会付诸行动打抱不平。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1946年回到哈尔滨之后，又受到东北局大规模的批判，从此长期身在另册。不论萧军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但其身上的勇敢、果决，坚持独立的、不被权力所驯服的精神，实为近代以来的作家文人所少有。作为鲁迅的门徒，萧军尤其合格，或许当我们重温那个著名的假设——“鲁迅活到1949年后要么不出声，要么在监狱里”时，应该在萧军的经历上多停留一会儿。

    尽管萧军对朋友对妻子（王德芬）也常常不客气，但他对萧红提得不多，更不要说涉及两人的关系了（反讽的是，我们现在提到萧军，却多半是因为萧红的原因）。在萧红病逝香港的消息传到延安后，以萧军为首的作家写了纪念文章，举办纪念活动。他听到几个女性朋友的指责，大意是说假如你和萧红在一起她便不会如此死去。这样的说法让萧军非常愤怒。然而，日记中涉及萧红的地方都是正面的，萧军并没有大谈其恩怨（看得出来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对两人的分手始终坚持不解释、不辩解的态度。

    在这个刚烈、冲动、粗糙又敏感的性格中，还包容着这样一种品行。聂绀弩在1946年为萧红写的文章《在西安》，叙述萧军、萧红的分手，无一字责备萧军。但像萧军听到的那些流言蜚语一样，世间一样有人津津乐道于“钩沉”这样的关系，不管你是萧红还是张爱玲。

    如果说萧军的日记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指出的，我想就是这样对萧红的态度；读这部日记，当然可以看出这绝非一个完美的人，然而如果仅仅去关注他的隐私，只会让这部作品继续下沉或者掩埋，毫无发掘之理。推及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理解，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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