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独立三重门——“见父亲、见夫君、见子女”

    鹤马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里，宫二诉说练武之人的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宫二这样一位民国女性有此践行，实属难得。

    但宫二毕竟是幸运的。民国至今，大部分女性根本达不到“见自己”，她们人生的三大课题是“见父亲、见夫君、见子女”。

    在“见自己”之前

    春节伊始，一则广告在荧屏地毯式播放，年迈的外婆“垂死病中惊坐起”三度逼婚，高学历外孙女愧疚表示“今年一定要结婚，就算是为了外婆”，毅然决然走进某相亲网站的实体店。这则广告很快遭到网友铺天盖地的抵制，但广告主拒不道歉。

    春节硝烟未散，情人节来临。北京一家高端玫瑰花品牌，在情人节之前就几次三番预告库存售罄。一朵玫瑰卖出999元，大众匪夷所思，情侣趋之若鹜，只因为它主打“一生只送一人”，男士购买需注册，收花者姓名毕生不能更改，许多女孩就要这“一生唯一”的名额。

    三八妇女节，源于国际女权运动的节日，在中国莫名变成了“洗脚节”。诸如“妈妈，洗脚”之类的煽情公益广告历来是央视的拿手好戏，宣扬母爱的无悔付出，也是基本腔调：“等你长大了妈就幸福了”“等你结婚了妈就幸福了”“等你有孩子了妈就幸福了”。

    三则广告相连，很容易发现当代女性的处境——传统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未祛魅，只是变了形式存在。“婚姻和家庭”依然是社会衡量女性价值的主要标准。

    活在千年道德桎梏和凶猛消费主义夹缝之间的女性，常常左顾右盼、踟蹰不前。如果说她们“父为子纲”尚有叛逆意识，对“夫为妻纲”和“子为母纲”的反抗，则常被湮没在“真爱”和“母性”的温馨粉饰中。

    在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女性：生于小城市，毕业后留在家乡，借助关系进入“体制内”工作，25岁之前嫁给一个在政府或银行工作的男人，早早地生了孩子，因为“28岁后生娃身材恢复不好”。工作闲散、生活安逸，热衷代购奶粉，育儿话题，以为“这就是人生”。假若同学聚会，会自然地问旁人：“结婚了吗？”

    你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女性：她们毕业于重点大学，在一线城市打拼。她们有姿色但不绝美，有能力但没背景，中等偏高工资，时常被父母念叨“回家考公务员吧”。她们渴望安定又向往自由，期盼婚姻又害怕束缚。即便曾经海外留学，每逢年节亦会遭遇逼婚。巨大的价值观冲突足以让她们精神分裂。假若同学聚会，多半会哀叹“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

    前者甘于平庸，后者不甘平庸，但她们共同的苦闷是：找不到自己。

    民国婚恋观的镜鉴

    五四运动，中国女性扔掉裹脚布，走出闺阁，探索。

    学者郭于华认为，“民国女性的处境和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的处境很像”。的确，两个时代给女性提供了相似的资源：商业繁荣、海外留学潮流兴起，女性接受新媒介和思想更为快捷，“一夫多妻制”存废游移不定，避孕和生育技术的进步……民国女性和当今女性，都是“在混乱中成长”的群体，价值观的激荡和变革，集中体现为参差多态的婚恋抉择。

    杰出的民国女性中，不乏抱持先锋婚恋观念的实践者。比如终身未婚的吕碧城；和胡也频、冯雪峰在西湖边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丁玲；为了支持丈夫梅兰芳的事业而选择绝育的王明华……民国女性在婚恋乃至生育观念上的激进之举，若放在今日，未必能得到公众舆论更多的宽容。

    回溯历史，今天的女性，是否比民国更进步、更自由？——真不见得。无论是“生完孩子这辈子就到头了”的悲观论调，还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犬儒主义，本质上，女性依然没有脱离对男性、对权力的依附。

    民国那些探索“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杰出女性，在对“父女”“夫妻”“亲子”三重关系上，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或可为今日镜鉴。

    一重门：见父亲

    父亲往往决定女性的起点，也寄托了女性对异性的最初想象。古语言“女儿要富养”，“富养”不仅为女儿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更是要破除父权的专制主义，真正在父女之间建构起精神的关爱。

    遗憾的是，民国大多数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都是被“穷养”的。被家族视为“不祥”的萧红，一生逃不开对男性的崇拜和依赖，被一个男性抛弃、凌辱之后必须找到下一个男性做依靠，为此不惜被凌辱虐待，最终贫病交加地死去。

    “世事洞明”的才女张爱玲，幼年无法得到父亲的保护，遭致冷落虐待。于是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集合了憎父、怨父、恋父的复杂情感。她总是不自觉地选择年长的男性作为伴侣，并不自觉地担当一个保护男性、资助男性的圣母角色——从胡兰成到她后来的美国丈夫赖雅，莫不如此。

    “富养”的林徽因如何？随父亲游历欧洲，为林徽因奠定了一生见识的基础。借由父亲，她认识了在她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男性：徐志摩和梁思成。但林徽因与父亲之间缺少世俗的温度。自小耳濡目染父亲对母亲的冷落，让这份父女之爱蒙上了雾霾。于是，她处理婚姻和爱情的态度理智而聪明，有了很多因“父爱不满”形成的气息：自恋、暴躁、情绪化，从“送给冰心一坛子山西老陈醋”的典故中即可见一斑。

    二重门：见丈夫

    民国不乏才子佳人。受新思想冲击，女性更勇敢地追求爱情，并将爱情作为改变命运的手段。但战火激荡的年代，女性的婚姻面临着比以往更严酷的两个课题：背叛和死亡。

    逃婚私奔的大家闺秀蒋碧薇，陪丈夫徐悲鸿在法国追寻艺术，却遭遇了他的背叛。异国他乡，势单力薄，蒋碧薇只能通过歇斯底里的哭闹、撒泼来挽回局势，却将徐悲鸿越推越远。

    郁达夫的原配孙荃则隐忍得多。当郁达夫宣布要与王映霞同居时，孙荃身边尚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为了顾全郁达夫的名声，孙荃含泪默认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事实，独自抚育三个孩子。

    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可以说是孙荃的升级版。于凤至颇具商业头脑，投资地产，经济高度独立，在政界也颇具地位。她仍然恪守封建社会的正房道德，从不责怪用情不专的丈夫，对情敌赵四小姐，嘘寒问暖，从无怨言。

    孙荃去世时自豪地说：“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活在“好女人”符号里的她，最终只能如殿堂中圣母像般冰冷。同样，晚年于凤至迫于政治势力和张学良签署离婚协议，甚至未能满足与张学良合葬的愿望。

    “与其在崖头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也许，率性的蒋碧薇，活得更性情洒脱。尽管她一生纠结于徐悲鸿、张道蕃之间，进退维谷，但至少勇敢追随了本能，破除了“从一而终”的执念。

    三重门：见子女

    传统观念里，忍辱负重是美德，相夫教子是天职。无论孙荃还是于凤至，都践行着作为女人的“美德”和“天职”。尤其是教子，考问着女性作为母亲的意义。

    颠沛流离中，孙荃自力更生，硬是把三个孩子都拉扯大，还都接受了高等教育。20世纪40年代末，她得知郁达夫已经去世，下半生都投身于郁达夫作品的出版事业中。

    于凤至更甚，除了自己的孩子，对赵四小姐的孩子也视如己出。张学良被幽禁，她说服赵四小姐返回上海抚养幼子张闾琳，自己留下照顾张学良。疲累交加中，她罹患乳腺疾病，不得不去治疗，从此失去了和张学良见面的机会。

    相较于孙荃、于凤至的母仪天下，萧红、张爱玲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反生育”倾向。“民国四大才女”中，萧红一生认为孩子是她的负累，张爱玲则乐于在作品中展现母爱的畸态。她甚至可以因为男人的一句话把孩子流产。庐隐先后爱上并试图托付终身的几位男性，都无法承担家庭的责任，让这位名噪一时的才女深深被柴米油盐所累，最终死于难产。

    她们的人生都难以称得上幸福。

    那么，对“见父亲、见夫君、见儿女”这三种关系上，有没有哪位民国女性的处理方式足够理性和智慧，最终得以“见自己”，抵达“众生”和“天地”？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女人

    张大千的女弟子、国画家方召麐是一个样本。

    1914年出生于无锡世家的方召麐，自幼学画。11岁时，因战乱，她遭遇幼年丧父，目睹父亲被子弹射中。此后她性格益发坚强。23岁留学伦敦，婚后与丈夫历经十年战乱逃难，终定居香港。不久，丈夫却因医疗事故身亡，遗幼龄子女八人。

    中年丧夫对于一个女人的打击之巨大，难以想象。但方召麐没有一直沉浸在痛苦中，她打理丈夫留下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抚养孩子。但不论多忙，她都坚持凌晨四点起床画画，并拜师岭南派名家赵少昂。

    40岁时，方召麐毅然申请再度留学牛津大学，婆婆让她带走八个孩子，意在让方召麐断了这条心。但她用两年时间缓冲，克尽艰难，终于成行。在英国安顿后，陆续将几个孩子接到伦敦求学。艰难时期，她为出版商画贺卡换取生活费，长子则放学后拎着水桶擦车赚钱。

    方召麐从不刻意教育子女，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信条写成画的题跋，给孩子看。最终，八个子女性格独立，各有所成，在香港社会有“方氏一门八杰”之称。次女陈方安生是香港首位华人布政司，后为政务司司长。四子方顺生则任联合国即时传译部部长。

    教子之外，方召麐亦不放弃自己。1953年，她拜师张大千，于美国西海岸“可以居”随侍一年，潜心研习画艺，形成独特的方氏艺术风格，终成一代国画大家。晚年的方召麐功勋卓著，作品被大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在世界各地展出。她本人获得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以及港大和日本创价大学的名誉博士。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大婚，伦敦大学送的礼物是她的“磐石图”；李嘉诚、霍英东等香港上流社会人士以收藏她的作品为荣。

    从37岁丧夫到92岁逝世，方召麐后半生却并未再婚。曾有人问过她为何不曾再嫁，她笑着说：“追我的人很多呀，可是我不能嫁给他们。结了婚就得给他们做饭，哪有时间画画？”

    另一个值得打量的样本，是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

    经历了丈夫背叛、丧子之痛后，张幼仪被徐家父母认为养女，成为徐氏家族的掌门人。她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不久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独当一面，才干突出。

    1931年，徐志摩坠机身亡，合法妻子陆小曼无力操持，张幼仪冷静果断地处理了后事。

    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邻居苏医生向她求婚，张幼仪有些踌躇，给远在美国的儿子阿欢写信征求意见。阿欢回信道：“母职已尽，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张幼仪和苏医生举行婚礼，共同生活20年。1988年，她逝世于纽约，墓碑上刻下“苏张幼仪”四个字。

    出生于封建大家庭，张幼仪曾是最正宗的“大家闺秀”。年幼时，她听话；婚后，她隐忍；被弃，她承担。但最终，张幼仪通过经济自由在社会立足，从而自由地选择配偶，获得儿女的尊重。

    正如她在回忆录里所说：“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是什么支持一个女性真正成为自己？

    答案在风中飘荡，却又如此清晰。

    吕碧城：没有爱情也可以

    闫红

    作为一个高冷的人，鲁迅先生不会轻易地欢欣鼓舞。比如大家都争相表扬娜拉出走的觉醒时，唯有他冷静地发问：“娜拉出走之后呢？”他在易卜生结束的地方开始想象：摆在娜拉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要么回来，要么堕落到妓院里去。

    他的提问有现实意义，“五四”之前后，很多女人忽而觉醒，离异逃婚者有之，离家出走者有之，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离开家，就能走向光明吗？似乎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数年之后，呼兰小城里一个名叫张荣华的姑娘，像娜拉一样拒绝被掌控的命运，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家，去异乡，走异路，寻找新的可能。

    也许是因了张姑娘才情卓然，她没有回来，也没有堕落，还成了作家。只是那一路尝尽艰辛，遗弃、家暴，各种困顿羞辱，31岁那年，她病死在香港，至死都不甘地说：“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对，张姑娘就是我们熟悉的萧红，她亲证了鲁迅的说法，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女人单方面的勇气，无济于已经确定的命运。然而，世态芜杂，案例多种多样，距萧红拎起箱子关上家门的20多年前，也有一个女子，逃出了让她备感窒息的家。她没有堕落，也没有无奈地归来，相反，她走出了一个新天地，走进自己亲手开启的无限光明里去。

    那个女子名叫吕碧城，安徽旌德人，父亲曾任山西学政。吕碧城12岁那年，她父亲去世，两个异母哥哥都早逝，家中没有男嗣，吕家的财产因此为族人觊觎，甚至将吕氏母女囚禁，后来在官方的干预下，吕家母女获得自由，但光景已经大不如前。

    在古代的戏剧里，官宦人家的公子小姐，会早早订下婚事，吕碧城10岁那年，与同乡的汪家定亲；按照戏剧里的逻辑，订婚的人家，若有一方中落，另一方必然会嫌贫爱富地赖婚，通常是女方嫌弃男方，到了吕碧城这里，颠倒过来，汪家见吕碧城今非昔比，老实不客气地提出退婚。

    这种单方面的毁约，是一种羞辱，许多年后，吕碧城的另一个同乡胡适之对包办婚姻多有腹诽，但怕伤了母亲的心之外，更怕毁了一个女孩的幸福，放弃他的异国恋情，迎娶了村姑江冬秀。按照这个说法推想，吕碧城算是被毁掉了，注定要在同乡的冷眼与白眼里，过她万劫不复的一生。

    对于认命的人，自当如此，但我们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吕碧城是不认命的，好在命运也肯帮她。她有个舅舅严朗轩，当时任塘沽盐课司大使，吕夫人携带女儿投奔兄弟而去，虽然严朗轩不过是八品小吏，但相对于安徽老家，塘沽更得风气之先，能够跃身到一个更大的天地，是命运送给吕碧城的第一桶金。

    她在塘沽生活了7年，1903年，严朗轩官署里有位方秘书的太太要到天津去，吕碧城想要随行，看看有无深造的机会。严朗轩大光其火，这不难理解，这时还是光绪年间，一个女孩子要外出就学，让这个小吏舅舅实在难以理解。倔强的吕碧城没有被舅舅的怒火吓住，在秘书太太离开的第二天，她不辞而别，一个人来到了火车站。

    在光绪二十九年，这个女孩子，一个人出现在火车站，没有娜拉的箱子，她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靠逃票上了火车。还好，在车上，她遇到了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老板娘与她一见如故，不但帮她买了车票，还把她带到自己家里。

    到达天津的第一晚，吕碧城便给住在大公报馆的方太太写信，这封信，凑巧被《大公报》的总理英敛之看到。吕碧城那一笔飘逸字体首先入了英敛之的眼，她的才情让他遥生好奇怜惜之心。他和妻子一道，拜访了她，将她接到大公报馆。那晚，这对比吕碧城大了十几岁的夫妇，和这个年轻的女子畅谈到深夜。

    他们大概谈到了女权等话题，吕碧城当晚挥毫作了一首《满江红》：

    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

    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頻违，情空惹。

    第二天，英敛之将这首词作发表在《大公报》上，还以夫人之名写了跋语，称之为“极淋漓慷慨之致，夫女中豪杰也”。他又将吕碧城推荐给严复、傅增湘、方若等津门名流，用现在的话，就是带她出入于老男人饭局，当时的文化名流如铁花馆主寿椿楼主纷纷与她唱和，《大公报》杂俎专栏，几乎成了她和她的唱和者的私家花园。

    这次离家出走，对于吕碧城真是一趟梦幻之旅，短短几个月，她就在天津成了名。那些文人的酬唱也许还有对萝莉作家的隐秘情结，但秋瑾侠女作为同性也对她另眼相看，秋瑾本人也曾以“碧城”为笔名，一次拜访之后，表示，此生不再用这个笔名，留给吕碧城专用。

    无疑，英敛之是吕碧城最有力的幕后推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这个知己，亦非凡人。他是《大公报》创始人，有一番坎坷奇特的经历，如今他是文化名流，相貌堂堂，最难得的是，和妻子一向感情甚笃的他，几番交往下来，对她竟有了异样的感觉。

    在日记里，英敛之自叹“怨艾颠倒，心猿意马”，而他那本来对吕碧城十分热情的妻子，也觉出几分异样，为之伤感，居然要发奋进学，不落吕碧城下风。

    如此一个有才有情有品位的成功人士，爱上了这个一无所有的小姑娘，为她做了很多很多，简直像韩剧里的题材，或者“浪漫总裁爱上我”之类的玛丽苏小说，哪怕她清高如简？爱，也不可能不为之心动，起码弄点儿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愫吧。你看萧红，当即就爱上了“救了她”的三郎萧军。

    可是，偏偏，从头到尾，没有资料证明，吕碧城对英敛之有过非分之情。

    不但对他，她一生遇到的出众男子多矣，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李鸿章的孙女婿杨云史，以及诗友费增蔚，等等，都算是她广义的男闺闺，但她谁都没有爱上。她甚至认为，包办婚姻都好过自由恋爱，包办婚姻若不幸福，还可以归咎于父母，自由恋爱若是失败，其懊恼悔恨，远甚于包办婚姻。这种奇谈怪论，只有没有心仪对象的人才会发出。

    没办法，她真的看不上谁，严复曾说她：“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

    她自己则对朋友这样解释：“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尚不错，亦已有偶。张蔷公曾为诸贞壮作伐，贞壮诗固佳，耐年届不惑须发皆白何！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

    细看这段话，她其实看得上梁启超和汪荣宝，可见她并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只是机缘不凑巧。有人非要问她袁克文如何，她淡然一笑：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她与他是真朋友，所以看他倒比别人都清楚。

    可问题是，你用得着这么清楚吗？你只能与自己看得上的人恋爱吗？要是都像你这样，这世上只怕就没有恋爱这件事了。

    以萧红为例，当初她是因逃婚才从家里出走，毫无疑问，她看不上那个汪殿甲，但当她到外面的世界飘荡了一圈再回来，居然选择和汪殿甲在一起，你要说这是权宜之计吧，汪殿甲的哥哥提出退婚，她都不同意，还为此打起了官司。

    就算这是困顿中的无奈选择，后来她成了名，还应邀去过日本，在当时的文坛颇有些地位了，稿费收入亦不少，她居然还会和她极其看不上、称之为“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端木蕻良在一起，让她的朋友聂绀弩百思不得其解。

    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错，张爱玲是说过，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但张爱玲也说过，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是快乐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当时跟胡兰成都没见过几面，这个男子，怎么就值得她低到尘埃里了？而胡兰成自己后来也描述过他在张爱玲面前的紧张感，觉得说什么都荒腔走板，倒总是张爱玲一再点拨他。

    没错，他没有那么高，她也没有那么低，但女子想要爱的心情，让她俯下身去，装作以为他是一个可以崇拜可以爱的人。没办法，谁让爱情对于女人是刚需呢？对，我又用到这个房地产专用名词。我还可以进一步说，爱情对于女子，是刚需中的刚需。

    胡适有个绯闻女友，名叫陈衡哲，她曾和胡适有过一次对话，陈衡哲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胡适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陈衡哲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这位陈衡哲先生，对，她的江湖地位，是可以作为女性而被称为先生的，她是清华高才生，留美硕士，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诗人、女作家，但她的爱情观、人生观和《还珠格格》里紫薇她妈基本一致。

    那个大明湖畔的夏雨荷说：“我爱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可是，若是没有那个可以爱，可以盼，可以怨的人，这一生，又有什么意思？”而在小人鱼的故事里，老祖母告诉我们大家，一个人只有被深爱过，才会获得永恒的灵魂，否则即便活上300年，依旧是大海里一个易碎的泡沫。他没说我们也明白，他指的主要是女人。

    这种古今一般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爱情理念，或许是那么多女人在爱情这件事上使劲折腾的原因。“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的痴情，“我死之后，化为厉鬼，使君妻妾，不得安生”的凄厉，乃至于像《色，戒》里，王佳芝看着易先生在灯下温柔怜惜的笑容，心中轰然一响，以为遇到真爱，于是放过他送了自己的性命，都算是为那个爱情梦想买的单。

    当人们为之荡气回肠感慨万千之余，似乎没想过，她们为爱情这件事花的时间、精力太多了。当然，人只有这一辈子，都投在所爱上也没什么，我可惜的只是，太多的爱情，都像王佳芝所以为的，易先生对自己的爱，不过是个山寨货。

    上帝造人，送了各样配置，但并没有将爱情作为标配列入其中，借林黛玉一句话来形容，那是个稀罕东西，岂能人人都有？有的人运气好，遇上了；有的人运气不好，没有遇上，这跟你是否聪明美丽善良没有一点儿关系，它也许能使你被爱，却不能使你去爱。

    清醒孤高如吕碧城，“不遇天人目不成”，她不骗自己将凡人当天人，即便这一生都没有爱情也没有关系，她自称“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因此，当那个呆子吴宓自说自话地为她写推介文章，盛赞她的才华之后，居然以须眉浊气去推想她的“剩女情怀”：“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缠绵哀厉，为女子文学中精华之所在。”他以为的恭维，却是对她严重的冒犯。吕碧城拒绝与他见面，还怒斥他为无聊文人，可不是，无聊文人眼中只有小姑闺怨，哪里理解得了她这样的磊落巾帼。

    但她的决绝磊落，也让她失去了靠在哀怨上歇歇脚的机会。爱情是个好借口，让你接受自己的软弱，容忍自己的懒惰，你躺在哀怨的温床上，放弃了自我建立的机会，好像是得到或者没有爱情拖垮了你的人生，这样你就不必亲历亲为地承受各种挫败——我怀疑人们夸大爱情的意义，主要是好逸恶劳的本性使然。

    只有真正勤劳勇敢的女性，才能够面对她的人生真相。与爱无缘的一生，吕碧城做了太多事情，办女学，做生意，求学美国，游历欧洲，她不觉中以亲身经历证明，即便对于女人，LOVE也不是人生的全部，最多是锦上添花，蛋糕上的樱桃。作为一个女学的创办者，她的人生对于女人有更多的借鉴意义：是你自己，而不是别的人，决定你的一生，最终会不会是一个泡沫。

    若是遇不上，没有爱情也可以。

    不作不折腾就是没活过——兼谈萨冈和萧红的人生路径席越作为一个按照传统意义已近中年，有着一份固定工作，有一个收入比自己高的丈夫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每年会选择夏威夷或者墨西哥这样的北美人民喜爱的地点度假的妇女，现在让我回首青春，就像讨论《哈利？波特》这样的小说。这样骑着扫把和龙对话的念头我曾经有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天上飞过。或者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吃人参果，匆匆，囫囵而过。

    我唯一与北美90%的职业妇女不同的地方是，每个星期会用相当于大约1/4的工作时间写文章。在更年轻的时候，我写得更多，甚至比全职工作还多，而且当年所有的写作都不是为钱，或者说基本上都没有收入。我告诉所有的人，这是因为至爱。偶尔在深夜闭上眼睛，双手合于胸前——据说人总要每隔一段时间花5分钟审视一下自己的灵魂。深夜尤益，我对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因为写作，我才会在各种财务报表，或者各种分析报告和审计之余对另外的一群人的青春和生活轨迹感兴趣。所有的财务工作者，基本上都对其他财务工作者的青春或者童年或者梦想不感丝毫兴趣，这大概是因为她们的工作只是和数字有关，全无感性而言。或者她们从小就决定了要循规蹈矩，寻找最稳妥和安全的生活方式。我说的这一群人和财务工作者、中层白领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人——或者说和大部分人生相反的人。

    她们在年轻时代就没有准备驯服自己。

    比如少年萨冈，她在18岁就出版了《你好，忧愁》，这本书几个月之后就卖出了84万册。在此之前，她时常旷课，经常喝酒、抽烟，被两所学校开除，到第三所学校才完成中学学业，却没有通过会考。成名之后，她更加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她个性鲜明，行为有些离经叛道，她写作、赛马、酗酒，还用版税买了一辆性能一般却在那个年代最为拉风的美洲豹汽车，四处飙车……她22岁嫁给了第一任丈夫，两年之后离婚。离婚之后却又和前夫保持着同居的关系。随后嫁给第二任丈夫，生下一个儿子后，没有多久就离婚。她差点死于一场由于超速飙车导致的车祸中，60岁时还因转让和吸食可卡因而被判处缓刑一年的监禁和罚款……她的一生就好像一个漫长的青春期。而她本人，是60年的法国最著名的青春代言人。

    还有萧红，她19岁为了逃婚和表哥离开了家乡到达北平，不久回到故乡被家人软禁，又逃到北平。后来被未婚夫追回，并经历未婚夫家庭的退婚。为此，她到法庭状告未婚夫的家人，使得她本人逃婚、退婚之事成为当地众人皆知的新闻，她的父亲官职被贬很多。即使如此，她还是和已经退婚的未婚夫同居并怀着身孕被抛弃在一家小旅店中。这些都是她22岁和萧军写出《生死场》之前的经历。除了逃婚、退婚这些事迹，其间她为了继续读书和父亲做了一年的抗争、帮佃农求情而惹恼了伯父，几乎被家人处死。她生活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对女子的道德礼仪约束和封建社会没有什么大的改进的时代。因此，萧红似乎比萨冈更离经叛道，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反抗和斗争。在她30岁离世的时候，她一直在自己的多情和男人的薄情中沉浮。这就是中国“30年代洛神”的青春。

    萨冈和萧红并提，是因为她们都是天才型的作家，都年少成名，都像她们生活时代中的“坏女孩”，没有规规矩矩地遵守她们被计划好的人生。可是，若让一个平庸度过自己青春期的女子来评价，是好是坏是疯癫是糊涂，她们才真正地有过自己的青春。

    假如你没有冲撞过，没有反抗过，没有早恋过，没有翻着墙逃离自己的家或者那个权威的象征，又怎么叫作有过青春？甚至是那个自以为从小就懂得很多大人事，懂得珍惜金钱的张爱玲，她何尝不是从父亲和继母那里逃出，投奔了更自由和开通的母亲？这些早慧而任性的孩子，从此要么以一生作为她们漫长的青春期，要么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已经有了一颗古老而忧愁的心。

    至于那部关于萧红的电影《黄金时代》，女导演许鞍华说，民国是属于那些文人的黄金时代。好像电影中有鲁迅、丁玲、萧军等一圈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人士。还没有看过电影，但是已经开始担心她把萧红拍美了，顺带把那个年代也美化了。我不是要和“民国范儿”唱反调，也不是觉得那个年代没有它的意义，可是，民国在我看来，也像是一群孩子的“青春期”，每样新的事物都在品味，每种思想都在跃跃欲试，每个人都想尝试未尝试过的恋爱，然后每个人都以时代的荷尔蒙或是梦想而亢奋着又跳又唱。所有的一切终究以为底子尚薄，心情漂浮而不够深厚，那个类似于人生30～40岁的壮年，思想和见识都镀了金的时代，终究没有到来。或者像萧红一样，早逝了。

    这样的天才而动荡的青春，是不是要比一份安稳而平静的生活好？这是一个充满了“围城”逻辑的问题。因为像张爱玲那样少年成名的女子，也会适时地告诉自己“岁月静好”。而静好，让我等凡人俗子看来，就是不作，不折腾；就是有着医保、社保，有着每年的假期，有老公有孩子，周末去图书馆动物园，每天没到下班就计划买什么样的菜做晚饭，信用卡从不拖欠，房贷一定要提前10年还清的生活。

    偶尔我也会质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铿锵着、嘶吼、重金属地过一个青春。答案是，我不是萨冈，也不是萧红、张爱玲，甚至三毛。

    但，假如重塑自己就像割个双眼皮一样容易的话，我绝对想回头把自己的青春敲碎了，好好折腾。因为每段传奇都有一个碎过的青春、不驯的青春。

    女性解放，唯有靠自身

    大家沙龙

    【编者按】

    此次的主题是谈民国女性在传统与现实间的挣扎，缘起于《大家》的多位作者不久前对萧红不同角度的评价，争执很大。刚好张耀杰老师的新书《民国红粉》更加系统地梳理了民国时代的几位女性的命运，我们亦邀请了文史学者张耀杰、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著名企业家王瑛，湖南商会的伍继延，几位嘉宾讨论了在中国传统的男权视角中，如何解读近代女性走出家庭、争取权利的多元面貌，以及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郭于华：女性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不独立】

    张耀杰：2012《环球人物》杂志找到我写历史的专栏，后来确定为“民国红粉”，结集出版了书。这本书的价值，我比较骄傲的是在做考据，好多人说了假话我会考证出来。这里面要说比较有硬材料的，一个是关于宋庆龄的材料，大家有耐心的话可以看看；另外一个是关于冰心老人的。

    关于萧红，在腾讯《大家》上有些争论，我写了一个书评，说得有点儿过，后来又有两篇文章商榷，我现在的简单回应就是人要有自制，要能自我健全，你不能越界干你不应该干的事。比如萧红17岁时和表哥反叛家庭，回头又和未婚夫同居了，最后生了孩子没人管，这两个男人都不是好男人。接着出现一个萧军把萧红救了，带到了上海，然后萧红又怀孕了，可萧军又去找了别人。这就是萧红的命运。

    腾讯《大家》：郭于华老师是社会学研究方向的，我们今天有幸首次听到郭老师对民国女性的看法，包括对张耀杰老师的回应。

    郭于华：刚才说到了萧红的一些情况，因为张耀杰做考证，伪造的历史材料要重新理解和认识，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都应该做这样的工作。那天我看见某个评萧红的文章，像扒皮一样，既不厚道，也没有意义。

    作家、历史学家也好，除了澄清真相以外，要去寻找这些人的苦难悲剧，社会的、历史的根据，我觉得不是一味地这样道德谴责。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问题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吗？仅仅是性别问题吗？其实不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要拿人当人的问题，包括张耀杰的一些具体表述方式，在写冰心和林徽因的争风吃醋，善妒。这是女性的特点，还是人性的特点？我觉得是后者。

    我想说两点感想，读了他的书以后，我觉得让我们联想到很多重要问题，一个是根本性的问题，女性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不独立，有很强的依附性，或者形成了一个依附性的人格，在很多人格当中都有依附性的体现，这也是张耀杰特别想揭示的问题，比如说依附于丈夫，依附于夫家。在传统社会当中，帝国时代，乃至民国时代都是普遍存在的，当然还有依附于权力，依附于金钱，甚至依附于革命，依附于组织，无论依附于谁，都是一个不独立的依附性存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哪怕到了今天，我不认为真正地解放了，民国时代这些女性，很多人用自己的生命追求解放，追求独立的自由，但是也没有能够达到，甚至很多男性认为今天女性解放得已经过头了，现在应该是解放男性了。所以，这个问题就特别值得讨论。我想提一句，所有的解放都不是恩赐，不是别人给的，不是别人来解放你，所有解放都是自己的解放，自我解放，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那么，女性怎么去除依附性？怎么样独立自主、自尊、自强？从张耀杰的书里面各个人物来看，她们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和资源的，这当中的人物不同，占有资源不同，她们能走多远也是不一样的。资源当中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当然还有她们自身的因素，比如说她们的理念、思想。

    不光是女性，作为人来讲，真正靠得住、一辈子不离不弃的、你能依靠的唯有自身，我觉得这也是张耀杰这本书非常充分揭示的一点。可以这么说，没有资源的话很难独立，但是你有了资源的话未必独立，比如萧红也好，后来病死的女学生李超也好——即使强大的女性，也很难摆脱她的家族的制约，这也是我们特别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王瑛：旧式家庭对女人的打造不全是负面】

    王瑛：我觉得张耀杰提供了一系列的样本，去看女人的解放。因为这里面我看好像没什么太老实的女人，都是不安分的，想要证明自己的。尤其是这30年，随着改革开放，可能我们真正出现一个非常多元的时代，如果回头看“民国红粉”这些人物，那么丰富多彩也是由于这种多元——100多年来层层出现的，在民国出现过。从这些不安分的女人身上，证明那个时代给她们的空间，给她们在这个时代留下来的痕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这30年也会看到女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我反正是经常很吃惊的，吃惊之后觉得很欣慰。

    看张耀杰写的萧红，我挺难过的，我首先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人。张耀杰爱憎分明，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他的行文里面都看得见。张耀杰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萧红很小的时候，家族里面认为她是一个不祥的人，包括她的父亲母亲也如此认为。她很小的时候摧残就已经开始了，她的一生会有那么多的坎坷，她来不及站起来就摔趴下了，这个人就没有真正站起来过，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很同情萧红的。

    张幼仪在过去大家庭里面是特别受青睐的那种女孩子。不要看徐志摩不喜欢她，我们的旧式家庭非常用心去打造张幼仪这样的女孩，也会给这种女孩非常高的评价和肯定，我不认为所谓的旧式家庭对女孩子的这种打造全是负面的，不是的。我们中国社会这样的一个文明形态生生不息到今天，大家庭对于需要什么样的女孩子去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繁衍，能够发展，是有要求的。张幼仪在这个过程当中跟萧红完全不同，萧红是被否定的，被看成是一个妖怪，她大伯甚至要活埋了她。而张幼仪不同，即使像徐志摩这样前卫的男人不要她，双方的家庭也离不开她。我们以前听到离婚不离家就是这种，因为这个大家庭太需要她了。张幼仪碰到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仅仅看到她和这个大家庭之间良性的互动，而在这种互动当中家庭的利益仍然是大于张幼仪个人的利益的。从张耀杰的考据里面，我看到了张幼仪另外的故事——她实际上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作为妖孽的萧红是可怜的，作为榜样的张幼仪也是可怜的，说到底是制度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制度里面人没有人的地位，尤其是女人，更没有人的地位。女人在这样的制度下是双重的压迫。

    伍继延：我记得关于女性的话题，在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20世纪80年代）也是特别火爆的，我记得和当时的女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她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女人的问题不是天生的，是社会造成的”。这个观念对80年代念大学的女生是非常大的突破，我们说要自由，结果自由完发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制度，还有文化。比如两人住在一起了，过了几年，有人就会问怎么不生孩子。再过若干年问题就来了，关于家庭，关于女性的问题。

    【张耀杰：中国社会几千年最多的问题就是男人不行】

    张耀杰：今天争论的一个角度是男权、女权，一个美女作家也问过这个问题。人性是分层级的，第一层级就是普遍人性，普世价值层面的人性，不管男人和女人都是人。在普世价值和普遍人性的前提之上，第二层级是男人性和女人性，男人性和女人性才有公共社会的社会性、民族性、党派性、国民性。我们第一层级没有合格，女权程度比较差，归咎于完全是制度造成的，我认为制度是第三层的，制度是人造成的。实际上中国社会几千年最多的问题就是男人不行，男人不行才有后来的女人不行，男人让女人裹小脚就说明男人太不行了，你太不自知。

    萧红作为文学天才是不可置疑的，她的作品是有价值的，我的书不是谈的文学，我是从普世价值来谈的。我只能用我的角度，用我的切入点来说我应该说的，并不是说我不同情，其实比萧红更值得同情的叫作庐隐，她出生那天外婆死了，她父母就说她是个灾星。后来她找了一个男人成为她的未婚夫，她母亲拿私房钱供未婚夫读大学，她还没毕业就又嫁给了郭梦良，最后郭梦良担当不了家庭责任，她跟着他就当一个小妾，后来又找了一个小男人，最后难产死了。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分寸，也可能像王瑛大姐说的，有的层面要求太高。男人确实应该比女人强势，承担更多。所谓怕老婆就是自己承担责任，人家说的，咱就多听一些，我在生活中也在实践这一点。

    【郭于华：民国女性的处境与当下环境更像】

    腾讯《大家》：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想提问的？我们可以多一些互动。

    观众：这个问题想提给郭老师。今天的话题是民国女性，郭老师说民国时代女性是依附权力的，我们现在也有以民国思维考虑问题，我们如何看待？

    郭于华：这背后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涉及不同的时代，不同社会之间比较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也不成熟，就是做一个探讨。我觉得民国女性的处境跟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的处境似乎更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资源条件增加了，比如说选择性比较多，可以利用的资源条件比较多，也是工商社会开始繁荣，个人发展空间、能力和学识的增长，包括思想理念的先进，各种各样的能力，甚至包括个人美貌都是一些资源和条件。这两者之间比较接近，但是可以回想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30年，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如果那个时候女性要依附的话似乎只有强权，那个时候没有市场经济，所以经济方面的资源是非常匮乏的，相对于女性在家庭当中地位比男性更为局限。那个时候只有打着革命名义的无产阶级这种标榜的权力是可以依附的，要想成功或者想要生活得比较好，大家都只有冲着那个东西去了。

    观众：王瑛老师，您对现在的女性有哪些建议？

    王瑛：你是指女孩子该怎么活着、怎么做人？这些真的需要靠自己。我们这30年应该说作为女孩子来讲，活得挺是时候的，各种各样的选择真是以前没见过的，你如果真能够咬着牙坚持下去，能够想清楚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所谓可以依附和依赖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够成立的一个原则。不见得说你不会吃苦，不会碰到障碍，可是你总有出头的那一天，你会不时地看到亮，路途当中也会不时地受到激励，慢慢地形成一个正确的世界及人生观，靠自己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郭于华：我觉得老子说过一句话，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叫“上善若水”。女性似乎看上去柔弱，但经过我们的努力，把柔弱变成柔韧，你看上去很美丽，不是那么强大，很小的东西其实可以生长出非常强韧的力量，女性朋友在这一点上都做出这样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王瑛姐也是一个榜样，内在的东西可以生长。我总是说柔弱而美好的东西是任何强大力量不可战胜的，我们共勉吧。

    【郭于华：我赞成相亲相爱的社会，不主张女权至上】

    观众：关于对单身女性群体进行保护，您觉得什么样的社会更加文明一点儿？

    郭于华：如果一个政府有这样的制度对单亲父母有这样的保护，我是肯定的，他可以选择跟男人结婚，跟他组成家庭，也可以选择不跟你结婚，自己把孩子养大，这当然是一个好的制度，是可以去肯定的。但我从来不认为女权就至上，你从人类社会走到今天难道不是自始至终是男女配合，谁也离不开谁的？最早的原始社会，维持生计方式是叫作采集狩猎社会，那个时候也有性别分工，男人打野兽，女人采野果什么的，在生计获取上谁也离不了谁。某种程度上女性作用可能更重要，因为打猎是一件没有保障的事情，不一定每天都打得到，弄不好还会被动物吃掉了，但是女性采果，每天相对来说更有保证，提供生计能力不比男性差。我觉得两性之间是一个合作与配合，是相亲相爱的一个社会，不主张女权至上。

    观众：我觉得男权社会里男人会把女人当成财产。

    郭于华：女权社会里女人也可以把男人当财产、工具啊。

    观众：通常评价一个女性，会从她的感情角度做评价。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女性独立，对学识的增加，但你们的观点有点儿不一样，两位女老师的观点是女性不应该依附其他的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人，尽量做到独立寻找幸福。刚才武老师说法国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那批人，都很独立，却不一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不知道张耀杰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耀杰：每个人先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张耀杰：我一直的观点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第一，对自己必须要有一个边界，力所能及的事情要去做，做不到的不要去做。每个人该承担责任的时候一定不能放弃责任，你只要不放弃责任，无论做大做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王瑛大姐也是在力所能及地一步步地做大的。

    郭于华：我们各司其职、恪守本分，我觉得这跟讨论制度、文化和人性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不着眼于制度的概念，只着眼于人性的改变。我的意思是，你破局的地方是制度改变，毫无疑问，这个过程中所有人应该承担你自己的责任。我也跟很多做公益的朋友说，首先要安身立命，第二步，你有能力、条件的情况下做得更多，帮助更多的人。先把自己活好了，才有基础做得更多，时间更长，走得更远，这一点和张老师的观点没有区别。

    王瑛：跟着他们俩说一句，我们的前30年，都是想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后30年，是只有成功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成功标准里很大一块部分是要有多少钱。这次我到台湾待了13天，真是感触非常深，没有那么多人认为只有成功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其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能够很好地去做人，能够去做好自己的生活路径，自己的角色，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踏踏实实的，我觉得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安于这样的生活就是很好的社会，不是一定要很多钱，让很多人都知道你。如果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只追求一种生活，我觉得就要出毛病。不是说你想要的东西一定得到了才能对自己满意了，而是你想要的东西，自己努力了，你就对自己满意了，我觉得这样的人更容易幸福一些。

    观众：今天两位女性嘉宾，我觉得你们的气质非常好，说话非常温和，非常有见地，是两位非常智慧的女性，在你们心目中有没有自己欣赏的女性存在？

    王瑛：我是一个不太给自己找偶像的人，咱们就说张幼仪，如果在她身上加上点儿什么，我就觉得我欣赏她。她在面对她的家族和徐志摩的家庭给她提出的问题时，没有放弃，她自己要站起来，始终没有放弃对更有价值的人生的努力，我觉得她更符合我的想法。

    张幼仪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她那么善良，后来徐志摩出事以后，她对所有事情的料理都能看得出来她是什么品性的人。看完了张耀杰写的张幼仪后我觉得她挺可怜的，还是没有能够挣开原有的教育对她的塑造。我很想就这些民国人物和今天的观众说一句话，女性解放最终一定要看她自己，就是靠她自身的觉悟程度，才能造就一批新的人，在这里面形成突破，无论是从自己的人性更完善，还是从制度上去突破等等。我们都是普通人，整个人生、社会、国家等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是我们的作业确实是从自己做起，我们自身的觉悟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能够很好地去参与和接受观念变迁，在这个过程当中使自己的人生更完善，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郭于华：我也赞成王瑛姐说的，简单地说幸福比成功要重要得多。特别讨厌一个词是“成功学”。我们追求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努力了，能达到什么程度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就可以了。

    我跟王瑛姐一样，没有一个崇拜的偶像，但有欣赏、敬佩、喜欢的人，还是就民国女性来说，虽然张耀杰说她们不怎么样，相比较而言我钦佩张幼仪、林徽因、宋美龄，她们都有值得可取的地方，最主要是她们的独立、自尊，尽了自己的力量承担了应有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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