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作家的黄金时代

    黄佟佟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给萧军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这么几句话：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这也许正是编剧李樯要用《黄金时代》做萧红传记电影名字最直接的来由，作为一位有野心的编剧，他蛰伏三年写一个剧本原是要“透过人的精神触摸历史的本质深处”，按我庸俗的理解，他试图通过一个柔弱多情的文学女人一生的际遇展示那个激越的大时代，那个充满了勃勃生机，每个人都挥着锄头要去锄金，大师们成堆出现的时代，那些灿若星辰的名字包括鲁迅、丁玲、许广平、胡风、梅志、茅盾、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他们围绕在这个叫萧红的小女人的身边，伟大的心灵互相撞击、互相激发、互相碰撞、相互伤害，激荡出的点点火花照亮了20世纪中国黝黑的天空。

    国家不幸诗家幸，那是文学家的黄金时代，社会动荡，各种政治势力争斗，纯真的青年们奔赴延安，去追寻远方的理想，萧红本人裹挟其间，但她可能从没有意识到她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她信中的“黄金时代”仅仅是因为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不用为钱发愁的日子，“最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儿也不压迫”，平常女人触手可及的现世安好她来说近乎奢望，早几年与表哥私奔的疯狂，大着肚子被未婚夫抛弃押在地下室的仓皇，跟着一个粗鲁的东北男人东奔西走的漂泊，以及她之后马上要遇到的更为混乱的感情生活……都让她跟安稳没有一丁点儿关系，贫与病，是她31岁生命里的主题，所以她对于这种罕见地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安稳岁月有点儿发慌：“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这是一个多么卑微的女人，她在幸福面前卑微，在爱情面前卑微，甚至连衣食无忧也深感不安，像那些从小没有得到过正常关怀的小姑娘，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任何略微好一些的东西。曾经有厉害的史学家诟病她混乱的感情生活，投奔延安时的三人大被同眠是最平和的八卦，最严厉的指控升级到“打着女性解放的招牌给自己低劣的生物本能与情欲放纵找堂皇的借口”。是的，她确实是两次都怀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开始了和新的男人的同居生活，只不过这不是出于她旺盛的情欲（她身体实在太差），只能说出于命运，一次是被无端抛弃，一次是与萧军的彻底决裂，无数次的眼皮子底下并不隐讳的出轨以及酗酒和暴力，让她无法继续，她离开时曾对聂绀弩说她依然爱着萧军，“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累，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萧红的情欲与其说是情欲，倒不如说她太贪恋温情，她是一个典型的“爱饥渴”患者，自小没有母爱也没有父爱，在冷酷如冰的东北小镇里长大，唯一的温暖来自爷爷。美国心理学大师米尔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储爱槽”，小时候如果没有受到足够的关爱，他长大以后就不知如何爱人，萧红如饥似渴地渴望着来到身边的每一滴爱意，无论是粗蛮的萧军，还是胆小的端木蕻良，只要他们给她一点儿爱，她就制止不了自己向苦难滑动的脚步。女作家是一种什么生物？是一种神经裸露在空气中的生物，对于爱，对于恨，对于痛苦，她们比平常人敏感一百倍，萧红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于她的旧日生活，情欲的唯一作用是让她更加受苦，让她的神经更敏感，让她更感同身受于人类共同的困境。

    有多少人在暗夜里祈求老天爷给他们灵感，但只有少数人得到的上帝暗中授予的那一支笔，他们只要坐下来，就能源源不断地写出来，跟井喷似的，就像严歌岺，就像萧红，她们总是写得又快又好，就是在她最失意的香港岁月里，她也写出了伟大的《呼兰河传》和半部《马伯乐》，她唯一的死穴在于她羸弱的身体，最青春的十年她随时处于“坏之极的状态”“心脏过量地跳，全身的血液在冲击着”。“写几天就要病几天”，临死之际还在感叹“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1941年，萧红去世，离她最珍惜的黄金时代其实只过去了五年。如果她有丁玲那样强健的体魄与性格，她至少可以将她的黄金时代延续到1949年。

    真可惜啊，一个女作家在黄金时代过早地折戟沉沙。如果一个人真的有幸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真的要感恩上天，要用力地享受你的生命，要用力地享受你的天分，折腾不折腾，倒是悉听尊便，唯一要做的是像新时代的天才女作家严歌岺一样，“每天游个一千米”。

    一个女人的黄金时代，最重要的是有个好身体，别的都是扯淡。

    我们要什么样的黄金时代

    余少镭

    时近清明，隔壁的银河公墓又热闹了起来。空虚寂寞冷了一年的先灵们，又可得到后人的例行拜访了。站在我家阳台上，远眺三四百米外的墓园，有时会装兮兮地想，熙熙攘攘之中，有没有人是去给萧红扫墓、献花的？

    是的，萧红，那位写《生死场》《呼兰河传》的奇情女子，1942年病逝于香港，1957年，从香港浅水湾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迄今已57年。而我跟她毗邻而居，也有13年了。

    最近，因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这个曾经差点儿被人遗忘的女作家，又重新热了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萧红堪称中国作家中的女神；许鞍华是当代导演中的女神；主演汤唯，则是影迷心目中的女神——三个女神一出戏，《黄金时代》让人不期待也难。

    【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

    萧红的情史，她和萧军不得不说的故事，已有多人论及，不再赘述。《黄金时代》这个电影名，便取自她给萧军信中的一句话：“这不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信我没看过，不知前后语境；没考证过，写于何时也不得而知。萧红1932年结识萧军，1934写出《生死场》，1935年底正式出版，轰动文坛。1938年，二萧分手——常理推断，萧红此信，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叶，应该不会错。

    从个人史来看，萧红是有理由、有底气说这句话的。此前她情路坎坷，创作颇丰却名气不大，甚至还为她带来危险。结识萧军后，其才华又得到鲁迅等“文学大佬”的赏识，进入圈子，成为耀眼的文学新星，爱情、事业双丰收。这不正是她的黄金时代吗？

    个体的黄金时代，关乎私人感受，却也跟整个时代大环境密切相关。

    民国史资料告诉我们，从1927年4月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迁都重庆，这十年时间，是民国史上著名的“艰苦建国的十年”，在西方人眼里，也是中国的“黄金十年”。这十年，中国几乎年年都在打仗，北伐刚过，是蒋阎冯中原大战，接着是宁粤对峙、九一八……偏偏就在这十年里头，中国经济有了奇迹般的发展，单是1931年至1936年的工业增长率，就平均高达9.3%；电信、邮政的增长速度也快，交通方面，修建2万余公里铁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公路，开辟了长1.5万多公里的12条空运航线。而全国总人口，也从1911年的4.1亿增加到1936年的5.3亿。

    跟“作家”这个群体息息相关的是，那十年，报业、出版业的市场化运作已走上轨道，相应地也有了正规的稿费制度，因此，当个职业作家是很滋润的。我们无从知道萧红的稿费标准是多少，《生死场》最后拿了多少版税，但在20世纪30年代，平均稿费标准是千字2～3个元（编者注：银元，下同），名家就更高了，鲁迅给《申报》副刊写稿，千字6元；畅销书作家张恨水的版税，是千字8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据《银元时代生活史》的陈存仁回忆，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每月工资8元，但“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5元”。租房，上海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元。当时的北平呢？租一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张恨水用版税买了一个大宅子，面积超标，装修超豪华，以至于很多人都说他买了一座王府。另一可以参照的，是风月消费，据鲁迅日记1932年2月15日载：“……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按目前的市场行情，随便在二三线城市的KTV里请个小姐来“略坐”，小费最少都要人民币200元。

    从这些原始数据中，我们可以管窥，在那个年代里，物价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普通的码字为生者，是可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的。

    当然，智商再低，也不至于认为，国民经济发展快、脑力劳动报酬高、物价消费水平低的历史时期，就是全体国民的黄金时代。对于萧红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风渐开，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传统封建势力的束缚减弱，像萧红这样走在潮流前头的知识女性，不仅可以“想爱就爱”，更关键的还是可以“想不爱就不爱”，哪怕离家出走，也能自立自强。

    仅止于此，尚不足以称“黄金时代”。萧红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写作者。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虽“城头变幻大王旗”，却是相对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年代，左翼作家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政治黑暗的反政府言论及著作，得以连篇累牍地见报、出版。被萧红引为导师、挚友的鲁迅，以杂文为武器，火力十足地向当局开炮。萧红所写的《生死场》及其他短篇作品，直面社会黑暗、底层血泪，几乎就是民国小说版的《中国农民调查》，同样也得以毫无阻碍地出版，甚至一纸风行。

    对于写作者来说，能提供弥足珍贵的自由空间的时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和平年代就是黄金时代？】

    文人的黄金时代，不等于就是其他群体的黄金时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要什么样的黄金时代？

    针对这个问题，前不久，腾讯《大家》联合主办了一个相关主题沙龙。在“你认为什么样的时代是黄金时代”及“明天会更好吗”的主题下，一位嘉宾侃侃而谈，先说他去了一趟朝鲜，发现还是中国好。接着又下结论说，和平年代就是黄金时代。“我认为明天是一定美好的。我身临其境，1979年考上大学，我感觉到很幸运，中国这30多年有了很好的发展。今天能探讨也是发展的结果，如果不是和平年代，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探讨。我觉得现在是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当然大家可能各抒己见。”

    本来，对于“黄金时代”的感知，跟“什么是幸福”是同一个命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都有权利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黄金时代还是“黑铁时代”。比如今日的朝鲜民众中，也会有很多人觉得，他们就生活在一个最幸福的黄金时代。该嘉宾最后那句“当然大家可能各抒己见”，也已说明，他知道他的结论会受到很多质疑。所以，作为一个没机会发言的观众，只能在这里，针对该嘉宾言论，抒抒己见。

    几千年来，中国人备受战乱之苦，在付出亿万生命的代价后，总结出一句血的教训：“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而儒家老祖宗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也说过一句颇具生存智慧的话：“乱邦不入，危邦不居。”（《论语？泰伯第八》）渴望太平，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而庆幸，这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和平年代就是“黄金时代”吗？嘉宾一开始说他去过朝鲜，觉得那里实在很糟糕，又得出一个如此结论——我就奇了怪了，朝鲜这60年，不也是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吗？何以朝鲜的和平年代就不是“黄金时代”，中国的就是呢？就因为中国目前经济比朝鲜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朝鲜高，还拥有更自由的空间？

    若是此原因，那么，我想跟该嘉宾说，其实，所谓的“和平年代”，有真假之分。真正的和平年代，除了没有战争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标志：政府无法随意剥夺人民的一切合法权益，而人民可以自由行驶对政府的监督权。也就是说，权力必须是被关在笼子里的，而不能在外面张牙舞爪的。

    至于说“如果不是和平年代，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探讨”，那就更不值一驳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也好，前面提过的民国“黄金十年”也好，确实不是和平年代，但在这些历史时期，却是什么都可以探讨，先不说真正的“百家争鸣”，就说民国的“黄金十年”，各种思想、理论，哪怕是跟“三民主义”大相径庭的，不但可以“探讨”，甚至遍地开花。

    最后，我想重复这句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话：“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嘉实自有他的立场，我想再引用孔子之语，与该嘉宾共勉。在“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后面，孔子又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把每天活成黄金时代

    大家沙龙

    此次沙龙由电影《黄金时代》发起的系列跨界对话“黄金沙龙”主办，腾讯《大家》频道联合主办。李樯、刘东明、杨瑞春、沈浩波作为对话嘉宾，与腾讯《大家》作者柴子文、贾选凝、黄佟佟、余少镭，文化艺术界人士、产业界企业家共聚一堂，分享关于明天的希望，自问个人的担当，兼忆过往年代的思想华章，以《黄金时代》为起点，发问并探讨“明天会更好”。

    【沙龙嘉宾介绍】

    李樯，著名编剧，从《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到《立春》，李樯编剧的三部电影的女主角都获得了不同奖项的肯定。《孔雀》获得了第55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第5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李樯凭借《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由李樯担任编剧，许鞍华担任导演，汤唯等众多明星倾情加盟的史诗大片《黄金时代》也即将与观众们见面。

    刘东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任陕西《三秦都市报》编委兼新闻部主任，华商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辽宁华商晨报社总编辑，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总经理。

    杨瑞春，199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现任腾讯微博副总编辑。曾任《南方周末》专题部主任、新闻部主任、编委，《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主编。曾长期担头版编辑，并推动了《南方周末》在特稿方面的实践。2006年—2007年，斯坦福大学奈特奖学金访问学者。

    沈浩波，诗人，出版人，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有诗集《心藏大恶》《文楼村记事》《蝴蝶》《命令我沉默》。

    胡野秋，文化学者，作家。本次沙龙主持人。

    【如何评判你生活的时代？】

    胡野秋：

    “明天会更好？”这个题目，我拿到之后首先想到当年梁漱溟先生晚年口述的一本书，叫《这个世界会好吗？》，我看到名字就把这个书买下来了。1918年某一个冬天，他父亲正要出门，正好梁漱溟要进门，父子俩一擦肩，他父亲问他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当时20多岁，就回答了一句，说：“世界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他父亲说：“未知可否。”

    明天更好吗？我们今天似乎是有一点儿怀疑。我不知道各位觉得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李樯写了《黄金时代》，写了那么多好剧本，你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如果给这个时代下一个断语，你会怎么评判它？

    李樯：

    这个题目庞大极了，你是问这个时代怎么样。我只能粗浅地说，我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纷繁、难以言表的时期，好与坏纠缠不休。

    杨瑞春：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这个时代，就是“不确定性”。今天过来大梅沙的出租车上，司机是一个话唠，他问了我许多完全回答不了的问题，比如说，马航的飞机到底飞哪儿去了；比如说，克里米亚的公投投了弃权票，未来对中国的影响。

    我当时想，难得深圳还有这么关心时事的出租车司机，北京这样的的哥倒是一找一大堆。他提了这么多问题，我很难跟他说我有一个什么答案，就像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我觉得也很难有一个答案。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身边的世界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胡野秋：

    我认为这是瑞春作为传媒人比较专业的认识。你刚才遇到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北京过来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政治家。深圳的司机可能不太关注这个，他们关注股票比关心政治多。深圳人发现我们口袋的厚和薄跟这个时代和国家是有关系的，恰恰反映了一种民意。

    沈浩波：

    我觉得现在的世界是外在和平而内心动荡的时代。之前有媒体采访我，问什么样的时代是好的时代，我说和平的时代是好的时代，因为和平让我们的生活不至于颠沛流离，不至于餐风宿露。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样的时代对于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动荡，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我们既不知道明天互联网的快车会开到哪里，也不知道国家被雾霾笼罩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业。我身边40多岁、50多岁的朋友就面对这样的选择，这个时代不断把人往下淘汰，变化太快。

    刚才杨总讲的这样一个不确定，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危险，所以我觉得既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内心充满了危机、动荡的时代，尤其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是充满内心危机的。

    【你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图景？】

    胡野秋：

    刚才各位不约而同地用了不确定性。我想问一下四位，在你的心目中，你认为在中国哪个时代是黄金时代，或者你心目中觉得什么样的时代才够得上黄金时代这样的标配？

    李樯：

    萧红认为她的黄金时代是比较确定的，1936年在日本做到衣食无忧就觉得是黄金时代。我的黄金时代，我现在也不太知道。对于我来说难以回答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是过去时、未来时还是现在进行时，我是很困惑的状态。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似乎是已经离去的和还没有来临的，用比较浪漫的话说是已经失去的和没有来临的，身在其中我比较困惑，我没法回答。

    胡野秋：

    米兰·昆德拉出去，移民官曾经问他想去哪儿，给他一个世界地球仪，当时米兰昆德拉把地球仪转了两圈，然后说你能给我换一个地球仪吗？就像你说的，每一个人都不觉得他所在的时代是黄金时代。刘总呢？

    刘东明：

    我认为明天是一定美好的。我身临其境，1979年考上大学，我感觉到很幸运，中国这30多年是很好的发展。今天能探讨也是发展的结果，如果不是和平年代，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探讨。我觉得现在是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当然大家可能各抒己见。谢谢。

    胡野秋：

    刘总已经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是黄金时代。

    杨瑞春：

    我觉得中国这一百年来很难讲哪一个时代真的是闪闪发光的。比如说在思想界，大家会觉得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启蒙时代，每个人都充满了朝气，充满对知识的渴望，整个社会寻求的是积极向上、蓬勃的状态。但是我想，以我的成长经历，其实80年代很大程度上在物质上是有匮乏的，比如说李樯编剧写的《立春》，其实呈现的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的状态，它还不是一个物质比较充足的时代。

    真正说到黄金时代，会让我想到美国六七十年代，他们的物质已经达到了一个层次，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上又开始呈现出一种追求解放、追求个性的思潮，我觉得中国这一百年还很难说有这种类似的时代做比较。但是假如说非要在这里面选出来的话，就精神的状态、整个社会的表现来说，或者说是从人们心中存有的希望来说，我觉得80年代应该是一个黄金时代。

    沈浩波：

    刚才杨瑞春讲的是精神上的黄金时代，刚才刘东明讲的是物质上的黄金时代。实际上黄金时代的纬度是非常多的，今天是3月21日，今天是一个我的节日，是联合国的世界诗歌日。我给大家读几句诗，是俄罗斯伟大的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我发现容貌容易枯萎……而恐惧如何在短促的干笑里战栗。”

    阿赫马托娃当时处的是恐惧、战栗、被流放的时代，老公在坟里，儿子在牢里。但是那个时代被我们认为是白银时代。说是白银时代，我觉得还是很谦虚的，因为对比的是普希金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讲中国的古典诗歌，讲李杜的时期，我们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但那是中国历史上颠沛流离的时代，从盛唐的天宝年间到后来中国人口减少70%。所以我们如何看待一个时代，有不同的纬度。

    我们不要总是被虚妄的想象迷惑。我们来怀古或者盼望未来，不如活在今天、活在当下，每个人如果把每一天活成我们自己的黄金时代，就好像李樯编剧在一部一部地编伟大的作品，我觉得他就在黄金时代。

    【期许未来需要从容态度和回归内心】

    胡野秋：

    我想问一下李樯，作为一个编剧、一个作家、一个电影人，你觉得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你自己对这个期许准备付出一些什么？

    李樯：

    当然希望很有钱（笑）。这个问题太大，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我能一直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希望我不要有阶段性，希望有钱也是真的。哈哈，开玩笑。我希望我能处在人生每个阶段都很从容的状态，这就足够了。

    胡野秋：

    你写了这么多好剧本，应该足够有钱了吧？

    李樯：

    没有，一点儿都没有，特别穷。

    能用剧本换钱我已经很开心了，最起码这是我想做的工作，热爱的东西，还能换来衣食温饱。我不怎么期许，作为理想主义，我总是觉得明天会更好，当我作为怀疑主义，我就会问会更好吗？作为现实主义，就觉得赶紧过完这一天也挺好的。其实我觉得人生对于未来的看法是变化的，是不稳定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还是什么其他的，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像陀螺一样，看从哪个纬度讲。

    胡野秋：

    黄金时代非常短，我们对黄金时代、对明天更好有更多的讨论，尽管我们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谢谢大家，也谢谢今天台上的几位嘉宾。

    胡野秋：

    刚才用了一个词是“从容”，有钱挣很好，没有钱挣退而求其次，也挺好。我发现刘总是比较积极进取的人，你对这个世界的期许可能比我们更多一点儿。

    胡野秋：

    我问一下瑞春，作为媒体人对这个世界的期许是怎样的？

    杨瑞春：

    从媒体人责任的角度，我记得当时在《南方周末》的总编辑向熹经常说来鼓励同事的一句话，他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方向的问题，没有解决方法的问题。所以，思考中国怎么往前走，选择哪个路径是最好的，对中国是最适合的。我觉得这是作为媒体人的责任和期许。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甚至在一段时间以来，放弃了去追求对外界的期许。刚才我说的，不确定性让你有更多焦虑，让你有不安全感。我觉得其实如果从外在去寻求安全感，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得可能还是要往内寻求内心的平和、平静，像刚才李樯编导说的，要从容地面对，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你的内心总是充实、喜悦的。

    胡野秋：

    女性比较感性，所以她刚才的期许把我们这些本来有点儿焦虑、有点儿硬心肠的慢慢软化下来了，特别有女性色彩。浩波是诗人，既有男人的刚硬，又有女人的柔软，他既是一个诗人，活得很好，又是出版人，出了很多书，而且最近又想做电影，你对世界的期许是不是比我们更多一点儿？

    沈浩波：

    我既是诗人，也可以是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企业家，我之所以要选择做赚钱的事情，是因为我当一个诗人是养不活自己的，我如果单纯地做一个诗人会被饿死，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无法养活家庭。我当企业家也是想自食其力，想保持内心的独立性。当年杜甫30多岁做的就是到处乞讨吃喝，从30多岁一直到死，死的时候是漂泊在湘江上的船上，几乎是饿死的一个艺术家。

    我有时候觉得对未来不敢期许，这个时代会期许什么？但是总会有幻想，做白日梦。当我回到一个诗人身份的时候，我有时候做白日梦希望天下大乱，希望活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活在杜甫的年代，也许那样我就能写出伟大的篇章。我有时候甚至担心，我赚一点儿钱没有事，有钱的文学家是有的，但是我没见过有钱的并伟大的文学家，我怕老天会把文运给收了，所以要适可而止。

    作为诗人的时候，我觉得乱一点儿，我会这样想。但是当我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看到两个孩子，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看到他们开心、没有负担地慢慢成长。

    当我做一个出版人，做文化生意，我希望国家变得快一点儿，希望我们多出一点儿好书，能多挣一点儿钱。

    【扪心自问：我为时代做过什么】

    胡野秋：

    梁漱溟出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从封面照就可以看出来，他的鼻子都气歪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好的。但是我们得活着、得往下走，往下走的时候每个人做一点儿什么。或者为自己做，或者为自己的家人做，或者为身边的朋友做，或者说大一点儿，为社会做一点儿什么。在座的几位都是公众人物，你们对世界多少会做出一点儿东西，比如说李樯写《致青春》，至少很多人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子，勾起很多人初恋的感觉，李樯觉得这个时代你能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还想做什么？

    李樯：

    我是一个没有本体论的人，我能做的就是都活过来了。下面要做的很普通，如果一切顺利，我还是多写一点儿剧本，但是这个剧本对别人有什么作用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觉得我现在每一天都像上班一样，比如说第二天来临，我觉得我的写作和作品就像农民下地种粮食、工人上班，每一天都在劳动中度过。因为我很懒，希望我不太懒，每天能够按时工作，工作是挺美丽的。我挺认可，工作者是最美丽的，这是我对未来的期许。

    胡野秋：

    瑞春曾经在《南方周末》做了很多年的主任，对你来说可能更多是想改变一些东西，或者改变一些现状，或者通过你的笔或者记者告诉大家真相，我想听一听你作为传媒人的角度，包括南周、包括你的经历，对这个世界做哪些贡献？

    杨瑞春：

    《南方周末》对我来讲是个人最理想主义的时期，报纸在传递启蒙的价值，也希望推动社会的进步。那个时候，中国的传媒整体上也都处于一个释放自己的能量、蓬勃向上的发展期。

    我现在加入新媒体将近三年时间了，说起来新媒体跟传统媒体虽有一些区别，但是做的事情是一脉相通的。过去这一年，一些重要的事情是源发在腾讯微博，我们也希望通过新媒体的力量做一些贡献，比如说首都机场的爆炸案，很多人最开始谴责作案人冀中星的时候，并没有理解背后的故事和动机。他的微博就是一种声音的传递，而且我们也派出了腾讯微博的特派员，去他家里面看他所受到的不公待遇。

    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毕竟还是有一个公众的身份，要尽到责任，尽可能守护公众利益，去维护那些当年影响了我的价值观。

    胡野秋：

    浩波写了很多诗，出了很多书，都有争议，我想听一听看，你是怎么用你的力量、用你的书和你给别人出的作品去改变这个世界，或者对这个世界做出一点儿什么。

    沈浩波：

    我觉得对这个世界做什么的动力不够，我觉得写作是很个人的事情，是很心灵的事情，我并不希望它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也希望它能够被这个世界记住，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知音。但是靠写作改变世界，我觉得很虚妄。

    从我从事的出版行业来说，我觉得我们并不具备条件说出现一个伟大出版家的世界，但是尽可能得出一点儿好书，也不光弄那一些来挣钱，多少要出一些好书，这一个我没有放弃，我对这个没有使命感，就是觉得是一种本能，就像做一个好人一样。

    我觉得人就是活在特别现实的世界里。如果问我现在怎么规划我的人生，就是两个，一个是拼命写诗，对得起我的内心；拼命挣钱，对得起我的生活，同时做到心安理得。

    【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何时到来】

    胡野秋：

    说回到电影，我们今天为《黄金时代》而来，谈一谈《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我们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都在期待这个电影，有几个点让我感兴趣，一个是民国。民国的年代戏大家都喜欢看，但是民国究竟怎么样，今天的中国人都不知道。我特别想问一下李樯，你这么年轻，写民国，你的时代感或者对民国时代的把握、任务的把握是怎么做到的？怎么给我们呈现一个民国？

    李樯：

    其实大的方面来讲历史很难复原，包括一个历史任务，这是很虚妄的事情。我主要还是做很笨的阅读工作，看了很多关于民国的资料，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也只有这种办法。

    我会特别注意看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就是所谓个人史的东西。民国还好，有一些影像都可以留下来，就是可以做复原的工作。再加上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基本上就是很笨的办法。

    胡野秋：

    听说你写这个本子是用了三年时间，是吧？

    李樯：

    实际上写了有七八个月，主要是在阅读，因为要读很多书。我读了特别多的书，对于人物我不敢乱写，每个人物都要查阅，比如涉及丁玲等很多人，我不敢用所有的戏剧或者电影方式直接写历史人物，我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我还是把能够找到的所有传记都看一遍，用了很笨的办法。

    胡野秋：

    今天来了很多媒体的朋友，我最后请一位，深圳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深圳女专栏作家黄啸。我本来想让黄啸给李樯出一点儿难题的，因为她是以刁钻古怪而著名。

    最后想问一下李樯，我们知道这部片子大家很期待，中国电影逐渐走热，越来越多的人到电影院去，电影究竟是商业、艺术，好看的电影还是叫座的电影，这个中间你给一个你的判断。

    李樯：

    其实电影叫座和票房是不矛盾的，我只是觉得中国电影的多样性不够，但是都一窝蜂地做某种类型。其实电影的构成应该像金字塔，基础的东西应该赚钱，极品的东西应该是小众的，用这些电影来养艺术品，并不是你讲究品质就没有票房，有票房就没有品质，我觉得不是，而是电影类型的划分不够，有的电影就是纯娱乐赚钱的，就是通俗商品，包括很多人骂郭敬明的电影，其实用不着，其实他就是吸引比较低龄的观众群，他没有什么错。你喜欢思考、喜欢思索，就看一些元素的电影，这应该是供需的东西，中国现在就像一个超市，里面货太少了，都是奔畅销的东西，你想要高端的东西可能没有。我觉得是多样性没有，如果多样性有了，赚钱的东西会赢，比较独立的探索创新的东西也会赢，我觉得就是多样性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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