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边界的界定，实际上是国家认可的，相对来讲是由法律或者法律的规章制度造成的，由规章制度保证，不是体制的，就给你待遇不一样，好像理所当然的，我讲国外实际上也有政治和非政治的，为什么我给你的钱一样，但是对你的承诺保护不一样的。你刚才讲是从法律上和程序上是有不同待遇的。
你刚才讲的就是我要想讲的，虽然能力不差，但是你不是正式的，你的贡献再大，你的待遇是两样的，所以大家都争取正式的身份。身份的获取是很重要的，这与市场流动有关。因为流动还不是很大，你有了正式身份获得，就有其他的福利，有一个保障，所以为什么公务员这么热门，就是因为身份的获得，而不管你做什么，大家不在乎，因为你是公务员，就是身份的获取，而这种获取有些是通过正当手段，有些是通过走后门或者其他竞争手段，市场行为和非市场行为，这也是讲的一种间接的经济地位，是通过身份来解决收入。中国人对于身份的获得实际上是很在乎的，而对于现在的收入并不是那么在乎，这就是大家讲的有身份的人。
问：谢教授，您好，我对您的单位影响人收入不平等这个理论比较感兴趣，您能不能进一步解释一下，是单位影响人们收入不平等，还是什么因素影响单位收入不平等。另外从这个视角出发，对于我们中国现在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谢宇：有很多，我讲单位的重要性，原因是要讲非市场的因素，实际上西方社会也很多，资本主义也很多。洛克菲勒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富豪，他的公司被解体，因为他垄断了石油行业，所以被解体。垄断会造成非市场性，没有竞争，市场化是有条件的，市场是需要有很多理性的竞争者，理性的竞争者是平等的，拥有相当的、不一定完全相当的、但是基本上是平等的资源，也要相当的竞争。在我们中国，实际上很多市场是竞争的。比如说小饭店，他们竞争很激烈，水果摊的竞争也很激烈，这些都是因为有不同参与者，有很小的规模的而有竞争。当你有了垄断就没有竞争，在垄断的情况下，中国的市场不是完全市场，所以很多的经济行为是通过政府干预来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企业国有的或者不是国有的，可能是私有的，可能会在市场上垄断，或者是再分配行为。
再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光华可以要很高的MBA学费，这个学费再高还是有人上，但是真的问他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钱，因为他学的知识更好吗？我可以找几个教授教的比他更好，可能不可能，我的学费收的低，我可以教的跟他一样好，完全有可能做得到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学位这么值钱，他的值钱，并不是说教学内容，而是他的学位的符号，大家认可这个学位，这是共同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大家愿意付这个钱，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产品的交换，它这个钱不是完全买了老师教给他的内容，而是他买了学习知识的部分。可以想象一下，我花了钱学了东西，一大部分都不是教学内容，这个都可以理解，我想光华的同事也能够理解，这是道理。这不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这个钱到底怎么分，这就是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钱到底是谁的讲不清，你说教课的老师，大家说我都可以教，让我教这个钱我拿也可以，要不是老师的，是不是光华的？是不是系的？也不完全是系的。是不是北大的？而北大又是国家支持的。所以这个事情讲不清，讲不清就有一个政治的机会，所以最后就是妥协或者是斗争。这种情况下你这个钱的所有制不清楚。我想实际上很多行业都有这个问题，比如电信的问题、网络，到最后是这些利润怎么分配再分配的问题。
假如说我要做院长，我当然愿意把钱留在院里，即使职工没有说你不给我钱就走人，我还是愿意把赚来的钱给我的同事。你也会这样做，对我来讲是理性的，但是从别人来讲，有不同的理性，非市场行为并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个人处在不同的处境，所以他的理性是从他的角度来看的，但是有很多是讲不清的原因，我只是讲一个道理，我认为单位的作用这么放，是反映了一个非市场的行为，它有很多分配和再分配，不完全是市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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