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我觉得个人思维方式在经典的经济学来讲，是普遍现象，每一个人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认为中国不同的地方，就是人事关系比较复杂，亲戚朋友这些属性，也是多层次性的，非常复杂。假如说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长大的中国人在一起，见到洋人的时候，会把洋人认为是他人或者是自己人更明显。等到不同的场合，假如说一个北大社会学和北大经济学的人在一起，清华会有属性，他的属性变成北大的一个属性。北大内部的话，在一个系里面不同学派甚至不同的场合，他们的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是根据社会情景变化的，所以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思维，我觉得会有影响的，实际上已经影响到很多了。
我讲几个例子，你可以发现有一些学者、一些企业唱高调。比如说我怎么怎么爱北大，你仔细想一想，这些人可能真的需要北大。很多人说我爱谁爱谁，很多程度上是需要那个东西，就是说唱高调唱的越多的，我爱怎么样，他可能更需要这样的东西，加入个人身份，如果不需要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唱这个高调。因为他的生存、他的工作、他的发展、他的荣誉和他的地位可能就需要这样的高调。所以说，很多强调属性的人，把这种集体利益、把其他的公共利益讲的很高的人，他们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是有关系的。
问：老师，您好，我问您一个问题，刚才您讲单位效益是影响收入不平衡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属于自由职业者，他们不属于任何单位，而他们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考虑到这部分人群因素？
谢宇：问的很好，实际上单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位在变，中国情况也在变，传统的单位也在变，所以你讲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有很多人逐渐地离开传统单位。还有一种人，比如说泛单位，以前国企事业单位，现在泛单位，比较大的私有企业或者是国外的企业，实际上也有单位的特征，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们也有福利，有很多理发店，也提供住宿、饮食，有专车，实际上一些私营企业或多或少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单位的特征，我认为，单位特征不仅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产物，一定程度上还是传统理念的产物，我帮你做，你要管吃管穿，管基本的生活。所以，有一部分单位不是传统的单位，但是它们也具有传统单位的特征。实际上，没有单位，对国家来讲，也是一个负担。所以现在这些没有单位的人，经常把他纳入单位。我上次碰到一个朋友，他就讲现在文化局，很想管一部分人，自由职业的人就是艺术家，很多艺术家是有单位的，而有一部分是没有单位的，这些没有单位的艺术家怎么管理，我刚才讲的，政府也好社会也好，习惯把人划成单位的一部分，所以没有单位的人，国家的管理和关注，实际上逐渐增加了，我们以后更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习惯把他们强制性地纳入一种单位，比如说公安局假如有事情，还是问你是什么单位，要找你单位等等，这种现象还是有，随着变化，以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传统的单位和以前的单位不一样。
问：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关于收入差距和国家间经济发展程度没有相关性，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我有点好奇的是，收入间的差距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没有一定的相关性？
谢宇：我没有做过这个研究，一般的认为城市化会造成不平等的增加，你讲的一般认为是有的，因为发展的程度快，它对技术工人的要求会突然增加，突然增加以后，教育是花时间的，不是马上会得到大学的教育，所以会造成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技术上的需要一下子增多，就导致了受教育阶层的回报升高，就是收入高。世界不平等比较高的国家是巴西，巴西的教育比较差，而且他们的语言也不是英文，是葡萄牙文，所以他们教育回报很高，主要是由供不应求造成的，所以在城市化当中，在教育跟不上的情况下，教育对经济的发展，很可能会导致不平等的增加。
问：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传统单位工作的人，分成几种，比如说临时工、合同工和正式工。我一个单位可以考虑正式职工福利，但是我消减我的合同工，我开除合同工，请问看待这种类似于市场化行为，在您的研究中会怎么考量？
谢宇：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实际上你刚才讲的，就是我要想讲的，作为边界来讲，为什么会分成临时工和正式工，就是因为它的属性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局外的，一个局内的，所以要砍就砍临时工，临时工待遇和正式工也有差别，你讲的一模一样，国外也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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