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问的挺好，就是说不平等。我前面讲过，不平等实际上研究两种，一种是总体不平等，就是说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在一个总体当中，每一个个体的素质、收入、财富和另外一个个体之间的差距，这是总体上的差距，所以这是一个分布，是总体的差距，不是两个人的差距，忽略个人特征总体不平等，比如说中国的不平等基本上要到0.45到0.47左右，这就是描述性，前者有0.3左右，从0.3到0.45这是总体不平等增加，这是对个体之间在总体上不平等一个考量。
还有一个我讲得很多，这就是跟下面有关，总体上不平等，就是一部分是组间造成的，所以我们组就看男女不一样，或者教育水平不一样，造成了他们社会特征不一样，他们的收入平均数不一样这就是组间不平等，这个不平等我们具体测量，就是用回归来做，这样就讲一个组间的不平等，组间的不平等它的意义在不同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其次就是组内的不平等，组间和组内相加，就是总体不平等，这是一分解。所以在总体当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候，不平等是不一样，所以你听起来比较混乱。
问：谢老师，您好，我有一个关于您研究单位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我想知道像那个变量，为什么分为两种，这个变量会不会有一定的自选择和再生性的问题，您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谢宇：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用线性和非线性的，有什么结果差异？实际上差异并不大，很多人认为线性是不是太强的假设，这也是一个线性的指标，这个是非线性，我经常做线性方程的时候，把非线性的也做一遍，这是相同的方法，不同的内容，就是教育的回报是非线性的，和线性看一下差别，吻合是不是好，这是我一个习惯的做法，因为线性比较强烈，非线性看看它的成果是不是能够成立。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线性在很多意义上来讲，是一个描述性的，所以在很多问题上，偏差应不大。比如说这边用线性和非线性基本上吻合。
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测量对企业的单位效益的测量是有差误的，而且这个差误会和结果相吻合或支持我们的结果。因为工作比较好的人，可能会进入比较好的单位，效益比较好的企业。所以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劳动市场情况下，这样的误差很大的。前面我讲到，实际上劳动力市场是很多层级上，很多部门流动是非常小的，并不是企业不好就走人，好的都是能力强的人进入，所以是有误差，但是误差不是完全由测量造成的。
问：谢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您最后提到有三个看法，第一个看法说的是中国的不平等，是通过集体的力量导致或者缓解，这点我没有太明白，请您分别就导致和缓解举两个例子。
谢宇：就导致来说，比如说国家可以让你涨价，EMBA涨价，光华一下子收入可以占30%，这30%实际上会对光华的每一个职工都可能分配到，而不是完全到教这些课的人的手中，因为光华的学生不是老师一个人的，也不是整个大学的，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劳动所得，所以他的分配可以分配到这个圈子里，这个单位圈子里，这就是一个集体的力量，大家都受益，这是一个过程。这种情况很多，比如引进了技术，在中国还有很多企业是垄断的，比如说电信、能源、银行，很多企业是垄断的，垄断很容易赚钱，而且赚钱一下子会很多，当他们有这些钱的时候，他们的分配是里面的人都能够受益，能平均享受，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假如穷了，比如说效益不好了，亏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大家都会受损失，面对这种损失，虽然你能力强，你在其他地方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但是你未必离开，这也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做过经济危机的研究。我猜想，中国的经济危机08年、09年复苏的情况比国外好，因为企业采取的措施不一样。比如说固定雇员，比如汽车厂家或者制造业，我们那边造汽车比较多，假如说效益不好，要减20%的人，而80%的人一分都不减，80%人的工资基本上是不动的，而20%的人从100%的工资到0，就是走人。而中国的企业弹性比较大，所以有一种策略，假如我要减20%，我们可以大家都减20%，一个人都不走，这是另外一个情景。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这种企业经营单位的文化，导致了我说我现在没钱了，大家都要受苦，大家都要加班，都要降低奖金，因为它的分配和企业的效益是直接联系的，也不会说因为20%马上会走，会走一些人，至少有一个法律的，雇主和雇员关系不一样，所以美国很难做到假如要减20%，大家减20%，一个人不走，而在中国可以，一个人不走，大家减20%，这是可能行得通的，所以我讲是集体力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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