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个理论至今是很怀疑的，并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市场转型理论是很幼稚的理论，而且认为很多社会学理论也都是很幼稚的。市场转型理论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就是假设发展都是按照一个单一模式来的，发展会导致市场化，甚至有些美国朋友还会讲，会导致民主化。他们认为这是必然的，社会发展都是朝一个方向，有时候其他理论家也认为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社会。我觉得这是很幼稚的，在某些情形下忽略了历史事实。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的，中国历史并不是西方历史的重复，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也并不和西方以前或以后的经济情况完全一样，它有特定的规律。
对于经济的发展，我不认为改革开放越深入，简单的市场化程度就会越高。的确，有些领域的市场化很厉害，但这并不能简单代表市场化的程度。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转型，只不过是向美国靠拢，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将来。有很多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持这种态度，我认为这是幼稚的。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政治体系，它们的发展规律不一定是一样的，而最终它们也不一定到达同一个终点。
我认为，中国的国情具有独特性，与西方社会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在中国，政府的角色是很显著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越来越显著，在某些方面也越来越重要。另外，企业和政府形成利益结盟，特别是地方上，政府与企业的利益结盟在西方社会是并不常见的。
在体制上，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家长式的管理传统。比如地方政府，比如家庭，比如社会关系，比如单位，都是一种家长式管理。事实上，家长并不是坏事情，我有一次开玩笑说，在中国做领导是很辛苦的，要服从你的上级领导，因为你的权力是上面给的，可是还要照顾你下面的人，承担双重责任，这是很困难的。你做家长要做得好，就要把下面的子女照顾好，而照顾子女和服从上级有的时候会利益相悖。我开玩笑讲，中国的这种体系，是多层次的家长管理方式，地方的官员也好，基层的干部也好，既要服从上面的指示，又要兼顾下面的利益，这种双重角色，会使得很多人不得已说假话，说违心的话，以至于欺上瞒下。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是机构造成的，因为你两边都要照顾，这是中国多层次家长式管理这种官僚体制的结果。
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向美国式的自由市场模式迈进的过程，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成是逐渐市场化、逐渐向美国式自由市场化资本主义迈进的过程，这是幼稚的，跟中国的国情并不符合。
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收入的不平等我今天讲一下我自己做的五个研究：第一个研究是我在1996年做的研究，第二个研究是在2005年发表的，第三个研究是和吴晓刚（以前是这里的硕士毕业生，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共同发表的文章，第四是和吴晓刚2005年的文章，最后一篇是我2008年发表的文章。我下面就这五个研究的具体内容，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
第一篇文章，1996年的文章，文章的重点是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此前，很多人讲是政治资本、人力资本等导致中国的收入差别，实际上决定中国的收入差别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而不是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远远超过了所谓的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这些资本的作用程度相对区域差别是很小的，这篇文章就讲区域的差别。我们使用1988年在5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这个数据基本出发点是一个修正了的方程的分析，主要是总的模型。在这个模型当中，我们的收入对数是因变量，我们把因变量作为教育年限的线性函数和工龄的二次函数，这是一个经典模型，加上性别、党员身份和教育程度与性别的交叉项，这个交叉项很重要。
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假设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城市里面，这些方程中参数的值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经济水平这里是测量了经济的发展指标、市场化程度。市场化发达的地区，受改革开放影响大，生产力水平是高的，比如深圳、上海；落后的地区，受改革开放影响小，它们经济生产力水平低，所以不同的地区经济增长率是不一样的，反映出受到的经济改革的影响大小。所以我们假设，经济增长指标可以被当作测量改革深度的指标。
这个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地区差异是影响收入的最重要的原因，再没有其他因素像地区差异这么重要，事实上这是大家都可以想象的。出乎意料的，也是我们做研究之前没想到的是，经济增长越快的城市，越发达的城市，它的教育的回报不是越高，而是越低，这说明受低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也是比较好的。回报率不一定是越高越好，有的时候是低回报率代表了比较好的情况，比如说男性和女性，男性回报率低于女性的回报率。
另外，我们的主要研究结果包括：工作年限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同样是有负相关的关系。而性别的差别、党员非党员的差别和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关联。看到这个结果以后，我们就觉得不是很满意，因为是同一年的资料，我们并没有真正考虑时间上的差距，只是用了空间上的差距，虽然可以假设在不同的空间，受经济改革的影响不同，发展的程度不同，这可能就代表了经济改革的深度的不同，但是毕竟不是真正的时间上的差异，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在2005年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考察了时间上的变化。1988年和1995年同样的数据，第一篇文章用了55个城市的资料，这里有35个城市不仅在1988年被调查了，而且在1995年又被调查了，所以有两波的资料。
于是，我们就研究了影响收入的社会因素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异。有些学生知道我两年前讲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中第三个基本原则就是社会情景变异。社会情景原理就是同样的个人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对社会结果的影响，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空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原理比较复杂，因此我们用多层次模式，考察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
我们得出了什么的结论呢：党员身份的回报是增高的。从1988年到1995年我们发现，党员和非党员的收入差距增加了一倍，教育的回报也在升高，教育的重要性也在加强，但这个升高弹性的增加比例男性低于女性。收入的性别差异在受教育程度低的情形上是扩大的，也就是说性别的收入差距，在低教育的人当中更加明显；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当中，很多地方女性的收入同男性差不多。
很多人说回报高了好，然而回报高不一定好，女性的教育回报要高于男性，恰说明女性所处的情况不好。因为受到高等教育的时候，男女收入没有差别，但是在低教育水平的时候，女性收入要远远低于男性的，所以女性的教育回报高，是指较高教育水平下高，男女两组收入没有什么差距。然而这个受教育区间不是无限的，假如是无限的，到20、30，到博士后，这个地方可能出现男性的回报比女性高。在我们一般能够观察到的区间当中，男性的收入在低教育水平下是超过女性的。
1995年教育回报率增高了，对男性也增高了，对女性也增高了，但是对女性的增高更强，因为在低收入中性别差距更大。当然，整体收入也增加了。我们之所以能有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们有不同时间的数据，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在不同国家都发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在最近的十年二十年内，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在增加，这是一个最近很多年来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导致收入不平等增加，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增加的原因很可能是决定收入的因素的作用在增加。比如男女的差别在增加，教育的回报在增加，党员非党员在增加等等。因为这些是看得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增加，当然会导致总体不平等增加，这涉及我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总体的差异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个是组内的，一个是组间的。
组间的差异就是不同社会特征，不同教育、不同性别的人之间平均差异，这是我们方程能解释的差异。还有一个差异，就是组内的。我们控制了我们观察到的因素以后，还有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人，他们还有差异，这是组外没有解释到的差异。我们问了这个问题，从1988年到1995年，我们也看到总体的不平等在增加，这段时间总体的不平等增加是不是因为决定收入的社会因素，比如教育、性别的增加而造成的？于是我们后来就开始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分析组间不平等是否增加了，另一个是分析组内不平等是否增加了。结果答案是，中国的总体不平等增加，并不是因为决定收入的因素的作用增加。我们看到的是教育、性别这些因素的作用增加而导致具有同样这些特征的人的组内收入差异增加了，这是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大家可以想想，到底是组间不平等增加，还是组内的不平等增加，据我们发现，主要的不平等增加是组内的，而不是组间的。
最后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经济发展越快的省份、城市，教育回报的增加越少，而并不是越多。
教育回报率
第三个研究，是我和吴晓刚的研究。这个可以这样看，我们有的时候要研究教育回报率，或者是政治资本的作用，我们没有空间和时间的数据，经常怎么做的呢？我们可以把个人因素和其所在企业的特征（比如市场化的企业和非市场化的企业）综合考虑，并把不同的特征做一个比较。我们做一个教育和企业特征的交叉项，看看教育是不是在市场化的企业中作用更大。
但这个交叉项可能会给我们错误的结论，因为劳动者、工人、工作者可能从国有企业和部门转换到市场企业或部门，即市场化比较强的部门，而这种转换是有选择性的，这和我前面的研究不一样。我前面的两个研究，也是强调了个人的因素和城市的特征，还有一个交互项，就是个人的特征，比如教育，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城市，它的回报是不一样的，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交互作用。
但是，我们认为假如在同一个市场上，个人的特征比如教育和企业的性质交互项是有危险的，因为同样的市场，同样的城市，不同的人会去不同类型的企业，比如北京有的人去国有企业，有的人去私有企业，他们是有选择性的，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给我们一个假象。
时期不同，实际社会情景又不同。在经济改革的早期，什么样的人去私有部门，是缺乏进入国有部门机会的人才进入私有部门，对一部分人相对来讲是不得志的，或者说没有能力的，或者不被人认可的人，他们在私有部门，风险大，待遇也不好，未来无法预测。
改革后期就不一样了，进入私有部门的人有两种。一种人是自愿放弃了进入国有部门的机会到私有部门去。他可能是干部，可能是工程师，也可能是管理者，为了赚钱，主动放弃了国有部门的位置，他们是社会地位高的人。
还有一部分人，是低层的，被迫离开国有企业到私有企业。所以，虽然同样是一个转变，从国有部门到私有部门，但转变的机制是不一样的，高层下海，是主动的，而低层是被迫的，是下岗，主动放弃的人会得到更高的回报，而被迫的人，市场性会更低。因为机制不一样，上层的人选择进入私有制，下层的人是因为情况不好，而且更加糟糕，被迫下海，所以下岗的人往下拉，下海的往上拉，就造成了教育回报高了。
所以我们把转型的人分成四部分，一部分人以前在国有部门，当前还在国有部门；有一些人以前在国有部门，现在在市场部门，他们都晚期进入，有的是下岗，有的是下海；还有一部分人，以前是在市场部门，现在还在市场部门，这部分人在市场中混得不好，或者没有机会进入国有部门；第四部分人，以前在市场部分，现在在国有部门，这种人比较少，我们数据里几乎没有，不考虑这种，只考虑前三种，就是在国有部门没有动过的，以前在国有部门，现在在市场部门，以前就在市场部门，现在也在市场部门，这三种。
我们发现，教育的收入回报增加，仅限于晚进入市场的人，而早进入市场的人，他们的收入和教育回报与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在市场部门的人、私有部门的人，对教育的回报的增加，只限于晚进入市场的，就是下岗和下海的这批人，而不是早期进入市场的那些人。所以这个结果说明，在市场部门的回报虽然更高，但不应该完全被解释为是由市场化本身造成的，而很可能是进入市场化的整个过程造成的，是一个社会过程造成的。所以劳动市场对劳动者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部门之间的差距。
这篇文章在2005年发表以后，有一个欧洲学者Jann对我们提出了批评，学术上的批评还是很重要的。他是怎么批评的呢？我们实际上是比较了三种人，就是一直在国有的、晚进入市场和早进入市场的，我们把两种进入市场的人和国有的人相比。于是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比较早进市场的人和晚进市场的人这两者，而是把与国有的人作为一种比较？所以对我们的结论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批评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提出了批评，我们就有机会又发表一篇文章，而且Jann现在是我的合作者，从一个批评我的人到合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过程，他人很好，编程序编的很好，是一个比较好的合作者。
我们对他的回应是，他批评我们是统计检验的批评，这个批评并不是很重要，而重要的是对具体社会现象的研究。统计应该在第二位，我们回答的措词实际上是蛮尖锐的，回应很强烈。虽然我们比较这三种人，但比较并不是对称的，从统计学来讲，三种人的比较应该是对称的，但是社会团体这三个层级的产生并不是对称的，而是由历史过程、社会过程造成的，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用统计的方法把他们作为对称。这也一样，社会学研究，不能机械地用统计的方法，看这三组就认为是对称的。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你在国有企业有两个选择，要么是留在国有企业，要么是进入市场，我说进入市场，基本上回不来的，国有部门回不去了，你那时候考虑是留还是走。只有是留下来的人，才可以问我是不是可以再走，因为你留下来了，对那部分已经进入市场的人，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权力，所以最终比较虽然是三组人，比如留在国有部门的，晚进入市场的，早进入市场的，看上去是对称的，实际上是不对称的。
最简单的例子，在座的还有很多人没有结婚，未婚。结婚和离婚的人，对不起，可能会有离婚，最有可能还是结婚的。你还没有结婚的人，不考虑离婚的事情，离婚的事情是结婚的人才考虑的，所以比较的时候，假如不考虑社会过程，你会简单地说，不结婚的人和离婚的人相比，但是就社会过程来讲，是要通过先结婚然后再离婚，我们觉得有两个研究焦点，第一个研究焦点，你在国有部门的时候，你会考虑在早期的时候是离开还是不离开，这是你的问题，离开会有怎样的结果，你当时可以离开，你不离开以后还可以离开，这是讲的第一次离开和第二次离开。
假如没有离开，你会考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两个不同的焦点。因为不同的焦点时间不一样，而离开的概率是比较小的，0.16，所以我们就作为一个近似我们的比较，是把留在国有企业的人作为一种参考，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三组人，虽然统计上看上去对称，但是实际上是不对称的。
我们又做了倾向分数分析，实际上是我们把能够观察到的因素来控制干预组和控制组，就是在市场部门和国有部门工作者的差距，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根据倾向分数来进行控制。然后我们在同样一个分数的层当中，比较市场和非市场的人的收入差距。在这个分析里面，教育不是干预，而是倾向分数的一部分，是被控制的部分。而干预是市场，你是不是进入市场，从国有部门进入市场。
我们研究很有意思，我们发现早期进入市场不存在市场回报，对早期的人来说，进入市场和不进入市场，和你的收入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用了一个多层次分析，就是有六组，在六组当中，分别比较了倾向性相同的、可以看作有相同特征的人当中，在市场部门的人和在国有部门的人收入有没有差距，这个是大于2才有差距，统计上才有显示，所以这个曲线表明，对早期进入市场的人而言，进入市场并没有带来经济效应。
但是对晚进入市场的人而言，结果是不一样的。存在市场回报，而这些回报在哪里，市场回报集中于不容易做转换的人群，这个我们做了一个分层，对倾向分数分层。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是和他的倾向是成负项的东西，这个负项的关系说明，并不一定是市场本身是进入市场的人得到了回报，而是什么样的人进入市场，这些回报在哪，回报在低倾向中。低倾向是什么人？低倾向可能像你们刘老师一样，他是光华的老师，你在国有部门，你的条件已经很好，正因为你的条件很好，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特征来讲，你离开国有部门到私有部门的可能性非常小，这部分人离开国有企业、国有部门进入私有部门的可能性非常小。而恰恰对这部分人而言，他们进入市场回报是大的。
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会进入市场，就是因为市场对他们的引诱力非常大，他们已经有很好的条件，所以他们不太容易放弃现有的地位和职位。当他们放弃的时候，回报是大的，这时讲回报可能是一种现象。回报对他们来讲，他们更高的回报，反映出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国有部门而进入市场部门，进入市场部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他们很容易进入市场，对他们而言，进入市场不进入市场没有经济上的影响，而这部分人，很不容易进入市场，当他们进入市场的时候，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对只有很低的转换倾向的晚期进入市场的人，这些人既有可能是那些在国有部门做的特别好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市场回报要很大才会离开。市场部门的吸引力必须足够大，才能够补偿他们在国有部门的既得利益。所以从国有部门转换到市场部门，是有机制的，有选择性的，而这些选择性，可能就导致了我们看上去市场部门的回报比较大。
最后一个研究，第五个研究。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关注了单位。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单位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了个人的工作、政治生活、福利。我们那时候单位是很重要的，电影票要单位，粮票、洗澡票也要单位，结婚证明要单位，住旅馆要单位，什么都要单位，现在好很多了。是不是单位在今天不重要，对收入和福利不是很重要了呢？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单位是不是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用了1999年在上海、武汉、西安三地的调查结果，这是一个回归的结果。我们考虑了如下因素：城市、受教育影响的水平，公民的影响、性别的差距，干部身份、工作部门和单位效益。单位效益有两种，一个是线性的，一个是虚拟变量的。
从中可以看到，三地城市的影响很大的，地区差很重要。除了地区以外，最重要的是单位效益。就是你的收入好，很大程度和你的教育没关系，和你的政府身份没关系，和你做什么工作也没关系，最重要是看你的单位的效益怎么样。你单位效益好，你的个人特征并不好，并不成问题。你的单位效益不好，你的能力再强，你的产出再高，你还是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报。
这些为什么重要呢，这就讲在中国收入并不完全是市场决定的，而是非市场的行为。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你的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决定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做这个工作，我雇主要给一定的工钱，假如工钱给少了，你就会离开，找一个更好的。我为了赚钱，不会多付你工钱，也不愿意多付你工钱，而会极大地降低你的收入，来提高我的经营效益，这是市场化的。
而一个非市场化的情况下，我赚钱了，我赚钱多的时候，我就把这部分钱奖励你，因为你帮我做事情，我对你有义务，所以我把这个钱奖给你，而不是把这个钱省下来。同样，当我效益不好的时候，假如完全是市场化的，你就会走人，另求门路。而在中国，因为不是完全市场化，你不一定会离开，不会因为我给你钱少而离开，而我有钱会奖励你，这是非市场化的行为，不完全是根据我的谋利、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市场行为。
比如我去做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我办EMBA赚很多钱，我愿意把这个钱交给北大吗？当然不愿意，我尽量把这个钱分到下面的老师。为什么，因为这个钱不是我的，我交给学校，学校不知道分给谁了，所以我当然愿意把钱分掉，这就是单位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少收，少收就吃亏了。我也不愿意降低成本，怎么降低成本，就是光华的老师不管多少，假如少给，我不认为有很多老师会离开的，假如完全市场化的，少给就会失去雇员，多给是因为必须要多给，而在非市场化的情况下，我多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给，我和你有一种裙带关系，一种单位的关系，一种互相依靠的关系，有一个家长式的关系，相互依靠，水涨船高，这是中国的特色。你不能把周围的人全部抛弃，你要把周围的人都带好，家庭、社会关系和单位等等，很多都是这样的特征，非市场行为。
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市场的效率对收入影响是很大的，就是你这个单位的效益高，不论你的教育、你的工作、你的政治身份、你的收入怎样，效益不好你就不好，所以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单位在决定中国城市居民经济收入福利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这点我们又认为，单位是影响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或者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到现在为止，我们不认为我们可以放弃对单位的理解，单位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待遇的一个边界，我不能对大家都好，我只能对我的人好，我的人怎么来定义，就是单位。所以它是一个边界，你在里面还是在外面。里面的人是一个概念，外面的人是一个概念。就像进北大，你要有北大的证是一个概念，没有证是另外一个概念，这就是单位的传统。
我下面做一下结论，我今年上半年在社会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说认识中国的不平等，这篇文章也是一个综述性的、回顾性的，有一些大胆的推论，有些学者和同学可能不一定赞同我的想法。
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的不平等，有三个看法。第一个看法，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力量所导致和缓解的，中国的不平等，并不完全是个人层级上的结果，而是很大程度上通过集体的力量实现的（王风教授也有同样的结论）。比如地区和工作单位，比如说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比如说这个级别那个级别，中国的级很多，五星的饭店，四星的饭店，两级的教授，三级的教授，这些都是作为一种集体的力量，就是把人归类，归类再进行分层。比如说985学校，211学校，半开玩笑的，中国社会很少有人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有没有发现中国人很喜欢给名片，就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你的个人社会参与和交往，你的依靠是来自于一个单位，来自于一个团体，是你的特征是你的属性造成的，而不是你个人带来的。
第二个看法，传统的中国政治化，讲穿了，孔孟之道或者传统的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政治化了，造成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水涨船高，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导致我们要做得好，就要有个好的领导，这个领导的责任是为大家服务，为大家谋利。谋利以后才给你提，所以业绩是很重要的概念，而且有了业绩就有提升的基础，因为你的成就会影响到一批人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来讲，很多人是赞同给他们特权的，他们就有更好的待遇，有很多特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为很多人谋利，并不是说只为他们自己，他们也可能为自己谋利，但是他们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为其他人谋利，所以从这点来讲，他们有特权并不是说完全被否定，只是民众有一些传统的话语还是认可的，劳心者治人这就是不平等，这个不平等在孔孟思想上，是值得认可值得鼓励的，否则大家都穷，还不如让一些有能力的人领导，给他们特权，把我们大家都带领得的更好，这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讲，我觉得今天的不平等，是和中国的古典传统文化一致。
第三个，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宣传隐患，就是至今为止许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很多人并不喜欢不平等，认为不平等是一个不良现象，是一个有害的社会构成。但他们又能够接受这个后果，因为他们认为要经济发展，就要有代价，而不平等就是一个代价。比如看世界上不平等和发展程度的相关性，相关性我们算过好几次，相关性是零。并不是越发达的国家越不平等，并没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经常感觉，或者从报纸上感觉到，一种对发达程度和不平等的关系的宣传，所以你在中国可以问很多人，中国发达还是美国发达，美国发达。中国的不平等高还是美国的不平等高，大多数人告诉你美国的不平等高于中国的不平等。为什么，因为中国以前很平等很穷，现在比较富裕了，现在不平等也增加了，美国比中国还要富裕，美国不平等肯定增加了，所以会把中国的历史的变化，就是从穷到富，从平等到不平等，当成一个自然的、对每个国家都适用的历史规律，所以他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只要是发达的，不平等就存在。
我讲这三个观点，假如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今天讲到这些，很粗糙，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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