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永淮先生周年祭

    认识丁永淮先生的确切日期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按照脑子里的模糊印象，应该是八十年代早期。那时我还在英山县阀门厂里做车工。那天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姜天民来通知，说丁先生来县里了，想见见我。丁先生那时在鄂东一带名望如日中天，我是下了班，脱了工作服去县政府招待所见他的。我甚至不记得是什么季节，似乎丁先生当时穿着一件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衣。这一点也许根本靠不住。因为认识他久了，哪怕是在炎炎夏日，也常见他这么一身穿戴。丁先生身体体质不好，比平常人多穿着一些是常事。我同姜天民一起去时，姜天民在前面敲开他房间的门，从此丁先生那瘦小的身影就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心里。那次见面，我们之间说了些什么，现在已了无记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在同姜天民说着话，我在一旁静静地打量着。这模样注定成了日后同他交往中，我的注定的模式。

    那一次，丁先生给我的印象有些普通：近视眼镜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看人时不时流露出几分羞涩，至于笑更是明显的腼腆。可正是这一点，赢得了我对他的足够尊重。见到丁先生之前，我已见到一些省内文学界的名流，真正打动我心灵的唯有丁先生的平易近人。正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有困难时，给他写过两封信，虽然他没有亲笔回信，却从没有怪罪过他。

    丁先生去世时，我给他献了一只花篮，那是追悼会上唯一鲜艳的有生命的东西。花篮上那句送别他的话是：恩师永在。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我帮助的好人不少，但能成为恩师的人只有丁先生等。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同丁先生之间恐怕有十几次一席话。在丁先生的直接安排下，后来我调到黄冈工作。住的地方离他家只有几分钟路程，经常是晚饭后一溜散步就到了他的家门口。特别是在我离开黄冈之前的那段最困难的日子，丁先生的家几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归宿。黄冈的一些熟人朋友中，唯有丁先生的家门，在被我敲响之前，思维没有半点犹豫。每次敲得门开，丁先生总是平平淡淡地冲着我一笑，然后将我让进书房。丁先生本不大抽烟，而我先前是半支烟也不抽的。有一次，一进他的书房，我忍不住从茶几上拿了一支烟抽起来。从那以后，只要我到，丁先生马上给我递上烟，然后再转身亲手给我沏一杯茶。我们在一起说得最多的是文学，关于我的写作，他只有几次当面说某篇还不错。但在一些没有我的场合，却为我说了许多溢美之词。称丁先生为恩师，更多的不是他关照了我，后来又极力劝说黄冈方面放我来武汉，而是他那内心深处做人的准则。以我和丁先生的私交之深，他对我说了许多不可能对别人说的话。终其一点让我佩服的是，从未听见丁先生在背后说过某人的闲话，更没有说过谁的坏话。丁先生是烛光一类的人，他不求轰轰烈烈，也不喜欢轰轰烈烈，就像一名太极高手，许多激烈的事情一经他的手就变得温和许多。写作的人，做人是第一要紧的。在这些人中间，往往多的是飞短流长，一宗明明是莫须有的事，常常被谣传得比真的还真。大凡热衷此道的人，都会可惜地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在朋友同道人当中翻云覆雨时，不知不觉地就丢失了文学艺术的本真。丁先生在这一点上，足以成为我等后学的楷模。

    其实丁先生是个感情极丰富的人，他写过一首律诗，其中有这样一句：“夜深夜浅窗移月，人来人去手半温。”好几个晚上，我同他一直在谈这句诗。那是我极少见到的关于他的几个灿烂的时刻。在他的笑意中有种动人的深情，他对我解释说，这是写送朋友的情境。我自然不能否认他的原意，同时这件事更加深了我对丁先生的心中不肯示人的情怀的认识。

    最后一次见到丁先生是一九九七年春节过后，我回黄州为儿子办转学手续，匆忙中给他拜了个年便告辞。到了深秋季节，我到黄冈处理一件私事，忙得焦头烂额时，朋友黄正林说有事告诉我，又不肯说清。直到我将事情办妥，他才告诉我丁先生遇车祸的噩耗。我匆忙赶到殡仪馆，那秋雨之冷，道路之泥泞，更加重了我心疼的感觉。静静躺着的丁先生还是同先前一样，一件蓝色的上衣，让我觉得这只是春寒料峭，绚丽的日子就在后头。由此我猜想自己初次见到丁先生的时候，应该是个实实在在的春天。

    春秋无痕，留下的是每个人的足迹。丁先生是用那握过许多人的温暖柔弱文人之手，给许多文学中的人以抚慰而在人们的心中留下印痕的。大凡世上给人以恩情，一如夏日炎炎之际雷暴播下的及时雨，一如冰雪初融时杨柳挥动的春风。及时雨是救命的，而春风是给人以唤醒，这后一点更不容易，毕竟春风只有一度。丁先生将春意给了别人，自己在秋天里突然离去，他那瘦小的身子所包含的精神将会在每一年的春天同春光一道焕发。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汉口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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