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情爱画廊》是1996年由“布老虎丛书”出版的，这部书的写作其实是“突发性”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冲击力，就把传统文化中有关情爱的禁忌冲出了一个缺口，多年的“禁区”一下子打开了，出现了一大批涉及性爱的小说。然而，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和男权社会延续下来的传统，深入于我们的日常意识和文人的审美趣味里。传统文化对男作家的影响太深厚，他们对女人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无法摆脱那种把女性作为赏玩对象的控制者心态，这种观念浸润在一部分男作家们的骨髓里，他们自己意识不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男权社会，就算是共和国以立法的形式给予男女平等，但其实男女在心理情感上仍然是不平等的。我对男作家没有偏见，我是对中国文化中的性别倾向和审美趣味有看法。中国产生不了像雨果、劳伦斯、小仲马、川端康成那样善写美雅纯正情色小说的作家和作品。此前我对爱情小说并没有多大兴趣，而是受到了当时那种情形的“刺激”，创作冲动活生生被“激发”起来了。我写《情爱画廊》的另一个原因是，九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已渐成气候，图书市场也在发育壮大，出版付酬方式开始有了版税，一些畅销书作家可以依靠版税养活自己，有了“自由撰稿人”这个概念，而不是只有领工资的专业作家一条路可走了。我很想尝试一下，我们这些一直被“豢养”的体制内作家，究竟能不能靠版税来养活自己？《情爱画廊》可以试一试市场的号召力、探讨与读者的关系。这部小说和我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小说故事和人物，是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它超越了这个“政治化”的时代，成为“新经济”时代的一种象征。我们即将进入千辛万苦、千呼万唤而来自由经济时代，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外。作家总不能一边在观念上鼓吹商品经济，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好处。我只是做了一次比较勇敢的尝试而已。书中有关绘画的素材积累已久，所以当1994年写完《赤彤丹朱》之后，我很快转入这部书的创作，故事结构和人物确定了之后，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完后累得大病一场，合同都是在医院里签的。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的热烈反响和争议，也是我没有意料到的。《情爱画廊》在市场的表现很出色很成功，成为我介入市场的一次勇敢实验和实践。这部小说出版后，也遭到了尖锐的批评，焦点就在于如我这般“思考问题”的严肃作家，怎么可以去写“通俗小说”？很少有人明白，这部书恰恰是我“思考问题”的结果。如今回头去看，会觉得当年那些为我痛心疾首的人，多少有点幼稚有点“滞后”。我至今依然坚守着严肃文学的品格，并没有因此而“堕落”。倒是今天的作家们，都已经适应了商品经济时代，学会了计算自己作品的版税、关注市场的销售量了。该书出版已整整二十年，去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情爱画廊》的精装本纪念版。其实我本人最想说的是，在这部作品中，我找到了用绘画的方式来连缀故事、刻画人物，那些绘画语言具有一种可容纳丰富想象、文字难以到达的可视性“参与”。“画廊”建成之后，才有了爱与美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这部小说是独一无二的。
桫椤：无论是《赤彤丹朱》还是《情爱画廊》，您的创作在视点的转换中却始终没有改变对人性的关注。这些有关人生问题的小说，让我看到您对“五四”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也发展了这个传统。您的目光始终聚焦在“人”身上，一直在探讨人的本体性，具有启蒙主义色彩和基调。《情爱画廊》里的女性形象有超越传统角色的意识。《情爱画廊》中的人没有一个人有恶的人性，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无论是水虹还是舒丽，甚至那个阿秀，她们彼此都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家庭成员、与情感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不想伤害任何人。这也反映出您的内心深处具有超拔脱俗的大爱。
张抗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了市场经济，也进入了一个不相信爱情的物质时代，空气中所有的信息都在刷新（也毁坏）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念。经济和商业的浪潮，在冲垮了文学中“性”的禁区的同时，也带来了污浊和低俗的性文化。我写《情爱画廊》这种唯美唯爱的作品，正是因为我不能容忍人的精神萎靡，希望保存一些“劫后余生”的爱情理想主义。而一部作品若是不“矫枉过正”，是很难产生冲击力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描写那些已经发生的事，而是书写那些应该发生的事——这是现实主义作家和理想主义作家的区别。所以我有意营造了一个温馨的氛围，在一个俗套的“三角关系”中，剑走偏锋逆向思维，就是不往“俗套”的你死我活的撕扯、阴谋诡计的“宫斗”那个死角钻。被纯真情感点燃的男人和女人，每个人都是清澈坦诚的，相互都是友好善意的，真正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女人之间，而是发生在自己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愿意以真情挚爱，战胜自己的软弱与虚伪。只有在这样的叙述语境中，才能传递出大美大善和对情感自由的追求。我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当然知道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险恶，不可能像《情爱画廊》中所写的那样，但我希望告诉人们：我们应该拥有如此美好的生活，未来社会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只不过带领读者在《情爱画廊》中提前过了一把瘾。
桫椤：您曾说女性的解放真正的障碍在于女性自身，到了《作女》《情爱画廊》里，对真爱的追寻换成了女性在职业选择、自我价值和生活方式中的觉醒。“作”这个字实在是太棒了，现在我们说“不‘作’就不会死”。小说里的卓尔、陶桃、DD等女性简直就是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我周围就有这样的人。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写出了这样一群人？
张抗抗：《作女》是一部描写当代都市生活的女性小说。进入21世纪的自由经济时代，城市女性的境遇发生了深刻变化。物质的极大丰富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使女性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以及女性自身的严峻挑战。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逐渐凸显出来许多新的现象。《作女》的产生也挺有意思的。在我生活过的那一条长长的地理线上，从出生地杭州江浙地区、到我下过乡的东北、还有我这三十多年居住的北京，这些地区的民间方言口语中，都有“作”这个字儿。我对“作”字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发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能“作”会“作”的女人越来越多了。我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女朋友，都特别能折腾，她们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每个人“作”的方式不尽相同，但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就是不再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希望由自己来选择生活。因为这是中国本土女性在争取自由的成长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行为特征。女人是感性的、力气也不够，所以只能以“作”的方式来反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予女性新的自由空间。经济的自由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自由，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激烈变化：女性不再满足于因循守旧、女性希望自己变得更像女人、女人需要充分释放自己的智慧和能量……商品时代为女人提供了“喜新厌旧”、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一切机会。当我找到了“作”这个以往约定俗成的方言，反其意而用，以对“作”的重新诠释，来为“作”平反。在我的描述中，“折腾”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渴望、是不断地放弃和新的开始、更是女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释放过程。描写女性生活的小说，很容易被淹没在那些一般化的言情或苦难诉说之中。而文学要做的事情，是把作品这个肉质丰满汁液丰盈的果实，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点点剥开来，最后看到里面那个坚硬的核，也就是一粒成熟的种子，文学就是要把这粒核，播撒在人的心里，让它自己去发芽。我希望自己能够抓住这个时代表面有违常规但实际上具有方向性、成长性的那些事物。所以当我找到“作女”这个理念的时候非常兴奋，这个“作”字，恰恰就是我在生活中采到的种籽，然后把它培育成《作女》这个果实，最后交给读者去品尝。这是我迄今为止集中表现女性生活的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小说”。如今“作女”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语词。有趣的是台湾版居然也用了这个书名。我说“哎哟，这个词你们台湾人不懂的”，因为“作”的说法是从浙江开始的，浙江往北的江苏、山东、北京，一直到东北，都是有这个词的，但浙江以南就没有了，“作”是方言，具有覆盖范围限制。但台湾的九歌出版社编辑回答说，“你们大陆经常用我们台湾过来的词，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用大陆的词呢？”所以后来那么大的“作女”两个字，印在台湾版书的封面上，令我觉得这两个汉字有点怪异。
桫椤：在《作女》中，卓尔这个形象，她不肯接受男性的施舍，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其实您笔下的女性大多有着明显的主体意识，对生活充满热情，不肯屈服于现实的命运，像《作女》中的大部分女性，还有《情爱画廊》中的水虹、舒丽，《永不忏悔》里的“香榧子”、二嫂等等，甚至《钟点人》中的来弟，都是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她们顽强、坚毅，但又不乏宽容、善良、温婉的女性特质。这些女性形象启示读者，女性要以主体意识面对生活和自身，而不是一味去做“女汉子”去与男性争高低。女性毕竟有女性的特点，在男权社会里，好像对女性太求全责备了。我想您小说中的这些形象非常值得重新认识。
张抗抗：是的。小说的主人公“卓尔”这个单身女人，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讲，是一个带有冒险色彩、具有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女性形象。中国的女性解放，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是以父权赐予女性权利、以立法的形式完成初级阶段的。但是在这种条件下获得的解放，缺少一种女性自发的自觉的要求。我就是想写出一种中国本土自然地逐渐地产生的自由诉求，写出当代女性“自我解放”这棵幼苗，究竟是怎么生长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性就已经过了“作”的时期，女人怎么“作”都不足为奇了；而今天的中国现状，商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市场的残酷竞争，整个社会都在“作”，这也是诱发女人“作欲”的一个社会条件。中国传统文化中讲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那是男权社会的产物。进入现代社会，表面上看起来纲常已经被淡化了，但是传统观念的深厚积淀，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部分女性的自觉和集体无意识。比如说在家庭里，母亲在年轻时代，比如新文化运动、抗战、或是新中国解放初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新女性，她曾经是很“作”的，但她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女人的“作”，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她反对自己的女儿去“作”。而经历过那种抹杀性别差异，“男女都一样”口号下的女人男性化的极端时代，今天的女人一方面渴望自己变成更具女人味、温柔贤良的“淑女”，一方面却是残酷的就业、职位拼搏，还有情感变异带来的竞争，使得女人不得不变成“女汉子”。《作女》正是要写出女性内心深处的这种矛盾，探讨女性源于青春和时间产生的焦虑，再由此产生的那种“作性”被释放的亢奋、与“作欲”被压抑的无奈。我在小学中学都是好学生，太乖了，所以到了青春期，曾经狠狠地叛逆过一次，后遗症至今仍在。但我够不上“作女”的档次，作女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如果仅仅为了改变生存条件而折腾，不是我要表现的那种“作女”。“作女”的“核”，是女人在与自己较劲，一生一世的持久战争。
桫椤：您曾说在1985年之前，中国没有成型的女性文学，您是怎样做出这个判断的？
张抗抗：如果我没有记错，一九八五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德国参加“地平线艺术节”，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需要两个世界”的发言，在发言中提到过这句话。今天看来，更确切的表述，应当是“没有成熟的女性主义文学”；这个“1985年以前”，也不够准确——我当时的意思大概是指建国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吧。因为在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直到三四十年代，中国已经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女作家，表达了自己刚刚开始觉醒的女性意识（再往前推就没完了，古代也有啊），那是民国时期的“女性文学”。而“女性主义文学”的定义就要严格得多，在“革命”后实际已经被“女性解放运动”遮蔽了。西方女权主义起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其中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女性的政治权利。到了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范围从欧洲美国一直到东南亚国家，都产生了那么多杰出的女总统女总理，我们几乎望尘莫及。中国和西方的国情和时代背景不一样，共和国建立以后，首先以立法的形式解决了男女的权利平等问题，然后是同工同酬、妇女生育的产假等福利待遇。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女性解放是一致的。政府在体制上建立起了基本的男女平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了西方女权主义在七十年代激烈争取的那些目标。但是，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水平，农村妇女还处于“嫁汉穿衣吃饭”的阶段，经济完全没有独立，谈不上人格的独立。中国女性名义上被赋予了政治权利，也就是投票权吧，但这个权利实际上是看不见的。中国这样一个封闭保守落后的国家，几千年的男权社会统治之下，女性对于自我、性别与性的认知度，还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谈何参政议政？当中国处于一种基本的“公民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遑论女性权利？例如文革，就连人的起码尊严都没有，女性权利从何谈起？如果缺少对“人”的尊重，也就是人权、人和人之间的暴力与奴役问题不解决，女性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改革开放之前，男性和女性虽然有一定的“权利平等”，但女性是绝无“自由”可言的。我在九十年代初写过一篇《梁山好汉与女性观》的短文，批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对女性的歧视和贬低。《水浒传》这部书里几乎没有一个女性是“好人”，代表了中国男性对女性基本态度；即使如《梁祝》《西厢记》中的女性，对封建礼教有些许微弱的反抗，那与西方文学的《卡门》《苔丝》《飘》中那些勇敢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在同一层面上。歌德曾在诗歌中发出“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向上”，他对女性的高度赞叹与尊重，与我们的文化相距何等遥远？“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激进口号，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取消性别差异，把女人等同于男人，只强调人的共同性，缺乏性别的差异性。在我们的青年时代，都接受了“男女”应该“一样”的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接受的性别教育是很可怜的。就我本人而言，在成年之前，性知识几乎等于零。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女权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后，对我逐渐产生了影响，才开始质疑这个“一样”有很多问题。九十年代商品经济的竞争机制逐渐形成以后，随着“人”的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女性意识开始凸显。对此，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李小江教授曾经帮助我厘清了思路，使我对“女性文学”有了较为自觉的认识。今天的中国女性，仍然需要不断寻求自我解放，因为我们的文化土壤不仅缺钙，还重金属超标。如今我可以认同《作女》是“女性文学”这种说法了，而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比《作女》更成熟更优秀的“女性文学”。（比如王安忆的《天香》。）但我仍然不认为《作女》是“女性主义小说”，因为我没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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