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很高兴你注意到我作品的整体架构和细部特征。不敢妄说“先锋”，实验性是较早自觉具备的。在写作上，我倒是真有点儿“作”的——这个“作”的意思，就是不满足现状、不自我重复、不流俗不从众，每一部作品，都有新鲜的东西给予读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传统现实主义”到中期的实验文本再到九十年代的“市场探索”，然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长篇创作，我在探寻新文本、新构思、“有意味的形式”上，几乎从未停滞。比如2000年发表于《收获》的中篇小说《集体记忆》，当真实的历史一次次从遮掩的尘埃中被口述者讲述出来，“对话”成为“假象”的出路，而主人公虚实无定的寻找过程，结果却使得他对历史真相越发迷惑。再如2005年的短篇小说《干涸》（获第二届蒲松龄文学奖），看起来，小说仍然是一个取材于知青生活的老故事。只是，在这个忧伤的故事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水井与水桶，被托付了生命的全部热量。苦难中的爱情，在寒冷而干涸的土地上生长，缺少足够的水分滋润；人生的陷阱处处密布，等待着失足坠落或是自投罗网。那只俄式的小桶“畏得罗”（音译），只是一个象征，盛着心里残存的微茫希望，照亮黑暗中的自己，支撑着荒凉的岁月，但注定了没有结果，最后变成一种幻觉。故事读到最后，读者也许才恍然大悟，祝排长的那只“畏得罗”，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那是他在极度的孤寂与苦闷、渴望与绝望之中，为自己的梦想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理由而已。是那个年代的人，情愿以青春和生命去换取的一丝假设的温情与慰藉。我试图用一根白桦杆子的长度，去丈量生活的深度，即便尚未探到水井的底部，至少也拒绝粉饰。虽是浅尝辄止，但毕竟打捞起一份真实的残酷，使人警醒和省悟。那一只亦真亦假的“畏得罗”桶，如同精灵水妖一般，变得略有几分奇异色彩。这些点点滴滴的文本探索，写得很辛苦也少有人识，但作品每有新意，我心宽慰。
桫椤：尽管小说来自虚构，但看您的作品，感觉它们都“事出有因”。进入您的小说，恍然有阅读“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感。您讲的那个《故事以外的故事》，一位读者将《非红》中的人物与自己亲属的经历对照起来，由此借您的小说还原了真实的人物。虽然这是一个罕见的例子，但它反映了您的小说有着扎实的现实依据和丰富的生活来源。我由此想到，您发表于九十年代末期的中篇小说《工作人》，写一个在城里打工的青年对文学和未来生活的向往，后来《工作人》与《钟点人》《寄居人》构成一个系列三部曲。还有您近年的中篇小说《芝麻》和《在北京的金山上》，内容和人物都是描写底层生活的。如今提倡“关注底层”，“文学走进人民”，但您其实很早就开始“关注”了。我不很理解的是，如您这样一位以华丽激情的文字，写出《情爱画廊》《作女》那般时尚华美的都市女性生活小说的女作家，何以有兴趣“关注”并驾驭底层“小人物”的状态？能以朴素地道的底层语言，描述她和他的日常生活和内心生活？对此您是怎样积累又是怎样完成的呢？
张抗抗：谢谢你读我的作品如此之多又如此认真。先解答你后半部分的问题吧：我觉得你把我想象得太“高高在上”了，我是“知青”出身，具有对底层的“习惯性”关注和同情。但因我对底层的书写都是“自发性”的，只服从自己内心的呼唤，所以我的关注常常不在“点儿”上，很容易被主流评论界忽略。我写《工作人》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底层”这个概念，写生态与人的《沙暴》时间更早，完全没人理会和注意。《芝麻》发表于2003年，有很多选刊转载了。可见作品太超前了，有时候反而会不被理解，当然也可能还是我写得不够好。总之我不是那种讨巧的作家，而是我行我素的那种。我认为，文学走进人民，也就是人民走进文学，文学中的“人民”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个鲜明具体的“个体”。每一个写作者其实无时不刻地在生活中，只是各人看到和撷取的内容不同。我们每天都和周围的人发生着各式各样的联系，甚至是矛盾冲突，怎么会“脱离生活”呢？难道一定非要到某地某处去“体验”生活出来的事情，才算是生活吗？那不就变成“生活在别处”了吗？清洁工绿化工煤气水暖电工卖菜的卖水果的修钟表的送快递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和你的生活发生交集，除非你是一个生活在“网上”的与世隔绝的人。所以，关注“底层”写作，于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只想说一点“体会”：描写自己生活之外的陌生人群，除了准确传神的生活细节，还得学会使用“他们”的语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读到一些“很有名”的作品，故事不错人物也很生动，却在通篇口语化的叙事语言中，夹杂了一些书面语，（是作者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小说人物的感受）变成了一锅夹生饭，或是像吃饭硌到了一粒沙子，读者不得不把饭团吐出来。这是“底层”写作的禁忌，我不能说自己做得没毛病，但我知道语言会暴露作者与底层生活的“无缝对接”能力还不够，也就“功亏一篑”了。
再来回答你的前半个问题：《赤彤丹朱》以“我”的视角来重新认识父辈，梳理并反思历史，或多或少有一些我家庭人物的原型素材，然后进行重组和文学修饰，但这并非“传记”，就像我的《隐形伴侣》，也不能看成我的“传记”。虽然历史背景大体真实，但已经按照作品的需要进行了很多改造。《赤彤丹朱》出版前，分成三个部分“非红”“非梦”“非黑”，发表在三家杂志上，《小说月报》转载了“非红”，其中有一章写到抗战时期我母亲的战友贾起牺牲在天目山，这个有关记忆、悔恨和友情的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贾起与青岛的家人离散多年，没想到他的家人竟然读到了这个小说，写信向我询问……后来我母亲和健在的老同志为贾起的牺牲经过写了证言，贾起被青岛民政局追认为烈士，遗物存放于青岛烈士馆，我还专门去祭奠过贾起舅舅……后来就有了“故事以外的故事”这个小说创作的“副产品”，此为特例不足仿效。
桫椤：反思“文革”的作品，您写过像《白罂粟》《淡淡的晨雾》《隐形伴侣》《赤彤丹朱》这样的小说，让读者看到您是一位深具历史感的作家。反映新时期的社会变革，您写过《夏》《北极光》等，直到后来《情爱画廊》和《作女》的问世，您在作品中用两性关系探幽女性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写出了时代的进步。但在您的中后期创作中，重点似乎以关注女性的精神生活为主，尽管有例如《残忍》《请带我走》这样的深度知青小说，但总体感觉您作品的批判性较原先减弱了，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有意识地在创作中消解历史吗？听说您刚刚完成了一部新的大长篇，能给我们“剧透”一些吗？
张抗抗：我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很多读者和批评家所关心的。然而，“历史”是一个多么浩大的题目啊，我显然没有力量去关注人类史、世界史、军事史……写完《作女》以后，从2006年开始，除了日常工作，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一部新的长篇，这恰恰是一部有关“历史”的鸿篇巨制，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十多年前，我的兴趣转移到了对中国“改革史”的研究，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往前倒推至“文革”史、建国史、民国史，再追至先秦思想史、文化史……由史及今，弄清楚了我多年疑惑的一些问题。但历史不是文学，文学更不等同于历史，要把梳理过的远史和近史融入自己笔下的小说，成为一部有思想价值的“文学”作品，那是何等艰难、艰辛的创造性劳动。这十年来，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试图用文学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思考，通过描述并还原八十年代那些被长期遮蔽的故事，反思为什么会有八十年代那样一个蓬勃的启蒙年代？八十年代给后人留下了什么？这是一部思想型的小众作品，今年六月份刚刚把这部三卷本的长篇清样看完，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出版。所以我直到现在才有时间接受《江南》委托你的访谈。你的提问使我有机会告诉读者：我不但没有“消解”历史，而是始终在以我的方式解读历史。我不赞成把严肃文学视为“不接地气”，“地气”之上还有可仰望的星空。这十年我很辛苦也很充实，这是我通过写作为自己的心灵“修行”的一个过程。
桫椤：非常期待您的长篇，祝愿您的新作早日出版。除了小说，您还有数量庞大的散文作品，最新出版的书《回忆找到我》就是一本散文旧作精选。我觉得您的散文最大的特点是语言优美和擅长思辨，毫无藻饰地表达真情实感。在您的散文作品中，散文的内在技术规范或许使您对生活的表达顺利成章；当下的散文缺少系统的理论体系，我想请教您对当下散文创作的看法。
张抗抗：相比小说创作需要遵循的某些规律，散文则自由得多，可以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所闻所见所想。小说作者常常是隐身的，也可以说小说是经过“化妆”的，但散文不是，散文素颜直面，是一个里外真实无邪的“我”。若是说小说必须“客观”（甚至有人提倡“零度写作”），但散文却是“主观”的，需要燃烧的热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我没有学习过散文的系统理论，只是率性而为，尽可能去伪饰、诉真情，也许比别人多一点点思辨色彩，当然散文的文笔应该精美而讲究一些。有关散文的话题，这次就不展开讲了，我们的访谈已经够长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读者是否有耐心把这篇文章看完。
桫椤：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缺乏同一性的时代，从社会角度看这是个进步，自由、开放程度在增加，人本意义上的个人的意志得以呈现。但是这也导致年青一代作家自身缺乏历史的定位，您能否谈谈在文学创作中如何把握时代的特征？您的小说书写当下的、常态化的生活经验，把庸常的生活高度文学化，您怎样建构起文学与生活的价值对应？这对年轻作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抗抗：如今已经没有谁能“指导”谁了，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随时可发布自己的见解。“如何把握时代的特征，建构文学与生活的价值对应”——我觉得即使有时候对应不上，也不必勉强。才能自有高低，只要能够遵从自己心里真实的声音，独立思考，不唯上不媚俗就好。当下的文学作品，生活的“肉身”即故事和人物的形体肤质毛发内脏，已足够饱满鲜活细腻，但是由于这个民族似乎先天性缺钙，骨质及骨髓发育不全。文学对社会、人性、自然，仍然缺乏某种“骨性的支撑”，缺乏对生活独特的发现与剖析、缺乏超越当下的永久性精神持守。商业时代对文学的消费性需求，并不能成为浮躁的理由，西方的高度物质社会，优秀的文学作品依然坚守良知、给人以精神和灵魂的撞击与启示。尤其是严肃文学写作，需要内心有一种强大的坚守寂寞的定力。写作是脑力劳动，更是体力劳动，尤其是长篇小说，需要连贯的思维和情绪，每天要在电脑前坐好几个小时，几乎就是“重体力劳动”了。我写长篇这十年，除了必要的履职，几乎“自我封闭”，就像是在手机的“静音”状态，我戒掉了自己所有的爱好，比如旅行、出国访问、看美术展览看戏剧演出看电影、没人相信我已有十多年没有看过电视连续剧了。这种近乎于“自虐”的行为，是因为长篇创作本身的内在动力和吸引力，比其他所有的“享受”都有意思。写作过程的乐趣，超过了对写作结果的期盼。回顾自己大半生的写作，尽管作品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可庆幸的是，我始终不懈地在追求自己理想中的文学品质与思想内涵。
桫椤：在准备这次访谈的过程中，我一直试图找到一套汇集您已发表的主要作品的《文集》，但目前看到的有1997年的《张抗抗自选集》，还有作家出版社1999年《作家文库》出版的三部长篇合集，似乎都不能反映您的创作全貌。很多作家都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的还是非常年轻的作家。您有没有这个计划呢？
张抗抗：迄今为止，我已经创作并出版了近百种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长篇单行本、自选集。也获得多项国家级大奖以及文学刊物奖。但一直没有时间编选我全部作品的文集。前些年，我觉得自己还不算太老，不断有新作出版，出版文集尚早，就没有提上日程。后来总有出版社来联系催促，就觉得应该纳入我的计划了。但由于长篇一改再改，延宕十年之久，也是我先前没有料到的。所以编选文集的事情根本排不进去。几十年的写作，几百万字的作品，需要一一筛选、校订、勘误，那是一个何等浩大的计划，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完成，就只能一拖再拖。这部长篇消耗了我太多气力，对我的身体有很大损伤，需要慢慢修养调理。估计还需要两三年之后，我才能腾出手做这件事情。你想，一个埋头写作、对编选自己的文集都可以忽略的人，还有什么比写作更让她入迷的呢？
桫椤：河北保定市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保定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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