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者：现在信佛的人多还是解放前多？

    隆莲：看怎么说。解放前出家的人多，现在做居士的人多。做居士的总要给庙里一些香火钱。而过去穷人多，走投无路时往往就入山门。自己都吃不饱，哪来香火钱呢？现在生活好了，所以做居士的就要多一些了。

    作者：可我觉得许多信佛的人并不是真正地出于信仰，而是为了世俗的、功利的目的。比如生病了，希望菩萨保佑赶快恢复健康；做生意了，希望菩萨保佑发财；高考了，希望菩萨保佑能顺利考上，等等。你对这样一些人怎么看？

    隆莲：很多人烧香磕头，并不是真正地学佛信佛，这我也知道。真正出于信仰和喜欢而学佛的，肯定是少数。这很正常，也不是什么坏事。他们烧香拜佛，心里总是虔诚的，总是出于对佛菩萨的信赖。他们虽然不懂佛法，但至少懂得一些因果报应、行善积德的道理。这样对于他们的行为，总是有一些善的引导，有一些誓醒的作用。

    作者：你认为佛教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隆莲：佛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因缘而生，不存在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神。神鬼都是众生，都没有逃出因缘。所以从根本上讲，佛教是无神论。

    成都和平解放时，隆莲刚好40岁。

    40岁对一个佛教学者来说，正是最好的年华。有了较深厚的佛学基础，又有着充沛的精力。隆莲亦是如此。她从13岁开始读经书，自学钻研。以后又一直坚持聆听那些著名的佛学家讲经说法，使其佛学理论打下了较深厚的基础，而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基和英语藏语两门语系，对于她研究佛学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因此她非常渴望能发挥自己的才智，为弘法利生作出贡献。

    但那16年，即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6年，却没能成为隆莲的黄金时代。由于种种历史的社会的原因，隆莲在这个时期虽然也曾著书立说，也参加一些佛教活动却没能发挥她最大的能量。她想做的事情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比如办学，比如恢复二部僧戒。

    不过尽管如此，这个时期对隆莲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在北京工作的4年，佛教界人士开始了解她认识她；通过二上五台山，使她重新聆听了能海老上师的讲经说法，加深了佛学理论：而且她正是在这个时期，阅读了三藏十二部经书，对佛教有了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了解；通过在成都编写《藏汉大词典》，在文史馆编写省志，以及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也使她在四川佛教界奠定了应有的地位。

    她在44岁时，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46岁时，当选为常务理事，51岁时，当选为副秘书长。是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层唯一的女性。

    应当说她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

    第一节 坦然迎解放

    1949年夏天，隆莲跟随能海法师及其他弟子在峨眉山新修的慈圣庵安居听经。归来后继续住在石羊场飞龙桥的草棚里。

    当时成都的传闻很多，有许多人说共产党厉害得很，要如何如何。一些僧人心里没底，感到害怕，想躲到峨眉山去。问到隆莲时，隆莲回答说，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都是些无田无地的穷和尚。再说如果共产党真像你们说得那么厉害，你躲到山里去也没用，不如等在这里看个明白。

    她之所以一点儿不紧张，除了天性坦荡外，能海法师也给了她很大的影响。当时能海法师照样去各地讲经说法做佛事。秋天时，还组织她们在铁像寺为尼众传授正学女戒。解放前夕，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等在彭县兴龙寺策划起义之事，能海法师还深明大义，专程前往彭县，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所以隆莲觉得没什么可害怕的。

    这时，她的父母亲来到了成都。

    隆莲的父亲原先一直在乐山教书。由于在当地的声望，当了个县参议员。临近解放时，县长把县上一些顽固分子聚在一起，说要成立“反共救国军”，也把他拉去参加。

    隆莲的父亲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敏锐，已看出国民党行将灭亡、共产党已深得人心的大趋势，故不愿与他们为伍。县长要他对“反共救国军”表态时，他沉吟道：“我看救国可以，反共就不必了吧。”

    县长一听这话，脸就拉了下来。其他一些顽固分子也瞪着他。隆莲的父亲见此情形，自知得罪了他们。他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就赶紧和隆莲的母亲一起，离开乐山来到成都。

    很快，成都就和平解放了。这是1949年的12月。

    成都解放后，隆莲亲眼见到新的政府尊重宗教人士，保护庙宇，并率领着中国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努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便打心眼里拥护。她觉得中国有望了，人民有望了，佛教事业也有望了。自已可以更加安心地研究佛教、弘法利生了。

    那年她刚好40岁。

    第二节 受命译经书

    这时能海法师交给了她一项重要的任务，即请她翻译藏文的《入菩萨行论广解》（杰操注）10卷。

    但就在这时，她的父亲不幸病逝了。

    父亲还来不及过上好日子，来不及看到女儿的成就，就因脑溢血而猝然去世。隆莲的心情十分悲痛，她和几个弟弟一起安葬了父亲。然后克制着自己悲痛的心情，来到石羊场的草庐，潜心投入到翻译经书的事业中。她觉得只有认真治学才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

    这部《入菩萨行论广解》是一部重要的佛学著作，是能海法师去两减学经时带回成都的。原先也有一个汉文译本，为北宋一个僧人所译。但译得不全，且文字艰涩，又无注解，很难供人学习。能海法师知道隆莲已学习掌握了藏文，并且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可以胜任此任。便将此任委派给她，隆莲欣然从命。

    此论著的作者，系公元8世纪的高僧寂天论师。他原先是个王子，凶不满王族空虚享受奢糜的生活，在即将接王位时出走到东印度，后在那烂陀寺出家，改名寂天。出家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经，广结要义，著作虽然不多，却都是从实践中来的，倡导一种求实的学风。这部《入菩萨行论广解》，“堪称寂天毕生治学之结晶。故藏传佛教行人，均奉为圭臬”（隆莲语）。

    隆莲以她的智慧和才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将这部书的颂文和杰操大师的注解全部翻译了出来。前有颂文715颂，后有广解12万余字。译出后她即请能海法师审阅。能海法师感到很满意。隆莲就用其工整的小楷，将全书誊写出来。

    但当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一时还无人能顾上印行经文这种事。隆莲就将书稿小心地收藏了起来。几经风霜雨雪，终于幸存下来。四川尼众佛学院成立后，隆莲将此稿复印出若干，作为学院的教材。后来送去请赵朴初先生写序。赵老看后，认为该书很有价值，不仅写了序，还将书稿交给金陵刻经处，请他们刻印成书，并准备收入到续藏之中。

    隆莲觉得她终于可以告慰能海老上师了。

    第三节 “没钱我也愿意干”

    解放后，政府组织各寺庙的僧尼参加生产，号召大家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爱道堂在监院能潜师的带领下，将历年积蓄集腋成裘，成立了爱道堂纺织生产组，纺纱、捻线、织布，然后背到街上去卖，形成了一条生产线。女众们自食其力，维持着爱道堂平静的生活。

    因能潜师善于管理，爱道堂的生活井然有序，一些外地没有依靠的比丘尼也投靠到了爱道堂，爱道堂一时兴旺起来。

    但要隆莲去纺纱织布，不要说大材小用，也实在是难为她。但她又不想沾大家的光，什么事不做呆在那里吃闲饭。

    这时候，隆莲早年在佛学社听经时认识的一位教授张怡荪先生找到了她。这位张教授刚刚出任了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准备着手编一本《藏汉大词典》以填补藏汉文化交流的空白。他很了解隆莲的才学，就想聘请她到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去，参加中国第一部《藏汉人词典》的编写工作。

    隆莲欣然同意了。

    隆莲当时参加此书的编写，应当说是最恰当的人选。她不仅通晓藏文，还有较高的佛学修养。而这部词典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阅读藏传佛教的经文典籍，其中的宗教词汇量很大。

    但有的人因为与张怡荪教授个人之间有矛盾，就借隆莲之事非议张教授，说他竟然请一个和尚来编书。

    其实很多人对“和尚”这个词都没有真正理解。在佛门中，并不是所有的出家人都可以称之为和尚的。“和尚”是从印度话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亲教师”，就是亲自指导之老师（如果不是亲自指导，就称为法师）。能称和尚的，必须是有很高学问的比丘。一般来说，一个庙里只有一个和尚。而对有很高学问的比丘尼，则称之为“尼和尚”。

    但在民间，和尚这个词已被通俗化乃至戏谑化了。从一些民间歇后语和谚语中就可以看出来，诸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三个和尚没水吃”等等。这可能也是中国佛教成为世俗化的宗教的一个印证。

    尽管张教授亦是个佛教徒，非常了解隆莲的学识见解，知道隆莲并非人们一般观念里的那种和尚，但他无法去向每个人解释。面对世俗的力量，人们通常只能妥协。

    张教授一时有些为难。一方面他非常希望隆莲能继续参加。除了她的学识外，他还知道隆莲当时一点儿生活来源都没有，生活很清苦。能参加编写词典的话，也好有一份微薄的收入。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听别人说闲话。

    于是他问隆莲是否愿意脱掉僧衣？如果她愿意脱掉僧衣的话，马上就可以给她一个副教授的位置。以她的才学，这是没问题的。成了教授，再参加辞书的编写工作就名正言顺了。

    但隆莲婉言谢绝了。她怎么可能因为想参加工作而改变信仰呢。而且以她的性格，你们越是嫌我是出家人，我就越要做个出家人。她顾虑重重地对张教授说，编这样一本书是弘扬佛教的大好事，没钱我也愿意干。我就帮你的“干忙”。干忙是四川话，意即白帮忙。

    张教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而那些反对的人一听到这话，真的就停发了她的工资。他们想看看这个女和尚是不是在说大话。隆莲果真坚持着没有走，一直在文研所里“帮干忙”。

    爱道堂的女众们听说了，都纷纷表示愿意支持她。能潜师说，你放心去编书吧，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吃的。

    这样，隆莲就在不取分文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参加辞书的编写工作。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词典编好之后却一直没能及时地出版，迟到1985年才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此时，张怡荪教授已经去世了。他没能等到这一天。这部巨著约350万字，收入词目达5万多条，是一部供人们阅读藏文典籍、了解藏族语言和日常生活，研究西藏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收词范围广，解释详略得当，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很高。

    事隔30多年，隆莲手抚《藏汉大词典》这部巨著，回忆与张怡荪教授共事的时光，不仅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一首七绝，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逻沙远读会盟文，艳说搜奇郭景纯。

    惆怅曲终人不见，鸿篇高映雪山曛。

    逻沙是拉萨的古名。会盟文，即唐蕃会盟碑。郭景纯，即东晋的郭璞，为《尔雅》作注解者。隆莲以郭景纯比张怡荪教授，称赞其为藏汉文化交流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书出版之后，有关方面大概记起了当初曾参加写作的隆莲，寄来了200元钱给她。隆莲拿到钱后，想起了种种往事，不由地百感交集。她马上将这200元钱，转赠给了残疾人基金会，同时赋诗一首：

    薄参藏典贡微劳，宠荷人民皕贝褒。

    移馈杏林培寸壤，扶伤犹愿献刍荛。

    第四节 文史馆馆员

    解放初期，国家为保护人才，决定将那些老弱贫困的学者先生们，都集中到文史馆去，给予较优厚的生活条件，以使他们能继续发挥特长，为民服务。于是在1953年春，隆莲也和一些宗教界著名人士一起，被政府特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

    隆莲从此有了一个拿薪水的单位，生活有了保障。直到今天，她仍是这个单位的人。对隆莲来说，做一名文史馆的研究员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她本来就是个既通文又懂史的学者。但作为出家人，她还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对宗教人士的关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哪里有过出家人有固定收入的呢？

    当时给她定的工资是90元，在20世纪50年代，可就是高工资了。隆莲本就是个对钱财不在意的人，她长期吃素，一个月的伙食费只需几块钱。她就将母亲接到了身边，同时也将定静师的生活费负担起来。很长一个时期，她们3个人都住在一起。

    隆莲到文史馆后，除了参加馆里统一组织的政治学习外，其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古诗词。这恰是她的特长。经年积累的学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馆长刘孟伉亦是个既有学问又有传奇色彩的人，在他的领导下，隆莲专事杜诗的研究。

    隆莲对杜甫的诗一直就比较喜爱。那个时期的潜心研究，更使她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和认识。隆莲觉得杜甫虽不是佛教徒，但他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怀，是与佛家思想一致的。正是这一点，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她。她写下了数十篇杜诗白话解。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尽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

    第五节 初次进京

    虽然在文史馆不愁吃穿生活安稳，且每同能静心地做学问，研究自己喜爱的古诗词。但作为一个热爱佛学的出家人来说，最渴望的，还是对佛学的研究。

    可是那时候，成都几个比较著名的大法师，都相继离开了。

    先是能海老上师去了北京。一解放能海法师就去了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之后被选为代表。1952年，他与一些佛教界人师一起，在北京的通教寺召开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了。能海上师当选为副会长，留在了北京。

    其他的，如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也都去了北京，在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这使得隆莲也很向往北京。

    特别是当她听说能海老上师去北京后，仍经常去各地讲经，还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在清凉桥重建律宗道场，内心很是钦佩和羡慕。她很想再次聆听能海老上师讲经说法。在隆莲看来自己跟能海老上师学得还很不够，还差得很远。她知道密宗不似净土宗，简单易行。密宗是难行道，不多跟着师父听讲受教是学不到家的。

    机会终于来了。1955年，隆莲被增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理事，上级通知她去北京参加理事会。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搞“肃反”运动，风浪也波及到了宗教界。一些人劝她最好不要去，免得惹麻烦。但隆莲坚持要去。她已经长久没有听老上师讲经说法了，如干涸的秧田需要雨水一样。她坦然地说，我不过是个出家人，怕什么？

    请示宗教局，宗教局的领导说，她要去就让她去吧。

    这样，1955年秋天，隆莲生平第一次来到北京。

    果然，北京的政治形势挺复杂，佛教界也没能成为清净之地。在一次会议上，有人借当时的一些事端向能海法师发难。在场的隆莲听了，觉得那些人说的全都是不实之词，就勇敢地站出来为老上师说话。

    从小受传统文化的浸淫，使她的性格中刻上了是非分明、刚正不阿的印记。

    她的正直坦荡，敢说真话，给与会的许多大法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非常赞赏她的言行。

    正是这次的北京之行，使她再次聆听了能海老上师、喜饶大师和法尊法师的讲经说法，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

    但她仍渴望着能再次上北京，并且到五台山去，跟随能海老上师修行，随时聆听老上师的教诲。

    第六节 唯一的女佛学者

    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斯里兰卡。当时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发起编撰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吁请各国佛教学者给予支持合作。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周总理接受了斯里兰卡总理的托请，回国后，即指示中国佛教协会撰写《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分的条目。

    中国佛教协会立即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著名的藏汉佛教学者担任撰述、编辑和英译工作。内容分为中国佛教史略、中外佛教关系史略、中国佛教宗派源流、中国佛教文物、中国佛教仪轨制度、中国佛教经籍、中国佛教教理、中国佛教人物等9类。

    能海法师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自是参加了编纂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他深知女弟子隆莲在佛学上有较高的造诣，且古典文学根基深厚，又精通英文和减文，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况且他知道她一直想来北京。能海法师即推荐隆莲参加了编纂委员会。

    同时推荐隆莲的，还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法尊法师和巨赞法师。法尊法师早就了解她的学识，20世纪40年代时，隆莲曾从他学过藏文。巨赞法师原先并不认识隆莲，正是那次佛教会上，隆莲站出来为能海法师说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隆莲不仅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的僧人，同时还表现得有理有节，说话逻辑性强，思路清晰。显然是个有较高修养的人。让她来参加编写工作，一定不会有错。

    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大法师推荐，隆莲就进入了编纂委员会，成了那批被邀请的佛教学者中唯一的女性。即被调入北京。

    按佛门规矩，年轻的女和尚不能独行。为方便工作，上级同时也将定静师一起调到了北京。

    隆莲心中充满了喜悦，她觉得自己终于能够直接地为佛教事业贡献自己的才学了，同时到了北京后，又能随时听受老上师的讲法了。

    第七节 含泪送别

    隆莲接到正式调令后，先陪母亲回了一趟乐山。说来不信，母亲还从来没有登上过故乡的峨眉山呢。隆莲和静师父便陪着母亲一起上了峨眉山。

    这是隆莲此生第二次登上峨眉山。比之第一次，心境又有所不同。她满怀喜悦地赋诗道：

    笑展两弯眉，山灵喜我还。

    楼台新岁月，祖国好河山。

    从乐山回来后，她收拾了简单的行装，便和静师父上路了。

    这天，即1956年的一个秋日，在成都火车北站的站台上，出现了一群出家人。仔细一看人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群尼姑。有的只有20来岁，有的已经四五十岁了。她们个个面容凄清，眼里含着泪水。

    原来她们是来为她们尊敬的师父隆莲送行的。

    当时解放没几年，出家人对新的政府还不甚了解，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一当听说她们的主心骨隆莲要调到北京去了，心里便忽悠一下没了着落。一方面是为她们的莲师担心，一方面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害怕，于是乎一送再送，送到了站台上。

    与莲师一直共患难的爱道堂监院能潜师，以为她这一去不会再回来了，一定是到北京还俗去了，因此非常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这一哭，马上传染给了旁人，于是一个个都哭了起来。一时间，站台上哭声一片。

    见此情景，隆莲很感动。她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微笑着对众人说：“你们放心吧，我是去工作，我不会还俗的。我要还俗，还用得着上北京去还吗？工作完了，我一定回来。”

    静师父也一再安慰人家说，莲师这次是去北京做弘扬佛教的大事业，一定不会还俗的。她也一定会照顾好她的生活的。等工作完成了，一定回到人家的身边来。

    隆莲又对能潜师说，爱道堂就靠你了。有你在，大家就有依靠。

    能潜师点点头。她的确是个好当家。解放初，爱道堂就是靠了她的妥善管理，留住了许多僧人。当时她见局势有些混乱，就用常年省吃简用攒下的一些钱，买了一些粮食、油和煤储藏起来。后来许多寺庙果然都断了顿，一些出家人只好弃庙四散。而爱道堂的僧人却靠着能潜师的这些储备坚持了下来，并且还收留了一下从外地投靠到来的尼憎。

    隆莲一一叮嘱，能潜师和众尼僧依依惜别。

    火车终于开动了，载着隆莲和静师父，载着站台上众多的情谊，离开成都驰向北京。

    第八节 抱病修书

    隆莲到北京后，被安排住在市郊的通教寺。之后，即专心投入了编写工作。

    当时她的身体很不好，除了肠胃病外，主要就是解放前夕落下的神经衰弱症，常常失眠、头痛。这非常影响工作。

    但既然已经接受了这一工作，她决不会打退堂鼓的。于是强忍着病魔的折磨，坚持编写工作。

    她抱病撰写了中国佛教人物中“圆测”、“怀素”、“窥基”、“普光”、“慧沼”、“智周”、“智旭”等人的传记；撰写了中国佛教经籍中的《普贤行愿品》、《贤愚经》、《菩萨戒本》、《四分律》、《僧祗律》、《四十二章经》、《百喻经》、《造像量度经》、《四分律行事钞》、《比丘尼传》等篇章和有关中国佛教教理中的《别解脱戒》等，共17篇。

    这些文章的英译稿已被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所采用，并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发行。汉文原稿则由中国知识出版社编入了《中国佛教》第二、三、四辑中，于1982年8月至1989年5月出版发行。其中第二辑重印3次，印数达两三万册。

    除此外，她还参加了《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编写，撰写了12条，包括《律经》等专文及支娄迦谶等人的传记，共约近万言。该书已于1988年出版。

    隆莲没有辜负老上师和各位大法师的厚望，出色地完成了编委会交给她的编撰任务。到北京的第二年，即1957年11月，中国第二次佛教代表人会在北京召开。隆莲作为四川省的佛教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隆莲被选为常务理事。

    在完成任务之余，她利用每天晚上的空余时间，潜心阅读“三藏”经书。

    所谓“三藏”，包括经藏、律藏、论藏，几乎收入了所有的佛教经典著作。能够“阅藏”的人，是非常受佛门尊敬的人。不但要有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还须有坚强的毅力和耐心，不受任何干扰，不间断地一直读，读3年之久才可能读完读懂。

    隆莲在那段时间里，抓紧点滴时间将其中的大部分都看完了，这使得她原来就比较扎实的佛学功底更加深厚了。

    第九节 邓大姐接见

    亲自领导编纂委员会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在听汇报时惊奇地发现，编委会里居然有一位年轻女性。隆莲当时47岁，虽说已是中年人，但与其他参加编写工作的老法师比，实在是太年轻了。何况她又是唯一的比丘尼。

    负责人便将隆莲的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后惊叹地说，这样的女人中国能有几个？遂表示要接见一下。

    可按佛教的规矩，比丘尼是不能单独与男人见面的。隆莲历来是个严守佛门戒规的人，从不含糊。于是她提出，如果要接见的话，就请与她同去北京的静师父一起去受接见。

    工作人员一下感到很为难。这事便搁了下来。

    事隔不久，西藏妇女代表团来到北京，邓颖超大姐接见她们时，有关方面就安排隆莲一起参加了接见。

    接见时，邓大姐向隆莲转达了周总理对她的亲切问候，详细询问了她的生活状况，问她日前在生活上还有没有什么网难。隆莲对邓大姐说，感谢政府的关照，自己现在被聘为省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没有问题了。

    邓大姐听了她的回答，笑道，你这个四川人说话，怎么像广东人的口音？

    见邓大姐这样亲切随和，隆莲也笑起来。

    接着，邓大姐又询问了一些她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隆莲都一一作答。邓大姐对隆莲的学识表示赞赏，并鼓励她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为祖国的宗教文化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隆莲发自内心地感激党的关怀和重视。她更加了解和认识到了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原来存有的疑虑都消失了。为了更加安心地工作，她将老母亲也从四川接到了北京。

    第十节 与通愿法师结缘

    1955年，隆莲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佛教理事会时，仅有10个比丘尼代表。她们一起住在北京的通教寺。当时通教寺的主持，就是通愿法师。

    旧社会的出家人，大都没有什么文化，女子就更不要说了。所以10个代表的水平参差不齐，有文化者很少。通愿法师当时虽没有参加佛教协会，却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亦是个注重学习佛教理论的人。也许是有着相似和深刻的文化背景吧，两位佛教界不可多得的比丘尼，从此结下了她们深厚的法缘。

    通愿法师出家前，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父亲曾是河北省的省长。照说她这个高官人家的孩子，又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女大学生，毕业之后有个好前程是无疑的。但她却看破红尘，放弃世俗的一切名利剃度出家了。

    她是在抗战时期出家的。出家后来到了北京通教寺。

    但1955年之后，通愿法师却因故离开了北京通教寺，和她的师父一起，去了山西的五台山，在那里搭了一个茅棚修行。

    隆莲听说后很关切。在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大词典》编纂工作期间，曾与静师父一起二上五台山，除了为听能海法师讲经外，也是为了去五台山的小茅棚看望在那里坐禅讲经的通愿法师。三位比丘尼抵足交谈，互相鼓励，还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幸存下来，使我们今天亦能有幸目睹。

    “文化大革命”中，通愿法师也和很多著名僧人一样，遭受了磨难，她的师父和母亲都先后在五台山病故了。她亦被迫离开了五台山，在山下一个居士家中闭门养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她才重返五台山。

    1980年，在中国第四届佛教代表大会上，隆莲与通愿法师重逢了。她们感慨万千，当年那10个比丘尼代表，多数已去世了。这更使她们感到肩上的责任重人。当时隆莲就告诉通愿法师，她一直有个愿望，想恢复比丘尼二部僧戒。通愿法师一听，当即就表示积极支持。

    于是在1982年春，隆莲就邀请通愿法师来到成都，在文殊院举行了隆重的传戒仪式，通愿法师共同担任尼和尚，隆莲担任羯磨师，为8名女尼传授了二部僧戒。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首次传授二部僧戒。隆莲终于实现了心中的愿望。

    1990年，峨眉山金顶华藏寺开光，隆莲再次邀请老友通愿法师来四川，一起参加隆重的开光仪式。在仪式上，隆莲还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大会上讲了话。

    看到日益兴盛的佛教事业，看到老友隆莲所取得的成就，通愿法师非常高兴。但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她从四川返回五台山不久，便去世了，终年82岁。

    隆莲为纪念她，赋诗一首，发表在《法音》杂志上。

    南山日月，清凉冰雪，鸿泥何处寻遗迹。

    古调重弹，律意难传，流水高山生暮寒。

    送君不意，留君无计，药炉茶灶埋愁地。

    长记相逢，丽日晴空，影落峨眉第一峰。

    第十一节 朝礼五台山

    隆莲去北京，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朝礼五台山，跟随能海老上师学法修行。

    当时她的身体很不好，于是就向编委会请假，说自己想住到五台山去编写辞书，那里比较清静，适合于自己。编委会同意了。隆莲就将所需要的资料全部带上，和静师父及老母亲一起，前往山西五台山。在离能海法师安禅讲经的广济茅蓬不远的地方，三个人找了一个小寺庙住下。

    这是1957年。隆莲此生第一次上五台山。她很喜欢那里，生活清苦、四周荒凉她都不在乎，她只想安安静静把听经学佛。五台山没有什么好东西，盛产土豆，她们几乎顿顿吃土豆。但隆莲觉得，只要能随时聆听海老上师讲经，吃土豆也味道甘美：“芋魁烂煮融如乳，荞麦精磨滑似油。”五台山有一种叫做天花的蘑菇，味道鲜美，是供品。偶尔僧人们也会采一些来送给他们品尝：“天花开遍五台巅，清供伊蒲第一鲜。”（摘自隆莲《五台杂诗》，见附录二：降莲法师诗词选）

    她非常适应并且喜欢山上的生活。

    还在初上山时，她就写诗道：

    无风无雨半晴阴，三晋云山一日行。

    我是文殊心爱子，六千里路远相迎。

    但当时的政治却并非“无风无雨”，而是风雨交加。全国上下都在开展“反右”运动。隆莲跑到山上来，自然免去了政治学习。但能海法师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和山西省的政协委员，却不能不参加。这年冬天，他领着部分僧人到北京参加“反右”学习。

    但只要回到五台山，他总是尽可能地举行佛事。该安居时依然安居，该讲经时依然讲经。

    在那一年时间里，隆莲在完成好编写工作之余，又重听能海法师讲了《上师供》及《现观庄严论》，均作下详尽笔记。

    1959年，隆莲在回北京上交了完成的书稿、并补充了新的资料后，又第二次来到五台山。

    这一次，她和静师父一起，跟着能海老上师学塑佛像。静师父本来就善绘画，在能海法师的指导下，技术提高很快，以至后来成为她的一门看家手艺。

    在佛门中，塑佛像是一件非常庄严、非常仔细的事。每一小处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随心所欲。如佛像的鼻子，除了对总体的长度、高度、宽度作了规定外，鼻翼的长、宽、高也有详细的规定。

    隆莲就发挥她的所长，根据能海法师所传授的，将塑佛像所必须掌握的尺寸一一记下，写成了《造像度量经所说佛像尺度汇释》。这本书在今天的佛教界仍有流传，发挥着作用。“文化大革命”之后，隆莲还亲自塑了两尊精致的佛像，如今供在爱道堂内。

    第十二节 重返四川

    1959年底，隆莲因为编写工作需要补充资料，准备下山回一趟北京。老母亲说她不想跑来跑去，愿意一个人留在山上，隆莲就和静师父一起返回北京了。

    刚一到北京，就听说四川佛教界托人带话来，希望隆莲能回去工作。

    当时全国正遭受着大面积的自然灾害，生活十分困难。编纂百科全书的工作就暂时停止了。一些编委已经陆续返回到了各地。但隆莲是正式调到中国佛协的，不仅是她，她的老母亲和静师父的户口也已经迁入了北京。因此她的走留就关系到3个人，她自己，静师父，还有母亲。而当时通教寺的比丘尼们也非常希望她能留下，希望她和静师父能成为通教寺的一员。她一时拿不定主意，到底是继续留在北京，还是回四川？

    于是她又重新上山，去请示能海老上师，海老上师沉吟了一会儿，说，我看你们还是应该回四川去。四川的佛教界也同样需要人。那毕竟是你们的家乡，你们应当为它做出贡献。

    隆莲当即答应了。

    1960年初，隆莲就和静师父一起，重新将3个人的户口迁回到了成都。老母亲回到了隆莲俗家的房子喇嘛寺街，隆莲和静师父继续住在爱道堂，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

    隆莲因身体不好，休养了近一年的时间。

    一年后，作为省文史馆的馆员，隆莲又投入到了《四川省志·宗教卷·佛教篇》的编写工作中。每天跑图书馆，查资料，倒也忙得不亦乐乎。

    1962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三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隆莲再次前往参加，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同年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成立，她亦被选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佛文化是一个特殊领域。但在旧社会，大部分出家人是由于贫穷而投靠山门，没什么文化。所以，虽有众多的人信教，但能够深入其中，对其有透彻的理解和丰富知识的，还是极少数。而要使佛教的精神发扬光大，就必须从教理一上真正掌握它。

    隆莲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一批有文化的僧人。因此她下决心要从事佛学的教育事业，让更多的信徒了解掌握佛学文化，而不仅仅停留在神灵崇拜上。

    但她的愿望还来不及实施，灾难就降临了。一场浩劫，使隆莲和众多的专家学者一样，宝贵的生命被强行地剥夺了10余年。

    实在是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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