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者：隆莲法师，您是1937年皈依佛教的。为什么又在4年之后出家了呢？做个居士，不是也一样可以潜心学佛吗？

    隆莲：年轻人，你可真不了解那个时代哟！说得简单一点，我是给日本人的飞机天天轰炸逼得出家的！

    作者：怎么讲？

    隆莲：那时候我想留在成都听经。但日本飞机天天轰炸，家里就要我回去，不准我留在成都。

    作者：那你不能回到乐山后自己看经书自学吗？就像你学其他学问那样？

    隆莲：学佛可不同。自己看经书和听大法师讲经说法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时候成都来了许多著名的大法师，他们有的是进藏学习多年取得了成果的，有的就是从西藏出来的。我觉得机会太难得了。

    作者：如果您不出家，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或者数学家或者别的什么专家。您后悔过吗？

    隆莲：后悔？一点儿不后悔。这是我从小的愿望，我就是想做个学佛的专家，佛学的苦空观念以及众生平等、慈悲救世、止恶扬善等教义在我的心中产生了共鸣。我愿意一辈子研究它，弘扬它。

    任何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似乎都缘于这么几种情况：恐惧死亡追求永牛，但人间没有永生，于是便在宗教里寻求永生；反对丑恶追求完美，但人间没有绝对完美，便在宗教里寻求完美：逃避痛苦追求幸福，但人间没有永恒的幸福，便在宗教里追求幸福。

    而中国佛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许多佛教徒信仰佛教却并不具有宗教精神，他们关心的是来世的幸福和现实的利益。烧香拜佛也好，集资造像也好，举行斋会也好，都是为了求财、求子、求去病免灾，希望菩萨保佑自己拔除现世的痛苦，或积累功德，获取来世的幸福。总之都有较强的功利目的。

    这样就给了人们一种感觉，好像出家人必是怀有某种目的的，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就是为了逃避什么。不可能仅仅是由于信仰。如果没有世俗目的，反而觉得无法理解了。

    但隆莲当时出家，的确就是缘于对佛教本身的喜欢，而非世俗的目的。从小所受的影响，长大之后的进一步研习，都使她对佛教越来越着迷。博大精深的佛义化深深地吸引着她，令她愿意为此付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这就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亦是难得之处。

    其实不仅仅是隆莲，许多大法师都是如此。中国佛教历来都存在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别。前者就是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和高僧阶层。他们虽然奉佛，注重的却是对教义的探讨和发展，以佛教智慧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后者正好相反，他们不懂敦理，没什么文化，只是凭着自身对佛的崇拜和需要而烧香供佛。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大多数。因此佛教在大多数人的影响下世俗化。

    隆莲自然是属于少数者之一。简单地说，她信仰佛教，只为一个“学”字。她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现实利益或逃避什么现实痛苦而走进佛门的。当然，我们不排除她也想在佛教中寻求理想的世界，寻求美好和幸福，但更主要的，她是想研究佛教，弘法利生。

    她的这一信仰从走进佛门那天起，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丝毫改变。

    第一节 愿心如莲

    1941年农历六月十七日这天上午，隆莲来到办公室，留下一张“请病假三天”的假条，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悄然地离开了她工作了4年之久的四川省政府秘书处。

    早上，爱道堂堂长吕圆法师已告诉她，今天就给她剃度，叫她做好准备。她心中无比欣喜。对她来说，这一天来得太迟了，从心中萌生出愿望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年。

    请好假回到爱道堂，她便脱下穿了10多年的旗袍，换上早已准备好的、从小就想穿的“黄袍子”，等待师父剃度。昌圆法师特意将她带到武胜街的莲宗院，准备在那里给她剃度。因为爱道堂是十方丛林，不能收弟子。昌圆法师恪守佛门规矩。这一点，对隆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继承了师父的这一传统，入住爱道堂50多年而未收一个弟子。这是后话。

    尽管隆莲事先已给师父写下了《十大愿文》，但在削去那头秀发之前，昌圆法师还是再一次问她：“你想好了吗？”

    隆莲回答说：“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至于我的父母，他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早晚会理解的。再说我出家，也是为了做学问，那就是一心一意地研究佛学。”

    老法师不再说什么了，亲手将她的一头秀发削尽。

    剃完发，昌圆法师忽然记起爱道堂已有一位叫隆净的比丘尼了，遂重新给她取了个法名：隆莲。

    隆莲满心欢喜，她更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莲花乃佛教的象征。传说释迦牟尼出生之前，池沼内的莲花盛开如巨伞。以后释迦牟尼得道，每当他传教说法时，坐的是“莲花座”，坐姿也成“莲花坐势”，两腿交叠，足心向上。

    而且莲花自身的品性也十分吸引隆莲：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傲然独立，与佛教所主张的出世人格非常契合。

    还在少女时代，隆莲就曾为莲花作过一首诗：

    莲花为我瑞，洁白出清波。田田敷翠盖，甘露含微涡。

    舒卷知时节，吐纳随阳和。宛彼瞿昙子，测景持尸罗。

    也许那时隆莲希望自己如莲花一样，努力向上，不受污染，超凡脱俗，达到清净无障的境界。

    如今终于实现了这个心愿，她感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愉悦。

    非常巧合的是，她出家的第二三天，农历六月十九日，便是观音菩萨的成道日。

    观音菩萨在中国佛教徒的心目中，地位是非常高的。

    在印度佛教里，教主释迦牟尼才是教徒们至尊的信仰对象，因为他创立了佛教，是佛祖。菩萨与之相比都差一个等级，被看成是成佛的准备。然而在中国，阿弥陀佛和菩萨的地化很高。尤其是观世音菩萨，成为了民间信仰的主要对象。

    观世音刚传到中国时，还足个年轻、英俊、聪明、强壮的白马王子，由于他具有仁爱、慈祥、怜悯这些近于女性的品质，因而在南北朝以后，中国的观世音菩萨就逐渐女性化了。故一般的尼姑庵，所供的大多是观音菩萨像。

    爱道堂亦是如此。

    观音菩萨成道这一天，农历六月十九日，许多信徒都到爱道堂为观音菩萨烧香参拜。隆莲作为一名刚刚出家的年轻尼僧，默默地跪在观音菩萨像前，她希望自己也能够和观音菩萨一样修炼得道，获得新生。

    第二节 姐姐成“师父”

    这一天，在省政府工作的大弟，忽然收到姐姐托人带来的短信，信上只有寥寥数语，说她将于今日剃度出家，之后将安居修行。“待秋凉之时再来看我罢。”

    大弟看罢，如五雷轰顶。他知道姐姐一直喜欢佛学，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出家！她已经有了这么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前程不说似锦，至少也是平平坦坦的。可她却轻易地丢下了这一切去出家，这是为什么？

    在家中的几兄妹中，大弟和隆莲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妹妹出嫁早，其他几个弟弟年龄又比较小，只有大弟能与隆莲一起谈诗论文，说古道今。他们的感情一直比较融洽。父亲去外地为官时，也常常是带着他们姐弟二人。

    但大弟从来没听姐姐谈起过出家的事。

    他丢下手上的工作，急急赶往莲宗院。可当他走进那个院子时，仪式已经举行完毕了。

    他呆呆地站在那儿，看见已经削发的姐姐身着袈裟从殿堂里走了出来，双手合十，低头默诵着经文，他的泪水止不住潸然而下。

    事已至此，大弟知道不能再说什么了。而且他知道，就是他事先知道了，也无法阻挡她。姐姐从来就是个自己拿主意的人，她认准的事，谁也无法改变。也许她会迁就一时，但最终，还是要按自己的意愿去做的。

    当姐姐走到他身边时，他忍不住含泪叫道：“姐姐，姐姐！”

    姐姐却没有答应他，好像没听见一样，仍低眉合掌，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爱道堂的监院能潜法师走到他面前，轻声却又严厉地说：“以后不要再叫姐姐了。她已是出家人。出家人是没有家的，一切都属于佛。”

    大弟目瞪口呆，一时无法接受：不叫姐姐我该叫她什么呢？

    能潜法师合十答道：“叫师父罢。”

    泪水再次从大弟的眼里涌出来：“这么说，我从此就失去这个姐姐了吗？”

    能潜法师回答他的，是一声“阿弥陀佛”。

    他还能说什么呢？只有默默地走开。

    为了表示自己出家的决心，隆莲将身上仅有的财产——父母给她的两个戒指捐了出去。一个刻有“德纯”的，按昌圆法师的旨意捐给了宝光寺，用来做塔顶：另一个刻有“永康”的，则交给了密悟法师，由他带到西藏，以供佛前灯。

    第三节 清苦的生活

    几天后的傍晚，隆莲正在爱道堂念经，忽然听见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永康，永康！

    原来是和她一起在省政府工作的女同事杨汇川。

    隆莲迎出门去，低眉合掌道：阿弥陀佛！

    杨汇川不禁一愣，她几乎没认出她来。如果不是那熟悉的眼镜和熟悉的声音，她真无法相信眼前这个一身僧装的和尚，就是自己的同事永康。她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原来隆莲留下假条走后，省政府的官员们从报上得知她出家了，知道已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只好以自动离职论处，并发给她3个月的工资。杨汇川就将工资给她送来。

    杨汇川实在不能明白，永康为何要放弃舒适的生活，走上这条清苦的、孤独的路？像她们这样的年轻女子，能进省政府工作曾让多少人羡慕啊。可她竟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了。

    隆莲看到女友为她流泪，十分平静地微笑着说，我这不是很好吗？我喜欢这里，讨厌那个官僚机构。我一直就想清清静静地学佛，现在终于实现这个愿望了。你应当为我感到高兴呀。

    杨汇川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她无法解开心中的疑惑。就算是信佛，也不一定非要出家呀。出家人的生活多苦啊。

    的确，当时由于战乱，爱道堂的生活非常清苦，早上只能吃一碗稀饭几粒盐炒胡豆，中午就是一碗米饭半个茄子。晚上就不开伙。晚上不开伙，主要是为了持斋。佛教中的持斋与持素是有区别的，持斋不仅吃素，且过午不食。而吃素只是吃素食而已。

    为了去近慈寺听经，隆莲还得省出一点盘缠。有时遇上下雨，“鸡公车”涨价，她们就连泡萝卜都吃不起了，只能吃泡野菜。隆莲已没有了收入来源，爱道堂偶尔也举行法事，她们做一回普佛，每人只有一个铜板（做普佛，即众人一起念经超度亡者或为在世的人祈福消灾）。

    但在隆莲看来，生活上的清贫根本算不了什么。她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小她就从外婆外公那里听到过许多出家人的故事，她知道出家绝不是一条享福之路。只有忍受住物质上的艰苦和诱惑，才能在精神上有所超越。

    她把这些讲给杨汇川听，杨汇川仍无法理解。她们之间相隔的，已不仅仅是庙门了。

    不要说是杨汇川，就是与隆莲一起住进爱道堂的纪翰云，最终也因无法忍受清苦的生活而离开了。她收拾行装回了川北南充老家。在那里行医，直到解放初去世。

    第四节 告别父母

    隆莲出家后不久，1941年深秋，父母来信说，家里要为外婆安葬，希望她能回去。外婆是年初去世的，按当地的习惯，要在家中摆放数月才能下葬。隆莲和外婆的感情很深，自然想回去参加安葬仪式。但她想到自己刚刚做了出家人，不知师父能否同意。

    没想到昌圆老法师听说此事后，催促她尽快回去。

    原来老法师另有一层意思，他是想看看隆莲的父母到底同不同意她出家。这样再决定是否为她正式授戒。

    在佛教的仪轨中，出家和正式受戒是不同的。出家仅仅是个简单的手续，表明师父收下了你。但要真正成为一个僧人，还须进行隆重的受戒仪式。隆莲当时虽然已经皈依了三宝，但如果没有举行受戒仪式的话，还不能算正式的出家人。

    但隆莲已把自己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要求了，一切都用佛教中的仪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佛门中的一项规矩是，年轻尼僧不能独行。隆莲就请爱道堂的能潜法师陪她一起回乐山。

    那时他们家为逃避空难，已搬到了乡下一个叫做井坝的地方。

    傍晚，隆莲和能潜师一起进了家门。

    在此之前，父母虽然已经知道女儿出家了，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女儿以如此陌生的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是感到有些难以适应。尤其是老母亲，忍不住一个人躲到房间里暗自垂泪。她不是不愿女儿学佛，她自己就是个佛教徒，只是一想到女儿从此要过苦日子了，一颗慈母之心不能不感到难过。

    隆莲来到母亲身边，安慰道：“妈妈，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一直想安安心心地学佛，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你该为我高兴啊。至于生活上的苦，我完全能够忍受的，你不必担忧。”

    母亲含泪点头。她知道女儿的心思已不能改变了。她是30多岁的人了，有权决定自己的一生。老人不再说什么了。

    对隆莲来说，为外婆奔丧，反而更坚定了她“要把佛学学出个所以然来”的决心。当她和能潜师一起，每天跪在外婆的灵柩前为老人家念经时，想到外婆从小对她的影响，想到像外婆这样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最终仍没实现她的愿望，心中更加明了一个想法：学佛，是不能有功利目的。

    在家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隆莲在能潜师的带领下，向父母举行告别仪式。此时的告别已不同于往日了，它是真正的走出家门的告别。“出家”二字在此时显示出了它最纯粹的意义，意味着这位年轻的僧尼不再拥有自己的家，不再能侍奉父母。

    降莲一一跪拜，望着年迈的父母，想到自己不能再孝顺他们，心中百感交集。好在她还有许多个弟弟。在向弟弟们告别时，她一再嘱托他们要好好照顾父母双亲，多替自己尽一份孝道。

    从乐山回到成都后，她即对昌圆老法师说，我的父母同意了，我愿意正式受戒。

    第五节 “送纯姐入戒”

    对于一些重要的经历来说，一年等于很多年。1941年对隆莲来说，即是她此生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在这一年，她住进了此后一直伴随她的爱道堂；在这一年，她失去了心目中的“第一好人”外婆；在这一年，她真正地告别了父母，走进佛门。

    1941年年底，成都文殊院举行了隆重的授戒仪式。

    隆莲的师父昌圆法师是省佛教会的会长，她的两位引礼师亦是有名的大和尚：文殊院的方丈佛如法师和宝光寺的方丈定超法师。因此其仪式可谓相当隆重。

    举行传戒仪式那天，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丰席邓锡侯上将大驾光临。当他见到昔日的女文官已身披袈裟、削发为尼时，急忙上前询问：“你出家，令尊大人同意吗？”

    隆莲合十答道：“同意。”

    邓锡侯一声叹息。不知是为国家少了一位女文官感到惋惜，还是为佛门多了位高僧感到高兴。但无论怎样，到了这份上，都只能为她合十祝福了。

    几位大法师在庄严的气氛中为隆莲传授具足戒。所谓具足戒，意即出家人所受的“完全戒”，对比丘尼来说，有348条之多。受了具足戒，就是个完完全全的出家人了。

    大弟也赶来了，在一旁远远地看着。

    当他看到昔日的大姐、今日的女尼头上燃着青烟，从大堂里缓缓走出时，心情非常复杂。他知道那缭绕的青烟是在烧戒疤（旧时称之为燃灯，现已取消。即用点燃的陈艾放在头顶上，让其慢慢燃烧，落下疤痕），一共要烧9个。这9个戒疤上，将永不生头发，以表明出家人把一切献给佛的决心。他不知道那样燃烧是否疼痛，但见姐姐的表情非常平静。

    回到住处，大弟依然心潮难平。回想起门己和大姐这么多年来的姐弟情谊，联想到大姐的聪颖好学，提起笔来，写下一首长诗，题为《辛巳腊八，送纯姐入戒》。

    诗中尽情地表达了他和大姐之间的姐弟情义，也坦率地表露了他对大姐此举的不甚理解。但最终，他还是默默地祝福大姐能达到自己的愿望，修得正果：

    “明年梅子熟，来听莲仡偈。”

    第六节 “有这样一个女人”

    如此隆重的仪式，加上隆莲在省政府工作的特殊身份，使隆莲的出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成为人们十分热衷的话题。社会上风传着许多猜测，有的说她是革命者，想利用宗教身份作掩护；有的则说她是情场失意而寻求解脱。

    重庆的《新华日报》还以《有这样一个女人》为题，报道了她出家的经过。文末说，“我们去询问有关当局，此女子为什么出家？他们说，她有病。”

    隆莲看了这篇文章，莞尔一笑，就将报纸丢在了一边。

    对她来说，出家的原因很简单。无论外面说什么，传什么，猜测什么，她都心如止水。

    她已皈依佛门，远离尘世的一切了。

    隆莲出家后的第二年春天，她的师父昌圆法师，在成都武胜衔十方堂创办了一所四川莲宗院（莲宗即净土宗），同时又办了一所莲宗女众院。昌圆法师任院长，请隆莲去担任女众院的教务长兼教师。

    一出家即被请去做僧尼的老师，这在佛门中还是很少见的。原因很简单，昌圆法师认为隆莲不同于一般的出家人，她已经掌握了较多的佛学理论，可以胜任说法讲经了。

    隆莲在那里任教多年。主要教授戒律和《俱舍论》等佛学课程。讲课时隆莲感觉到，由于许多女众文化水平低，无法真正地掌握佛教的义理，只能是简单地念经拜忏。要真正地弘扬佛教，还得先提高僧尼的文化水平才行。可以说从那时起，她就有了办一所尼众佛学院的心思。

    但那时她还很年轻，自己学习佛教也才入门，就暂时放下了这个心思。她一边教学，一边继续抽空前往近慈寺，听能海法师讲经。

    经常与她同行的，是她的好友定静师。她和定静师的缘份从那时起延续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了。隆莲一直叫她静师父。

    第七节 入住铁像寺

    静师父长隆莲6岁。俗姓吴，名友筠。她曾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亦识文断字。父亲是个官僚，因发妻没有儿子，又娶了一房年轻的姨太太。谁料这个姨太太不仅没能为他生子，还有抽大烟的恶习。不仅自己抽，又影响了他。夫妇俩整日沉醉在烟雾缭绕之中，将家产败尽。

    静师父不愿再看下去了，自己离家去做了老师。家庭的颓败没落使她不愿再成家。但为了替她们吴家留下后代，她将大姐的一儿一女抱养了过来，随她姓吴。

    那时她的家亦在成都，她常常去佛学社听经，认识了隆莲。隆莲出家半年后，她受其影响，亦从能海法师出家。时年已近40。前几十年她一直与隆莲在一起，无论是在成都还是上北京。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住进了铁像寺，在那里任住持。

    如今她已是94岁高龄了，仍住在那里。

    能海法师见隆莲和静师父如此虔诚地往返听经，就让她们去离近慈寺一箭之遥的铁像寺居住（两寺相距5华里）。

    铁像寺的来历，据书载，是公元1850年，即明代万历十八年，农民掘地时得一铁铸的释迦牟尼像，因建寺供奉，故名铁像寺。抗战时期，宋庆龄在成都办孤儿院，后因轰炸就疏散到了铁像寺。这段时间，铁像寺唯一的一个比丘就将寺庙赠给了与之相隔5华里的近慈寺，自己到近慈寺挂单住下（挂单即僧人在其他寺院暂住）。

    能海法师让听经的女众去接管铁像寺，由隆莲和定静师负责成立比丘尼道场。以后铁像寺便成为了尼姑庵。

    当年隆莲她们来到铁像寺时，铁像寺还住有许多孤儿。直到抗战结束后，孤儿院才迁走。在隆莲和静师父的努力下，铁像寺逐渐走上正轨。149年秋天，开始传授正学女戒。

    第八节 钻研《入中论》

    抗战期间，西藏的章嘉活佛避难到了四川，住成都黄瓦街。

    章嘉活佛是蒙古地区格鲁派最大的转世活佛。生于青海张姓人家，俗称张家，后改章嘉。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成都来的这一位是章嘉活佛七世，他于1899年入京，1904年授国学大师，1927年任蒙藏委员会委员，1939年去世。

    应许多佛教信徒的请求，章嘉活佛在少城佛学社举行了密宗的灌顶仪式。“灌顶”原为古印度国王即位的仪式，以海水灌于即位者头项，以示祝福。后密宗将其作为学密法必先进行的仪式。意义与皈依相似。

    隆莲亦参加了这一仪式，受密集、胜乐、威德金刚三部大灌项，亦即含有三个步骤全面灌顶：又从阿旺堪布和能海法师，听受《大威德生圆次第》，从此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修持密法。

    1943年春，在重庆的汉藏教理院代理院长法尊法师，应邀到成都少城佛学社来主讲《入中论》。

    法尊法师系河北人，俗名温妙贵，1902年生。早年出家，曾在武昌佛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太虚法师。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四川昌都攻读藏文，以后又到拉萨哲蚌寺学习藏传佛教，回到重庆后，就代理太虚法师主持汉藏教理院。解放后他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他在沟通汉藏佛学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于1980年去世。

    当时佛教界流行比较广的是唯识宗，而《入中论》比之更深奥更彻底。一般认为，中论是佛学里最不好懂的理论。简单地说，佛法里分两派，一派是“一切有，真无假有”；一派是“一切无，毕竟空”。而中论说的是“非有作空，非窄非有，即有即空，即空即有”。一般的人听起来觉得比较玄。

    加之法尊法师是河北人，许多四川人听不懂他的话。特别是一些文化不高的和尚，都不愿听他讲。据说当时法尊法师在文殊院讲经时，有一种奇特的景观：“居士们潮水般地涌进去，和尚们牵线般地走出来”。

    但隆莲却是个例外。她不但每一次讲经法会必去，还作了长篇详尽的笔记。同时她凭着一本能海法师给她的简易藏汉词典，跟随法尊法师继续学习藏语，在原有的基础上达到彻底通晓掌握的目的。

    几年后她将听法尊法师讲经的笔记，加上自己的理解认识，写出了《〈入中论〉讲记》，成为一部重要的佛学著作。40年后，这部著作连载于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上，正如隆莲自己所说，谁有学问她就向谁学。出家前后，她分别从昌圆法师学净土宗；从王恩洋居士学唯识宗：从法尊法师学中观；从能海法师学戒，得灌顶；从章嘉活佛受三部大灌顶；从阿旺堪布听受《大威德生圆次第》：从兴善喇嘛学毗卢法，还曾依止观空法师。她博采众长，深明教义，逐渐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佛学家。

    第九节磨难

    花绕禅房夜气清，霜钟隐隐动长鲸。

    金铃不语风幡静，珠网交罗慧炬明。

    梵唱欲超三界外，缁衣喜曳五铢轻。

    楞严转罢浑无事，月晒琳宫万瓦晴。

    这是刚出家时，隆莲所作的第一首诗《早课》。

    从诗中可以看出，那时她真正感觉到精神上有了寄托，心情很愉快。她把出家想得很单纯，以为只要耐得寂寞和清贫，专心吃斋念经修行就行了。

    但不久之后，她就明白不是那么回事了。

    开始时由于敌机轰炸，爱道堂只有10来个人了。后来随着抗战胜利，人又渐渐多起来。大家都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的，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心情，要完全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是不大可能的。

    这都不要紧，尚可以逐渐适应协调，问题是其中还有一些欺世盗名的家伙。他们入佛门不是为了真心学佛信佛，而是为了个人的功利目的。他们参与政治，争权夺利，利用佛教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出家人（隆莲法师至今不愿提到他的名字，故我们只能称其为那个人），总想在僧人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想有朝一日当上四川省佛教会的会长。他自己加入了三青团，又动员别的出家人加入。很多时候他根本不征求别人的同意，就把别人的名字写到了名单上，拿去邀功。

    隆莲对这种人很轻蔑。她认为既然已经出家，就应当全心全意地学佛，不应当再对这些世俗的、功利的事情感兴趣。何况那时这些组织的腐败没落是人所共知的。那个人知道隆莲不会上他的当，不敢来动员她。但同时心里又很恨她，觉得她是个障碍。因为他知道由于隆莲的学问和对佛学的虔诚之心，已在僧人中建立了较高威信。

    1944年，昌圆老法师圆寂了。

    隆莲沉浸在悲痛之中，作长诗悼念昌圆法师。

    可那个人却暗暗高兴，他一听说此事就迫不急待地跳了出来。既然当不成会长，他就想来爱道堂来当堂长，好把爱道堂变成他的势力范围。他找了些他的人，开始作舆论宣传。

    隆莲听说后心想，这样的人，绝不能让他到爱道堂来。且不说他没有威望，关键在于他不是个真心学佛的人，他的心思不在佛学上。如果他来了，肯定会污浊爱道堂这块净地。

    隆莲就赶紧和爱道堂的监院能潜法师商量，想办法。

    最后她们决定抢在那个人前面，去请能海老上师来当堂长，以堵住那个人的路。隆莲立即着手给能海法师写了，一封信。

    那个人听说后，气急败坏，让他手下的人抢先去告诉能海法师，说爱道堂在闹事，不能去当堂长。能海法师不清楚情况，没有来爱道堂。但他告诫手下的僧人，不要去侵扰爱道堂。

    这样，那个人的阴谋就没有得逞。

    第十节 众居士联名写信

    那个人因此恨死了隆莲，他扬言要杀隆莲。他真的找了一把手枪，经常在爱道堂的门口出没，耀武扬威。

    像隆莲这样一个从小出生在书香门第，饱受书香和佛香熏染的年轻女子，哪里碰到过这样的事？她害怕极了。加上爱道堂里全都是些柔弱的女人，谁来保护她们呢？

    一气一怕之下，隆莲病倒了。她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吃不下睡不着，无法正常地学佛念经了。

    隆莲病倒后，能潜师只好写信告诉了她的父亲。老父亲心急火燎地从乐山赶到了成都，将她接回了乐山家中。父亲说，这样的环境，你还能学佛吗？快跟我回家去吧。

    母亲见女儿被折磨成那样，也非常心疼。母亲说，你身体好时是佛的人，病了就是我的女儿。养好了再说吧。

    但在隆莲看来，既然已经出家，就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也不应当动摇。她在家里住了几日，身体基本上恢复了，就住不下去了，天天央求爹爹送她回成都。她跟父亲说，我一个出家人住在家里像什么样？我要回去听经。爹爹说，那个坏人还在那儿，你去了生命都有危险，我不放心。

    隆莲见爹爹这样说，就悄悄给能潜师写了封信，将自己的心情告诉她，让她想办法。

    能潜师也很想让她回来。爱道堂离不开她，许多听经的人还指望着她回来为大家记笔记作辅导呢。

    能潜师就将隆莲的信拿去给能海法师看。能海法师看了，又给那些平时很喜欢隆莲的居士们看。最后由50名居士联名给隆莲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十分盼望隆莲能早日回到成都来。他们一定会保证她的人身安全的。

    这其中一位居士，是当时省民政厅厅长。

    隆莲的父亲看了信，放心了一些。加上女儿天天闹着要走，他只好同意了。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回成都后不许住在爱道堂。他将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都给了女儿，让她另找一个住处。

    隆莲答应了。

    第十二节乡间茅棚

    隆莲回到成都后，即在市郊石羊场离近慈寺不太远的一个地方，用父亲给她的200元大洋，修了4间茅棚。

    当时和她一起修茅棚的，还有一位比丘尼广寿法师。广寿师出家，还是宝光寺的方丈贯一老和尚为其披剃的。贯一老和尚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大法师，能海法师出家受戒时，他就是戒和尚。

    广寿师原是一位军官的小老婆，因在家中总是受大老婆的气，遂生了出家的念头。她的丈夫也就顺水推舟，给她在近慈寺附近修了四间茅棚。这样她就和隆莲做了伴。

    至今广寿师仍住在铁像寺，也是88岁的高龄了。

    虽然住在那里生活很清苦，每天粗茶淡饭。但生活终于安定了，且每天都可以去近慈寺听能海法师讲经。隆莲感到很满足。

    那时成都有许多居士不顾路途遥远，每天都赶到近慈寺来听经。这其中有许多女居士。隆莲见她们跑来跑去很不方便，就在茅棚里多安了好几张床，给她们提供临时住处。

    那段时间，隆莲跟能海法师学到了许多东两，收获很大。

    由于隆莲潜心学佛并很有悟性，能海法师将《大威德生圆次第》传授与她。她是得到能海法师真传的唯一女弟子。

    1947年夏天，能海法师特许了包括隆莲在内的一批弟子去距成都几十公里的彭县海窝子的人平寺听经。

    1949年夏天，能海法师又率这批弟子去隆莲的故乡峨眉山新修的慈圣庵安居。这是隆莲第一次登上她故乡的这座佛教名山。

    这两次讲经，都是在安居时进行的。

    所谓安居，是佛教中的一项重要仪式。也称作“雨安居”、“夏安居”。

    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是个多雨水的国家。古时候条件艰苦，一到雨季房屋被冲走，许多人就无处安身。而那时的僧人并没有固定的住所。为了让僧人们团结互助，佛祖就立下一个规矩，即每到夏季（约5-8月）僧尼不再外出，集中起来找一个固定的场所，住在一起坐禅修学，这一仪式就称为安居。现在有了寺庙，就集中在寺庙里安居。延续下来，成为了僧人必修的一项功课。安居时，比丘尼要单独居住。其住所要与比丘的住所相距5公里以上，步行往来。

    这两次安居讲经，隆莲收获很大。她从能海法师那里学习到了许多藏传佛教的教理。她将师父讲的佛经整理成书，有《太平寺安居讲录》等9种。故隆莲称这两次安居听经，是她此生最愉快的时期。

    这样一直到解放。

    一解放，那个作恶多端的坏家伙就被人民政府镇压了。隆莲重新回到了爱道堂，并且一直住了下去。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最艰难的年代也没有离开过，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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