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从书上看到介绍说,密宗是外来的,在中国影响不大,您是修的密宗吗?
隆莲:最初我发心学佛时,受外婆的影响,学的是净土宗。后来出家,皈依的师父昌圆法师也是净土宗。那时学净土宗的人很多,因为只有净土宗是易行道,其他宗都是难行道。但40年代时,往来成都讲经的大法师多为密宗,我常去听讲,慢慢地也就倾向于密宗了。
作者:密宗有什么特点?
隆莲:密宗比较注重仪轨,讲究修持、念咒……其实各个宗之间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密宗的有些咒其他宗也在念,他宗之弘扬净土者也相当普遍。它们不是对立的、分离的。
作者:就是说,您认为是什么宗并不重要?
隆莲:长一宗专一宗是必要的,但其他宗的经书也应当看,广采博收,谁有学问就向谁学,不挂哪个的牌子。关键是学习和弘扬佛教的根本精神。
作者:可我听说一些佛教宗派还是很对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隆莲:我认为佛法是一味的,不应当分宗立派,当初佛说法时就只有一味,止恶扬善、普度众生。烧火就那么几块柴,还分什么宗立什么派?
佛教传入中国后,分流出很多个宗。主要是教、禅、律、密、净五大宗。五宗里,以净土宗的修行方式最为简单易行,称之为易行道因此也最为普及,通常只须念《阿弥陀经》就可。它倡导的是往生净土法门,意即向往佛所居住的清净无染的世界。
隆莲从小受外婆的影响,外婆常念《阿弥陀经》,是修的净土宗。因此隆莲最初发心学佛时,亦是修的净土宗。后来师从昌圆法师出家,昌老法师亦是净土宗。爱道堂名为“十方念佛堂”,亦是净土宗。但正如隆莲法师自己所说,三四十年代往来成都讲经的著名大法师,多为密宗学派,他们学问深厚,戒行精进,深深地吸引着她,使她逐渐地倾向于密宗学派。
近代佛学家太虚大师认为,中国佛学的特质是禅。但这一点在四川却有所不同。由于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密宗在四川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民国初年以后,藏传密宗在四川比较兴盛。其原因大概是四川与西藏相邻,不仅有较多的汉僧进藏学习密法,亦有许多的藏、蒙名僧来四川传播密法。
故隆莲在走进佛门之前,就已开始接受灌顶,修持密宗。
但她并不强调这一点,她始终认为佛法是一味的,关键是学习其根本精神。因此出家前后,她都始终将弘扬人间净土视为己任。
第一节 少城佛学社
佛教最初传入成都的年代不详,大约是在三国时期。东晋以后四川比较安定,诸帝大都好佛,使其地方官吏受影响。当时益州(即成都)刺史即以礼佛而出名。这些条件便吸引了大批僧人入蜀。1000多年来几经兴衰,但仍留下了浓厚的佛文化传统。
成都的官吏和士大夫大多信佛,庙宇也非常之多。据史书记载,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成都的佛教庙宇还有近200所。最著名的是文殊院、宝光寺,昭觉寺、大慈寺。
到了民国初年,成都的佛学又开始兴盛,一些居士们发起的佛学社纷纷成立,仅成都市区就有六七个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少城佛学社。
1916年,成都一些信佛的居士曾子玉(私塾老师)、黄肃方(佛学心理学者)、皮怀白(历任县长)、龚缉熙(军界要人)等人,创设了佛经流通处。后邀请重庆天宝寺方丈福元法师莅蓉,在提督街三义庙讲楞严经,收皈依弟子300余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成都佛学社。后因社址设在少城公园,又称少城佛学社。龚缉熙(出家后名能海)担任经理。
当时四川著名的佛学家刘洙源从北京京师大学学成归来后,在成都自办了一所离明书院,教授古文和经学。龚缉熙(能海法师)就请他将原来的课余讲经处移到少城佛学社来。刘洙源先生欣然应诺,此后就担任了佛学社的说法师。他以其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卓越的佛学见解征服了大家,于是听经者日众。
此后佛学社一直以研究佛法、普和群伦为宗旨。那时学佛的居士,大多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少城佛学社客观上就成了一个达官贵人聚集的场所,学佛成了一种时尚。以后,几位做生意的居士又相继资助了一些钱,用来支持佛学社的开支,经常邀请一些著名僧侣来此说法。1924年大勇法师自日本归国后,也曾到此讲经。30年代后,法尊法师、王恩洋居上,还有西藏喇嘛东本均曾来此讲经。因此佛学社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场地,几把竹椅一个讲桌,但一些在成都颇有地位和影响的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隆莲是其中的常客之一。
与他人不同的是,她学佛不是为了时尚,也不是为了求得心灵安慰,而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向往。
从22岁到成都,一直到32岁出家,或者说从在成都女师任教,到后来在省政府工作,再到出家,10年时间里,隆莲无论工作多忙,局势多么混乱,只要佛学社开讲座,她从不放过一次聆听的机会。在那里,她有幸就教于许多著名的大法师,对佛学理论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更多的掌握。虽然她一直到1941年才正式出家,但可以说,在少城佛学社那个时期,她就已经走进佛门了,在情感和心灵上皈依了佛门。
形式对她来说是次要的。
第二节 心诚意笃拜师父
1937年春天,隆莲进省政府工作没多久。
那时隆莲一家住在成都新半边街租赁的房子里,隆莲平时也住在家里。
这天下午,成都女中的刁瑞文先生匆忙来到隆莲的家中,急着要找隆莲。这位刁先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与隆莲同在女中教书的那位女老师,她亦信佛,丈大去世后一直守寡,平时常与隆莲一起去少城佛学社听经。
隆莲的父亲自然认识她,就问她什么事情那么急?
刁先生说,她刚刚听说,昌圆法师今天要在爱道堂授菩萨戒。她早就听隆莲说想皈依昌圆法师,因此赶紧来通知她,她们好一起去皈依。
隆莲父亲一听,心里不由地一沉。他知道凡皈依昌圆法师的女弟子,要么是孀居的寡妇,要么就是终生不嫁的老姑娘。他不想让女儿加入其中。
于是他对刁老师说,隆莲上班去了,你不要等她了。先去吧。
刁老师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隆莲中午下班回来了,父亲一声不吭。不想隆莲的母亲说漏了嘴,她说上午有人来找过你。隆莲就追问是谁?找她什么事?
父亲见瞒不过了,只好告诉了她。
隆莲听了,饭也顾不上吃,抬腿就走。她叫了辆黄包车,直奔爱道堂。所幸距离不远,十分钟就到了。
但等她赶到时,皈依仪式已经结束。
隆莲见那些满足了心愿的女信徒高高兴兴地从里面走出来,知道自己已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刁老师看见了她,还责备她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她伤心至极,一个人就坐在大殿的门口哭了起来。
昌圆老法师闻声走出来,见隆莲哭得这么伤心,知道她是诚心诚意想学佛,心里十分感动。他就走到她的面前安慰道:好了,不要哭了,既然你这么坚决,我专门给你举行一次仪式就是了。
隆莲马上破涕为笑。
这样,昌圆法师就专门为她举行了一次皈依仪式。从此,她真正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并在心中暗暗立下志愿,要将学佛作为终生的追求。
昌圆法师当时为她取的法名是“隆净”。
第三节 “金刚姊妹”
因为受了菩萨戒,隆莲学佛的兴趣和决心比过去更大了。她在省政府工作时,差不多是半天上班,半天去少城佛学社听经。
在少城佛学社听经时,隆莲与奶奶认识了。
奶奶那时已结了婚。她的丈夫,也就是我们应当叫做姑爷爷的老人,在当时的成都较有地位,亦是个信佛的居士。他们乐善好施,在家中专门设了经堂,常常迎送往来的名僧高上。平日里也常去少城佛学社听经。
在那里,奶奶认识了被人家称为“游小姐”的隆莲。
奶奶回忆说,那时的隆莲是个白晰文静、书生气十足的年轻小姐,其聪颖好学出了名。特别是在考取县训之后,大家更佩服她的才华了,部知道她是省政府仅有的女文官。特别是在学佛上,她显得悟性极高。因此尽管很年轻,依然受到众人的尊重。
那时奶奶家房子宽裕,姑爷爷就常请一些过往的大法师到家中来讲经。每每此时,便有许多信佛之人也来他们家中听经。因佛缘,奶奶和几位官太太结成了“七姊妹”。
有一次,著名的佛教大师喜饶嘉措从北京来成都讲经说法。姑爷爷去行辕看他,见喜饶法师住在行辕不太方便,就请他到家里去住,说家里有客房。喜饶大师欣然前往。他住在奶奶家之后,就在奶奶家里给人家讲经说法。
奶奶和姑爷爷部师从喜饶大师,皈依佛门做了居士。
喜饶嘉措,青海人,藏族。生于1884年。幼年出家,入藏学经。32岁时获得了最高格西学位拉然巴,曾任达赖十三世的经典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青海省政府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主席等职。
喜饶大师在佛教界的声望很高。当时是国民党参政会的参政员、蒙藏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讲经的消息一传开,佛教界的许多人都欣然前往。隆莲和她的母亲,还有母亲结识的两位姊妹也一起去了。
一次喜饶法师讲完经后,见到奶奶她们“七姊妹”和隆莲母亲她们三姊妹都那么虔诚好学,就称赞说,你们10个真像“金刚姊妹”。这以后,她们10个“优婆夷”(女居士)就以十姊妹相称了。其中以奶奶的年龄最小,隆莲就称她为幺姨妈。
奶奶仍称隆莲为“游小姐”。
后来佛学社先后请西藏的高僧悦西格西和东本格西来成都讲经说法。所谓格西,即藏传佛教的学者。他们都曾住在奶奶家。隆莲就和奶奶一起,跟着这两位格西学习藏文。
第四节 宁愿学习不愿挣钱
隆莲虽说在省政府工作,可她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却花在了学佛上。她总是半天工作,半天听经。
有些人对此不太满意,背地里免不了议论。可谁也不能把她怎么样。她的本职工作是完成了的,何况她还有一点小小的“靠山”。这“靠山”就是她教的一个特殊的学生。
这个学生是省政府秘书长的千金。秘书长知道隆莲是个才女,就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了她。隆莲本来就喜欢教书,反正工作也不忙,就答应下来。但在别人看来,给秘书长的千金当老师,算是有了靠山。
每天上午,这位千金就到办公室来,由隆莲给她补习英文和数学。令隆莲感到好奇的是,她这个学生上完课也不回家,总是坐在办公室发呆。隆莲问她是何原因,她竟回答说,我害怕回去看爹爹那张脸!
隆莲不由得好笑。想必秘书长在官场上笑得太多了,回家再挤不出一丝笑容了吧。
后来这位学生不负隆莲苦心,考取了华西医大,以后去了香港。
秘书长为女儿付的学费是20元,隆莲自己每月的薪水是100元。这样隆莲每月就有120元大洋了。隆莲觉得很满足。
这天,一位长者来到秘书处找隆莲。一经介绍,原来是父亲的老友王白与先生。王先生当时在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铜业管理处工作,是个总务科长。
他对隆莲说,最近他手下有一个文书股长的位置空了,想请隆莲去补这个空缺。他知道以隆莲的才华,担当此任是绝无问题的。
没想到隆莲微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不想去,我觉得在这里挺好。
王先生叫她去,除了股长是个“官”外,还有一层意思,资源委员会的工资比这边秘书处要高些。他是想关照一下老朋友的女儿。见隆莲拒绝,他婉转地表达说:“如果去我们那里,你的薪金至少可以增加……”
隆莲不待他说完就笑道:“我觉得我现在的钱足够用了。”
王先生感到很不解。
隆莲这才实话实说。她告诉王先生,她之所以不想离开,是怕调到那边之后,去佛学社听经就不方便了。钱少点儿没什么,听不到讲经,对她来说才是大损失。
王先生恍然大悟,自然不再勉强她。
后来隆莲将这个职位,推荐给了她的大弟。王先生自然也很了解她的大弟,知道他亦是个年轻有为的青年,欣然同意。从此,大弟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进了资源委员会的下属单位,一直干到解放。
第五节 研习岐黄之术
隆莲不想多挣钱,却愿意多学些知识。她在秘书处工资不菲,事情却不多,主要就是编辑省政府的公报,译一些信函,或者写点儿应酬文字,如庆、吊诗文、楹联等。她感到自己的精力在工作之外还剩余许多,就考虑着再学点儿什么。
经过考虑,她选择了中医。
可以说隆莲学习中医,亦是为了学佛。
一般人都认为佛教不过是烧香念经,但隆莲那时就已经知道,佛教中包含着深奥的文化和多方面的知识,要真正学通弄懂,必须具有多方面的基础知识。比如《大藏经》,它不仅统摄了“戒、定、慧”三学的宗教理论,而且还包括了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和工巧明等五明之学,涉及到哲学、文学、史学、艺术、逻辑、语言、医学、天文、历算、技术以及心理学和生理学等等广泛的知识。
为了深入其中,真正掌握它的奥秘,凡是与之有关的,隆莲都想学。于是她在上班、听经之余,利用晚上时间,跟成都一位很有名的老中医陈云门学习医道。
在那里,她认识了女友纪翰云。
旧中国,许多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又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女子,多有不愿嫁人的倾向。也许是有了文化知识,对女人卑微的地位更为敏感:也许是自身条件的优越,很难找到中意人。总之在我写的这本书中,所遇之女性,多为终生未嫁者。
纪翰云亦是其中一位。她是四川南充人,比隆莲小2岁。虽然家道后来衰落了,但毕竟曾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早就抱定了终生不嫁的念头,只身一人在成都求学谋职。与隆莲认识后,她仿佛找到了精神上的依靠。除了一起学医外,也很快成了一名佛教徒。
隆莲和纪翰云一起,跟随陈老先生学习把脉问诊。同时她们还一起拜。位当时从日本学成归来的承澹安先生为师,学习针灸和按摩。这位承老先生在解放后,还担任过中科院的中医学部委员。
工作、听经、学中医,隆莲觉得生活得很充实。
可惜这样平静的同子非常短暂。
第六节 战火纷飞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鬼子横行霸道,在中国大地上到处狂轰滥炸,连四川盆地的成都也不能幸免。
成都城里的人能跑的都跑了,大白天街上也看不到几个行人。铺子都关了门,像过年一样冷冷清清。
隆莲父亲在轰炸之初,就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成都,一起回到了乐山。但他没有想到,回到乐山,也最终未能逃脱轰炸的厄运。这是后话。
先说隆莲留在成都。由于战事紧张,物价飞涨。隆莲的那100元大洋很快就贬得值不了几个钱了。而她的女友纪翰云比她的情况还差,仅靠家里的一点接济,几乎没什么生活来源。拜承老先生学针灸的学费,都是隆莲帮她交的。为了省钱,她们俩只好与陈云门老先生合租一套房子。
轰炸开始后,陈老先生为躲避轰炸不停地搬家,她们也只好不停地搬家。
隆莲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拉警报时的情景。陈云门老先生箱子也顾不上拿,慌张地坐上一辆黄包车就跑。边跑边大声喊着她和纪翰云的名字。她听见了,迅速提起一只装满老师讲义的箱子跟着跑了出去。几个人一直跑到城外的河边才停下。鞋子也跑掉了。
局势如此严峻,隆莲仍不愿离开成都。她只是冷静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她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将一些珍爱的书用塑料纸裹好,埋到了地底下,以免在慌乱中丢失。除了必需的物品,其他一切从简。
就这样,从1937年起,隆莲和女友纪翰云就跟着陈老先生不停地搬家,从南大街搬到玉带桥,又从玉带桥搬到长顺街,之后又搬到羊市街。她宁可这么搬来搬去,顶着飞机炸弹也要呆在成都。不为别的,只为了听经学佛。
第七节 “天才高俊”
正是在那些年里,隆莲在学佛上有了很大的收获。
由于战乱,很多法师从北方来到四川,也有不少藏传佛教的法师,经过成都去外地或回西藏,因此佛学社经常能请到一些很著名的法师来讲经。如法尊法师、喜饶嘉措大师以及著名佛学家王恩洋居士。
隆莲觉得很过瘾,她一次也不愿拉下,每会必到。如饥似渴地在佛学的深海里遨游,深沐法乳之恩。
奶奶回忆说,当时有些外地的法师来成都讲经,由于口音上的问题,或者所讲授的经文比较生僻玄奥,大家觉得听起来就比较吃力。但隆莲却从没有被难住过。她总是一听就明白,好像她掌握着一把万能钥匙,打得开所有通向佛门的锁。她总是一边听,一边快速地记录,有时还画上图表。
奶奶赞叹说:她和我们就是不一样呢!我们一起学藏文,我才学会几个音节,她就能翻译经书了。
1937年7月,现代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大师的高足王恩洋居士来到了成都,在少城佛学社讲授法相宗经典——《摄大乘论疏》。
王恩洋,四川南充人。1897年生,1964年去世。早年曾旁听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随梁漱溟先生研习印度哲学。1922年入支那内学院随欧阳竟无先生专攻佛学,曾任该院教授。
隆莲早已听说他的大名,知道他是位深通佛法的佛门大德。对这样一个学习佛法的机会,自是不会放过。虽然那时她已在省府上班,但在王先生讲经的4年时间里,她一直坚持每讲必到,自始至终前往学习,并认真做下几本厚厚的笔记。
王恩洋先生虽是四川人,不像许多外地法师讲经时存在着口音上的问题,但因为所讲的教理比较深奥,仍有不少人反映听不懂。由于不懂,就很难将所讲的内容记录下来。
隆莲却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她不仅认真地将每一课所讲的内容记下来,还将王先生的其他书也找来读了,将其中的疑问一一记下,向王先生请教。每天的笔记也拿去请王先生过目,经审阅后仔细整理出来。
4年后,隆莲根据这些笔记,写成了一部10余万字的《〈摄大乘论疏〉略述》,在父亲的帮助下印成了书,散发给学佛的人。可以说这是她此生的第一部佛学著作。
当隆莲将书稿拿去请王恩洋居士作序时,王恩洋先生真是吃惊不小,他还以为是哪位佛门大法师所作。当他得知作者不过是一位年仅31岁的年轻女居士时,先是倍感惊愕,继而大加赞许。他亲自为这本书作了序,称其“以显了之笔,述精深之义。入能达圣言,出能喻初学。”
王先生还感叹说,他见过的人也不算少了,要么就是聪明但不好学、不勤奋,要么就是因为愚钝才刻苦努力。像隆莲这样又聪明又勤奋的人,实在是太难得了,必将会有远大的前程。她这样的人能入佛门,实在是佛门的幸事。
许多年后,王恩洋先生在他的自传《五十自述》中,还提到这件往事,再一次对隆莲大加称赞。称她是“天才高俊,而持志清贞,厌薄尘染。”
其实对隆莲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能够完成《〈摄人乘论疏〉略述》,是她多年勤学苦读的结果。1944年初,王恩洋还特意邀请隆莲为他校对其新著的《新人生哲学》和《〈金刚经〉释论》,对她非常信赖。
第八节 短暂的行医生涯
由于轰炸太厉害,陈云门老先生再也不愿呆在成都了。1940年夏,他决定回到老家去。临走前,隆莲和纪翰云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位老师的感激之情和怀念之情,一起出资与老师及家人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合影居然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后幸存了下来,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一张隆莲出家前的照片。照片上的隆莲一头直短发,戴着眼镜,身着旗袍,既端庄秀丽,又朴素无华。
陈老先生走时,把他那间中医诊所让给了两位可以信赖的女弟子。隆莲就和纪翰云合伙挂牌开起了诊所。当时她们的生活已很拮据,能挂牌行医,多少也可贴补一些生活。何况隆莲当时的医术,已颇为精通。
可是挂牌没多久,隆莲在省政府上班时,听见有人在议论政府官员兼职的事,言语中多有不满。其实省政府的确说的并不是她。当时省政府的确有不少人在利用权势挂名兼职,不劳而获。隆莲靠的是自己的手艺和辛勤劳动。但听到人们的议论,她心里仍觉得不好受,她素来憎恨这样的人,怎么能与他们为伍呢?
经过反复考虑,隆莲决定把自己的牌子取了,由翰云一个人继续挂牌。
翰云直替她惋惜,她觉得隆莲的医道比自己还精一些呢。
隆莲怕翰云不安,笑道:我这人本来也不是个当医生的料,前两天看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就老在我的脑子里转,总也挥之不去。我还是别给自己找麻烦的好。
翰云只好依着她。
这段行医生涯只有两个月。但中医的理论,隆莲始终没有丢,受用终生。
第九节 坚守成都
这时战火也烧到了乐山。
隆莲在乐山的家被日本鬼子炸毁了。整条易家巷化为灰烬。隆莲少年时代的许多诗文,就是在这个期间毁掉的。
生活的颠簸加上战争的恐惧,使得隆莲的爷爷、奶奶都在1939年同一年先后去世了。隆莲的父母在安葬了老人之后,将一家人迁到了乡下。
如此不太平的局势,令隆莲的父母深深担忧着他们的大女儿。他们一想到她一个年轻女子独自留在成都,心里就不安,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写信或托人带话,催她回乐山。
但隆莲总是藉口说工作丢不开,一次次地挡回了父母的催促。
其实编译室的工作一点儿不多,战火烧到四川后,就更没什么事可做了。当时编译室又来了一位女性,名叫杨汇川。隆莲与她还比较谈得来。
有一次杨汇川见她又收到家里催促她回去的信,就劝她给上级请个假,先回家去住一段时间再来,免得父母着急。这里的职位一样可以保留。隆莲回答说,我不回乐山不是怕丢了这里的职位,而是怕耽误了听经学佛。请假回去,不是一样吗?
那时由于战乱,很多著名藏汉法师都来到了成都。隆莲觉得机会难得,不想错过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她觉得听大师们讲经和自己自学佛经,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大师们的讲经说法,融入了他们自己的见解和体会。
杨汇川很惊愕:学佛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
隆莲点点头,神情庄严地说:为了能全心全意地学佛,我正在考虑出家。
当时她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由于战乱,物价飞涨,省政府给她的工资只够吃饭了,无力再支付房租。
于与是隆莲和翰云商量,是不是搬到爱道堂去住。翰云想到她们面临的困窘,马上就同意了。
其实隆莲当时决定住进爱道堂,就已经有了出家的打算。她想先住进去感受一下出家人的生活。爱道堂的僧人都知道她,特别是监院能潜法师,知道隆莲是个在佛学上很有学问的人,一直都表示欢迎她去住。
第十节 入住爱道堂
1941年春天,隆莲和女友纪翰云一起搬进了爱道堂。
爱道堂位于成都通顺桥街,离文殊院很近,有2400平米大小。古时叫圆觉庵。建于明朝。辛亥革命后,在四川省佛教会的主持下,古圆党庵成立了四川第一所十方尼众丛林,改名为十方爱道念佛堂,简称爱道堂。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之数,常住尼众应有48人。爱道堂在佛教中称为“十方从林”,顾名思义就是很大很广阔,想学佛的人都可以进来。
但当时由于战乱,爱道堂已没几个尼僧了。因此爱道堂的监院能潜法师对隆莲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她最喜欢和隆莲一起去听经,因为隆莲总是能记下详细的笔记,并帮助她们揭开疑团。
隆莲刚住进爱道堂时,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凶为隆莲当时是省政府第一位女官员,加之又是鼎鼎有名的才女,很引人注目。虽然在隆莲进省政府2年之后,省政府里又来了一位女文官,但隆莲仍是当局关注的对象。有一天上司忽然发现,这位女下属每天下班之后不再回原来的住处,而是急匆匆地往城北赶,便起了疑心,遂派人去探个明白。
这天下班后,隆莲独自匆匆忙忙地赶往爱道堂。走着走着,忽然感觉有异样。回头注意了一下,原来有个戴礼帽的男人在跟踪她,她上街沿他也上街沿,她穿马路他也穿马路。隆莲不知就里,心中有些紧张,心想会不会是碰到了流氓?
那时因为没有钱,隆莲每天上下班只能走路,坐不起车。从她上班的省政府到爱道堂,要走半个多小时。这半个多小时里,这个男人就一直尾随着她。隆莲真有些害怕。
当隆莲一拐进通顺桥街,远远看见爱道堂的大门时,心里就松了一口气。到了门口她停了一下步,回头看了那个人一眼,然后从容地进了门。好像在说,有本事你就跟到尼姑庵里面来吧。
那人果然在尼姑庵门口停了步。大概他知道那不是男人去的地方。他站在门口,看见大门上贴了许多红条,都是些居士供养寺庙的记录。某某10元,某某50元。大概他在上面看见了许多颇有地位的官太太的名字,就转身走了。
事后隆莲才知道,上司是怀疑她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
其实那时的隆莲已被佛门所深深吸引,真切地感受到了其中的博大、神奇和无穷的魅力。除此之外,她已不再对别的事物有兴趣了。
住在爱道堂,隆莲除了继续在省府工作外,其余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学佛上。
出家的念头已越来越强烈了。
第十一节 能海法师
虽说当时在成都传播密法的大师很多,但对隆莲影响最大的,当属能海法师。几十年来,隆莲一直称他为自己的“老上师”。
能海法师是四川绵竹人。俗姓龚,名缉熙。1886年生。19岁时,考入了陆军学校速成班,毕业后做了教官。以后应川军将领刘湘的邀请,任驻京代表。本来以他的智慧和胆识,他是完全可以在仕途上一直走下去直至飞黄腾达的,但他却看透了官场的腐败颓废,决意退出军政界,发心学佛。
他的父母在他幼年时就去世了,他是由姐姐抚养成人的。姐姐听说他想出家,坚决不同意。理由很简单,他是独子,应当为龚家传宗接代,留下香火。
他不忍心违背姐姐的意志,便娶妻成家,而后做了居士。
做居土时,他常常往返几十里路,去听一些著名的法师讲经。他自己亦为他人说法,为弘扬佛法尽心尽力。
中国佛教于清末已极显衰败,学修之风,江河日下。能海法师眼见此种状况,心里十分忧虑,决心将重振的担子挑起来。1924年春,他在新得的儿子刚刚40天时,就毅然削发出家,师从蜀中名僧佛源老法师,取法名为能海。家产除了酌留给妻儿外,其余全部捐给了少城佛学社。
因当时他已官至旅长,若继续走下去的话,完全能过上人们所羡慕的富贵生活,但他却选择了清贫。此举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亦给后人隆莲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出家后不久,能海法师即去西藏学习苦修了5年,取得了头等格西(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的学位,之后取道印度回国,著译了70多部经书。
1937年冬天,能海法师从山西五台山返回四川,在成都市郊石羊场的近慈寺任住持,开建了四川唯一的汉僧密宗道场,弘扬藏传,显密教法。近慈寺是文殊院的下院,建于明代。但年久失修,已濒于倒闭。能海法师率领弟子数10人入院后,经营修复,并严格按照西藏寺院的方式讲经修行,创建了根本道场,使其有着不同于一般寺庙的比丘家风。
比如当时的僧人在穿衣上没有严格要求,有穿灰色的,也有穿黑色的。能海法师则要求他的弟子一律穿黄色僧衣,并严格持戒。他将西藏寺庙日常念诵的经文译成汉文,统众行持。能海法师既有高深的学问,又有极好的口才,他讲经时,四方的僧尼都前往听经,听众云集。一时间近慈寺法事十分兴隆。
隆莲曾在少城佛学社听过能海法师讲经,非常钦佩他的学问,因此不顾道路遥远,经常前往近慈寺听经。
第十二节 立下志愿书
1940年,能海法师再次进藏,师从拉萨的著名僧人康萨格西学习密法,得传承衣钵。之后,携带数10册经文和法器回到四川,继续在近慈寺讲经说法。
隆莲得知消息后,很想继续聆听能海法师讲经。那时她已对密宗发生了兴趣,自然渴望进一步通晓其中的奥秘真谛。能海法师不仅深通佛法,且说法善巧、辩才无碍,每一次听经部使隆莲获益匪浅。她就和10来个僧尼一起,每天前往近慈寺听经。
但能海法师清规严肃,听经的女众不能在近慈寺留住。隆莲和同伴只好每日往返于城内城外。那时没有汽车,隆莲只能先坐黄包车到城边上,再步行十几华里到近慈寺。有时遇上下雨,道路泥泞得无法行走,只好花钱雇一辆“鸡公车”(独轮车)去。
从城里赶到近慈寺,最快也得2小时。隆莲觉得很耽误时间。当时她还在省政府上班。工作虽然不多,总是个牵绊。她几次下决心想辞掉省政府的工作。4年来,她亲眼看到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日渐腐败无能,使百姓遭受苦难,也发自内心地不想再与他们为伍、为他们做事了。可是如果失去了工作的话,她就再也没有理由留在成都了。
思来想去,她觉得只有出家这一条路能解决问题,只有出家才能彻底了断自己与俗世的纠缠,达到学佛的目的。
隆莲将自己的想法,首先告诉了昌圆法师。
昌圆法师有些意外。虽然他知道这位女才子学佛很有悟性,可他也知道她的父母是希望她成为一个做学问的人,用现在通俗的话讲,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出家和一般意义上的信佛毕竟有很大不同。何况她现在已经有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故昌圆法师不敢轻易答应她。
昌圆法师对她说,你不出家,也一样可以研究佛教,许多佛学家就是居士。
但隆莲的想法不同。一方面她的确是对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并信仰它,想通过“出家”这种最彻底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感和信仰:另一方面,当时的那种社会局面,使她“看破了红尘”。和历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她总是渴望着一个理想的社会。一旦这种渴望成为一种无望,精神上的苦闷比物质上的清贫更让她难以忍受。她渴望着能在佛教的理想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省政府的工作使她无法全心全意地听经。只有放弃工作才行。一旦放弃,一是父母必叫她回家,二是马上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那么,进寺庙做一名清苦的僧人,便是唯一的出路了。
昌圆法师见她如此坚决,就说,这样吧,你写一份“志愿书”。万一你父亲问起,我好有个交待。你也是30多岁的人了,应当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隆莲就写下了一份志愿书《十大愿文》,表达了自己决心皈依三宝、做一名佛教徒的意愿。
所谓三宝,即“佛、法、僧”,为佛教徒皈依的对象。佛是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及十方三世诸佛:法是佛教的教义,指三藏十二部经典和历代高僧的著作;僧是佛教的教团,指出家的僧尼。三者缺一不可。受过三皈依的人,就像学生注册之后有了学籍一样,方能被称为佛教徒。
隆莲以书为证,决心彻底了断世俗,投身佛门。
当时她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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