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回归者以及他们的文字——苦难的岁月、坎坷的经历，甚至是凄风冷雨，都不能磨蚀和改变一个人内心的纯洁。无论是胡风的“侠骨柔情”，还是聂绀弩的“赤子之心”；无论是曾卓“温情”地抒写，还是绿原“冷峻”地思辨。他们所有的热情和感动，他们胸中翻腾的黄河和长江，都源于一颗质朴而又崇高的心灵，面对这一群时代精神的执火者、世纪的歌手、提醒者、目击者和某种证词提供者，我们将因为曾与他们同行而骄傲。
一独立的人格建构——胡风散文论
一个作家应该如何彰显他的主体意识。文学批评家刘再复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作家最重要的，应当有自己的心，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人格。”胡风的一生是可以说是抗争的一生，他既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与国民党政权不懈斗争，在左翼作家内部和新生政权里也难以同构与和谐。自认为是得到鲁迅真传的弟子，在新国家建立之后却不被认可，投奔即被边缘化，排挤于新文学的领导层之外，“三十万言书”成为他镣铐加身的符咒，继而是近三十年的牢狱之灾。可是，在胡风的身上不仅有着湖北人的火爆脾气和固执个性，而且还显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想意愿与顽强的人格精神。
傅光明曾在《胡风散文》的《前言》中这样写到：“胡风是人如其文，也文如其人的。读本集中的理论和杂感类文字，会感到他惯常的面孔：刚硬，有棱角，摸上去真扎手；深邃，有内涵，读进去有韧劲。而读他的纯散文作品，我竟读出往常不知的一面：侠骨，有血性，一副义气肝胆；柔肠，有情愁，颇具丹心豪情。”⑧应该说，“侠骨”与“柔情”，构成了胡风人格精神的重要两面，他用他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刚硬又不乏柔情的文艺理论家形象。正是通过阅读他为数不多的散文，我们时刻能感受到这些文字中涌动着一股“独立人格”的精神气脉。
一、人格的“刚硬面”
胡风既是“五四”时代启蒙精神的继承者，又是“后五四”时代启蒙现实主义的坚守者。当我们解读胡风的人生，发现他作为一位来自民间、有着极强独立精神和现代大众意识的精英式知识分子，既继承了鲁迅式的批判性传统，同时也接受了鲁迅式独战方式，他的“不识时务”和耿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能见容于国民党政权，在五十年代又不能见容于主流话语，似乎也就成了某种必然，最终导致了他和“七月”派作家群在时代转换中被冷落以至在“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艾青《向太阳》）的悲剧命运。
如果我们将时代环境下的失败看作胡风“独立人格”精神的失败，是不应该的，也不明智的。历史终究会证明这一点，胡风坚硬的性格与原则的坚守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在时代的炉火中锻造了一位独特的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
在胡风的创作活动中，“启蒙精神”与“现实主义”构成了胡风“硬性”散文的两大主题。
首先从“启蒙精神”的角度来看，作为“后五四”时代的执旗手，胡风传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他主张文艺应该医治民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具有改造国民性的功能，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论”。有学者这样评价胡风，说他是一位以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精神搏击历史和黑暗现实，感受人生和心灵苦难的艺术家。在他的散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表现：一方面，他注重对鲜活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在《半仑村断想·想到几个小故事》中他思考了几个“所谓小儿女的故事”，虽然在别人看来是“上不得台盘的”，但在他看来，与其听有些人嘴里说着“节义”“廉耻”，滔滔不绝地登台演说几小时，“倒不如这类小故事反而能够使我感到活人底意义，活人底平凡的意义和非平凡的意义，就说这伟大的解放战争罢，能够支持下来而且一定要胜利，难道不是依靠着我们民族底意志和人民底气节么？”在文章结尾，他总结道：“肯定人民底生活实状，肯定人民底对于生活的忠贞，综合这些，用科学的精神寻出现实历史底特征和发展方向，向伟大的理想引着走去，这才叫做民主。”另一方面，他的启蒙观表现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胡风认为文艺的作用不在于向民众灌输某种具体而现成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强化民族精神，医治民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激发其生命的“原始强力”。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他更偏重于把群众看作改造和教育的对象。在纪念五四的文章里我们看见了胡风对五四革命传统的眷念。也看到了他发现的“市民阶级底另一个灵魂，怯懦的妥协的根性”在文学上的反映：“于是，认识现实的精神变种成市侩式的商场机智和淑女绅士底日常腻语，自我扩展的精神变种成封建才人底风骚和洋场恶少底撞骗，而五四当时一般所有的向‘人生问题’底深处突进的探究精神，却变成了或者是回到封建故园的母性礼赞，或者是把眼睛从地下拉到天上的流云似的遐想了。”（《文学上的五四——为五四纪念写》）这里以讽刺的手法，揭露出这种劣根性在文学上的表现。
其次，从现实主义创作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接受过五四文学传统熏陶的知识分子，胡风直接传承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胡风把作家对客观存在和自我的认识统一起来，强调了作家对于社会和自己的双重责任。这是承接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文艺观和人生观。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他扛起了“五四文学”的旗帜，站在左翼文学阵营中，对国民党当局统治政策和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了广泛锐利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以林语堂和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小品文流派的所谓“闲适”、“超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将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和评论相结合，指引着左翼文学行进的方向。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坚持着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原则，不愿去迎合主流文坛文学只能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艰难地在“忠实于自己”和“认识客观现实”之间行进。即使在“归来”后，在胡风的许多回忆文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对冤案相关人物和自己文艺思想的阐述，在与文坛隔断多年后，他依旧坚持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原则。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我们又听到了他倔强的声音：“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容的精神力量而写。”
正是对“启蒙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坚守凸显了胡风人格精神的“刚硬面”，有评论者称胡风是一位硬气文人，他的这种“刚硬面”既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同时也完成了其个人的人格塑形。李辉曾在《风雨中的雕像——关于胡风的随感》中也谈到：“也许他有太多令人非议的性格特点，譬如说偏激，譬如说不宽容，但他做人的根本原则是正直、真诚。他从来不愿掩饰自己，他把虚伪视为人格的天敌。他的性格使他招致厄运，但他的性格也使他做一个真正的人。⑨”
二、人格的“柔情面”
如同一个硬币拥有两面一样，胡风除了在散文中表现他的硬骨头精神，细细品读他的散文，我们也会发现他内心深处的那一丝侠骨柔情翻看胡风的散文集，有些发黄的纸叶间布满了战斗的记录和奋不顾身的影子，但一个完整的人远远不止这些，在与现实和灵魂的搏斗和撕扭之外，那些面对友人、妻儿与人民的文字，一股温情流溢其间。
胡风曾经强调，艺术（文学）作品的内容一定是历史（社会）的东西。离开了人生就没有艺术（文学），离开了历史（社会）就没有人生。而人生不是空洞、抽象和单面字眼，它蕴含着人类的丰富与多样的情感。所以他说：“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的确，有爱亦有憎，它们共同支撑起完整的人生，而作家是上帝派下来的使者，是扑扑跳动的良心，来揭示所有的隐秘。
胡风散文中“柔情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战乱时期的感慨之作。他在战乱中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的途中写下的《人环二记》（《出西土记》和《浮南海记》），《出西土记》写于民族战争结束后“复员”之前，《浮南海记》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将要崩溃，从上海出走后记下来的。在中国现代历史中，这两段历史是至关重要的，胡风一改往日犀利，锋利的笔法，在文章中流露出对友人，对妻儿的关心与留念，也写出了自己在出走的途中的无可奈何，从侧面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的时政的不满，看似平淡朴实的文字，却蕴含了默默温情。
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友人，对于人民的关爱。他用无比的真诚来拥抱人民，比如对老舍“真”的赞赏与评价（《我与老舍》）；对丘东平牺牲的悲痛的悼念（《忆东平》）；对日本共产党的思想斗士宫本百合子坚毅顽强的肯定（《越过大海和火网的悼念》）；对被俘的中国朝鲜志愿兵与敌斗争的高度赞扬，感动于他们的宁死不屈，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忠心（《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对解放以后工人以及劳动模范的赞赏，深深的折服于他们克服艰险的英勇经历和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坚贞情操（《伟大的热情创造伟大的人》）等等。
最后，他的这种情感还表现在对于他的“精神导师”鲁迅的崇敬之情上。胡风在他的散文中一方面展示了鲁迅式的嬉笑怒骂，展示了鲁迅所代表的独特的战斗精神，这是与他刚硬的性格以及坚守现实主义的原则相印证的，但同时当他面对与鲁迅的交往，面对先生的辞世，他的笔端流露的是默默的温情与高度的对先生的崇敬之情。他用自己的笔来悼念先生，如《悲痛的告别》中他告诫朋友们“凭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悲痛、我们的仇恨所融合起来的伟力”继承先生的志愿；《即令尸骨被炸成了灰烬》中回忆起突接先生辞世消息的震惊，默默发誓用先生永不泯灭的精神鼓励自己继续前行。
胡风的这类抒发内心感受的散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展示在文艺评论中的硬汉形象不同的胡风，但是这类展现侠骨柔情的文字正是他内心深处情感的外露，同时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了胡风的独特的人格魅力。“恨之深，爱之切”，因为对于民族劣根性的深切痛恨，所以他关注弱者，关注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的这一群善良的人们，他不仅启发他们，更用自己拥抱真理与信仰的真诚来拥抱人民，无论是自己的友人，妻儿还是普通的人民大众，他都心怀真诚，用自己最柔软的文字来表达对他们最坚硬的爱。
无论是刚硬还是温柔，无论是横眉怒目还是侠骨柔情，都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胡风的独立的人格魅力，他可以在他的文字中尽情地嬉笑怒骂，展现喜怒哀乐，因为他的精神是独立的，他的文字是独立的，他的人格是独立的！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实际上代表了作家在创作所孜孜以求的境界。这对20世纪前叶的中国文坛无疑是有着深刻的意味的——在他胡风散文中所体现出的这些品格不容置疑地构成对新时期散文精神的大胆预言与深情呼唤。
“时间开始了！”仿佛听到作者发自心底的呼唤，摩娑着《胡风文集》发黄的封面，我们盼望着，一段真诚的时间真的开始了……二“雪风难掩赤子心”——聂绀弩散文论
论及中国当代散文中的湖北作家，读者不会对既叱咤文坛又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蕲春作家胡风感到陌生；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与胡风同一个时期，湖北的京山小镇孕育的另一位同样饱经沧桑、身陷囹圄的、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他就是聂绀弩。
1903年的除夕，湖北京山县城关十字街聂宅迎来了一个新生的男孩，家人祝福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出类拔萃，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为刚刚出生的男儿取名叫国棪——他就是后来活跃在现代文坛上的作家聂绀弩。也许是上天对他的垂青，也许是命运给予的考验，这个出生在交子除夕的男人注定要经受严冬中大雪风暴的冲刷和春寒料峭的洗礼，注定要在黎明前的暗夜中争取最终的光明：他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风雨飘摇，见证了中华民国短暂的由民主革命走向伪民主反人民的穷途末路，他曾经热情憧憬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美好未来，也亲身体验了“胡风运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无情摧残。出生在书香世家的聂绀弩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国学教育，18岁他进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读书，不久就开始接触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讨论集》、郭沫若的《女神》等这类进步书籍，19岁加入国民党。1924年，他成为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第二期学员，次年获得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苏联求学期间，他不仅自修了中国文科大学的主要课程，接触了各种中国当时前沿哲学、政治学著作，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的熏陶。聂绀弩的求学经历使他增长学识和文化底蕴，更为他建立独立坦荡正义的人格，树立民主主义的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起到了催化的作用。聂绀弩的散文记录了中国民族战争、民主革命的动荡与转变，反映了中国从封建社会被强行拉入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与挣扎，映射了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肩住黑暗闸门的人文良知。
揭露封建制度与文化对中国妇女的摧残与戕害，争取妇女的平等与解放是聂绀弩散文的一大主题。“妇女的品种比男的多，除了妻、母、娌、妾，等等一般性的外，有偷过人的、改过嫁的、经过刑狱的、在外面单身流过浪的、被强奸过的……”，但是不论怎样的妇女，也不论她逃到哪里，对妇女的压迫、虐待、轻视、玩亵便到了哪里，而且更令聂绀弩心疼的是，“对妇女实施这种种行为的，甚至是妇女自己。”⑩（1）在封建社会乃至到号称民主的民国时期，妇女从小就被设定、被培养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塑造自己，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甚至已经沉淀于女性的无意识深处，成为了她们的自觉。她们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为美德，以《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家范》《内训》《闺范》为修身课本，以服从父母夫婿甚至儿子为行为准则（《女子教育一文献》），以成为别人宜室宜家的贤妻、太太、小妾、准太太、超太太甚至什么都没有的外室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从桃色太子看旧中国》）；社会，或者准确的说是男性审视女性是否优秀的标准并不是才学能力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而是容貌是否漂亮（《体貌篇》），是否是处子（《“确系处女小学亦可”》、是是否能够低眉顺耳宜室宜家；万一不幸女人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被人压迫诱骗沦落风尘，或者因为战乱失去贞操，甚至命运多舛丧夫或因生活所迫改嫁，那么她们就堕入了阿鼻地狱永世成为人们谴责唾骂鄙视欺凌的对象不得翻身；要是他们僭越了社会的规范识得几个字，明白点事理、要求点平等自由，走出家庭在社会上谋得一份工作，或者偶尔得到丈夫的尊重，那便是大逆不道，丧失母性的表现，是阴胜阳衰男人怕老婆的反常现象，引得道学家“知识分子”的扼腕叹息、普通人的莫名惊诧和耻笑。
正是女性的命运如此的不堪，聂绀弩才忍不住为女性挣得应有的权利大声疾呼，他认为女性获得平等自由与尊重、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不会使女人丧失母性，母性本来就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女人解放只会使得社会进步更快、文明发展更迅速，还会使母性的关怀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上去，进而得到更大的发扬，何况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说过男性因为“主外”而丧失了“父性”的；女人之所以会成为男人的附属品，甚至沦落风尘并不是她们自甘堕落，而是因为社会的不公，男性对他们的戕害与玩弄造成的，妓女不是恶之花，而是文明的怀疑者、错误牺牲的受难者（《论娼妓》。聂绀弩所欣赏的女性是自然健壮的农妇，是《自由引导人民》中表现的那样的圣母，是活跃在瑞金的挑起生活重担、拿起武器自卫、勇敢的走向未来的娘子军，是出走家庭的娜拉，是冲破礼教条条框框追求两性自由的《聊斋》中的侠女。聂绀弩深信，只有女性自重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只有打碎束缚女性的礼教枷锁才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只有张扬女权男女平等才会换得社会的飞速进步，只有女性的地位提高了，民主才会完整，国家才会文明。聂绀弩是“五四”以来女权主义的忠实旗手。
文学从来不是社会革命运动的工具，它也不能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但是优秀的作品会把握住社会重要思潮的脉搏，展现它本身的思想内容和内在价值。民主革命进程中旧观念和新事物的龃龉，腐朽谬种和进步因子的碰撞，都成为了聂绀弩关注的对象。何永佶的“私产即人格论”公然称，人格主要通过人的财产而体现出来的，这暴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金钱至上观念，被聂绀弩斥之为“狗道主义”。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所谓的“第三势力”采取隔岸观火态度，他们怀疑共产党的统治，认为共产党也不能够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认为国共斗争是没有必要劳民伤财，他们攻击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反对土地改革，甚至侮蔑共产党在战争中不估计贫民的生命安危，在战后计划拆除文化古迹（长城），更有甚者还无视事实抹煞中华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功绩。聂绀弩对这类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他们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国民党内部培植的反动力量，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人民安分守己，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已。聂绀弩犀利的文字直指一切黑暗的势力和反动的浪潮，为普通民众看清统治阶级反进步、反民主的申公豹式的真正面目。除此之外，他还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力主破除陈规陋习和戕害人性的封建道德，《壁画》讽刺了普通人民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变革的心理弱点，《误认父兄》、《读鲁迅的〈二十四孝图〉》、《论莲花化身》、《伦理三见》针对的是孝义对青年心灵的束缚和对社会文化的束缚，《怎样做母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慰家长们切莫使用板子代替教育管教孩子……聂绀弩认为腐朽落后的封建陋习就像肺病患者吐出来的“痰”一样，他们主观上不是为了害我们，但是他们却具有传播病症的力量。聂绀弩一直高扬着理性大旗，用他的一腔热血投身于拆解陈腐传统的事业中去。
聂绀弩不仅仅是一位坚定的文坛斗士，也是温柔的情人、多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诚挚的友人、睿智的诗人。散文本来是最自由的文学形式，它更容易承载人心中的情感波动并将之凝定为永恒。聂绀弩虽然在17岁的时候已尊父命成家，但是直到1927年才遇到与他羁绊一生的爱人周颖。他与周颖相爱、结合、伴读、育儿与共患难的经历沉淀在他的散文《离人散记》中，在字里行间，我们随处可以采撷到灵魂碰撞后的欣喜，孩子诞生后的父性的自然流露，患难时期的相濡以沫和爱侣离散后的思念。战乱中，东平的牺牲、骆宾基的被捕让聂绀弩心痛不已；在桂林和当地的木刻工作者协会的同志们相处的日子是聂绀弩最怀念的时光；还有萧红、曹白、鲁迅、胡风等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斗士的过往，都像一张张老照片一样，珍藏在聂绀弩文字相册中。解放后，虽然聂绀弩的主要创作精力转移到了古体诗的方向上去了，但到花甲之年的聂绀弩仍然对中国古典小说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经作《自遣》诗云：“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的研究成果同样以散文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其中的不少观点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如果说白话散文大师胡适的散文是以“清新明白”见长的话，那么聂绀弩的散文则是如匕首投枪般的犀利尖锐，一如鲁迅杂文的风格。聂绀弩认为他所接触的散文大概有三种风格类型。其一是鲁迅式的散文诗风格，“自是‘散文’既达最高境界，无以明之，乃名之曰‘诗’，亦犹长篇小说《死魂灵》，作者自称其为‘诗篇’一样。但《野草》多深悲极苦之篇，虽喜且爱，而往往不能终卷，甚至欲抛之疾走，若《影的告别》然。”其二是何其芳式的精工细致风格，这种散文专为抒发主体自身情感，不以示人为目的。其三是曹白式的浑然天成的风格。聂绀弩最为推崇的当然是鲁迅式的散文，这不仅是由于聂绀弩本人与鲁迅的性格气质相若，还因为他与鲁迅既是朋友，又是并肩作战的同志。聂绀弩早年任职于南京《中华日报》《动向》副刊时，就曾经发表过鲁迅的文章25篇，并和鲁迅结识，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从此以后，聂绀弩自觉的追随鲁迅，他曾经明确的表示拥护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曾坦言“我其将‘谬讬知己’衣食于鲁迅呼！”？（1）聂绀弩师法鲁迅一方面体现在，他的许多散文的内容体裁极为相近：鲁迅曾经说：“救救孩子”，聂绀弩说：“孩子们，救救我们！”（《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鲁迅有《我们怎样做父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母亲》；鲁迅曾经重新塑造女娲的形象，聂绀弩给读者一个崭新的普罗米修斯。另一方面，他的语言风格也与鲁迅如出一辙：鲁迅逝世时，聂绀弩扶着灵柩送他最后一程，鲁迅的背影虽然倒下了，但鲁迅的嬉笑怒骂式的语言风格仍活跃在聂绀弩的散文中。聂绀弩极其鄙视那些因为自己有钱而奴役轿夫的剥削者，“抬的人有时是三个乃至四个，我以为，假如因为不得已，那就再用多人抬也没有关系，死人棺材常常用八个十六个甚至三十二个人抬，猪也常常被人用竹器抬着走。”（《伦理三见》）聂绀弩讽刺向培良也毫不客气，“无论把老子画成一幅怎样的嘴脸，都随作者的尊便，反正老子已经死了，死了几千年，放心吧，他不会从棺材里头爬起来回一枪的。”然而聂绀弩的语言比鲁迅多了一份平实自然，不饰雕琢，他还常常在行文中随意留下湖北方言的痕迹，使得文章更显得亲切朴实。
聂绀弩主张文学应该迅速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事情，特别反对只重视提倡闲适、幽默、潇洒、轻松而逃避现实的个人笔调。所以，他的散文在内容上实效性非常强，不仅材料翔实、结构严谨、论证充分，如《血书》、《狗道主义举隅》、《论怕老婆》、《茫然》等等，这些散文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而且，在艺术上他还努力求新，追求多变的表现手法。如《韩康的药店》，聂绀弩以间接形象化的手法，成功地把西汉实有其人的韩康与《金瓶梅》中的虚构人物恶霸西门庆凑合在一起。韩康的药店因为售药物美价廉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而同行西门庆却因为卖假药生意清淡，西门庆用不正当手段接连霸占了韩康的五个药店，结果都没能挽救他生意落败的结局。《韩康的药店》影射了国民党“皖南事变”查封生活书店的暴行。生活书店本来在读者中享有巨大的威信，国民党在查封了这个书店以后在原址开设了一个国防书店，专售《总裁论》、《中国之命运》这样的书籍。聂绀弩古为今用，用影射的手法讽刺了国防书店就像西门庆的药店一样，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而生活书店总有一天还会得到复兴。除了历史题材的翻新，聂绀弩还善于运用语言故事随意挥洒，自由驰骋。《兔的发言》虚构了一场森林宴会，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国民党统治时期假民主的嘴脸和弱肉强食的黑暗现实；《残缺国》利用梦境讽喻了现实社会倒行逆施、颠倒黑白的局势。虽然这些作品全文没有一句激愤的议论，但是它们也不露声色地批判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和人物，用貌似平淡的叙事取得了反讽的艺术效果。
聂绀弩的散文创作无论是抨击封建伦理道德，还是追求民主自由法制，无论是呼唤女性解放与人道精神，还是针砭国民性弱点，他一直以自己的悠悠赤子情怀承担着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虽然有的时候，因为要追求时效性和斗争性，有些文章难免语言粗疏，思考流于肤浅，有的时候也会犯下矫枉过正的错误？。但是，作为一位特殊历史时期的经历了风尘肮脏战争风雨的中国文人，他承担起了与普通大众分享艰难、言说真理的艰巨任务，他仍然是湖北现当代文坛上优秀的散文作家。
三“人性”抒写的柔韧与坚硬——曾卓、绿原的散文曾卓与绿原——同为“七月派”的著名诗人，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诗人的人生中的辉煌与困顿同因一个特殊的“七月”而展开，同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受到牵连而被投入监狱，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沉沦到人生的最底层。艰难的囚徒生活，精神桎梏，他们只能以内心的诗歌来宣泄内心的苦闷和躁动，却又同因写诗而继续蒙受苦难——“七月”成为他们生命中一个无法绕开的故事情节。记得贾植芳先生多次讲过，胡风集团的成员个个都是政治犯。民国时期，政治犯受到优待，狱中地位高于刑事犯；待到他们作为胡风分子被捕之后，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犯的待遇是囚犯中最低的——低于杀人犯、抢劫强奸犯，恨不得打入十八层地狱令其永世不得翻身。直至粉碎70年代末期，他们重返诗坛唱起“归来”的歌，直接影响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的创作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曾卓与绿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探讨。但是，曾卓和绿原二人艺术个性毕竟不同，造成了他们在困厄命运面前对人性坚守的不同理解和行动方式——曾卓“自白式”的娓娓道来的柔性力量和绿原“沉思式”超越困难的刚性力量，从而决定了他们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不同艺术个性与主体形象。
一、“吹笛者”与“浮士德”：散文双重个性的展示“吹笛者”与“浮士德”是两个富有不同特征和寓意的象征性的形象符号，一个是柔性力量的代表，仿佛一位遥望远方、若有所思吹奏着悠扬笛声的安详、平和的“吹笛者”，来源于曾卓散文的《笛声》；一个是刚性力量的代表，传达着永不满足、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的“浮士德精神”，它源于绿原对歌德的赞颂。
1、“吹笛者”的柔韧
曾卓不仅是一位卓然有成的诗人，他的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笔、充沛的激情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也使他成为一位独标一格的散文家。曾卓认为，作家应“以诚恳、炽热的心感受生活，以亲切朴质的风格表达对生活的感受”？。人，或者说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贯穿了其散文的始终。
阅读曾卓的散文，他的写作方式往往是通过一个人世间的小故事来提炼出人生的哲理，“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从短小隽永的人生故事、世情百态里，获得一份情感的慰藉、温润和感动，让前行的每一步都行走在人性的天空，用真挚的情感去融化恶俗的坚冰……这是一种柔性力量。作家在《笛声》中说：“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窗口也能听到那样动人的笛声，有着特别真挚的情感、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而他的散文，正是“有着特别真挚的情感、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在他的“笛声”里，我们很难想象“吹笛人”是一个饱经沧桑、曾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场政治飓风刮得遍体鳞伤的人，这正是有着诗人敏感气质的曾卓在表现对苦难的承担时采取的别一种姿态。
“曾卓属于这一类作家，不论他的诗，或是散文，或读书札记，更不用说他写的回忆和追述生平与创作的文章，都带有自白或自传的色彩，他的诗文里没有纯客观的冰冷的描绘”？，曾卓正是通过“自我开导式”的自白抒写人性的柔韧，他内心的凝炼和激越，并不嚷叫着说出来，有时候你感觉他在说的时候有一种听的姿态，他在听自己说出的心声，他把自己分成了歌者和听者两个角色，自我就在这两个角色间游走。
2、“浮士德”的刚硬
当曾卓努力重建“人性”的时候，另一位有着同样命运的作家绿原，沉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着与生命本质的交谈，在冷静的心态中发出对热忱灵魂的呼唤，他的文字中渗透着对于真理的固守、对于昔日美好事物的留恋，对于一种文明的断断续续的追溯和衔接，同样还包含着久长思之的对人性善恶的甑别。这是一个对文学与国家命运饱蕴深情的人，他书写的目的与动机，仅仅出于一份责任和良知，是早已存在了的使命。
“从绿原带有思辩色彩的表述中，仍可以看出现代知识分子传统中现实战斗精神的曲折体现，他的“坚信”即使是一种自慰，也带有入世的“英雄情结”。作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受难者，他们不可能有王蒙、郭小川那样的主人翁姿态，只能采取一种抵抗悲苦与绝望的低姿态抒情，是受难者对人性的权利和责任、理想与信念的坚守”？。绿原在“我们向歌德学什么”等评介歌德或涉及歌德的文字，连同我们已知的诗作“诗与真”、“歌德二三事”，最突出的重点就是保持自觉性和坚韧性，永远努力向上，不断奋进，不断超越自我“永远自强不息的创造生活”的“浮士德精神”，正如绿原所说“与其说歌德没有战胜‘德国的鄙俗气’，更应当说，‘德国的鄙俗气’终于没有战胜歌德”。在《我们象歌德学习什么》、《冯至＜论歌德＞读后散记》等散文中，绿原也一再赞扬歌德为追求真理而不断奋进的人生态度，传承了上下求索真理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就成为吸纳歌德笔下“浮士德”奋进精神的契合点。
二、“微笑”着呼唤与“冷峻”的超绝：人性艺术主体的重构正是紧承曾卓与绿原散文中展示的不同艺术个性，他们对同一艺术主体——“人性”也采取了不同的重构方式，依然形成了“微笑”着呼唤的柔性力量与“冷峻”的超绝姿态的刚性力量的对比。
1、“微笑”着呼唤“人的世界”
在遭受厄运的20多年间，曾卓以顽强的意志进行着他的“隐匿写作”，成为他度过孤寂、困厄的精神支柱。曾卓没有被苦难折服，相反，他始终用他平和的“微笑”承担精神的重负，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有独立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独特证词。他的精神特质中最显眼之处确在于“期待”与“追求”：对爱的期待与对自由的追求。对爱的期待是一种温情，对自由的追求更多表现为一种理想。因为有了温情与理想，即使处于最不堪的逆境之中，曾卓也总是呼唤与歌唱着希望。
对爱的期待（温情）。牛汉称曾卓为“一个钟情的人”，是说他感情丰富、真诚，而且执着，甚至可以说离不开感情。人不能没有感情，但面对感情，有的人坚强些，有的人则有更强烈的需求，表现出更强烈的敏感。曾卓无疑属于后一类人，他不是一个能绝对忍受寂寞的人，所以，当他为自己的“温情”辩护时，他是意识到了自己与别人的不同的。这种强烈的对感情的需要，其原因正如牛汉所说：“我以为这和他的身世和后来的生活经历有着深深的联系。……（他）幼小的心灵上落下一层对于人世的凄凉和屈辱的感觉……他很早就朦朦胧胧感触到了寂寞。”对于苦难，他是敏感的，尤其是在感情上，而越是这样，他对感情的需要就越强烈，对别人的好意也就越是容易感激，感情对他的支持作用也就越大。
在历经苦难和残酷的人生处境后，曾卓虽然身上带着伤痕，但心灵很正常，仍在呼唤感情，感情在这里似乎意味着苦难之中的心灵慰藉与支持。“即使在文革岁月里，他仍在强调真正的艺术基于‘真挚的感情’，强调‘天然率直的、纯洁的、非矫揉造作的诗意’”。在阅读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时，曾卓发现那种纯真的柔情、柔和的爱仍然让他感动时，不由得感叹说：“他感动过少年时候的我，也使我现在还深受感动，虽然我早已到了生命的秋天。可以责备我的进步太小，但我却为自己还能保持与少年时候相通的心情而喜悦，即使说那是过分的温情、软弱也罢。是的，现实的斗争是如此激烈，我面对过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也见到了剑的寒光和火的烈焰。但健壮的心不一定就不能有一点纯真的柔情”（《永远的春天》）。曾卓的这种温情与古典风格来自于“对生活的美的追求，对生活的激情，对生活的爱”（《美的寻求者》），因为热爱生活，所以他对世界与人总是充满温情与爱意，有一种私语倾诉的愿望。
对自由的追求（理想）。在散文集《笛之韵》（被收入《跋涉者文丛》）的总序中，曾卓明确指出：文丛定名为“跋涉者”，即指在人生的道路和文艺的领域跋涉。这也正暗合着曾卓创作的主体指向：始终不停止自己的脚步，才能更显示人的意志，人的力量。曾卓的散文《听笛人手记》中，曾卓以诗人的眼光选读了多篇外国文学作品，以诗的语言复述那些令他感动和深思的故事，无论是议论还是对情节的复述，都深深地融进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情，并将读后的心得提炼成叩人心扉、充满诗意的哲理，告诉人们“心中要永远有着明媚阳光的春天，秋天便弃你而去”，告诉人们“困难、挫折、障碍，在人生的长途中总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看到远大的目标，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责任。一定不要失去对将来的信心和对自己的信心”……阅读这样的一本散文，犹如走进一座森林，诗的意象处处弥漫于林中芬芳，哲理透过层层浓荫的阳光，直射人的心间，让人感到莫名的快慰，仿佛总有四个字跃然跳动在眼前：“拥抱生活”，表现了作家始终不渝地赞美生活、追求自由的理想。
曾卓着眼于用散文去讴歌和赞美，于讴歌和赞美中去呼唤和重建“真人”，重建“人的世界”，他的散文深层都是写人，写自己，写严酷时代的受难者在一场场政治风波中，从社会的中心被无情地抛置于社会的最边缘，尽管有困惑、不满，但并不自暴自弃，更没有走向沉沦，而是在艰难时世和危难处境中坚守人的本质，坚守人作为人的一种独立不倚的人格，虽孤寂彷徨，却无绝望畏缩，始终顽强执着地凝视远方。
2、“冷峻”的超绝展示人性的坚硬
同是对自身经历和体验的艺术记录和表现，绿原与曾卓表现出了不同，绿原是一个“苦难的发掘者”，他专注于发掘苦难带来的心理深度，从这一点上挖下去，出现变形的意象，给读者带来颤栗的感觉，显示了他“理胜于情”的凝练和思辨。绿原所面临的不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构思，而是对于一场苛刻的历史拷问的交代，时代的纷争和艰险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太深的烙印。
在散文《〈人之诗〉自序》中，绿原这样说：“这个美妙的比喻不也可以借喻社会主义国家的诗人吗？不过，我们被绑上的铜罐是对人民、对祖国的责任感，炙烤我们的烈火是人民和祖国在艰难险阻中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没有这个‘铜罐’，没有这团烈火，我们又怎么能够跳舞呢？我们又何必要跳舞呢？”？绑着铜罐跳舞，对于绿原来说非常贴切。回想绿原在被囚禁于监狱的七年里，他深深体会到世界与人构成的是一种对抗，人是孤独的，人不能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支援，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去抵抗荒谬与虚无，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经过了最痛苦、最难以忍受的煎熬之后，他告诉自己，“不能让苦难把自己给毁灭了，要自己救自己”，为了不至于精神失常，他通过读书学习来度过没有尽头的囚禁岁月，排遣忧伤和纷乱芜杂的思绪。他以坚强的毅力自修德语，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原著，后又成为著名的德语翻译家，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等作品。他长年在孤独中作冷静的思考，体现出深沉的思辩穿透力。
走出监禁牢狱之后，绿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性散文，主要追寻个人人生的历程或纪念友人，如《我怎么学的德语》、《初记阿垅》等，或冷静而深沉，时见反讽的锋芒，或真情款款，语言炽热，几近催人泪下；此外，绿原也创作了一些文艺评论（随笔散文），探讨艺术创作规律或宏扬某种艺术观念，如《〈人之诗〉自序》、《诗与散文》等，理论深入浅出，启迪人智。不可忽略的是，无论在绿原的诗歌或散文创作中，他都写出了苦难逆境中的极度绝望和痛苦，也记下了对苦难的抵抗和思考，这是人的高贵的灵魂对于苦难的超越。不同于曾卓，绿原这样做是“直面痛苦”、“直面惨淡的人生”，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力量，凸现出其艺术个性的刚烈和硬朗的一面。
进入绿原不同时期的创作文本可以透视出他一生的坎坷曲折，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都围绕着生命哲学来展开，勾勒出他心灵苦难历程的轨迹。随着一路漂泊的人生境遇，绿原不仅刻骨铭心地经受了祖国山河破碎的惨痛，感同身受地体验到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同时，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抗敌精神，更是点燃了他心中最真诚美好的爱国主义情愫，他的性格不是天生的坚强和爽朗，而是付出了代价而明白了自己的。绿原在他的《绕指集》中写了一篇文章《我还年轻》，用李又然的“革命者是没有年龄的”这句话，映照了自己对于革命的执着，真实记下了自己忘掉年龄勇往直前，即使身处逆境也不愿意动摇自己的坚定信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性的绿原，知性的绿原，理性的绿原，看到了他的丰富复杂，他的斑驳陆离。
三、“温情”诗意与“战斗”思辩：人性艺术的不同抒写曾卓与绿原对“人性”主题的重构方式不同，从而也呈现出他们不同的艺术特色。由于曾的柔性，从而呈现出诗意般的“温情”色彩，而由于绿原的刚性，使之呈现出“战斗”式的思辩色彩。
面对苦难，曾卓没有完全真正绝望，而是怀抱着大希望，经过了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对自我不断的搏斗，始终保持理想主义的乐观精神，对爱、生命、希望与理想永远张开双臂，即使世界充满了苦难，个人与个人之间仍然可以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共渡难关。曾卓正是体现这种古典精神的人，他的作品情调多半是温和的，给人以慰藉，给人以期望，且看他的散文《爱的童话》，这篇散文是曾卓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夜行的驿车》所作的分析与思考，然而就是这种本应为评论的体裁样式经曾卓的抒写润色后，却也变成了“温情”的赞歌。作者根据《夜行的驿车》所提供的情节来谈巴乌斯托夫斯基所理解的和想象中的安徒生，说“如果有人认为这篇作品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是有理由的。不过作者所追求的，是表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是那样一种境界，在那当中使读者得到感情的净化和灵魂的澄清。这一旅途上的过眼烟云的爱情，没有使我们感到轻佻和无聊，而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而且喜爱了安徒生的诗人的性格，我们在一点淡淡的惆怅中却体会到了爱的美丽和人生的严肃”。这是何种亲切而感人、温暖而慰藉的抒发，让我们从中体悟到多少希望的力量；甚至于从曾卓的散文题目这一表层似乎也可以看出他温情的书写方式，如《胡子与微笑》、《热爱生命》、《生活的美和生活的爱》等，无不渗透着作者“诗意”一般的理想、爱与期待；他的语言是轻灵而充满激情的，弥漫着一种纯真的诗意，诗情与哲理的融合渗透，忠实纯真的感情，暗合着他的诗人身份，他的许多散文，如分行写出来，就是诗，很好的诗，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的感受和感情，那里面体现着他对生活的态度，渗透着他本人的思想、气质、生活积累、审美水平……他的悲剧渗着温暖的泪水，他的欢乐又蕴涵着苦味的胆汁。
而绿原的描述带有思辩色彩，显示出入世的英雄情结。绿原散文多冷静、轻松和睿智，与曾卓散文相比，有着更多的理性审视，而不是热情的讴歌和赞美。他新近的散文集《半九别集》中有篇短文叫《勤奋说》，绿原认为，人生苦短，人对于时间而言只是一个短暂的存在，人首先应爱惜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勤奋刻苦地学习，因而“勤奋”就成为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感悟”，这也对我们现代青年在读书、工作与生活中所应采取的严谨态度作出了理智的诠释。同时，《半九别集》这部集子中还参入了对友人的深情回忆，令人无限感动。尤其是《致曾卓》这篇短文，这是向一个面临死亡的老友，直陈人应如何尊严地面对死神的降临，并从容地走向安息，它智慧地指明“死亡的虚假本质”。用这样理性而冷静的方式和文字来安慰一个热爱生命却即将离开人世的人，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生活中都是非常独到的。无论绿原的“勤奋”启示说抑或感怀友人的“直面死亡说”，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战斗般思辩的哲学方式，强调意旨的哲理性内涵，是作家面对人生的具体形态时，以一种哲人式的态度参透人生、领悟生命本质意义的结晶。绿原的散文似乎“驳杂”，但并不混乱和芜杂，他的散文从整体上看，仍有着其内在统一的东西。从散文表达方式上来说，对于自己所遭受的那场政治“飓风”的反思，特别是对“飓风”中失去的人间“真”和“美”的呼唤，他的表达常常带着冷峻的批判，初见反讽、理性的锋芒，与传统文学中的“发愤说”有着难以言说的相通之处，是社会现实环境和苦难的人生际遇对作家心理的压抑所产生的反抗。有的作品更有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的感觉，如散文《我的这个名字》中，针对八十年代初，西北某省作协出了一个大型文艺刊物，由当年领衔讨伐过“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某大作家赫然题字“绿原”一事，他说：“我的不健康的想法是：当年众口唾骂这个名字，就说是不了解真相吧，而今经过平凡，照说了解了，不再骂了，好歹也就是了，怎么转而用它做起刊物名称来了，存心抹煞它原来代表的那个人，岂不是变着法儿，继续维持当年‘全面彻底干净消灭之’的政治效应么？”？初读这段话，不禁莞尔，但心里却有些沉重，作家幽默的笔触中蕴藏深意。
正是一种难以移动和扭转的非常韧性的根，深深地扎在生命的底层里，使曾卓和绿原的文字坚强顽固。由于日复一日的探索和长久的感悟，他们终于触摸到自己的人生哲学，并让哲学的气脉将一切对“人性”的重建贯穿起来，这就是生活所能给予他们的最高报偿。
在这些回忆和感悟的文字中，我们仿佛看到他们伸出执拗的手指去寻觅隐含在字里行间尽可能有的秘密，即使面对自身的怯懦与缺陷，他们也进行着认真而苛刻的辨析，这是严肃而痛苦的工作，是一次解构，一次领悟，一种带着强烈痛楚的剖析与回顾。当芜杂的枝蔓被撩开，当陈旧的尘埃被拂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饱含汁水、鲜亮动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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