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洞察与会心——王先霈的随笔
王先霈将佛学中对宇宙本体和人生意义的探寻化为青橄榄，散发着人生奥秘的智慧清香；彭富春不知疲倦地漫游于哲学的殿堂，把艰难的人生旅途和艰辛的学术探索化为细腻深沉的思索，在波澜不惊的讲述中彰显着生命和思想的力量；刘川鄂则在个体和审美的广阔领域中寻求着文学独立价值的空间，为自由呐喊出时代的声响。当社会生活呈现不尽合理想的状态下，许多作家主动卸却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理想，变成了“时代”精神与文化——精神文化素质的低迷、委顿，理想价值体系的破灭——的合法阐释者的时候，仍然有一批学者在理想的旅途上隅隅独行，以博大的襟怀、高尚的人格、执着的精神埋身于追逐理想、文化建构的启蒙工作中去。王先霈就是这样一位作家，深厚的知识学养、洞达的人生感悟、安然恬淡的精神气质，使得他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内，以饱满的热情，建构其独特的哲思散文世界。
《佛语哲思》是一本饱含智慧的文化散文，然而，王先霈先生却谦虚的声称：“这本小书，就是我用‘难字过’的方式翻阅佛书，依当时的感受、感想，随手所作的札记。”在他看来，这种文化研究并不是苦恼麻烦，而是充满乐趣的。仿佛陶渊明好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使人困居穷巷而不改其乐，耄耋之年而不知老之已至”。王先霈将佛学中对于宇宙本体和人生意义的探寻，化为“初入口舌涩酸，饮水乃甘”的青橄榄，奉献给读者，为读者的床头案几添上一缕橄榄香，“独有清烈出尘之意，品格在黄连枫香之上”。
佛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众多民族和国家广泛而长期地存在，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后，逐渐融合了浓厚的中国民族特色，经过许多哲人文人的创造发挥，发展到很高的哲学与文化形态，蕴涵着丰富的智慧，与中国的哲学、文学、绘画、雕塑，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中国人的思维、心理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人们面对自然界的强暴力量、社会的灾难与痛苦、命运的捉弄、恐惧与绝望的缠绕的时候，当人们无法用科学解释不可思议的现象或者无法洞彻生死无常的时候，宗教能够与科学、艺术一样，满足人类的精神和心理的某种需要。除了普罗大众，不少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知识分子、志士仁人都从佛教思想中获得启示与激励，作为正直的严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更应该认真的对待佛教，更多的去注意研究分析和开掘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和文化现实的佛教思想。
然而，普通人读佛书，并不一定是信仰宗教，文人也不专著于对教义的理解与领会，而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宋代诗人苏轼将自己读佛经比为吃猪肉，“佛书亦常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似乎，佛语只是他冲洗忧烦的泉水；现代佛学大师熊十力说：“佛家于内心之照察，与人生之体验，宇宙之解析，真理之证会，皆有其特殊独到处。”（《佛教名相通释·撰述大意》）他也仅仅是从修养论、人生论、宇宙论、认识论的角度理解佛语的精髓。王先霈阐释佛语的宗旨与纲领也是这样，仿佛“羚羊挂角，无迹可循”，“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一丝不挂”的心态，“不了了之”的态度，翻阅佛书，“对人生起一点新的悟解，淡一点物欲的苦求，多一点精神的怡乐”，“寻访宇宙人生的奥秘，寻访智慧之光”。
如何把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深奥的佛语进行到位的阐释，如何把繁琐细碎的哲理解释清楚，让普通读者便于理解，产生阅读兴趣，需要作者付出艰辛的努力。王先霈不是有闻必录，更不是随意抽取，他选择的都是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发生过比较大的影响的，经过时光之流淘洗之后留存下来的，因而有着较浓的书卷气息、文化意蕴的文化材料，用四依四不依的方式，和读者在品茗谈笑间，共同领悟探讨个中微言大义，获得超凡脱俗的情趣。
《佛语哲思》中涉及的话题与科学、宗教、哲学等各个层面的知识息息相关。人生的意义与苦难一直是人类文明史孜孜以求，不断探讨的终极问题之一：宗教与哲学在某种层面上都无法逃避这一问题。宋代临济宗禅师大慧宗杲说：“谓之无常迅速，生死事大”，唐代著名的和尚善导也有“死门事大”一语，王先霈引导读者遍看释迦牟尼、历代高僧、普通僧人之辈的死，着重探讨了医学上、宗教上、伦理上、哲学意义上的安乐死，让我们体悟到尽管人类的生命有限，然而只要能够达到“个人和群体的融合、个人和人类的融合，个人和宇宙的融合，这样也就有了不朽”（《生死事大》）。对待人生中的磨难，人在困境中的不得解脱的时候，也需要对苦难与烦恼有清醒的认识：佛语说“有漏皆苦”，“漏”就是烦恼；众生因有烦恼，从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漏泄过患。人生在世，有漏皆苦，有求皆苦，有欲皆苦。只有断灭欲求，息心息念，才能获得菩提之乐。但是这种断绝欲求并不是要达到灭寂的宗教消极状态，而是需要人们放弃放纵欲望滋生的烦恼，向着合理的正当的目标坚定地前进，这样才能够战胜痛苦，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快乐和幸福。若是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么也许人也就能够达到“烦恼即是菩提”的境界，从身边、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自性见佛。
佛学教义的核心就是世界观与人生观。佛语中最为珍贵的，就是具有启示般若的功能。般若本是梵文音译，就是“智慧”。佛学中包含着大量的启迪人智慧，教导人正确看待世界与人生的现象与本质的方法，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色相与无相。佛陀在初始的阶段的时候并非神，而是人类中的智者与觉着，他们别具只眼，超出肉眼，达到慧眼法眼的境界，向着佛眼的境界迈进。他们以人类的智慧洞彻人生，启迪引导众生集中精神（《静坐胜于造塔》），摆脱陈旧的思维习惯（《当头棒喝》），将自己的所有的感觉器官和智慧的大脑联系起来，调动自身的生理、心理和文化因素，用联系的（《六根互用》）、发展的（《牛即是草》、《奶酪不可复作牛奶》）、辩正的（《想入非非》）、全面的（《椽即是舍》、《轴不是车》）、平等的（《众生平等》）观点解释世界与社会的复杂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现象。人类长期以这样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就能“悟在刹那间”，领悟生命的真谛。
佛语中同样也包含着富有创见的方法论。人生在世，有顺境也有逆境，有风雨也会有坎坷，生活是世俗的，但是在困境与罪恶的环境中，富有良知的人一定要坚守自身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才能享受悟道者的轻安愉悦。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更要具有释迦牟尼那样的“惟我独尊”的精神品格，超越小我，超越妄执，超越宗派的个人的狭隘眼光和立场，自觉主动的承担社会历史的重任，以天下之忧为己忧，先天下之忧而忧，那就是慈悲为怀，圣人之德。在发挥自身的作用的时候也要掌握客观的规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既要重视客观条件（《念佛可生安乐》），也要发挥主观意志的力量（《求人不如求己》、《解铃还须系铃人》），尤其是要重视主体对客观的影响力（《动者自心》）。这些原则“无论是在宗教中、在哲学上、在伦理上，都是正确的，无论对修身、对悟道、对治学、对齐家、对治国，都是有效的根本的原则。”
佛学思想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尤其是对艺术思维的发展和人类审美能力的观照。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学者，王先霈必然也会从佛语哲思中领悟到艺术原理，获得审美意味。这也是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着联系的，古往今来人类的智慧与思维方式也是传承相继的。所以宗教、科学、艺术虽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也是心心相印的。“当代某些大物理学家对东方古老的宗教的神秘说教发生兴趣，与古代的教徒、诗人，古代的哲学家心灵相通，心心相印，科学家们不是嘲笑古人的幼稚、愚昧，不是现成地从古人那里袭用什么观点，说法，而是在超时空的沟通中，在瞬间的永恒中，迸发巨大的智慧。这真能给我们无穷的启迪。”佛教中的“静坐”修行方法，主张空、静的思想，也是文学创作与心理规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文学创作的灵感来袭，仿佛也是宗教中的那种神秘的顿悟境界。佛教教义要得以传承，虽然可以口耳传授，以心传心，但是要打破时空的阈限，则必须依赖于文字，所以就有了“广演言教”、“言亡虑绝”、“因指看月”一说，因此，佛教对于语言的理论理解、对于语言的功能、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见解，对中国语言学和文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一般读者对于文学艺术宗教的理解与鉴赏也需要把握这条规律，不能因指忘月，只重视手段而忽视目的，沉溺与语言的阐释的迷宫中不可自拔。
二穿行于临界的漫游——彭富春的随笔
散文是文学作品中的行板，最能够描摹人的生活场景、感应心理历程。学者散文更是如此，它以其独特的内容显示着作者的人格力量、思想光辉与生命价值。因此，彭富春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通过散文这个媒介，“赤裸裸地将自身完全展示出来”。
宛如一条大龙的东荆河也许不曾料想，40多年前这条河畔出生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会离开它的怀抱，远走他乡；它也许更不曾想到，这个孩子放眼的不仅仅是中国大地，有一天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东荆河“远去的蓬船、东流的河水和远方的地平线”在幼小的彭富春的心灵中是一条幻想之河，它带给了孩子无限的幻想空间与对未来的憧憬。因此，彭富春仿佛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漫游者，在人生的旅途不停跋涉，从不止步。
“也许我是走在一条漫游者的路上，从江汉平原到珞珈山，从珞珈山到北京城，又到德意志大地。我有时在白昼中行走，有时在黑夜中摸索。道路有宽有窄。它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它也会形成一个圆圈，甚至会变成一条死胡同。我的漫游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无人走过的路。”
也许是因为幼小的彭富春过早地失去了父亲的呵护，他从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敢作敢为的个性；也许是因为广阔而自由的乡村大自然世界赋予了这个田野之子强烈好奇心、求知欲和率真、敢于冒险的心性。在蹒跚学步的年纪，彭富春尽情的在田野中探索大自然的秘密，在节日和乡村大事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在老人们所讲的“古话”中知道了天地了来历，万物的产生和民间著名人物的生平；在大多数孩子还处在懵懵懂懂的状态的时候，他就向往着到学校中去探索新的生活和世界，渴望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改变自己的命运，憧憬去城市开展新的生活；他带着青春的梦幻离开了如巨龙般蜿蜒的东荆河的怀抱，来到江汉平原龟、蛇山脚，浑浊的长江水让彭富春心中涤荡着开创新的人生的豪情，雄伟的长江大桥让他感到惊奇与震撼，珞珈山脚、东湖水畔的武大校园中的中西合璧校舍，精心布局的树木让他陶醉在其春夏秋冬里的不同风姿，晨光暮影中的变幻景象。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彭富春从读大学开始就有着一边学习，一边漫游的梦想，他曾顺滚滚长江而下饱览其恢弘的气势和壮丽的景观，感受紫金山中山陵的帝王气象，聆听天下第二泉瞎子阿炳如泣如诉的琴声，领略群山委蛇、秀美而不平淡的太湖湖光山色，投入静若处子的庐山怀抱，朝拜过敦煌莫高圣地，当然也不忘瞻仰西安天子的陵墓。如果说珞珈山埋藏着彭富春无数的快乐、痛苦、惆怅、爱情、思念，那么身为皇城根儿北京的红尘中包含有无数的欲望与诱惑；如果说北京山的雄伟高大与地的宽阔厚实使得其中的建筑处处彰显出帝王的气息，那么拥有贯穿南北的莱茵河与掩映在大片原始森林中的众多合乎古希腊城邦理念的建筑的德意志大地就是诗人与哲人之乡。彭富春带领我们游览了内卡河南“御座山”巍蛾屹立的德国最美丽的王宫，引领我们穿过万木吐翠、神秘宁静的“哲学家之路”；参观了阿姆斯特丹的“王国博物馆”、“市立博物馆”和“梵高博物馆”中如郁金香一样华美的古典与现代艺术作品；他还带读者一起去拜访了莱布尼茨、海德格尔、雷马克与胡塞尔。彭富春的巴黎之行给我们全面展示了这座被艺术女神缪斯亲吻过的爱与美之都，罗马之旅更让我们饱览了这个被称为整个西方的中心的永恒的上帝之城的文化风貌；如果说巴黎是“一位风情万种的浪漫女郎”，那么罗马则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人”。无论是在那个城市，无论是在那个国家，彭富春总能迅速的把握住那座城市的灵魂，总能在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中获得思想上的升华，精神上的洗礼。漫游者的足迹既是作者行旅的见证，也是后来者的路标。
“世界上的漫游有种种形态，但最伟大的漫游是在边界上。因此最伟大的漫游者是那些跨越边界的人，是那越境者，是那冒险者。边界是临界点，也就是危机之处。危机本身包括了危险和机遇。但最大的边界是有与无、生与死的临界点。于是最伟大的漫游者是在有与无、生与死的临界点上行走的人。”
这是彭富春的独白，也是他最大的愿望与践行的道路。彭富春在这部独白散文中向读者敞开了他自己的成长岁月中的喜悦与感动、快乐与忧伤，让大家见证了他思想上的一次又一次飞跃与蜕变。如果说幼小的彭富春向往天边外的世界，走出养育自己的家乡是为了摆脱土地的束缚，逃过贫穷落后的厄运，甚至帮助改变家人家乡人的生活面貌，那么离开武汉则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更自由的翱翔在学术天地之中。武汉大学的四年本科学习生活，让受到系统文学艺术熏陶的彭富春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点，逐渐明确了将来的发展方向。他曾经徘徊在诗与哲学之间，但是他更“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成为箴言，成为格言，它具有闪电般的力量，撕毁黑夜的幕帐”。他在珞珈山盘山道上漫无边际的踱步，常常会冒出一些思想的火花；他在诗人与哲人之乡徜徉，学会了批判的思想原则。一方面，在这条寻访智慧之光的漫游道路上，彭富春不懈地攀登奋斗，吸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他又努力的和伟大的思想者保持特殊的关系——走向他们是为了更透澈的理解他们，告别他们是为了开创一条自己的思想的道路。或许在常人眼中，哲学家、学术研究者的思想发展和思维方式都是不可琢磨，高不可攀的，但是，在这部灵魂与思想的自白书中，神秘的面纱被揭开，我们分明见证了一个普通人的思想的成长经历和逐步逼近真理的艰难奋斗过程。
在这条奋进的道路上，有荆棘也有峭壁；在人生的长河中，有湍流也有险滩。生活的艰难不曾磨灭彭富春的顽强的斗志，无情的挫折不曾摧毁他向上的希望。孤独也许最能摧残人的心灵，但独居武大梅园的彭富春相反获得了难得的宁静的治学环境，获得了思想沉潜的机会。学术道路的崎岖与当权者的压抑不仅没有挫败他的斗志，反而激发了更坚定的斗争的勇气。或许只有写作才能让作者言说埋藏在心底的郁闷与痛苦，也只有散文才能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彰显写作者独特的精神魅力。
在彭富春的散文中，我们除了可以读到他对智慧的探求，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还可以见出他对家乡故土的深情，对父母兄弟的亲情，对家园的依赖。如果说在幼年家乡落后的面貌让彭富春产生了出走的愿望，青春的苦闷与学术上的压抑让他对彼岸世界自由的德国产生向往，那么多年的游学经历还是让他体味到了家园的温暖，意识到了他强烈的对故土依恋感与归属感。“经历了从武汉到北京，从武汉到德国的十年漫游之后，我感到我要寻找自己的居住之地，那里我的思想能够像松树一样地生长。因此，它不在于近处某种喧哗与骚动的学术市场，不在于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不断地买进卖出，而名利双收，而在于为思想寻找到真正的根基。当然思想的根基就在于思想自身。于是问题只是在于为思想找一宁静之处，不要让那种非思想的因素伤害了它。在目前的中国，也许只有珞珈山能够给我这片地方。正是这样一种原因，我成了一个珞珈山人，而且是永远的珞珈山人。”
人说“文如其人”。彭富春的散文就像他本人一样质地淳厚，真诚纯粹。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没有激情彭湃的感情外泄，没有繁复的修辞，更多的是直白的陈述与理性的思考。“田野之子”透露出孩子一般的天真烂漫；“青春的梦幻”揭示了年青心灵的不安与躁动；“思想者与写作者”让我们分享到思想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曲折的道路”中我们可以发掘出彭富春郁郁的心境与坚定的抗争信念；而在“在哲人与诗人之乡”中，我们又可以在字里行间品味到细腻、沉潜的情愫与严谨、缜密的思维。彭富春将激情反复淘洗，沉淀下的是对人生的透澈了悟；对愤怒一再反思，留下的是宽容与谅解；他把艰难化为了前进的动力，把不平的道路理解成人存在的况味。或许这就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漫游者最真实的情感表达，也是他能够影响更多甘于宁静的追寻思想深度的莘莘学子的原动力所在。
【李炜】
三自我持存的个体言说
“人是能言说的生命存在”（海德格尔），而人在世间的“居留”，正是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化作自我存在的印证过程。无论是从外部输入世界的表述，还是从内部升华自我的思考，刘川鄂的散文创作正是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编织进自己的文字，显现着一个人在世界之间的行走与思索，也是一个敏感的写作者在斑驳人世间有意无意的体验和发现，将创作主体和生活之间的深情对白，化作晶莹剔透的思想结晶，并在率性而为、任心而谈的文字间筑垒起个人的精神宫殿。
这种言说是属于个体的，然而，个体言说在中国当代的文化场域中常常是缺位的。多年来，“汉语书写者所呈现的语式基本上是一种权力的诉求样式”（张志扬）。我们已经面对太多林林总总的“权威”和剖析社会的“医生”，他们使用全权话语重新覆盖早已无意识的群体和剥夺掉“我是谁”的微弱发问。而真正的“个体言说”的特质是自由的书写——坚守自我书写的自由和尊重他人书写的自由。甚至并不计较书写者的思想能够覆盖多远，是否锋利而辽阔，它只关注书写者的态度有多真，情感有多深……因为，它只属于个体的自由书写。
让我们重新回到刘川鄂的个体言说，他的散文就内容而言主要有三大块：日常随笔、文学／文化批评和球评——日常随笔是“生活”，文学／文化批评涉及“事业”，球评则是“兴趣”所在。相对而言，更喜欢他的杂感文章（所以将其排在第一位），因为这类文字更加率真，也更加富有生活情趣，当你展卷细读，尽管题目不打眼、文字不拗口，但又常常爆出睿智之思、精辟之语，让人读的轻松，又能发人深省。譬如简简单单一个“味”字，却在作者跃动的思维点线之间，竟然可以衍射和演绎出众多的生活主题——“我妈做的酥肉、蛋饺、鸡汤、狗肉、血粑粑、糯米蒸腊排，样样都是上品。她蒸制的腊猪头上的核桃肉，香飘满屋，回味无穷，我半夜起床也会扯一两口塞进嘴里。”（《年味》）——这是饮食的“美味”；“管它难看不难看，只要‘有味’就行。这是一种典型的武汉市民生活态度。说某人好玩、有趣，叫有味。说某东西不错，叫有味。在人群中撑面子，好强，叫‘要味’。说某人不凑趣，叫‘冇得味’。”（《何谓世俗生活》）——这是一种“生活味”；“冬末农闲之时，得空邀亲聚友，饕餮一番……紧绷的神经得以在美味中放松，疲乏的躯体在美味中抒解，淡化的亲情乡情在美味中凝结。”（《年味》）——这是一种“人情味”；此外，还有人的“品味”、国人的“文化味”等等，让人不得不叹服作者观察之独到，角度之“刁钻”，尽管还有大量的发掘空间，但是一个“味”却也道出了众多的世间百态，或许，作者“要的就是这个味儿”。
应该说，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让刘川鄂的散文有一种张爱玲式的人生趣味，只是张爱玲的散文注重世间百态的审美观照与情感渗入，而刘川鄂则在书写和具体生活中，演绎着一个思考者与抒情者的角色互动，自觉回避那些被不断符号化了生活表象，而以严谨的运思和饱满的情怀，饰以生机盎然的语言，努力寻找这个不断世俗化、时尚化世界的另一种生命情态，触动人们疲劳的审美神经，重新审读出那些早已被我们久久遗忘的生命记忆。
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情趣盎然的日常随笔、生活杂感就能盖过刘川鄂评论文章的锋芒，只是表明那是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格——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情感充沛的青年批评家，常常用酣畅淋漓的语言表述，直逼事象的本真部位，并由此展开属于自己的理性演绎。他的批评文字锋芒毕露且思维敏捷，文辞洒脱流畅且辞锋尖锐，彰显出截然不同的叙述特点，也使得他的散文创作洋溢着一股强烈的个性风格和人文气息。
早在他那本深得好评的《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中就显现出这种独立的风格特征——他将池莉定位于“一个著名作家，一个平凡市民”，“一个会编故事，擅长媚俗的通俗作家”，综合地分析了池莉的创作特点和美学特征，在充分肯定池莉创作成就的同时，较多的注意到其创作的负面因素和某些硬伤，不啻为对当下“池莉热”的“冷思考”，虽然属于个例研究，但也是对当代文学病症的一次综合诊断。他反对世俗化，追求文学的纯粹与美好，抱有对文学事业的热情与热爱。在对作品严厉“苛求”背后，显露了批评家的严肃与执著。他在批评家系列随笔中曾多次提及“文学批评家应该举起左手来指出作家的描写特点包括缺点，还应该举起右手指导和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批评家不应沉默，沉默就是失职”（《呼唤有胆有识有良知的批评家》），这一学术道德、职业自觉方面的思考记录了他精神生命里的屐痕鳞爪，并饱满地呈现出一个学者学术生命的走向。他与李建军并称为“完美批评”的代表人物，在世纪之交（出版的合集《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批评潮流，带给沉稳前进的湖北文坛一股强烈的震荡。
由于学者一直站在学术的最前沿，所以他们最关注的往往是文化和人类的发展及其命运。90年代以来，社会的逐步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精神渐渐世俗化，知识分子放弃中心心态，站在边缘位置，用杂文的方式，保持学者对当下文学、政治、教育、传播、文化、生活、艺术等众多方面的关注和思考（由于与文学批评风格的相似性，特归于一个内容下）。刘川鄂后期的随笔在很多社会问题上，凭借高含量的思想价值，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读他的社会随笔，同意他观点的不失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也会感受到他思维角度的活跃。他讲易中天品三国，写到：“一个“品”字耐人寻味，它不是复述，也不是研究，而是“品评”，如同饮茶，当不得正餐，却也别有滋味”；“它提供的并非是在世纪转型期人们应有的知识养料和思想启迪，而是迎合国人泛政治泛伦理型传统文化心理的快餐、小饮和茶点。”（《易中天不寂寞，学术很寂寞》）。他关注热点现象的随笔以观点独特赢得读者的喜爱。如“经典的泛化，同时也意味着经典的贬值”（《慧眼识“穗”》）；“网络文学作品成在自由（可自由发表）败在太自由（发表太容易而简陋粗糙）”（《作家明星化》），思想深刻、文采斐然。对国学虚热，少儿读经，弘扬孝文化等传统文化热的现象，他表现出超然的清醒和睿智：《新年说“孝”》中他反对“下跪、讨好卖乖、老旧的孝”，提倡“平等、自由之上的人道关怀”；《少儿读经之我见》中，从质疑古代经典的合理性、合法性到反对少儿读经的程序化、制度化，都呈现出与专制文化、软性文化对抗的一种精神硬度。这种对峙需要力量，需要作家对自己拥有的文化价值的自信、清醒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从而形成他社会随笔中独特的文化格调。
球评是他生活中的另一个向度，就像“七匹狼”的广告：“男人，不止一面。”如果说，日常随笔是其“感性”面，文学／文化批评是其“理性”面，那么，球评可能就是他的“热情”面了——不同于短暂的激情，热情更加持久，尤其在一片萧瑟的中国球坛背景下，仍然密切关注国内外球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我看球就一定是看中国队，殊不知我不仅是个爱国球迷，更是个爱球球迷，我看欧洲高水平足球赛远多于看中国队。”并为此归结这样一句话：“在体育场上：爱国诚可贵，懂球价更高。若为精彩故，二者皆可抛。”或许，这才是真诚的体育精神，在盲目的爱国氛围中保持镇定，在他人的谩骂声讨中保持清醒，“不仅要作一个爱国体育迷，还要作一个懂体肓并尊重对手的爱体育本身也即爱人类的体育迷，为每一个精彩喝彩，为每一次努力鼓劲，包括鼓励对手的精彩表演”（《来自礼仪之邦的嘘声》）。
阅读刘川鄂的球评，并不是听“神侃”，读“唠叨”，体育和人生、运动和审美两种不同的坐标，却被一条隐秘的精神气脉衔连起来，因为在这些“比赛中，可以体会到诗歌、音乐一样的美感。”（《看球也是一种审美》）透过作者的书写，我们分明感受到它们之间的精神契合，显示了特有的审美趣味，也使这些散文超越了表层现象的差异，进而成为一种生命化、审美化的探寻和建立。或者，对他而言这些现象本身（如体育和审美）本来就是一体的，“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要把爱国、爱球与爱人结合起来。”（《来自礼仪之邦的嘘声》）正因为它们之间相同的血脉，刘川鄂不仅轻松地克服了写作难度，而且以极具个性化的语言、思想、体验，以及多年来学术训练中积累下的严谨和锐利，使得他的球评既异常地精准、独特又显得灵动、洒脱。
无论是刘川鄂的日常随笔，还是他的文学／文化批评，抑或有关爱好的球评文章，尽管主题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也不同，但都让笔者联想到“自我持存”者的精神气韵——“自我持存”意味着一种自我保有、自我坚守和自我承认，当下这个社会自恋的太多，但自知的太少，自恋在于感觉自身“拥有”的太多，自知在于明了自身“保有”的太少，尤其是那些有关爱、生活和自由这些渐渐远去的金色记忆，同时它们也是“自我持存”者常常言说的主题。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改头换面，“自我持存”早已脱离了马基雅维利的“源始概念”，完成了“自然人”、“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的时代转型，“自然人”的自我持存在于基本生存的抵抗、社会人在于民主权利的争取，而“文化人”的“自我持存”在于文化场域生存空间的清新认知和奋力抵抗。
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作为一种弱势文化，受到主导（或官方）和大众（或民间）“力场”的双重牵引与挤压——既有主导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制约，又存在着大众文化的资本和利润的诱惑，造成它在多种引力作用下的变形。而刘川鄂的散文正是多元并存格局状态下的一种书写和坚守，其实与他而言，写作不需要任何理论来指导、来验证，如同“自我持存”本身其实也并不需要某个理论家详加论证，它就是一种状态，“自我”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学之于我，是生命意义的主体构成。……我没什么文学成就，但文学已成我的生活方式，对之，我坦然欣然，无怨无悔。我和熟悉我的人都不能想象，没有文学生存的刘川鄂，是个什么样的生存。”（《邹贤敏先生和我的文学梦》）这就是一个自我持存者的个体言说。
它发源于一个人最初的和完整的生命本体，最终抵达的是一个人能够多大程度上保有的丰富情感，掀开的是一个人最后的生命温度与感动。（关迪、李汉桥）四走进历史之纵深——李辉的随笔
李辉出生于湖北随州，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是贾植芳先生的弟子。李辉的学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巴金的研究，他与陈思和合作的《巴金论稿》资料详实，富于学历，从内部、外部等各个方面等分析了巴金思想的形成因素，充分显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理审慎。
李辉毕业后来到北京成为一个记者，同时他还是一名编辑，一位作家。也许正是因为他身份的多重性，当很多文人都趋于利益和名利来满足大众口味时，而他，却选择了一个相对而言不被大家所关注的话题，甚至对很多人而言，可以说是一段灰色的记忆，那就是文革的历史。他自己在文中也毫不忌讳地说自己所选择的话题是年轻人所不关心的话题，可是，这却是他感兴趣的，同时，却也是能发人深省的。他以写传记而闻名，他笔下的人物，不是当今活跃文坛的佼佼者，不是叱咤风云的领导明星，而是那一个个正在被我们这一代遗忘的历史人物。有我们所熟知的，胡风、周扬、沈从文等，也有我们从未闻过的，黄苗子、孙越生等。那一段远去的历史，在他对这些人物的描述中，渐渐清晰起来。《沧桑看云》，我们看到了那段沧桑的历史，那些历史人物的矛盾与无奈。曾是时代舞台主角的他们，转眼间，却沦为政治的悲剧。《陈迹残影》，他重新寻找破碎的记忆，以还原一个完整的萧乾、黄永玉，他在那些逝去的记忆里游走、寻觅着。《话语空间》，他与人物对话，在一次次交谈中，交杂着他对现代社会深深的忧虑。他钟情于历史，可他也写游记，可是他选择的点却依然是出奇的，《漫步瑞典》，我们看到的是监狱、酒鬼、墓地，还有官员的工作纪实。那些不曾被人喜爱的话题，却在他的笔下，徐徐展开。
与我们当今很多新生代散文作家不同，李辉的文字是朴实的。没有了那些华丽辞藻的修饰，那些人物、景致更给人以一种真实感。他们曾经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于我们而言，那已是太遥远的事情。我们只是在历史课本中，知道他们的一点概况，对于他们的记忆，也只有历史课本上那个轮廓的描摹。而李辉则是在一点一点的叙述中，将他们的形象描摹了出来，没有浮夸，只有纯净的叙述。他似乎都懒于用一些散文化的手法来修饰它的文字，似乎只是将文字有章地罗列出来，自己就带了那样一种情感在里面。周扬的矛盾，“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历次运动中，他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但同时，宗教情绪或者其他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姚文元在一次次历史运动中的决断，“反右期间捕捉时机，向一个个‘右派’作家高举‘棍子’；‘文革’前夜大打出手，以批判《海瑞罢官》而揭开历史浩劫的序幕”；郭沫若在个性与领袖崇拜间的抉择，“长达十年的‘文革’，郭沫若始终把它与毛泽东视为一体。不管其间发生何种意想不到的变故，他始终因为崇拜心中的太阳而去歌颂，而去‘非己’”，在特殊的时期，他选择了抛弃自己的个性，然而最终却仍然没有摆脱命运的玩笑。李辉正是在这一点点细小的刻画中，带出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那些人物仿佛是从历史中走出来，在述说一样。在李辉的描述下，这些人物似乎离我越来越近，那段历史也越来越清晰。漫步瑞典，他仿佛是一个导游，将他眼中的瑞典一点点掀开，用的却仍是最平常的话语。监狱是温情的，轻松的，“这里和所有公司、机关的职员的办公室一样，弥漫着轻松平静的气氛。没有武器、没有警服，连一点儿监狱冷冰冰的感觉也没有”；墓地是温暖的，“这里感觉不出阴森和荒凉，与周围流动的车与工人，与每日变化跳跃着的世界，也没有形成强烈的反差”；瑞典人却是时而内敛，时而夸张的。面对同一部喜剧，别的观众或许是捧腹大笑，捶胸顿足，而瑞典人，却是“只能引起轻微的笑声，如此而已”；然而，在某些特殊的节日，他们却又毫无顾忌，彻底的放松着自己。在李辉朴素的描述中，瑞典也渐渐清晰起来，仿佛跟着他一同去瑞典走了一遭。
同时，在描写这些人物时，他踢掉了那些曾冠以这些人物的历史框架，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公正、客观的加以呈现。他写自己的老师贾植芳先生，他也有犹豫，写了改，改了写，可是最后，他还是坚持着应该“走进历史的深处，而不是应该走到老师的深处”，他只是将老师的状态客观地呈现了出来，没有更多的修饰，也没有更多的赞誉之声，可是那些来来往往的信件放在那里，却使人不由得生出一种感动。他曾写道，“我自觉我并不偏颇也不偏激，我崇尚做人的宽容与随意。但是，我无法接受虚假，更不能认同虚伪。当看到流行于市场的那些虚假的、思想苍白的、哗众取宠的所谓历史纪实作品时，我不由产生一种忧虑与悲哀”。正是秉承着这样一种态度，他重写了这些人物，为历史澄清。
在面对每一个曾经鲜活又或是历尽劫难，或是叱咤风云，或是跋扈一时历史人物时，他都面临着内心的抉择，在文革中，很多人都是悲剧的，有时就难免生出同情，然而，李辉所想写的，并不是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尽管他也认为那样也会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他更宁愿将他们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客观地道出他们性格里的复杂性。写吴晗，吴晗的命运让人很同情，那一篇《海瑞罢官》，将他推进了历史的漩涡里，可是，在李辉看来，这样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历史的因素，却也包含有吴晗自身思想变化的因素在里面。他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身份出现，也终使他的思想也跟着发生了变化，由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个体的独立思考，到集体有意识对个体意识的遮蔽。正是吴晗思想的这种变化，导致了他命运的悲剧性。
李辉笔下的人物，不是教科书上好与坏、善与恶的简单定论，而是一个个充满个性却又逃脱不了时代命运的复杂的人格。在李辉看来，一个历史人物的形成，不单单是历史造成的，个人因素同样也不能忽略。就如周扬，是他一手促成了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可是，这仅仅只是历史的作用吗？李辉指出，不是。周扬的个人因素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胡风与周扬的矛盾历来就有，而在周扬那里，心里或多或少必定存有芥蒂，所以当胡风沦为阶下囚时，他是没有内疚的，或许还有一丝报复的快感。这就是周扬，也会存有个人私心的周扬，他没有我们想象那般正义。可是，当今的我们，却很少敢于这样大胆地去描写他人格的缺陷，而是一眛地赞扬或是批判。他写郭沫若，不是一眛地赞扬他《女神》、《屈原》的成就，而是将其缺陷也一同展现了出来。我们都深熟郭沫若的才华，可是在“文革”时期，他却摒弃了自己，全身心地崇拜着伟人，歌颂着伟人，围绕着毛泽东这个太阳旋转，全然失掉了自己的特色，以至于创作出的作品也失掉了自己的韵味，只是反复的歌颂。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点怯弱的郭沫若，在时代大潮流前，他选择了潮流。当然，我们不该责难于他，环境有时候逼迫着人们去改变，甚至是颠覆自己，而他以及更多的人而言，这都是无奈的，只能喟叹。
李辉的文笔朴实，可是朴实之下，却是哲理与抒情的双重展现。读李辉的文章，常常能在细小精微处，体悟出对人生、自然的思考。他是在撰文，可是却也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在对聂绀弩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要从容，“从容，是一种态度。从容，是纷乱风云中睿智者的冷静。从容，是坎坷人生路上潇洒的微笑。从容，是把握人格走向的执著与坚实。从容，是才华与精神的随意挥洒”。“人最难做到的是以严峻的自剖精神来面对自己。崇高或渺小，辉煌或尴尬，英勇会怯弱……一个人可能会经历过其中的任何一种，但在回首以往时，常常宁愿淡忘所有的渺小、尴尬与怯弱，在一种认为建造的虚假氛围里，陶醉于以往的留恋。”“思考会让人永远年轻的。”“有所醒悟，有弥补，教训才不至于仅仅是教训。”……李辉他是在描摹一个个历史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这却也是在告知我们怎样去面对社会，个性有时候会成就一个人，有时也会毁掉一个人。在历史抉择面前，是服从于内心，还是服从于利益、需求，这都需细细思量。不仅是对人生的思考，同时在他的文中，也见出对自然的思考。“谁说草木土石没有生命、没有情感？它们一直在按照自身的规律生长着，相互伴随着。”和谐才是人与自然相伴的真理。
李辉的文字富有哲理意味，却也不乏散文的抒情风格。“秋千，还在我们的思绪中摇荡……”，短短的一句话，却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想，周扬那矛盾的个性，正如同这秋千一样，前后摇荡。他不善修辞，可是却也能在适当之处而使用，使悠悠的历史也带上了淡淡的抒情意味。聂绀弩如一只独立不羁的鹤，“它飞得很高，却‘高处不胜寒’……它欲潇洒地飞潇洒地唱，翅膀却被风摧伤，一滴滴血洒在它的小道上”。而郭沫若，却是“太阳下的蜡烛”，毛泽东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太阳，而在这太阳照耀下，郭沫若却甘心做了一支蜡烛，消融在太阳的光辉里。而在写作时，李辉也时常感觉无奈，“我的手脚，我的思绪，在网眼里伸来伸去，飞来飞去。一会儿仿佛轻松自如，摆脱了羁绊，可一转眼，却又被网绳挂住，缠住，让你吃力地扭动身躯，无奈地叹息”。他恰当地道出了梁思成心中的政治与文化，“前者短暂如过眼烟云，后者永恒如山川河流；前者危险而龌龊，后者单纯而美丽”。他眼中的冯亦代，如“一位巨大书库的导读，不厌其烦地引着人们在书架之间穿行”。
《沧桑看云》以及《陈迹残影》都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描绘，这些人物是一个时代历史的缩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描写，可以有利于当今的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历史，而不是误解历史。而李辉却又不仅仅是在描绘历史，描绘历史人物，而是在告诉我们对待历史的方法与态度。历史，已成为过去，是非对错，我们不能只单凭个人好恶或者是某些片面的资料去加以判断，而应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审视。任何的历史都应有相应的史料作为依据。回看当今社会，历史正在被遗忘，正在被娱乐化、大众化，而通讯信息的发达，或许多年以后，历史将会以另一个完全不似的面貌而存在，而那样的历史，又何来存在的意义呢？他不是一个史学家，可是当他在为这些历史人物作文的时候，却是怀抱着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去做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比历史学家更为公正，更为冷静，在他看来，“一个史学家，你研究历史，就应该有你历史的见解，应该有个人的独立思考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见解，人云亦云，或是根据政治的需要不断修改，这是非常要命的，非常值得警惕的意识缺陷”。而他，却正是这般做的。他写历史，不是仅仅依凭于现有的史料，而是尽力去寻找那些不在记载的史料，探访那些仍留有历史记忆的人，以力求客观。当然，文中也不免带有一点个人的色彩，可是那一点点却也是不失偏颇的。
另一方面，对于历史的描绘，也是对当今现实的一种拷问，而这，也是李辉写历史的最初动机。“怎样从他们身上吸取教训，然后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历史感兴趣，而要研究这些人的命运的最初的动机，我现在也仍然把它作为推动自己创作的重要因素。”“反省，是精神的追寻，是为了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健全，是为了我们不再重犯历史的错误。”他是在反思历史，可是却也对当今一代精神信仰的缺失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利益化，功利化，李辉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人难道就应该成为金钱的奴隶？就该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丝毫社会责任感？就该完全抛弃以往的道德？就该没有信仰、没有理想？”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盲目的崇拜只能带给我们更大的混乱，精神的重构，不能重复以往的过错，不能只是沉湎于历史中，而更应该反思历史，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
“历史悠悠。精神状态的建构，无论如何也不能重复往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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