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作家和画家似乎太多了，然而，当我们挑剔的眼光打量周翼南的作品，一种带有生命力的文字和线条自行从喧嚣的艺术炒作中脱颖而出，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与心灵，这是他的作品本身所独有的魅力与气度，无形中就与其它创作拉开了上下优劣的距离。
周翼南，1941年生于湖北汉川，屈指算来，他发表作品的时间至今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在这悠悠岁月中，一个人面对时代生活必有声音，而承载这种声音最多的莫过于散文。生命如何经历，怎样蜿蜒曲折、悸动和感激，都在这些文字中了，所以，当我们再次抚摸这些从前的篇章，也就等于抚摸他的生命特质与人生轨迹……一诗画合璧：周翼南散文论
一、文人风骨
对于周翼南的散文创作，首先必须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对人的关注，或者，推而广之，是对人性心灵深处一种毫不畏惧的深掘。这种批判与挖掘是带着追忆、思考、与悲怜的。由于作者所处的特殊时代，因而他身上流露的是整个时代的创伤与痛苦，有血的悲剧，泪的煎熬，心的折磨。散文贵在真，动在切。周翼南所做的不过是真切的描述他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演绎的是至朋至友至爱，在这当中，你会见到栩栩如生的人们，悲凄动人的画面，痛不欲生的人生，及随之而至的置死而后生的透彻。因为“文革”，因为一场血与火的政治斗争，因为人们的麻木与无知，可贵的生命捐给无知的意识，带来了一场场生与死，火与冰的仇杀，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悲剧，酿成了一个国家的浩劫。于是，曾经的礼仪之邦又笼罩在一片灰的世界，雾的迷茫中。不管是饱读经书的仕子文人，身份卑微的贫苦大众，还是未来栋梁的毛头小子，都纷纷在这劫难中分散离合，各倒一方，只留下为数不多的仁人志士遭受非人般的辱骂与欺凌。
不要惊恐，也不要怀疑，这是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这是无可更改的人类历史，这也是一个庞大无比国家曾经有过的耻辱，似鸦片战争般的屈辱。如果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那么十年文革，十年浩劫则是一部同胞自相残杀的血泪史。画面，可以从过去找回；反省，则需从此刻做起。周翼南以他的良知，凭他的勇气记述了这断代的历史，他非要揭露什么，批判什么，他仅仅想传达他的“仁”，他的“义”。所以说他身上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气息，也就是那种被称为“文人风骨”的东西。
最能体现出这种风骨的恐怕要属他的记人散文，而其中给我最深震撼的莫过于他的《刃口上的生命—王振武祭》，这是一篇对挚友的深刻呼唤与剖析。难能可贵的是，他没将一位破落的文人作家写成是“高”、“大”、“全”的英雄，亦没有给予指责和非难。（这是周翼南的忠厚与老实）这仿佛是个浓缩版的中国历史图。王振武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代知识青年的代言，他的悲剧是社会悲剧＋个性悲剧，因而更具呐喊效应。王从个人而言，是位极具浪漫气息与执着的人，他不会也不曾背叛他的理想他的信仰。可是理想信仰却在无情中将他抛弃，彷徨一生。于是内在的追求同外在的否定发生摩擦不容。振武的悲剧就在执着中产生、发展直至将其湮没。但非仅将过程展示，周翼南所关注的不是甚微的执友命运，他所牵涉所凝视的是隐藏在其后历史的真实，人性的思考。“文革”断送了一代人的前景，泯灭了善良人们的良知，蒙蔽了无知少年的双眼；当一切在梦醒之后，许多人处于的是彷徨、无助与空洞中，似已遗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王振武就是这当中的代表。周翼南将此画面呈现给我们，赋予我们思索的权利，唤醒我们对不堪往事的追忆，鞭策着去寻找一个光辉的未来。因而他真切、苦楚但非绝望与不安，只见到终极关怀，人文精神闪烁其中，让悲观愤恨远离尘嚣。
文人风骨不应是狭窄的定义，而应富于广泛的内涵。自古以来，“风骨”是真正文人身上不可或缺的灵魂，是如水中花，镜中月般为历代仕子们追逐，它包含着“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二者的完美结合。在谓“清者自清”，在高唱“世人皆醉我独醒”，在“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勉中，却不忘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俱欢颜”的广阔胸襟，也坚持着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恒心与毅力，更有魏晋仕子嵇康“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当然，文人自身所具备的超群佚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让这种精神焕发出或气拔山河的豪气，或婉约动人的纤细，或见花落泪的惆怅，在情感的升华中我们的感动溶入其中。这种风骨铸出一代代文人名士，有那“不为五斗米向乡间小儿折腰”的陶渊明，有以自我的叛逆来反抗黑暗社会的竹林七贤，还有狂放不羁高唱“大江东去”的苏轼－－－－－所有的人都将风骨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地展示——李泽厚曾说这种风骨应当属于“儒”与“道”结合的风骨，我觉得也对。其实推而广之，这更是千百年来饱读诗书而又不甘平凡的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良知文人们在重创、在失落、在责任、在使命的磨练中铸成的一个楷模，一种默许成文的“范式”。时间的流逝，岁月的冲刷，世间的变迁丝毫没有消磨湮灭它，反而在沉沦，在一次次现实打击，历史的锻造中将它加以巩固和发展。于是，周翼南将此种勇气，此种风骨在历经数年的艰难中保留下来，且并非一种文物出土似的原封不动，而是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新的使命。
周翼南做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他从未放弃这种风骨，这种气度。文人确有风骨，可非时刻的拥有和挚着。艰难的岁月，人生的抉择，命运的考验往往叫人给遗失了。“独善其身”再现代社会显得是何其不符、痛苦、难以自拔。对于儒家始祖孔子这千年前的教诲，古来尚有几人能无愧于心？“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未曾做到，曾经悲悯卖炭翁的白居易晚节不保，这个绵延到了“文革”的大批文士－－－－－所以周翼南显得可贵。从他不经意的叙述诸如《妻子》《白发在阳光下闪烁—记诗人曾卓》《往事三忆》中我们扑捉到了由点点滴滴生活构成的真实的他，也自然地欣赏到此人的节超与高尚。在任何痛苦折磨中他没有推翻曾经的誓言，没有违背友情的厚爱，也没选择怯懦的逃离；他挺着，熬着，祈望着明天，真个“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的精神和人格中包含着那种中华民族“忍”的特性和生存的意志，而非带着雅士落花伤春般地清吟“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的感伤与厌倦，亦非伴随“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身”的叛逃与挣扎。因而他的散文是丰富了文人风骨的内涵并将此赋予一种现代气息时代精神。而十世纪来，我们高呼人的解放，个性的自由，我想不过是另一程度的认同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翼南正是凭他独善其身的历史和人生积淀了一种美学形式的崇高。朗加纳斯曾说过“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我们中国也有句古话“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他的散文渗透着他的生命之流。
与“独善其身”人格相存，与个性自由解放相辅，并更富有深刻社会意义、人类前途的是一种更为神圣伟大的“兼济天下”，这两样的有效结合构成了文人风骨的完整意思。其实，单单做到“独善其身”远比“兼济天下”容易得多，二者是“小”与“大”的关系，同时前者非后者的必要条件和绝对的结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身于草莽，心系天下”说的容易，做时却步屡维艰。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提倡“忧患意识”，可如何将忧患转为行动，需要的绝对不仅仅是勇气与挚着，更要借助智慧与领悟；所以“兼济天下”更只是被高束的文人理想与触不可及的梦幻。无数的“兼济天下”者成为了历代文人的朝拜对象为千古人们所称道，流芳百世。毕竟从最终实现结果而言“独善其身”让清高的文人易于陷入一种空洞、自悲的生命意识，常常伴随的是本体的虚无与飘零，生命的不甘与挫败，因而是抑郁的，不完整的。他们从最初羡慕“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南阳卧龙，到以“不以物喜，不一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广阔胸襟激勉自我、奋发图强，直至最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万丈豪气，义薄云天，表演着从古至今的性情发展。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兼济天下”是绝对的失败，去除主观意图后的无可更改的客观事实来看，即使有某种意义的推动。所以，在这批仁人志士披荆斩棘时，曾经的同盟者不屑同流合污时，只能被迫走向一种隐逸、宁静、远离世俗的桃源世界：以此寓彼，东篱寄情山水于悠悠南山，以“心远地自偏”去拒绝门前车马喧，却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中将“仕途”“天下”参为一种泛化的人生悲凉，本体飘渺；摩诘则经历着从“新丰美酒斗十斤，咸阳游使多少年”的景象到晚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虔诚教徒的转变，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中，王维将报复理想冲合成普遍的宇宙意义，放逐了“兼济天下”；饱经了风霜，远瞻了古人后，东坡居士甚至无心回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沧桑之歌，只是朴质无华，恣肆怒骂，带着半俗半佛走向了一种未能彻悟，却隽刻理趣的人生意味，他的“大道”在现实中破灭，却在幻灭中重生。从此，苏轼成了文人的理想标本。“兼济天下”的“大道之行”也渐渐认同了这种人文理想，确切地说，是封建时代的文人理想。
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代文人的“兼济天下”更多的是烙上政治性的，其围绕的主题乃是同自我抱负施展紧紧相连的建功立业，平定天下，少了对人这个本体的哲学研究与探讨，其所关注的对象是朝外辐射型的，对本身精神家园缺乏形而上的追问。（当然，我们不排除具有相当主观色彩的道家，但从主流文化和形式而言，依旧是儒家经典的占据）。
而在周翼南那里，侧重点起了变化。他将其焦点投射到的是重返家园后“人的关怀”，具体地说，就是对人精神家园的重新建构，并去除心灵中丑陋的一面，尽量表现和获取更多关于精神—肉体高尚的一面。这无形间更多带有人的自觉，极具理性思考，却不失人文味道，表现了一种革命姿态却又因其亦庄亦谐平淡自如的叙述中冲淡了政治色彩，突出了人的内在本性和个体修养，凝聚的是人格的力量。与此同时，周翼南以特有的方式重新阐释他的理念，他的思想，即对“兼济天下”另一意义上的赋予。与古人不同的是，周翼南所截取的层次和方式是舍弃了个人化过于强烈的某些特质，不是从“自我”这一小个体出发而是投射到对其所属群体的推崇。这一做法具体表现为他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向我们推荐一个个文坛或画坛的无名英雄，以此积聚力量来施行他的“兼济天下”的重任。这样，就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加强了现代社会“兼济天下”的可行性，假此道亦可曰“以文治国”。还是一句老话，时代所赋予每个人的任务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人所坚守的阵地是不一样的。文人所经营的应似麦田守望者那样警惕着外界的侵袭，保持心灵的处女地，实现完美的人格操守。
因此，周翼南“兼济天下”苦心孤诣的建设，固然有相当多的局限，譬如说他将其相当程度倾注于文人同胞们，故缺乏一种广阔升华的可能性，一句话，即基础的狭窄。但他极富思想和目的的经营过程和获取的最终效果是不容小觑的，而且在相当广度上起到文化传播、历史记忆的警钟作用。所采用的方式就是用他苦心建筑起来的崇高与滑稽来制造一种惊恐的情绪。这种情绪是让我们意识到过去的可怕，产生厌倦，在视觉影象的冲击和菲林的拍摄下重审灵魂，重温旧的梦，达到人格在现代物质社会逐渐放弃中的重新登陆。本来，崇高与滑稽是大相径庭甚至两相对立的美学概念。但所囊括包含的价值在某种意义却达到殊途同归的效应。周翼南借这两种方式彻底粉碎了曾经高扬的丑陋，不愿眷念的戚戚悲凉。不过，无论是幽默的嬉笑，还是凝重的陈述，其效果都是一种教化与感悟，触及的永远是不忍揭开的疤痕。可以这么说，他的散文凝聚他文人的风骨，所以自然流露出的是振救文明，重塑精英的意识。与一些散文家不同的是，他所投注的不是舍取历史碎片的文化苦旅和笼罩哲学光辉的理性求索，亦非一种远离世俗糅合着自我修行的宗教皈依，而是一种退居社会边缘，高瞻远瞩式的思索。将生活、生命、人生同一种载道、义理结合起来。既充满生活意趣，又不乏生存空间、生命之源的探究。
总体说来，渗透在他文中的始终是挥散不去的风骨，这种风骨支撑和决定着他的创作，使其散文既充斥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吁呼之叹，清扬着“制支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芳香之气；又抒发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郁郁之情。不过较之古人较之前代，周翼南又可说是幸运的：他没有走向以身殉国的屈大夫的穷途末路，没有延续饱受心灵痛苦的阮籍的曲晦达意，更没有必要效法老舍不能承受生命之痛而通向死亡之行——他的幸运在于他风骨的展示是在暴风雨后较为开明之际，让他能将似轻烟而又梦幻，似沉重而又喟叹的历史、人生、社会以心抒写，却又不曾有不可抵御的挫折与阻饶。因而建立在其风骨之上的漫步历程是启迪、传授性的，将伤痕摆出，去除“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感伤与忧郁，只在激发一种自觉的意念、深邃的思考。悲怜只是达到本质探索的媒介，传播与张扬的精神才是最需的旨意。在当今时代，我们所缺乏的正是对传统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记忆。“风骨”是我们的盲区，“个人主义”是我们的误区。媚俗的大众文化让我们忘却了历史，忘却了责任。
周翼南的痛苦与烦忧在于表面的政通人和下隐藏的是一种思想的禁锢。对于那些为十年文革深深伤害过如惊弓之鸟的前辈来说，沉默是最好的避难所；而在那些丝毫没有这种历练的后生来说，文革只是一场演完的没有记忆的故事，时尚才最重要。他们要做的事业是建立后工业的伟业。但周翼南却无可放弃，又无从选择。创伤是无法掩盖的，带着脚镣的舞蹈是缺乏创新和生命力的。所以，周翼南舍弃了历史的记叙，因为一种禁令；放弃了充满瑰丽的虚构，因为鼓惑人的心志；也不愿寄情于山水，因为那样会遮蔽易逝的责任易忘的尘世，苟且偷取片刻和祥。他将艺术人生的最大半献给了“人”的意义的朋友，高行健、王振武，曾卓、绿原、聂赶因……因此他的生命与文学朋友息息相关。
二、人生境界
周翼南的文人风骨贯穿着他的人生境界。关于境界，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王国维的三种境界倒是颇具概括之意：“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表现的是惆怅与无助，充满着“我”之探索的悲凉与孤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寻求的是执着，渗透的是坚定的意志，极端明朗的主体；“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却展现着透彻后的人生，飘零升华后“我”的回归，是梦幻与现实网织的最高境界。其实，说穿了，人生境界不过是对情与景一种强化为主体对象后所透露出的高妙趣味。而周翼南散文中所表现的境界，也可与此三界沟通，这三界也是他风骨的具体分化，并能很好地将其神之凝聚菁华天女散花般融入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理想体系。
第一层次应当说是他的艺术理念，人生理念—美在人生。对“美”的追求，“美”的赏析古今一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曾经认为人生境界就应当是审美。（而他的审美是极具政治与功利性的，造成了一种美善不分）不过在极具政治色彩美善不分背后，我们所探到的却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与失落，一种对茫茫大地无法把握的思量与感叹，一种对平庸人生短暂的不解与怀疑，且这种情怀直深入的是不可知的未来之路，引发的是代代英雄的长吁短叹：从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沉郁狂放，到张若虚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岁月蹉跎，生命、人生总是在不断怀疑，不断消解中完成了他的超脱，实现了价值的转变。因为短暂，所以停驻；也因为短暂，所以珍爱。可以这样断言：人生给了我们值得珍惜的“美”。“美”是什么？不过是由岁月、历史堆砌而成却无法完成的多彩生活。这种生活是从内心缘起建立的完备人格，可以是“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英雄义气，也可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幽幽空明，更可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恬淡之乐。没人规定人生需要怎样或应该怎样。它不必像历史那样去圈定着他遗骸中的确切之意，人生不过是众人涂墨，各自张罗，细心而成的万人图，或寒鸦点点，或嫩绿枝头，或春江帆饱；总之，它是你意念的创造，它是你生命的放纵。能看清你的人生，能享受你的生活，细品那点点滴滴梧桐叶落后的深秋，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丝竹，你可能已获得此中美的真谛。美不过是在人生，在这个你哀叹“逝者如斯夫”的光阴，在这个压抑你“终身履薄冰”的强权，在这个使你拥有“春风得意马蹄急”的快意之时——你所建设的，你所布局的，你所点缀的是千山万水，一泓泉水，一片幽林，一丝画意，万古沧桑的人生图库。
周翼南的人生是用白色建筑的洁净，闪烁着晶莹剔透得明亮；用兰色建筑的梦幻，充满着浪漫后的忧郁；用红色编织的情义，处处洋溢着爱的温馨；更用黑色打造幽默，凝视着片片散去的血泪。这看上去似乎是冰凉中的燃烧，绝处中的再生，给你缤纷多彩，却又柳暗花明。鉴于人生的种种，周翼南更多的不是执着或沉迷于景的建构，也非凭借一种可以支撑退守的小说体例来完成心灵的填充。他选择的是活生生充满生命气息或背负太多坎坷经历的人有上面所说作家王振武，曾卓，碧野；有画家李世南，聂干因；也有平凡如常人的妻子、晓畅等。“人”是他文中的灵魂，“人”是不可推翻历史的见证。正如周翼南自己所说，写人只是想从那些组成完整历史的威力中去重振碎片，其目的只是还原一点真相：历史的或个人的。这当中就有极强的生命意志。从他许多散文我们可看出，周翼南描述的人大多有文革的伤痕。周翼南所点染的是隐藏在人背后的一种错误结构—政治结构。人生结构＋职业选择＝生命的片段。生命的片段所串接的是冷静的战栗，近于失重的感觉好比纸砚？，悬于我们迷乱深蓝的天空，在天旋地转中瞥见了最诱人的停留之美。这种美不管是如王振武般悲剧化的悄悄人生，还是如曾卓的不平的身心磨难——总之，这种美是开在无数由生命奠基的人生之上，它或许是吸着人血的婴粟，或许是疲软后的沉沦，或许是故事中的最后一次记忆，但他永远是人生旅程中的深深隽永。人生有美有丑，但它一旦以一种艺术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抹之不去时，它就会印成一种或崇高或悲剧或怜悯或有氧气的永恒美。我想这可能就是周翼南的理念与初衷。好似一些导演或画家艺术家一样，竭尽全能地扑捉生活点点，组成岁月之歌。“人”是不可或缺的，人是平等的艺术对象。在周翼南的记人作品中，我们没有见到英雄，只接触到一批批真实的人，即使如胡风类的大名人。不过，须指出的是，周翼南所诉人生无论从时代或覆盖面而言，都不能说代表相当广泛的意义，某种意义上升说更像是古老留声机下播放的流行歌曲，人是昔日象牙塔中的经过流年渐渐褪脱光芒的，人生是驻停在逝去年华使人不解的。
第二层次通过运用的创作的形式—交流性、现实性，从而达到交流后的“悟”。时代的局限，受教结构形式的拘离，让周翼南这一代作家的起点和落点始终是围绕着德性、良知，其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创作意图、心境的交流性。所谓交流性就是使本体自我明了，达到思想与多数人的共鸣。在周翼南这里，交流性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实体与人之间的交往，特征是记认为主；一是使主体自我明了，达到思想与绝大多数人的共鸣，即直抒胸臆。这当中不可避免地同现实连在一起，刻上的自然是真实的烙印。我们先前说过，周翼南这一代人是具有相似性的：他们刚刚逃离的是血腥暴力高压政策下的社会，步入的又是充满荆棘尚未完全建筑的新社会，因而一旦有了机会，他们所迫不及待的是“布道”。不同于他前面类似杨朔、秦牧等老一辈大散文家洋溢赞美之词的光明颂歌，也不同于其后似余秋雨般畅游历史实现他文化苦旅的思吟，周翼南进行的永远是平铺直叙的侃侃而谈，他给你的不过是许多的普通人，不过是我们未曾目睹的历史，不过是积淀心中未曾爆发的情感。因而我们说他创作是富有意义的交流，而非一种逃离众生理解与明了的象征化的抽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形式无形间消解了丰富的或是可继续挖掘的深邃精神，导致一种简单化、平面化，无论从思想还是形式而言。在这点上，我们需探讨的就是作家的投射点作家自身定位观察及其后作家的境界。
从与周翼南的对话中，我所深切感到的是他思想的来源。他所要进行的使命只是从纭纭众生中选出最普通的人，让普通人来填充真实历史的建钩，这就让普通人身上最能凝住“人类处境”的有意义。在此，我依旧想提出他所记叙的王振武其人。王振武是位普通人，但又高于普通人。从他的人生经历而言是复杂的，充满了灵动张扬的意义生命，但他身上同时又潜伏着一种文化危机。这种危机就是他思想与现实的撞击，从而造成了一种无从释放的自我毁灭。可以说，王振武的艺术成功来自于时代，同样他的人生悲剧也来自时代。时代的符号，让这个普通人给了人们以交流的认同及可能。其实，周翼南笔下大部分人都是具有此种特性，像周代、高行健等等，他总是抓住其富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当然，一种精神一旦被格外提出并作为中心阐述对象后，其他更为具体入微的细节难免会被忽略掉，其后果就是形象的抽象、单薄，似漫画般只留下“神”来，少了形来之笔。自然，在众多人群中很难有绝对的区别。所以说周翼南的记人散文的缺陷就是对比性：人的对比。但要注意的是，对比是从整体而言，而非狭义的单篇范畴，像他的《刃上的生命——王振武祭》《白发在阳光下闪耀——记诗人曾卓》形神兼备都是难得的佳作。
因为周翼南选择的是一种交流性形式，他的思想又是处于记忆活跃状态，所以在创作手法上是采用的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他围绕的仅仅是“唯情感长存”。情感，是飘零后深埋于地下的片片落红，是弥漫在遥远荒郊的萧瑟，是无计消除的铭记。既然钟情的是情感，那么现实主义比抽象似的象征更晶莹剔透，更不会有变调的嫌疑。可以这样断言，周翼南的境界是要用他的笔为他的道德理想服务，其所产生的威力是灵魂的爆发。
第三层次，诗画交融——凡尘中的超脱。在上面，我们早已通过点滴的描绘明朗化了周翼南的创作特色。不错，周翼南的散文给人最大震撼之处就是他的植根人间，植根世俗。这种植根由于需要的是“俗”，因而是蓬勃着生活之气，充斥着平淡之意，且这种气息与意蕴是在伴随着岁月的蹉跎，人生的磨练，呈现洗尽铅华后的朴实。周翼南选择的是现实生存状态，所以他注定要依靠凡尘闹市实现他的皈依，他的圣洁升华。佛经上曾说佛祖选择的是桑树下的涅磐，而周翼南走向的是尘世间的蒸发与脱然。至于这种超脱是否为一种彻底性、决然性，我们不可断言，也不可揣测，但至少从某些表象上我们可寻到作为凭据的信息。
具体说来，就是他前期作品更着力于批判的挣扎，而后期则渐渐钟情于生活与人的追忆。换句话讲，周翼南的前期创作是伤痕尚未修护完整下的社会教化，为一种全民性的控诉，所以像他的记曾卓，《两位画家》（王霞宙、张肇铭）《胡风同志访问记》等，情感大于理性，进行的是远景透视下的宏观把握，其效果就是抽象化的人，抽象化的议论，没能很好转化人物社会间的“意义等级”；后期创作所处环境已发生极大变化，是转型期的过渡，整个社会是思想杂芜却又无信仰之际，所以此时周翼南抛弃了不属于他的尘嚣，行走于自我修炼的纯净。这种心境给他的最大意义莫过于大量优秀散文的出笼。这批散文涉及面有了拓展，生活的趣理时常闪烁、招摇，丝丝冲淡平和让人精神为之一震。像他的记画家们，〈顶天楼读书记〉〈往事三忆〉诸类作品。同样，后期创作最能体现周翼南的诗画特征，这主要从他作品的效果来说，人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周翼南的散文颇具“文中有画”之意。须补充的一点是，从周翼南的履历上我们获知他画家的身份，但这不足以决定他的诗画特征，应当说，他创作的渐入佳境，画意横飞既是人生历练妙笔生花的因，也是它的果。心境带来了画境，画境提升了心境。他二者总是淡淡的，多变化的，时而似长卷平铺的风俗画，时而则是寥寥数笔的现代漫画。也因为周翼南的画家气质，导致的是意念的不完全施展，思想立体感的不强；通俗一点，思维变幻层次的欠缺，即神韵有余，生动不足。
二人间情怀——袁毅的散文
九十年代的散文呈现出色彩缤纷，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文化散文，行走散文，女性散文的浪潮此起彼伏。袁毅作为湖北散文界的一员，虽然并未在湖北散文界引起令人耳目一新的轰动效应，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用自己那只朴实无华的笔书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点滴感受和对美好情感的健康追求。当罗时汉，范春歌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投向未受都市文明侵蚀的蛮荒之地时，袁毅始终作为一个平民游走在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都市。他的散文没有时髦文体的贵族气和沙龙气，关注的目光牢牢锁定那些奔走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朴实的人们，抒发着他们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
一、贴近生活的平民情怀
都市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都市文化也往往是前卫，时髦的代称。但是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都市文化在表现出其前卫，先锋，具有前瞻性趋向的同时，也表现出其虚假，矫揉，堕落的一面。这些表现在散文领域，则涌现出一大批以“小猫小狗，小花小草，咖啡网络”等等为描写对象的庸俗而琐碎的小女人散文和一大批以“我的苦，我的痛，我的追求，我的抱负”为中心内容的始终跳不出自我生活圈的甜腻腻的青春美文。这些散文一般语言都比较优美，但内容贫乏，总让人觉得如站在云端看生活的本相和真实，显得虚假造作而又无病呻吟。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他们的小资情调。当都市生活日渐显示出其藏污纳垢的一面时，这些闲适而又有些小情调的散文作者只好退居卧室，闺房，书斋，抒写自己那四角天空的见闻和感想。而袁毅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一员，却表现出其走出书斋关注大众的平民情怀。
袁毅的笔下，他很少写到都市的时髦群体，闲适小女人，更多地关注的是普通工人，学生和平易的知识分子。他认为这些人才是社会的主体，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才是生活原汁原味的生活本相。在《快乐是永远的家》中，作者借用自己一家人住进新装修的房子中却找不到昔日破烂老家的温馨的故事，充满温情地描绘了平民生活的质朴。“虽然小点窄点，甚至只能在走道上洗菜做饭，但一嗓子喊起来，全家老少都能听得懂彼此的心事，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也不可能藏着掖着。”“兄弟姊妹之间，婆媳妯娌之间有说有笑，有商有量，没有隔阂，没有隐私。回家晚了或者累了不想做饭，到隔壁左右的父母家蹭一顿，总给人一种有温暖又可依靠的享受。”当然，这样的平民生活同样也会遇到困难，“没有下水道，全自动洗衣机只能当半自动使用，”小巷子里面，晴天一街灰，雨天一街泥，油烟呛鼻，叫卖声此起彼伏……然而，平凡人的生活却在这样的美中不足中变得平实而可以触摸。虽然总有都市的时髦人高喊“无牵无挂才潇洒”，可是那种潇洒的背后往往透出几分孤独与无依。人，尤其是凡人，还是多几分牵挂更好。那样，“无论路多远有多累，只要一到太阳落山，我总要拼命地往家赶。”可是，当“我”全家搬进了新居之后，这些脉脉的温情全都离我们而去。“与妻儿在新居忙碌完亲朋好友的迎来送往，又在家休闲了一阵子，电视看完了，卡拉吼完了，影牒也翻来覆去找不出想看的了，我和妻子，儿子呆呆地大眼瞪小眼，小眼瞪大眼，猛然生出一种寂寞与冷清的寒意。”这就是普通人，他们不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追求的是风花雪月，阳春白雪；他们不是自视甚高的城市贵族，城市贵族追求的是小小情绪，淡淡情调；他们只是城市中的普通人，他们渴望优越的生活条件，但他们却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感情之根仍然深植于那个“杂乱不堪，却很温暖随意”的老家。他们耐不住寂寞，也不想标榜自己的清高与脱俗，他们终于走下高楼，“亲近一下泥土和植物，沾沾地气和人气，”“步行到小街或摊边东瞅瞅西溜溜”，那样他们才感到“自由自在”，“毫无心理负累”。他们说不出很玄妙的道理，也不去思索“人的终极价值”这样严肃的命题，他们只是悟出了“快乐是永远的家”，但谁又能说这样朴素的话语不是永恒的真理，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人类的终极关怀？
如这样普通人生活的画面和质朴无华的情感，在袁毅的散文中随处可见。又如，《带病出游》写的是自己和妻子带儿子去游张家界，结果儿子在路上突然感冒，这使得“我们”原本应该充满诗情画意的旅游生活变成了不眠不休地寻找医生照看儿子的劳碌奔波。这就是真实的老百姓生活，他们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苦恼，而他们也内有呼风唤雨的通天本领，所以他们注定只能忍受平凡人必须忍受的生活苦恼，也享受着热爱生活的人才能体会的平凡的幸福。即使如《鸣沙山夕照》这样气势开阔，充满哲思的游记，在袁毅的笔下也能透露出无限的生活乐趣。当“沙原的远处，天地之间落日的地方，一滩殷红的残阳作最后的焚烧的和道别，落日也正在收敛起它洒向戈壁沙漠的每一道光线，我们久久地凝视，不知说什么好，沉默静寂里仿佛只听到彼此的心跳，”在这样的“静默的玄思与梦幻”中，同行的人也会唱起“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并且全体沿着沙坡滑行而下。由此可见，袁毅心中这份关注市井人们快乐的情怀，使他无论身处何种情境，总能最敏锐地捕捉到大众的声音，最直接地感触到他们的喜怒哀乐。
傅德岷在《世纪之交：中国散文的风景》（1997年《当代文坛》第4期）中，将中国世纪之交的散文分为“雅”与“俗”之类。他认为，“俗”散文指那些题材日常化，主题浅近化，形式大众化，语言生活化的通俗散文，诸如报刊杂志上的‘寻常百姓家’，‘生活大观园’等栏目的散文。这些散文“贴近大众，新鲜活泼，”是大众心灵的投影，富有浓郁的生活乐趣。由此可见，袁毅的散文应该划入“俗”的这一类，但绝不是庸俗和媚俗。
人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真正的艺术绝不是文人们闷在书斋或泡在酒吧中就能体会到的，艺术的真谛存在于平凡人们的喜怒哀乐中。袁毅曾借评价小说之机道出了自己的艺术观：“一方面，20世纪包括小说再内的各门艺术都在不断地对抗和脱离传统，随着束缚和禁忌减少，小说对现实的表现越来越任性和猥亵，却很少能够激动人心，或使人轻松愉快，一旦小说只剩下作者的个性，消失了它固有的美和吸引力，平庸便压倒了一切。另一方面，小说创作表现了严重的‘贫血症’——精神资源的贫血，思想穿透力的贫血。”正是源于对艺术本质深刻的认识，袁毅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最能蕴藏诗意和生命力的人民大众。同时，袁毅在《散文时代的忧思》中批判了时下呈泛滥之势的流行散文，指出一些“青春美文”“绵软无骨”，是“虚假的浪漫故事，看不到巷衢的世态人情，更没有衣食艰辛之慨，导致散文在文学价值上的匮乏，乃至沦丧。”由此可见，袁毅的“俗”，恰恰是对平庸，柔弱，琐屑，晦涩的庸俗文风的反拨和抗衡，他正是要通过自己对朴拙门扉掩映下热爱生活的老百姓的真性情的描写，来抒发自己对生活真挚的热爱，他用健美高尚的情操去反映和表现生活，对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进行关照。同普通人同喜同悲，这就是袁毅贴近生活的平民情怀。
二、歌唱生命的浪漫情怀
当都市生活以其紧张的节奏，残酷的竞争日渐消解了生活的诗意时，又还会有多少人留意着生活中那一低头的温柔和瞬间的感动。而中国有太过漫长的历史，甚至有太多的劫难。在这样的历史浮沉中，中国人潜意识的浪漫情怀是支持我们这个有着无千年的历史的文明古国穿过历史尘埃走到今天的精神支柱。中国文明的浪漫情怀，可谓源远流长。从《庄子》中的奇谲想象到《楚骚》中的激情澎湃，浪漫主义始终伴随着中国的文人，使他们能够在灰暗的生活现实中仍然保持一腔积极向上，昂扬壮阔的情怀，当代文人同样也不例外。袁毅作为浸润在传统中的知识分子，也始终穿透生活中的虚伪矫饰，直接把握生命真善美的本质。
为一个居于城市的现代人，袁毅同样必须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世纪末以来，不断加剧的人类精神危机与生存危机，正在消解着知识者固有的家园里诗意栖局的从容与乐天性。伴随商品大潮，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现实生活的混乱无序，也使散文作者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这一切导致了许多散文作者，不再愿意用热情明净的眼光去发掘和传示生活的真善美，而代之以虚无琐碎或自恋自怨的笔墨，去实录个人生存的浑然状态或个人欲望的原生态。袁毅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固然也表现了自己的迷惑与惊讶，但在理解，正视这一切之后，他仍然用一颗善良，宽厚而又敏锐的心去发现生活的真善美，去弘扬正义，健朗，纯洁和高尚的生命。
《城里的月光》中，作者刻画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在比肩接踵的电子一条街”上，呼吸着“汽车，摩托车，助动车尾气排放的浑浊空气”，穿梭“在各种VCD与电视机零部件铺天盖地的摊贩中间”，在“花花绿绿的盗版碟片淹没的商铺”和“三点式女郎矫揉造作地扭动躯体的卡拉OK画面中”，他客观而冷静地向我们展示了城市现实生活场景的不堪。一股庸俗肤浅的流行文化在大街小巷弥漫，健康，真实，清新的纯文学的背影已经渐渐远去，留给人们的是文化快餐的泡沫和残渣。在这样艰难的视听的环境中，连“城里的月光”也成为“名缰利锁”，“时刻在诱惑人上路”。作者痛感“城市文明使人冷酷和堕落”，“城市霓虹的闪烁和车流的喧嚣太容易使人们的真淳友善的情感化为齑粉”，但仍然有人会“向往着某种诗意地栖居，怀念着那颗葆有纯洁无邪，互不设防的心灵”，会在“迷离闪烁的城市夜空再一次笼罩钢筋水泥的丛林时”，在心中听到“天籁之音”，这就是袁毅，内心依然古典的现代人。无论他所面对的生活是否让他困惑，引起他的诘问，他仍然牢牢地捍卫着自己心中文学的净土，捍卫着那份追求真善美的浪漫情怀。他希望生活在喧嚣都市的人们永保至情至性，当眼里充斥城市的汹涌人流，滚滚车流时，当耳朵里弥漫着摊贩叫卖，汽车鸣笛时，仍能看见“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江南”，能够听到“宛如天籁般浸润天地玄理的纯音乐。”
袁毅并非未曾认识到城市生活的光怪陆离，也并非对于城市人们日渐空虚和无所适从的生活状态视而不见。作为一名报社编辑，较于其他文化人，他站在社会生活的最前沿。他对于百姓的生活乐趣，欣赏口味有更加敏锐的捕捉。然而，他并未随波逐流，一味地迎合大众，取悦大众，把自己的散文变成不加剔除的社会世相的实录。他在不回避人生缺憾的同时，过滤世相的杂色，表现了生活的美好，抒发出自己对人生，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因此，袁毅不是在回避，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关照生活。所以尽管城市的“天气依然阴沉沉的”，“可我的心却是晴朗的”。（《湖畔沉思》）正如他在《行动散文的意味和确认》中指出那样，“散文的时尚趣味被定位在似是而非的议论，真真假假的抒情和谈古论今的博学为一体的散文风格中，真正的诗意和生命力都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而无当或小而发腻的散文读物”，“散文的真特性和精髓以及必具的文学美感和原创意义越来越被这些虚假的繁荣所冲淡。”面对困境，作者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中国白话散文应坚守精神的品格”，“把散文内容的情感本相提升到诗性这个高度”，这是衡量散文是否优秀的标尺。
面对现实的千疮百孔或不尽如人意，悲观主义者深味世道的艰辛和前途的扑朔迷离，而真正的勇士却能始终怀抱浪漫主义情怀，超拔于世俗万相之上，执着不渝地向着真善美的精神家园进发。
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最近几年，人们似乎一直在议论着这么两种散文：一种称为“文化大散文”或“历史大散文”，一种称为“小女人散文”或“小男人散文”，周鸿，刘敏慧在《灵魂的领地》（2001年第4期《当代文坛》）中指出“前者追求鸟瞰茫茫历史，俯视芸芸众生的宏大叙事，关注的往往是历史浮沉背后深刻的道理，这种散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人们对散文的期待，而同时他们也容易在夸张的历史想象和盲目的价值判断中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文化学术沙漠”。后一种散文“追求细致之处见真情的镌刻与雕琢，关注的则是里弄街巷的柴米有盐和快乐寂寞的情感体验，但它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到偏狭的闺阁情感的泥，有时还显得忸怩与腻烦。”而袁毅的散文应该是不属于中的任何一类，他走了一条中间路线。他选取了后者的写作对象，关注的却是前者深刻的道理。也许是职业的责任感使他时刻谨记最广大的群众，他始终站在百姓的立场，时刻倾听和反映着大众的呼声。这一切使他的散文绕过了文化主义泡沫和闺阁情感的两大泥，显得真诚而质朴。
与袁毅的“平民情结”和“歌唱生命”相一致，他采用了十分朴素的传达方式来抒发带着泥土芳香和生活质感的情感。他的文章中，大多数都是日常口语中常见的平易之语，不饰雕琢，带着毛茸茸水淋淋的质感。其中的不少语言还直接取自武汉的方言，例如“儿子昨晚就嚷着要上幼儿园，说幼儿园有小朋友和滑滑梯，蛮好玩！”，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儿子的活泼好动；“快走，伢哭不死的”，（《儿子初上幼儿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武汉人快言快语的泼辣性格，这样的语言在袁毅的文章中比比皆是。毫无疑问，文学语言永不枯竭的源泉就是市井语言，它们虽然不够凝练，不够典雅，但它们形象生动易上口，犹如带着露珠的小草，鲜活而青翠欲滴。周书浩在《人生况味和浮世情怀》中讲到“散文不怕美，就怕浓艳，一浓艳就腻了，‘味必淡，淡中见腴’，就是这个道理，‘朴素之为美，大美也’，这是艺术反璞归真的最高境界。”我不敢说袁毅的散文已经达到了反璞归真的境界，但他散文的质朴，在当今时尚前卫、浓艳的文学作品充斥的文学界，也算是别具一格，独具风味了。
与此同时，袁毅的散文较少运用各种夸张、拟人、隐喻的修饰手法，总是以从容不迫的气度，娓娓讲叙平凡故事中的酸甜苦辣，不夸张，不渲染，说真话，抒真情。读他的散文，仿佛在听一个老朋友闲话家常，在这波澜不兴的讲述中，又往往激起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然而，正如“物极盛则衰”一样，任何原则被推崇到一个无可复加的极限后，它的副效应也将随之显现出来，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袁毅过于推崇用朴素的方式，朴素的语言来传达朴素的情感，导致他的散文语言有时浅近得近于直露，失去了耐人寻味的审美特征。老百姓的语言并非不美，可也并非全美，若将其不假思索或不加提炼地全部写到文章中，难免会失之于浅近直白，失掉了回味悠长的含蓄韵味。与此同时，袁毅的散文结构缺少变化，落入了先写人记事，后抒发情感的俗套，文章的铺叙缺乏想象力，流于平淡。这些在《带病出游》《儿子初上幼儿园》《淘书记》《雨中赶车》《〈24小时的情与爱〉编辑琐记》《小事难忘》《历史的镜子》等篇章中均有体现。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袁毅也写过一些抒情味极浓的篇章，如《湖畔沉思》《爱的私语》《守望缘分》《城里的月光》《走过》等，但由于所抒之情皆未能脱出前人的窠臼，语言也少见创新之处，因此未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为一名编辑，袁毅在品鉴他人的散文时，可谓独具慧眼，火眼金睛，但作为一名散文作者，他总是难以摆脱前人散文的影响，缺乏一种灵气。在《行动散文的意味和确认》《散文的忧思》中，他对中国90年代的散文做了较深刻而有见地的分析，但他自己的散文却缺少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与集体的共同话语中。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袁毅在《童年琐忆》中已经开始表现出打破一成不变的传达模式的端倪。在写到自己的童年时，袁毅在文章的开头用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特写镜头，“穿着褪色，又紧又小的短球鞋，打着赤膊，光着脚丫子，留着小泰山头的小男孩穿过时空绵长而幽暗的隧道恍恍惚惚中又走到我眼前——”，这个带着倒叙性质的想象性描写片段，使文章增色不少。
袁毅的散文犹如一株带着原野露珠的小草，摇曳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它用来自旷野的清新和泥土的芬芳对峙着城市的迷离灯光和喧闹浮华，唤起城市人们对于大自然和生活本真的追求和渴望。它也许还有几分生涩与朴拙，但它的根扎在真实的泥土上，它的耳朵贴着大地，能听到种子发芽的声音和由远及近的火车声，因此它美得素朴，美得真实。
三女性散文的双子星座：麦琪与叶倾城散文论
大约在九十年代的中期，一种被称作“小女人散文”的文字在文坛内外喧哗起来。它的感性、精致、优雅赢得了许多年轻读者的喜爱，同时，不少评论者也清醒地指出其琐碎平庸、慵懒矫情、“不够厚重”、“不够开阔”的弊端，可谓毁誉参半。如同所有的流行事物，“小女人散文”热闹一阵之后就归于“沉寂”，甚至连“小女人散文”这个称谓也变得暧昧起来，只剩下揶揄、讥讽了。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90年代是散文泛滥的年代，“小女人散文”——这些都市景观的精灵却真实地展示了在女性在日常感受、时尚细节、风情遐思等现代都市文化中的种种情状。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认识背景上，我们可以探讨武汉的两个青年女性散文写作者——叶倾城和麦琪，“小女人散文”的成功和局限在她们身上都是明显的。她们共同的缺点，不在“女人”，而在于其“小”。她们的某些散文沦陷于流行而易逝的、庸常浅显的话题，进行平面、絮叨的表述，缺乏个性，淹没在副刊时代的文字海洋之中；作品现世的成分多，难免世俗、窄小、甜腻、虚浮，缺乏必要的超越性。她们过于注重经历，而对于经验的、生命体验的表达却力度不够，经历仅关涉一己的行动记录，在浅表层次上具有个人色彩，容易成为被“窥视”的材料，只有将经历上升至经验的层次，融汇进更浓郁的生命感，才能真正避免狭隘性、琐碎感。
（一）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叶倾城散文论
叶倾城于1995年开始发表散文作品，以其感人的故事、华美的语言、时尚的面貌、鲜明的风格特点迅速获得了大家的喜爱，在青年读者群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叶倾城出版了《我的百合岁月》、《烟花雨》、《玻璃杯里跳舞的天使》等五个散文集，同时还在多家报纸、杂志上撰写专栏。
叶倾城曾在工科大学学习机械制造，毕业后就职于政府机关，简单而程式化的生活经历与她笔下旖旎浪漫的文字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与同时代许多女性作者类似，叶倾城的写作是自发的，是青春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才华与心性的结合；同时，对于叶倾城来说，写作更是自觉的选择和生命的存在方式，广泛的阅读、勤奋的写作、以及对文字的热爱与钻研，使她能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力求创造自己的风格特色。
叶倾城散文的涉及面可以说很广，也可以说很窄。生命行进当中一切事物，读、听、看、经历、思想，只要是被触动、被感动的都可以诉诸笔端，而一经归纳，叶倾城的散文似乎用“情感”二字几乎就能概括了。
叶倾城擅长情感的主题，缠绵的、热烈的、纯情的、伤感的，种种现实不现实的爱情故事在她的笔下一再呈现。在如篇名一般绮艳多姿的《十二支口红的颜色》里，叶倾城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口红，有十二种颜色，十二种心情”，象征一个女子走过的全部情感历程——缘起、纯情、初吻、热恋、长相思、大婚、牵手、挑情、艳遇、惑情、共白头、来生缘。叶倾城习惯选择“情”作为表现的一个支点，去展现全面的人生，以及丰富的人性。从校园里美好纯净的青春情怀，到都市万丈红尘中的爱恨痴嗔，到岁月黄昏时的透彻与深情，借现世生活当中的种种悲欢遇离来探讨人生中平常而永恒的问题——你曾经爱过吗？你是因为爱才结婚吗？你仍然爱对方吗？
90年代流行的女性情感散文风气，是言情、白领、时尚、情调等元素的调和，真正的感情质地反而淡薄苍白。叶倾城能在同类散文中脱颖而出，就因为她所言的“情”并非纤尘不染而是浸溶了生活内容的，不是凭空想象而是自身在时光岁月里真正领悟了的。与其说叶倾城写出了千姿百态的情感故事，不如说她描摹了百转千回、丰富微妙的心灵世界，她的散文因此大多被列入“闺中密友”、“心灵鸡汤”、“心灵笔记本”等丛书。甜蜜的情感喜剧固然令人愉悦，悲剧更能动人心魄，但最使人伤感的却是生命当中那些难以言说的缺失怅然，一种长久的隐痛。叶倾城写得较多的即是这样的情感：爱而不能、擦肩而过、相见恨晚、此情不再。作者用文字一再惋叹，“爱，真的来过，可是到底是错过了。”（《最简单的语言》）；“当年的猜想终于得到了解答，只是岁月早已更换了场景和剧情。”（《瞬间集》）；“可以生死与共的爱情，为什么反而不能克服空间的阻拦？”《雪哭》；“爱若是钻石，婚姻便是熄灯，光与影刹那逃离，掌中所握不过是一颗凉浸锐利的石头。”（《但我的心灵寂寞了》）。话题未必艰深，但却多是人所感同身受的，可以引起内心的共鸣。
一个真正有潜力的写作者，相伴写作的总是对于生活的不断体验与更深的思索。在叶倾城随后的创作当中有了更深切的对于爱的理解、以及对于女性的体贴。比轻灵绮丽的爱情更为粗砺实际的婚姻进入了作者的视野，尤其是在二者的摩擦、冲撞、对立之间，一贯歌咏爱情的叶倾城已平和了许多。在《纸巾与爱》中，女主人公因一张纸巾的机缘终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放弃心息相通富有激情的爱情，选择保留安妥温和的婚姻。叶倾城在此没有擅用崇高的道德的评判，而对这种选择给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还之以现实生活的平凡面目，“男孩给了她爱情，他却给了她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安全感。”婚姻未必就是“熄灯”，但其真相近于将爱情“让位于生活”，在柴米油盐、穿梭忙碌和些微的遗憾无奈当中包裹着一份暖意，“幸福一直静静地栖息在最简单的生活、最朴素的感情里。”（《年轻的冰淇淋》）叶倾城体贴的不仅仅是与自己同龄的年轻女子的情感，伤痛轻愁悲怨烦忧叶倾城曾用如诗如歌一般的语言说，“我掌心微痛，一定是我承接过你的悲伤；我在青山见沉默，可能是你正在地球的另一面思索；只因为我们都是女子，故而，常常承担共同的缺失和寂寞”。如《天鹅之死》将一个芳华已逝拼命挽留爱情的“无聊拙劣的闹剧”，展现中年女人的感情困境“濒死的天鹅”；《碎心鱼》“他从来没有爱过她，却跟他过了一辈子”一个女人的简单一生，无爱的、委屈无奈的、隐忍挣扎的。
不如说从成长的记忆、母爱、亲情亲情：《一个鱼头七种味》、《不肯死去的心》，成长的岁月与记忆：〈读星〉〈留痕〉〈时光沙漠〉〈也曾年少也曾狂〉叶倾城写“情”自是个中好手，但题材和手法的雷同却难免带来自我重复之嫌。叶倾城的魅力与枯燥都于此显现。如何超越自身，从更深厚的层次展现生活，是叶倾城写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叶倾城的魅力还因为她的文笔。叶倾城的语言和故事搭配得当，相互彰显。感情强烈、唯美铺饰，极其合适曲折百回的感情表达，把感受表现得铺张繁复，华丽绚烂。文风利落率性，如：爱上：“那一双傲岸自信的眼睛，却在看到她的刹那，如坚冰在阳光下绽裂，迸溅出春水初融的澄澈与温柔（《最简单的语言》）”初恋：“仿佛天堂之门訇然打开，生命忽然像黑白片着了色，无声电影配了乐，霎时间光彩陆离，笙歌处处，整个人是一种不由自主地融入，只是一路地沉醉、沉醉。”（《也曾年少也曾狂》）失恋：“从此世界在我眼前，仿佛一部老电影，全是暗黄的颜色。我整个人像一座被海浪冲刷的沙堡，垮下去，再也不能复原。（《我年轻的身体与痛》）”死亡：“生命至此，是一颗黑桑葚坠落，甜蜜、辛酸而完满的收束”（《你在必胜客干了什么》），将《一个写作女子的减肥手记》记录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一些报刊书籍读后感的短章还能有几分可读性，传奇的而又充满人间烟火的气息，如《第一百零一次求婚》、《待到石榴成熟时》。与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不同之处在于，叶倾城的散文并非仅仅个人经验、情感的传达，不是独白的、倾诉的，而往往呈现出小说化、戏剧化的倾向，有较强的可读性。叶倾城散文大多有故事来支撑的，故事的主角是“他”和“她”或有名有姓者，作者则是一个旁观的全知全能的叙述人，间或以抒情与议论。《热带雨林中的食人树》、《凤凰只在夜里醉》《所谓色情男女》已经近于短篇小说，贾平凹曾说“小说是一种说话，散文是一种沉吟”（雪窗答问：与海外人士谈大散文），而叶倾城的散文笔法是极其酷似小说写作的，文本都是“说话”，“沉吟”藏在文字里面。所以叶倾城转向小说创作没有什么障碍。她的小说《原配》、《心碎之舞》、《麒麟夜》受到台湾著名的皇冠出版社的推崇，并被认为“继琼瑶之后大陆最好的言情小说家”。
（二）象牙塔的内与外——麦琪散文论
麦琪也是一个业余作者，学生时代即已开始写作，迄今出版有《爱与咳嗽不能忍受》、《用耳朵喝酒》、《流金》、《寻找我们的传奇》等散文集。麦琪的创作呈现出比较清晰的发展轨迹：初期散文清浅明丽，善感多情，随着岁月与经验的熔炼，渐渐将浪漫绮丽蜕变成低调内敛，质朴而智慧、简洁而隽永。
像许多散文写作者一样，麦琪也是始从书写自身出发的，或者回忆童年的往事，或者抒发青春的感悟，表达成长岁月过程中的喜悦与感动、爱与忧伤。这种依靠心性和情感支撑的写作因为贴己而显得容易，也因为容易难免鱼龙混杂。有些作品就失之于琐屑、庸常、直白，如《回头率200％》、《丑女》、《花凋》。好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回望姿态的叙述，胸中有万千的感慨，落笔却闲闲淡淡、波澜不惊，将抒情性包裹在文意当中。如《留影》、《寒窗》、《辫子》，作者善于在貌似平凡的事物当中发现，拨响被触动的心弦，我们来读《我汲川上流》的一段，当“我”不期而遇二十多年前在幼儿园里听来的旋律时，“前奏响起，竟然是心谷的回音，与久远的记忆呼应，契合，丝丝入扣。我不能置信地呆了。是它？它原来在这里？二十多年来它杳无踪迹，空余旧影，谁知它还有重新现身的一天，在我眼前温柔、清晰、完整地展开。”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记忆，也是属于时代的、集体记忆的一支潜流，作者将它表现得情真意切。
麦琪强调气质和灵魂，强调一种内在的东西。麦琪最大优点即是真诚与聪慧。尽管她的创作风格有由浅而深、由浓而淡的变化，但真诚聪慧却是其散文的底色，并且一脉相承、贯穿前后。真诚与聪慧的结合，使麦琪的文字能够天真而不矫情、俏皮却不显卖弄，摆脱了一般小女人散文小器琐碎、自恋夸张的通病。
与叶倾城不同，麦琪不擅编织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言情故事，反而注重单纯的生活面目、家常的人情事物，有人间烟火气息，更充盈勃勃的生机。象《寻找我们的传奇》、《林展才子记》、《美人如玉》、《王教授的面包房》等“校园记趣”系列，人，生动活泼，事，趣味盎然，文笔如清泉一般干净跳脱、流畅自如，表现出麦琪才情兼具的一面。《吃宴席》、《生火·煮水》则是另一种风格，情调质朴、意蕴悠远，将修饰减到了最低限度，线描的口语几乎可以称得上“纯粹”。只有对自己的文字有相当的自信，并无惧攀援写作的难度，才尝试这种“无技巧”，因为她确信，洗去铅华无须夸饰反更经得起岁月的打磨。
《吃宴席》叙写了在云南大理的乡村参加婚宴喝喜酒的情景，仅仅千字的篇幅，将白族民情风俗的一个小小侧面描摹得简练又鲜活：喜宴前一派暖融融的忙碌，但“大理的人家请客频繁，互相帮忙都要记工还工”；分批入席，未轮到的，即便到了也只能在竹楼下抽烟等候；席间的分菜最具特点，“一家的女人拿着筷子，分给对方看：扣肉一共八块，这边一、二、三、四，那边一、二、三、四。对方点点头。”“汤就不分了，不过谁要是率先把里面的肉夹走了，大家都恨他。”“那就大家心里记着，谁多吃了几块，最后就少分他几块。”……作者有好奇心，但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猎奇姿态，她的描述平等体贴、简约沉静，使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大理人的贫困、计较，而是他们踏实、明朗的生活面目，隐藏着关于文明与落后、城与乡的差别、独特性与一体化等问题更多的思考。
从某中意义上，《生火·煮水》可以看作是麦琪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每天煮开水，把将近二十个瓶都灌满”是患病的老父亲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作者透过“生火·煮水”这两个生活细节，体会到父亲担心、不安、紧张的情绪，及至他“不踏实的后面一定是怯弱、委屈、孤独”。散文的叙述非常节制有分寸，感情克制内敛，但通篇涌动着对于父亲强烈的深情和悲悯——“煤气是贵的，煤炭是便宜的，十块钱的煤也比一块钱的气便宜。但是热水是温暖的，安全的，必须储备的。”经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政治运动、时代变迁、生活的困窘、挤压，父亲，曾经拥有热情、理想、抱负，渐渐却变成了一个谨慎、卑微、固执、边缘的人。“生火·煮水”是父亲个体的行为，而其中蕴涵了一代人的写照。
散文的内涵，源于个体精神的丰富性。麦琪在《肥一个早晨》中谈到，“喜欢一切有趣的碎片，常常在没有故事性的妙语、掌故、情景、感怀之类……最能激发我的敏感性的地方就是这些碎片。”读、听、看，也是广义“经历”的一部分，文学、传记、电影、音乐，生活过程的所有触动都可以述诸于文字。比如，听好的音乐是“用耳朵喝酒”。有感于鱼玄机的独立个性，而有《追鱼》，女性的光彩和尊严《胡笳不本自胡中出》结合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身份、感觉，对电视剧《曹操与蔡文姬》、历史记载上的蔡文姬进行甄别，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见判断，注重人物的心理层次和情感层次。《瞬间的慈悲》对蒋碧微其人其文评价，“她心思细密，文笔幽雅，她可能偏执，甚或矫饰，但应该没有撒谎，只看你读时能理解多少了。”孙多慈“很幸福，感情的来去她都做得很好……尤其好的是——她没有说什么，都留给自己了。”
“写作的能力于我是潜在或固有的东西，仿佛隐在山间的幽泉，它将往何处去，全由它自己。它流经的沟壑丘陵，或许也参与了决定，而我只有跟着它，把它尽量掬捧在手。它什么时候干涸了我亦无法。”麦琪的优长和弱势都是其“感性特征”。“世上什么都可以忍耐，唯有两件事不能：一件是咳嗽，一件是爱。令人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还有爱情。”（《爱与咳嗽不能忍耐》）成为许多人认识并记住麦琪的标志性文字，她常常被认为是聪慧的。麦琪英文系毕业，她最好的作品是融合自己学养兴趣、专业特长的随笔，谈西方的文化、习俗，尤其是语言，文章简短不高深，话题小，选择的契入点也小，有学院的气质而无学院的作派，将自己真实的体验、独到的见解表述得明白如话，并饶有趣味。2002年在《杭州日报》开辟“法语课”专栏，如西方人对汉语的感觉的《那只老虎我买了》，《阴阳八卦》介绍法语名词的阴阳性，法文的繁复《香艳与朴素》、法文的精确《轻拢慢揽搂复抱》。
近来，麦琪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写作领域——文学随笔（专栏名称为“小麦的穗”）。麦琪的文学随笔并非标准的文学评论，而类似于书评和点评，往往随心、随感而发，点到为止放笔远阔，不乏真情与个性的见地，富有清新之气。《后宫的花园》比较须兰、赵玫、苏童的同题小说《武则天》，“须兰与赵玫把唐太宗皇帝写成神圣的、为武则天终生崇拜的一个伟男子，而身为男作家的苏童则消解了这种崇拜。他让武则天还是武媚的时候就停止了对太宗的想望，开始了对太宗的蔑视。”如《琼瑶之剑拔弩张》对于琼瑶的评价是中肯的：“虽然亦舒说过‘台湾的琼瑶说来都多余’，真要进文学史的话，她还得叼陪末座。她当然比琼瑶写得好，但既然同属言情范畴，艺术性的比较就退居二线了，只能看影响力和影响面。”评点名家如贾平凹的新作《猎人》系列（《画的新衣》）《女作家对女作家》《男版张爱玲记：林迈克》。
对于自己的写作，麦琪有相当自觉的自我评估，认为“它与江河湖海无限融汇，这一方面使它偏狭而单弱，另一方面却又保全了它的独到和稀有”。
（三）回溯时光的使者——朱朝敏散文论
“女子散文”总是与“小”联系在一起——短小的篇幅，精致的文字，说些旖旎的事情。像叶倾城、麦琪等等一批女性写手，才情兼备，但过于柔软、轻薄，缺乏深厚的生活质地和扎实的文字硬度，成于“巧”而止于“小”。湖北作家朱朝敏，却呈现出女性散文中令人惊讶的一面，她的写作是与众不同的，个性强烈，语言诡异，物象与作家内心的高度契合，现实生命与精神境界的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提供和发现原生态的人文精神和文学品质，以个人的在场、个人与周遭现实（物象）的精密融合，促成感官、身体和精神的“我在”。她写地域文化、民俗风情、他人命运和隐秘心事、时光回溯的个人体验，用笔简洁独到，闪跃腾挪之间，给人以神秘之感和无限联想。
朱朝敏生长在鄂西北，与浩茫的神农架与浪漫的屈原故里秭归毗邻，浓郁的楚巫风俗、原始的山林气息和莫名的悲剧意识构成了她血脉的源头。在这样的环境里，既和绮丽为邻，又与穷困为伍；既容易在日常生活的挣扎中迷失，匆匆过完短促一生，又可以在绮丽与穷困的双重召唤下，渐渐用梦想取代庸常，用文学装饰现实，从而达成诗意的栖居。
朱朝敏的散文意识一向很自觉，几乎每一篇都很用力。她的散文可以说是个人身体乃至精神意识，从外部到内部，从简略到繁复的一种觉醒和提升。她的散文语言充满了力度，有意无意之间具有了一种非凡的打击力量。但丁在《论俗语》中将意大利的俗语称之为：“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和法庭的”，这种语言力度源自民族内心乃至他们所处的历史和地域背景，朱朝敏散文语言的成功，大致是个人性格、成长经历甚至内心情境所致。
朱朝敏最有力度的文字是那些展现自己成长伤痛的作品，成长总是伴随着欢愉和痛苦交织，阳光与黑夜转换。这需要作者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将自己成长中的黑色记忆挖掘出来。朱朝敏以敏锐、多情、善思的灵魂去参悟自己的感觉，去拥抱自己的过去，在时间的流水中打捞记忆的碎片，将其锻炼为一粒粒质地幽雅的珍珠，化为宁静内蕴的文字，为生命的每一个脚步留下纪念。她善于以平静柔和的心灵淡化黑色的记忆，消释痛苦和怨恨。将成长中的悲哀和喜悦、惊悸与颤动、伤痛和迷惑交织为精美的语言。
如《起于乔木》、《黑夜游戏》、《轻伤的道路，重伤的梦境》、《古樟的眼睛》、《麦穗走失的岁月》、《子弹穿过苹果》等等，都是记忆和回溯的篇章。“童年的心灵已经凿开命运的河流，它将决定并照见河流的流向。而在以近乎游戏方式驱逐魔鬼时，它已经晋升为命运的神灵。”（朱朝敏《黑夜游戏》）“童年的经历是控制宿命的左右手，童年是宿命的上帝。”（朱朝敏《古樟的眼睛》）这正是解读朱朝敏这类文字的精神密钥。
所有的迷惘，所有的疼痛都能在童年找到源头。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妩媚多情而自己却并不相识的女人，是朱朝敏一再写到的一个场景。《黑夜游戏》中，我们看到纠缠在少女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魔鬼群”：疾病、暴力、巫风、流言、孤独，还有眼睁睁看着舅舅的暴病身亡和难以消受地守着父亲出轨的秘密。家庭成员间彼此讳莫如深或心照不宣的“关系”在一个孩童的心中呈现复杂和迷惑，进而转化成无法言说的忧伤，它们成为心灵无法解答的“秘密”，以“魔鬼”的象征在孩童心理纠结、辨证、抗争，留下多种回味空间。
《古樟的眼睛》中，父亲出轨的戏码再次上演。“我的爸爸一袭风衣，君子风度地在卫生院后花园边与阿姨谈笑。”，而女儿却差点惨遭老鳏夫的毒手，“母亲在貌比潘安的父亲的艳事下迅速老去”。《子弹穿过苹果》让少女遭到老鳏夫蹂躏的厄梦卷土重来。“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时，她从药箱里拿出白白的瓷片样的药片。我的目光被瓷实的药片吸引，薄荷般的香味几乎使我目不转睛了。她含笑着，把药片递到我的跟前，我的手不听使唤的伸出来接住，而且将药片喂进了嘴巴。清凉的甜萦绕在我的舌尖，我的舌尖在口腔里上下搅动。”（朱朝敏《起于乔木》）这些几乎成为写作者魔障般永远打不开的心结。探究这个心结对于写作者的意义，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正是因为这个心结的存在，朱朝敏才一再地纠缠于童年与梦境，并在这类文字里最充分地显现出她的美学追求。
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依德认为：一个人童年时期的经历虽然会随着时光而逐渐淡忘，甚至在意识层中消失，但却会顽固地潜藏于潜意识中，对人的一生产生恒久的影响。记忆还会重现在成人后的梦靥中。对于背叛，愤怒已经无济于事，妖娆与妩媚，正如药片的香，侵入孩子的内心，掠夺并占领，制造新一轮的背叛。而灵魂，已经被撕裂。创口一旦打开就永难愈合，不是腐烂，就是扩张，上面生长毒性强烈的花。朱朝敏的文字就是这些创口上绽放出来的花。
《轻伤的道路，重伤的梦境》依然与梦魇有关，但不是成长的，而是生活的。当生活、现实、噩梦杂揉在一起时，它们一无缝隙，相互渗透纠缠，神秘而令人恐惧。早年的惊惧和疑问就这样影响了作者，使她过早成熟。敏感而早熟，使她窥破人类深层的私密，涉足暗昧的经验领域，在过早失去快乐的同时，也被赋予广博、深刻、感性和锐利。
《苍山之远》仍以坚硬的外壳包裹着隐秘的懦弱－－“我以为时间可以平息，仇恨、哀伤、眷念、焦虑、恐惧、向往、强大、欢悦、自私、暴戾、欲望……一切。现在，我准备纠正自己，时间可以平息一些，但无法平息一种东西，那就是卑怯或者懦弱。”“世上有妖魔在吗？在，他来了，又走了。心里有神灵在吗？在，他曾经来过，但已经离开了。”童年的恶魔依然挥之不去地萦绕在作者心中。
朱朝敏文字流淌着让人惊讶的狠，有些残酷的狠和不留余地的狠。无论是语气的呈现，还是细节的选择，而且，她总是写到非正常的让人悚然的死。狠，才真正伤人。疼痛由此产生。这样一种美学特点恰恰成就了朱朝敏的写作，使她的散文具有了好散文应当具有的痛感。这种痛感，已经成为朱朝敏散文的“内核”，坚硬而且持久。
残雪曾表示：“真正进入童年的记忆，需要我们不断地“返回”。记忆是多么不可靠的东西，当我们试图追本溯源，我们往往会把记忆改写得面目全非，所以进入童年势必有赖于分析、批判、追求、创造，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记忆决不是对过去细节、场景和感觉的简单回溯，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生命层面对过去经验的思，是深入灵魂的深层，与自我对话，并对生命进行审视与拷问，超越此在生命的有限性，进入生命的澄明之境。
朱朝敏的一系列回溯性作品正好体现了她的散文观：“文字是我手中的一把针尖，它不能形成道路，却开掘出无数抵达途径的可能——回溯、呈现、抵触、自省、仰望……这是被搅乱了秩序、一个人无数次莅临和回归的多角度现场。是独立之我和大众之我的握手言和。当我说着神灵——这个飘忽不定的概念——对于我和生命的安慰与关怀时，道路已经出现。我知道我的话无法解释。”
朱朝敏是这样看待“记忆”的：能使时间驻足的，唯一的就是“记忆”。记忆被时间的隧道允许通过，在于它对过去事件的刻录，对现时的忠实报道，而未来又赋予它过滤、筛选的无限可能。昆德拉悲观地预言——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旋涡里，“生活的世界”在旋涡中宿命般的黯淡，存在堕入遗忘。记忆纠合“过去”与“现时”，未来被掺和预见，事件将缓缓地推进、推进，皱纹与贲张的血脉一一呈现，……一种可能以复活的姿态超验遗忘之上。
记忆是再现。接近于复活中，生命将重置时间的现场，抵达坚硬、暗的，或者痛的核。沦陷的“阴面”映衬“阳面”的水银成为呈现的镜子。我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文字，穿过时间的隧道，经过记忆的重新组合，“在阴面”的事件浮出水面，徐徐扭着水蛇腰爬行，它没有足迹曾被热切的市场复眼漏视，它不屈，爬行的功能最终送它穿透的伟力而笑傲时间。
朱朝敏在《时间的阴面》中的一段文字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疾病是生命的阴面。何为阴面？即背离了光的照射，容易被忽略被漠视的部分，类似角落却超出了角落。角落可有可无，可视也可未见，因为角落的修补角色对主要空间并无伤大雅，它只是被虫蛀而拔掉的坏牙，嘴巴不会因此塌陷吃、说的功能。但阴面和阳面互为两极，构成呈现的镜子正反两面，一面成了水银，一面才能映现，二者的不可缺一制约生命的此消彼长。”
伤痛是一种疾病，压抑或回避伤痛会导致更大的疾病。必须将它揭示出来，才能使生命更健康地成长。只有展现痛苦和快乐交织的作品才更有力度，才更贴近生命的本质。朱朝敏在叙述非常事件或者说悲剧事件时姿态从容，她把无法回避的忧伤与痛苦笼罩在历史的烟云与诗意的氤氲中。在意外和悲剧降临时，她采取一种优雅的消解，披开现实的荆棘，探入文学的核心。《子弹穿越苹果》以“互文”的方式，将几个与苹果有关的故事贯串在一起，体现对生命的思考，其中心线索仍然是伤痛记忆。生命时刻都在等待伤痛的降临。伤痛既可以将人抛向地狱，可以将人举向天空，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将自己从伤痛记忆中拯救出来。“青春被子弹穿越，果核暴露破损的秘密。青春正是从破损开始的。这是残酷的规则，疼痛一路抵达，直至暮年。”生命只是疼痛的延宕，是旧的伤痛的修复和新的伤痛的开始。理解伤痛就是理解生命，这就是朱朝敏的散文反复言说伤痛的原因。
朱朝敏的散文，力图通过在对往事的追忆与对现实的辩认之间，找到一种接合与沟通的可能，并在从中构造出自己的叙说指向。在《起于乔木》中，记忆的痕迹扑面而来，各种树木的生长与消亡作为生活经历的背景映衬，大量的往事由此而开展，村里的亲人们艰难的生活、童年时代的乐趣、婚恋中的情感纠缠、村事中的伦理界定，都跟一些树木密切相关，在朱朝敏那里，一个乡村的呈现与展开，均“起于”某种乔木，它们被赋予了人的思想和情绪。一种静态事物被打上了区别于它的本质寓义之外的烙印，具备了一种流向和指引，让阅读同时也具备了品味的可能。因而，朱朝敏的追忆也就是有价值的。同样是追忆，朱朝敏的散文《归州归州》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她把归州作为一种人文地理符号，从多个角度来进行诠释与理解，在这里，典籍、诗词、谚语、民谣、掌故被大量引入，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朱朝敏笔下的归州因为这些历史痕迹而闪现出浓烈的古旧气息，更重要的是，在这篇散文里，朱朝敏不经意地引入分镜头摄影式的手法，对归州的历史、民俗、景物进行了写意式的描绘，使得阅读产生了绚丽的画面感。
在叙述上，朱朝敏的散文追求时间的颠倒与断裂、意象的跳跃与空白、语言的陌生和艰涩，不是自然明朗的叙述和抒情。这使她的散文充满了更大的弹性和回味思考的空间，散文意义不确定性和空白召唤读者把文学作品中包含的不确定点与自己的经验及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这样，有限的文本便有了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这类似于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来的“召唤结构”，需要读者调动自己的经验和思想参与她作品的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朱朝敏近期的《唱来唱去》、《被刀子叙述的水稻》、《河流上的风景》、《夜雨弦歌古资丘》、《古镇之飞短流长》等文本，很好地完成了个人与地域文化的融合。这些篇章是对独特地理的诗意呈现和对独特人文的敏锐捕捉，那些一唱三叹的古老又现代的民间歌谣，成为写作者和阅读者破译世界与天堂的密码。地域是无形的，是缓慢的渗透，更是有力的催发和塑造。朱朝敏意识到这一点，而把自己的写作方向回撤到具体而又虚指的现场，以个人的世俗经验和精神要求，寻觅和感悟楚地，尤其是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三峡山水之间隐藏的故事、民俗、歌谣、传说和风情，以灵性之笔，发现和书写了一方民众的世俗生活和精神境界。
《被刀子叙述的水稻》则是一篇命运意识很强的散文。她这样写割稻子：“现在，刀子迫近水稻的根部。颗颗饱满的谷粒拥挤成一棵水稻，根根水稻弯曲了身子聚集在人的怀抱里。一把刀子收割，水稻在刀子里没了主张又心甘情愿地倾斜。锐利的边锋啜饮细小的草绿色汁液，留下粘稠的痕迹。”“水稻”是一个温暖的名词，也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名词，让人联想到光脚的农民、需要不断翻耕的泥田、高价的化肥与农药。水稻是一个隐喻，刀子也是一个隐喻，在农民的身上得到结合——不断重复的被戕害的命运。她回到生活的原始状态，回到事物的源头，并从中提炼出思想的光辉，像从沙子中冶炼出黄金。
这些作品呈现出拙朴和大气的品质和气度，散发着一种个人的强烈气味，是一种具体的“我”隐身于物象之中和之后的自觉发现和清晰表达，包涵了神秘色彩的宏阔气势。在当下的女性散文写作者当中，朱朝敏成为具有显著特征的实力写作者，呈现出一种崛起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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