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与我国中原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速度甚为缓慢。由于贵州的地理环境闭塞，对外交流不多，贵州人民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对马列、阶级、布尔什维克等概念有了初步的了解。随着五四运动在北京的爆发，全国的学生开始相互奔走呼吁，在北京读书的贵州籍学生，纷纷写信回家，讲述五四运动的情况，号召家乡人民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通电、传单也通过不同渠道传入贵阳。[8]早在五四运动之前，贵州就先后建立“少年贵州会”“大中华民国贵州学生爱国会”“新民学社”等爱国团体。这些团体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贵州宣传“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思想，从而影响很多知识分子、革命志士走上了光明之路。
1.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初期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一经传入中国，大小军阀无不惊惧惶恐。北洋政府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认为“过激党列宁一派，现注目中国，欲使投入旋涡……附抄原件，请通行查禁等因。查所报各节，俄国过激党既有以印刷物散布中国，意图煽惑情事，亟应加意侦防”[9]。众所周知，1912年至1935年，贵州处于军阀统治时期。贵州军阀刘显世说：“过激党既然是为了那些做工的人撑腰的，要打倒有财产、有土地的人，我看并不是好东西。贵州万万不可有过激主义和过激党的市场。”[10]
虽然统治阶级处心积虑，试图阻止红色火焰燃烧至贵州，却无法挡住历史洪流。五四运动时期，一些较早接触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一时间，贵州涌现出以达德、乐群、正谊、光懿等学校为代表的宣传民族思想、号召民族革命的重要阵地。其中，尤以黄干夫、凌秋鹗等人创办于1901年的达德学校最具代表性。
达德学校始创于清朝末年，一直是贵州省内重要的新思想传播阵地，先后有黄齐生、王若飞等多位达德师生走上革命道路。早在1918年，五四运动尚未爆发之时，贵州知名教育家黄齐生就带领王若飞、刘方岳、谢六逸、李俶元等远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贵州旅日学生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且竭力搜索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将新鲜血液注入身体。五四期间，旅日学生举行游行集会，黄齐生振臂高呼：“热血男儿，岂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而闭门读书乎？”[11]黄齐生等人看到祖国之危难，民众心智之愚钝，立志回国拯救民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20年，黄齐生带领王若飞、焉溥泉、刘方岳、熊自难等贵州青年20余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他们生活非常艰苦，王若飞等青年需要一边在工厂做工换取生活费，一边在学校学习知识。在法的贵州知识青年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不平等、森严的阶级壁垒、底层劳工的艰难困苦，再加上法国思想相对自由，各种学说传播不受阻碍，王若飞等青年开始接受无产阶级学说，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与赵世炎、周恩来等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部分旅法的贵州知识青年学成后，陆续回到贵州任教，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与人文思想带回黔地，其中随着先进科技传入者，即有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革命烈士王若飞曾经在《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一文中写道：“达德学校便是在这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间，应着时代的要求涌现出来的，这使得它的出生，是最具有革命意义的。用事实来说，达德学校的创办者们，都是受当时革命的影响，不满足于旧的封建专制神权迷信的生活与知识，极力在追求新的出路。”[12]当时的达德学校“不仅注意课堂上的教育，而且多方面注意学生们全部生活的指导，不阻遏学生们社会的政治的活动而是努力唤起学生们积极的作社会的政治的活动而加以指导。”[13]达德学校对贵州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和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因国内和平民主事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为了和党中央商讨对策，从重庆乘飞机冒着恶劣天气赶返延安，途中飞机不幸遇雾，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董必武曾有诗云：“黔中教育茁新芽，人道先生第一家。爱护贤甥终共命，几回忆及总咨嗟。”[14]1924年，达德学校教师梅筑培（梅梅生）在为《中二期同学录》撰写的《临别赠言》中写道：“我们一方面受封建式的军阀的专横，家长式的政治的扰害；一方面又感受欧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压迫……现在我们唯一的使命是打倒封建式的军阀，破坏家长式的政治，同时防止帝国主义的侵入。”就阶级斗争的过程看，最后的胜利，是操在新兴的阶级手上的，而无产阶级的人们，是由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形成的，自然是他们的劲敌了！并且他们是操有必胜权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使命，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为“国际联合”去改造中国，建设中国。[15]在此段毕业赠言中，梅筑培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诲学生应该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达德等学校教师，采用诸多形式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来影响学生，为贵州人民革命输送合格人才。
刘方岳（1869～1981），出身于清末官僚家庭，是达德学校第一批毕业生，曾与黄齐生一起追随蔡锷将军组织护国运动，后又随黄齐生一起赴日、法留学，随后又跟随黄齐生组建“教育参观团”，参观江苏、山西、河北等地教育情况。黄、刘二人曾被康有为誉为“中国当世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刘方岳与王若飞共赴日、英、法留学，在日期间，刘方岳师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师河上肇教授，思想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英、法留学期间，刘方岳结识了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维汉、李富春、陈延年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参与组织工学世界社，并当选为理事。1921年，中国留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贷款购买军火，遭到法国军警阻拦和殴打，部分学生被拘禁。中国留学生推举刘方岳等人为代表，与法国警方多次交涉，法国警方只得将百余名中国留学生押送回国。[16]在法国期间，刘方岳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回国之后一直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及地下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在达德中学任教，在历史课堂上向学生讲述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事迹，将俄国十月革命与建立苏联的情况介绍给学生，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史观。同时，刘方岳还利用贵阳中华书局协理的身份，积极推动发行反封建反压迫的新教科书和革命进步书籍。1926年贵州军阀周西成以“共党嫌疑犯”罪名追捕刘方岳，刘被迫出逃至武汉、上海经商，后又在国民政府交通部、贵州电报局、贵州省保安处任职，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保护、营救过陈延年等早期优秀党员。抗战时期，刘方岳在后方任教，积极支援抗战，并且不顾危险，在“民先”“学联”等进步组织的集会上公开演讲，在贵州广大青年教师、学生中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刘方岳在贵阳组建“社会主义研究会”与“江流社”等进步组织，并且与党员缪象初一起，利用社会身份改造绿林武装，使绿林武装与共产党合作。
刘方岳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王若飞、陈毅、徐特立等共产党人有深厚感情，虽然始终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刘方岳在中学和大学教学时，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阐述黄巾起义、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在教学中采取最生动的“摆龙门阵方式”，向学生传授“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而血液常新”的道理。学生在刘的教育下，对中国共产党、北伐、中华苏维埃政府、红军长征都有了新的认识。从共产党初创到新中国成立，刘方岳都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并肩作战的战友，却从未向人炫耀过自己的历史，一直兢兢业业在教育岗位上培育国之栋梁。刘先生是家中遗腹独子，他顾及老母无人照料，始终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写诗一首对此抱憾：“茫茫大地走龙蛇，转盼中原何处家。浩劫连年飞血雨，神州午夜动悲笳！回天敢道双肩任，玩世都从一念差。破壁祝君归去好，祖生壮志此萌芽。”[17]此诗之中的“一念差”，体现出刘方岳对当时一念之差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悔恨。
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年幼时跟随舅父、近代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到贵阳居住，在达德学校就读期间，受到爱国主义和反封建思想洗礼。青年时期的王若飞经历了辛亥革命与反袁护国运动，随后在达德学校任教，1918年3月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在日学习期间，王若飞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次年，五四运动爆发，王若飞回国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宣传活动。同年11月，王若飞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王若飞一边先后在铁工厂、胶鞋厂、木材厂、云母片厂做工，一边刻苦学习，经常给母校来信，介绍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革命理念有了质的变化，认为中国革命也必须要走“苏俄工人阶级的道路”。从此王若飞由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法国期间，王若飞结识了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并在1922年与赵、周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王若飞加入法国共产党，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4月，王若飞被中共中央派遣至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与列宁学院学习，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问题。1925年初，王若飞回国，在河南、上海等地领导工人运动与军事斗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1931年，王若飞受命到归绥（呼和浩特），负责开辟陕甘宁边区农村革命根据地。10月，王若飞在包头被敌特逮捕，开始了长达5年的监狱斗争。在狱中，王若飞不屈不挠，撰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和革命家书，通过地下交通网络将这些书信传回家乡，深刻影响了家乡父老。在监狱中的王若飞，曾经秘密写下《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一文，辗转寄回贵阳达德学校，指出办教育要顺应革命潮流，适合当时最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利益思想，“教育家绝对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要正确领导学生积极参加实际社会政治工作，努力使课程的讲授与生活的实践打成一片”。王若飞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之后，无论在异国远地，还是身在囹圄，都难以忘记曾经培养教育他的这片黔地热土。1937年出狱后，王若飞屡任要职，成为中共重要的革命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直至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王若飞从未停止对共产主义真理的探索追求，被周恩来赞誉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周逸群（1896～1931），贵州铜仁县城关镇人，少时在贵阳读书，1919年远渡重洋，到东京庆应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日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俄十月革命书刊，向往苏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据周逸群在日同学李侠公回忆：“1922年暑假中，逸群回家乡铜仁并到了贵阳，返回东京后，曾向我诉说贵州见闻，他那种忧郁激愤的情绪，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他这样说，贵州省简直成了一个鬼世界，清晨上街，所见是一片阴沉沉的死寂，店铺紧闭，行人稀少，但一到夜间，则又喧嚣得令人头晕目眩，一些酒馆生意兴隆，欢笑猜拳的噪声震耳欲聋。路旁充塞小饮食摊，这是他们分润一点油水的好时刻。僻街小巷，时见弃婴，无人收尸的路毙者横陈街头，而不以为怪。”[18]周逸群看到家乡的“病状”，于1923年毅然回国，在上海联合贵阳人李侠公并邀约当时在北京的贵州榕江人胡秉铎等人，组织“贵州青年社”，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试图唤醒民众麻木的心灵。周逸群曾在《贵州青年》创刊词中写道：“可怜的贵州，推演到今天，真是黑暗达于极点了！我们不忍抱着‘秦人视越’、见死不救的冷淡旁观态度，谨于读书做事的余暇，以贵州省民的资格，创刊本报。期于故乡的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有所贡献或补救。我们对于贵州任何问题的批评和研究，是以具体的事实为对象，全用科学的方法，取客观的态度，做我们立论的基础。不囿于主观的成见，不蔽于冲动的感情……我们物质的、精神的力量，都很有限而感不足的，对于上述的这样大的事业，极诚恳地盼望内外诸同志，奋兴起来，共同做一致的努力和运动。”[19]由上可见，周逸群的革命理念，并不仅仅是凭借一腔热血的冲动，而是基于冷静理性的思索，从而决定投身共产主义事业。《贵州青年》在贵州广泛传播，成为深受贵州进步青年欢迎的重要刊物。1924年，周逸群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发起“火星社”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担任领导人，创办《中国军人》《青年军人》等刊物，旨在以马克思主义武装新一代中国青年军人的思想，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较大贡献。1927年以后，周逸群加入贺龙部队，并且成长为红军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与贵州思南人旷继勋一起创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且组建起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长期在洪湖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直至1931年在战斗中牺牲。周逸群始终不忘贵州乃至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国革命。
龙大道（1901～1931），生于贵州锦屏县的一个侗族家庭，自幼性格正直，勤恳好学。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会员黄子厚、吴志宾来到龙大道的家乡茅坪寨创办学校，宣传推翻腐朽清政府、建立民国的革命思想。他们提出“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思想，从而使龙大道心中对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1919年龙大道赴武汉求学，结识了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家恽代英，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并不断参加武汉地区学生爱国运动。1922年，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合作创办的，邵力子、于右任、邓中夏、瞿秋白等人都在此校任职任教。龙大道在大学里接受了更全面的革命理论熏陶，聆听瞿秋白、李大钊等人的教诲，阅读《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他远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军事理论，次年回国后在上海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龙大道转入湖北等地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执委，中共浙江省委工人部部长，中共浙江省常委、代理书记与上海总工会秘书长等要职。1927年龙大道遭到敌特通缉逮捕，曾经作诗一首以明革命之志：“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20]龙大道多次被捕，在狱中与敌人顽强抗争，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优秀的领导人。1931年龙大道在上海被敌人杀害于龙华，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证明了共产主义者的崇高革命气节。
周达文（1903～1937），俄文名邱贡诺夫，生于贵州镇远的周氏显赫家庭，1920年随父到北京求学，先后在北京大学预科班和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就读，逐渐接触到北京党、团组织领导人。周达文曾经在自传中写道：“在南方海员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第一次罢工浪潮的影响下，我看到了新的沉睡的战斗力量。从另一方面看，当时广泛传播的有关苏维埃俄国新生活的消息使我认识到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获得解放之后才不会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情况。”[21]1923年初，周达文加入共青团，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京党部筹备主任，为促进首次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革命工作，凭借出色的俄文水平，为中国共产党翻译出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往来信件。1924年、1927年他两度赴苏联学习，并且从事教务与翻译工作。1927年，他担任列宁学院中国部主任、党支部书记，同年春，周达文就中国革命问题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同年4月9日，斯大林给周达文亲笔回信。5月13日，斯大林应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做长篇报告，周达文担任这场报告的口头翻译，受到斯大林的赞誉。[22]1933年，他担任苏联远东边疆区党委中文报纸《工人之路》总编辑，并参与边疆党委的领导工作。他由于反对王明的“左”倾路线而遭到诬陷，于1937年的苏联肃反中被迫害致死。周达文青年时期投身共产主义革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造诣。他虽然远离故土，却一直通过书信与家人往来，不断将共产主义革命道理以及自己的远大理想传播到家乡。
邓恩铭（1901～1931），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的一个水族穷苦家庭。年少时，邓恩铭亲历晚清封建统治者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少数民族贫苦人民的肆意掠夺和杀戮，从而埋下了对旧社会的仇恨种子。在邓恩铭读小学时，正是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时期，他立志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救国家与人民于水火之中，革命思想在其心中萌发。16岁时，邓恩铭离开家乡，远赴山东求学，临行之时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的豪言壮语。[23]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邓恩铭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接触到《新青年》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书刊，初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也担任学生自治会的领导者和出版部部长，时常撰写抨击封建社会黑暗和军阀政治反动的文章，对旧制度、旧思想宣战，号召同学一起反对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组织学生进行政治运动。在组织运动期间，邓恩铭结识了同为进步学生的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尽美，他们于1920年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又在同年11月发起组织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讨论家庭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山东教育与农村教育问题，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24]同时，他们又积极与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进步团体联系，筹备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1921年5月，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3人组成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之后，邓恩铭在山东地区领导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先后组建“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青岛支部”等党团组织，发动了“胶济铁路工人运动大罢工”。1925年，邓恩铭就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同年11月被捕，后获党组织营救而出狱，秘密回到青岛，着手重建被敌特破坏的地方党组织。1927年，他参加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9年，被叛徒出卖再次被捕，山东省委机关被敌特破坏。邓恩铭在狱中仍然与敌人进行不屈斗争，先后两次领导组织越狱，使部分同志脱险。邓恩铭于1931年4月在济南英勇就义，牺牲前给母亲留下一首绝笔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25]邓恩铭斗争至生命最后一刻，最终也未能埋骨桑梓。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十余年时间里，邓恩铭始终没有忘记向家乡父老传播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思想。他通过书信和诗歌等不同的方式向家乡父老、亲友介绍共产主义的信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呼吁家乡人民觉醒，起来与黑暗的旧社会进行斗争。
李大钊的留日同学，贵州人邱醒群，最早开始在贵州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14年，李、邱两人学成毕业，同时归国。邱醒群返回原籍贵州，在贵阳法政学堂讲授西洋政治课程。他在客观介绍西欧、美国政治经济学各流派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重点之一进行介绍，当然也介绍了《资本论》。[26]
另外还有贵阳人田君亮，他早年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学。在日学习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参加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与《凡尔赛和约》的抗争。后期又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田君亮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辞去军界、政界的职务后，田君亮毅然选择在南明高中、贵阳中学、贵阳女中、大夏大学、贵州大学任教，讲授经济学、国文、人生哲学等，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还将马恩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书籍介绍给学生。田君亮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和掩护共产党人，曾对镇压学生运动的教育厅厅长痛加斥责，并以烟杆击打之，还与朱穆伯等人声援救亡运动，参与发起组织“沙驼话剧社”，筹组“中苏文化协会”“社会科学座谈会”等。[27]晚年，田君亮总结说，自己的教育理念是以进步理论教导学生，教育好一批革命的人。他批判封建观念、特权制度、自私自利的思想，教育学生学习新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田君亮还是一位诗人，常常以诗言志，晚年撰写的一首诗中写道：“狂笑八经老眼睁，风云黯黯五洲惊；世患根消终有道，列宁肝胆马恩心。”[28]其笃信马克思主义之心，展露无遗。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贵州各地进步教师经常在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时任贵州省立一中校长的聂膺识、省立高中校长廖寅初、省立师范校长邵正祥等，都将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作为办学宗旨，提倡各种思想的宣传交流，并且保护有新思想的师生。在贵州军阀与国民党的重压统治下，教育界人士抵抗压力，希望能够保住教育这一片净土。读书之人，本手无缚鸡之力，却以讲台为阵地，以思想为武器，将学子头脑进行武装。从土地革命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无数贵州青年在学校接触马列思想，走上革命道路，教育界人士功不可没。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史地专业的钱瑗，曾将《晨报》中有关苏联的报道剪切下来，编辑成《劳农俄国》剪报集，在授课过程中将剪报交给学生阅读，让学生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更加系统的了解认识。更有肖家驹、李梦侠、朱穆伯、赵毓祥等教师，都在授课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教育学生。一时间，贵州各大、中学校思想自由、风气一新。大、中学生之间传阅马克思主义书籍，他们对“普罗”“布尔什维克”“布尔乔亚”等名词已经不再陌生。
除了达德等学校作为培养革命种子的土壤以外，报刊也是传播新思想和孕育革命的传媒。当时，大批爱国人士通过创办报纸、杂志表达政治主张，扩大革命宣传。早在1907年，就由早年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周素园在贵阳创办了近代贵州第一张报纸《黔报》，针砭时弊，鼓吹推翻帝制和实行民主共和。《黔报》与稍晚的《西南日报》在介绍西方思想、宣传天下大事、开启民智等方面功不可没。随后又有立宪派人士创办的《贵州公报》，其旨在刊登清末贵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现状，同时转载国内外要闻，将天下大事尽收于黔人之眼。进入民国之后，学界人士在贵阳创办《铎报》《贵州学生联合》，报道天下之事与全国学生运动状况。1919年，由少年贵州会创办的《少年贵州日报》在五四运动的巅峰时期宣传废旧立新、民主自由。与此同时，《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也由外省进入贵州，使贵州人民得以进一步了解革命，了解马克思主义。
1917年12月11日，《贵州公报》刊登了《俄国第二次大革命要闻种种》，在贵州首开先河报道十月革命，包括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率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颁布施行《和平法令》《土地法令》等情况，呼吁尽早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进行土地革命等。这类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在相对偏远的贵州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当日的《贵州公报》被抢购一空，一时间洛阳纸贵。随后，《铎报》连载了《俄国过激派与德国之关系》的评论文章，评论认为，“过激派乃俄国一大政党，以工厂劳动者为基础，祖述加尔氏及马尔库斯氏（应为卡尔·马克思）之社会主义，务以激烈手段实行。1903年社会民主党分裂，其多数派即为过激派，列宁为领袖……”[29]虽然这些报道仅仅是只言片语，但客观上对人们了解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巨大帮助。其他报纸也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情况的报道，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名字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开始在贵州群众中传播。
贵州各地学校图书馆和进步书店都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场所，进步学校与进步书商都在此时做出巨大贡献。1925年前后，以达德为首的各进步学校的图书馆内都收藏有进步文艺小说与马克思主义书籍，例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贵州学生渐渐熟悉进步文艺小说、马克思主义著作、俄国十月革命书刊。20世纪20年代后期，贵阳的振亚、三友、协同等进步书店开业，通过店面销售或者以流动书摊的形式积极向学生与社会推荐进步书籍，《语丝》《莽原》《彷徨》等等，以及印刷有列宁语录的日历都能被购买到。三友书店还出售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布哈林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等新书。书店也提供阅读和交流的空间，一时间贵阳的进步青年以书店为会场，把自己的读书思想心得和书友交流。很多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进步书店集会。协同书店还专门出售简明马克思理论书籍《社会科学大纲》《共产主义ABC》《新经济学大纲》，等等，使社会主义观念得到一定传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邓恩铭、王若飞等贵州革命先烈将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之外，还有大批黔省青年赴外地读书或者参加革命，并通过各种方式将革命思想与革命书籍传播回家乡。1922年，南京河海工程大学的贵州印江青年严希纯，在肖楚女、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引导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在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随后在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严希纯身在异乡，心系贵州，有人回忆说：“我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主要是受严希纯影响，我们在遵义能看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都是严希纯寄来的。”在外省的毕节青年缪象初、贵阳青年谷有庄等人，在革命时期向军阀统治下的贵州宣传反封建反压迫思想。1924年于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的贵阳籍革命青年饶近庄，在回贵阳劝周西成北伐时，带来几箱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交给弟弟饶博生保管。他将这些书籍从家里源源传出[30]，在进步同学中相互传阅，将新思想传播到贵州，使贵州人民进一步了解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突破重重阻隔，传播到西南边陲的贵州，像一道晨曦，照亮了贵州的天空。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还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为宣传新思想和突破封建枷锁的禁锢，做出了巨大贡献。贵州的革命先驱与进步力量就此开始孕育，有人将革命思想引入贵州，也有人胸怀革命理想离开家乡，走出贵州，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献出生命。与此同时，革命者开始思索贵州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里，究竟何去何从这一时代性的大问题。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大批黔省青年志士受到民主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中，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从群山横亘的黔省走向中国革命的前线。其中，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龙大道、周达文等怀着追求真理、创建新世界的志向，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虽然大多身在异乡，却都能够心系桑梓，通过不同渠道，突破封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传播回贵州家乡。也正是有这样一批先贤仁人，才使昏昏欲睡的贵州民众瞬间猛醒，为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共贵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黔省革命青年与仁人志士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将马克思主义传回家乡唤醒民众之外，也有大批的知识分子、进步教师成为贵州人民思想的启蒙者。他们大多都有接受外国教育的经历，或者参与过新文化运动和民主斗争，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给贵州人民，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开启民智，使贵州这片热土从此不再沉默。但是，从辩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革命精神密不可分，有些知识分子将学术理论和革命信念疏远隔离，其启蒙作用虽然值得肯定，却不足以承担起实现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重任。
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和实际应用相结合的理论，在传播至贵州时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政客文人和秉持老式封建思想的旧派文人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激烈的抨击和诋毁。1930年，就有一篇刊登在《贵州财经》上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难，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应中国环境，在学术上与思想上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文章声称：“一般共产党，妄思仿效，不认识革命的真理，不问国情与事实，竟将迷离惝恍之学为根据，希图扰乱社会，真是贻害无穷……唯恐阶级之不对立，唯恐社会不混乱，是其学说之动机，不免偏狭。”[31]虽然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抱怀疑态度，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仍不能阻止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趋势。因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极其需要以革命改变现状，而马克思主义正适合于指导中国进行革命以推翻腐朽的军阀统治和打破封建枷锁。在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以前，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在黔省有一定传播，逐步与贵州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各民族人民与反动统治进行斗争。
2.学术思想与理想信念的疏离
西南地区，或者说贵州，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社会经济长期滞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困难，不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系统传入的相对迟滞，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范围的扩大与传播对象的普及。总体而言，从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初期传播来看，明显体现出学术思想与理想信念之间疏离的缺憾和不足。
20世纪以后，《民报》《革命军》《警世钟》等革命书刊传入贵州甚至西南，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四川》《云南》《重庆日报》《黔风日报》《铎报》等报纸，大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启发国民知识，铸造健全舆论，促进完美共和政治”[32]为己任，共和、民主、权利、自由成为西南地区进步知识分子热衷探讨的话题。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想的传播进一步拓展。《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社会主义史》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刊物相继传入西南。这些书刊，虽然深化了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认识，而且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毋庸讳言，不少进步人士，仅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学术思想，而并未将其作为救国利器。
邱醒群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曾受业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鼻祖河上肇先生门下。1914年，邱学成毕业后返回原籍贵州，在贵阳法政学堂讲授西洋政治课程。他在客观介绍西欧、美国各政治经济学流派时，重点介绍了《资本论》，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贵州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邱醒群、田君亮、李俶元、刘劲夫、刘方岳等，均为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师从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鼻祖河上肇先生。在日本期间，他们接受并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回到家乡后，通过教学、发表文章等途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显然，这些先进人士只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研究者，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20世纪初，西南地区大部分进步知识分子都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各种救国道路失败后的绝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拯救祖国的新工具，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内容上，表现出两个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和对现实的高度关切使他们格外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美工人运动的状况，希望从中寻找中国革命可供借鉴的出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也是刚刚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还处于相对感性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要还是立足于原汁原味的介绍，大部分宣传文章都着力于介绍马克思的生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纵观这些早期传播者的人生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共同点。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离开封闭的家乡，来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新式学堂求学，有的甚至远赴日本、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留学。这批青年学子早年多钦慕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理论，希望中国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为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积极声援或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随着一战后资本主义矛盾的日益凸显，以及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批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初步受到一些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并从中积极吸取能改变中国和救国的革命理论”[33]。但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思想，还是作为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念，尚需进一步比较抉择。
3.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隔膜
学术思想与理想信念的疏离，是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局限，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隔膜，则是当时贵州地域文化的基本特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经济文化和交通较为发达的城市，在广大乡村，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十分薄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受众主要集中于知识分子群体，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影响有限；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较少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个别学生的作文和言辞中，开始出现“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新名词，但是数量极其有限。进入20世纪后，随着新政的实施和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在西南迅速发展。以西南地区最为落后的贵州为例，从1902到1910年，贵州共兴办各类学堂600多所，到1915年，贵州拥有新式小学1562所，学生人数超过60000人。[34]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推动西南新知识分子群体思想的转向，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契机。地处西南的贵州，也受到了这场革命的影响。最先是官方的《贵州公报》以《俄国第二次大革命要闻种种》为题，披露了俄国革命的消息，接着《铎报》也连载了《俄国过激派与德国之关系》的述评，其中虽然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类文字，但这些报道显然明显地站在反动立场上。不久，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及《国民》等进步刊物先后传入贵州，但影响有限。五四运动爆发后，在京贵州籍学生纷纷写信回省，一些行商旅客也带来了北京学生的通电、传单，对反帝爱国思想，甚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介绍盛极一时。但是，刘显世曾下令各报馆一律不准刊登有关运动的消息。1919年5月13日的《贵州公报》还发表《如何防范“过激主义”之传播》一文。1923年春，周逸群留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为了团结贵州青年参加反军阀的活动，也为了在贵州青年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与李侠公等于1924年5月在上海创办了《贵州青年》旬刊，在创刊宣言中主张“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唤起民众底阶级的自觉”[35]。1923年从欧洲返乡的黄齐生先生，则积极利用学校这个阵地，向青年学生宣传新思想。1926年他在担任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一职后，积极创办校刊，传播新思想和文化知识，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一定的理解，因此也遭到周西成以“接近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通缉，逃到上海。因此，在当时的贵州，主流文化或者大众文化，显然还不是红色文化，还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二）早期中共贵州地方组织所代表的文化
1.早期中共贵州地方组织的文化生境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黔省涌现出一批积极进步的仁人志士，青年学子纷纷走出大山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各民族人民在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中逐渐提高了觉悟，为红军进入贵州以及之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一定基础。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贵州已经存在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组织，并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斗争。
大革命失败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建立，成为形式上统一中国的主宰者。在大革命中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撕下伪装，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管控，禁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和青年的进步活动。在国民党尚未控制的贵州地区，以及川黔、滇黔交界处，大小军阀势力犬牙交错，这种思想控制往往较弱。在军阀刘显世、王家烈、毛光翔、周西成等统治下的贵州，虽然也把共产主义洪流视若瘟疫，却因军阀统治下割据战事频繁、政务混乱、民族成分复杂等原因，客观上为革命组织留下了一定空间，中共在黔北、黔西南、黔西北先后成立了革命组织。
位于贵州西北的赤水县，与四川合江、叙永等县接壤。大革命早期，共产党在川东、川南地区就有革命活动。赤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川东等地革命影响，在贵州最早建立起了中共赤合特支。曾经在赤水二中读书的梁业广，毕业后赴四川泸州川南师范读书，在中共早期革命者恽代英、肖楚女的影响下加入共青团、共产党，并且参加广州农民运动，后回到家乡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梁业广回到合江、赤水交界地进行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作。梁在赤合地区与川南师范的同学汪良杰、金奚生等人进行秘密筹建党组织的工作。梁业广等人先后在赤水兵工厂、赤水女中、赤水二中等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1928年在川南特委的批准下，中共合江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梁业广任书记，又于1929年扩建成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赤合特支是贵州省境内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此后，梁业广等党员又进一步发展党员，在赤水兵工厂等部门发展了罗奕云等人入党，还建立起中共赤水兵工厂支部，同时还在赤水县城文庙图书馆内开办文化学校和平民夜校，对兵工厂工人、失学青年、店铺店员、进步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灌输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夜校持续了5年时间，使很多贫苦工人掌握文化，也传播革命火种，广大进步青年成了这一运动的主力军。1931年，曾任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党支部书记的老党员段雪笙回到家乡赤水，与赤合特支合作开办进步青年座谈会，宣传抗日和反对军阀压迫。座谈会后，赤合特支领导组建起流波社，并且出版《少年大众》旬刊和《寒夜之华》周刊。[36]1932年，进步青年余正华在赤水开办之江书店，借包售全县学校教材的机会，秘密销售流波社期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33年秋，赤合特支分立为赤水特支和合江特支。由于赤水城防司令谢伦书的士兵在城中横行，引起民愤，赤水兵工厂工人又长期受到压迫，赤水特支秘密组织工人举行大罢工，有一千余人参加罢工，工人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对军阀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冲击，迫使军阀答应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工作待遇，工人阶级在赤水特支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34年9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邹风平和李亚群到赤水，组织成立红军之友社和反帝联盟小组，希望通过中共地下组织对赤合地区军阀侯之担的军队进行策反。由于低估了敌人的险恶，过早散发《告赤水民众书》和《警告侯之担》的传单，使侯之担设立检查站，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抓捕，赤水兵工厂的大规模罢工被侯之担残酷镇压，赤水兵工厂支部遭到破坏，众多党员被捕或被杀害。为保存实力，大批党员被转移，赤水特支停止了活动。在1929～1934年这五年里，赤合特支共发展党团员近百人，成为贵州革命史上第一个功勋卓著的地方组织。赤合特支创始人梁业广被敌特抓捕遭毒打身亡，没有向敌人透露一句组织的秘密，以自己的生命捍卫共产主义事业。后来，曾与梁业广并肩战斗的贾若瑜写道：“回首忆前贤，漫话童年。茫茫瘴雾履辛艰。记得灯前聆教益，真理相传。旭日照晴岚，景色增添。春风着意霜寒。播得星火燎原野，功勋在人间。”[37]
黔桂边地区，自古以来有苗、瑶、布依、壮、回、水、仡佬等民族聚居，地势崎岖，交通闭塞，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黔桂军阀与少数民族首领割据征战，除黔桂军阀外，还有罗甸的陈秀卿、板陈的王海平、镇宁的王仲芳、惠水的王树芝等多支地方割据武装。这些地方武装亦兵亦匪，常常为争夺地盘、走私鸦片等利益问题相互倾轧。黔桂边地区的混乱局势，造成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薄弱，又有邓小平等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对于黔桂边地区的人民觉悟和革命斗争起到有利的作用。1932年4月，广西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等15名党团干部来到黔桂边区凌云县林佑屯，与参加起义后进入山区坚持斗争的第63团团长韦国英等会合，开始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工作。黄、韦等人充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与少数民族同胞建立感情，传播革命火种，在乡里组建起农会、青年会等进步组织。是年6月，中共黔桂边委员会成立，由黄举平任书记，黔桂边委在右江特委的领导下，以林佑屯为中心，领导广西乐业、天峨、凤山、南丹、凌云以及贵州望谟、贞丰、册亨、罗甸、荔波等地的革命斗争。林佑苏区建立伊始，桂系军阀就开始对其进行围剿，是年9月，黔桂边委转入贵州板陈地区，并且建立卡法、板陈等多个支部。由于1932年黔地军阀内战，贞丰、望谟、册亨等地的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贵州军阀无暇南顾，黔桂边委决定对地方武装开展统战工作。在板陈地区最有实力的是王海平地方武装，王海平武举出身，有数百人枪，先后担任过下江水上警察队长、独立保商营长、贵州西路水上纵队司令等职。王海平部纪律较为严明，为了能够向过路烟土商人收税获利，往往保境安民，在南北盘江下游地区有较高声望。1930年，红八军一纵队曾经转移至王海平势力范围内休整，王海平为红军出资两万银元，并且掩护红八军一纵队转移，向黔桂当局隐瞒其行踪，与红军有很好关系，称红军为“广西弟兄”。黔桂边委通过王海平部连长罗川源做其工作，红一纵队司令何家荣曾多次深入险地与王海平谈判。何与王谈判结果为，王同意红一纵入黔并保持原建制；不公开红军番号，只称王部第四大队，同时将王部叶秀清连扩编为第四大队第三营，并由叶部派出一个排作为“帮助训练”（实为监视）同一纵（即第四大队一、二营）住在一起。一纵的伙食费等由王供给。[38]
1933年，在中国黔桂边地下组织帮助下，板陈创立兵工厂和创强小学。王海平乐于利用红军一起对抗黔桂军阀的夹攻，红军则在此真空地带建立革命根据地。黔桂边委在板陈时期对黔西南地区的开拓有了显著成效。王海平在板陈地区汉族、布依族等人民中有较高的声望，黔桂边委利用王海平的社会关系争取到很多少数民族首领和汉族开明绅士，红军与本地势力联合起来对抗黔桂军阀，黔桂边委在板陈留下了很好的革命基础，建立起黔西南苏区。红一纵队63团余部与王海平属下罗川源部合兵，组建工农红军黔桂边独立营，由罗担任营长，红军干部韦国英、牙永平等担任副手。全营两百余人，部队独立，由王海平提供军饷。独立营分别驻扎陇那、纳雍、卡法。牙永平率连队在卡法建立起黔桂边委卡法支部，发展组织。卡法支部是黔西南地区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卡法支部领导连队战士清剿土匪、保护村民，在当地得到人民拥护。后来，卡法连队更名为右江上游抗日义勇军第一连队，一直在卡法地区坚持斗争革命长达8年之久。卡法连队军纪严明，从不欺压百姓，卡法支部领导军民开垦种植，保护贸易，建立市场、学校，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做出巨大贡献。后因桂系军阀施毒计诱杀连长牙永平，卡法连队几乎全军覆没。牙永平牺牲后，麻山群众以歌曲进行缅怀：“农民吃苦最可怜，可怜农民最吃苦，吃苦到年头，吃苦到年尾，年尾肥猪喂土匪，土匪榨干我油水。盼望老牙快回来，回来为我换世界。”[39]
通过红一纵队余部与地方武装王海平的合作，黔桂边委领导下的板陈等根据地日益巩固，根据地内部队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同时发动群众展开革命斗争惩治恶霸地主官僚，剿灭土匪，维持治安稳定。黔桂边委领导下的红七军余部，是贵州境内第一支红军武装，它的出现对国民党政权和地方军阀、政客有很大震撼。武邑、桑郎、纳夜等乡镇的部分乡长、保长也开始和红军武装接触，请求帮助。黔桂边委研究决定利用这些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建立双边政权，以他们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合法身份掩护地方革命武装力量，在进一步扩大黔桂边地区的革命斗争的同时，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在贵州与广西交界的偏远闭塞的地区，传播了近代的思想文化和红色文化。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化传播与提升。
毕节位于乌蒙山腹地，古时被称为川、滇、黔之锁钥。毕节地理环境恶劣，山川沟壑纵横，土壤贫瘠，民族成分复杂，在民国时期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林青、缪正元等革命者于20世纪30年代在毕节地区建立草原艺术研究社，向毕节进步青年介绍进步文艺理论，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毕节支部，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引导和奋斗下，毕节地区也吹起革命新风。
九一八事变以后，在贵阳读书的进步学生秦天真由于受到贵州军阀和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迫害回到家乡毕节，他是当时贵阳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的骨干，在斗争过程中与田君亮等进步教师建立起非凡情谊。秦天真回家乡毕节，在中学任教，利用教学便利，组织当地爱国青年和进步学生继续宣传抗日反蒋。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在毕节建立中共地下组织。林青出身毕节贫寒之家，自幼在店铺中当学徒，先后在重庆、上海等地读书，曾以矛戈为化名参演进步话剧、学习美术，先后加入共青团、共产党。在读书和斗争期间，林青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书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林青与同乡缪正元等一起组织在上海的贵州进步青年黄金伦、金啸远、谢铭荣等人，在左联与社联等进步组织的领导下，成立起朝阳音乐社，在上海工人街区演唱抗日歌曲，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因他人举报，林青被英国巡捕房以“共党嫌疑”罪名逮捕判刑，出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1933年，林、缪二人回到家乡，与已经在毕节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秦天真一起组建了草原艺术研究社。次年秦天真加入中国共产党，林、缪、秦组建起中共毕节党支部。自此，草原艺术研究社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培训青年骨干，同时还组建起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会等分支组织，青年学生、进步教师等社会各界人士都有参加，草原艺术研究社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众多女青年为摆脱封建枷锁加入研究社，从而在毕节地区首开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之先河。与此同时，林青又着手于武装斗争的准备。原来与秦天真有联系的一支因不满军阀统治而脱离了军阀部队的队伍，活动于黔、大、毕一带，颇得人心。党支部决定争取这支武装，与连长范建章接触，并向他宣传革命道理，他表示愿意一道革命。随即党支部安排他在靠近云南镇雄的百乌乡、吴家屯一带秘密开展武装工作。另外，党支部在驻毕节的军阀部队犹禹九部中联系了一些人，进行策反，打算拖出一部分队伍；又与毕节、大定、威宁交界处的大小关场、白泥屯、马场坪一带的绿林武装联络，准备将他们争取。[40]草原艺术研究社在中共毕节支部的领导下，和毕节中学的进步师生一起，发动两次反对当局谩骂、诋毁共产党和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学潮。国民党当局在毕节中学安插学监和眼线，对学生抗日活动与进步运动加以监视，并且反对招收女生入学，引起进步学生愤怒不满，在中共毕节支部领导下，学生展开罢课游行，最终将国民党学监赶出校门。1934年，毕节支部组织群众进行的抗议当地驻军调戏女学生的斗争遭到了国民党当局镇压，毕节支部遭到破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草原艺术研究社骨干和毕节支部都有计划地转移至贵阳等地继续战斗，但他们在黔西北点燃的红色文化的星火已经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2.中共贵州省工委与中共中央的组织联系
红色文化传播到贵州这片贫瘠落后的土地上，是一种外来植入与内生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在中共与其贵州地方组织的关系和活动中更显得突出。
由于白色恐怖，许多贵州籍共产党员在省外与组织失去联系而回到家乡。这些革命者会合起来，在没有找到上级党组织之前，为了在贵州从事革命运动，通过商议组织了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缪正元、高言志、李余生、肖仕铣、王石安、赵促成组成，亦称“九人工委”。这是一个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由党内外人士结合的革命组织。它的任务是寻找党的上级组织，成员分别在军队和地方继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继续发展革命力量。[41]在红军主力长征进入遵义之前，贵州一共发展了40多名党员，并且在“九人工委”的领导下，多名党员打入王家烈黔军内部进行兵运。在与党中央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贵州“九人工委”长期领导坚持斗争，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工作，为随后的贵州省工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贵州的传播，以及红军在贵州革命活动的巨大影响，贵州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日益觉醒，人民在反封建、反军阀统治中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随着中共赤（水）合（江）特支、中共黔桂边委、中共卡法支部、中共蛮瓦支部、中共毕节支部等党的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省的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共毕节支部从毕节转移出来后，缪正元在安顺积极发展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并在进步青年中组织三乙读书会，提倡新文化，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34年7月，林青、缪正元、熊蕴竹、王芸生等人先后来到安顺，开展革命活动，他们组织读书会，发展会员，引导会员阅读进步书刊和通俗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共产党员的宗旨及抗日救亡的主张；此外，还在省立安顺中学、安顺女子中学相继建立了读书小组。
中共地方组织推动革命活动不断发展，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始摆脱了分散、自发的状态，朝着由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阶段发展。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纷纷团结到毕节支部的周围。此时，四川中共党员邓止戈因躲避四川军阀刘湘追捕来到贵州，与毕节支部的林青、秦天真、缪正元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团结一批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在党的周围。短短时间里，以贵阳为中心，毕节、安顺、织金、遵义、炉山（今属凯里）等地和贵州军阀的部队里，都开展了革命活动。1934年9月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成立，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9人组成，亦称“九人工委”。这是一个以中共党员为核心，党内外结合的革命组织，指导全省的革命活动，主要任务是：寻找中共上级组织，发展革命力量。1934年下半年，各种中共外围组织建立，逐步发展党员，徐健生、李策、孟昭仁等被吸收入党。随后中共又在贵阳高中、男子师范、女子师范、达德学校等开展工作，各校相继建立了中共支部。到1934年底，组织得到不断发展，有中共党员40余人，这就为贵州省工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林青赴遵义，通过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吴亮平（吴黎平）的介绍，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林青向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罗迈代表中共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和遵义县委。省工委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1935年1月底，林青返回贵阳传达中央决定时，邓止戈因随军在贵州西路未能参加，刘茂隆、秦天真等听取了林青的传达。鉴于贵州干部缺乏，增补刘茂隆为省工委委员。从此，中共贵州地下组织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
中共贵州省工委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帮助地方建立的唯一的中共省级地下组织领导机构，它使贵州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亦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战略转移的任务[42]，并成为有组织地传播红色文化的核心。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派杨涛（潘汉年）到达贵阳，与省工委委员秦天真接头，秦向其汇报了贵州的工作。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第一，做好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的准备；第二，窃取国民党的作战地图、密电码、飞机符号；第三，掩护杨涛去上海，以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关系。下达任务的核心是要省工委配合中央红军的斗争，“背靠云南”可以牵制滇敌，“面向遵义、重庆”则与川黔边的斗争相联结、相呼应，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窃取敌人的电报密码，是红军破译敌方电报以利作战的需要。为此，林青及时给缪正元布置窃取敌人密电码的任务。缪利用在敌人电台工作之便，迅速完成了任务。缪还按林青指示，随时做好准备，待与红军接近时，寻机带电台投奔红军。当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期间，秦天真通过打入敌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设法窃取到敌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
此外，省工委还利用各种机会牵制敌人的行动，支援红军。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工作，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壮大进步力量，先后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凯里等地建立县委、县工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小组。此外，省工委在贵州的一些县、乡建立了党的支部，有党员进行活动。为了抓好武装斗争，省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建立了军事领导小组，由李光庭、喻雷、王毅、丁沛生、宁纺陶、张恒兹组成，李光庭任组长，受省工委直接领导。省工委还在贵州的安顺、黔东南一带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游击武装。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广泛联系群众，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壮大党的组织，在艰苦的岁月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后，王家烈政权垮台，贵州开始了国民党“中央一体化”的统治。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安顺中共组织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对黔军策反、建立地下交通站、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等活动。1935年2月，省工委派秦天真去安顺传达林青在遵义向党中央汇报和联系的情况，安顺党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在省工委的帮助下，中共安顺县支部成立，由谢速航任支部书记，支部隶属省工委。省工委根据党员不断增多及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当时红军已经采取由黔入滇的路线和国民党“追剿”军的布防情况，需要加强安顺地区的地下工作，决定成立中共安顺县工作委员会，谢任工委书记。安顺县工委成立后，开办了一个秘密短期训练班，培训骨干，发展中共党员，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了配合红军长征的许多活动，贵州的红色文化传播的路径更多、范围更广。
随着地下斗争活动的开展，建立一个地下通信联络站显得十分重要。根据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指示，谢速航利用在安顺邮电局工作的有利条件，在安顺邮电局内建立了地下通信联络站。经过这条联络线传送的文件书刊，有省工委发往各地的文件，安顺一带寄给省工委的信件；从国外寄来的进步报刊是通过东京湾经昆明转安顺，由安顺再分发到贵阳等地去的。一时间，这个联络站成为红色文化传递、交流的枢纽。地下通信联络站采取多种办法开展工作，一是邮件多用假名或外文书写，以迷惑敌人，使邮件顺利通过各种检查关卡。国外寄来的邮件，封面上一般都书写英文或法文，使敌人误认为是安顺教会里外国人的书信，不敢拆查。有的信件则用约定的假名、假地址，地下交通站在分拣信件时就收下了。谢速航、陈汉民均在安顺邮电局工作，陈负责邮件进出口的开拆、封发工作。国民党军政方面常派特务来邮局检查邮件，但进出口邮件都经过陈汉民这一关，凡“自己的”邮件都设法事先提出来，特务无从查到。加之假名、假地址的邮件，即使误落入敌人的手里，敌人也找不到真正的收信人。二是利用敌人派系矛盾，挑起争端转移敌人视线。当时，在安顺邮局检查信件的特务分子，一派是国民党军队政训处派来的（军统），另一派是国民党县党部派来的（中统），他们的目的都是要查出共产党的文件，但为了邀功请赏，彼此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中共安顺地下组织经常利用这些矛盾将信件巧妙妥善地分拣出去。安顺大箭道邮局内的地下交通线，就这样一直保持到1938年秋，始终没有出过问题，确保了地下党来往信件的安全。
3.中共贵州地方组织与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
遵义是黔北行政中枢，政治、经济和文化较其他地区发达，又是掌握贵州军政大权的桐梓系军阀的老巢，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的同时建立了中共遵义县委，林青兼任书记。8月，省工委派杨天源回遵义工作，与黔北游击队的谢树中、罗红、罗有余等取得了联系。9月，在杨天源组织下，“遵义青年反帝拥苏同盟”在火烧舟李家坝小学成立，为了扩大宣传，“遵义青年反帝拥苏同盟”开办了黔北书店，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12月，杨天源等人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先后培养吸收了十多人入党，重新建立了中共遵义县委，杨天源任书记。遵义党组织建立后，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争取青年脱离国民党省党部组织的“青年阵地社遵义分社”，把青年引上革命道路；党员找到合法工作做掩护，扩大党的活动范围；打入国民党军队做兵运工作；利用新民小学的社会关系，团结当地进步教师组织抗日宣传队，办油印刊物《新民月刊》；组织读书会，引导大批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5年7月19日，国民党在贵阳发动大逮捕，制造了震惊全省的“七一九”事件，省工委书记林青及一些中共党员、群众骨干被捕。为此，中共贵州省工委决定暂停上下级联系。遵义县委执行了省工委的指示，保存力量，暂停活动。
中共贵州省工委加强了对贵阳地区的领导，进一步促进了党建工作的发展。1935年3月，中共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支部建立。4月，中共贵阳县委建立，县委书记先后由李中量、汤幼新担任。5月，中共贵阳中学支部建立。当时，贵阳地区的党组织在贵阳的星光读书会、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群众团体的活动中十分活跃，他们通过组织阅读进步书籍，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团结了一大批爱国青年。1935年5月，贵阳地区党组织通过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发动群众，在贵阳地区广泛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6周年和五卅运动11周年的活动。在中共党员的带动下，进步青年举行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讨论会，各校学生还组织各种宣传队，回顾五四运动和五卅惨案的斗争历程，宣扬中国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光荣传统，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在纪念活动期间，贵阳各条街道都有学生宣传队的活动，整个山城都可以听到“发扬五四传统，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43]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许多中央及省级机关在安南（今晴隆）设置办事机构，抗日军队和各界人士纷纷云集安南。因此，安南县特殊的地理位置显得尤其重要。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贵州省工委为贵州地方组织建设需要，派党的同志到安南，利用各种公开身份做掩护，组织抗日宣传救国活动，同时开展党建工作。这一时期，贵州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1939年4～5月，邓止戈先后从全省各地把地下党员张人均等二十多人派往或疏散到安南，利用其县政府第一科长的公开身份，把这些同志中的一部分安排在县政府部门或区、乡工作。丁荣端等五位同志则由时任县政府督学的钱培炎安排到碧痕小学教书。此间，以上五人在碧痕小学秘密成立“黔西片区党小组”，杨世贤（女）任党小组长，领导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活动内容主要是协助当时的国民政府广泛开展兵役宣传，号召和鼓励青年积极奔赴抗日前线，杀敌立功，救国于危难之时。后由于被反动势力盯梢，这五位同志于1941年12月被迫转移。
为在后方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邓止戈在县民政科工作期间，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积极推行新的募兵方法，宣传、动员、鼓励青年入伍抗日。在他的极力倡议下，县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了招募新兵的奖励办法若干条。其中，对招募新兵10人率队入伍者，可请求所在部队给予班长待遇，许多有志爱国青年，自动请缨上前线杀敌。邓止戈兼任哈马实验联保主任期间，与该联保文化干事张人均，积极组织群众和学生参加抗日活动。他们采取游动教学等方式组织党员学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和李先念同志对贵州中共地下党党建工作的指示精神等。1940年3月5日，邓止戈奉命离开安南，指派地下党员张人均继续留在安南，领导组织安南的抗日宣传活动和建党工作。
中共贵州省工委黔西南片区负责人张立，此间向张人均介绍安南城区小学校长黄小穆，称其在盘县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参加设在重庆的“战时书报供应所社会科学读书研究会”，该研究会目的是为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宣传抗日形势，教育民众要热爱国家，不当亡国奴。黄小穆受其影响，思想进步很快，在盘县师范组织同学创办《时事班刊》，宣传抗日救国，表现积极，寻求革命依靠力量和党的组织等，希望张人均注意观察、培养，在适当时机发展其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
张人均在安南县政府工作期间，也常见黄小穆来县政府教育科汇报工作，之后他便到县政府图书室看书，并借走一些进步书籍。张人均与黄小穆逐渐加深了解，友谊日深。张人均把自己学习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和《论党》等书籍借给黄小穆看。张人均也经常找机会去黄小穆家中玩，趁机和黄小穆谈论地处黔滇公路上的安南县城在抗战中的重要地理位置，如能在此地开个书店，既能自己看书也方便别人买书，借此机会宣传抗日救国和党的主张，他们两人不谋而合。[44]
（三）遵义会议开启马克思主义在贵州传播的新路径（模式）
1.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播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安事变以后，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作为“陪都”的屏障和连接川、湘、桂、滇四省的中枢，贵州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华东、华北大片土地沦陷，国民政府偏安一隅，将统治重心放在西南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对贵州地区的控制。
中共中央为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于1937年9月从延安派遣黄大陆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到达贵阳。当时，贵州地下党组织经历了“七一九”事件等数次国民党大搜捕，许多党员骨干被迫转移或隐藏。黄大陆到达贵阳后，开始着手重建贵州省工委，并且及时向贵州地区的中共党员传达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着手恢复毕节、织金、贵阳、遵义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印发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纲领》《实践上的几个问题》《关于生活小组》等文件。1938年，曾在贵州省工委工作的邓止戈、秦天真等人回到贵阳，准备与黄大陆、李策重组新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邓止戈任书记。在邓、秦尚未抵筑之前，国民党贵州省当局慑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经过密谋策划，于1938年春制造了“二一九”事件，公开逮捕学联7位负责人，又以“托派”“汉奸”罪名逮捕了黄大陆、李策、严金甡等人。[45]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当局依旧对贵州采取高压态势，虽然不敢将黄大陆等杀害，但是仍以“军事犯”等罪名，将黄大陆长期关押。黄大陆在狱中坚持斗争，直至双腿瘫痪，也未曾屈服。中共中央与冯玉祥等爱国人士，曾多次组织营救，都未能成功。1941年皖南事变后，黄大陆被敌人杀害，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革命。
贵州省工委尚未重组即受重创，邓止戈等革命者并未停止党的活动。毕节、安顺、思南、贵阳、遵义、金沙、湄潭、织金等县先后建立起县工委或党支部、党小组。农村合作委员会讲习所、贵阳医学院、大夏大学、平越交通大学等单位建立起党支部。在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贵州先后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贵阳《新华日报》分销处、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合群体育会、中苏文化协会、宪政促进会、文艺界抗敌后援会等进步组织。全省党员由抗战前的100余人增加到500余人，恢复县级以上党组织14个，总共恢复与建立党组织32个，并且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成立了苗夷委员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遵义，国民党当局成立了遵义各界抗敌后援会和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青抗）。遵义地下党组织利用国共合作的机会，派谢树中、傅邦瑞等共产党员参加青抗会，以青抗组织为掩护，团结、领导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活动，又组建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歌咏队、民众话剧社等团体。1938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队部成立。该组织的筹建人之一张益珊，曾参加过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9月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46]贵阳“民先”成立之后，黔省各地“民先”组织先后建立。湄潭“民先”由赴黔省各校学生组成，在湄潭党组织领导下，吸收40余名队员，下设读书会、宣传队、实践队、纠察队、学生法庭等。是年7月，湄潭“民先”由湄潭出发至贵阳，一路宣传抗日。“民先”队员把学习军事技术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在各分队组织下，每个星期日，“民先”队员分别在城郊的杨柳湾、华家山、六冲关等地集中，学习基本的军事技能。队员们以木棍作为枪支，以树枝当刀刺，练习打游击、捉汉奸，训练十分严肃认真。队部还聘请专人给大家做“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报告，提高队员们对敌后游击战争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重要地位的认识。[47]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全国各地挑起事端，多次制造反共军事摩擦。贵州当局对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采取了能消灭则消灭之、不能消灭则破坏之的办法。贵州地下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隐蔽疏散、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48]。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接到南方局通知，将贵州地下党组织紧急转移，撤销中共贵州省工委，另建新的隐蔽领导机构，将已经暴露的干部与邓止戈撤回延安。邓止戈、秦天真等先后撤离至延安后，贵州成立中共贵州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陈于彤、张述成、杜守敦三人负责，临时工委将全省地下党组织分为四个区域，分别为贵阳区、黔西区、黔北区、黔东区。1940年秋，大部分黔省中共党员被转移和隐蔽，留守的地下党组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转移过程中，临时工委组织建立起地下交通线，贵阳红十字总会、汽车修配厂、贵州公路局、西南公路局、西南运输处等交通关键部门，都安插有地下党员。在安顺，地下党组织转向紫云边区隐蔽活动。虽然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络，安顺地区地下组织仍旧坚持斗争，在安顺建立了两个读书会，联系社会现实，讨论国内外时事要闻，阅读进步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皖南事变爆发后，安顺地下党组织召集民众进行多次集会，向民众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径，并于三八妇女节时，组织500余人的反蒋游行与火炬游行。隐蔽在贵阳中学的地下党组织，团结进步学生，在国民党当局高压之下，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先后创办地下刊物《野火》等，并且将《新华日报》《解放》等报刊中的重要篇章以传单形式，向贵阳民众散发。地下党组织还在平越开办“八一三”书店、“新新供应社”等商店，作为掩护，向民众与在黔学生出售进步书籍，组织地下党员与进步学生讨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
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直至抗战胜利前夕，贵州地下党组织坚守红色文化阵地，一方面组织民众团结抗日，以贵州为后方枢纽，向抗日前线输送大批爱国青年；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坚持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黄大陆、李策等多位优秀共产党员在贵州牺牲。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贵州地下党组织数次被敌特破坏，又数次重新组建，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现革命理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贵州新思潮
贵州地处偏远，建省500年来都积贫积弱，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民族关系复杂，长期以来都未能受到中央政府重视。抗战时期无疑是贵州发展史上的短暂“繁荣”期。由于日寇侵略，众多高校内迁至川滇黔。1938年秋，上海私立大夏大学、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先后迁到贵阳复课。1939年2月，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迁到平越（今福泉市）。同年底，国立浙江大学迁到遵义。1944年秋，广西大学迁到榕江。贵州作为文化贫瘠之地也迎来了短暂的文化春天。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内迁黔省各高校师生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内迁高校师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贵州新思潮的核心。
1942年，贵州先后建立了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和贵阳医学院三所高等院校。这些新建和迁黔高校，不仅给贵州教育事业带来新气象，也给贵州红色文化注入了新血液，增添了新活力。内迁高校集中了当时国内外一批有名望的教授、专家，学生素质也较高。他们饱尝国破家亡的痛苦，更富于斗争性和民主意识，加之一些高校有中共地下组织或地下党员的活动，这些学校学生堪称抗日战争时期贵州青年运动的先进代表。迁黔高校学生与贵州大、中专学校学生，共同掀起了红色文化和抗战文化一个又一个的高潮，谱写了贵州青年运动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的新篇章。[49]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一方面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加强对国统区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贵州学生的民主运动就带上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鲜明政治色彩，这三方面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贵州新思潮的重要特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受到各阶层群众的广泛拥护。贵州很多进步师生在思想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贵州青年一起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援中国共产党，到革命圣地延安“朝圣”。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压制学生中的进步思想，进一步控制青年学生，决定对后方各大学毕业生实行“总考”。国民党教育当局认为学生过多地将精力放在抗日宣传上是不务正业。“总考”命令一出，引发各大学学生强烈不满，学生认为“总考”必将影响毕业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内迁至湄潭的浙江大学首先发起“反总考”斗争。全校毕业生拒绝参加毕业考试，在当局强迫他们进入考场后又集体交上白卷。黔省各大高校纷纷声援浙大毕业生的斗争，迫使教育部取消原先命令。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犯香港，一时间国民党高层争先恐后将自己在香港的产业内迁至西南后方，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之女为将自己的宠物运回内地而包用专机，致使许多在香港宣传抗日的进步文化人士未能及时撤离而被日寇抓捕。这一恶劣行径被重庆《大公报》揭露，黔省内各大高校一片哗然，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展开了“倒孔”运动。“倒孔”运动由内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首先发起，黔省以浙江大学的反应最为强烈，学生组织起“马克思主义小组”，作为“倒孔”运动的领导核心，秘密组织各高校学生串联，印发传单呼吁打倒孔祥熙。1942年，贵阳街头出现署名“民生社”的号外，揭露孔氏家族各种恶劣行径，号召大家“倒孔”，同时遵义等地也出现大量宣传品。贵州当局甚为惶恐，加紧对各内迁大学的严密管控。由于后方经济吃紧，各内迁学校从校长、教师到学生无不生活拮据，而孔祥熙搜刮民财存入国外银行，这一消息激起了学生的极大愤怒。在中共浙江大学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步学生组建“打倒孔祥熙委员会”，学生在校内张贴海报并组织上街游行。“倒孔”行动由浙大扩散到黔省各高校、中学、小学。蒋介石闻讯后立即要求贵州当局予以弹压，教育部当局派遣督学进入浙大监视学生动向，并且指令在遵义的陆军大学政治部对浙大进行监控。浙大校长竺可桢为向当局表示抗议，立即向教育部当局提出辞职。浙大学生又组织起“挽留校长、保证浙大民主”的签名请愿运动。“倒孔”风波平息后，国民党当局命令严禁各校师生以任何名义游行示威。贵州当局派军警到浙大肆意搜查抓捕参加“倒孔”运动的学生。浙江大学的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还组织起以各种名目为掩护的读书会，学生之间秘密传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新华日报》《新哲学大纲》，以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新阶段》等著作，通过读书交流，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师生，坚持进行战斗。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搬迁至平越后，立刻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平越交大学生创办《呼声》《山城》《越光》等壁报，宣传抗日和呼吁民主，同时还介绍哲学知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组建学生抗日宣传队，用话剧、歌曲、演讲等形式积极开展斗争，进一步揭露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黑暗。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交通大学成立起“越光”“山城”“犀源”等众多学生进步社团，宣传抗战救国与马克思主义。交大学生还在平越县城开办农民夜校，除了免费教授农民子弟文化知识外，还向农民宣传抗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由于国民党特务组织经常骚扰学校师生，不断到学校寻衅滋事，时任院长的茅以升为维护学校正常秩序，持续呼吁黔桂铁路局向学校派驻武装校警，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相对抗，使学生受到极大鼓舞，交通大学的民主思潮和民主运动进一步扩大。一位平越交大学生曾经回忆道：“从院长、教授到学生会，都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因而同学们受到巨大鼓舞。更值得一提的是，街上开办了‘八一三’书店，是地下党向广大民众宣传革命理论的又一重要阵地，使我们对能够读到《新华日报》，及时了解到全国的革命形势，学习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使我们对救亡工作更加增强了信心，明确了方向。”[50]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本质更加明显，国民党当局对贵州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进行残酷镇压，对学生民主进步运动进行高压管控。国民党六中全会之后，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该《宣言》是为了响应郭沫若代表重庆文化界起草发表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由中共地下党员李晨起草提纲，学生自治会代表讨论。《宣言》根据中共中央对当时局势的科学分析，呼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将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专制。《宣言》公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包括各党派的代表以及无党无派的才高望重人士”参加的“公允合理的新组织”。浙大学生自治组织对国民党当局提出十点建议：一是确切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通信等之自由，废除军事秘密以外的一切检查制度；二是确切保障人民身体、集会、结社之自由，停止一切除了对敌人和汉奸以外的特务活动；三是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措施，切实保障人民思想与学术研究之自由；四是无条件承认各党各派之合法地位，并保障其公开活动；五是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六是军队国家化，改善士兵生活，使全国各部队获得平等之待遇，以增强反攻力量；七是废除26年前所选之国大代表，并从速公布国大代表之新选举法，在新选举法中，不得有“指定”“圈定”“当然”之类的规定；八是裁撤并惩办一切腐化官吏，以刷新吏治；九是取缔一切囤积操纵，严惩奸商，开发资源，以挽救财政经济之危机；十是党务费不得在国库中支取。[51]
《宣言》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主张，浙大在国统区高校中首屈一指，印刷了两千余份《宣言》，通过各种途径冲破国民党特务组织重重封锁，将其传播到国统区各大学与社会各界。当《宣言》被传播到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之后，各高校迅速以发表宣言或其他各种形式予以响应。虽然国民党当局对此项《宣言》层层封禁，并且致使浙大“三青团”成员发起否认《宣言》的辩论，但适得其反，这促使更多学生支持《宣言》，冲破当局封锁，秘密宣传《宣言》内容。浙大也因此被称为“贵州的民主堡垒”。
遵义会议之后，经过内迁黔省各高校进步师生的努力，尤其是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领导，贵州民主运动广泛兴起，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打开了缺口，建立起“民主堡垒”，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民主新思想。
3.遵义会议精神引领下的贵州群众革命实践活动
1935年1月，红军主力长征攻克遵义后，贵州“九人工委”领导人之一的林青赴遵义与中共中央组织联系，中共中央承认了贵州地下党组织“九人工委”，并且高度肯定了“九人工委”长期以来的革命工作，批准建立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在省工委领导下，贵州共产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贵州省工委配合中央红军牵制云南的滇军，设法窃取敌人的密电码，使中央红军能够了解黔军动向。红军四渡赤水时，秦天真通过敌军内部的地下党员，获得了军用地图和密码本。蒋介石命令西南各军阀对红军进行夹击，省工委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通过贵州，在红军主力从遵义北上时，命令打入敌人内部的党员黄大陆利用黔军何知重部参谋长的身份，劝说何知重部以“兵无宿粮”为由不与红军作战。缪正元也截获王家烈下达给何知重的作战命令，贵州省工委立刻通知黄大陆劝说何知重，利用其希望保存实力不与红军正面作战的心理，使其按兵不动。缪正元、黄大陆等人还将掉队的红军指战员安排在电台做勤务员。在贵州省工委领导下，贵州地下党组织努力掩护中央红军顺利通过贵州，为中央红军打破蒋介石围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贵州省工委遵照党中央的指导，进一步扩大发展贵州党组织，继续深化和扩大革命斗争，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凯里等地先后建立县委、工委等党组织，还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组织进步文艺团体和学术研究组织，以便接纳和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同时建立军事领导小组，进行武装斗争，如在安顺与黔东南组织兵运和建立游击武装，促进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活动。遵义会议之后，王家烈政权垮台，贵州处于国民党中央系的直接统治之下，国民党迅速加强对贵州的控制，贵州省工委决定进一步扩大组织。1935年2月，省工委委派秦天真到达安顺，向安顺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贵州省工委的命令，安顺党员很受鼓舞。贵州省工委帮助安顺党员建立中共安顺县支部，谢速航担任支部书记，龙树黔为委员。安顺、贵阳成为贵州地下工作的中心。贵州省工委根据党中央面向遵义、背靠云南的指示，建立起中共安顺工委，并且对党员开办短期秘密培训班。通过密电得知蒋介石已经做好在云南阻击红军的准备，中央红军决定北上，以避其锋芒。贵阳、安顺等地的地下组织全力配合红军北上。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瓦解王家烈残余势力，对黔军进行改编，将驻扎于安顺以西地区的何知重师、吴剑平师改编为一〇三师与一二一师，并且试图将两师人马调离贵州，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日益尖锐，何、吴两师军心浮动。在此背景下，贵州省工委与下辖安顺工委决定利用黔军改编这一契机，指示前期打入黔军部队的地下党员对部队进行策反工作。林青与秦天真策划利用黄大陆在军中的关系，将一批地下工作者安插进入一〇三师，肖仕铣、龙兴权任参谋职，李逸生任师部书记官，缪正元、王树艺等担任报务员。1935年秋季，安顺工委着手对军阀犹国才部机枪班长李慰林等人进行策反，敌人对李的活动有所察觉，李毅然起义，将机枪连部分人枪带上山，准备开展游击斗争，后在安顺老落坡被敌人围追，致使起义失败。
两次失败的兵运，导致国民党当局提高了警惕。蒋介石命令嫡系李觉部进驻安顺，弹压地方势力。中央军骄横跋扈、欺压乡里，不把同在安顺驻防的一二一师放在眼里。安顺地下党组织利用中央军与黔军的矛盾，进行兵运策反，充分运用红色文化的力量，与敌人的军事、政治、文化“围剿”进行斗争。时值蒋介石准备调动一二一师出黔围剿红军，一二一师官兵多为黔人，不愿离开家乡。安顺工委以安顺民众名义写信并张贴传单，希望挽留一二一师，同时利用黔军与中央军的矛盾挑起冲突，致使李觉部队与一二一师发生火拼，双方多人伤亡。蒋介石害怕引发更大冲突，遂将李觉部撤离安顺。贵州省工委将此次火拼事件通告了上海有关媒体，引起重大反响。安顺工委书记谢速航利用在安顺邮电局工作的便利，建立地下通信联络站，通过联络站保持与贵州省工委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的汇刊、《季米特洛夫报告》《救国时报》《少共真理报》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文件，都由云南发至安顺，再由地下联络站转发至贵州省工委与各地地下党组织。国民党敌特进入邮电局，妄图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安顺工委巧妙地将邮件封面书写成英文、法文，使敌人误以为是安顺教会的邮件而不敢插手。另外，在邮件检查过程中，地下组织利用国民党军统人员与县委党部CC系之间的矛盾，巧妙周旋。安顺地下联络站在1935年至1938年期间，作为贵州地下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唯一联络线，没有发生任何问题，确保了地下组织自身安全与中央指示的成功传达，功不可没。
遵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川黔贸易的枢纽，较为富饶，也比黔省别的地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红色文化也在这里最先找到了孕育成长的土壤。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遵义即已建立中共赤合特支。1933～1934年，由四川进入遵义的地下党员周司和、周守如等，在遵义三中、女中等地开展进步活动，组织读书会，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和宣传。谢树中（三中毕业后留任图书管理员），李小侠（女中学生）等进步青年，为迎接红军，成立了“红军之友协会”。红军到达遵义后，“红军之友协会”更名为“红军之友社”，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不少群众参加。红军离开时，“红军之友社”的部分成员和一部分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一部分桐梓赤卫队员，一部分新参加的工人和青年学生，组建了一支在遵义、湄潭、绥阳活动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以红军九军团的党委委员王友发为政委，统率三个排，班长以上全是老红军战士，全队100多人，在三个县辖区内开展游击战。[52]后因敌人围剿，游击队政委牺牲，游击队分散隐蔽。193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的同时，也批准建立遵义县委。遵义县委书记林青随后被捕牺牲。同年8月，省工委派共产党员杨天源回到遵义开展地下工作，杨天源以新民小学校长的身份作为掩护，与从北平转移回乡的党员谢丰组建“遵义青年反帝拥苏同盟”，谢丰担任主任，共有20余人参加。
“反帝拥苏同盟”还采用集资形式，开办黔北书店，面向遵义青年销售进步书籍和期刊，后因国民党当局查禁，黔北书店被迫停业。杨天源联系黔北游击队的罗有余、罗红等人，并且先后发展培养张宗启、肖义德等9人入党，杨天源担任遵义县委书记。从在遵义县城内部宣传反蒋抗日，到与黔北地区的游击队武装斗争相结合，遵义县委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先前赤合特支和红军遵义会议创建的革命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巩固革命，团结当地进步教师，组织抗日宣传队，并且创办油印刊物《新民月刊》，使遵义大批进步青年与爱国人士走上了革命道路。
贵州省工委加强对贵阳地区革命力量的整合，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和建立多个支部。1935年3月，中共省立女子师范支部建立，4月中共贵阳县委成立，5月贵阳中学支部建立。同时贵州省工委还组织星光读书会、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这些进步团体在贵州省工委领导下，通过组织阅读进步书籍，传播了革命思想，秘密团结了大批爱国青年。在贵州省工委领导下，贵阳各大学、中学都组织起反帝爱国宣传队，时常在贵阳各县区活动。贵州省工委领导革命活动成效显著，从而引起国民党当局重视。1935年7月19日，国民党对贵阳中共地下党展开大搜捕。由于叛徒出卖和保密工作疏忽，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等地下党骨干被捕，林青在狱中被严刑拷打，未曾透露任何党的信息。9月11日，荷枪实弹的一大群军警押着林青“游街示众”后，将其公开杀害在贵阳六广门红石坡，妄图杀一儆百，却未料到，被押赴刑场的林青沿途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53]在狱中，林青尽力掩护战友越狱，牺牲自己以维护贵州省工委组织的安全，他的牺牲是贵州省地下党组织的重大损失，但是贵阳民众看到他的英勇气概，被深深感动，很多被国民党诱骗加入其青年组织“青年阵地社”的进步青年，此后陆续退出国民党组织，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
“七一九”事件之后，贵州省工委认识到，不能仅仅发动城镇群众运动组织革命，还要坚持农村武装斗争。贵州省工委派遣党员王平至毕节，与邱在先一起加强“草原艺术研究社”的工作。1935年8月邓止戈到毕节，争取了思想进步并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毕节中学校长李仲群，以学校为阵地，发展革命力量，同时坚持争取武装斗争。是年9月，以“草原艺术研究社”骨干成员为核心的中共毕节支部得到恢复，以邓止戈为书记，展开抗日救亡运动。在红军主力与中共中央离开贵州后，蒋介石为了继续围剿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阻击红二、六军团，在毕节设立专员公署，并且委派江西德安专员莫雄为毕节专员。莫雄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后在北伐战争中任师长，在国民党中有很高威望。由于两广军阀与国民党中央军之间存在矛盾，莫雄失去军职，赋闲在家。莫雄曾在上海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拥护反蒋革命。莫雄担任江西德安行署专员与保安司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助他建立保安司令部，他的副司令、秘书主任、参谋长、各科负责人，均为地下党员。蒋介石任命莫雄为毕节专员以后，莫雄率江西德安行署原班人马上任，其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等。由于川滇黔地区有红军伤病员七八千人，蒋介石命中央军六十六师陈光中部归莫雄指挥。莫雄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据情报，毕节地区果真有不少红军伤病员。若陈光中师专门去对付这些伤病员，那么他们的处境肯定不妙。刘哑佛、卢志英抓住了陈光中好色之癖，借口与他‘谋娶安侍’，整日用酒灌他，并真的帮他找来了两个漂亮的小老婆，陈光中喝醉了迷魂汤，昏昏茫茫，他每隔6天左右就请我及卢志英、刘哑佛去赴宴，饱尝当地茅台名酒，早将剿共之责抛到九霄云外，我也当然不给他发指示了。半年后，毕节地区的红军伤病员已不知所踪了。”[54]莫雄在毕节将“草原艺术研究社”骨干宁起枷、尹司农等录用为雇员，莫雄的参谋长、地下党员卢志英与宁、尹等人时常在“草原艺术研究社”创办的“我们的读书室”进行秘密接头，向大家讲解马列理论、分析国内外形势，引导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通过毕节，并建立黔西北根据地，莫雄带领其专署官员主动撤离，使红军顺利通过。毕节支部与莫雄配合默契，顺利掩护红军伤员转移，巧妙协助红二、六军团通过，功勋卓著。
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黔东南地区，由于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军阀势力与国民党统治都未能渗透进入。长期以来，黔东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因此大部分都由民族武装控制。贵州人李光庭曾随贺龙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鄂西国民党八十五师进行兵运，1931年起义失败后回到贵州老家。1934年，李光庭找到贵州省工委委员秦天真，接上组织关系，贵州省工委决定组建以李光庭为组长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军事小组，军事小组由喻雷、王芸生、丁志平等组成，秦天真直接领导。军事小组的首要任务是在安顺、凯里等地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开展兵运，组织游击武装。在丁志平打入黔军一二一师四团三营十二连任连长后，策动下辖两个排发动起义，起义部队在盘县等地进行游击战，队伍发展到500余人，被编为黔西游击队第七支队，丁志平为队长，王芸生任指导员。后因被敌人包围夹击，丁志平身负重伤，两位排长牺牲，第七支队被迫分散隐蔽。贵州省工委军事小组，是贵州地下党组织以军事斗争为目标组建的第一个组织，军事小组先后进行过清水江地区地方武装张元勋部兵运策反等工作，后因张部被王家烈收编，调入广州陈济棠辖下，争取工作中断。在李光庭、李长青与贵州省工委取得联系后，省工委批准建立中共凯里小组，李光庭、李长青为小组负责人，李长青利用在凯里小学任教为掩护。为了粉碎敌人搜捕镇压革命力量的阴谋，是时省工委发出了“实行隐蔽精干，分散活动，重点转向农村，在边界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军事工作”的命令[55]，凯里小组成立进步组织“学生会”，由李长青任主席。在中共凯里小组的领导下，“学生会”与进步青年教师一起，与凯里小学董事会抗争，使其修改限制学生入学的不合理规定，为大量贫困子弟入学读书争取权利。凯里小组又秘密成立以青年进步学生为主的“青年读书会”，由李光庭、喻雷、王芸生等人辅导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并进行讨论，引导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抗日救亡思想，同时掀起抵制国民党当局苛捐杂税的运动。李光庭后又与李长青、喻雷、王芸生等分赴凯里、雷山、台拱等地联络，争取地方武装500余人，为今后长期武装斗争奠定了一定基础。中共贵州省工委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将斗争中心由城镇转向农村，接受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在贵州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面内战爆发，贵州地下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贵州人民群众展开反蒋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政治斗争，以及争取生存的经济斗争。贵州人民在遵义会议精神指导下，开展群众革命实践活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为解放贵州建立了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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