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精神类似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内容上都是对中国革命和理论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神、坚定信念的精神、民主团结的精神、务求必胜的精神。[56]但由于遵义会议召开的地点、环境的不同，遵义会议精神又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和体现出最为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贵州地域文化的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它开辟了贵州地域文化的新格局，同时也与贵州地域文化共同发展前进，互相共鸣。
遵义会议的丰功伟绩早已被载入史册，给贵州和中国都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根据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境况、会议主题、决议的形成过程，以及后来对长征及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无论怎么概括和表述，都应该在完整的意义上把握遵义会议精神所具备的历史特征、深刻内涵和时代特点。遵义会议精神既是贵州红色文化的精髓，也是贵州红色文化的杰出代表，对贵州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在多种文化碰撞、交流、选择、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合力下进行的。
（一）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的共鸣
1.贵州地域文化价值的提升与飞跃
不可否认，贵州的文化主体精神不强。贵州的自然环境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世居民族于农耕之外，兼及林、牧、渔、猎等。贵州传统文化虽以儒家文化的伦理精神为主导，但与中原文化相比较，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相对偏低，主要原因在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贵州文化总是以农耕文化、渔猎文化与畜牧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并存，而儒家文化与道、佛、巫乃至天主教文化均可和平共处，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心理及性格往往是兼及南北，融汇四邻，复杂矛盾，难以概括，堪称“既直爽又婉转，既犷悍又胆怯，既开放又封闭，表面开放，骨子里封闭，既自大又自卑，既勤劳又疏懒，既将就又讲究，既愚昧又狡黯，既质实又幽默，既知足常乐又不满足现状……这种复杂的二重性格及心理，正是文化主体精神不强的外在表现，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不够成熟的表现”[57]。所以，贵州文化就其总体而言，仍未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
贵州文化的地域特点以及历代强权政治的挤压与控制，造成了贵州文化严重的封闭性，此种封闭性尤其体现在世居民族的上层集团之中。他们由于害怕种族、文化的灭绝，或者担忧集团和派别既得利益的丧失，而对外来文化高度警惕，深闭固拒，夜郎及诸小邦国君的心态莫不如此，“一方面是封闭心理，另一方面又由于缺少文化的主体精神，使文化特质并不明朗的贵州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会显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58]。此种并不甘心归附中央的封闭心态，至明清乃至民国时也有双向发展，一是财力上依附中央，“厚赐”则附，无赐则叛；二是搞独立王国，如周西成主黔。从文化心态上看，这些都是目光短浅、缺乏自信的表现。
然而，我们却不能忽视贵州地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就是其中绵延不绝和生生不息的开放性。诚然，贵州文化的主体精神不强，尚未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但这反而使得贵州文化历来具有一种开放性。贵州地处偏远，落后贫困，世居民族急于了解外部世界，改变自身状况的欲求世代相传，颇为强烈。汉朝与夜郎，孰大？夜郎王对汉使所言，正是一种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开放心理，仅仅将其指称为“夜郎自大”，本质上不过是一元中心的文化偏见。而“贪汉缯帛”现象，又何尝不隐含着本土对外来文明的羡慕和企盼之情。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被贬来黔，终在龙场悟道，创立“心学”，难能可贵的是贵州学人影从，形成影响深远和成就卓越的黔中王学。“有清以来至民国年间，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沙滩文化及黄齐生、赛先艾等都表现出贵州文化的开放性，在与中原文化或西方文化的交往中，一方面传播了贵州文化，另一方面，也引进了外来文化，而两种文化的合力则造就了这些贵州文化的精英。”[59]上述文化精英的产生，正是贵州文化开放性的重要体现。
贵州传统文化的变迁虽然显得迟缓，但并不等于缺少转型和创新的可能。毫无疑问，遵义会议精神给贵州地域文化带来了很大的价值提升空间。具体而言，一是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以及红军官兵在贵州大地上做了大量文化工作，这给贵州的文化系统注入了一针催化剂。作为贵州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各世居民族在其文化心理上的积极主动性被大大激活，尤其是中共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在黔中大地上被广泛宣讲，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贵州文化中潜在的一元中心的文化观念。尽管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的改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对各世居民族而言，一旦其文化心理中的自信度增强，极有可能在日后的共同发展中形成多元文化子格局。
二是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以及之后中国革命形势的全局性扭转，使得贵州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变得引人注目。从文化心理上讲，这是贵州文化的主体精神被强化的结果。文化主体精神对于一种文化模式的形成，具有巨大作用，舍此，即不能涵化外来文化，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谓文化变迁也只能仰人鼻息，甚至丧失自我，而文化转型及创新，也势必流于空谈。一旦有了主体精神，也就有了灵魂，有了个性，当取则取，当弃则弃，一切以我为核心，大千世界均能为我所用。例如，楚文化以神巫精神为主体，日本文化以神道精神为主体，美国文化以人本主义精神为主体，华夏主流文化以儒家伦理精神为主体。毫无疑问，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之下，贵州文化的主体精神——高原文化精神的价值，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与飞跃。贵州传统文化的正面，大多是高原文化精神的表现，而贵州文化的时代建构，当然有待于高原文化精神的强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智双修，正是高原文化精神的精髓。
2.红色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贵州革命老区主要生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全国大多数以地名命名的老区精神不同，它因遵义会议而闻名。可以说，贵州老区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很早就“成为丰富贵州老区乃至全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主旋律之一”[60]。
“遵义会议精神”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贵州老区以“遵义会议精神”作为品牌，具有极其深刻的内涵。“遵义会议精神”虽然不能涵纳贵州老区革命精神的全部内容，却是“贵州老区革命精神的内核和特质”[61]。老区是革命历史的一种表征，老区革命精神由党和人民共同创造。贵州革命老区的“遵义会议精神”源远流长，享誉内外，独树一帜，内涵丰富。本质上，“遵义会议精神”传播了红色文化，从而孕育了深厚的贵州老区精神。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成功开创中国革命崭新局面的标志性和转折性事件。西南地区由于历史上封建残余思想严重，民主革命的影响不深，中共的活动较少，开展苏维埃革命运动更为艰难，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也相对较晚。遵义会议之前，除中央红军的革命活动外，贵州较早存在的主要有红七军、红八军的革命活动，1934年，红三军成功开辟和创建了云贵地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即黔东革命根据地，而红六军团为了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任务，成功入黔，完成西征壮举。遵义会议之后的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成功创建了石（阡）镇（远）黄（平）、黔（西）大（定）毕（节）根据地。[62]从内在联系来看，黔东根据地的创建及红二、六军团木黄胜利会师，影响到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最初决策行动，并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直接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的召开与此具有渊源。石镇黄、黔大毕等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和逐步发展，显然是红军贯彻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的正确指示的重要实践。
从历史文化价值上看，“遵义会议精神”是独具中国特色和有中国气派的长征文化生发的酵母，是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鲜活价值内容。一方面，红色文化本质上也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而革命文化是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当代人对革命文化资源的开发，就是要从各种革命文化载体中发掘出具有时代价值的精神财富，特别是要弘扬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分子、革命志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人格。具体而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与天斗、与敌斗、与人斗的一场严酷斗争，既有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之间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搏斗，也有共产党内部正确与错误两种指导思想的艰苦斗争，还有前行中恶劣自然地理环境的严峻考验，这构成了丰富而又复杂的革命历史画卷。
另一方面，在遵义会议前后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中，中央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大量的文件、布告、传单，宣传红军正确的军事路线以及相应的文化工作方针。“红军广大指战员充分运用音乐、戏剧、诗歌、漫画等文艺形式，广泛开展了文化宣传活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实现。”[63]
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的文化工作，即为实现黎平会议精神而展开。红军到了遵义以后，又以建立“以遵义为中心之根据地”而展开。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在川南、黔北一带四渡赤水，又为调动敌人、摆脱敌人、跳出敌人包围圈而展开重大军事行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胜利，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导和红军正确的政治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2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原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写下了《西江月·遵义大捷》，都歌颂了遵义战役的艰苦和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在此期间，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红星报》共出版发行了8期，及时准确地报道了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遵义大捷等重要内容。[64]《红星报》起到了传达中央精神、发动群众、鼓舞士气等“鼓与呼”的重大作用。毫无疑问，遵义会议期间，红军的文化工作，是中国革命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然而，红色文化的传播与贵州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贵州地域内又是千丝万缕的。
众所周知，历史上关于贵州地区“西南夷”族群形象的塑造，是历史时期贵州意象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域外人对贵州的基本看法，实际上就是族群偏见和地域歧视。地域歧视的现象由来已久，[65]事实上，在贵州境内，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歧视也并不鲜见。同样，各少数民族之间在文化心理上的隔阂与排斥也长期存在。可以这样说，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式样的“贵州文化”，从来都不曾真正存在过。其实，一个地区的意象符号源于其地域特色文化。贵州历代移民对贵州土著文化缺乏认同感，尽可能保留故土的传统文化，从而造成贵州存在众多的文化孤岛，典型者如屯堡文化。又因贵州地形崎岖封闭，各民族长期恪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本土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难以真正实现无缝融合。正因为如此，贵州至今还未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这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无鲜明特色的贵州地域文化以及非主流文化地位导致贵州意象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从文化生态环境看，弱势文化总是难免受歧视和排斥。”[66]另外，贵州少数民族众多，在历史发展源流中包含了氐羌族系、百濮族系、百越族系、苗瑶族系四大族系。虽然人数不少，分布区域辽阔，但这些民族长期居于弱势地位，其经济文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打压状态。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一度将众多少数民族认定为汉民族的大小分支。在这一扭曲性民族政策的摧残下，贵州的多民族文化无疑受到重创。
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在贵州一系列文化工作的最重要意义之一，无疑在于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即各民族不论大小、发展水平高低，一律平等。而且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民族政策。这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冲击了贵州多民族文化原有的不平等格局，使得贵州世居民族的各类原生态文化开始获得重生的机会，并逐渐以平等的方式与主流文化及一切外来文化公平地对话，进而使贵州在发展各世居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多彩贵州文化。
3.传统文化线路和文化板块的变异
对贵州传统文化线路和文化板块的考察，其实也就是对贵州地域文化格局的辨识。在历史上，贵州地域文化迎来重大发展契机，是与贵州建省这一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的。而遵义会议与明初贵州建省相隔数百年之久，又为贵州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另一次契机。
从文化视角审视，建立贵州行省，不仅有军事动机，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明初贵州行省的建立是中央“大文化”与地方“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就“大文化”而言，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以及儒家文化“大一统”思想统治地位的重新确立，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巩固被提上了日程。在“大一统”思想价值诉求下，明王朝意识到了贵州地域稳定的重要性，加强对贵州地域的控制和治理逐步进入中央王朝的视野。就“小文化”而言，贵州行省的建立与贵州文化的发展始终紧密相连。贵州建省前夕，以土司文化为主流的贵州地域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黔东北、黔北和黔中等广大区域已经形成了特定的文化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贵州行省的建立以及贵州地域版图的完善奠定了文化基础。[67]只有在明初“大一统”思想的价值诉求下，在儒家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建立贵州行省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建省前夕，贵州地域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形成了以土司文化为主体的地域文化体系。在黔东北、黔北和黔中等贵州局部地区，统一的文化区域空间已经基本形成。其中，黔东北和黔中区域文化空间，构成了贵州建省初期的地域版图。之后，黔北及其他地域划归贵州，进一步充实了贵州的地域版图。具体而言，以思南为中心的黔东北地域文化空间，凭借乌江水系这一有利条件，较早与内地发生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并深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这一文化空间人杰地灵，文化发达，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长期位居贵州前列，成为贵州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地域文化空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辐射范围包括今贵阳、安顺、毕节、黔南等地。该文化空间古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受到中原文化和先进耕作方式的影响；汉代，与中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关系日益加深，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增多；元代，开始形成集镇。到贵州建省前夕，尤其是奢香统治时期，进一步维护了土司地方政权的统治，促进了黔中地域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交流，有利于中原先进文化在黔中地域的传播，推动了地域文化的新发展。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域文化空间，历史上称为播州，毗邻四川，深受巴蜀文化影响，是贵州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杨氏土司统治播州期间，黔北地域文化空间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杨氏治理播州，设有学校，崇尚儒学，用儒家思想教化播州土民，因而文教大兴，人才辈出，部分读书人研读儒家经典，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出现了儒学传播的繁荣局面。
事实上，明初贵州行省的建立，与“大一统”思想价值诉求的实施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漫长岁月中，历朝统治者均将“大一统”思想确定为治国方略和指导思想，充当维系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具体就贵州而言，明初“大一统”思想价值诉求的实施，主要体现在设立卫所制度；奖励归附土司、加强对土司子弟及其臣民的教化；创建学校、传播儒学；等等。这些措施，使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源源传入贵州，极大地促进了贵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可以这样说，“大一统”思想的价值诉求和明初儒家文化在贵州的快速传播，是建立贵州行省的必要条件，反映的是建立贵州行省的一种必然趋势。土司文化的存在、一定范围内文化区域空间的形成以及儒家文化的传播，为建立贵州行省奠定了文化基础。土司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融碰撞和改土归流的成功运作，大大缩短了贵州行省建立的进程，使贵州建省由一种趋势成为现实。
具体来说，正式建省前，在大大小小土司的统治下，土司文化成为当时贵州文化的主流。而后，随着儒家文化在贵州的不断传播，土司地域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不断地进行着融合与碰撞。两种文化的融合，表现为彼此影响、相互吸收和共同发展。两种文化的碰撞，则主要表现为中央大一统诉求与地方土司势力纷纷争夺地盘的不同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回应。此外，改土归流与贵州建省有着紧密的联系，贯穿于贵州建省的整个进程，它既助推了贵州行省的建立，也为贵州省地域版图的不断扩大以及最终确定创造了条件。在此过程中，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朝廷废除了思州和思南的田氏土司势力，后置八府四州，改派流官统治，史称“思南、思州改土归流”。不久，朝廷设贵州布政使司总辖，正式建立了贵州行省。
贵州行省的建立，直接导致了贵州地域文化板块在中华文化共同体中最终占有一席之地。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贵州传统文化线路，即土司地域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共同发展在贵州建省的深刻影响下，最终走上正轨，历经数百年，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遵义会议精神给贵州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突破，带来了更多和更大的积极影响。从文化心态上分析，遵义会议前的红军长征史，呈现的是一种盲目、沉闷、焦虑、愤懑、怀疑、悲壮的态势，“左”倾错误几乎葬送了革命前程。“遵义会议拨正了革命航向，成为红军长征文化的分水岭，它所具有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革命首创精神，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精神等，成为党和红军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文化纽带和精神支柱，也影响了此后红一、四和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师及其后的历史发展。”[68]
再从贵州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前文已述，贵州老区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贵州老区的革命精神，正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光辉传承。这反映在文化板块上，就是贵州红色文化的落地生根与代代相传，毫无疑问，这是贵州传统文化组成要素的重大变异。
历史发展到今天，红色文化已成为贵州主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1世纪，红色旅游更成为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之一，贵州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红色旅游发展趋势上看，“遵义会议”象征或代表贵州革命老区，“遵义会议精神”始终是贵州老区革命精神的核心。“红色旅游具有政治教育、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功能，成为促进贵州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贵州革命老区精神品牌成为热点问题”[69]，这更加显示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地位。另外，从文化源头上说，贵州老区革命精神是瑞金中央苏区文化、湘赣苏区文化、湘鄂西苏区文化、湘鄂川黔苏区文化等革命文化与贵州各革命文化和地方民族民间文化融合的产物，发展红色旅游应展现这些文化特质和内容，使革命历史具有完整性、持续性和规律性，从而真正做到革命文化资源互补共享。更重要的是，从目的上说，发展是革命老区的第一要务，红色旅游最终要体现在旅游产业发展进而带动老区经济发展上。贵州老区红色旅游业同样存在欠开发、欠发展的问题，既要发掘以“遵义会议精神”为核心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同时还要探索搜寻各地丰富的人文和自然资源，交叉整合推出，以形成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大发掘、文化旅游产业大发展的良好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贵州传统文化新要素之一的红色文化的发展，助推了当代贵州经济社会事业的全局性发展。
4.贵州地域文化中新元素的广泛植入
遵义会议精神的确立、拓展和延伸所产生的长征这一历史事件及其精神，对于作为“时代落伍者”[70]的贵州，对于边缘化、碎片化、尚未定型的贵州地域文化而言，是基于军事、政治动因而发生的大范围的异质文化的冲击，特别是对边远落后地区、文化封闭或半封闭的民风习俗各异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一次红色文化与形形色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乃至落后的封建领主制文化的尖锐冲突的近代文化洗礼。无论是中央红军长征，红二、红六军团转战贵州，还是中共中央、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党和红军进行土地革命，创建红色政权，抗击敌军“围剿”的活动，以及爱民为民亲民敬民的子弟兵形象，对于贵州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都与国民政府、国民党贵州当局和“围剿”红军的白军妖魔化红军的宣传截然相反。人民群众在亲历亲见亲闻并参与党和红军的革命活动中，发生了思想意识领域内从未有过的巨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他们翻身求解放的希望，而国民党及土豪劣绅的统治是他们饱受剥削压迫的根源。被国民党宣传为“红汉人”的共产党和红军，不仅没有“共产”“共妻”，而且与他们亲如一家，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对他们秋毫无犯，让他们第一次体会到民族平等的温暖。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以及他们此前饱受压迫剥削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反蒋抗日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从而积极投身拥红扩红的活动中去。为了避开“围剿”的敌军，红军往往穿行于崎岖的山林小路，这些地方恰巧是近代文化进入的盲区和弱区，必然会激荡起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交流的火花，在边远落后的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和汉族的“干人”们生活的社会圈层中，此前已萌生的新的文化元素开始注入或者强化。
贵州地域文化中新元素的植入，意义重大，也是现实需要。“贵州要在工业强省的道路上奋起直追，首先需要进一步增强贵州地域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而弘扬贵州优势文化并扩大其影响，无疑有利于增强贵州人民的地域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71]而且，这也有利于在贵州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有，贵州地域文化的新发展，特别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少年的一些现实问题，如理想缺失、精神空虚、道德滑坡等”[72]。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提升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力，是省情优势。“十一五”时期，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作为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产业更是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将会有较大的发展。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短处，但长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贵州发展的长处之一，就是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毫无疑问，大力发展以贵州地域文化为重点的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是扬长避短的明智之举。
那么，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中的新元素有什么内在联系呢？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发掘文化新元素的重要问题。事实上，整合贵州的地域文化资源是当务之急。贵州是全国文化资源的富集区，资源种类丰富且分布广泛，那么，在新时代条件下，采取具体措施繁荣地域文化之前，应盘活现有资源，对原有文化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全面整合。遵义会议精神既是红色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红色文化的产物。所以，要全面整合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和各个层面（物质、制度、精神）的红色文化，大力开展文物史料的征集、整理、保护和抢救工作，丰富红色文化内容。其中，物质文化包括革命遗址、纪念场所及其附属设施等，制度文化包括路线、纲领、方针、民主集中制、干部三三制、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文化包括影视作品、漫画标语、革命诗词、红色报刊、革命歌谣、红色喜剧歌舞以及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战天斗地的无畏精神、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等。
此外，全盘激活多样文化资源也是重中之重。贵州境内除红色文化外，还有绿色文化、夜郎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屯堡文化等，只有使多样文化相互融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才能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和进一步扩大文化影响力。事实上，当前“多彩贵州”系列活动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走了一条多样文化的“组合”路线。
以遵义会议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早已成为贵州地域文化不可分割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今社会是一个文化形式多样化的时代，将“遵义会议精神”作为贵州地域文化的新元素加以大力植入，其实也是将红色文化在新时代再次植入贵州地域文化的肥土沃壤之中。贵州应推出红色影视精品，组织主题文化活动，并努力使之成为贵州地域文化的新亮点。
事实上，利用影视作品来提升文化品牌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例如，好莱坞大片为美国文化大造声势、《少林寺》片中宣传了河南乃至中国的功夫文化、《恰同学少年》一剧彰显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湖湘文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即现代经济越来越趋向于“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文化亦然。所以，创作几部有震撼力、吸引力的影视作品，不失为一种宣传贵州红色文化的好方法。回顾贵州红色题材影视创作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是贵州影视创作的亮点，也是贵州红色文化的亮点。实际上，在这方面，贵州已经取得了一些里程碑式的成果，譬如1982年的单本剧《在密林，在山岗……》，1994年的14集电视连续剧《黄齐生与王若飞》，1996年的8集电视连续剧《遵义会议》，2000年前后的《杨虎城的最后岁月》《邓小平在1950》《周恩来在贵阳》《邓恩铭》《喋血黎明》5部作品。[73]而2008年，贵州题材电视剧《绝地逢生》的成功拍摄和播出，更是对贵州红色文化的锦上添花，也有力地证明了红色题材电视剧是提升地方文化影响力的有效方式之一。
除创作影视作品外，组织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也是有效途径之一。东北的乡土演艺、江西和重庆的红歌会，都带动了本地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发展。2007年，中国移动广东分公司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次“红段子”短信创作大赛。该赛事通过短信参与的方式，在“黄段子”“黑段子”短信满天飞的今天，用“红段子”短信取而代之，既广泛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又大力弘扬了红色文化，净化了社会空气。显然，以上活动异彩纷呈，各有千秋，但都有着本质的共同点，即充分挖掘本地优势文化资源，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组织主题文化活动，再通过现代传播途径扩大影响。[74]众所周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贵州省组织文化主题活动，弘扬红色文化，可以而且应当学习外省的成功经验。
可以这样说，在“推出红色影视精品，组织主题文化活动”这一措施的有效实施下，遵义会议精神在新时代再次焕发了光芒，贵州地域文化的活力也被激发，新的文化元素被广泛植入贵州文化原有的土壤中。在此基础上，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力最终获得了大大提升。
毋庸置疑，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之间的强烈共鸣正深深地发生在贵州大地上，贵州的文化不会停止发展，外来文化也不会停止流入。以遵义会议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新元素的广泛和深度植入，必将促使贵州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更为丰富多元。
（二）遵义会议精神引领了贵州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走向
1.贵州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正确方向
在红军转战贵州的地方，存在着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主导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两大意识形态体系及其物化的表现形式，在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治着中国的时候，贵州却上演了一出出以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受到广大民众拥戴的大戏，不仅包含了近代思想的启蒙，更包含了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两大文化体系的激烈交锋。这种交锋的结果，与国民党长期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更容易得到贵州人民的拥护，红军的一切革命活动更容易得到贵州各族民众的支持。尽管党和红军的活动——遵义会议精神的具象化、实践化，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远不是全面、系统、科学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全部内容，却是对长期影响贵州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封建领主、封建地主文化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巨大冲击，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某些人群中是旧有文化的解构和新文化的建构，总体上开辟了贵州地域文化较之前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
多元一体，是贵州文化的最显著特点。贵州文化的多元性是由民族特点、地方特点和地理特点决定的。从民族特点看，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苗、侗、布依、水、回、彝、土家、满、蒙古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土生土长的，他们原来就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二是由外省迁移来的，如回族肯定是外来的，满族、蒙古族更是如此，这些从外省迁移到贵州的少数民族都在这里安家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多民族必然体现出文化的多元性。贵州文化的特点就是多民族的文化。从地方特点看，贵州文化的多元性受区域文化的影响较大，这主要是由于汉人几次大规模地由外省向贵州迁移，给贵州带来了相应的文化。来自不同区域的汉人给贵州带来了不同的区域文化。我们已很难分清贵州的老汉人和后来迁移进的汉人，老汉人也应该说是过去由外省迁移来的。外地的汉人迁入贵州，传入了他们的文化。再来看贵州的地理环境。首先，周边省区对贵州文化多元性有很大的影响。贵州与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区山水相连，经济文化联系也很多；黔北地区受四川的影响很大；黔东和湘西都聚居着苗族；湘、黔、桂交界地区聚居着侗族；贵州的布依族与广西的壮族仅隔着一条江，这两个民族相近，关系密切。其次，由于贵州交通不便，相对闭塞，贵州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容易沉淀，保存较多，所以贵州的“古”东西比较多。这些都是贵州文化呈现出多元性的原因。
一体性，也可称为趋同性。贵州文化的趋同性也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和从那么多省份来的汉人共同开发了贵州，在这块土地上共同生产、生活。他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农耕，虽然也有狩猎，但不能与鄂伦春人相比；也有放牧，如威宁一带，但终究和大草原不一样。贵州的经济属于南方的山区农耕经济，贵州的古代文化就属于山区农耕经济文化。这种文化有趋同性。自秦代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权以来，贵州这个边远的地方，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管辖之下，一直在中国的版图里面，没有与统一的中国分离过。秦汉以来，中央政权对贵州这个地方在政治上的管辖总的来说是不断加强的，明代建省，清代改土归流，这两件大事就是明证。经过建省和改土归流，贵州的地方政权与其他地方政权也完全一样了，同时，经济上的联系与开发，文化上的联系与传播，也在不断加强。历史上形成了贵州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当然，在贵州的历史上也存在着民族矛盾甚至冲突，也发生过许多战争，但没有出现过真正大规模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没有出现过宗教派别之间的战争。贵州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开发贵州，这才是历史的主流。[75]由于这样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贵州的革命往往也是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抗清王朝。贵州人民苦难深重，一点革命的火星就可以引发冲天的火焰。近百年来，贵州各族人民参加革命一点也不落后。咸同起义不是苗族起来造汉族的反，而是各民族共同起来造清王朝和帝国主义的反；反洋教运动也很出名；辛亥革命，贵州是全国的前几名；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就有一位贵州代表——邓恩铭；红军长征经过贵州，贵州人民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遵义会议在贵州召开，对贵州的影响也非常大。
两千多年前，特别是魏晋以降，贵州就是中国百濮、百越、氐羌、苗瑶和汉民族五大族系的交流融合之地。进入近代以来，尽管贵州交通闭塞，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但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交流、对话也或迟或先在这里进行。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活动，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以及红二、红六军团转战贵州所带入的文化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也有中共早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还有党和红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而为了“围剿”红军，蒋介石调动了他的嫡系和贵州周边的湘、川、滇、桂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这些奉蒋介石之命入黔或集结于黔边的国民党各地各派系的军队，代表了当时反动的落后的文化，而中共和红军则代表的是当时的红色文化。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文化，同时作用于贵州地域的多样性的文化，自然会激荡起贵州亘古未有的文化波澜。贵州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对立中自主地与被迫地进行文化选择，吸收外来的文化，改变和丰富着自身的文化。遵义会议精神是贵州红色文化的精髓，它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在多种文化碰撞、交流、选择、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合力下进行的。红色文化的价值取向，代表或反映了贵州地域文化中大众文化的向往与追求，红色文化成为贵州各族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言，自然为贵州广大民众所吸收与接受，并为他们谋求自身解放指明了方向。尽管遭受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国民党贵州当局所施加的文化“围剿”和文化高压，红色文化却因代表了贵州地域文化发展的崭新方向，而引领了贵州地域文化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相同的走向。
在贵州各族人民共同开发贵州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长期处于相同的社会制度之下并一同经历了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变迁：从统一的封建社会到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在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贵州省委就决定：在坚持民族政策、照顾民族特点的同时，在全省进行土地改革。正是贵州各民族所处社会形态的长期一致，促进了贵州文化的趋同性。
2.遵义会议精神在贵州的内聚力与辐射力
相较于周边省份成熟且已定型的地域文化，贵州地域文化是一个不成熟的、弱势的、散漫的文化，它的包容性、吸纳性、可塑性强，而吸引力、辐射力、集聚力弱。正是这种严酷的自然生境和苦难深重的人文生境下的文化，对能让它的主人摆脱剥削压迫、获得自由解放的遵义会议精神所闪射出的有高度、深度、温度、亮度的红色文化有天然的亲和力、认同度和实践性。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锻铸了已经被世人公认的长征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表述为：坚定不移的理念信念、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与时俱进的战略选择、严明而自觉的纪律、前赴后继的英雄气概。[76]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流与源、木与根的关系。没有遵义会议精神的初步确立，就没有长征的胜利，也不可能衍生出在时间、空间、事件这三个变化要素上更具广泛意义的长征精神。如前对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的逻辑分析路径一样，从时间上讲，长征只经历了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两个年头，其精神价值却体现在长征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中；从地域上讲，长征所经过的是当时的11个省份，其影响却是全国性的；从文化内涵上讲，长征精神中战胜自我、战胜自然、战胜敌人、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价值，却可以超越时代和意识形态，伴随人类走向未来；从哲学层面讲，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特殊人群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特质。
历代统治阶级对西部少数民族奉行大汉族主义的恶劣方针，推行“羁縻”政策，采取“恩威并用”“以夷治夷”“以夷伐夷”“分而治之”等策略，造成了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使民族相互间的信任减弱，隔阂加深。民国以来，统治阶级更是极力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政策，民族之间的对立、仇视情况更加严重，少数民族“内部反对汉族压迫的民族团结”[77]的情形层出不穷，导致这些地区的民族关系更为复杂与尖锐。红军长征前夕，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利用高官厚禄收买、扶植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土司头人、上层宗教人物，帮助其统治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又在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等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指使地方军阀推行民族压迫和同化强制政策，在甘肃、青海的回族地区采取“以回制回”的手段，利用统治甘、宁、青的马安良、马福祥、马鸿奎、马步芳等对群众实施残酷的统治和剥削。红军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竭力诬蔑和攻击，借以挑起各少数民族对红军的仇视，指望红军被困死或被消灭在少数民族地区。因此，由于国民党的反共舆论欺骗，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工农红军未有正确的认识，在红军到达之前往往藏匿粮草牲畜、携家带口逃离家园，部分“土司头人的反动武装经常躲在树林里打冷枪袭击红军”[78]。
各少数民族同胞对汉人充满疑惧，特别是对汉人军队痛恨至极，红军开始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不待说，在他们眼里，这些当兵的个个都是土匪，他们采取一切办法对付这些当兵的”[79]。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带来的极大困难之外，少数民族对这些“当兵的”存有不信任感，并不时袭扰红军，这也是造成红军减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担任后卫部队的第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了不少人”[80]。主力红军进入彝区时，“工兵排还有一些后卫部队因带着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军时掉了队，在后面一个山凹里被千余彝民截住，彝民将他们所带器物全部掠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我们规定不准开枪，这些战士气得直掉眼泪没有还手，就光着身子跑回来了”[81]。
然而，红军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既存在严重的困难，也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和国民党军阀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压迫、剥削和屠杀，造成了各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少数民族同胞对汉人充满疑惧，特别是对汉人军队痛恨至极。红军到达这里，要使少数民族同胞迅速理解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很不容易。但另一方面，这里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少数民族同胞苦大仇深，如果处理得当，就可以发动各少数民族同胞与红军共同对敌，从而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政治工作。
实际上，各少数民族自身的解放绝对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思想主张，正是这一时期针对少数民族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中指出：“欢迎瑶民同志大批地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为苗瑶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82]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是顺利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前提。各少数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这是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具体表现。尊重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既是民族平等的重要表征，也是加强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需要。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颁布《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对四川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域、生活特点、主要要求、阶级划分，以及国民党的民族压迫与欺骗政策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进而提出“一切少数民族人民都有很深的宗教迷信与风俗习惯及男女关系等，我们主张信仰宗教自由，不伤害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宗教感情，反对宗教只是我们的非常深入的经常宣传工作”，并强调“每个干部及政治部处必须好好研究少数民族问题”[83]。1936年1月颁布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规定，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习惯，不能用威力加以统一与纠正”，明确提出风俗习惯的“统一与纠正”问题，以及处理民族问题不能使用“威力”威胁和暴力干涉的方式来解决[84]，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红军战士必须以真诚的姿态对少数民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理解和尊重的姿态来对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此评论道，红军上述“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85]。值得注意的是，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同时，我党也大力宣传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但此种宣传以不伤害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为前提。
党和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实行民族平等，坚持民族团结，广泛、深刻地教育和影响了各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乃至其部分统治阶层，使他们深切感受到工农红军这支汉人军队与其他汉人军队的根本不同，是真正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并为他们谋利益的革命军队，是名副其实的“仁义之师”，从而从心理上解除了对工农红军的猜忌和疑惧，从感情上消除了与工农红军的隔阂与对立，并且逐渐懂得了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懂得了“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86]。因此，党的民族政策不仅激发了他们对工农红军的衷心爱戴与无比信赖，更唤起了他们对我党革命事业的热烈拥护。各路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都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多方面的通力帮助和大力支援，不仅为长征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我党强调指出，“武装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少数民族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工农红军或人民革命军”，红军总部也号召“苗人自己武装起来，反抗国民党军阀的压迫与屠杀”，“收缴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枪械，组织苗民自己的红军”[87]。通过对少数民族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们认识到只有用武装斗争的方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加入红军队伍，投身革命事业，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各族人民纷纷成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和政权。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时，帮助当地的苗族人民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苗民支队”。1934年12月，红军攻占贵州省黎平县城时，就把缴获敌人的部分枪支弹药送给当地苗族、侗族人民，并帮助他们成立武装自卫组织“苗民自卫军”。
红军北上之后，国民党势力卷土重来，受过革命洗礼的各族人民与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黔南的布依、苗、汉等族人民同中央红军留下的60多名战士，在贞丰、紫云、望谟和罗甸四县边区的大小麻山一带一起进行斗争，狠狠打击了当地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革命。红二十五军离开单家集、兴隆镇等地后三四个月，当地回族青年岳正、敏孩三（小名）等人积极宣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组织起来抗日救国、救民等革命道理，迅速组织起100多人的骑兵队，打土豪，反压迫，开仓济民，反抗马家军抓兵抽丁，给当地的反动统治阶级、恶霸地主以严重的打击。[88]“由于红军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维护苗、侗等各族人民的利益，保护生产，团结各族群众，因此得到苗、侗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顺利地渡过清水江，翻越苗岭山，胜利向前进军。”[89]正是由于我党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策执行得好，贵州黔东南州柳利寨苗族人谢培松动情地说：“我在北伐军当兵三年，见过不少军队，却从没见过这样纪律严明、遵守礼俗的军队，红军真是我们苗家的队伍。”[90]
3.遵义会议精神指引下的贵州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长
遵义会议精神既有利于推动贵州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又引领了贵州文化的走向，使其从更深广、更彻底、更切实的层面由旧民主主义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变。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又凝聚着艺术家主观的审美理想与情感愿望。文艺作品能够深刻揭示社会、历史和人生的真谛与内涵。人们通过文艺欣赏活动，往往可以受到真、善、美的熏陶与感染，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情感、理智的深刻变化，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许多优秀文艺作品，能使观赏者身心弥漫激情，固有的情感倾向发生重大变化，心灵深处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进而启迪思维，激发想象，振奋精神和鼓舞斗志。党和红军十分重视文艺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始终坚持与强调文艺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并将文艺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91]
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将宣传工作规定为党支部的一项基本任务，其中第四章规定支部必须“用有计划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和鼓动……使工农站到党方面来”，“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和政治教育的工作”[92]。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在极其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对文艺宣传工作仍然非常重视。《红星报》曾经刊载《在行军中克服部队的疲劳》一文，强调指出，“为了创造川贵边的新苏区，我们需要向着目的地继续开进，且少休息的时间，部队的疲劳要从行军中恢复”，并且认为，“强行军中的娱乐工作（唱歌、猜谜、说笑、布置宣传棚等）是消除疲劳的最好办法”[93]。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初期，对为什么要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以及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是在政治上，远远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文化宣传工作也难以顾及，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各种文化团体、文艺活动才重新活跃起来。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再次重申，红军必须承担双重任务，即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应当让每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以及危险所在。会议强调宣传工作必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次战斗的胜利。遵义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各军“团政治处都需有一支小小宣传队，行军中组织鼓动棚，敲锣打鼓唱歌，鼓动大家奋勇前进；驻下来又写标语作宣传”[94]。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为此发布特别命令，同时拟定12条通俗而深刻、易于流传的宣传材料，一并下发，要求部队指战员在行军途中广为书写。命令指出：“依靠此工作，使我们顺利战胜四面的敌人。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12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95]随后红军部队在途经的城乡广泛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编写和教唱革命歌曲、书写标语、绘制宣传画、即兴创作诗歌，以及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等。尽管长征是极其艰难的，“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96]，但红军始终坚持文艺宣传活动，用以激励斗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原因固然众多而且复杂，但其中有一条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贯穿长征始终的文艺宣传鼓动工作。正如毛泽东在总结红军长征历史经验时所说：“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97]
长征途中的红军各部队，普遍建立文艺宣传队，组成成员不多，大都只有10多个人，或20多个人，其中人数较多、规模较大者，无疑是“工农剧社”和“战斗剧社”。宣传队（或剧社）往往根据各自习惯，下设数个分队或几个组，如下设讲演分队，负责宣传和鼓动群众工作，张贴分队负责张贴标语，而艺术分队则负责书写标语，其成员文化素质一般较高。另外也存在其他的组织形式，但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适应长征的需要，适应宣传工作的需要。[98]
宣传队员的工作非常繁累，不仅休息时间极少，而且负重繁多。每天清晨，他们随同前卫团出发，沿途刷写和张贴数以百计的标语、宣传品、漫画。他们还要在途中设置宣传鼓动棚、喊口号、敲锣鼓、数快板、唱歌，为部队行军增添无穷的精神动力和战斗力量。同时，他们往往又是随同后卫团最晚抵达宿营地的，而直至深夜，还必须为第二天的标语口号和其他文艺活动冥思苦想。不仅如此，他们还要随时开展宣传活动，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调查与没收土豪财产，为部队筹粮筹款，以及慰问伤病员，等等。[99]“宣传员，宣传员，每天走在困难前，演讲喊叫吹弹唱，笔杆腿杆没得闲”[100]，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宣传员工作的繁重和辛劳。而正是这些宣传队员们的辛勤汗水，换取了广大群众对红军的正确认识和忠诚信任，收获了人民对军队可贵的物力和人力支援。
红军在贵州岑巩期间还新创了《扩红歌》，号召“百倍努力，扩大红军。争取做到，每个同志扩大一个”[101]，在这些歌曲的深情呼唤与热切鼓舞下，狭小的岑巩县城一次性报名参加红军的男性青年竟然多达19名。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红军战士们便唱起《再占遵义歌》，“遵义城边的决战，我们胜利了，打得烟鬼王家烈，烟枪丢掉了……打得广仔吴奇伟，两腿飞跑。……这是胜利的开始，不要骄傲”[102]，以此歌唱遵义战役的光辉取胜。
为唤醒广大劳苦群众，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战士们不顾长途转战的辛劳，每到一处，就用红土、石灰、墨汁等简易工具（当年刷写标语的工具十分简陋，原料都是就地取材，如烟筒里的烟灰，锅底下的黑灰、白石灰、红土等，竹丝与牛尾巴则可做毛笔与刷子），在村里村外、街头巷尾的砖墙石壁、石碑、木板篱笆，甚至坟碑上书写革命标语。便于刷写和粘贴标语的每个角落，都被充分利用起来。据1935年3月在川滇黔边区印发的《红星报》报道，“山西”（红军某部代号）两天内所写标语竟然多达18400余条，其中领导干部书写10000条。[103]同年3月14日，云南《民国日报》刊载国民党“追剿”部队中一名官员所写之见闻，其中感慨：“赤匪的宣传不能说不努力吧。看，红的标语、绿的纸张，贴满了每个房屋的壁头。……大的传单，小的宣言，差不多都是。”该报22日又有报道，声称我军所到之处，不论墙头石上，“立即将反动标语用色土书写，并贴反动传单、布告”[104]。敌方的相关消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在长征沿途所写所贴标语是难以计数的。
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会议发布的《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中，共有12条标语，其中6条是典型的歌谣体形式。如第8条：“官僚军阀面团团，害得干人没裤穿。打倒吴奇伟、薛岳与周浑元，太平世界在今年。”第9条：“帮助红军，打平天下，工人农民，一齐出头，白军士兵，都得解放。”第12条《告白军》则用长达39韵的四言体、七言体写成，生动形象，读起来朗朗上口，深受群众喜爱。[105]
这些标语被人民誉为“板壁上的指南”。贵州侗族青年杨和钧，受红军标语的启发，决定追赶红军加入抗日队伍，不幸消息走漏，途中被敌人杀害。其遗物中有诗一首：“赶场天或是平常，寨上的农民或是行人来往，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因为板壁上有农民的指南。它是红军留下的标语，召唤穷苦农民站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106]
书写标语的过程也是广大红军战士提高文化素质的过程。许多战士固有文化程度很低，通过构思与书写标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这些标语构成了贵州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5年3月11日，红军在贵州鸭溪、枫香、苟坝等地集结时期，即曾做一木板标语漫画，画面有一尖山，一红军战士将写有“运动战”字样的旗帜插在山顶，旁边写有“把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最高地发扬起来！”[107]。字画结合，一目了然，生动形象地表达了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灵巧地宣传和运用运动战战略战术的思想。此外，墙壁也是绘制标语画的主要场所之一，如黄平县旧城内墙壁上有一字画结合的大型标语画，画面是刺刀向敌人杀去的历史情景，旁边书写“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的文字。这幅绘画气势磅礴，感染力极强，被当地一位教师摄影保存，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108]
在有关红军长征的诗歌中，最著名的无疑当数毛泽东的长征诗词。毛泽东终其一生发表的诗词，大概有67首，其中长征中撰写的有7首，如《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这些气势磅礴、情味隽永的“马背上的诗篇”，堪称毛泽东诗词中最精美的篇章。描绘战斗中紧急行军场景的《忆秦娥·娄山关》写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首诗深沉顿挫的风格将弥漫于战场上的纷飞硝烟和刀光剑影，表现得悲壮苍凉。诗的前半部分先让读者置身于一种紧张、急迫的气氛中，“而今迈步从头越”则表达了诗人心中的万丈豪情，能使读者霎时迸发巨大的革命激情。“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结尾，则预示着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革命同志仍需努力，甚或付出生命的代价。[109]广大红军指战员及战士创作的诗歌，数量更多。如《红军战斗在云贵高原》：“天是房，地是床，干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畏难，红军战斗在高原。缩编制，出奇兵，重占遵义英雄城。”[110]《红军三万三》：“红军三万三，路过黔川滇，下等之人跟我走，中等之人莫招闲，打倒蒋介石，北上去抗日。”[111]如红军路过黔东南台江县，文艺宣传队为激励部队的行军斗志，于岩壁写下四句快板诗：“各位同志笑呵呵，过去不远要上坡，上了坡，再下坡，还有五里不算多。”[112]后面的战士见到这首诗，边念边走，精神顿时为之振奋，从而加快了行军速度。又如，红军在贵州黎平县农民杨昌华家中，曾留下20元小铜钱，并附上快板诗一首：“你们不在家，锅里稀饭我吃啦；开你铜钱二百文，放在铁锅里，到屋请收下。”台拱县则流行这样一首快板诗：“这个老人年纪大，脚上创伤流脓啦，后面同志见到他，替他好好医一下。”诗的意思是部队必须继续行军，不能再为那位老人治疗脚伤，要求后面的战士继续为其治疗。战士们创作的诗歌非常通俗化、大众化、易记易诵，极大地激发了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提高了各族人民的阶级觉悟，加深了群众对红军的热爱之情。
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也曾就此有一相当客观公允的评价，他指出，“不是他们给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的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同时强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再没有比红军演剧威力更大，更敏锐的宣传武器了。”[113]
（三）遵义会议精神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历史时期贵州地域文化的发展
1.从多元一体走向一体多元的贵州地域文化
贵州传统文化的变迁虽然显得迟缓，但并不等于缺少转型和创新的可能。相反，贵州文化二重对抗结构中主体精神不强、发育之不够成熟，对于转型与创新又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因为在华夏文化总体的格局中，贵州文化因袭传统的重负也要少得多。贵州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开放性与兼容性，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由自发转变为自觉的行为，更加有利于同外来文化的交接。
这个新的历史条件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第一次有效地冲击了文化一元中心的绝对控制，对于文化交流中的二重对抗及中心论的破除有重要作用，使得贵州世居民族的各类原生文化都能在歧异的大运转中，以平等的方式与主流文化及一切外来文化公平地对话，实现最大限度的耦合，从而使贵州在发展各世居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贵州文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思想解放的讨论，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往来的频繁……引起人的观念的转变；尤其是城乡的交往，商品的流通，信息的传递，现代科技，大众传媒等都为贵州文化二重对抗结构的改变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文化的变迁。毋庸置疑，建设贵州现代文化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
民族政策虽然在形式上破除了一元中心的文化观念，但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的改变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缺乏与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平等对话的精神，贵州文化便很难发展。平等对话当然有赖于文化个性的形成，有赖于各世居民族文化在其各自的发展中增强自信，在共同发展中形成多元的格局。贵州文化除了具有高原文化精神之外，社会主义文化是主体。但是，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主体性相辅相成。社会主义文化是主体文化，并不排除贵州本土多元文化的存在、发展和繁荣。这一双重特征，恰恰是贵州地域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2.传承遵义会议精神与各种贵州地域精神的诞生
贵州省委十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塑造‘自强自信、开放创新、能快则快、团结和谐’的新时期贵州精神”，要求“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进一步培育和增强贵州地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文化自信心”，“使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随后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大力塑造‘自强自信、开放创新、能快则快、团结和谐’的新时期贵州精神，不断提高贵州文化软实力”。这是贵州省委、省政府第一次对本土地域精神进行较为系统的概括和描述。
今天的贵州是昨天贵州的继续，新时期贵州精神是不同时代的贵州精神现象在21世纪的升华。贵州历史充分表明了贵州大山之子坚韧不拔、自强自信的品格，不怕压、不信邪的铮铮铁骨，乐于接纳外来人才、外来文化的开放胸襟，以及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民族大义。贵州在历史长河中积淀构成的这种精神，一直是贵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动力。中共贵州省委提出要大力塑造开放创新的贵州时代精神，是对长期形成的贵州精神的提升，是对贵州精神时代特征的新概括，代表广大干部群众的本质追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诸多不利的内部、外部条件，固然给贵州人带来消极影响，但更锻铸了贵州人特别能战斗的品格，使贵州人形成了艰苦奋斗、自强自主的精神。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客观上存在着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形成各具特征的地域精神。贵州古称天末遐荒，地处万山丛中，远离中原主流文化中心，交通受阻隔，世世代代贵州人在这样特殊的自然环境、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中，繁衍、生存、发展，比起一马平川的中原与水乡泽国的江南，显得百倍艰难。同时，贵州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处于边缘化地位，中央王朝对贵州往往鞭长莫及，很少予以更多支持与关注。因而，贵州人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自强不息，建设自己的家园。我们祖先那种胼手胝足、披荆斩棘的艰苦奋斗精神，堪称惊天地、泣鬼神。朱元璋经略云贵，留下十万大军在贵州屯军屯田，形成了贵州历史上第一次大移民。定居贵州的江南人，远离乡土，三分军事，七分耕田，使贵州劳力与耕地双翻番。他们扎根贵州，白手起家，与本土原居民一道，实现了贵州农耕经济的一次历史性发展，靠的也是自强、自立、自信的精神。抗战时期贵州工业的第一次较大发展，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情况下实现的，贵州人以异乎寻常的毅力与自我牺牲精神，为开发后方、支撑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三线建设时期，支黔大军和本地干部群众一道，在大山沟中，建设现代国防工业体系，发展能源、交通基本建设，“献了青春献子孙”，这种三线精神，是特定历史背景下贵州精神的新体现。西部大开发让贵州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即使在这个有利时机，贵州各方面条件比之发达地区并不特殊优厚，面临的挑战与困难更具有新的特点。贵州能源、交通等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同样靠的是贵州人民的拼搏、智慧与创新，这些精神是贵州优良传统的新体现。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历来是贵州历史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总是贵州精神的主流。贵州不是单一民族生聚的省份。多民族同胞在共同创造贵州高原文明的漫长历史中，深知各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世世代代形成了与汉族主流文化交融、各少数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自觉意识。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贵州各民族发展不免有曲折，也有冲突，但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总是贵州精神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贵州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各族儿女参加红军，几乎占了长征到达贵州时仅存的三万红军的1/3。长征中，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5个多月，活动时间最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十年中，先后有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等在贵州活动达6年之久，足迹遍布全省68个县，建立了滇黔桂边区、黔东、黔北、黔西北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红色文化是贵州的时代精魂。
不同时代的精神是相通相承的，精神文化的古今演变是有内在联系的。新时期倡导的开放创新的贵州时代精神，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依据，根深叶茂的丰厚基础，是历史上的贵州精神在21世纪的升华。在多彩贵州的土地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培育了“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扶贫攻坚中磨砺出了感天动地的“大关精神”；建设现代国防工业体系中形成了“三线精神”；国企改革发展中培育出了“茅台精神”“水钢精神”；等等。冷洞村民众的抗旱斗争，彰显出一种“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精神，这种精神比创造的财富还要宝贵、还要留存长远。无论是抗旱救灾，还是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都需要这种精神。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及各级党组织在抗雪凝救灾中表现出牢记宗旨、一心为民，毫不利己、舍己为人，齐心协力、团结奋战，不畏艰险、迎难而上，顽强拼搏、恪尽职守，战斗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践行贵州精神的生动体现。
新时期贵州时代精神的提出，犹如“点睛”之笔，点出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精、气、神”，必将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贵州精神是贵州传统民族文化的价值指向和生命旨归。“‘贵州精神’是贵州人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支撑其走向进步、走向现代化的思想、观念、伦理、品格、气质、心理等精神因素的总称。”[114]它既是对源远流长的贵州文化的继承与凝聚，更是升华和发展；既是对积淀深厚的贵州文化的提炼和概括，又反映时代的精神和风貌，所以闪耀着现代文明的光彩。从“不甘落后、千里求学、热爱乡土、献身教育”的尹珍精神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团结民主、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再到“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抗旱减灾精神，以及各个历史时期“贵州精神”中所蕴含的自强与自立的精神、开放与创新的精神、忠诚与奉献的精神、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等，这些精神相互关联，相互融合，表现为“贵州精神”的一般特质，共同构成了贵州精神文化的精髓。而遵义会议精神，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贵州精神”的灵魂和红线。
3.各种“贵州创造”与遵义会议精神的内在联系
以遵义会议精神为灵魂的贵州精神，是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最优质的资源，也是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源泉。
贵州解放60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省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在富民兴黔的道路上同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贵州，对中国革命是有大贡献的。”这是2006年《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带队在贵州深入采访后，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蓄势后发从头越》一文的开篇的一句话。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在革命战争年代，贵州这片土地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之地，为共和国的成立抒写了壮丽的诗篇。贵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已人所共知。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建设历程中，有着贵州制造与贵州创造的印迹。毋庸讳言，受环境、区位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总体上一直处于全国挂末位置。然而，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中，贵州在一些行业、一些领域拥有处于领先地位、领跑位置的光荣，属于首创、独创的也不少。从中国“第一股”国酒茅台到占据中国磷化工行业出口榜首位的瓮福集团，从全国率先推行“定产到组”模式的“顶云经验”到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效模式的“四在农家”，从苦干实干的“大关精神”到众志成城的抗雪凝精神，从夺取中国第一枚奥运拳击金牌的邹市明到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100位感动中国人物的李春燕等，均体现了贵州的领先地位和首创精神。
“顶云经验”，开了坚持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之先河。贵州农民悄悄自主干起的包产到户，以其改革的首创精神，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把“包产到组”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这成为不是红头文件的红头文件，有的地方就以此为据开展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毕节试验区，领科学发展之先，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小试验、大方向，是贵州扶贫开发的一大创举，对我国贫困山区具有普遍示范意义，是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的方向。“湄潭经验”，首创解决农村人地矛盾之“标本”。作为对“顶云经验”的深度拓展，湄潭县在深化农村改革中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为核心内容的土地制度建设成果让全国瞩目，为国内外同行和专家瞩目，并被纳入中央决策。“四在农家”，引领新农村建设，历经八载和四个阶段的探索发展，如今正以燎原之势走向全国，被誉为“西部农村的小康之道”和“有贵州特色的农业农村工作品牌”。
贵阳铝镁设计院平均每天有一项专利产生。广西平果铝厂等很多家国内大型铝厂，都是该设计院的，其在国外10多个国家如阿联酋、印度等国际招标中的中标率也很高，为贵州省增加外汇收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贵州桥梁建设，不仅在国内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国外的不少项目中，也是屡屡中标，知名度不小。省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企业中，第一还是茅台，茅台的税利超过五粮液。贵州钢绳厂产品总量亚洲第一，质量也是全国第一，成为行业标准。第四是瓮福公司，科研走在全国磷化工前面，它的科技位居第一，甚至可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五是盘江煤电，产值、规模和效益是南方第一。这些贵州企业的排头兵，已经或者将为贵州的发展发挥巨大作用，对国家的贡献也不可小觑。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贵州开始了三线建设，几代科技人员满怀航空报国的雄心壮志，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贵州依靠科学技术，依靠自主创新，把一架架飞机送上了蓝天。1970年9月，贵航人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架飞机首飞成功，结束了贵州不生产飞机的历史。1975年5月，歼六甲飞机首飞成功，研制成功的歼六甲飞机与苏联米格19飞机相比，具有明显的科技进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自行研制的歼教七高级教练机飞上了蓝天，结束了我国没有高级教练机的历史。1987年，歼教七型飞机携同另外两种国产飞机亮相第37届巴黎国际航空博览会，被法国新闻媒体誉为“亚洲明星”，实现了我国国产实物飞机参加国际航展的零的突破。1990年11月，贵航研制的歼教七P型飞机首飞一举成功，其性能、质量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2003年，贵航集团自主研制的“山鹰”新型高级教练机，在贵州高原上被一举研制成功，再次创造航空工业历史上的奇迹，为国内外瞩目。2006年，“山鹰”新型高级教练机亮相珠海航展，并进行了飞行表演，向世人展示了“山鹰”高级教练机的风采，也引来了世人对“山鹰飞机，中国造”的广泛关注。从“神一”到“神七”，没有贵州，它们是飞不上去的，每一次的发射，都要用贵州生产的5000余个部件，“嫦娥奔月”工程甚至可能用到10000个部件。“神七”舱外航天服的控制系统来自贵州，这一技术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从三线建设开始，在军工电子行业的建设时期，振华公司拿了几个国家第一。振华集团是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的生产制造者，它与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相配套。它有国内第一条贯彻国家和军队标准的生产线，也就是说，在军工电子元器件行业，没有贯彻国家和军队标准的生产线的企业，就不具备为国家和军队生产器件的资格；有国家第一个地面卫星接收站，它是为我国通信事业做贡献的；还有我国第一只玻璃灯化二极管，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些成就，振华是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取得的。在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后，我国重点工程元器件的配套工作中，都有振华的身影。我国实施的载人航天工程始于1992年，从“神一”到“神七”，振华公司总共配套了两千多个规格共数百万只元器件。为此，在“神六”发射成功以后，振华相关人员进京参加了庆功会，在会前受到了9位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接见。被接见的人总共有88位，大部分是穿着军装来的，就是搞装备、搞工程的，而振华人员则是作为全国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唯一代表受到了接见。[115]
经过60多年的辉煌历程，贵州国民经济由新中国成立前的落后，到今天发展形成了门类基本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产业经济方面，贵州最辉煌的应该是装备制造业，亮点非常突出。贵州非常有特色的是磷化工、煤化工、铝加工以及特色食品，这些是我们享受现代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我们的制造。装备制造业方面，山鹰、云雀、云马大客、航天汽车、低压电器，等等，在我们那个时期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印迹；加工制造业方面，有以茅台为代表的贵州白酒，以黄果树牌为代表的贵州烟草，以苗药为代表的贵州民族药业，以特色农产品或者地道农产品为代表的贵州特色食品工业。各种“贵州创造”，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遵义会议精神的激励，同时，各种“贵州创造”，又是继承和践行遵义会议精神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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