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贵州地域文化从家庭、族群、省域到中国观念的强化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之于中国革命乃至中国命运都产生了全景式的重大影响。由大见小，便应该关注红军长征转战贵州之于贵州经济社会乃至贵州地域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红军入黔的活动，是在土地革命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的。“革命是主要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基础的、快速的、暴力的变化，这一变化牵扯到社会基本结构，包括内部政治组织、利益关系、阶级分层、经济控制在内的变化。”“与其他模式相比，革命具有以下特征：它们导致席卷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各个层面和发展水平的最大规模的变迁。”[116]贵州经济社会、地域文化的变迁，是对长征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具体诠释。
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前，贵州文化呈现边缘化、碎片化、尚未定型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贵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从1930年至1936年，足迹遍布全省68个县市，时间长，范围广。他们在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建武装等活动的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阶级斗争学说、民族自决理论等新观念、新思维带入贵州，掀起了贵州近代史上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浪潮。其间，中国东北局势急转直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极大地警醒了中国人民，全国上下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呼声。红军在贵州期间也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唤起贵州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如“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117]“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作战！”“全国民众总动员，为保卫中国而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118]类似的布告、标语口号遍布贵州各地，前所未有地激发了人们的民族危机意识，从而超越了以前的家庭、族群范畴，将国家观念植根于人民的心中，对贵州各族人民起到了深刻的启蒙教育作用。
在红军没有进入贵州前，由于军阀割据和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先进的文化、资讯的传播受到了很大阻碍，贵州人民对大山之外所发生的新变革、新事物知之甚少。“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的群众没有受到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甚至碰到笑话。”[119]“我最初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红军就解释说：‘苏维埃就是我们工农兵的政府的意思，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是替穷人、老百姓办事的，不分哪是汉人，哪是苗族，都一律平等，没有哪个压迫哪个。我们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倒军阀；分地主的田；要打倒帝国主义。’听了这些话，心里亮堂了，便到处喊人来听红军讲道理。”[120]“苗族同胞素有搬迁的习惯……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和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121]环境的封闭，信息的阻碍，加之长久以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贵州各族人民已成为惊弓之鸟，对新变革的到来和外界社会发生的变化，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惊恐，在一开始采取了怀疑、逃避、拒绝的态度。这也深刻反映了贵州人民在国民党军阀当局的重压之下无时无刻不过着担惊受怕、提心吊胆的生活。
群众对于红军的认识和了解，不仅源自党的各种政策宣传，更是红军严明的纪律和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给广大群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直观印象和切身感受，也可以说是红军士兵的实际行动感染了群众。从最初的怀疑、拒绝到后来的爱戴、拥护，贵州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的认识和态度也经历了动态的转变过程。一位布依族老人的事迹，就是生动的体现。“杨登凤见布告上写着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就半信半疑的观察红军行动，当他看见进出各户人家的红军真是没有拿动人家的一锅一碗，煮饭烧的柴都是自己到山上去砍，完全不象国民党的军队那样说得好听，做得毒辣，心里也就相信了。”[122]老人在红军离开后将布告取下藏了起来，当局几番威逼搜查他都没有交出，一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这样被一直珍藏到了新中国成立。贵州地域社会文化所发生的改变，也被当时的报刊媒体记载，时文《给贵州青年》论道：“战争对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拿贵州来说，当然也逃不出这种公例，（民国——编者）十五年袁祖铭氏随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才到湖南就被杀了，但是却使我们知道了全凭武力的军阀是非败不可的，使我们知道国民革命的意义，更使我们知道有所谓三民主义，所谓共产党，使我们注意到省内外若干若干事情，此外每次变乱，无论是外省军队的侵入也罢，省内军阀的角逐也罢，以至于这次共产党的窜入也罢，在文化上都受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没有法子否认的。”[123]红军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以长征转战的形式在贵州各族人民中间传播，并将每项政策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正是通过如此的点点滴滴，群众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干人”的部队，意识到了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民族存亡的危机，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身和国民党军阀反动派、大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随着红军的到来，贵州人民逐渐肩负起了相应的历史责任，也在贵州地域文化的封闭围墙中打开了一条缝隙，超越家庭、族群的国家观念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2.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民族危亡观念的首次植入
贵州地处多民族地区，受地理、地貌、环境影响较为封闭，各世居民族上层集团对外来观念采取拒绝的态度，各族群众也深受影响，加之国民党当局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施以苛政，长久以来少数民族和汉族相互对立，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感不强。民族歧视、盘剥压榨，在那时的贵州各地屡见不鲜。“红七军在艰苦行军中，沿途得到边寨群众的大力支援。聚居在这一带的苗、侗等少数民族，长期遭受代表统治势力的封建军阀和地主、头人的层层欺压盘剥，生活十分贫困。历代反动统治者在这里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屡挑事端，制造民族隔阂，使得各族劳苦群众的灾难更为深重。”[124]红七军的见闻正是当时贵州少数民族群众的真实境遇。
在国内阶级矛盾严重对立时，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也不断加剧。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又扶植伪满洲国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在这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4年7月发布了《北上抗日宣言》，号召全中国民众进行反日总动员，用全部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提出了具体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全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满洲伪国。抛弃对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国际联盟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的幻想。（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约的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与封锁苏区，使工农红军能够完全用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三）号召全国民众将国民党军库中兵工厂中所有武装以及一切入口武器用来武装自己，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企业与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日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并将国民党全部军费，拿来作为反日战费。（五）普遍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如反日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募捐援助义勇军与红军委员会，以及各种反日的纠察队，破坏队，交通队，宣传队，运输队等。吸收广大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利用罢工，罢课，罢市，罢商与示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125]宣言的发布及五点主张的提出，为全国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定下了总方略。转战贵州途中，也将抗日宣言的精神传播到了各族人民心里，极大地争取了贵州人民的抗日总动员。1935年《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提到：“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126]在长征经过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写下了大量标语口号宣传抗日主张，如：“我们是抗日的先锋队；成立全国民众反日战争的领导机关；红军是民众抗日的主力军；全国民众总动员起来，为保卫中国而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开展反蒋反日的救亡运动……”[127]
1934年底，红一方面军途经榕江朗洞，有两条标语保留较完整：“一，《苏维埃政府的抗日主张》：（一）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对日作战；（二）动员全中国的民众去对日作战；（三）拿一切武器来武装全中国的民众；（四）从日本帝国主义商人、资本家及一切汉奸卖国贼的身上去取得反日战费；（五）成立全国民众抗日战争的领导机关。二，《白军士兵抗日纲领六条》：（一）要求北上抗日，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不打红军，枪口要向着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二）要求士兵抗日的集会、结社、行动自由，组织士兵抗日联合会，决定抗日战争与士兵本身问题；（三）改良士兵生活和待遇，要求发清欠饷，反对打骂，反对法西斯的压迫和屠杀；（四）约定红军双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五）杀死不准抗日的长官，转变到真正抗日的红军中来；（六）不烧杀苏区工农，反对国民党压迫民众抗日运动。”[128]红军通过这些标语口号的宣传，点燃了贵州的抗日救亡之火，在战争和群众运动的环境中，标语口号的针对性、鼓动性发挥了很大作用。红军还采用漫画的形式进行宣传，“在黎平县政府外的两面墙上画了两幅画，一幅是一个脚穿木屐、身着和服的日本鬼子，背着伪皇帝溥仪”[129]，面朝山海关走来；另一幅上画了个地球，有中国地图，一个中央军军官用刺刀把地球上的中国截成两半，旁边书有“出卖祖国”四个字。
“国家认同是随着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公民身份而具备以认同为前提的，它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理想信仰信念、国家政治主权等的认同。”[130]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身份的确认，自觉地把个体或自己的民族利益归属国家，形成捍卫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主权完整的主体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贵州进行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斗争，于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各族人民特别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感。由于当时贵州相对封闭落后的社会环境，贵州各族人民对祖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没有强烈感受，对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缺乏共鸣，直到红军的到来才给贵州提供了一个唤醒民族危机意识的历史机遇。红军所提出的政治主张，顺应了中日民族矛盾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趋势，贵州少数民族群众将自身利益、族群利益与祖国东北和中国整体国家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发地组建起“贵州抗日救国军”“大方县抗日救国团”等抗日组织，各民族对自身属于中国这一身份进行了集体确认和强化。在红二方面军组织下成立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公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政策：“一、立即组织抗日反蒋为民众谋利益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吸引工农群众和一切抗日反蒋的爱国人士。二、号召工农群众自动加入红军，并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及一切爱国志士加入抗日义勇军。”[131]自从这个政策公布后，各地青年教师、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很快加入队伍，以周素园为领导的“毕节抗日救国会”成立，“抗日促进会”“游击队”“宣传队”等群众革命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贵州各族人民前所未有地自觉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看作密不可分的一体，民族存亡的危机钟声响彻每一个人的脑海，在东北危亡、华北危亡、中国危亡的紧要关头，贵州的仁人志士在国家主权和利益遭到侵犯时挺身而出，云贵高原上的各族人民由此投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伟大胜利的斗争中。
3.地域文化中新、旧国家观念的矛盾斗争
1911年11月4日辛亥革命在贵州取得胜利，贵州军政府成立，结束了清王朝在贵州的封建统治。但革命果实在革命派内部斗争和革命派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旁落。唐继尧入黔后大肆镇压革命群众，加紧与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勾结，贵州依然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之中。贵州各派军阀之间的割据对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贵州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纠葛缠斗，使贵州社会经济文化基本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贵州各族人民与军阀、地主、头人之间的矛盾尖锐，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已经严重激化。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贵州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甚至公开反对。陈云在长征途中写道：“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场者所能想象。做庄稼的（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补缝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当我等行军经过时，立于路边之小孩，正在发抖。而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132]
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前，全国各地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已经蓬勃兴起，而贵州还依旧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尽管此前贵州也曾经历过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这些伟大的革命运动一次又一次地震荡着贵州大地，但由于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以及贵州军阀势力对进步思想的顽固扼杀，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终究没有能够大放异彩，贵州依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长廊中徘徊，贵州各族人民依旧在积贫积弱中艰难求生。然而，红军入黔后，一路进行革命斗争，一路宣传革命理念，这在贵州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顺应历史潮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随着红军的脚步来到了田间地头、崇山峻岭，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崭新的革命斗争，贵州社会由此真正转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与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由此他论述道：“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133]简而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贵州人民关于国家的认同也在发生着变化。“国家认同就是在现代国家合理性的基础上，构建的个体对某一个国家的身份感，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为什么属于这个国家”[134]，归根到底是对于自己所处国家的认同，认同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所在。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领导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贵州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对旧的国家做出了最坚决的反抗，对新的国家做出了最热情的期盼。国民党反动派、军阀势力所统治的旧国家的合法性已经遭到了人民群众的严重质疑。
新的事物正在到来，新的思想正在到来，新的国家正在到来，贵州各族人民就是在工农红军的带领下展开了新的群众运动。1935年1月6日，红军进入湄潭县城后，各路军队遵照军委的战略方针，领导湄潭人民进行了抗捐斗争行动，成立抗捐委员会，派宣传和交通两股负责人陪同红军干部下到乡村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在红军指导下，各级乡村的劳苦大众很快组织起来，两三天内就已经将红旗插满各村，委员会把土豪劣绅的粮食没收，用来救济劳苦大众。由于当地食盐物价飞涨，老百姓吃不上盐，委员会便把奸商王之甫囤积的食盐以低价卖给群众。在黔北重镇，红军于1935年1月8日进驻遵义，当天下午就在老城天主教堂召开了各行各业代表参加的群众大会。总政治部在会上散发了党的六大提出的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还散发了《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明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文告号召贫苦工农大众要合心、要团结，拿起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135]；号召白军士兵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建工农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篇战斗檄文，对遵义的人民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15日，红军总政治部又在老城小学的大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并宣告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遵义人民在红军的宣传鼓舞下，还建立了遵义革命先锋队、红军之友社、遵义赤色工会、遵义八里水年关斗争委员会等革命群众组织。1935年1月14日，《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发动群众的总的方针是要迅速地广大地发动群众的斗争，武装当地群众，依靠这些武装起来的群众来扩大红军，配合红军作战，消灭当地国民党地主的武装，来建立革命政权。”[136]《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指出要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革命的对象是地主、军阀、国民党政府、帝国主义，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主张民族平等。1936年3月，红军在大方县八堡寨宣布成立一支“苗族自卫队”，由红军提供给当地苗民武器枪支，自卫队成员在瓢儿井、八堡寨、小坝一带多次对地主武装发动进攻，大举消灭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苗民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鉴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红军采取了适宜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发动的革命斗争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发动群众运动方面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完善了在贵州的党组织，使贵州地下党在迷茫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1月，在遵义从事革命活动的林青找到了党中央，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中共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代表党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的活动，并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委，省工委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林青任书记。
省工委建立后，贵州的民主革命进入更高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州各族人民从一次次的反动逆流中搏杀出来，长征播下的革命火种，点燃了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烈焰，贵州人民无比深刻地感受到旧政权、旧国家对自己的残害，他们用尽全力挣扎着逃离旧国家的牢笼，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国家而抛头颅、洒热血，在贵州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地域文化中民族认同感的增强
1.“中华民族”中各民族关系的廓清
最早明确提出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且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37]“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38]梁启超在这提到的“多数民族混合”的民族特点，已经表明这里所指的中华民族不再是单一的汉族，而是在不断分化、同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概念被提出后，各政治势力、学术流派都围绕着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经过各方的争鸣，中华民族不再指单一汉民族而是各民族的总称遂成为集体共识。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于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深入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成了皇族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清王朝满洲贵族不可能彻底抛弃民族歧视和不平等政策。只有当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结束帝制之后，才为国内各民族争取平等创造了条件。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39]《临时约法》中还以法律条文加以保障：“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也是孙中山所倡导的“五族共和”。无论是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还是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观念，其核心都在于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实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各民族都以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为前提，即从对本民族的认同上升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40]中华民族中各成员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基本特性，是由以下几方面所决定的：第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大融合。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作为古代中华文明的摇篮，自古以来就有众多氏族部落聚居于此，到夏朝时部落向国家过渡，中原与边远地区的“五方之民”融合共生。由于共同的生活地域不断交叉重合，加上战争、迁徙、通婚的发生，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融入汉族人口中，地缘关系的强化和血缘关系的弱化，使各族人民产生了趋同的文化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改汉姓、学汉字、穿汉服，接受并认同汉文化，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音乐、食物等衣食住行的风俗也开始流行于汉族社会，相邻民族间的互动交流，最终促使共同民族观念的萌芽。第二，经济上的依存互利。中国地大物博，少数民族散居于边疆，受当地特定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影响，各民族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于是不同分工的出现导致不同需求的出现，特别是在农牧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放牧为生，南方平原的农耕民族世代定居，以耕地为生，双方都需要通过贸易来交换自身无法解决的物资。正如在汉朝与匈奴连年征战时，边境上的“互市”却依旧蓬勃发展。自唐宋以来，中原特别是西南地区就和西藏一直延续着茶马贸易，至今仍有一条茶马古道作为历史的见证。通过和亲、贸易、朝贡等一系列的经济交往，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经济纽带更为结实。第三，汉民族的核心凝聚作用。汉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掌握了统治权，汉民族的文化总是高居国家主流文化的中心位置。汉族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儒家文化中一直有“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天下”是一个集文化、地理、价值、心理等为一体的复杂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天下”观念可以说是古人对国家、领土、民族的一个抽象理解，古代的畿服制度就是天下观念的具体体现，从处于天下中心的甸服到处于边远地区的荒服，华夏和四夷之间的地域关系由近及远，文化差距由小到大。中国在天下中间，属于天下范围，四夷在天下边远，依旧属于天下范围，中国和四夷只是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但都共处天下之内，共属“天下一家”。儒家思想用文化上的差距代替了民族、种族上的差别，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肤不同、言语不通所带来的民族隔阂，使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存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之中，并一起向前发展。所谓“大一统”就是在制度、文化、典章等各方面的高度统一，自秦朝统一中国以来，无论是帝王诸侯还是士、农、工、商，“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虽然，中国曾出现过地方割据、南北民族对立的艰难时期，但各族人民心向统一的归属感都是根深蒂固的。历史证明，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在追求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上都是一致的。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正是伴随着漫漫的历史长河而流传至今的，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下的自觉结论。
2.对立的两大汉文化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阀与贵州少数民族各自代表了三种文化，即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文化，国民党军阀所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贵州少数民族自身的少数民族文化。其中，前两者在民族属性上同属汉族文化。在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两大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互动，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你来我往，两大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经历了分化、同化的过程。国民党所代表的文化是一种包括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军阀文化在内的旧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反映在国民政府在贵州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之中。民国年间，贵州的少数民族在他者的承认过程中，经历了被歧视、忽视、部分重视等多种形式。他者相对于自我而存在。对于影响民族集团的“他者性”问题，有学者称：“指的是众多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处于强势一方的族群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断影响周边的弱小族群，并且在强势族群这一‘他者境界’中形成的异族印象也会通过同化等方式移植到弱小族群中。”[141]国民政府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一种他者的介入，从而对贵州的少数民族产生同化作用。但需要指出，自然的同化是可以为其他民族实体所自然接受的，而强制的同化甚至反规律的同化，必然引起其他民族实体的抗拒。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当时就被笼统地划归在“苗”“蛮”“番”“边民”等称谓下，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排除在“五族共和”的理念外，有的还被归类为汉族的支系。自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各少数民族都拥有了相应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利。然而，贵州的少数民族却在国家政治话语权中处于缺失状态。“民初实行共和，初行民权，而边疆民意代表仅为蒙族藏族，对于回族与其他西南各民族，照料欠周，实失共和本质。”[142]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初步确立中央领导和对各地的治理时，开始组建一个全国立法机关来行使权力。1937年的国民大会章程中，除全国各地的选举名额外，还有240席属于蒙藏代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却没有代表名额。可见在国家体制的建构中，贵州少数民族的合法身份并没有在国家体制上得以体现。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伍廷芳曾接到传教士伯格里的咨询：“西南各族同居中华领土之上，亦应有一色标记列为国旗之上，今仅以五色代表五族，而苗、彝反非国民乎？”伍廷芳回答说：“五色旗不过代表中华五大区多数民族之标志，苗族居住于多数民族汉族之中，即隶属于汉族部分。”[143]伍廷芳将苗族等少数民族看作汉族的一部分，这种认识源自蒋介石的民族观。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抬头，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标榜自己是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背离了三民主义的核心。1943年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向各机关、组织转发了蒋介石关于民族问题的批示，强调：“一、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无种族之区别。二、我国有史以来，各宗族间时或发生战争，而此各宗族胥为同一之种族，其疆域亦胥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中华民族版图以内。”[144]蒋介石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区别归结于宗族之分，实际上是否定了各少数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存在，这种“国族-宗族”论本质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正如周恩来批评道：“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145]毛泽东也曾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146]在对少数民族身份的承认上，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保持了一致，将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统称为边民、苗民等。贵州省民政厅编辑的《贵州省苗民概况》中提到：“夫苗民、苗蛮、苗夷、土著，种种字样，虽称谓不同，实无所轩轾，要皆同居于中华领域，同属中华民国，自视同一体。”虽然在政治层面，政府给予了贵州少数民族公民身份，也认识到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共同生活地域，却忽略了贵州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文化与其他民族的差别，也就是忽略了各民族间存在的差异性。国民党的民族观念与少数民族的具体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必定会导致在制定民族政策时的偏差，最终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在压迫和剥削下奋起反抗，同时也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相互敌视。如果从民族认同方面来说，国民党所代表的汉文化在对少数民族同化的过程中进展不顺，在塑造中华民族一体的努力中也是屡屡碰壁。究其原因，在于国民党承载的文化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反动军阀的文化，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格格不入，国民党不会也不可能真正代表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不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文化当然也遭到各族人民的排斥。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瑶、苗、布依、彝、回、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大量接触少数民族，也遇到了很多民族关系问题和其他民族问题。所以，当时红军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提出了许多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和纲领。在国民党所代表的反动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渐行渐远时，中国共产党引领的红色文化正在贵州大地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着良好的交融。红军在贵州推动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少数民族争取民族平等的权利。如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决议案中，第六条就是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反对国民党军阀白崇禧、王家烈、陈渠珍等对于苗族的屠杀。因此对居住在贵州、湖南、四川境内之苗族，决定以全力帮助他们得到解放与自由。”[147]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已确定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政策。这些原则和政策在红军转战贵州期间都得到具体贯彻。1935年1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提到：“对苗瑶士兵必须注意他们的民族意识。”[148]民族意识概念的提出，尤其是关注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说明党和红军已经注意到了各民族间不同的心理特点，各方面不同的特性，同时要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去理解、去团结少数民族，以心换心地去尊重少数民族。
转战贵州的各路红军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贵州的民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红军通过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通过镇压罪大恶极的汉族地主官僚，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改变了少数民族长期对汉族的排斥态度，改变了汉族在少数民族心中的印象，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改善奠定了基础”[149]。在对待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时，红军也采取了统一战线的方式，如布依族领袖陆瑞光带兵拖枪参加革命就是一例。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文化是代表各少数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是团结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对汉族的认同在党的民族政策影响下得到进一步深化。
3.“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观念的深入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1931年至1945年间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所体现出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是空前的，也是高度自觉的。民族危机引起了全国人民在国家意识上的高度觉醒。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扶植伪满洲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华民族面临着近百年来最为严重的民族危机。民族危机直接影响着全国人民的生活生存，在民族利益遭到侵犯时，沦陷区的人民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更有一批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大声疾呼。而对于地处祖国西南一隅的贵州，一般老百姓对于东北危机将要引发的民族危亡的认识度还没有充分提高，一方面是贵州落后闭塞的社会自然条件所限，另一方面是贵州军阀对抗日救亡进步力量的打击压制所致。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民主革命的目标和当时的社会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必须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农红军来到贵州后，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传播到所至城市、村寨，使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高度地意识到了中华民族当前所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同时红军也对各派社会力量积极争取，教育国民党士兵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全国人民求同存异、一致对外成为共同的民族愿望。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动员和组织全民抗战的理论、方针和策略。红军每到一处，就向人民群众、各政治团体、民主爱国人士宣传革命主张，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烈共识。红军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散发公告布告、张贴标语口号等，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如在贵阳乌当发现的《红二军团告工农群众文告》中，就宣传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区取得的重大胜利，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该文告中讲道：“一、踊跃报名当红军，帮助红军作战，打败蒋介石的主力，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二、加入抗日大同盟，组织抗日义勇军、赤色游击队武装，收回东北、华北，开展中华民族武装自由运动，进行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领土完整。三、组织赤色工会和农会，没收豪绅地主、卖国贼的田地财产分给劳苦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目前深刻的民族危机中，相信全国的爱国战士、广大群众具备着武装挽救祖国的热忱，一致起来实行武装抗日、反蒋的神圣行动，以配合红军的胜利，打倒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独立自由而奋斗。”[150]在贵阳，红军也写下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标语。1935年4月2日，中央红军三军团在高坡下寨写道：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在青岩写道：白军兄弟联合红军弟兄北上抗日；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也提到，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
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宣传，在实际革命斗争的推动下，贵州人民的民族危机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增强。贵州形成了拥护红军抗日、参加红军抗日的良好局面。同时也要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历了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到拥蒋抗日，最终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贯彻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方针。如红三军到达黔东地区后，就从实际情况出发，先后改编了当地的一部分“神兵”。“神兵”是贫苦农民联合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武装自卫组织，在湘鄂川黔一些地区，都广泛存在，虽然名称和规模不同，但都以抗捐抗粮和反抗剥削压迫为号召，与军阀、地主土豪进行斗争。“神兵”以“三灭”“四禁”为戒律（灭兵、灭捐、灭税；禁烟、禁酒、禁色、禁盗），但都普遍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也有地主和军阀混入其领导层当中。当中央了解到“神兵”的活动情况后，就积极地开展争取“神兵”的工作。1934年6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的文告。文告号召“神兵”进行彻底的反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组织红军游击队，组织革命委员会为统一领导机关。与此同时，干部大队还深入各地神坛，给“神兵”宣传苏维埃运动的意义，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这基础上，红三军先后收编了印江沙子坡和德江枫香溪等地的“神兵”，并将其编为临时特科大队，受红三军司令部直接领导。后来，要求参加红军的“神兵”越来越多，发展为黔东纵队，同年9月，又与各县独立团合并为黔东独立师。
除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外，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还积极争取贵州地方实力派、民主人士、工商人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时就接到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长征途中，夏曦起草了一份抗日反蒋的布告，以六军团总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写道：“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在黔、大、毕地区，红二、六军团建立了临时政权，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明确宣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省广大人民的临时革命政府，其战斗任务是发动、团结、组织全民族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力量，参加抗日反蒋的革命战争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以‘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151]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贵州各派仁人志士纷纷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贵州抗日救国军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大成果。
1936年2月14日，在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和帮助下，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宣布成立，由贵州著名民主人士周素园任司令员，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任参谋长。周素园和红军指战员共同组织抗日救国军，积极协助红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凭借周素园在地方上的威望和他各方奔走宣传抗日反蒋政策的行动，抗日救国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将队伍发展到1000人，并使川黔边各派抗日武装力量陆续与红军汇合，北上抗日的队伍日益壮大。贵州抗日救国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不同政治派别、不同阶层民众的一支强大的抗日地方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场正义抗击非正义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参加的一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民族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哪个派别，哪个阶层都投身到这场民族战争中来。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团结一切力量对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在贵州转战期间，不仅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领导建立了一批批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其中还包括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士兵。这些武装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力量中的一部分。
（三）贵州地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空前认同
1.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空前牢固
1925年，哈布瓦赫首先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用于研究在不同群体和社会环境中，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活动等内容是如何被记忆的。持哈布瓦赫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可以把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历史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和群体意识需要保留该记忆的延续性。研究证明，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家庭、社团、民族等都运用具有自身特点的方式来保留它们各自的历史记录，并从中汲取历史经验，转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集体记忆在受到其他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有时会出现中断或无法连接，但在具有强大的连续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集体记忆在某个社会群体中依然会得以延续。这就要讨论到集体记忆与认同之间的联系。通常来说，认同是来自社会中的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认同的产生，要求社会群体成员与社会环境间在某种时间、空间、事件上具有一致性。而说到集体记忆，主要是某一群体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共同的历史记录，使本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对自身所属的群体产生归属感、团结感。在某种意义上说，集体记忆是认同的核心依据。
中华民族进入近代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传统的民族意识经历了严重的挑战，这一阶段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发展的过渡期。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体现出了高度的民族自觉。因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正遭受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侵害，中华民族已经走到亡国灭族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曾经的苦难还历历在目，有关那段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记录还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这种集体记忆在相似的历史情况下出现联系。每个社会都需要一种与过去的联系感以维持目前状态的和谐统一，而集体记忆的延续，正是维系这种联系感的必要存在。1840年的中国与1931年的中国经历了共同的磨难，过去悲惨的灾难在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思维中与现在的情况自然地存在联系感，这种联系感鼓舞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又一次迸发。
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凝聚了全国上下各派力量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忧国忧民，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全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涌现了戊戌六君子、梁启超、林则徐、孙中山等一批爱国者，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次次爱国救亡运动。因此，当中华民族受到明显的外来侵略时，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就清晰地凸显出来，在相互联系的共同历史、文化面前，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够放下分歧，团结起来，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以艺术的形式所表达的人民呼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面前，必须有一个各方都支持的中央政权，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制度依托。中华民族各成员放下相互间的分歧和矛盾，共同维护一个稳定的南京中央政府，一致对外。在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之后，特别是在《八一宣言》倡导全民族共同御侮的推动下，“西安事变”在国共双方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民族整体利益也相应地调整了政策，工农革命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救亡力量，共同维护了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权威性。这在军事上有利于对日作战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能争取最广泛地动员全国的抗日救亡力量。在国难当头之时，全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也在这一刻被深深地联系，共同的历史记录成了全民族共同的历史经验，爱国主义的热情一如既往地被再一次激扬，历史照进现实，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再一次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坚决捍卫民族利益、国家尊严。
2.贵州人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深度吻合
文化是特定地域和特定社会的人们所具有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是社会所公认的那部分能怡情养性的，较之社会大众生活方式更高雅的东西。贵州在遵义会议前后由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模式所构成的地域文化，是经过自有人类生活其间所积淀起来的，也是不断吸收本地域之外的文化元素，根据自身的所需而改变。
贵州自辛亥革命以后，各项社会事业都有所发展，临时政府推行了对贵州的教育改革，新的思想和观念进一步深入，但这种良好的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1912年2月，滇军入黔，颠覆了大汉贵州军政府，贵州从此进入军阀统治时期。在军阀主政贵州期间，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地方军阀最关心的是如何扩大个人势力，争夺对贵州的统治权，很少顾及国计民生，更谈不上发展文化教育。贵州的军阀统治从唐继尧开始，经历兴义系和桐梓系两个军阀统治时期。到1935年前，已是桐梓系军阀统治后期，此时，贵州军阀已经丧失向外扩张的势头和能力，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的日益腐化，其内部因争权夺利而起的矛盾斗争已经日渐尖锐和公开化。王家烈出任贵州省主席后，对全省并没有直接的控制力，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黔南、黔东南的十几个县和贵阳周边地区。而且，以毛光翔为首的“旧二十五军”和以王家烈为首的“新二十五军”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在桐梓系军阀内部，一直以来的纷争没有得到解决。贵州在各派军阀的缠斗中，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致使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贵州又重陷动荡的深渊。
贵州在军阀统治时期，虽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发展缓慢，同时伴随着复古思潮，但随着新思想的不断传入，民主共和的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文化上也呈现出日新月异之势。这时的贵州表现出了紧跟时代潮流的趋势，各方仁人志士开始宣扬民主共和思想，同时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救亡的主题也开始传播开来。贵州人的集体记忆是随着共有的历史记录而发生变迁的。20世纪30年代前后，贵州人的集体记忆在深度、广度上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有一段距离的，但当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开始冲击全国时，各地对现实不满、被压迫的人民都会发出共同的改造变革社会的强烈呼声。20世纪初的贵州，正处于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转型的历史裂变期，贵州人的认同也随之发生变化，新的认同是通过新的历史记忆的构建与旧的历史记忆的遗忘来实现的。身处历史裂变期的贵州人民，在集体记忆上已经通过新的历史记忆的构建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进一步联系。各种外来的、国内的新思想不断地冲击着各种腐朽的文化，人民热情高涨，希望打破旧秩序，开创新天地。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而来的，是各种新思想在贵州的传播。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事物、新风尚都奔涌激荡，为马克思主义传入贵州提供了准备，直接孕育了一批先进的贵州知识分子。贵州在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已经踏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步伐，虽然步履沉重但毕竟已经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军阀统治下的贵州，地方封建顽固势力依旧强大，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在军阀眼里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压制。军阀的守旧性和割据性，严重阻碍了新思潮在贵州的传播。由此可见，贵州文化在不少地方和领域依旧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政治上，军阀在贵州进行封建统治和征战杀伐；经济上，贵州也还是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在资本主义浪潮的席卷下，贵州只受了很小的影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都相对薄弱。在军阀的压制下，贵州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大山，如王若飞、邓恩铭、龙大道、周达文等，他们怀着理想和信念去外面的广阔天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及各地农村土地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贵州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还处于初期传播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较之全国也是缓慢的。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侵略的日益加剧，民族矛盾逐步上升，贵州各界进步人士利用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表达贵州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主的渴望。在贵阳，各校学生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各校学生还纷纷组织时事座谈会，讨论“国家前途怎么办”“我们青年学生怎么办”等抗日救国的方略。在遵义，团溪抗日宣传队深入农村，向农民群众演出话剧《可怜关山月》《一片爱国心》《扬子江的风暴》等多个剧目，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宣传抗日主张，深受群众欢迎。在毕节，爱国青年于1933年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以宣传“坚决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争取抗日胜利”为宗旨，在大街小巷张贴抗日爱国内容的标语漫画等。在安顺，1932年，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创办了“晓鸡声文艺社”，出版《晓鸡声月刊》，以文艺形式宣传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救亡等。[152]20年代末，贵州的周边地区已经有外地的共产党组织在活动，民族危机促使贵州学生抗日救国团成立，这是贵州人民抗日救亡的一次联合行动。救国团的领导人多是追求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爱国青年。其机关刊物《救国旬刊》的发刊词就引用了列宁的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先进的亚洲已掀起了革命的怒潮。”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趋加剧的情况下，爱国主义的思潮在贵州大地迅速传播，贵州知识阶层和部分民众在思想上、行动上都践行着中华儿女应尽的保家卫国的义务。
贵州各地的爱国革命志士开始自觉地聚集在一起，团结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1934年从外地回到贵州的共产党员开始在贵州建立党支部，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贵州开始壮大起来。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红军长征转战于贵州，贵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反蒋抗日的革命活动，贵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迎来了新的高潮。遵义会议后，贵州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一个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转变，从思想感情上去亲近，去接受新契机。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的革命理论指导下，贵州人民自觉或自发地参与到个人解放、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来，原本只知道家庭、宗族的贫困工农群众，也开始了解“国家”“中华民族”的概念，各种民族的集体记忆都经由遵义会议精神的影响而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深度吻合，强化了贵州人民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基本概念。
3.少数民族的集体记忆对汉民族集体记忆的进一步认同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竭力推行国族理念，旨在使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凝聚成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也就是一元化的国族。这是一种以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和主体民族利益为宗旨的民族同化、民族一体化政策。国民政府通过同化、教育和边疆开发，都不可能使各民族在血统、生活、宗教、习俗等几个民族要素方面自然合一，形成自然同化；而在还没有形成国族这种单一的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前提下，片面倡导国族意识，对少数民族来说都是空洞虚幻的。当时统治贵州的国民党军阀又严禁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造成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严重。
根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认识，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分化和同化作用形成现在的局面。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是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这其中就要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并且发挥着核心凝聚作用，将汉族和少数民族凝聚成一体。所以，在分化和同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汉族都发挥着核心凝聚作用。但在中华民族这一高层次认同的民族前提下，汉族也仅是多元中的一元，这与其他各少数民族也当然是平等的。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话语权方面的缺失，加上实际控制贵州的军阀势力对人民的严酷压迫，导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长期的互不信任。王首道在回忆文章中讲道：“据当地熟知苗民生活者说，苗民朴实耐劳，文化落后，与汉人言语难通，受汉族军阀官僚压迫剥削非常厉害，生活甚苦。”[153]在蒋跃德的回忆中也有相似的记载：“我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于十二月十五日占领了黎平县城。城内外群众夹道欢迎，干部团在爆竹声与锣鼓声中走进了城内。这一带苗族、侗族人民较多，他们长期受汉族地主官僚与军阀统治剥削，对剥削阶级有刻骨仇恨。”[154]国民党军阀和汉族土豪劣绅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残酷剥削，使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对当权者产生了极大的仇恨，在没有也不能厘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两者关系的情况下，也对汉人抱有相当程度的恐惧和排斥。甚至当红军经过民族地区时，也有当地群众因为害怕而出逃。“红军到板乐的当天傍晚，板袍村的人就得到了消息。但因为听信了反动分子的谣害，生怕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一样，一来就拉夫、封马、捉鸡捉鸭、乱掳乱吃，尤其怕强拉寨上姑娘、媳妇去唱歌。全寨子的人家，都把家里的所有东西，打成包袱，赶着牲畜到深山老箐去躲起来。”[155]
红军进入贵州前，贵州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很不融洽，国民党军阀还进行反动宣传，恶意丑化、诋毁红军形象，甚至挑拨少数民族与红军对立，这都给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民族地区的工作带来了问题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印象，因为在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人民的意识中，汉人就是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者。但这也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将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和民族地区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契机。针对贵州多民族聚居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坚持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原则，在贵州各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工作方针，为领导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第一，从整体上把握贵州民族情况，制定民族工作方针。在红军进入贵州民族地区时，就一路行军一路调研，在对少数民族进行广泛深入的接触和了解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并与各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以争取少数民族人民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1934年11月29日颁布的《关于苗瑶民的口号》中就明确提出了苗人和汉人在经济上、政治上有同样的权利，强调了苗族拥有选举民族首领和进行民族自决的权利。这些条例坚决地维护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解决了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话语权问题，很大程度地争取了少数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中国共产党还将针对少数民族的工作政策具体化，李富春在1934年12月24日发布的《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中指出，不打苗族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不杀苗族群众的牛，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的行为。指示中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上层分子在当地的威望，从而采取统一战线的方式予以争取，避免激化民族矛盾。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贵州的民族工作已经做到了既有纲也有目。
第二，发动少数民族积极参加革命，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红三军在进入黔东地区后就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黔东特区根据地。当时，黔东一带活跃着一批贫苦农民自发组织的武装自卫组织——“神兵”，多由苗族、汉族、土家族农民组成，以抗捐抗粮和反抗压迫为号召，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为了引导“神兵”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了《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向其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总结了“神兵”在过去斗争中失败的原因，要求其建立工会、农会，组建革命委员会为领导机关，以代表工农劳苦贫民为斗争目标，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为“神兵”找到了新的出路。党的主张受到大量“神兵”的拥护，而后他们纷纷参加革命，最后以贺炳炎为师长组成了黔东独立师。这支革命武装积极配合红军主力转战，为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在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和支持下，大定县八堡六寨的苗族人民组成了苗族独立团。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接见苗族代表时说：“你们苗族有土司，我们汉族有地主，他们都是靠吸穷人的血汗养肥的，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天下受苦人是一家。地主、土司老爷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156]苗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这支民族武装，出入于八堡苗山，打土豪，分田地，在黔西北的少数民族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入贵州后，通过广泛宣传和实际行动，在推动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贵州民族关系的转变和发展。红军在贵州掀起的土地革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各地军阀、土豪劣绅的势力，各族人民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初步改善。工农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使少数民族不再因受歧视而感到自卑，并且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也开始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红军严明的纪律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在少数民族人民心中树立了正面的汉族形象，正如红军指战员对少数民群众所说的：“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是来帮助少数民族反对王家烈，反对国民党的。不管是苗家，是侗家，是彝家，我们都要帮助他们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都把反对阶级剥削、反对民族压迫、追求平等自由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相互认同得以升华，在党的领导下一起投身于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自觉斗争。
（四）地域文化中的“中国人”身份认同
1.我是中国人
关于“民族”的定义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如果要给“民族”下一个科学全面的定义也是困难的。1929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论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157]这是斯大林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特征的论述，在对欧洲众多民族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定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定义。此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民族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158]这些定义指出了各民族成员之间具有相同特征，以及各成员之间存在相互的关爱。
贵州历史上也曾是多民族的交汇之地，也在滚雪球的效应下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贵州境内有17个世居民族，历史悠久，其中仡佬族、苗族、布依族、白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都与古代的“百濮”“百越”“氐羌”“南蛮”四大族系有渊源关系。先秦至蒙元时期，南方的四大族系衍生出的各民族，历经千余年的跋涉迁徙，在贵州境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民族分布格局。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确保西南地区交通畅通，就在贵州通往云南主驿道的沿线安置屯堡。随之八十余万军人及家眷涌入贵州，大批汉人进入民族地区。昔日的“夷多汉少”变成了“汉多夷少”，原有的民族分布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朝以后，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千里苗疆的开辟，使大量汉人以驿道为桥头堡不断向周边的少数民族渗入。再加上明清以来精神广博的儒学文化以强势文化的姿态植入贵州，使其在贵州成为主流文化。这就进一步稳定、强化了明以来的贵州民族分布格局，这种稳定和强化，是从单一的政治、军事目标向更为宽泛的社会整合方面拓展，从而深化了贵州民族关系的内涵。
由此可见，明朝以来，贵州各民族间的互动交往已经开始，汉人移民入黔后，更是促进了贵州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渐形成，各民族间开始自在地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随之产生民族认同。民族认同的产生是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其产生的前提是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只有在交往中得出的差异性对比，才会强化自身对所属民族的归属感，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和其他民族产生交往，就不会形成对自己民族的强烈认同。有学者指出：“民族认同意味着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感觉他们属于一个共同体的‘自己人’的心理。简单地说，民族认同表示个体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即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意识，也就是对于‘我’属于哪个民族的看法。”[159]
中华民族认同要比本民族认同更为广阔，内容更丰富，它是对中国境内不同地域、不同起源、具有不同文化的各族人民的整体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是处于最高层次的认同，是全中国境内民族对各族成员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但不同层次的认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高层次的认同也不就是排斥低层次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本民族的认同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历史上各民族间历经长期的分化、同化过程，在形成了各自民族特征的同时，也在相互交往中形成了与其他民族相似的语言、经济生活及心理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各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而中华民族认同是各民族认同的层次升华。
遵义会议后，贵州并不处在抗战前线，贵州人民也没有亲身体会到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但是贵州人民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已经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感召下开始自觉地觉醒，虽然远在祖国西南，贵州人民也已经对东北危机有了“切肤之痛”，察觉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如果将遵义会议精神的视野放大，它无疑对贵州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是一大推动力。贵州人民已经自觉或自发地加入抗日反蒋的战线，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体现。
2.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关系的认同
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又是中国人争取翻身解放，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毛泽东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时就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已经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60]。在当时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或间接或直接地身处这两对矛盾当中。反对帝国主义以求民族解放，反对封建主义以求人民解放，这是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历史事实。当时的贵州，正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近代贵州的社会整合是国家意志和军事需要，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形成，所以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导致贵州的历史进程跟不上全国发展，同样反映在社会思想文化上，也是落后的。这就要求在贵州闭塞的社会环境下，必须有一支先进的、科学的力量来冲击僵化的局面，带领贵州人民走上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道路。
在缺乏先进力量引领的情况下，贵州的贫苦人民很难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但从1934年5月红三军转战贵州开始，到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入黔，红军在贵州前后活动有400余天，建立了黔东、黔北、黔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正是当时进入贵州的先进力量，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宣言书的重大作用。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红军也是带着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使命进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主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抗日救国等坚决捍卫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思想和主张，促进了贵州人民民族意识的升华和中华民族认同观念的形成。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在、自发地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但古代传统的“天下观念”中并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当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入侵中国时，中华民族在与西方争取平等地位的过程中，才萌发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民族危机之下，每个个体都面临着生存威胁，但要将个人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那就需要个体对所属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所共有的社会心理活动，使每个成员产生了共存亡、共荣辱的认同，这种意识的觉醒并不完全来自政府的号召，主要是长期的共同生活对中华民族的自发认同以及亡国灭种危机的现实所催生的。中国人民在严重的压迫剥削中意识到了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要性。
贵州人民同样生活在严酷的环境中。1934年中央红军由通道转兵进入黔东南，时任红军供给部的赵镕在日记中写道：“贵州的干人们，腹空衣破，又如何御寒过冬呢？我真心为他们的痛苦担心，更为红军的供给着急。”[161]贵州各地人民普遍处于赤贫状况，生活极为困苦。贵州人民想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也曾做出过很多抗争，许多群众自发的抗粮抗捐斗争最终遭到失败。这都源于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没有先进的阶级来领导贵州人民开展革命活动。贵州人民在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中从来都是英勇无畏的，却缺乏长远的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解放，不仅是个人的解放，更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民族平等，不仅是几个大民族间的平等，更是全国各大小民族间的一律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贵州人民必须完成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历史性统一。
在党和红军的宣传影响下，贵州人民纷纷支持革命、加入红军，其中不乏一些以前拥兵自重的地方领袖。他们往往因为私人恩怨或权力斗争而与国民党军阀发生矛盾，从而进行斗争反抗。在党和红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下，他们摆脱了以往聚众械斗式的个人恩怨情仇，加入了争取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中来。如活跃在镇宁、紫云一带的陆瑞光，是当地的布依族武装头领。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土家和客家、同一个民族中各族系之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相互缠斗，在这样复杂严酷的环境中，陆瑞光组织了1000多人的武装，用来自保，同时也加入和邻村的冲突中。
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中央红军右路纵队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进入镇宁，了解到当地纷繁复杂的民族情况后，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也派人向陆瑞光进行统战工作。红军首长向陆瑞光派的代表说明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表示无论各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不许汉族欺压苗家，并且反对王家烈、犹国才派捐派款。红军以实际行动赢得了陆瑞光的信任，陆瑞光也愤怒地表达了对国民党军阀在当地的种种恶劣行径的痛恨。中国共产党方面和陆瑞光在1935年4月16日共同签订了协定：反对蒋、王、犹的国民党统治，反对一切苛捐杂税。陆瑞光事后对群众宣传说道：“红军首长说过我们少数民族要反对王家烈、犹国才，大家就应该很好地团结起来。”1936年初，陆瑞光以48个村寨为游击革命根据地，沉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阀的势力，斗争时间长达一年，为配合红军主力转战做出了重要贡献。陆瑞光由一个武装头领转变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志士，其思想转变的轨迹是明显的，也是普遍的，是众多群众从倾向革命到直接参加革命的一个缩影，也是每个人自觉地将个人命运同民族解放、人民解放事业深刻联系的缩影。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