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井冈山精神的传承提升

    遵义会议精神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一样都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锻造出来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遵义会议精神传承并提升了井冈山精神，但它又不能等同于井冈山精神，而是在井冈山精神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起来的结果，是井冈山精神在遵义会议中的理性回归和进一步升华。

    井冈山精神产生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做出的决定，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率领以工农革命军为骨干的5000余人在湘赣边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但因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起义没有成功。这时，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是继续强攻大城市长沙，以卵击石，还是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暂时保存自己的实力，再做他图？这也成了问题的焦点所在。毛泽东力排众议，说服大家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形出发，说服部队向偏僻的、敌人统治力量弱小的农村转移，后又进行三湾改编等。10月27日，起义部队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开到兰花坪、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了罗霄山中段的井冈山。这一系列决策和行动，表明这支红军力量实际上已经开始踏上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革命的独特道路。

    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的边陲之地，边界部分的几个县山高林密，丘陵起伏，并且远离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从而便于革命力量的保存和发展；边界自然条件有独到之处，气候适宜，生长生产条件良好，可以为起义部队提供一定的物资给养和保障；再加上这里有着坚实的群众性的革命基础，在大革命时期，边界的党组织曾获得过发展，农民协会的力量巨大，曾掀起过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风暴。

    在决定向井冈山前进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剩余部队，沿途经过大小十余次激烈的战斗，到井冈山一带安营扎寨，完成了事关中国革命大局成败的战略转移，开始了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辗转到达这里，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部队共有万余人，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井冈山根据地大力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巩固扩大红军力量，建立湘赣边界工农政权，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进程中第一座历史丰碑。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红军创造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经验，形成了以“胸怀理想、坚定信念，实事求是、勇闯新路，艰苦奋斗、敢于胜利，依靠群众、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遵义会议传承弘扬了井冈山精神

    1933年初，中共中央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被迫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但由于苏区没有大功率的电台，便只能通过在上海的电台与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保持联系。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由于电台遭到敌人的破坏，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络遂告中断，其间，虽然党中央也曾派潘汉年等人到上海等地寻机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但均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直到1936年6月才正式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在失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指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了一系列党内事务，尤其是军事、组织和思想方面的具体事务（这在遵义会议期间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做的《毛张王提纲》（“反报告”），针锋相对地反驳了博古报告中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说法，指出中央红军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是主观的，即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和拼命主义的错误，深入地批判了错误的军事领导脱离中国实际及红军实际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指导红军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军事思想。该报告击中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要害，但它并未做出要彻底清算它的姿态，这是因为毛泽东他们意识到，这时候讨论中央政治路线的对错，势必引起党内的思想动荡，不利于团结与会多数同志，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领导问题。因此“反报告”既讲原则又有策略地为遵义会议定了基调，即只讨论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对此，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遵义会议承认博古的政治路线，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因此我们说，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除了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外，中国共产党在指挥红军转战贵州期间，还一脉相承地传承了井冈山精神。

    第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党领导红军在贵州期间，从冲出国民党的湘江封锁线进入贵州开始，突乌江、克娄山、渡赤水、走乌蒙，经历无数艰难困苦、危急时刻乃至生死关头的考验，无数红军将士九死一生、矢志不渝，坚定跟党走的决心没有动摇过，坚信革命胜利的信心没有动摇过，坚持崇高革命理想的信念没有动摇过。正是相信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才能使由8万多人锐减为3万人的红军将士没有气馁，没有动摇，坚定地跟党走！

    第二，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曾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162]可见，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就是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

    红军长征初期，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博古、军事顾问李德等采取的是消极避战、退却逃跑的战略路线，从而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一样也舍不得落下，致使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后损失大半，引起了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他们坚决要求恢复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正确领导。

    长征初期，党中央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博古、李德等人对红军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为了纠正“左”倾错误，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等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耐心的说服、开导，以理服人。同时，他们还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考虑到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在遵义会议中首先解决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问题和组织问题（而对政治路线问题则留待以后时机成熟再逐步加以解决）。实践证明，这样处理的结果，既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为长征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又解决了当时最紧迫、最关键的军事问题，从而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和红军内部的团结，使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确立了它在全党全军中的指导地位，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新三人团”）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抛弃“左”倾教条主义作战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利用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往返驰骋于川黔滇广大边界地区，巧妙穿插于国民党、军阀的重兵集团之间，不断调动和打击国民党军，先后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进军云南，迫近昆明，巧渡金沙江，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在云贵川广大地区的企图，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重大胜利，从而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正如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所总结的那样：“从1921年中共一大到1935年遵义会议，当中14年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六位领导人，一直秉持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革命，磕得鼻青脸肿，碰得头破血流，直到遵义会议才把毛泽东推上中共的领导岗位。选择毛泽东意味着什么？选择毛泽东，就是选择胜利。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中国共产党当年成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是边缘性的力量。而今天，共产党能够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影响和改变世界格局，毛泽东居功至伟，无人取代。”[163]

    第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党和红军长征转危为安。

    我们党在还处于幼年时期，对这一根本工作方法还运用不娴熟时，曾受到惨痛的教训。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严重地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独断专行、盲目决策，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重大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长征之初，“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瞎指挥直接导致了湘江之战的惨败，使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人。

    遵义会议召开以后，党的群众路线得到完全的恢复，党和红军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而彻底地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熟稔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历来就认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认为，虽然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农民（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缺少受教育的机会，缺少文化，但并不表明他们就没有智慧，由于他们直接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因而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因此，毛泽东创建红军以来，一直强调要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每次战役前，他都要求各级指挥员召开各种形式的“诸葛亮会”集思广益，征求包括普通战士的意见。而在“左”倾教条主义者居于党内领导地位期间，红军的这一民主做法却遭到了严重破坏。对于临时中央做出的任何决定，广大红军指战员不敢有丝毫的不同意见，只能机械地执行，否则就会遭到无情打击。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重新恢复了红军的民主传统，从而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就这样，参与围堵的敌军虽有数十万之众，红军却能进退自如。

    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十分注意开展群众宣传工作，诸如散发传单、写标语、教唱革命歌曲、编演革命戏剧和宣讲革命故事等。红军总政治部还为此项工作发了布告等。在红军转移后，对红军怀有深深感情的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新编了许多民间故事、歌谣，用以寄托老区人民对共产党的向往、对红军的思念、对反动派军队的仇恨和蔑视，以及对革命必将胜利、干人定能翻身的信念。这些革命故事和歌谣在贵州各族人民中秘密流传，影响深远。

    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共有1万多名各族青年参加红军。据《红星报》1935年4月5日报道，总结各军团的扩红报告……总计5400余人，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除外。

    贵州人民群众，尽管自己生活十分贫困，但还是拿出钱款、粮食、衣被、鞋袜等支持红军。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桐梓，桐梓的广大群众得知红军急需军粮时，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从土豪家把稻谷挑出来，碾米、筛米、挑米。当时的桐梓城内和城郊有9架水碾，14架碾槽，6架牛碾，昼夜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为了支援红军用粮，100多人不辞劳苦，不讲代价，一心为红军多碾米，解决了红军吃粮难的问题。桐梓城区南郊、西郊革命委员会，发动居住在城区的10多名缝纫工人和几十名辅助女工，带着12台缝纫机，住进桐梓中学，为红军赶制军衣3000多套。大定、毕节两县的苏维埃政府，为了使红军在天寒地冻的云贵高原有衣御寒，发动全县的裁缝和妇女，日夜赶制军衣20000多套，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还动员了爱国工商人士刘熙乙廉价卖给每个红军指战员一双胶鞋、一把雨伞，这些工具对后来的乌蒙山回旋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群众积极救护和掩护红军伤病员，如仅遵义“贫民医院”收治红军伤病员就达数百人。黔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个别抢救医治红军伤病员则更多。中共遵义县委等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设法安置了一大批红军伤病员。根据地人民倍加珍惜红军遗物，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千方百计保存红军遗物，有数以百计的红军书写的标语、歌谣、漫画、广告、苏维埃币、红军亲笔证明、通行证、红军用过的各种军用物品，等等。根据地人民还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红军、怀念红军、盼望红军早日归来。

    红军进入黔北后，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人民群众有的为红军赶制服装、鞋袜，补充御寒衣物；有的为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有的为红军抢修枪炮；不少群众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提供船只、木板等器材，并为红军驾船渡江渡河，如有的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帮助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鸭池河、清水江，船工宋月钊在开阳茶山关帮助红三军团渡过乌江。

    总之，红军与贵州各族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之情。红军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行严格的纪律，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威宁还流传着“红军豆”和“红军马”的故事。1936年3月16日，红四师宿营威宁兴隆厂一带，当地群众不明真相，为躲兵祸而逃离村寨，红军撤离后，村民回来看到家里原封不动，且屋内外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位苗民还发现红军特意在他家留下的当地没有的一碗红小豆，春播时他把这碗红小豆全部点种了，秋后竟获丰收，这种红豆耐寒、经旱、粒大、质优、产量高，在当地广为传种，至今成为威宁的主要特产之一，群众为纪念红军的功德，称其为“红军豆”。1936年3月19日，红军路过威宁麻乍，住在农民赵放生家，向赵借5升豆子，走时给钱，他坚决不收。红军送给他一匹红沙马，他推辞不得，只好收下。他称这匹马为“红军马”，精心饲养，至今马虽老死，却已传种五代。红军在大定城借了黄锷清家100多刀纸，印刷、书写抗日救国的标语口号和布告，钱尚未付，县城被敌占领。红军撤离后，又派一名战士化装成农民，冒险入城给黄家送钱，使群众深受感动。红军在威宁坝海营宿营，一名饲养员午夜喂马，不慎引起火灾。红军奋不顾身灭火，大火仍烧了几家的房子。事后红军除严厉惩处肇事者，还召开大会给受灾群众赔了一驮银子。对此，群众传颂道：“火烧坝海营，军纪很严明；照价来赔偿，赔了一驮银；人人赞红军，人民好军队。”人民这些以文化传播形式所表达的对红军的感恩之情，成为他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内生动力。

    无数事实表明，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正是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才成功地实现了战略转移。整个长征路线就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诠释，党的群众路线也因红军在长征中创造的典型经验而得以丰富和完善。

    第四，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执行得正确与否，关系着战争的全局，影响着战略转移的成败。红军长征是在内线不能打破国民党军“围剿”而被迫采取的战略退却步骤。这就要求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领导人必须根据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趋利避害，适时地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选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把战略退却逐步导向战略反攻，以夺取战略转移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博古、李德等人采取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消极避战，一味命令红军向湘西转移，希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结果使红军经常处于国民党军的追堵之中，被动挨打，情况异常艰险，特别是湘江之战，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这是“左”倾错误领导者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已经判明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企图，即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预置重兵，布阵以待，企图与红军决战，将红军彻底歼灭。博古、李德等人不察敌情的变化，仍然坚持其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命令中央红军由湖南的通道北上，向湘西转移。这样，中央红军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决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处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

    当红军到达黔北后，党中央发现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居民等方面的情况，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又决定放弃在黔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改向川西或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第五，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国工农红军所完成的万里长征，是举世闻名的。红军战士在徒步走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不但缺少弹药、粮食，更重要的是没有水喝，没有药品。但是红军以英勇顽强的精神战胜了无数困难，有不少战士为了找到粮食和水，为了同志的生命而受冻饿牺牲，奉献了年轻的生命。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为求生存、求全国解放而倡导形成的光荣传统，它不仅使红军渡过了难关，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而且锤炼了革命的意志，坚定了革命信念。在漫漫的长征路上，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得到发扬光大。

    经过长征的锤炼生存下来的红军指战员，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他们无私无畏，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从事革命事业的栋梁。在抗日战争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优秀指挥员。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党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精神是我党我军的传家宝，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我们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2.遵义会议精神独特的闪光特质

    遵义会议精神不仅弘扬了井冈山精神，而且超越了井冈山精神，而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特质。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寻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理解得不深，对中国国情认识也不清，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犯了教条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发展到了极端，直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拒绝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采取消极避战的方针，不仅使红军遭受严重挫折，也使中国革命处于极为严峻的生死关头。

    而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为清算教条主义错误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遵义会议为标志，长征掀开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伟大序幕。

    遵义会议顺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长征中所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是一个既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对中国国情十分了解的领导集体。毛泽东深知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在他的影响、努力和带动下，党不仅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化；不仅使党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左”的阵营中分化出来，又进而成为反“左”的中坚力量，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而且使一大批原来有错误思想或倾向的人转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壮大了马克思主义队伍。

    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征，它要求：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二是要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即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并充分体现在遵义会议精神之中。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从此，独立自主方针就成为衡量马克思主义是否中国化的根本标准之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精髓。长征的过程就是党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左”倾教条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教条主义的过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逐步确立为党的实际指导思想的开端，同时也是“左”倾教条主义被取代的内在根据。

    长征用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从而在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从而结束了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一场浩劫。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政治上实现了从错误路线到正确路线的转变，在思想上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的转变，在组织上实现了从博古的宗派主义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集体领导的转变，在军事上实现了从被动挨打到主动争取胜利的转变，以这次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了当时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二）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文化反思

    遵义会议的召开，其实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文化反思。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思想认识上的反思与应对

    1931年1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错误体现在以下方面。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否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进攻中犯有冒险主义错误，防御中犯了保守主义错误，退却中犯了逃跑主义错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及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进行疯狂屠杀，对国民党的仇恨易使共产党产生“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不成熟性，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瞿秋白对中国社会阶级力量、斗争性质、革命道路的认识存在一些错误。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们颠倒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在实践中碰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还有一点就是在国际上，共产国际面对法西斯的疯狂发展，错误地制定了抢在法西斯发动世界大战之前夺取革命胜利的“左”倾错误目标，其代表支持王明夺取政权。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的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党和红军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

    湘江之战，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导致红军在湘江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至少有三：一是明知敌人布下了口袋还往里面钻；二是面对危急军情仍抱着“坛坛罐罐”缓慢前进；三是主力红军到达湘江时，又坚持分兵抵御的错误战法，致使各路红军陷入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被动境地。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指挥称作“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朱德之所以仅凭几千人的队伍，就在赣南打出一片红色根据地，靠的就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然而，这些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确战略战术，在长征最初的日子里一直未被采纳，红军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正是这样不利的局面，才引起了党内、军内在思想认识上的反思。刘伯承曾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将第五次反“围剿”与以前的情况对比，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64]。正是通过许多同志的反“左”努力和正确转变，才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165]

    张爱萍（遵义会议前后任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回忆：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就在娄山关战斗中歼灭了蒋介石嫡系吴奇伟两个师，这是我军长征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部队换了好枪，补充了弹药、物资，战士们喜气洋洋地说，“这是毛主席运动战的灵验啊！”

    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遵义会议’这个叫法，我们是到云南扎西以后才知道的。”营教导员说：“中央开会了，开得很好，毛主席又被请出来工作了，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四渡赤水，部队很累但士气高昂，上面说了，云贵川走到哪里都是我们的根据地！”

    2.组织上的反思与应对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中的李德，掩过饰非，推诿他人；博古则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担起指挥红军作战的重担。在这种情况下，由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形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实际上在党内、军内开始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当时，军事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这个中央新“三人团”，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正确地执行少数民族政策，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推进历史转折的一系列会议，推进了历史转折，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因此，讲遵义会议所产生的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应讲两句话：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等就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提出过许多很有见地的批评意见。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关于进军路线的争论，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者和错误军事领导者之间的斗争。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经开始被政治局内大多数同志接受，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思想、军事、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在军事指挥上存在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935年2月5日，红军转战途中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成立，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三）遵义会议奠定了长征精神的基础

    长征精神是在特定人群活动之下，在特定历史时空、历史背景之下逐渐积淀形成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一种不朽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其主要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96年10月22日，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对长征精神做过高度概括。他说，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对长征精神全面、科学的概括。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历时两年的时间里，党中央和红军在与敌人的不断斗争中，在与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与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产生的一系列伟大思想，被上升到哲学层面，并最终被总结、升华为伟大的长征精神。其中，最关键的是遵义会议的成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长征精神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指导党和红军政治领导核心的确立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做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上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作为翻译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伍修权曾回忆说：“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向云南扎西行进的路途中，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博古也很大度地服从中央的决定，交出了手中的权力，这样就完成了遵义会议变换中央主要领导的决定。

    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会议，对遵义会议精神做了进一步落实。中央开始实施对全党工作的实际领导，向中央分局、各根据地、各路红军发出指示电，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和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做了部署；总结了前段战事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央红军新的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充实并整编部队；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系统地概述并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思想。

    3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这个提议。

    这样，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决议得到了实际落实。

    2.促成红军军事战略格局转危为安

    在遵义会议召开以前，党内、军内已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只有毛泽东出来恢复领导职务，领导党和红军，才能使革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一认识，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27年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到遵义会议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生存危机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毛泽东等人还总结创立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红军作战原则。运用这些原则，红军以弱胜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广大指战员相信：只要有毛泽东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李维汉回忆说：“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搞起来的。”[166]这种很高的威望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深厚基础。

    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迷信本本主义和外国经验，把毛泽东等人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斥为“狭隘经验论”，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的巨大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鲜明对比、强烈反差，使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到达了顶点”[167]。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168]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岗位上来，成为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呼声。经过毛泽东因势利导的说服，党内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从惨痛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深感只有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党内高层在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毛泽东此时虽然身处逆境，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性建议。红军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建议中央抓住各路国民党“追剿”军尚未靠拢的有利时机寻歼敌之一部，以摆脱被动。博古、李德却置之不理。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红军即将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布下埋伏张网以待。在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贵州，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求发展。经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的激烈争论，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支持下，毛泽东的主张最终被采纳。这一重大战略决定，不仅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没危险，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

    但博古、李德根本不愿意放弃原定到湘西的计划。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169]，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同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70]这实质上是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从1932年宁都会议中被排斥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毛泽东的意见就很难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了。但是，长征改变了这种状况。通道会议开始讨论毛泽东的意见，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猴场会议重申毛泽东的意见，并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表明，在长征这样一种没有后方依托、完全在新区流动作战并时刻面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只会亦步亦趋照搬书本或国外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已经完全丧失领导中国革命冲破困境、转危为安的能力。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能够适应严酷斗争和复杂形势需要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始终站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线，非常熟悉中国社会实际，深刻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主张，而且在斗争实践中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深邃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一切，决定了历史的潮流必然要将他推向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正如聂荣臻所说，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171]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前共同拟定的提纲，代表毛、王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随后做了重要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172]张闻天也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173]。陈云回忆说：“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会上大家都发了言，一致拥护毛主席。”[174]与会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充分表明，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已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

    遵义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75]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进行分工。在毛泽东的提议和坚持下，由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回忆说：“当时博古等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176]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中旬，为适应作战需要，又在贵州鸭溪、狗坝（今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当时作战胜败直接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环境中，三人军事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上述一系列组织调整完成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很难想象毛泽东能够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在调整组织的同时，中共中央于2月8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该决议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强调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面对优势敌军的“围剿”，“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决议认为：在战略转移与突围问题上，“左”倾领导者“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内线作战已经极少可能甚至完全没有可能取胜的情况下，没有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继续与敌人拼消耗；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从而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决议还对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恶劣的作风做了严肃批评，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177]。

    《遵义会议决议》中充分阐述并高度肯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等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创立的以积极防御为核心思想的一整套红军作战原则。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央红军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围剿”；教条主义者否定和抛弃这些原则的直接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根据地的丧失。通过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深刻经验教训，遵义会议把这些原则以党的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实际上是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作为党的军事路线加以确定。党和红军在付出惨痛代价后做出的这一正确选择再一次深刻表明：要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自己从斗争实践中脱颖而出的领袖和探索总结的规律性认识。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高度评价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的两个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不仅代表了全党的共识，也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正确的预见力和洞察力，对党和红军摆脱危境、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红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遵义会议期间，国民党调集40万大军，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而红军仅有3万余人，形势比湘江之战更为严峻。然而，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甩掉了“坛坛罐罐”，充分发挥徒步快速机动能力强的优势，在赤水河两岸往返机动，用“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用“打”消灭敌人，为“走”创造条件，真正做到了打得赢、走得了，使战争结局发生了与湘江之战截然不同的变化。通过高度的机动作战，红军不仅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夺取了长征以后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长驱南下抢渡乌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黔北，使党和红军脱离了危境。之后，红军又兵逼贵阳，调出滇军；威逼昆明，诱出滇北之敌，从而顺利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场堪称经典的精彩活剧！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不仅使他赢得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也留下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红军指战员在从遵义会议前“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到遵义会议后“走得利索，打得痛快”的变化中，深刻认识到“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178]。大家一致认为，“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他一指挥，就打胜仗”[179]。指挥者主观指导得正确与否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红军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略转移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3.遵义会议精神奠定了长征精神的基础

    遵义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的背景、原因、内容和结果以及产生的影响，都和长征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长征就没有遵义会议。反过来，没有遵义会议的正确抉择，就没有后来的长征，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成功。特殊的中国革命历史和环境，催生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塑造了长征精神的雏形。

    长征精神是以长征为载体，是在遵义会议实现历史性转折以后的征程中不断形成、发展、丰富的。首先，在与敌人的不断斗争中，形成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将胜利的精神；形成了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胸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崇高爱国主义情怀。其次，在与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了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形成了把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收获，是红军长征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是长征精神的灵魂和精髓。最后，在与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形成了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形成了心系民众、患难与共的精神。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长征及其精神，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及其确立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同长征及长征精神紧紧地连在一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座丰碑！

    （四）遵义会议精神推动了长征所经地域文化的提升

    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经过了四川、云南、西康（现已撤销省的建制）、甘肃、陕西等省。

    遵义会议确实没有对军事行动的指导思想做出白纸黑字的明确决议，但实际上，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和红军行动的指导思想问题，这一点在《遵义会议决议》中没有被直接用文字来说明，而是通过红军的行动和历史事实来证明：遵义会议实际上把长征分成了两个阶段以及前后两种不同的组织领导与指导思想，使长征显示出两种不同的面貌与结果。会前教条主义导致纸上谈兵、被动挨打、濒临险境，转移胜利无望；会后实事求是的军事指挥则掌握了行动的主动权，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有意识地调动敌人，四渡赤水，避实击虚，努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引领党和红军突出重围走向光明，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实现了北上到达抗日出发前线的目标，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征。

    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险的远征，历时两年，转战11个省，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中，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革命文物和遗址、遗迹。此外，长征途中，文化工作者通过诗歌、散文、音乐、美术、舞蹈、曲艺、新闻出版等多种文化载体，宣传红军指战员在征途中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英雄壮举，报道红军沿途发动群众、严守纪律、扶危济困的动人故事，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记忆。长征途中，红军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平均每天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每走300米就有一人牺牲。这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并不一定见诸文字，却在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长征文化的重要内容。

    长征凝聚了民族精神，丰富了民族文化。长征创造了人类的奇迹，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更铸造了甘于吃苦、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可以说，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凝结在长征者的身上。七十年来，长征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信念、价值判断、道德规范、审美情趣、心理习惯等。这是长征文化的魅力所在。长征文化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长征途中，红军官兵不仅与强大的敌人打仗，而且用手中的笔进行战斗，共创作了3万多首诗词和歌曲。《长征诗词歌曲》一书，从众多的诗词歌曲中精选了400多首。书中除了收录毛泽东的《十六字令三首》《沁园春·雪》等脍炙人口的诗词之外，还收录林伯渠《长征》、肖华《分水岭》、廖承志《无题》、李中权《忆长征路上最后一次见母亲》、方震《回忆长征》、朱德《遵义会议》、伍修权《历史转折》、张爱萍《过草地》等诗词，以及川陕民歌。例如，1965年，曾亲历长征、后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创作了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唱套曲《长征组歌》。其中《过雪山草地》中唱道：“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英雄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长征的诗词歌曲，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篇章。

    《长征标语口号》一书呈现了长征年代1900多条言简意赅、高度凝练的“长征标语口号”，这些曾经被镌刻在木板、石壁、墙头上的“长征史诗”，既是红军长征穿越时空的历史见证和生动记载，又是中国革命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和革命教材。

    上述长征中所产生的这些物化和非物化的精神文化遗产，都植根于遵义会议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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