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精神影响贵州地域文化走向

    如果我们不是把遵义会议所造成的伟大转折，仅仅看作三天会议的结果，而是一系列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的成就，是伴随红军长征胜利及而后党按照遵义会议精神一步一步实现的路线、战略、决策真正地、完全地实现的转折；也不是把历史性的转折只当作一个时间、空间与事件的终点，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由局部到整体不断渐进实践的过程；更不是把这个转折当作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文化自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是全党、全军的文化自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最大公约数”的形成；是从党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到思想路线不断递进的全面转折。这种转折的实现，不受会议时间、地点、具体议题的局限，而是革命理论的成熟和革命实践的全面转变。那么，遵义会议精神就与党诞生、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和文化进程密不可分了。遵义会议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生动具体的表现，又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当今时代精神内涵形成榫卯之合。其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所追求的理想、信念、目标被实践证明早已超越了历史的空间，成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可资利用的精神财富。

    在遵义会议精神指引下所开创的党的伟大转折中，思想路线的转变最根本，也最艰难。没有思想路线的转变，不可能有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转变。思想路线的转变所经历的过程更艰巨、更复杂。严格地说，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经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确认，直到延安整风后，彻底清算了“左”倾思想根源，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奉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为神圣信条的错误倾向，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直至党的七大胜利召开，新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书记。至此，遵义会议所开创的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才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诚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180]。研究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发展的关系，正是要从观念形态上去反映历史。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文化必须不断适应人与社会的需求不断地自我更新，也要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吸纳新的元素才能突破自我的空间，走向更广阔的地域。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遵义会议精神正是适应了文化流变的一般规律，使贵州地域文化主动地自我更新和由被动到主动、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接受新的文化元素，最终使自身实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锻铸了已经被世人所公认的长征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表述为：坚定不移的理念信念、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与时俱进的战略选择、严明而自觉的纪律、前赴后继的英雄气概。[181]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流与源、木与根的关系。没有遵义会议精神的初步确立，就没有长征的胜利，也不可能衍生出在时间、空间、事件这三个变化要素上更具广泛意义的长征精神。如前对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的逻辑分析路径一样，从时间上讲，长征只经历了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两个年头，其精神价值却体现在长征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中；从地域上讲，长征所经过的是当时的11个省份，其影响却是全国性的；从文化内涵上讲，长征精神中战胜自我、战胜自然、战胜敌人、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价值，可以超越时代和意识形态，伴随人类走向未来；从哲学层面讲，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特殊人群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特质。

    遵义会议精神的确立、拓展和延伸所产生的长征的历史事件及其精神，对于作为“时代落伍者”[182]的贵州，对于边缘化、碎片化、尚未定型的贵州地域文化而言，是基于军事、政治动因而发生的大范围的异质文化的冲击，特别是对边远落后地区、文化封闭或半封闭的民风习俗各异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一次红色文化与白色文化尖锐冲突的近代文化洗礼。无论是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转战贵州，还是中共中央、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思想影响，党和红军进行土地革命，创建红色政权，抗击敌军“围剿”的活动，以及爱民为民亲民敬民的子弟兵形象，对于贵州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都与国民政府、国民党贵州当局和“围剿”红军的白军妖魔化红军的宣传截然相反，人民群众在亲历亲见亲闻并参与党和红军的革命活动中，发生了思想意识领域内从未有过的巨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他们翻身求解放的希望，而国民党及土豪劣绅的统治是他们饱受剥削压迫的根源。被国民党宣传为“红汉人”的共产党和红军，不仅没有“共产”“共妻”，而且与他们亲如一家，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对他们秋毫无犯，让他们第一次体会到民族平等的温暖。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以及他们此前饱受压迫剥削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反蒋抗日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从而积极投身到拥红扩红的活动中去。为了避开“围剿”的敌军，红军往往穿行于崎岖的山林小路，这些地方恰巧是近代文化进入的盲区和弱区，必然会激荡起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交流的火花，在边远落后的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和汉族的“干人”们生活的社会圈层中，此前已萌生的新的文化元素开始注入或者强化。

    在红军转战贵州的地方，存在着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主导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两大意识形态体系及其物化的表现形式，在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治中国的时候，在贵州即上演了一出出以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受到广大民众拥戴的大戏，不仅包含了近代思想的启蒙，更是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两大文化体系的激烈交锋。这种交锋的结果，与国民党长期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更容易得到贵州人民的拥护，红军的一切革命活动更容易得到贵州各族民众的支持。尽管党和红军的活动——遵义会议精神的具象化、实践化，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远不是全面、系统、科学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全部内容，却是对长期影响贵州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封建领主、封建地主文化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巨大冲击，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某些人群中是旧有文化的解构和新文化的建构，总体上开辟了贵州地域文化较之前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

    从中央红军入黔到红二、红六军团离黔，在遵义会议精神的引领下，红军共转战贵州68个县（市、区），前后时间长达8个半月。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活动时间占其长征总时长一年零两天的三分之一。而红二、红六军团转战乌蒙山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这一时期成了他们长征中得到休整补给的黄金时期。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扩红达一万多人，受到红军宣传影响及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土地革命政策和严明纪律感召而由敌视、躲避、怀疑到认同、亲近、支持和参加革命活动的人更难计其数。这种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是亘古未有的，就连专为国民党提供情报服务的敌人的电讯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红军“内部纪律异常完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而且“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获其利”，“所过之处，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意游民，则给资增产。……其于宣传，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巷，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183]。

    党和红军深入人心的宣传工作，特别是红军身体力行贯彻遵义会议精神所昭示的党和红军的宗旨、革命的目标和方法，使之“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从而不仅改变了贵州地域的板块、线路结构，更丰富了贵州地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原先只知有家庭、家族、乡民社会和国民党当局的贫苦农民群众，第一次知道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观念；或者原先知之不多、认识不全、信息闭塞的广大贵州民众，在抗日救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宣传中，强化了自己身为中国人、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成员的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文化观念上升到近代的国家观念。这种近代国家的观念，在国共两大意识形态体系的斗争和中共对人民与国家关系的全新解读中，进一步证明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非军阀、官僚、地方豪绅的国家、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国家。在“红”“白”两大汉文化的激烈对抗中，红色文化否定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贵州主流文化中的民族歧视观念，倡导汉族与少数民族是一家的民族平等观念。这在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长期交流融合中，有了近代对“夷汉一家”的科学解读。

    遵义会议精神及其指引的革命实践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科学传播，并且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只局限在有新思想、有文化的精英阶层，而遵义会议精神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精英阶层走向劳苦大众。它不是以抽象的理论形态，而是以具象的生活形态，使贵州的劳苦大众开始认识并接受这一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不仅党中央所批准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得以建立，而且原先分散在各地的中共贵州地下组织也直接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统一在新的党中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下。在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离开以后，这些组织继续领导各老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兴起了以城市为中心、城乡能在一定程度上互动的反蒋抗日救亡运动。遵义会议后红军能顺利转战贵州，突出重围，完成长征，不仅对贵州地域文化，而且对整个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后所指出的那样：“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184]长征的胜利，正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胜利。

    （二）遵义会议精神引领贵州地域文化跨越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转折时期。党中央已经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价值体系。贵州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任务最重要的省份，在后发赶超中，不仅要有经济社会的崛起，更需要有文化的崛起，有多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贵州无愧于历史，也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研究和认识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的发展，不仅是党史研究的深入，也是文化学研究的新探索，是构筑贵州“精神高地”丰厚历史资源的路径，更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理论探索和大众化实践。

    无论以怎样的文字去表述遵义会议精神，它都必将成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历史条件下创造的各种精神系列中承前启后的链接和枢纽。遵义会议精神的艰难创造及其与时俱进的丰富内涵，镌刻有鲜明的贵州印记。在贵州地域文化要素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中，它永远提供着正能量，从而成为矗立在贵州的可供后人瞻仰的不朽的文化丰碑。无论是回望当时的历史，还是立足当代的国家使命，抑或是站在人类一切智慧创造都是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巅峰，都应该怀着虔敬之心去仰望遵义会议精神所闪射出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的光辉。

    历史和现实叠加的多重原因，使贵州承袭了贫穷落后的重负。在倡导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文化战略性选择的当今，贵州既要补偿历年公共文化事业的旧债，又面临急需发展文化事业的问题。遵义会议精神是贯通传统、当代与未来的，具有贵州地域标志的文化精髓和文化灵魂，在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和培育文化产业这一路径中，它理所当然是含金量极高的富矿，在文化教育、文化宣传和文艺创作、文化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其既在和潜在的能量都是不可估量的。遵义会议精神曾经开启了贵州文化的新境界，它在今天也是贵州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的文化基础。充分利用遵义会议精神去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克服贵州后发赶超中主观、客观、外在和内在的困难，以提升贵州文化应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努力实现党和国家预定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贵州制定和实施文化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

    提炼、宣传、践行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是贵州各族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项光荣使命。无论是发展贵州的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应该从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永不枯竭的动力。

    贵州应以政府推动文化产业政策、项目的落地，建构稳定的文化走出去的商贸交易活动，建立文化产业支撑性发展平台，以市场为导向增加民间手工艺者收入，增强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从而增强文化传承的内生性动力，建立政府、科研、企业、媒体、设计、产业园、市场和交易的整体性推进模式，凝聚文化产业发展动力，增强贵州文化产业的内生性活力。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中指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创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文化产业工程、文化科技工程和文化融合工程。努力使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提供重要支撑。”发展文化产业对于中国各省来说是一个共性问题，对于贵州省来说则是一个个性问题，那么如何针对贵州省的独特个性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贵州要建设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探索特色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努力把贵州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休闲度假胜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文件还指出：加强以遵义会议纪念体系为重点的经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贵州文化形成独特的分布格局，全省各种民族文化形态相对独立地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独特的文化板块和文化生态区，大致分为：黔东南州苗侗区、黔西南和黔南布依族文化生态区、安顺及黔西南夜郎文化区、遵义巴蜀文化及红色旅游文化区、毕节市乌蒙高原文化区、六盘水市凉都文化区、铜仁地区梵净山文化区等。这些各具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区都曾经受到以遵义会议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的涵养。在多彩贵州的文化中，彰显红色文化，是贵州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正欣喜地看到：从2012年就开始打造的中国（遵义）长征文化博览园，以长征的大文化概念为基础，重构旅游与资源的时空格局，以遵义会议精神作为引导，以“长征文化”“红军文化”为主线，链接长征沿途的风土人情、传说传奇，与遵义的历史、生态、民俗、民族等文化要素相融合，将被打造成长征文化的制高点与核心点。长征文化博览园的建成将使遵义构成以“遵义会议”纪念体系为主导的、“长征文化博览园”为延伸的、娄山关和赤水相对称的、川渝黔金三角旅游区呈辐射分布的全景化旅游黄金区，成为中国长征文化的资料、研究、生产、创作基地，旅游商品集散地。

    今天，提炼及宣传、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既是贵州在文化旅游中注入红色文化灵魂的创新之举，更是贵州各族人民在追逐和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实现文化崛起，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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