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水浒》，似乎就是一部写英雄、歌颂英雄、张扬英雄气概的大书。
那么什么是英雄？在底层民众的心目中，那些不像自己瞻前顾后，言行大胆往往越出常轨，并最终能畅行其志的人，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千百年来，这部大书之所以众口流传，受到升斗小民的追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梁山好汉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还可以大声骂娘大胆杀人，生活得总是那么潇洒自在！老百姓眼看自己无福过上这样写意的生活，于是要通过读《水浒》满足一刹那的幻想。
《水浒》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说书人，到后来定稿的作者，他们对笔下的英雄都充满了仰慕敬爱之情，为了将英雄们那种呵佛骂祖般的英雄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们竭力给英雄们赋予了莫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多数时候没有边界，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约束，以致常常达到为所欲为的程度。吴承恩还想到要给和神仙们打交道的孙悟空戴上一个紧箍圈，《水浒》却仿佛没有打算让生活在市井中的江湖好汉有这样一道紧箍咒。只是我们现在阅读《水浒》的时候，不禁会想起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些英雄享有了这种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之后，会不会反过来伤害我们呢？回答这个问题简直不需要过多思考，只要翻翻江州劫法场那一页，只要略微想想“十字坡上的冤魂”，就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了。这样想来，《水浒》中的多数英雄人物，我们就只好乞求他别来到我们身边，还是在纸上表演吧。
不过，这样一部大书，这么多好汉，总还是有那么几个稍稍另类的英雄。对一个只求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庸人来说，这样的另类英雄不仅可敬，更感可亲，我叫他们“真英雄”。
真英雄之一：王进
王进是《水浒》中第一个出场的英雄，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读《水浒》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奇怪，作者为什么要让仅露一面便告消失的王进第一个出场？
我说王进是真英雄，首先是因为他有我辈庸人羡慕的本领，这是当英雄的本钱。书中说得明白，这王进非等闲之辈，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如果我们对这一头衔尚无多少感性认识，只要想想另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就够了。王进不过点拨了史进半年，这史进后来居然就庶几能与鲁智深抗衡，那王进之神勇，还用得着问吗？
其次是因为王进那种毫不作假的对母亲的爱。中国的孝道虽然近代以来抨击者众，但现在痛定思痛，就不难发现，儿女对父母的孝并非一种违背人性的东西，“孝道”之所以曾经冒出过一些问题，只是因为有人要把它引向人性的反面，要把它弄得过于沉重甚至虚伪，以致常常压抑基本的人性，比如老莱子娱亲之类。而王进的孝是自然而然的。当高俅立意要和他为难时，这个拥有绝好身手的男人，首先顾及的是自己的老母，竟至和母亲抱头痛哭。在史进庄上歇息，天刚亮，就听见王进母亲“在房中声唤”，原来王进因为老母心疼病发，已起来多时了。这些都是极细小的琐事，但读者读来却有别样的温情。
最后是因为王进耐得住寂寞。《水浒》一部书，演绎了多少活色生香、龙腾虎跃的好戏，可是王进居然不是主人公之一！都说时势造英雄，都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王进本来就是英雄，为什么却宁愿隐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幕后？他难道就没有心痒难搔跃跃欲试的冲动？不知道这王进究竟做什么去了，但我似乎看到了王进那双睿智的眼睛。有的英雄是竭力要去主宰世界的，而这个世界往往正因为这种欲望而变得更不宁静。而王进显然是个反例，这样的人让我们尊重。
真英雄之二：林冲
推举林冲为“真英雄”，除了他的武艺，还有他与恶人的抗争，风雪山神庙时的那一场快意恩仇。不过，这个英雄男儿最打动我的，毋宁说是他的“软弱”。
软弱的人怎么还能叫英雄呢？这看似荒唐，其实正符合辩证法。我们看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那一回，“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林冲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金圣叹批这一段文字时，说“英雄在人廊庑下，欲说不得说，光景可怜”。但在我看来，此处林冲的表现正是英雄的活写照！有顾忌，想得很多，尽力克制自己的冲天怒火，这才是真的英雄，如果全无顾忌，从来只图自己一时痛快，那不过是莽汉，哪能算真正的英雄？
林冲对妻子的情义，时时处处为女人着想，是梁山好汉中绝难一睹的，有时候，这个血一点儿也不比其他英雄冷的林冲，倒简直有些婆婆妈妈了。临被押解上路之前，当着众街坊的面，他说和妻子“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很多英雄恐怕都会掩耳而逃：这有什么值得一说？立下休书，坚持让妻子改嫁，原因是“莫为林冲误了贤妻”。林冲对妻子的挚爱，真应了鲁迅那句诗：无情未必真豪杰！
林冲的另一大好处是从不滥杀无辜。读完《水浒》全书，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死在林冲之手。王伦勒索他交“投名状”，他在山下苦候，一连扑了几个空，其实，以他的武功，怎么会连一颗人头都难以取来呢，不过是不愿让无辜者流血罢了。在押解的路上，鲁智深欲杀那两个受命要害林冲的公人，林冲兀自劝解鲁智深：“非干他两个事，尽是高太尉分付，他两个怎不依他？你若打杀他两个，也是冤屈。”风雪山神庙那一回，林冲大开杀戒，实在是因为他已完全没有退路，那是一个英雄的爆发！
真英雄之三：鲁智深
英雄惜英雄，严格说来，《水浒》中，唯林冲与鲁智深可以当得这句话。两个男人真诚的友谊，居然演绎出如此动人的篇章，在中国的旧小说中，也许并不少见，但这样的友谊发生在江湖社会，不带任何功利和血腥的气味，却未免太另类了一点。
鲁智深看上去是那么粗鲁、急躁，道貌岸然的人恐怕要大皱眉头，但这只是一种很皮相的认识，在鲁智深那粗大的身躯里，跳动着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在酒楼上喝酒快活，金老父女的哭泣扰了酒兴，一般好汉，能够容忍，最多问个是非曲直，感叹几句就很不错了，鲁智深不然，当他知道了金老父女的不幸遭遇，第一个动作就是倾其所有向弱者伸出援手，而且还硬拉着史进和李忠一并赞助。晚上，甚至因为对此事不平，“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一个好汉，特别是像鲁智深这样大大咧咧的，居然会因一个不相干人的遭遇，吃不下饭，这就见出鲁智深是以弱肉强食为法则的江湖社会中的异类，见出他最可贵的品质：他从来不怕什么强者，但对弱者却充满了深厚的同情，世间一切恃强凌弱的人和事，都是他最难容忍的。
鲁智深对林冲的真诚，也许还可以解作哥们儿的义气，但他对卖唱父女的帮助，却完全是人性的流露。他有一句口头禅，“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因此他救助弱者关怀朋友，总是要负责到底。野猪林救林冲，救下也可以罢了，他却因为担心路上再有危险，硬是将林冲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才肯离去。帮助卖唱父女逃走那一段更有喜剧色彩，这个粗人本来一直大意惯了，但当那父女从店中逃走，鲁智深“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这种细腻的风格，我们很少看到鲁智深用在自己身上。连向来讨厌梁山好汉的周作人，也在《小说的回忆》一文中，说自己“始终最喜欢鲁智深。他是一个纯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对于女人毫无兴趣，却为了她们一再闹出事来，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算来只有郑屠一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禁不起而打死的”。
张恨水为鲁智深写了四句偈语：“吃肉胸无碍，擎杯渴便消。倒头好一睡，脱得赤条条。”好一个胸怀坦荡的真英雄！
真英雄之四：朱仝
朱仝在《水浒》中虽列为天罡星，却不是一般读者关注的对象，因为他没有表现出惊人的才艺，更缺乏像武松那样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可是，我却认为他是梁山为数不多的真英雄中的一个。
当然，朱仝义释晁盖和雷横，宁愿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这种江湖义气是我推他为真英雄的因素之一。但仅此一点显然是不够的，否则宋江“担着血海般关系”通知晁盖潜逃，一点儿也不比朱仝逊色，那宋江岂不也成了“真英雄”？我说朱仝是真英雄，更主要的是因为“小衙内事件”。
那个四岁的小衙内是知府之子，好像和朱仝有缘，特爱和朱仝亲近，可是梁山为了断绝朱仝退路，让他无法向知府交待，竟然派李逵斧劈了这个孩子！就为了这个无辜儿童的性命，朱仝多次要和李逵性命相搏，这是颇让梁山那些好汉们齿冷的。在他们看来，为一个小衙内伤兄弟情分，不说朱仝丧心病狂，也是不明大体了！就是从朱仝和众好汉对待小衙内的不同态度，我看到了朱仝那远未因江湖险恶而灭绝的人性。这样的人才算得真正的英雄！
世界上关于英雄的标准很多，诞生了各各不同的英雄观。而现在一百单八将，加上王进，我不过只承认以上区区四位为“真英雄”，那么概括起来，我关于英雄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一是不自命不凡，不会认为世界上除自己之外，其他人等都应该效命于我，随我驱驰，仿佛哪怕因此掉了脑袋也是一种幸福。王进就是这样一个不自命不凡的英雄。与此相反的人，则决不甘于平淡，天翻地覆才会让他们获得心理满足。可是你自己上天入地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让许多无辜之人做你的马前卒和牺牲品？与王进相反的人，也许可以闹出很大的动静，但我只认为他们是枭雄，而绝不是什么英雄！
二是以恃强凌弱为耻。真的英雄都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在强者面前，他们有一种勇于抗暴的精神，威武不能屈，但在弱者面前，其调子却很低，他们不认为欺负弱者是一件光彩的事。以此对照鲁迅所揭示的“遇见狼是羊，遇见羊就变成了狼”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我推鲁智深做英雄，是恰如其分的。
三是即使置身于江湖社会，也还保有基本的人性。这种基本的人性包括：对父母妻儿那种天然的爱，不喜欢无辜者流血，对生命还有一定的敬畏感。
用这三条标准衡量，除了以上四人，《水浒》中还有多少好汉可以入“真英雄”之列而无愧？我不能不说，即使还略有一二，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从晁盖看“反骨”
“反骨”这东西，最经典的表现是在《三国演义》里，据说蜀国大将魏延脑后就有“反骨”，唯诸葛亮能识，所以他始终要抑制魏延，并算定长有“反骨”的魏延在其身后必反，而诸葛亮一死，魏延果然造反，也果然被诸葛亮生前安排的妙计收伏了。
怎样鉴定“反骨”呢？可惜史书上没有传下来孔明先生的方法。而据我看，识破魏延“反骨”和诸葛亮借东风一样，后人都是把孔明根据客观对象、环境、条件而精密观察得来的结论给神化了。世上未必真有“反骨”，诸葛亮之所以预料魏延在他死后必反，那是建立在他对魏延平素的认真考察基础之上的。就因为魏延平日骄横跋扈，不安本职，只不过惮于诸葛亮的威名，在他生前还有所克制罢了。那么一旦诸葛亮不在人世了呢？所以，他认定魏延在自己身后必反，而为了自秘其术，于是又托出了“反骨”这个玄妙莫测的东西。
如果运用诸葛亮判断魏延的方法来看梁山群雄，其中可有长着“反骨”的人物？有的，第一个就是晁盖。
晁盖的身份本来是“东溪村的保正”。何谓“保正”？这是王安石变法在农村创立的“保甲”制度的产物，在一个村子里选出一个保正，负责当地的治安，传达官府的号令，并向上通报民情。按照这种制度设计，“保正”实为大宋朝官与民之枢纽。可是晁保正平日做些什么呢？书中说得明白，“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喜欢舞枪弄棒、结识好汉倒也没有什么，可是为什么会“不论好歹”呢？一个受官方指令，负责地方治安的保正，专爱结识好汉，而且不论好歹，其用心不令人生疑吗？
如果当时在晁盖身边就有诸葛亮一流人物，我想他必然会从晁盖的平日举止中得出一个判断：这位晁保正大不寻常，是个长有反骨的人物！即使现在反迹未露，也要细加提防。可惜当日晁盖身边没有诸葛亮似的一双眼睛，终于成就了晁盖“智劫生辰纲”、梁山聚义等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反骨”质疑“革命”的合理性
晁盖领着一干人劫取了生辰纲，后来又杀奔梁山，打家劫舍，过起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活日子。对晁盖的这些行动，向来有三种视角，一种是代表当时主流价值取向的，俯视的角度，称之为“犯上作乱”；一种是相对中立的，平视的角度，称为“造反”“民变”，或者“暴乱”；另一种是后人将历史理想化的产物，因为理想化，所以是一种仰视的角度，尊称为“起义”，或者“革命”。
在“革命”话语喧嚣一时的时候，晁盖“革命领袖”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只是，晁盖的“反骨”已经在质疑“革命”的合理性。
但凡建立一种统治，要讲究合法性，起而推翻之，也应该有一定的合理性。一般说来，“革命”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方面，要么是原来的统治不人道已经让人无法生存下去，要么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给人指出了一条虽然虚幻但美丽的前景。
晁盖是个粗人，他似乎并未想到要劳神费力去寻找什么“革命”的合理性。面对生辰纲的诱惑，他说服自己的只是一个朴素的理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但如果要把他推上“革命领袖”的宝座，则必须找出一些他舍保正而不为，转而从事“革命”事业的合理性。在我看来，这种寻找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晁盖在劫取生辰纲前，他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来自主流势力的威胁和凌逼，而且主流势力还要格外倚重他，让他做一村的保正，充当“官”和“民”的中介；他的生活也是豪奢的，排场极大，“山东河北一带私商都投奔与他”；他在社会上的人脉也极深厚，各个方面的人士都有交接，“天下义士好汉”喜欢投靠他，负责地方刑事侦查工作的两位都头朱仝、雷横也和他称兄道弟，堪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他对大宋朝还会有什么不满呢？如果说他萌发“革命”动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是对身边贫富悬殊、善恶颠倒的社会现实不满，那么我们为什么只看到晁盖周济江湖好汉，却从不见他照顾身边的孤苦寒士？
一个负有维护地方治安之责的保正，“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已自可疑；“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此人之不守本分，岂不是昭然若揭？他要造反或曰“革命”，端只看社会是否给了他足够的机会，哪里还需要什么合理性？所以，一旦生辰纲浮出水面，他就会立即谋而夺之，虽然他本人并不差这点银子花，而他抢银子也并不是为了去周济穷人。说到底，支撑他采取这种为主流价值所不容的行动的，只是他那种不安分的本能。
像晁盖这样的人，只要社会出现一丝缝隙，让他感到可以大施身手，他就会耐不住寂寞。这跟当时他所处的社会是否有序常常并无必然联系。社会有序他“反”，社会失序他更要“反”，加一个“反骨”的谥号，不是很恰当吗？
“反骨”对社会的破坏性
如果用考察晁盖的视角看水浒英雄，长有“反骨”，社会有序他反，社会失序他更要反的人其实还不乏人。显赫的如吴用，更等而下之的还有张横张顺、穆春穆弘兄弟。
与那种“官逼民反”的范式比较，晁盖这类人的造反，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官逼民反”式的造反，虽然也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巨大的震荡，但一个有良知的人却不能因为这种代价，就彻底否定底层民众反抗暴政恶法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就因为“民反”是“官逼”的结果，常常不得不迫使人们依照这种线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也是在“官逼民反”范式下，在一次次巨大的震荡之后，社会关系往往能够得到调适，生产力还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前辈史学家总结说，有一种“让步政策”，应该是颇有道理的。
可是天生长有“反骨”的人造反，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这一类人社会有序可能反，社会失序更可能反，他要寻找和等待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所以旁观者很难从他们的起事中找出社会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而如果不幸他们等来的机会偏偏在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社会里，那对底层民众来说，就更不是福音了，因为这样的秩序，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并不是常有的。还有一点，晁盖这一类人的造反还可能诱导人心风俗向极坏的一面发展。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的虽然不少，而以中国老百姓的淳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上这一条道路的，造反对他们来说真是最为无奈的一种选择，而晁盖的行动却明显在向他们暗示：打破主流价值和秩序，并不一定非得要有什么理由。这样一来，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还怎样维持下去呢？不妨打一个比方，同样劫取生辰纲，如果一个主角是在官府豪强欺压之下，陷于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人，另一个主角则是像晁盖这样在社会上呼风唤雨的人，虽同为劫夺，其对人心风俗的影响肯定是不一样的。前者很可能会唤起一个正常人的悲悯和同情，而后者则只会撩起人们对世间财富的觊觎之心：晁盖这样的人都还要想方设法大发横财，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长有“反骨”的人终于等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可惜这于社会中的多数分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这种人只有破坏性而绝不可能有什么建设性，硬要派定他们“替天行道”只能是历史的误会和史家的误读而已。
宋江的立威术
少时读《水浒》，对其主角宋江是既鄙夷，但又不得不佩服。鄙夷宋江，是因为在风风火火的群雄中，这个人无文章经世之才，也无拔木扛鼎之勇，却偏偏要在一个英雄群体中当主角；不得不佩服宋江，是因为这样一个无才无勇、貌不出众的郓城小吏，偏偏能够笼络群雄，使天下好汉都乐为之用。
然而佩服归佩服，困惑却始终存在：像这样一个连庸陋如我辈都瞧不上眼的人物，在江湖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崇高的威望，使天下好汉都乐为之用呢？少年时代读《水浒》的次数也不算少了，越读越觉得就人物塑造论，宋江是此书的一大败笔，因为从书中，读者找不到宋江获得江湖极尊地位的合乎情理的逻辑。
现在看来，儿时读书，敢对名著质疑，豪气固然可贵，但未免过于粗疏了。《水浒》一书，何尝没有写出宋江在江湖上的立威之术。只不过需要细心寻绎罢了。
小恩小惠为什么能收服群雄？
毫无疑问，宋江之所以在江湖上极受尊崇，舍得花银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也是其绰号“及时雨”的由来。可说实在的，宋江赢得“仗义疏财”之美名，为此而花的银子并不多，每次也就几两十几两，几乎没有一次是超过百两的，说此乃“小恩小惠”一点儿也不过分。这就很奇怪了，那些行走江湖的豪杰，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平生敬服过谁，为什么却因为宋江的一点小恩小惠，就要做小伏低呢？
笔者以为，这应该从两方面来谈。第一，要注意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历史学家们都承认，两宋时期的商品经济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就是“货币拜物教”的流行，因为货币仿佛在社会生活中无所不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钱能通神”，所以，滋生了人们对“货币”的崇拜乃至迷信。在这个时候，由于人们都高度重视货币的作用，因此紧紧捏住钱袋的人，所谓“守财奴”的比例，就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只认钱不认人，重钱轻义，这一类“守财奴”，只能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后才会大量涌现，不仅中国，西方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只要想想巴尔扎克笔下的欧也妮·葛朗台就明白了。而正因为货币的力量太过强大，社会普遍重钱轻义，“仗义疏财”的人才显得特别稀罕和珍贵。其实何止宋江一人因为舍得花银子赢得了声誉，柴进不也是以其对待财富的特有方式让江湖好汉敬仰吗？
第二，要考虑游民阶层的特点。先在江湖上漂，后一起到梁山聚义的那些好汉，其中的绝大多数，身份都应该归入“游民阶层”。“游民”，重点在一“游”字，他居无定所，也无恒财，更无牵挂，虽然乐得逍遥自在，但常常难免要闹钱荒。虽然有时可以靠一些非法勾当暂时缓解经济困境，可毕竟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如愿。怎么办呢？游民们就特别盼望世界上出现一个广有资财，偏偏视金钱如粪土，而且又很赏识他们的“救世主”，可以在其最困难的时候“仗义疏财”，帮他们渡过难关。宋江正好满足了游民阶层这两方面的愿望，他成为游民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享有极高的威望，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货币拜物教”盛行的时代，在衙门中当押司的宋江，却爱在游民阶层中抛撒银子，这已经足以让他“及时雨”的美名传遍江湖了。而宋江并不以此自限，对待江湖豪杰，他还有非同寻常的笼络人心的功夫。
从王矮虎纳妻看宋江手段
宋江笼络人才和人心的功夫，可以说已到了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化境。
一方面，他很有“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气魄，在吸纳人才的问题上，没有任何门庭、出身、资历、武艺高低乃至品行好坏等条条框框的限制，只要来投奔他的，都可以收归己有，为己所用。那些差点要了他命的燕顺、张横、穆春穆弘兄弟，宋江可以完全不计前嫌；杨雄、时迁等人在祝家庄惹了祸，到梁山寻求庇护，因“鸡鸣狗盗”的行径差点被晁盖拒之门外，宋江却全不计较，有来必录。而事实证明，即使像时迁这样的鸡鸣狗盗之徒，只要使用得当，也是可以发挥奇效的。宋江在这一点上显然要高过晁盖一头。
另一方面，对待各类豪杰，宋江的身段极低，谦恭极了，也细腻极了。初见鲁莽的李逵，他不仅一见面就给他银子赌钱，更一口一个“大哥”，估计李逵这辈子都没有听人这么叫过；面对精明而自负的武松，他又可以大灌“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事业”的迷魂汤；引诱别人入伙，他更能随口将梁山泊主的宝座大方奉上；……而最见其手腕的，应该表现在他对王矮虎的态度上。
在梁山群雄中，貌丑、贪色、武艺低微的王矮虎完全是下下之选，一个要做大事业的人，本来是可以完全轻忽他的，宋江却全然不是这样。在清风山上，王矮虎要掳来的刘知寨的娘子做自己的压寨夫人，宋江因为自己要去投奔的花荣和刘知寨是同僚，怕日后下不了台，坚持放走了刘知寨的娘子。好色的王矮虎被坏了好事，“又羞又闷，只不做声”，宋江说了一番话：“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后好歹要与兄弟完娶一个，教你欢喜便了。”在这个时候，我想不仅是在旁的燕顺、郑天寿把宋江此语视为一句玩笑话，就是王矮虎本人恐怕也未必当真，因为书中王矮虎听宋江劝解后的态度是显豁的，“虽不满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
然而宋江却一直把这事记在心上，即使在他已贵为梁山泊主，诸事丛脞日理万机的时候。在梁山攻打祝家庄的战斗中，王矮虎见对方叫阵的扈三娘貌美，“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不料却反为所擒。战场上本是性命相搏的非常时刻，好色的王矮虎“做光”的样子，却历历如绘。因此宋江在林冲擒获扈三娘后，对这个战俘的处置便早已成竹在胸。把扈三娘配给王矮虎，已经足以显示宋江的重然诺了，宋江似乎觉得扈三娘这个“道具”的作用还未发挥到极致，于是又让扈三娘当着群雄的面拜他爹宋太公为义父，使扈三娘头上又有了“梁山泊主干妹妹”的光环，抬高了她的身份。当然，这种身份对扈三娘并不紧要，要紧的是，这样一来，那个好色却轻死的王矮虎却会格外受用，感觉有面子，更愿意死心塌地随着宋江的号令而驱驰了。尤具妙用的是，这场戏的直接受惠者是王矮虎，观众却是梁山群雄，他们眼看着自己尊敬的大头领对王矮虎这样一个卑猥的人物，关怀都这么无微不至，而他们都应该自视高于王矮虎，则自己在“大哥”心目中是何等地位，还用得着说？既然“大哥”如此恩重，自己应该如何效死，岂非不言而喻？所以宋江这出戏，表面上是为了王矮虎，实际上更是演给梁山群雄看的。
对自己组织中像王矮虎这样的一个下下人物，宋江都决不会使他有所怨望，至于其他人等，宋江又会下何种功夫，完全是可以管中窥豹的。因此张恨水先生虽鄙夷宋江，也不得不对此大加赞叹：“试观《水浒》一百零七人，品格不齐，性情各异，而或重情义，宋即以情义动之，或爱礼貌，宋即以礼貌加之，或贪嗜好，宋即以嗜好足之，于是指挥若定，一一皆为其效死而莫知或悔。”说得十分到位！
自然，宋江要在江湖上立威，还离不开他最本质的一面，即玩弄权术。面对憨直的江湖好汉，这类把戏也往往会有奇效。如梁山当初邀他上山时，他始终高唱忠孝节义的调子，欲拒还迎，甚至当花荣要他卸枷和兄弟们喝酒尽欢时，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其实，敢私放犯下惊天大案的晁盖的宋押司，哪里是把“国家法度”放在眼里的人呢！“如何敢擅动”云云只是装腔作势罢了，不久，宋江和两个负责押解的公人离开梁山，公人为讨好宋江，提议开枷，宋江的回答却又与面对花荣时迥异了，“说的是！”“当时去了行枷”……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没有两把刷子，也就不要到江湖上混。宋江虽然武无拔木扛鼎之勇，文无经国济世之才，但依靠他特殊的手段，却足以傲视江湖上那种你一枪我一刀的匹夫之技，堪称江湖组织中的“万人敌”。卢俊义、林冲等人哪怕勇冠三军，却也只能在宋江手下讨生活，若有人问宋江此中奥妙，估计他会和那个汉高祖刘邦一样得意地回答：宁斗智，不斗力。可惜说到底，他的这种“智”只是“小智小术”而已。
晁盖与宋江——关于江湖组织的“领袖论”
晁盖，宋江，一个老天王，一个新天王。在用政治眼镜读《水浒》的年代，前者被奉为“革命路线”的领导者，后者则是“投降路线”的带头人，于是，如果要说晁盖与宋江之间有着某种不协调，就是因为存在着路线的斗争；自从宋江上了梁山，就一直在精心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夺晁盖的领导权。
用美学术语说，这种解读当然是一种“过度阐释”，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明显越过了文本。就《水浒》文本而言，在梁山的晁盖时代，在晁盖身亡之前，宋江从来就没有透露过接受招安的念头，“路线斗争”从何说起？
不过，如果有一定的阅读敏感，就不得不承认，在晁盖、宋江这两代天王之间，的确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
美国人写过一部《领袖论》，那是讨论市井社会的，中国的江湖组织中，什么样的人配当领袖，领袖应当具有怎样的素质，不同领袖之间的相处之道如何等等，讨论者似乎还不多。且让我们试着从晁盖、宋江开始吧。
晁盖、宋江关系考
考察晁盖与宋江的关系，应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宋江上梁山前，第二阶段是在宋江上梁山后。
在第一阶段，晁、宋二人可说是互相仰慕彼此敬重，所以，晁盖等人做下劫取生辰纲的惊天大案后，宋江哪怕担着“血海般关系”，也要走告于他，助其逃出罗网。这样一来，晁盖自然把宋江视为救命恩人。如何报答这样的再生之德？在宋江上梁山之前，晁盖关于宋江的所有行动，都会首先把这一层考虑进去。
宋江与晁盖，一方有救命之恩，一方竭力感戴，看上去，二人出发点都是一个“义”字，认真探究却有细微之差别。宋江之救晁盖，在水浒故事开展之初不会觉得奇怪，只会让人觉得这宋三郎堪称义薄云天，但如果通读全书，则定会困惑：宋江口口声声要忠于圣上报效朝廷，后来即使知道别人送来的是毒酒，也不准备反抗，真是愚忠到家了，这样一个人物，当初明明知道晁盖犯下的是为朝廷不容的弥天大罪，为什么还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救晁盖？决定这一切的难道仅仅是江湖义气吗？我同意王学泰先生在《中国流民》（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中对这一情节的细致分析。王先生认为，宋江救晁盖有纯洁的义气的因素，但也还有其他考量，即宋江把救晁盖视为他的一笔“义气投资”，他是指望回报的。后来我们果然看到宋江行走江湖时，数次以此为标榜，动辄“晁盖是我们的心腹兄弟”云云，在刺配江州的路上，宋江更是把“救晁盖一节备细”说给与他邂逅相逢的每一个好汉，既是在夸耀自己的“义”，同时也有显示自己与“江湖老大”关系很铁的考虑，而这两层作用，对一个在江湖行走的人来说，都是有极大好处的。
相对而言，晁盖的感恩则单纯多了。晁盖等人经过林冲火并和与官军一场厮杀，刚刚在梁山安下身来，可以说原是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晁盖首先想到的却是宋江的恩德：“俺们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于宋押司、朱都头两个。古人道，‘知恩不报，非为人也！’今日富贵安乐，从何而来？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务。”最后在吴用的提醒下，才想到大敌当前，应该先商量屯粮、造船、制办军器，计议如何迎击官军。这一节的描写，固然显示了晁盖谋略之短，但也可以看出，宋江救命之恩一直横亘于他的心头。后来宋江失陷江州，晁盖更是以梁山最高领导人身份，亲自披挂上阵，劫走了宋江，其中很难说有什么功利考量，完全是一份纯粹的感恩之情。
在晁盖与宋江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宋江已坐上梁山第二把交椅，和第一头领晁盖、第三头领吴用构成了梁山领导班子的“三驾马车”。作为二把手的宋江，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颇值得揣摩的。晁盖、宋江二人刚刚经过一番相互推让，坐好了一、二把手的位置，宋江便对众头领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在熟悉市井社会官场法则的人看来，宋江作为刚刚上任的二把手，在一把手坐镇且未发言的情况下，实在不宜发布这样一道指示。你要众弟兄“休分功劳高下”，如果第一头领偏偏原来准备的是让兄弟们分出个功劳高下呢？你一个二把手在手下干部面前这样大包大揽，是否想暗示些什么？宋江明显犯了官场的忌讳，而晁盖却全无反应，接下来，宋江下山去接他爹宋太公，晁盖“放心不下”，急差赤发鬼刘唐等人下山保护宋江。从这里可以看出，晁盖光明磊落多了，在宋江上山之初，他根本就没想到去猜忌自己的救命恩人。
宋江渐渐在梁山扎下根来，他的威信随着几场大仗的胜利也越来越高。而值得玩味的是，这几场战斗，都是晁盖意欲“亲征”，却都无一例外地被宋江以“哥哥是山寨之主，岂可轻动”为辞软软地挡了回去。一回两回，兀自可用爱惜兄长的理由遮盖，但再三再四，让第一头领脱离战斗，让他不再去与手下兄弟生死与共，却有点说不过去。在江湖社会中，谁不知道显示实力和手段是树立威信的最好办法？现在，二把手宋江对一把手晁盖树立威信、增进和兄弟们情义的任何机会，都意欲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即使晁盖没什么心计，也不能不起疑吧？虽然书中的晁盖宋江始终是一副“兄弟怡怡”的场面，但相互之间的猜忌还是有很多蛛丝马迹可寻：打曾头市，晁盖坚持亲自出征是其一；晁盖临死时，立下“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的遗嘱，是其二。
如果晁盖不那么早死，在梁山这个江湖组织里，一、二把手的关系会演进到何种地步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进行种种丰富的联想，但毕竟这只是想象。史文恭的那一箭来得颇为及时，为梁山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晁盖、宋江之比较
比较晁盖和宋江，理应分两层来讲：一是看个人之品性风格；二是看这种个人之品性风格，于梁山这个江湖组织会带来何种影响。
晁盖自小与江湖中人交接，有一股豪侠之气，而宋江学吏出身，久在官场中历练，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个人品性风格的差异：晁盖较为单纯，难免任侠尚气，谋事不周不远，宋江则心机深沉，好弄权术；晁盖还有一定的观念束缚，宋江则只要认准目标，就敢放手去做，而且无所不用其极。
晁盖之单纯，宋江之奸诈，在宋江初上梁山时，晁盖让位那一节有生动的对比。宋江被晁盖等人救上梁山，晁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宋江为山寨之主”。看惯后来宋江动辄要让别人坐第一把交椅的把戏，晁盖的这个动作，似乎也是在作秀，其实不然。“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关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该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晁盖让位时说的这一席话何等恳切！他要让宋江坐第一把交椅，举出来的都是非常过硬的理由，让别人听了都觉得以宋江之功，第一把交椅真该他来坐，而宋江推辞的理由却是：“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这算什么理由呢？须知江湖社会与市井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根本不注重资历。宋江偏偏只举出晁盖的年龄优势，岂不等于说，除此之外，晁盖要坐第一把交椅，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本钱了吗？
晁盖身上始终有一股豪侠之气，这种豪侠之气的表现有二：一是不愿意去欺凌弱小；二是还有观念束缚，感觉有些事万万做不得，否则就会没面子，让人笑话。所以，在晁盖时代，梁山虽然打家劫舍，但晁盖总要叮嘱不要伤人，江州劫法场，在那样千钧一发的紧急情况之下，面对挥动大斧乱砍滥杀的李逵，“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石秀、时迁等人上梁山，晁盖认为像这样偷鸡摸狗的勾当，实为英雄所不当为，差点要了他们的脑袋，这也是观念束缚的一种不自觉的反映。宋江则不然，他在笼络人才方面，可以说是有才必录不拘一格。宋江行事是典型的“只求目的不问手段”，在晁盖看来，杀手无寸铁又未与己为难的平民百姓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宋江只要有所需求，纵是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计诱秦明落草那一回中，宋江的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相较于晁盖的豪侠气，宋江更多的是一种流氓气。流氓气可能会让一个安分守己的市井之人很不舒服，但对于像梁山这样的江湖组织来说，一个颇富流氓气的领导人，显然更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因为在这样的领导人心中，只有未想到的，没有不能做的。这一点也为中国历史所证明，最显著的是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之争，连别人烹自己爹都可以满不在乎地说“分我一杯羹吧”，有流氓气的刘邦就这样最终战胜了贵族项羽。
宋江坐镇梁山后，做了两件大事，是晁盖做不了甚至想也想不到的。一是利用“天书”给兄弟们排座次。这样以神道设教模式威慑群雄的绝妙办法，晁盖绝对想不到。晁盖很可能连排座次本身都持拒斥的态度：大家都是手足兄弟，分个什么尊卑上下啊？但正如我在后面《梁山泊座次之谜》一文中分析的那样，排座次，使梁山不再是尊卑无序的乱哄哄的局面，是梁山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晁盖即使能够想到要排这么一个座次，他最可能想到的办法也只能是相互比拼一下武艺。然而这种办法看似公平，却极不利于头领操纵，何况其中还颇有一些好汉是很难分出高下的呢？宋江做的第二件事，更是梁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排定座次后，梁山上升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不要小看这面旗帜，它表明，梁山已从一群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转变成为有了口号和纲领的强有力的组织，不管这口号和纲领，梁山上有几人当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升斗小民还是很有鼓动性的。而在晁盖时代，梁山可能只满足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乐，不会去寻求建立一套理论和行动纲领，而没有理论和行动纲领的一个江湖组织，即使一时看上去非常强悍，也注定难以持久坚持下去。
对梁山来说，选择宋江做其头领，是一件正确的事。当然，所谓正确，也仅仅是对这个江湖组织自身利益而言罢了。
卢俊义是怎样聪明起来的
在《水浒》的读者中，大概很少有认为卢俊义是个聪明人的吧。
这种感觉没错。不过，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何况卢员外的天资本来就不低呢！越往后读，我就越要不自已地赞叹：卢俊义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原本不笨的卢员外
金圣叹读到卢员外那一章时说，“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此种意见堪称代表了众多读者的看法。
想想也是，一个大男人，空有万贯家财和一身武艺，竟然于不知不觉间让管家给自己戴了绿帽子，梁山吴用不过略施小计，即令其堕入彀中……
但实事求是地说，这几件事虽然很让卢俊义失色，却与他个人的天分没什么关系。试想他既在北京大名府能够成为“第一等长者”，光靠棍棒功夫就能够奏效的吗？此人平素之八面玲珑、巧与各色人物周旋，从他享有的家财和声誉，就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他虽然着了吴用的道儿，真以为有什么血光之灾，要出去暂避一避，但就是在这避祸中间，他还好整以暇，要管家李固“觅十辆太平车子，装十辆山东货物”，顺便做一趟买卖呢。此人之精明老练、长袖善贾不是跃然纸上吗？
探究卢俊义之所以在李固、吴用面前吃了那么大的亏，根本原因不在于他的智商低下，而在于他的骄傲。其实，正是因为他的武艺那么高，生意做得那么好，人脉那么深厚，前半生太过顺利，所以他总是视天下人若无物。除了不可预知的老天，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谁能对自己构成什么威胁，自以为真是“人莫予毒”。
一个过于骄傲的人往往听不进逆耳忠言，所以燕青好心救主反倒还挨了打；一个过于骄傲的人会有一种自恋症，常常对自己的判断达到迷信的程度，超出自己判断以外的都难以被他接受，所以李固和卢俊义娘子在员外眼皮底下偷情，可能连一般人都瞒不了，却偏偏能在卢员外这里轻易遮掩过去；一个过于骄傲的人，还常常低估别人，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而不见，所以，吴用不过略施小技，就让这个夸口要“把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的人跌进了陷阱。
骄傲的人往往并不笨，但只有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才会清醒起来，并逐步把智商恢复到起始水平。卢俊义显然就是这样。
栽了跟头之后
卢俊义心雄万夫，不可一世，可惜他错看了自己的对手。
“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这是吴用题在卢俊义家墙壁上的四句藏头诗，合起首四字就是“卢俊义反”。这诗是极劣的，符合吴用三家村学究的身份，藏头诗的勾当也平庸无奇，卢俊义之所以上当，原因正在他的骄傲。我们看他与梁山群雄恶斗，一口一个“毛贼”“草寇”，真是鄙视已极，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很早就已经是别人张弓待捕的猎物。
吴用的诗虽然粗劣，但纵观梁山计诱卢俊义的前后过程，却不能不说，其心计之巧妙深沉，计谋之环环相扣，真是叹为观止。尤为奇妙的是，梁山捉了卢俊义后，为了让这个决心“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人反水，将卢的家人提前释放，却又和最初的“卢俊义反”的反诗相呼应，终于将卢俊义逼到了非上梁山不能存身的绝境。
卢俊义当然不是笨人，可在吴用这样的对手面前，却终嫌略低了一等，何况他起初还那么轻敌骄傲呢！
卢俊义栽了一个大大的跟头，差点断送了性命，等他二度上梁山时，其诚惶诚恐之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下棋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律，一个起初看不起任何人的棋手如果突然“脆败”给某对手，即使按棋力他并不差，即使这只是他第一次失败，其原本绷得满满的自信心也会在那个对手面前完全崩溃，以致一蹶不振。栽了跟头的卢俊义几乎就是这样。我们看他二度上梁山，语气真是谦卑到了极点，什么“救拔贱体，肝脑涂地，难以报答”，什么“但得与兄长执鞭坠镫，做一小卒，报答救命之恩，实为万幸”，与他第一次被赚上山，那种“要杀便杀何得相戏”“卢某要死极易要从实难”的英雄气概相比，何啻天壤！
也许有人说卢俊义的这种感激涕零全出真诚，因为没有梁山的出兵，他就会死在大名府。但再深入地想一下，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梁山，管家李固再怎么和员外娘子勾搭，再羡慕员外家产，再有能量，风头又怎能盖过卢俊义这堂堂“第一等长者”，把他置于要掉脑袋的境地呢？没有梁山吴用的那个连环妙计，以卢俊义的武艺和声威，李固始终只能在其卵翼下讨生活，充其量利用员外的粗心大意，偶尔私会私会员外娘子罢了。我不相信，卢俊义经过人生的大变故之后，痛定思痛，会一点儿也不清楚其中的恩怨曲直。
卢俊义的极度谦卑也许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开始学会认识自己，并已经能够正确认识对手。在知己知彼之后，他的谦卑只是一种生存策略罢了。
良贾深藏若虚
对自己和对手有了深刻认识的卢俊义逐渐聪明起来。他成了深藏若虚的“良贾”。
他的第一个表现聪明的行动是拒当梁山泊主。卢俊义二度上梁山，差点被人推上梁山泊主的宝座。拥戴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虽然尚未名正言顺登基，而实际上已成为梁山地头蛇的宋江。面对宋江的拥戴，卢俊义以一副极为谦卑的态度，坚决拒绝。须知此时的卢俊义对宋江还全不了解，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经常目睹宋江让位好戏的机会，也就是说，宋江当时的推戴，于卢俊义来说完全是一个猝不及防的动作，卢俊义还来不及深思熟虑，摸清宋江的动机，面对突然变故，他的反应只是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的反应在当时的情况下堪称得体极了，也恰好说明卢俊义的智商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他的第二个表现聪明的行动是在生擒史文恭之后，尽管握有了履行老天王遗嘱的最大本钱，却仍然拒坐第一把交椅。晁盖遗嘱说得很清楚，谁能擒得射死他的便为梁山泊主，所以，卢俊义荣登正位也是名正言顺，若是一个骄狂、头脑简单的人面对这种局面，只怕连几句谦虚推让的话都不肯说，便会急吼吼、大咧咧地坐上第一把交椅。但经过惨烈人生变故的卢俊义毕竟成熟起来了，他怎会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呢？吴用使眼色怂恿众位兄弟闹风潮，好像生怕卢俊义不知深浅真登了大位，其实完全是多余的。自己有多少力量，别人有多少力量，本来是一目了然的事，还用得着靠鼓噪来向卢俊义宣示吗？
他的第三个表现聪明的行动是顺遂宋江之意，进行一场“夺鼎之战”，而又轻易让宋江取胜。宋江、卢俊义各领一军各攻一城，以此来决定谁做梁山泊主，这本来是宋江的主意，是宋江巧妙避开晁盖遗嘱的制约，给自己找的一个台阶。如果卢俊义不能窥破这层深意，真以为这是决定主位归属的公平的战斗，拿出十足精神和全副本领，赢了宋江，那岂不是断了宋江的退路？在江湖社会中，自己没有强大的班底，却偏偏把羽翼众多实力雄厚的对手逼到了绝境，那简直是在找死。以前那个只知做生意发财的卢俊义看来也对江湖有了颇深的认识，他同意去和宋江比拼，只是在做顺水人情，因为宋江需要有这么一个对手。而宋江更需要用一个对手的失败来证明自己智略过人合乎天意，所以卢俊义放任本来归自己使用的吴用去给宋江献计，甚至当那个善使飞石伤人的张清在他阵前嚣张时，这个勇冠三军的卢俊义似乎也从没想到亲自上阵，挫其凶锋。在整个夺鼎之战中，卢俊义给人的印象是太消极太敷衍，只是很少有人想到在消极敷衍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人生智慧。
他的第四个表现聪明的行动是贵为第二把手，却对权力被攘夺的现实视而不见。卢俊义虽名为二把手，却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宋江和吴用才是梁山的权力中枢，关于这一点，我在《梁山泊的权力结构》一文中还将细加分析。可以说，在梁山这个江湖组织中，卢俊义基本就是一个花瓶，而看样子卢俊义对自己充当的角色一点儿也不在意。对一个原本心雄万夫的男人来说，这是需要忍功的。在这一点上，卢俊义有点像那个霹雳火秦明，在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和对手之后，都不得不深深将自己本能的一面隐藏起来。相比之下，卢俊义的难度似乎更高一些，因为他终究还是名义上的二把手，需要经常在台面上活动，注意的人也更多。一个人装着对权力被攘夺的现实不以为意很容易，但要演得出神入化，让人家不以为你是伪装，就很困难了。卢俊义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他的第五个表现聪明的行动是越来越不显山露水。有论者说卢俊义上梁山后，除了生擒史文恭一役，几乎没什么优异的表现和突出的贡献，殊不知这正是卢俊义的高明之处。本来就是别人疑忌的对象，如果时时处处出风头，会有什么好处呢？不仅仅是置身江湖，在中国，很多时候，平庸才是你最好的保护色。卢俊义的江湖阅历越深，他就会越来越聪明。
梁山以两位领导人的名号树着两面大旗，一面“山东及时雨”，一面“河北玉麒麟”，不知当日那个韬光养晦的卢员外看到迎风招展的这面大旗时，究竟会泛起怎样的思想涟漪？
有小术无大智的吴用
近代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擅散文小品写作，《水浒人物列传》即其代表作之一。此书成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作者所抱的人文理想，张恨水先生对水浒英雄少有期许，但他同时对栖身梁山的一些奇才异士，也不能不大加赞叹，最典型的是他关于吴用的论述。张先生的书系用浅近文言写成，并不难懂，现引在下面：
吴虽为盗，实具过人之才。吾人试读《水浒传》智劫生辰纲以至石碣村大战何观察一役，始终不过运用七八人以至数十人，而恍若有千军万马，奔腾纸上也者。是其敏可及也，其神不可及也。其神可及也，其定不可及也。……更有进者，《水浒》之人才虽多，而亦至杂也。而吴之于用人也，将士则将士用之，莽夫则莽夫用之，鸡鸣狗盗，则鸡鸣狗盗用之。于是一寨之中，事无弃人，人无弃才。史所谓横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者，殆不能不以吴之力为多也。夫天下事，莫难于以少数人而大用之，又莫难于多数人而细用之。观于吴之置身水泊，则多少细大无往而不适宜，真聪明人也已。……
张先生这本薄薄的小书是我爱读的，他的许多论述我都同意，在前面的文字中也征引过一些，但他关于吴用的观点我却不敢苟同。自然，吴用的计谋之巧、运思之密，在《水浒》一书中的确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谁都要承认他对梁山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同时认为，在局部上，在战术层面，吴用是够聪明的了，但他几乎没有什么战略思想，他的计谋也深深浸润在中国传统权谋文化的毒酒中，过于功利过于狠戾，且缺乏大智慧。
江湖组织中秀才的作用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市井社会流传的一句讽刺知识分子不成器的话。为什么知识分子造反，就会“三年不成”呢？我想原因无非在于，秀才们相对比较胆小，在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上，不敢出来挑头。不过，一旦有人出来挑头，拉起了一支武装，竖起了反抗主流社会的大旗，如果不想迅速被对手吞噬，那似乎又非得有秀才在后面摇鹅毛扇不可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江湖中人只注重个人之勇武，往往习惯于斗力，这在小规模的战斗中，也许可能是决定性的，但组织发展之后，在逐渐来临的大规模战斗中，却更需要“万人敌”，“一人敌”的作用已经被降到了最低限度。古人称“兵法”“计谋”为“万人敌”，熟读“万人敌”，并将其灵活应用，则非读书人不能办了。这种局部的、战术上的作用，还是“小焉者”，而更重要的是，读书人因为鉴往知今，又对山川地理形势了然于心，在组织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路线”和“战略”问题上，他们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更非武人能比。
以上所说，皆有历史根据。早的，像刘邦之有张良便渐渐兴旺，这是世人皆知的例子。明末，李自成和其他造反武装一道起事，起初也显不出什么特殊的地方来，也就是打不赢就跑，打得赢就劫掠一番，然后又去寻找新的目标，周而复始，宋献策、牛金星、李岩等“秀才”的加入，才使李自成的武装渐渐有了亮点。这些读书人劝李自成说：“像你这样做哪能争取人心，哪里是图大事的样子？”在读书人的指导下，“吃他粮，穿他粮，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口号在百姓中众口流传，李自成于此争得民心，并一路“雄起”，直到攻破北京。反面的例子也有不少，早的可以举与刘邦同时的项羽，自从走了范增，就每况愈下了。而就在宋江起事的同期，也有因不用读书人之策而失败的例子，这就是方腊的武装。宋人笔记《独醒杂志》记载：当方腊刚刚攻下杭州，也就是其势力最盛的时候，一个叫吕将的“太学生”（国家最高学府的学生），给方腊出主意，说你不应满足于占据杭州这繁华之地，而应该趁势直捣金陵，“收其赋税，先立根本，徐议攻守之计，可以为百世之业”，如果只准备攻破一个城，抢得一些金银财宝，那就不是干大事，而是做强盗。方腊不以吕将之计为然，不久就失败了。
如上所举，几个秀才给方腊和李自成出的主意，几乎都对全局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一个失败，一个大获成功，足见秀才的作用了。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还有必要接着这句话再加一句，曰：没有秀才，万万不成。
作为梁山这个江湖组织中极为稀缺的读书人，吴用在梁山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吴用也正因其作用，而奠定了他在梁山大军中核心领导人之一的地位。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辨明的：吴用的作用，究竟仅是局部的、战术上的，还是战略上的，对梁山发展有决定意义的？
有小术无大智
先来看一下吴用运用智谋的几个最光辉的“杰作”。
智劫生辰纲。从密谋定计到最后得胜归来，作为决策人，吴用几乎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从战术上讲堪称尽善尽美。但透彻地说，这时晁盖等人做的还纯是强盗的勾当，即使“聪明”如吴用，也没能提供一个相对长远的规划。计谋成功，也不过满足于分赃，然后喝酒快活而已。
三打祝家庄，吴用有一个所谓“双掌连环计”，其实说破了也稀松平常，就是让投诚过来的提辖孙立，钻到祝家庄当内应罢了。在中国的战史上，运用这类计谋的例子真如恒河沙数。我等奇怪的倒是，以祝家庄武教头栾廷玉的久经战阵，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面对那么大一帮全副武装的汉子叩关，怎么可能仅仅因为领头者是久已失去联系的同门师兄弟，就轻易相信并委以重任？这个破绽不仅太大，而且可疑。退一步说，尽管这个所谓“双掌连环计”最后奏效，而像这种对地方民团的战斗，对一支造反武装来说，也根本不是什么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役。
智赚卢俊义。我在《卢俊义是怎样聪明起来的》一文中已经分析过了，卢俊义之所以糊里糊涂就着了吴用的道儿，实际上并不是吴用的计谋有多么玄妙，而是因为卢俊义一生太过顺利，不免产生骄傲情绪，过于骄傲的人，常常会把智商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而不自知。吴用设计将卢俊义赚上山来，让梁山有了一个勇冠三军的好汉，使这个江湖组织产生了一个“二把手”，表面看来，吴用的这一计似乎应该算是对梁山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了。其实并不然，卢俊义在梁山的领导地位只是一种名义，在梁山决策过程中作用甚微。读《水浒》的人也都清楚，卢俊义虽然堪称梁山第一条好汉，但自从他上了梁山，除了首战奏功，生擒了射杀晁盖的史文恭外，并没有多少特出的贡献。
……
以上都要算是吴用的“大手笔”，但平心而论，也许在局部上颇显机巧，却都谈不上有什么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吴用毕竟是梁山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他的聪明几乎无处不在，大到一场战争，小到处理梁山纷繁的人际关系，都要特别借重这个秀才的头脑，即如赚朱仝上山，让李逵劈死小衙内，据李逵的交待，这都还是吴军师的亲自部署呢。细心考察，吴用的聪明多数时候就表现在诸如杀死小衙内让朱仝无路可走的事情上，这表明了吴用斗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受中国传统权谋文化的熏染太深。中国传统权谋文化可以“三十六计”为代表，充满了血腥和狠戾的气息，几乎每一计都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而不管计谋成功之后会让人付出怎样的代价。罕有人性光辉映照的传统权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开出了一朵灿烂的恶之花，吴用浸泡于其中，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为工具，对世界上的一切全无丝毫的敬畏之心。那个可怜的小衙内，还只知道朱仝的长胡子好玩，就死在了吴用的妙计之下，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吴用到底只是三家村中一学究，固然聪明极了，究竟缺乏远大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没有大智慧，所以只能以一点“小术”扬名于江湖。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梁山几乎一直没有什么战略上的部署就够了：梁山大军始终坐困梁山泊一隅，满足于打家劫舍，偶或攻城掠寨，也是抢了就走。梁山上汇集了二龙山、桃花山等各路人马，但梁山的本质依然和那些占山为王的山大王一样，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梁山何去何从的“路线”问题上，吴用也是风吹两面倒，拿不出符合当时客观情势、有战略眼光的决策，所以，他开始似乎对招安怀有戒心，而宋江一坚持，他也就跑到了宋江那一边，可见他只擅长于局部斗智，却缺乏对大局进行深刻分析的能力。梁山接受招安之后，在那种险恶的形势下，我们既未看到这位智多星在困境之中纵横捭阖，也不见他对宋江连续损耗实力、自取灭亡的做法提出异议。
概括说来，梁山大军中的吴用，比不上李自成的宋献策和牛金星，就是跟与他同时代的那个向方腊献计的太学生吕将相比，也要逊色多了。
《水浒》作者既给吴用安上了“智多星”的绰号，却又让其本名谐音“无用”，不知其中是否有一些深意。如果有的话，那他定然和我一样，也是慨叹于吴用“有小术无大智”吧！
柴进：落魄贵族的挣扎
水浒一百单八将，上梁山的原因有几种不同的模式，其中最容易激发读者共鸣的，则是在官府和豪强的挤压、迫害之下，非如此不足以安身的模式，谓之“逼上梁山”，代表人物是林冲，而与此相近的则有“小旋风”柴进。柴进因叔叔被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妻舅殷天锡强占花园，前往理论，结果“失陷高唐州”，最后随着前来解救他的水浒英雄落草上山。可是柴进的上梁山与林冲表面相似，实质却大有区别。想那林冲，虽然武艺超群，居家过日子时却是一安分守己之良民，反观柴进，却大异其趣。读《水浒》的人谈到柴进，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两个问题：作为旧王孙的柴进，为什么不肯安分守己，又为什么那么喜欢对江湖中人“仗义疏财”？
先说说柴进的出身。《水浒》书中说他是“后周柴世宗嫡派子孙，因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他誓书铁券在家，无人敢欺负他”。这里的“陈桥让位”云云自是说书人的狡狯，当不得真。后周世宗柴荣应该要算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一个杰出人物，可惜死得早了点，留下孤儿寡妇和大好江山，怎不让枭雄们生觊觎之心？一般人物看着皇帝宝座眼热倒也罢了，最要命的是其中有一个手握“枪杆子”大权的人，此人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时为后周的禁军统帅。柴荣的儿子继位后，本来是让赵匡胤领兵去抵御契丹人的，可是到了陈桥驿这个地方，突然发生了兵变。兵变的真相史书上是看不到的，因为历史向来是由胜利者——最后取得政权的人来书写的。所以，现在正史中说陈桥兵变时太祖“醉卧”，对兵变毫不知情，对士兵拥戴他当皇帝的意愿“固拒之”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即将登上宝座的皇帝和以开国功臣自期的将领和士兵们，在这里只是演了一个不太高明的双簧罢了。不过到底因为赵匡胤得位不正，心里发虚，也可能是赵匡胤这人还不像其他皇帝那样凶残，更有可能是他更聪明，看透像柴氏这样的政治“跛鸭”很难对他的统治带来实质性威胁，乐得显示自己的仁厚慈祥，总之，宋朝皇帝对柴氏后裔还是相当优礼的。不过，优礼归优礼，却还没到“敕赐他誓书铁券”的份儿上，史书记载，赵匡胤称帝后的确给臣下赐过一些铁券。所谓铁券，是一种“其状如瓦，铁质金字”的玩意儿，外面刻功臣履历事功，里面刻的是免罪的条款，这种器物一分为二，受赐者一份，朝廷里藏一份，受赐者及其后人如果犯罪，拿这块东西出来，和朝廷里那一块验合，便能减免罪行。但宋朝人得赐铁券的，都是拥戴赵匡胤当皇帝的有功之人，其中并无柴氏后裔。《水浒》作者安排给柴进一块铁券，这是小说家言，不能以史实硬去纠缠，更重要的是，这块铁券在小说中出现，还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它不仅象征着柴进的贵族身份，更以它在与新贵冲突中一种出人意料的沦落，昭示出社会变革的悲喜剧。
按《水浒》的安排，既然连铁券都赐了，柴进所受的尊荣是可以想见的。可是这样一个受尽优礼的人，平日喜欢做什么呢？柴进村中小酒店的老板说得明白：“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养在家中。常常嘱咐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专一招集好汉、资助朝廷的罪人，这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应该做的吗？单凭这两条，在帝制时代已容易被认为有不轨之心，须知，早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喜欢蓄养门客就已经大犯官家忌讳了，门客众多，有的甚至阴畜死士以备驱驰，在坐稳了宝座的人看来，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而柴进所做的还远不止于此，他对官府明令通缉的要犯不仅没有尽一个臣民的应尽之劳，相反还屡屡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给予荫庇，像做下惊天大案的晁盖等人，就是柴进介绍遁入梁山泊的，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犯罪了。不论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观照，这都是犯罪，除非是一个完全不讲秩序、号召砸乱公检法的非常时代。
柴进一边享受朝廷给予的尊荣，另一边在江湖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第三十五回，石勇在酒店里不肯让座，拍着桌子道：“老爷天下只认得两个人（柴进、宋江），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可笑这个石勇在《水浒》里只是一个排不上号儿的人物，但他虽然狂妄无知，却还知道尊敬柴进呢；晁盖等人初上梁山，为王伦所不容，王伦却还顾忌“于柴大官人面子上不好看”，即使下决心要“送瘟神”，好歹还要忍痛拿出一些银子来做打发，这都是柴进的影响无所不在的有力证明。探究柴进之获得江湖好汉的敬仰，既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惊人的才艺，实质上也非其门第和财富，而是因为他支配财富的方式——“仗义疏财”“门招天下客”，不论是真的英雄，还是鸡鸣狗盗之徒，谁来找他都会有面子有收获，很对江湖中人的脾胃。柴进对江湖中人的慷慨解囊，是缘于一种视金钱如粪土的天性，还是别有心机？如果说纯粹是一种个人美德，很难解释他疏财为什么还甘冒那么大的风险而不惜。世界上大概绝不会有像柴进这样的慈善家，置牢狱之灾甚至身家性命于不顾，也要不折不挠地给不相干的人大把大把掏银子。柴进如果真的只是一个道德高尚、动机纯粹的大慈善家，那最受他实惠的应该不是江湖中人，而应该是他村子中的百姓。我们读《宋史》可以知道，在宋朝，农民所受赋役盘剥之苦是非常深重的，柴进要天女散花式地撒钱，绝对不愁没有一个更能彰扬其慈善美名的地方，可是从《水浒》书中，我们没有看到柴进对他村子中的普通百姓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善举和义举。
柴进的“仗义疏财”“门招天下客”说到底只是落魄贵族的一种挣扎。“无人敢欺负他”，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遭逢一个失序的时代，随着新贵的崛起，旧贵族的地位和权势已经受到了挑战。新旧贵族的此消彼长在柴进和殷天锡的对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柴进道：“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锡喝道：“这厮正是胡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殷天锡为何如此张狂？不外因为他背后站着高廉，而高廉的背后站着当朝太尉高俅罢了。新旧贵族的冲突是封建王朝里常要上演的剧目，特别是在秩序失范、惯常的伦理规则受到蔑视的时候，新生的权贵们已经不满足于已有的权力和金钱，还渴望身份和尊荣。我疑心殷天锡们未必非要那个园子不可，不过欲借此打击旧贵族的声势而已。在这场新旧贵族的冲突中，柴进一方明显屈居下风，即使他占有更多的公理，甚至还持有御赐的丹书铁券，也没能让柴进得到官方的任何支持，这固然可以一方面看出规则和秩序被蔑视到了何等地步，看出当时的司法烂到了何等地步，是否另一方面还透露出政府对柴进的警告和猜疑之意呢？柴进大张旗鼓地吸纳亡命，哪怕官府的效率再低，恐怕也不会不引起相当的注意吧？
虽然正史上缺乏细节，但我们可以揣着常情常理去忖度，宋朝开国时对柴氏的优待到了柴进这一辈，估计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铁券当然还是那块铁券，只是成色已差了许多，越来越黯淡了。柴氏之后虽然还是贵族血统，可已经不再是社会的强势力量，已经成为落魄的贵族。应该说柴进是个非常精明且富有远见的人，早在这场冲突前，他已敏感地意识到他可能遇到了先辈们未曾遇过的困局，应对这种困局，不是他们习惯的那种挟金钱美女，靠在官府中上下其手就能避免家族衰败，而必须借助一股被视为非正统的力量，就是侠客和游民，以预为之用。柴进花费这么多金钱，在和他身份极不协调的那一干人面前，表现得那么谦恭那么无微不至，可以说除了金钱还费尽了心机，平心而论，这一切绝非为了造反，为了夺回曾经属于柴家的宝座。柴进只是凭直觉感到时代变了，感到自己和家族的利益有面临侵害的危险，感到这股非正统的力量终有发挥作用的那一天。果然，当他身陷囹圄，不惜大动刀兵前来相救的都是受过他恩惠的江湖豪杰。柴氏家族中，平日里肯定颇多不以柴进“礼贤下士”为然者，但当他们用尽所有资源，仍然不能解救家族危机甚至有可能搭上柴进性命的时候，面对这唯一的救星，他们定会在心里赞叹柴进的英明和富有远见。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经济学上的一条原理，意思是所有收益都要付出成本。柴大官人“仗义疏财”的故事，验证的却是这样一条简单的原理，这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一边惩恶，一边帮凶——“武松醉打蒋门神”别议
我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写这样一篇关于武松的文字，因为武二郎虽然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却早已在普罗大众心目中定格，是勇敢、正义的化身，承载着弱者的理想，就连眼光超卓的张恨水先生也说：“真能读武松传者，决不止惊其事，亦决不止惊其才，只觉是一片血诚，一片天真，一片大义。”但我要说，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他的确常常会不惜赴汤蹈火地去抑制凶暴，然而如果我辈小老百姓不给予适度的警惕，只是一味沉醉于那种惩恶的暴力美学中，英雄也是极有可能伤及我们自身的。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后面还将揭出被武松、张青们蔑视，后来同样又被无数读者所轻忽的“十字坡上的冤魂”，这里且谈“武松醉打蒋门神”。
《水浒》里有关武松的章节中，“醉打蒋门神”是一出大戏。武松铁拳到处，一个恶势力的代表人物轰然倒下，演绎着水浒英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主题，端的大快人心。
然而武二郎在为谁鸣不平？施恩父子也。施恩父子又是何许人？书中说得明白，施恩他爹乃孟州城监狱的管营，这位管营老爷品性如何呢？武松作为犯人最初解到时，因为没有呈上“孝敬”，管营大人差点照常规赏给武松一顿“杀威棒”，好歹在旁边的施恩另有打算，才免却皮肉之苦。这样看来，施恩的老子其实和当时多数墨吏一样，有钱好办事，无钱就会找人晦气。至于施恩本人，他自己也交待得极为清楚，他在孟州城开的那家后来引出无数风波的快活林酒店并非寻常，据其对武松介绍：“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处赌坊、兑坊”，显然是孟州城里做生意的黄金地段，要占得这样一块地盘，没有相当的人脉和势力是不可能的。做生意就做生意吧，可施恩的生意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低价进高价出”以赚取利润，“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按说你不过是一家酒店，赚钱之法应该是在菜的质量、品种和优质服务上下功夫，怎么又和皮肉生意挂上钩了？而且还不是食、色共营，不用为性交易提供场地和服务，只是坐地收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意呢？不必多费脑力就知道，这就是今之所谓收取保护费！在快活林酒店那一块地盘上讨生活的人们，无论是做正经生意的，还是妓女，只要对施恩恭敬，每月按时上交“彩头”，施恩就能保证你的生意平平稳稳地做下去，没人找你的碴子。这个不过“二十四五年纪，白净面皮”的小伙子，居然能够如此轻松赚钱，其本钱是什么？第一当然是靠他老子的权势和地位，虽然管营算不上什么官，可到底是衙门里说得上话的人，在一个小城里，照拂快活林酒店那一块地盘还是绰绰有余的；第二，施恩虽然本事稀疏，毕竟曾“学得些小枪棒在手”，哪怕花拳绣腿，对付良民声势也足够骇人了；第三，施恩非常善于利用一切资源，书中写道，他的酒店之所以独霸孟州，还靠他老子管的八九十个囚徒护场子，这些人既沦为施恩他爹砧板上的肉，能够为管营的公子效力已经是恩惠了，哪儿会有不竭诚卖命的道理呢？可是“如此赚钱”的勾当却活生生被蒋门神夺了。蒋门神又有多少本钱，为何偏偏压过施恩一头？无他，拳头更大，“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枪棒”，一场单挑下来，“施恩吃那厮一顿拳脚打了”，更重要的是这蒋门神的后台更硬，背后站着张团练。当此之际，即使是那些为施恩护场子的八九十个囚徒，恐怕也知道风向了吧！就这样，快活林酒店换了主人。这样一个产权的转变过程，严格说来受影响的只是施恩和蒋门神这两个当事人，金钱上的一进一出关系委实非浅，可对原来那些靠交保护费以求平安的生意人来说，并无实质性影响。对他们来说，其意义只是换了个收钱的主儿，每月需要上交的钱从施恩这儿转到了蒋门神那一边。当然，如果蒋门神撵走施恩后肆意抬高保护费的价格，那对这些人的影响则另当别论，只是书中并未提及这一点，想来哪怕是收保护费，也应该有一个各方默认的规则，即使强横如蒋门神，也知道维持利益相对均衡的安定局面的好处，不会轻易去尝试打破这样一个规则吧。
通过以上分析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说到底，这施恩、蒋门神就是当年孟州城两股“黑社会”。现代法律专家们说，“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几个特征，“犯罪组织比较稳定，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不妨逐条对照一下。施恩、蒋门神是他们圈子公认的领导者，都拥有一批固定成员，符合第一条；他们不劳而获收取保护费获得经济利益，即使在宋朝也应该属于非法手段，符合第二条；在孟州的酒店行业中，快活林的服务和经营并无特色，却独霸一方，甚至在那一块地盘上，从事别种生意的人都得经快活林的允许才能去“趁食”，这不是“非法控制”？这种影响在一个小城里还不够大吗？符合第三条；……如是观照，“黑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蒋门神、施恩们哪条不具备？既然同属于“黑社会组织”，究其实，施恩和蒋门神争夺快活林就是“黑吃黑”。
而武二郎却显然没有看到这一层，或者对此全无兴趣。按说施恩对武松是够推心置腹了，快活林赚钱的秘诀、他的组织的内幕，都已向武松和盘托出，可是武松听完这一番介绍，第一句话却是径问：“那蒋门神还是几颗头，几条臂膊？”看来，施恩虽然说了许多，但武松只对蒋门神“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枪棒”这一句最上心。这一问只是透出他对施恩所讲的蒋门神的武艺不服气，他在想：有这么厉害的人吗？你施恩可曾见识过我打虎英雄的手段？除此以外，快活林酒店易主的过程中，有没有是非曲直，显然不是他关心的重点。
施恩父子给了武松一些优待，天天好酒好肉，给他戴了几顶诸如“大丈夫”“义士”“神人”的高帽，武松便感激涕零了，死心塌地愿意为施恩父子所驱驰，似乎丝毫不知这不过是别人笼络他的手腕。当然作为“黑社会”中的不同个体，施恩与蒋门神可能还有区别，这就是施恩本人相对地比较重哥们儿义气，在武松落难后还会鼎力相助，这没什么奇怪，就像当代也有义气浓厚的“黑社会”老大一样，可这种义气却显然不能改变“武松醉打蒋门神”事件的性质：一边惩恶，一边帮凶。武松铁拳打倒蒋门神，让他交出了快活林，正和蒋门神逼走施恩一样，只于施、蒋二人有切身利害，对在快活林周围做生意的各色人等来说并无多少积极意义，甚至还有负面影响，书中说施恩夺回快活林后，“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也就是说其他生意人的负担更重了，这也很好理解，施恩“如此赚钱”的“业务”被蒋门神抢占了这么久，他现在哪有不加倍找补回来的道理？施恩当然是要对武松千恩万谢的，但现在那些被加倍盘剥的生意人，也应该去感激武松吗？其实，施恩之所以肯对武松“投资”——这点“投资”对管营的公子来说，真连九牛一毛都谈不上，也不过是看准了投资后的丰厚回报。可笑武松被别人的小恩小惠迷住了眼却不自知，他答应助施恩重夺快活林的当日，居然还振振有词地说：“凭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喜欢打天下硬汉，这倒真是武松这等豪杰的共性，对方越“硬”越能撩拨起他们的好胜之心，可要夸口说只是打天下不明道德的人，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武松们追求的“道德”了。
一个人糊里糊涂被人当枪使上了，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他对自己的角色全无认识，还自以为是在抱打不平替天行道。我为堂堂武二郎一哭。
李逵：纯朴的嗜血者
提到李逵，我就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对这个莽大汉，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的认识先后经历了好几种变化：孩童时代，喜欢他敢爱敢恨无拘无束，坚持要造反到底；少年时代同情他被宋江鸩死，惋惜英雄之没有善终；后来却渐渐对这个人的滥砍滥杀充满了恐惧，认为这是一股可怕的破坏性力量。再就是当下了，多了些理性的我，越来越感到，对这个黑大汉很难下一个简单化的判断。
黑旋风李逵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
李逵的性格特征
还没有经历人生艰险的人，没法不喜欢李逵。这个莽大汉虽然匍匐在底层，但却视生活重压若无物，活得如此洒脱、奔放、无牵无挂，而且是那么坦荡、率真、质朴，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简直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全无心机的大男孩。在许多方面，李逵身上凝结了最底层人们的可贵品质。可是，从情感上亲近是一回事，理性的选择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一个想过平庸的幸福生活的人，谁愿与李逵为邻？至少我不愿意，像我这样的庸人只想平静地活着，可不希望身边有一个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打破这种平静的人。李逵正像一枚不定时炸弹，极有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引爆，将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幸福一股脑儿埋葬。
李逵为什么会让一个凡夫俗子害怕？也许是他过于无拘无束无牵无绊了，破坏的能量十足骇人。其实也不是只有我这样的庸人才对李逵怀有隐忧，鲁迅先生当年就说：“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水浒》作者用欣赏的笔调，浓墨重彩托出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嗜血者”形象：李逵的板斧向来是“排头砍去”，而且动不动就会“杀得手顺”，在他“杀得手顺”的状态之下，是没有是非曲直好说的。扈三娘一门老幼，即使全凭水浒好汉的善恶观，恐怕也没有多少纯粹的恶人，可当他们顺着李逵的巨斧倒下时，只能怪自己运气太坏了。《水浒》虽然处处是刀光剑影，但快意恩仇，几乎没有悲悯色彩，唯独那个年仅四岁“生得端严美貌”的小衙内的死让人心痛，“小衙内倒在地上，……只见头劈作两半个”，制造这一幕的正是咱们的“黑旋风”！也许在逼使朱仝上山入伙的目标之下，无论在哪个梁山好汉的眼里，一个小衙内的生命都是不堪一顾的，然而这种超过正常人心理承受度、毫无必要的暴力，却似乎只有交给李逵去做，才会那么挥洒随意得心应手。
李逵崇尚暴力，流血越多，他越兴奋，但他并不像一般的流氓无产者那样浑身无赖气息，相反他是那么纯朴。纯朴和嗜血，这就是李逵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在他身上，这两种很不协调的特征得到了奇怪的统一。他事亲至孝，对母亲的爱纯出天性，所以当母亲不幸被老虎吃了，他在荒山上的“大哭”才格外让人感动；他又疾恶如仇，最看不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哪怕是自己最崇敬的大哥宋江，如果欺凌弱小，他也会义无反顾拔刀而起。一个嗜血者当然让人恐惧，而一个纯朴的嗜血者除了带来恐惧，还让人困惑。为什么纯朴和嗜血这两种迥异的特质可以在李逵身上统一起来？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李逵是个完全不把生命当回事的人。他不仅对别人的生命全无怜惜，就是连自己的生命也毫不在意。他把战争、杀人和流血看成一场游戏，他是那么热衷于拿自己的脑袋作赌注，“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是李逵们的通用口头禅，仿佛人们（包括他们自己）脖子上顶着的不过是一茬割了还可以再长的韭菜。在一个全然不知怜惜生命的人眼里，许多血腥的、旁人难以理解的行为于是变得自然和正常了。书中写道，李逵一次偶尔听说某人家里闹鬼，便主动请缨捉鬼，但当他弄清所谓闹鬼实系这户人家的女儿与人偷情时，居然一鼓作气将一对野鸳鸯杀尽了事，这一情节典型地代表了李逵的风格：急公好义，却又草菅人命，纯朴和嗜血就这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怜惜的人是非常可怕的，我常疑心千百年人们之喜爱李逵几乎是叶公好龙，纸上的、幻觉中的李逵的确可爱极了，但他一旦从纸上进入真实的生活，又会有几人不敬而远之甚至退避三舍呢？
怜惜李逵的人都会为其死于非命而惋惜，那么如果李逵幸而不死，或者更进一步，幸而造反成功，我们又将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李逵呢？
李逵造反成功后会怎样？
曾经有一个时期，李逵被解读为最坚决的革命者、宋江投降路线最彻底的反对者，因为他是高叫“招甚鸟安”，强烈主张“哥哥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北宋首都开封），夺了鸟位”的。
因了李逵在梁山上微末的地位，更因了他对宋江个人的忠诚和崇拜，李逵即使反对但还是走上了招安之路，并最终死于非命。那么，如果梁山没有接受招安，造反到底，并真的一如李逵的预期，“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又会是怎样一幅图景呢？我们不妨按照历史的某种规律，结合李逵的性格特征，进行一番合情合理的推测。
首先可以肯定，李逵绝不会想到，在造反大军中由他来对宋江取而代之，他永远都只会是大哥宋江的追随者。这里面当然有一种极为朴素的情感，这种情感深厚地植根于底层人民中间，往往是大人物无法想象的。
其次，一旦造反成功，宋江坐了龙庭，李逵“做了大官”，这时的李逵即使再全无城府心直口快乃至胆大妄为，也会在经历一段适应期后，慢慢融入一种新的主流秩序，其个性会受到很大的约束。这是有历史先例可循的。当年刘邦夺了皇位，那群生死兄弟起初在朝廷上大叫大嚷全无礼仪，刘邦没奈何，请人制定了一套严格而又完整的制度，兄弟们终于明白生死相随甘苦与共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乖乖地进入了新的秩序中，刘邦高兴地说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趣味啊。
最后，根据李逵的性格特征，我们可以判定，即使他当了大官，即使不能不臣服于一种新的主流秩序中，他也不会丢掉一些本色的东西，这就是他对贪官污吏的天然憎恶不会改变，他对不义之财也会一如既往地排斥，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清官。然而由于他的致命缺陷，比如专业能力的欠缺，比如他暴虐的天性，清官李逵哪怕有一些看似非常符合底层百姓预期的良好意愿，却未必不会做出一些极其荒谬的事来。
李逵做官后会怎样？《水浒》一书中其实有过一回预演，却常被人忽略。当日李逵手持双斧，来到和梁山泊临近的寿张县，就过了一回县官瘾。击鼓升堂后的李县令要审案子了，甲说“相公可怜见，他打了小人”，乙说“他骂了小人，我才打他”。李县令问：“那个是吃打的？”甲说：“小人是吃打的。”于是李县令下了这样一道判决：“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这一幕看似滑稽，却符合李逵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李逵们和常人相比，自有一套独特的理论系统，在崇尚暴力的李逵眼中，老天让一个男人长两只手两只脚，天生就是用来施暴和抗暴的，如果被人施暴了，那只能证明你的无能。这样一套理论，如果李逵仅仅是一介平民，如果他除了对自己，还没有号令他人、主宰社会的权力，虽然会惹出一些乱子，但还是蛮可爱蛮有观赏性的；可如果他拥有了一定公权，他的权力可以影响他人乃至社会时，在其治下，必将陷入没有规则的混乱中。有时候，这种没有规则，可能会于冥冥中契合“自然律”，对旧王朝那种腐恶秩序起到意想不到的矫正和调适的作用，但多数时候，全无规则，即使对老百姓而言，也不是一件好玩儿的事。
造反成功后的李逵是会让宋江大伤脑筋的。不仅仅是这人说话无遮无拦，可能说破皇帝隐秘的心事，也不仅仅因为他没大没小会损害朝廷尊严，更因为他不学无术不讲规则，让宋江感觉在分配权力的盛宴中，对这个小兄弟实在不好安排。打江山的过程中，需要这种人冲杀在前，发挥其巨大破坏力，可是真要坐了江山，这种人却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优待和宽容还是要有的，毕竟曾经共患难过，即使完全是为了做给人看，宋江也会让李逵享尽荣华。综合考量，宋江的最优选择是：对李逵大加赏赐，让他回到自己的庄园中，做富家翁去。皇帝说不定还会常常亲临他的庄园，以示恩宠。造反成功后的李逵收获了个人的尊荣，但也完成了他的使命，肯定会早早退出政治生活，在新搭建的政治结构中，注定发挥不了任何实质性作用。
“可怕”而又“可憎”的拼命三郎
正所谓“有一千个观众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读者因了不同的身份、阅历和学识，往往会有不同的观感。
比如关于《水浒》中的“拼命三郎”石秀，千百年来竟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说：“在《水浒》刻画的所有农民革命英雄形象中，各方面显得最成熟而又完整的人物，笔者认为是‘花和尚’鲁智深和‘拼命三郎’石秀两人。”（杨柳《水浒人物论》）另一种则认为：“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的可怕是辣煞，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以至可憎了。”（周作人《知堂乙酋文编》）
从本文的拟题中，就可以发现，在对石秀的评价问题上，我当然是站在周作人这一边。拼命三郎的确是一个让普通人感觉可怕而又可憎，和他打个照面都要倒吸一口凉气，恨不得远远避开的人物。
有人会觉得奇怪，在梁山好汉中，石秀的武艺算不得十分突出，不是顶尖厉害的角色，似乎也并未像李逵那样抡着板斧乱砍一气，更没有穆春穆弘兄弟那样横行乡里的劣迹，何至于说他“可怕”而又“可憎”呢？
其实，石秀的“可怕”和“可憎”不在于他的武艺有多高，也不在于他是否喜欢胡乱杀人，而在于他的“超精细”，在于他的“穷撇清”。
可怕的“超精细”
在梁山群雄中，要争武艺第一，估计会有很多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要问谁最精细，除了军师吴用，在武人当中，恐怕非“拼命三郎”石秀莫属了。
书中关于石秀的精细过人，有许多精彩的笔墨。大的如打祝家庄前，石秀去打探情报，关于这一段，我想先偷懒摘抄对石秀极致崇敬的杨柳先生的分析：
石秀化装成樵夫，挑一担柴进入祝家庄，从钟离老人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消息，顺利完成了使命。在整个“探庄”过程中，我们充分看出了石秀的机警、沉着、精细、果敢和英勇，所有这一切优秀品质和可贵性格，充分说明石秀政治上的成熟。当然，这是和他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优良出身以及长期反抗斗争的锻炼分不开的。我们在其他英雄的身上，并不是不能找到这些性格特点，但却没有这样集中和深刻。李逵是勇往直前的，但却缺乏应有的机警和沉着态度；武松是机警而沉着的，但又不够精细，他那种因过重“个人恩怨”而产生的“偏激”行为，也是和石秀有些距离的。……参加“探庄”的共有两人，除石秀外，还有“锦豹子”杨林，但完成任务的却只石秀一人而已。杨林却被祝家庄拿住了，而杨林本身也决不是莽撞冒失的人。《水浒》作者从两人的对照中，完成了石秀这位比较完整和全面的英雄形象的刻画！
对杨柳先生这一大段文字，我除了对其在特定时代给石秀附加的各种帽子持保留态度外，其他都是赞成的，通过“探庄”一役，石秀非同寻常的机警、沉着和精细，的确是跃然纸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石秀之精细，这只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杨雄之妻潘巧云不过随口向石秀介绍了几句关于“贼秃”裴如海的情况，石秀便“自肚里已瞧科一分了”。潘巧云和裴如海的奸情，就在杨雄眼皮底下发生，杨雄兀自蒙在鼓里，石秀不过打个照面，就洞烛其奸，拼命三郎之嗅觉，已非常人所及！
一般来说，做人精细一点总是好的，可以少被人糊弄，但石秀的精细已经越过了正常人的界限，算得上“超精细”了。他仿佛处处在揣摩人的心思，一双眼睛好像时时在提醒和他打交道的人：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少在我面前打马虎眼！我们看他回答裴如海问他“贵乡何处、高姓大名”的话，“我吗？姓石名秀！金陵人氏！为要闲管替人出力，又叫做‘拼命三郎’。我是个粗卤汉子，倘有冲撞，和尚休怪！”这几句粗看倒也稀松平常，可在心里有鬼的裴如海听来，真是冷极了也锋利极了，简直要不寒而栗！难怪后面裴如海“连忙走，更不答应”，连情人要他“早来些个”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一个“超精细”的人，正因为自己经常要揣摩别人，所以他总以为别人也和他自己一样，做每一件事时，都有着非常细密的用意。其实，很多时候，普通人说话做事往往只是下意识的行动，最多不过稍作考虑，哪里会有这么多弯子可绕呢？杨雄的丈人潘公和石秀一起做屠宰生意，石秀掌管账目，过了两月，石秀身上添了新衣，回来见“铺店不开”，“肉店砧头也都收过了，刀仗家火亦藏过了”，便心中寻思：“哥哥自出外去当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见我做了这些衣服，一定背后有说话。……自古道：‘哪得长远心的人？’”然后便收拾账目，对潘公道：“且收过了这本明白账目。若上面有半点私心，天地诛灭！”事实证明潘公根本就没有猜疑石秀的意思。
一个过于精细的人，是会被摒于正常的人际交往圈之外的。像石秀，谁敢做他的同事、朋友，做他的生意伙伴呢？
可憎的“穷撇清”
石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时时处处要撇清自己。不愿意被人冤屈，这也是人之常情，但石秀明显越过了常情的界限，他为了撇清自己，对是否会伤害到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等等，都是不屑一顾的。
石秀的“穷撇清”，第一个例子就是摆出账目给潘公看，而且还发毒誓。而最显著的，是他越俎代庖替杨雄“清理门户”。
怎样看待杨雄的“家丑”？尽管我对《水浒》中的石秀充满了憎恶，但并不想把潘巧云和裴如海的奸情美化，也不准备以现代人的法律观念去解读石秀的杀奸行动，因为那样做必然导致将《水浒》这部书全部推倒，是以今人因时代条件差异而产生的“高明”去笑话古人了。我们还是回到宋朝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那场奸情和杀奸者吧。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要说，虽然潘巧云对裴如海自述中透露，为人之夫的杨雄“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为这段奸情掺上了一点人性的影子，但无论怎样，潘、裴的私情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从书中描写看，和尚裴如海也是个玩弄妇女的老手，他的死实在是咎由自取。撞破朋友之妻的私情，石秀第一个反应是为杨雄不平，“哥哥如此豪杰，却讨了这个淫妇”，这是情理之中的动作；第二个反应是向杨雄道破秘密，这仍然不脱常人的思维。然而，因为杨雄醉酒，被潘巧云猜破，先发制人，说石秀调戏她，使杨雄反疑石秀。这个时候，“拼命三郎”的一系列反应就完全是“石秀式”了：先是忍耐，一般人遇到朋友冤屈，总是要辩解几句的，可石秀却一笑了之，显见有极深的谋划；然后更将裴如海和报信的头陀杀死。这都不是常人所敢想所能为了。
石秀为什么对朋友之妻的这段奸情如此不依不饶，甚至不惜连杀两条人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义气就可以遮掩过去。如果仅仅是为了义气，他将自己掌握的奸情透露给杨雄，就已经尽到朋友的职责了。可以断言，在他向杨雄揭发时，是没有动什么杀机的，然而等到杨雄反倒怀疑到他自己头上时，他的怒火却好像要比亲见朋友之妻偷情更为炽烈，那不怒反“笑”就是明证。也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动了杀机，也就是说，潘巧云栽赃他这个自诩的“顶天立地的汉子”，才真正让石秀感到不可忍受，他的自白也说得清清楚楚，“他虽一时听信了这妇人说，心中怪我，我也分别不得，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石秀在受人栽赃的愤怒之下，急欲撇清自己，不是昭然若揭吗？
撇清自己也许还是必要的，可石秀为此，不惜搭上四条人命，这种“穷撇清”就太让人恐惧了！
得知奸情后的杨雄本来也没想杀掉自己的妻子，但我们看到，作为朋友的石秀却步步紧逼，非要他痛下杀手不可：和杨雄定计诱潘巧云上翠屏山时，石秀说的是，“是非都对得明白了，哥哥那时写与一纸休书，弃了这妇人”，似乎也还没想要置潘巧云于死地，可是到潘巧云被逼说出详情，并向丈夫讨饶时，石秀却道：“哥哥，含糊不得！”待石秀“递过刀来”，杨雄先杀了侍女迎儿，潘巧云转向石秀求饶：“叔叔，劝一劝。”石秀说出了一句妙语，“嫂嫂，不是我”。……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石秀的这句“闲话”正刻画出其人狠毒之性格。
一个人的朋友之妻偷情，最愤怒的本应是那个朋友，可是在这里，最愤怒的倒不是杨雄，而成了石秀；最不惜手段的，也不是杨雄，而是石秀。这正常吗？是一个恪尽朋友之道的人应该做的吗？
超过常人的精细和狠毒，这样一个拼命三郎，哪怕头上再多“义薄云天”等光环，我也是要退避三舍的。
秦明：熄灭的“霹雳火”
数十年前，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先生写过一本名叫《水浒人物论赞》的小书，各个篇章都是用寥寥数百字，臧否水浒人物，一浇自己块垒，文字活泼生动，端的是一本极富趣味的好书。在《秦明》那一章，张恨水开宗明义，辟面就说：“百八人之入《水浒》，冤莫冤于秦明，惨亦莫惨于秦明矣。”初读《水浒》的人想必都会奇怪：一部落草史，一部砍斫书，奇惨奇冤的人多了去了，张恨水先生为什么要说遭遇最冤最惨的是那个“霹雳火”呢？秦明之冤，冤在何处？秦明之惨，又惨在何处？
秦明一出场便性格鲜明。书中说他“因性格急躁，声若雷霆，以此人都唤他做‘霹雳火’秦明。祖是军官出身，使一条狼牙棒，有万夫不当之勇”。当他刚一听说“反了花荣，结连了清风山强盗，时刻清风寨不保”时，立即向上峰请命，“此事如何敢耽误？只今连夜便去点起人马，来日早行”。这里已经刻画出了秦明的三个特征：一是勇武，二是性格急躁，三是对职守之忠诚。这样一个秦明原本是宁愿一死，也不肯上山入伙的，虽说在与强人的争战中失利，被花荣设计擒上山来，但究竟未失好汉本色，没说过一句苟且之言，即使是面对他素所闻名的宋江的劝诱，仍然口口声声“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们众位要杀时，便杀了我！”可惜他究竟只是一个急躁无谋的武夫，只会以平常人的心思和智慧面对他的对手，惑于觥筹交错、称兄道弟的江湖义气，居然会在自己公然拒绝落草后，还和对方轮番把盏，甚至“开怀吃得醉了，扶入帐房睡了”！从这个“开怀”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秦明已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戒备心理。结果就在那一夜沉睡中，别人“借用”他的头盔、战马、兵器，扮成秦明的模样，以他的名义把青州城外“旧有数百人家”变成了“一片瓦砾场”，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这个残酷的夜晚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除了随后不得不到山林中谋一栖身之处的秦明，青州城外“不计其数”的“男子妇人”糊里糊涂丢了性命外，还有秦明的家小，颟顸的官府没有做任何调查取证工作，便简单地认定秦明造反，将其家小尽皆屠杀，秦明妻子的首级被军士用枪挑着示众！这一切就只为了一个目的，用宋江的话说，意在绝了秦明“归路的念头”，“不恁地时，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
幼时读《水浒》，常有一些想不通透的地方，其中之一是，宋江等人对人才的罗致为什么会如此不惜血本不怕麻烦？而实际上其中许多人物不过略具一技之长而已，添上一个固然不错，少他一个也未必会于大局有多大的损失。儿时幼稚，总以为宋江等人是真的爱惜人才。现在想来大谬不然。为什么会不惜血本不怕麻烦？其原因唯在于，这血本和麻烦在宋江等人眼里根本无足轻重，为求得一个他们想要的人，所需要付出的各种代价都不必他们自己去偿付。在这种状况和心态之下，于是，一幕幕“求贤”的悲剧上演了。而在这些剧目中，逼使秦明入伙是最残忍的一幕，它让人惊叹，“求贤若渴”这样一个绝好的词语，居然也会突然变得狰狞起来！
在《水浒》中，和秦明遭遇相似的还有朱仝。因为李逵杀死了四岁的小衙内，负有照管之责的朱仝也不得不上山入伙。但两件相似的事件中，也有很大的区别，除了秦明付出的代价更大，无辜殒命者更多，整个事件更为血腥以外，还因为两个主角不同的表现。朱仝痛恨李逵手段之毒辣，当着群豪的面也要一再和李逵拼命，而因性格急躁、声若雷霆被人称为“霹雳火”的秦明，在如此创巨痛深的人生大变故之下，怎么反倒寂无声息了？《水浒》描摹秦明，多次用“怒挺胸脯”“怒不可当”“怒得脑门都粉碎了”等语形容其性烈如火，可是等到宋江和盘托出毒计时，秦明“见说了，怒气攒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却又自仁里寻思”，寻思什么呢？《水浒》作者给秦明安排了三条隐忍的理由，什么“上界星辰契合”“他们以礼相待”“怕斗他们不过”等等，在旁观者看来都是相当牵强的，但就是在这三条十分牵强的理由面前，秦明很快软化了态度，“你们弟兄虽是好意”云云。这哪里是先前那个勇武、急躁、忠诚的“霹雳火”应有的表现？如此违反常情常理，违背秦明的人物性格，这究竟是为什么？
《水浒》作者的笔墨当然是很高超的，不过也有很多前后失去照应之处。比如让林冲家破人亡的是高俅，以林冲的磊落性格，这种刻骨的仇恨应该是至死方休，可是在高俅被擒上梁山时，我们却没有看到林冲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一幕，《水浒》作者似乎忘了，即使有宋江谆谆教诲的“政治大义”，这种灭妻破家之恨在一个血性男儿的心中都是不可能被浇灭的。这无疑是作者的一个疏忽。难怪今人筹拍《水浒》电视剧，要让林冲面对高俅时有仇难报，只能气急而死了。那么现在秦明和林冲同样遭逢家破人亡，生性急躁的秦明却被作者安排为做小伏低，一点儿也没犯“急躁病”，这是否也是作者的一个不应有的疏漏呢？
秦明的人生大结局也和他的绰号很不相称，一点儿也不轰轰烈烈：在宋江大军征讨方腊时，秦明和对方将领方杰进行马战，对方阵营中偷发一把飞刀，“秦明急躲飞刀时，却被方杰一方天戟耸下马去，死于非命”。书中对秦明之死感叹了一句：可怜霹雳火，灭地竟无声。其实秦明哪只是死的时候“无声”呢？这个人称“霹雳火”的急性子早就鲜有声息了。从他上山入伙始，至征方腊阵亡止，我们看不到这个原本性烈如火，又经历了人生奇冤奇惨之事的男人有丝毫的心理波动。“霹雳火”为什么熄灭了？也许各人自有各人的看法，也许这的确是作者描写上的疏漏，不过也有可能透出了背后更多意味深长的消息，只是作者故意留下一点破绽，让人去努力勘破罢了。
当日，秦明无奈避上山来，念念不忘“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这自然是一个正常人本能的表现。这出“求贤”戏的主角，一向礼贤下士，努力让各路豪杰都有面子得实惠的宋江说出了一番抚慰的话，真是字字惊心！书中写道，宋江安慰饱受丧家之痛的秦明说：“若是没了嫂嫂夫人，花知寨自说有一令妹，甚是贤慧，他情愿赔出，立办妆奁，与总管为室如何？”这是宋江们的逻辑：不就是没了老婆吗？赔你一个就是了，两清，而且还“甚是贤慧”连带送上妆奁呢，能不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吗？他当然不会认为“霹雳火”有爆发的理由，也许他压根儿就不认为老婆在一个男人心目中会有多大的位置。我辈面对这番抚慰的话固然感到惊心动魄，当事人秦明呢？书中说“秦明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方才放心归顺”。这样一种“相敬相爱”当然为我等庸人所无法理解和承受，秦明却仿佛相当受用。这不正常，对这种“相敬相爱”感到受用的只能是宋江一流人，而不应是原本那个勇武、急躁、忠诚的秦明。
“霹雳火”为什么会突然熄灭？在我看来，“霹雳火”的这种异乎寻常的突然熄灭更像是缘于内心的恐惧。为了赚自己上山，不惜赔上无数无辜者的性命，这是怎样的妙计啊；为了让自己不记挂无端殒命的老婆，很快就会张罗一个，作“抵账”之用，这是怎样的逻辑啊。正是那让秦明家破人亡的“妙计”和常人无法理解的逻辑，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和对手，他从此知道，在这样一些能随心所欲运用如此阴毒招术，而且具备非常人思维的对手面前，自己除了俯首帖耳任其驱驰，不能再有其他的选择了。如果他有任何的异动，哪怕只是思想异动，他都注定是一个失败者，而且注定逃不出他们的手掌。
于是，“霹雳火”熄灭了。他把自己的痛和恨深深地掩藏了起来，直至“灭地竟无声”。“霹雳火”秦明是梁山泊最成功的“忍者”，他的忍耐功夫已经达到了极限，只是这背后有太多的血和泪。
关胜、索超们的悲剧
在梁山大军中，有这么一个独特的集团，即原为大宋王朝之将官，后由于各种原因，汇入了这支江湖组织中。代表人物有杨志、花荣、秦明、索超、关胜、呼延灼、董平和张清。
虽然在梁山内部，这群人趣味不尽统一，也未必就组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小圈子、小集团，但因其独特之出身，还是常要被人另眼看待的。几十年前，杨柳先生那本《水浒人物论》就曾经对这批人大摇其头，分析说：“这些人的革命性是颇有问题的。不幸这种人在梁山泊中却颇占优势，……他们在宋江的提拔和安插下，在梁山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探讨江湖组织的“革命性”，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件滑稽的事情。所以，若要借此研究花荣、索超们上梁山后，对所谓梁山的“革命性”带来了多大损害，也就显得十分无谓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群体应该算是大宋朝将官中的精英，而当时的大宋朝又分明不是一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升平时代，边疆多事本应是这群精英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而事实却是他们汇聚到了江湖组织中。不论他们弃朝就野各有怎样的主客观环境，初衷是什么，仅花荣、索超们在梁山栖身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揣摩。
人事和制度
将官群体上梁山，大致有三种模式：身受上官欺凌，怨积于心，一反了之，花荣是也；犯事被贬，有杀身之虞，不得不走，杨志是也；平盗无功，反为所陷，一劝即降，关胜、索超诸人是也。
这三种模式中，都蕴含着同一个关键词：怀才不遇。以花荣为例，本属将门之子，自己文武双全，按说把守一个清风寨是绰绰有余了，“远近强人，怎敢把青州搅得粉碎！”偏偏又在他头上加一个正知寨刘高，“这厮又是文官，又不识字，自从到任，只把乡间些少上户诈骗，朝廷法度，无所不坏”，花荣焉能不有愤言，又哪里会恪尽职守？以杨志为例，“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身世显赫武艺高强，自己也已经做到了殿司制使官的位置，只不过因为一次天灾，公务失手，便一下被打入另册，不得不做小伏低奔走于权贵之门。以关胜为例，其人智勇兼长，雍容儒雅，大有乃祖关云长之风，可是却始终“屈在下僚”，若不是宋江大军攻大名府甚急，不是另一个“不得重用”的武官宣赞鼎力推荐，大宋朝哪里会想到要起用关胜？以索超为例，在大名府梁中书手下三位武将中，以索超武艺最高，却偏偏又以索超地位最低。以呼延灼为例，他是开国元勋的后裔，有万夫不当之勇，身居高位如高俅之流也还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可是又如何呢？他的头衔不过是“汝宁州都统制”，按张恨水先生的说法，“以清代驻军制比较之，亦仅仅一县城中千总游击之类耳”……
有惊天动地之能，有定国安邦之志，又恰逢边疆不靖国家动荡，正是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之大好时机。可是，这些人却仿佛明珠暗投一般，时时受到压制，很难才竟其用。究竟是什么制约了他们？首先容易想到的是奸臣当道、上司颟顸。这当然是不错的，一个拥有更高权力而又品行才干俱劣的人处处掣肘，你是有力也没处使的，古人说“世未有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只能说是原因之一，我们还不能因此就下判断，以为仅仅是在上者的个人品行好坏，就足以决定关胜、索超们是否会有作为。试举一个反例。北宋名将狄青的名字，因为央视连续播放了《大英雄狄青》的动画片，已家喻户晓。历史上的狄青，抗击西夏屡建奇功，被认为是和岳飞并称的宋代两大名将。他似乎要比岳飞走运，因为他没有碰上秦桧这样的权奸，而是韩琦、欧阳修这样被称颂为一代名臣的人，然而其结局却和岳飞同样不幸：正因为狄青功业太著威望太高，韩琦、欧阳修等一班文臣要抑制他，终于说动皇帝将狄青“放逐”，一代名将竟抑郁而终！
必须说明，韩琦、欧阳修的个人品行绝非蔡京一流，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他们抑制狄青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出于私心。像欧阳修，还曾经专门写奏章向皇帝称赞狄青，然而仍是欧阳修，在狄青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又表示了很深的疑虑，说：“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此岂国家之福？”
关胜、索超们在奸臣蔡京手下抑郁不得志，这也许尚可说主要是人事的原因；狄青在君子韩琦、欧阳修那里也受到了猜忌，未尽其才，这就不能仍说是人事的原因了，而应该归论到制度层面，制度立于人事之上，是决定性的。宋朝开国皇帝鉴于五代军人专权割据的纷乱局面，更由于自己本来就是因掌兵权而被部下拥戴当了皇帝，生怕被人效仿，所以其根本制度就是重文抑武，这一点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所分析，优待士大夫，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的头上，不让军人掌握政权，这是宋王室历世相传永不放弃的一个家训。
在皇室的大力推动和利益诱导下，蔑视武人成为宋朝社会的一大特征。在《水浒》全书中，我们看不到军人被百姓尊重的任何场景，一个泼皮牛二也居然敢在大街上寻军官杨志的开心。因为不尊重军人，所以宋朝还有在士兵脸上刺金印以防其逃跑的虐政，于是我们在《水浒》中常常听到那个诅咒的声音：“贼配军！”这也是有史实为证的：狄青已经升到高级将领的位置，但就因为他脸上也有金印，在一次宴会上，一个妓女也敢公然取笑，向他这般劝酒：“奉斑儿一盏。”
猜忌、抑制武人的制度，不尊重军人的社会氛围，再加上如蔡京、高俅之流一群贪黩的上司，在这三点的作用之下，关胜、索超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
回到原点
关胜、索超们上了梁山，其心境如何？
《水浒》之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自一百单八将排定座次汇为一个集体后，对各个人物便很少再赋予个性化笔墨。不过，分析这群将官们的心态，也还有一些线索可寻。
第一个线索是杨志、索超话旧流泪的细节。杨志、索超原是军中袍泽，曾在梁中书的安排下有一场互相印证武功的精彩打斗，当时难分高下，自然惺惺相惜。后来杨志失陷生辰纲上了梁山，索超虽然武艺超群，可是看其军中地位显然也并不得志，终于被宋江设计擒上山来。书中写道：“杨志向前另自叙礼，诉说别后相念，两人执手洒泪。”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水浒英雄流泪的情节甚少，而现在两个男人因“别后相念”“执手洒泪”，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杨志、索超为什么流泪，看来远远不是彼此思念这般简单，肯定是有一种东西触动了他们，让其悲怆而不能自已。什么东西会让这两个英武的男人如此悲怆呢？只可能有两点，一是悲自己的遭遇，以他们的志向和才华，谁能想到会同时栖身于“盗窟”，以这种方式再见呢？二是因一己之遭遇而同时感念国事。杨志曾经自述心迹，希望“边疆之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向来被批评者斥为庸俗，这真是奇怪的议论，军人就应该效命于疆场，一个军官能够在边疆建功总应该是国家的幸运吧，何俗之有？但现在这一切都归于幻灭，怎不让杨志、索超悲从中来？
第二个线索是将官群体对招安的反应。前人早就看出来了，面对宋江招安的大计，梁山有截然不同的两派，李逵、武松等是一派，他们明确宣布不能接受，要反就反到底；另一派就是将官群体，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站出来表态，但那种几乎一致的沉默就已经足够宣示了。而偏偏这一群体在梁山上又占据优势，所以，宋江的招安大计终能成为事实。从将官群体对招安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始终把栖身梁山作为万般无奈下的权宜之计，在梁山，仿佛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在限制着这一群体融入这个江湖组织。作为梁山主要力量的只有两类人，一个是游民，一个就是将官，这两类人也许一时可以称兄道弟脱略形迹，但毕竟还是有着绝不相同的人生理想，游民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为最大幸福，将官们则更向往建功立业。
关胜、索超们向往着招安，憧憬着在国家多事的时候去立功边疆，可惜他们并没有注意这个国家制度依旧如此，奸人依旧当道，没有醒悟自己虽然从江湖回归了朝廷，却不过是方位的变化，至于他们个人的命运，只是重新回到了原点罢了。这就是关胜、索超们的悲剧。
“没面目”扈三娘
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没面目”是书中好汉焦挺的绰号。可我总觉得，这个绰号用在扈三娘身上最为贴切，因为除了最初的“闪亮登场”，后来的扈三娘就是个没有个性、没有风格、面目模糊的机器。这本来是极不正常的。想那扈三娘，英姿飒爽，原系人人称颂的女英雄，怎么会如一朵昙花，刚刚开得那么明艳，衰败却如此之速？
当日梁山兴兵去攻祝家庄，因扈家庄、李家庄、祝家庄三庄联盟，扈三娘曾让梁山好汉颇吃了些苦头。“一丈青单捉王矮虎”那一回书何其生动明快！“王矮虎初见一丈青，恨不得便捉过来，谁想斗过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颤脚麻，枪法便都乱了。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王矮虎却要做光起来。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心中道：‘这厮无理！’便将两把双刀，直上直下砍将起来。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拨回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纵马赶上，把右手刀挂了，轻舒粉臂，将王矮虎提脱雕鞍。……”透过这一段快文，通过色狼王矮虎的视角，一个武艺超群、色貌如花、冰雪聪明且未经浊世污染的女英雄呼之欲出。《水浒》一书中女性鲜以正面角色出现，唯独英姿飒爽的扈三娘，才让人油然而生爱怜和敬重。
最初亮相的扈三娘给了读者最大的惊喜，但此后却出乎意料地面目极度模糊起来，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并非没有足够的情节让她一展身手，张扬个性。女英雄的人生转折点在哪里呢？
从“政治联姻”说起
在联盟互保的扈、祝、李三庄中，应该说以扈家庄的实力最为弱小，能够拿出来作为招牌的就只有一位扈三娘，而其地位却颇为微妙，因为扈三娘已经许配给了祝家庄的第三子祝彪。不知道扈三娘对这场婚姻的态度如何，但从扈三娘在战场上表现出的豪杰气概，反观祝彪在既是同盟者又是父执辈的李应面前的无礼，可以判定，这绝不是一段让扈三娘中意的美满姻缘。最弱的扈家庄，宝贝千金许配给了最强的祝家庄的三公子，这当然是一种自保的本能，是一场典型的“政治联姻”。
但凡是政治联姻，其中定有强势的一方和弱势的一方，谁对联姻抱有更多和更迫切的需求，谁就必须自居下风。在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姻中，虽然是互利关系，但扈家庄明显更需要祝家庄一些，其相对弱势的地位应该是很清楚的。央视筹拍的《水浒》电视剧为了突出表现扈三娘，特意安排了几个祝彪向扈三娘讨好献殷勤的镜头，实在是没有勘破这场政治婚姻的本质，试问，一个地方豪门的贵公子，哪儿会差几个娇娘美女呢？而正是三庄的这种强弱之分，滋养了祝家庄对其他两庄的轻视，这不仅仅表现在祝彪对李应的骄横上，扈三娘被擒后祝、扈两庄的各自为谋更是一个鲜活例证。
扈三娘的被擒，于扈家庄而言当然是不可承受之重，其中不仅有血缘亲情，也应该还有利益，因为扈家庄只有扈三娘武艺出众。而对祝家庄来说，尽管扈三娘是自己庄上未过门的媳妇，这种分量却无疑减轻了许多。可以认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利害关系的考量，导致了祝、扈两庄各自不同的动作。在扈家庄这边，我们看到，是由扈成出面，“牵牛担酒”，偷偷向宋江陪罪输诚。扈成在这样做之前，不会没有一番深思熟虑，反复考量之后还要选择这样一种背约而屈辱的方式，显然表明，扈成已经意识到，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如果采取另外的举措，比如和祝家庄共议等等，都不会在解救自家妹妹方面取得任何成果。这样一种判断自然是以扈成对祝家父子平日的观察为基础的。如果祝家庄向来尊重扈家庄，以两庄这种联姻的非常关系，在扈三娘被擒以后，扈成选择的绝不会是偷偷去向强人赔罪，而应该是赶快去听听祝家庄的意见，以决定对策。祝家父子也许至死都不会想到，正是自己往日对同盟者的骄慢和不以为意，导致了联盟的分崩离析和自己灭亡的结局。
对扈三娘来说，这样一场政治联姻是她无法选择的。她也许为此而有轻微的失落感，但平心而论，她不太可能有更多的想法，毕竟祝家庄和祝家的公子，以当日之观念，在婚姻的天平上还是有相当重量的。所以，扈三娘的人生之花仍然还能开得那样灿烂，并在抗击豪强的战斗中盛开到极致。
可惜，极致之美往往只有一次。
不按牌理出牌的对手
宋江攻打祝家庄是扈三娘人生的真正转折点，作为一个庄主的千金，挺身与豪强相抗，你说她意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也好，旨在保境安民也罢，都无法否认这种抵抗的正义性。有抵抗便会有胜败，这本来也极正常，不正常的是她碰上了一群不按规则出牌的对手。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对手呢？
祝家父子自有取死之道，而扈家庄的悲剧却太突兀了一点。扈家庄在扈成的那次输诚中，本来已和梁山约定投降，可是当梁山大军攻破祝家庄村寨后，顺路就拐进了扈家庄，偏偏又遇上李逵“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古语不就说“杀降不祥”吗，何况扈家还是最后决战中的内应？……质问是没有用的，因为别人只是“杀得手顺”！
家中一门老幼皆死于非命，这于一个妙龄少女，是何等惨痛的人生悲剧！也许我们这里还应为扈三娘庆幸，幸好她被擒后就被宋江差人连夜送上梁山泊去，交给了那宋太公“收管”（好一个“收管”！），没有亲见这样的家族惨剧！
如果说“杀降”对梁山泊来说，还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那么在把别人一家杀净之后，紧接着为其提亲，就更显其“不按牌理出牌”之绝技了。然而以我们对宋江的了解，这可能犹在意料之中，我们最感惊异的，是扈三娘在“不按牌理出牌”的对手面前，表现出来的非同寻常的态度。书中说得明白：梁山踏平三庄后，大摆庆功宴，“女头领扈三娘、顾大嫂，同乐大娘子，……在后堂饮酒”。在这个时候，即使资讯传递得太慢，家族的不幸消息也断然传到了扈三娘的耳中了吧？这个未经多少人生变故的女孩子遭逢这么大的劫难，还会“在后堂饮酒”？自然，强人环伺，形格势禁，身怀家仇的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愤怒可以理解，但她怎么也不会在所谓庆功宴上痛饮庆功酒吧，何况这庆功酒中分明激荡着她家族的血海深仇。更奇怪的文字还在后头。次日，宋江在聚义厅上为王矮虎提亲，“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晁盖等众人皆喜，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宋江当初在清风寨坏了王矮虎的好事，正好借“贤妹”做个人情笼络人心，这当然不是什么“义气深重”，扈三娘此际也委实“推却不得”，但这种热闹喜庆的场面紧接在一场血腥的屠杀之后，仅“推却不得”等寥寥数语是否太草率了一点？刚刚失去所有亲人的女英雄在这种狂欢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现在，像宋江这样受天下好汉拥戴的人收自己为干妹妹，自己又有了一个像宋太公这样的“义父”，仿佛又有了天伦之乐，然而这是怎样的“亲人”、怎样的天伦之乐啊……面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一个小女孩子是怎样适应过来的呢？我想，世界上再伟大的演员，也绝不可能做到像扈三娘这样，能够如此平静地面对如此惨烈的人生！《水浒》电视剧似乎为了说服对这场婚姻难以理解的观众，平白加了一场洞房对打的戏，打着打着就没声息了，这是表明王矮虎最终以实力征服了扈三娘？但这可能吗？如果不可能，那么意在说明扈三娘最终服从了情欲的支配？这种轻薄对扈三娘而言，难道不是另一种残忍吗？
政治联姻中的祝彪不会是扈三娘心目中的佳偶，而现在王矮虎这个好色的手下败将呢？一个色艺俱佳未经人世的女孩，突然遭逢家族大难，又突然被强配给一个人品、武艺俱劣的男人，她心中究竟泛起了怎样的波澜？《水浒》没有告诉我们分毫。我们只是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她偶尔和夫君一起上阵厮杀，没有任何让人惊喜的亮点。倒是宋江征田虎一役中有一幕马战颇堪玩味：对方阵营中女将琼英出战，“矮脚虎王英看见是个美貌女子，骤马出阵，挺枪飞抢琼英。……王矮虎拴不住意马心猿，枪法都乱了。琼英想道：‘这厮可恶。’觑个破绽，只一戟刺中王英后左腿”。这一幕读者当然是似曾相识的，不知道观战的扈三娘是否还能记起什么，我们只看到“扈三娘看见伤了丈夫，大骂‘贼泼贱小淫妇儿，焉敢无礼！’飞马抢出，来救王英”。扈三娘最后的结局是为给王英报仇，而死在了敌手的“一块镀金铜砖”之下。作者还感叹了一句：可怜能战佳人，到此一场春梦。其实，扈三娘何尝做过什么梦，或者说即使有什么梦，也被她讳莫如深地掩藏了吧？
自扈三娘上梁山，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英雄就这样淹没在了一个曾造成她家破人亡的大集体之中，她的情感、心理、欲望都无关痛痒，爱与恨、情与义的纠葛也那么无足轻重，于是乎，最初让读者惊喜的扈三娘面目模糊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以替天行道的名义砍砍杀杀的机器。
被裹挟的陶宗旺们
陶宗旺是梁山上一个极不起眼的人物，绰号“九尾龟”。虽然现在还不知道，“龟”这个字在宋朝是否和现代一样，有什么侮辱的含义，但有一点肯定是清楚的，即陶宗旺这个人物，于梁山这个江湖组织而言几乎可有可无，他既不具备什么特殊的本领，而且很有可能相貌平庸甚至猥琐，不是堂堂一表的英才。
陶宗旺的出场颇具滑稽色彩。“摩云金翅”欧鹏带着一帮人在黄门山落草，麾下有三条好汉，第一个是落第举子出身的“神算子”蒋敬，第二个是“闲汉”出身的“铁笛仙”马麟，第三个就是陶宗旺，书中说他“庄家田户出身，能使一把铁锹，有的是气力，亦能使枪抡刀”。古往今来的兵器谱上，似乎一直都没有“铁锹”的位置，作者给陶宗旺安排一把铁锹当兵器，虽然与其出身契合，也许真能熟而生巧，但这哪是走马江湖的架势呀！当日陶宗旺居然就是挥着一把铁锹对来往客商大吼一声：“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还不用作者细加铺陈，我等对这一幕略想一想，就要忍俊不禁了。
上了梁山的陶宗旺在一百单八将的英雄座次中，排在七十二个地煞星中的第三十九位，职责是“监筑梁山泊一应城垣”，算是充分发挥了此人“有的是气力”的长处。尽管在梁山泊排座次的权力分配活动中有多种纠葛因素，但对像陶宗旺这样没有宗派背景，也不是各方都要争着借重的人物，宋江的安排也算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了。“庄家田户”出身的陶宗旺，在英雄济济的梁山上，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本身是庸人，别人都不看重，在江湖组织中作用也甚微，难道这样一个人物，就真的不值得后世读者品读一下吗？不是的。其实陶宗旺在梁山上的地位是相当独特的，张恨水先生就说梁山诸人，“真正以农家子参与者，则止一陶宗旺”。在我看来，《水浒》作者在专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梁山，安插进一个“真正以农家子参与”的陶宗旺，很可能大有深意存焉。
陶宗旺为什么落草？
梁山上只有一个陶宗旺是“真正以农家子参与”，这是意味深长的。如果同意这种判断，那么我们过去那种把宋江造反界定为“农民起义”的做法，就站不住脚了：梁山大军的组织和领导者中，晁盖、卢俊义是地方豪绅，宋江是小吏，吴用是三家村的学究，是游民知识分子，而其追随者中，也不过只有一个陶宗旺是正宗的农民，这样一群人啸聚起来，打家劫舍，我们却视其为“农民起义”，这未免太荒唐了一点。
像梁山这样与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对抗的组织中，真正的农家子反倒是一个稀缺品种，这在历史上并不奇怪。先看一看这些组织的领导者。秦时的陈胜虽然耕过田，但他起事的时候，身份是被朝廷征调的军人；唐时的黄巢是久试不第的读书人；宋时的方腊，史书上说他“家有漆林之饶”，大概是一个经营工商业的小老板；明时的李自成，原来是驿卒，后来遭遇裁员，算是失业军人；……再看最初的追随者，其中往往都是和领导者过从甚密趣味相投的人，也不可能有多少真正的农家子。而只有在这样一个人际圈中，一个蔑视主流价值，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人，才会在其追随者中，特别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克理斯玛光环”。当然，随着组织的扩大，组织的辐射能力得到空前加强，而组织的扩大又同时意味着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崩解，两种力量的一进一退之间，越来越多身份不同诉求各异的群体被裹挟进来，其中也会有一些真正的农家子。但如果要对组织中的种类进行准确划分，那毫无疑问，农民还是人数最少、力量最小的一个群体。
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组织中，虽然很多常常打出“农民起义”的旗帜，但实际上真正的农民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试从两方面分析。首先是历史上的农民都是守着一块土地，聚族而居，受宗法观念束缚最深，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家庭乃至家族的利益，他们不愿也不敢反抗；其次是历代统治者只要绝非昏庸而兼残暴，就知道把农民紧紧绑在土地上的妙用，所以历代都很注意抑制土地兼并，一般不会发展到农民失去“土地”这个栖身之所和谋身之资的危险地步，朴厚的农民只要还有土地，就不会绝望，干吗要去铤而赴险呢？所以，中国的农民是非常能够隐忍的，官可以贪，吏可以横，只要还有一口饭吃，他们就能安分守己地默守在这块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土地上。现在，他们中的一员——陶宗旺却不愿意继续安分守己了，而是扛着一把铁锹，加入到造反大军中。
陶宗旺为什么落草？
对这个问题，《水浒》一书表面上缺乏交待，但既然作者没有叙写陶宗旺的任何劣迹，那我们还是应该把陶宗旺看作中国朴厚农民中的一分子，并尝试依据历史的经验，同时考虑宋朝的史实进行分析。宋朝立国后，因为既要备重兵提防窥边的外敌，又要大力优待读书人和文臣，提高其待遇、地位以抑制武人，这两项都是要耗费大量钱财，而政府又非“下金蛋的母鸡”，所需的“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就只有加重赋税盘剥一途了。所以，宋朝农民的负担是极重的，远远超过唐朝，这是陶宗旺们面对的一个普遍的现实。然而仅此似乎还不足以逼得陶宗旺丢下土地去落草，那么我们可以推测，陶宗旺在背负沉重赋税，几乎喘不过气的同时，生活中肯定还遇到了另外一些很大的难题。如果说赋税负担已经接近了农民陶宗旺承受压力的临界点，那么这些难题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让陶宗旺对正常的市井生活彻底绝望，感到非落草不足以生存，只好一走了事。究竟是什么样的难题呢？依据历史的经验，只能是地方官吏的横暴。
陶宗旺要逃离中国农民最钟爱的土地，选择的却是欧鹏他们占据的黄门山，这似乎显示了他当时逃离的紧迫性，因为欧鹏他们纯粹依靠打家劫舍，没有什么诱人的口号，“胸无大志”，而且几个头领本事低微，黄门山本来不是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然而对陶宗旺而言，只要有一口饭吃，没有官吏的凌逼，他哪里还会有什么更高的要求。黄门山对陶宗旺来说，已近乎一个桃源乐土，更何况后来的梁山泊呢。
陶宗旺是一个象征
梁山上只有一个陶宗旺，但这个陶宗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陶宗旺是一个象征。
对梁山而言，陶宗旺的存在，表明了这个组织的巨大包容性，可以对陶宗旺的同类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不论后世的历史学家赋予梁山这类江湖组织多么堂皇的意义，但回到历史现场，却不能不承认，朴厚、谨慎的陶宗旺们，原本对梁山这类江湖组织是非常抵制和排斥的，他们呼其为“贼”“强盗”，并不一定是在官方胁迫之下的无奈之举。可是，梁山上因为有一个陶宗旺，对陶宗旺们无形之中便有了一种亲和力。如果梁山上的陶宗旺还能拥有和享受乡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些东西，那就还具备了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这样，更多的陶宗旺们就会被裹挟进来，汇聚到向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示威的洪流中，这对梁山这样的江湖组织绝对有利无弊。
对主流社会而言，陶宗旺之逃离土地而奔赴梁山，表明这个社会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这是一声响亮的警钟。前面说过，像陶宗旺这样的人，只要还有一口饭吃，他就不会丢下世代相守、自己最钟爱的土地，而现在陶宗旺的逃离分明显示，他已对“还有一口饭吃”完全不抱任何的希望。一个社会只要还略有知觉，对此就必须追问：究竟是什么让陶宗旺失去最后的一丝希望？像陶宗旺这样的人，整个社会中还有多少？……追问的目的是为了赶快找到解救的措施，加紧社会的自我更新和改造。如果一个社会对陶宗旺的逃离完全不以为意，一点儿知觉也没有，或者只知道用强大的机器大加挞伐和征讨，却根本缺乏一种自省的勇气，那就只有一个结果，即导致越来越多的陶宗旺们背离这个曾经是主流的社会，而“背离”将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陶宗旺们都要背离了，其他阶层又会如何岂非不言而喻？于是，如此一来，这个曾经的主流社会，其崩解之期也就指日可待了。
梁山泊的女人们
关于梁山泊的女人们，到目前为止，在这部关于《水浒》的小书中，我仅仅写到了扈三娘，而即使是写扈三娘，也主要立足于上梁山之前，至于成了梁山这个江湖组织中女头领之一员的扈三娘，不过寥寥数语，草草带过罢了。老实说，这不是我偷懒，而实在是《水浒》对梁山泊女人们的处理太过草率，给人想象、分析的空间几乎殆尽。
然而，说水浒英雄，避而不谈梁山泊的女人们，终究是不完整的，何况，像这样一部为江湖组织立传的大书，偏偏让投身其间的一部分人面目模糊，这种处理人物的方式，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不是正好透出一些值得咀嚼的信息嘛！
且让我们先从梁山好汉的“女性观”说起。
梁山好汉心目中的四种女人
说到一个人的“女性观”，应该包括以下几点，如他怎样认识女人在这个世界中的作用，女人在他心目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等等。那么，梁山好汉的“女性观”是怎样的呢？
不难发现，梁山好汉的心目中，实质上有四种类型的女人：
第一种，林冲娘子式。林冲娘子应该是梁山好汉最认同的一类女人，她的特点就是“美”“贞”“贤”。但这一类女人又常常让江湖好汉们感到为难，因为正如我在本书第三辑的《英雄与情色》一文中分析的那样，“游民们习惯于风餐露宿、刀口舔血，没有家室之累，没有情感之绊，无牵无挂，也才好风风火火闯荡江湖”，而几乎完美无缺的林冲娘子正好是“家庭”的一种象征，她是与江湖世界格格不入的，尽管如此，这一类型的女人却没有给好汉们任何非难乃至遗弃的理由。于是，《水浒》的作者只好让林冲娘子在奸人的勒逼下自杀，既成全了她的贞洁，也好让英雄们没有负累地驰骋于江湖。
第二种，潘金莲式。如果要问淫妇类型在江湖好汉心目中有什么作用，也许只好说可以显示自己的凛然不可犯，并拿来试刀吧？
第三种，李睡兰式。李睡兰是东平府的一个娼妓，九纹龙史进的相好。我曾经分析过，江湖文化和游民文化其实是不排斥妓女和妓院的，李睡兰式的娼妓在梁山好汉心目中自有特殊的功用，这就是供笑乐和性的发泄。江湖好汉们固然鄙视李睡兰式的女人，这从他们平日骂人的一些口头禅中就看得出来，但实际上也离不开她们。
第四种，顾大嫂式。顾大嫂在《水浒》中给人的直接观感就是“泼辣”，不过，世间尽有风风火火的女子，而像顾大嫂这样几乎显示不出性别的人却实在少见。谁不说《红楼梦》中的凤丫头泼辣呢？但王熙凤即使在撒泼的时候，也没人会说她不是女人。而梁山上的女人们，几乎就只剩下了“顾大嫂式”这一种，她们和男人一样，喝酒，骂娘，杀人。
梁山好汉们对林冲娘子式的女人有复杂的感情，身在江湖，既不愿让其拖累自己，也不能任其别居，因为这有遭遇强人而失节的风险，又不忍对这样“贞”“美”“贤”的女人痛下杀手，这也许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处理一个女人居然会如此为难。林冲娘子的自杀不能不说是最好的化解难题的方式。潘金莲式的女人是否就是梁山好汉最厌恶的一种女人呢？这倒也未必，我们看武松杀潘金莲、杨雄杀潘巧云，真是一丝不苟地专业，虽然是虐杀，然而那虐杀里分明有一种让人惊异的快感，那些好汉们或许还会庆幸遇到一两个淫妇，也未可知吧。李睡兰式的女人有特殊的功用，但显然不适合在被嫖之后，跟着英雄们上梁山，因为在江湖和游民文化的语境里，那是会有大大的忌讳的。如果不幸真有一两个李睡兰式的女人在与英雄露水姻缘之后，怀抱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像旧戏里的落难公子和风尘女子的故事一样，那只会得到一顿饱拳，除非这个英雄有勇气自绝于江湖。顾大嫂式的女人是梁山唯一可以接纳的对象，其中要害唯在于，这一类型的女人已经和好汉们同化，或者说被江湖和游民文化彻底改造了。
“第三性”
顾大嫂式的女人是梁山唯一可以接纳的对象，因为这种类型的女人，已经失去了性别的特征。像顾大嫂、孙二娘，组织从来都是把她们当男子一样安排和使用，她们自己也仿佛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为和男子不同的人，不论是在战争这样的残酷行动中，还是在日常的言语举止的小节上。
如果女性的原有性别特征一时半会儿居然还没有失去，则会面临一次改造的过程。这可以举扈三娘为例。在和王矮虎的厮杀中，刚一照面，色狼王矮虎的“做光”就没有逃过扈三娘的眼睛，这让她既羞且愤。不要低估这种羞愤的感觉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女子对自己的性别有一种良好的自觉，同时也证明这名女子还没有丢掉性保护的本能。只有不把自己当女性看的女子，才会对男人的“做光”全然失去敏感。可是上了梁山的扈三娘很快就变成了另一个顾大嫂。就像我在《“没面目”扈三娘》一文中所说的，遵照宋江的指示，和手下败将王矮虎婚配后，我们看到的扈三娘，“只是一个以替天行道的名义砍砍杀杀的机器”。这中间肯定有一种改造的过程，只是《水浒》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于是这里就留下了一个疑问：扈三娘面对一种自己全然陌生的“文化”，现在要融入其中，是被迫，还是自愿接受对自己性别的改造？据我的推测，应该是二者兼而有之。也许在初时，“被迫”的因素更多一些，这就像她无法拒绝宋江配给她的那个男人一样。而随着时间的流转，岁月移人，氛围动人，更何况身边还活跃着顾大嫂、孙二娘这样的榜样。于是，娇羞而又勇武的扈三娘也慢慢于不知不觉间，接受了现实的安排，并逐步跃进到了自愿消泯一切性别界限的状态中。于是，梁山就只剩下了顾大嫂式的女人。
顾大嫂式的女人在梁山上究竟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和男子相比，这种角色的差别接近于零。当然，她们还是别的好汉的妻子，可是我们却完全看不到梁山上有夫妇之爱的一丝空间，因为游民是强调不能对女人动情的，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妻子，而即使是闺房之私也应该越少越好，否则只会让人耻笑。女人的另一种角色是母亲，而不知是为了显示梁山泊女人们改造的彻底，还是为了显示梁山好汉“打熬筋骨”的纯粹，在旧时避孕术非常不发达的环境中，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居然都没能当上母亲。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一个细节。也许我们从中可以读到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梁山实质上是拒绝女人的，如果女人因此或因彼，走上了梁山，那么她们就不能再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从根本上说就是不能再继续做女人。
顾大嫂们是和梁山相始终的。她们之所以还能在梁山生存下去，就因为她们已不再是女人。那么她们是和梁山好汉完全一模一样的男人吗？大体是这样，但在一些非常细微的地方，又还有那么一点区别，这就是，她们似乎比男子更仇视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男人，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女人，而成了一种“第三性”。书中有这样两个情节：梁山大军打下祝家庄后，“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顾大嫂的专杀妇人，看来并不是上级安排而是她自主选择的，为什么？欺软怕硬专拣好杀的开刀吗？应该不是这样，书中说得明白，顾大嫂的凶蛮还在她丈夫孙新之上。我看就是她骨子里对女人的仇视在左右着她的行动。另一个情节是关于扈三娘的，在宋江征田虎的战斗中，对方女将琼英出战，“矮脚虎王英看见是个美貌女子，骤马出阵，挺枪飞抢琼英。……王矮虎拴不住意马心猿，枪法都乱了。琼英想道：‘这厮可恶。’觑个破绽，只一戟刺中王英后左腿”，观战的“扈三娘看见伤了丈夫，大骂‘贼泼贱小淫妇儿，焉敢无礼！’飞马抢出，来救王英”。扈三娘对眼前这一幕并不陌生，应该是清清楚楚的，有意思的是她那句脱口而出的辱骂，“贼泼贱小淫妇儿”。在刚才的一幕中，究竟是哪一个犯“贱”犯“淫”？我不相信，扈三娘在这个问题上会失去基本的判断能力，只不过她早在这一幕发生之前，就已经把女人放在了“贼泼贱小淫妇儿”的位置上了。
梁山泊的女人们成了“第三性”，乃至比梁山上的男子更加仇视女人，这一点耐人寻味，但并不是一件多么难懂的事。我们只要想想皇宫里的宦官，也会多少有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诡异，就能大致明白了：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环境里，日久天长，性格和思维发生一些畸变，这不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吗？
王伦的宿命
“白衣秀士”王伦是《水浒》中的一个尴尬人物。论地位，他曾贵为山寨之主，可是却全无立威之术，以致这个寨主之位不过是纸糊的桂冠，吹弹即破，最终枉送了卿卿性命，千百年来还落了个“妒贤嫉能”的恶名，受尽后人耻笑。其实很少有人思索一个问题：如果王伦慷慨收留了晁盖等人，他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常言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于“寇”中再进行一番淘汰，败下阵来的恐怕除了将性命给人拱手送上，连落草的机会都没有了吧？没办法，这就是残酷的江湖法则。王伦当然算不得人中之龙，不过好歹梁山泊的事业是他奠定的，后来宋江受招安前夕，对大小头领发布了一个关于梁山泊事业发展的总结性讲话，起首就不能不提到这位久已被好汉们遗忘的王寨主，不得不说“自从王伦开创山寨以来”云云。不知道宋江如是总结，出于一种怎样的心理？其实王伦的遗迹已全部清除殆尽，王伦的旧部杜迁、宋万等人既无多少本领，而且也贪图今日享乐，注定不是敢为旧头领说话的人，在为梁山泊作史时，宋江即使全部将王伦抹去，想必也不会有多少麻烦吧？看来到底还是古人淳厚，即使是机变百出的宋江，仍然不敢公然将历史遮蔽。
王伦的才干和能力十分平庸，但这也要看和谁比较，怎样比较了，和宋江、吴用等相比自然差了许多，但如果放到讨生活的一般百姓中，和常人相较，毋宁说还有相当优势，试想一下，会有多少人因为考场上落榜就想起去落草造反，还能被杜迁、宋万等一干莽汉拥戴为头领？也就是说，如果把王伦放到一群普通人中，比如和我等凡夫俗子一起在生活中竞争，一定会有胜无败，不幸的是，现在要和他竞争的不是我等庸才，而是一群非凡之辈。才干差点，勇力弱点，也未必就一定是失败者，幸乎不幸乎，王伦的心术还没有“坏到家”。作为一寨之主，面对一群过江猛龙，他的疑忌应该说还是缘于一个人自保的本能，而批判人的一种本能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从后来事实的发展看，王寨主的疑忌充满了先见之明呢！真正值得王伦在九泉下“检讨”的，不是他不该疑忌过江猛龙，而是在疑忌心理的驱使下，采取了毫无效果乃至适得其反的举措。从《水浒》中可以看出，面对晁盖等人的入伙请求，王伦固然有自己不能不打的小算盘，害怕这些人抢了自己的宝座，必欲排挤之，可是从头到尾，他都只会用些小孩子过家家式的办法，诸如给人脸色看啦，故意为难别人一下啦，这都只是平民小户不欢迎客人的方式，满心指望不速之客们会看主人脸色，识趣一点，趁早辞行了事，可是晁盖等人哪里会是一般的客人呢？王伦所能想到的最厉害的招数也只是希望破财送神，应该说，这已经达到了普通人思维的极限，很少会有主人因为不欢迎客人，为了打发客人滚蛋，还会想到去贿赂客人的。可是问题在于这终究只是凡人的思维方式，而晁盖他们明摆着不是凡人。我常常奇怪，王伦虽是一白面书生，但在江湖行走已久，他难道不知江湖险恶，不知弱肉强食的江湖法则？为维护一己之权位，他难道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用阴毒的方法，对威胁自己地位和利益的人来一个“彻底解决”？须知林冲、晁盖等人固然勇武过人，但毕竟人少势单，强龙难压地头蛇，且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局势还全然在王寨主的控制之下，这个时候，他只要稍稍动动歪脑筋，甚至也许只是接风宴席间一杯酒的事，结局都将判然有别。对于一个老江湖来说，这些都不过是雕虫小技，王伦焉能不知，可是他最终摒此而不为，究竟顾忌什么？江湖的名声？还是对英雄多多少少存有一种怜惜之意？这已经是一个谜了。
反观另一个阵营，却是全然不同的路数。晁盖等人到梁山的第一个晚上，王伦设宴洗尘，当夜吴用就定下了“教他本寨自相火并”的计策，并如愿以偿引诱林冲堕入计中，当此之时，晁盖等一干豪杰中并无一人对此表示异议，也没有人担心会因此而落下江湖骂名，相反个个欢喜莫名跃跃欲试，并各自为火并做了精心的准备。到了林冲和王伦正面交锋的时候，吴用等人无一言无一行不是刺激林冲当机立断痛下杀手，可怜的王寨主终于在林冲“量你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的斥骂声中倒下了。吴用虽号称“智多星”，其实诱使血性林冲火并之计并不高明，但他们毕竟是成功者。
晁盖、吴用成功了，为了达到这种成功，王伦是否必须死？在梁山泊的这一场“革命”中，或许动用暴力是一种必然，但暴力肆虐到何种程度完全可以因人而异。依据情理判断，只要稍稍使用暴力，稍稍显露手段，就会让王伦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落第秀才吓破胆，也就是说，晁盖夺位也许真是顺应了“天命”，也许真对“革命”事业有利，但这个寨主宝座能否坐稳，与王伦是否要流血并无必然联系，不一定非得让旧头领王伦付出生命的代价，晁盖本来是可以在王伦臣服之后和平登位的。以王伦的才干和他在夺位过程中的表现，尤其是考虑他非常脆弱的“群众基础”，晁盖入主梁山，即使给旧头领王伦一席之地，让他吃好喝好，养着他，他也不会给新寨主带来任何实质性威胁，充其量也只是躲在梁山一角，吟几首小有牢骚的歪诗罢了，可那不也是以尚武为风的梁山一道颇有趣味的风景，可以让众好汉寻寻乐子吗？
新旧政权的替换中，不一定非得流血和死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在绝大多数时候，皇帝宝座的轮换中，伴随着可怕的血腥杀戮，很少有江山的新主会对一个好好活着的旧主不“惦记”“上心”，但也并非没有特例，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不就没杀“让位”的后周皇帝，还给了柴氏后裔相当的礼遇吗？你尽可以说这是赵匡胤的虚伪，然而虚伪总比流血要好吧？朝廷、梁山，一朝一野，这两种对比真是意味深长。
王伦并非必须死，而事实是他最终丢了性命。因为他碰上的不是赵匡胤，而是晁盖和吴用。历来读《水浒》的人都说是小肚鸡肠害了王伦性命，这都是皮相之论。其实在晁盖等人踏上梁山之始，王伦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只有全无城府一派天真的人才会认为，如果王伦肯容纳晁盖等人，他就仍然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他的寨主。试想一下，晁盖等人胆子大手段辣，更兼好身手，这种人岂能长做池中之物？其实在火并之前吴用的一席话已经透露了天机，他对晁盖说这一回定叫晁盖做山寨之主，这就表明这一干人的目的绝非仅仅在梁山栖身，而是早有雄图大略的。至于林冲火并之后，吴用等人虚推林冲做寨主不过是使这出好戏多了层滑稽色彩罢了。
追根溯源，王伦的悲剧不在于他气量狭小容不得人，而在于他本是一落魄秀才，文不得武不得，且脸不厚心不黑，不会使阴辣招数，却偏偏坐在了让那些刀尖上讨生活的人个个垂涎的寨主宝座上。古语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意思是一个无权无势无勇的小老百姓安分守己过日子就很好了，如果还藏有一块稀世宝贝，那他的安稳日子是注定长不了的。王伦没错，即使他全没本事还妒才嫉能，这也不是他必须死的理由，因为世上这样的人多了去了。王伦错就错在他是寨主，而且上天没有给他选择对手的权利和机会，偏偏面对的是晁盖和吴用等一干非凡之辈，而王伦偏偏又还要用常规办法去抗衡，所以王伦血溅聚义厅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了。
当日林冲手提尖刀，怒斥王伦：“量你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金圣叹在“胸中又没文学”句下批道：“即有文学又奈何？”此批妙绝，江湖哪里是讲文学的地方？
阎婆惜的抉择
《水浒》的作者好像很不喜欢女人，一部大书，人物上百，女性却寥寥无几，而且这很少的几个女人，不是淫荡，就是全然没有女性特征。而阎婆惜就是这所谓“淫妇”中的一个。
即使是在潘金莲、潘巧云等一干“淫妇”中，阎婆惜的地位也是非常特殊的，这当然是因为她与梁山泊主宋江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阎婆惜，宋江恐怕依然会稳稳地做他的押司，唱忠孝节义的高调，虽然肯定还会和梁山这个江湖组织暗通款曲，却未必真会走上梁山。
遇上阎婆惜是宋江生命中的一个转折。反过来说，遇上宋江，何尝不是阎婆惜生命的一个转折呢？
宋江、阎婆惜关系之实质
宋江、阎婆惜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水浒》中看得并不分明。
因为阎婆一家流落到郓城县，当家的又“害时疫死了”，无钱收殓和度日，有“及时雨”之称的宋江及时伸出了援手。虽然我不喜欢宋江其人，但在这件事上，窃以为宋江是无可挑剔的，他面对哀哀求告的阎婆和居间介绍的王婆，不假思索地掏出银子周济，只是出于一种豪爽、不吝钱财的本性，而没有什么其他功利的目的，因为在这个时候，阎婆要论唯一可以拿得出来的“本钱”，只有她的女儿阎婆惜，而这时宋江还根本不知道她有这么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儿呢。
要把阎婆惜与宋江“做个亲眷来往”，这是阎婆的主动。其中固然有一点报恩的意味，而更多的，恐怕还是一个饱受流离失所之苦的老人现实的考虑，她已经探清了宋江的底细，掂量出了他在郓城这个小县城的分量。对阎婆母女这对外乡人来说，要在郓城这个地方生活下去，觅到一枝之栖，还有什么比依靠宋押司更好的选择？
可是，“宋江依允了，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伙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这对阎婆惜来说，算什么呢？是传统所谓“外宅”即今之“二奶”吗？可是后面写道，阎婆惜借梁山书信威胁宋江，要宋江“从今日起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这分明又是一种主与奴的关系。
这样一种关系，连阎婆恐怕都难以餍足，这从阎婆找人说媒之前，还要专门打听宋江有没有娘子即可见出，否则想做人小妾，甚至给人做奴婢，又哪里需要知道对方有没有妻室呢？对这样一种连阎婆都不满意的关系，那个从小在风尘中闯荡，“长得好模样，又会唱曲儿，省得诸般耍笑”的阎婆惜，持何种态度，就更是不言而喻了。可是从表面上看，阎婆也好，阎婆惜也罢，最后都对这种关系表现出了妥协，尤其是阎婆，在女儿冷淡宋江的时候，还要拼命巴结宋江，竭力维持这种关系。其中原因当然也是一望即知的，无非是因为在强势的宋押司那里，阎氏母女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博弈的资本。
专门安排一个房子养着，又还有一纸典身的文书限制着她的自由，阎婆惜于宋江，可以说既近似妾又不是妾，因为她的人身是受限制的；既近似奴又不是奴，因为她要比一般的奴贡献更多的义务，即还要供主人性的发泄。这样一种身份，决定了阎婆惜在宋江那里的地位，是连一般的“妾”和“奴”都不如的。这就是宋江、阎婆惜关系的实质。
没有妻室的宋江为什么用这样一种方式安置阎婆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归结为阎婆惜的身世，宋江虽然只是一个区区小吏，毕竟在县城要算有头有脸的人，像阎婆惜这样自小在社会上闯荡，近于歌伎一流的女子是难以任其登堂入室的。那么宋江之纳下阎婆惜，是否和他当初给阎婆银子一样，全是一种没有功利动机的义举呢？恐怕也不尽然，尽管《水浒》中说宋江“只爱学枪使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但英雄也难免贪恋美色，会有情欲的需求，否则，又怎么会“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呢？至于宋江“向后渐渐来得慢了”，似乎又恢复了所谓英雄本色，其实若用今天的大白话道之，不过就是“玩腻了”三字而已！
玩腻了的宋江渐渐来得慢了，然而因为那一纸典身的文书，宋江实际上还握有对阎婆惜身体的垄断权。宋江对阎婆惜的伤害是双重的，一是在人身上的垄断，二是他霸占着一个有着正常欲求的妙龄女子，却又不给她需要的情和欲。
花样年华的阎婆惜，因其性格的倔强，自然要竭力挣脱这种处境。她不喜欢“黑矮”又不通风情的宋江是一定的，如果宋江始终不失最初二人交往的热情，那阎婆惜还可能老老实实尽一个报恩者的本分。现在既然这个人不那么稀罕自己老老实实的报恩，她为什么还要吊死在这一棵树上呢？
幸乎不幸乎，阎婆惜遇到了张文远，她开始了新的抉择。可是张文远就真的会给她带来想要的幸福吗？
张文远也不会给阎婆惜更好的命运
与宋江相比，张文远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论地位，张文远和宋江一样，都是县衙里的押司；论容貌，张文远“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论风流和才情，张文远“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丝，无有不会”。在阅人无数的风尘女子眼中，张文远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上上之选了。
阎婆惜与张文远，初时可能只是一点男欢女爱，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到，阎婆惜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找一个风流俊俏的性伴侣了，而是在张文远身上寄寓了更大的期望。
旧时代男女之间，哪怕夫妇，也是讲究“发乎情止乎礼”的，《水浒》作者更仿佛是天生憎恶女子，所以，我们很难看到书中于男女之情有什么动人的文字，可是现在于阎婆惜苦候张文远一节中却看到了：
“那阎婆惜倒在床上，对着盏孤灯，正在没可寻思处，只等这小张三来。听得娘叫道：‘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慌忙起来，把手掠一掠云髻，口里喃喃地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飞也似跑下楼来。就格子眼里张时，堂前玻璃灯却明亮，照见是宋江，那婆娘复翻身转又上楼去，依前倒在床上。”
尽管作者的初衷是暴阎婆惜之丑，金圣叹也对这一段短短的文字接连批了五个“丑”字，但在对人性、人情有了更深理解的今人看来，这里只有情爱之美，是人之天性的自然流露，何丑之有？不能不发一句感叹：阎婆惜这个一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风尘女子，一旦动了真情，原来也会如此执着和痴迷！
对张文远动了真情的阎婆惜，已经在重新计划她的人生，只是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机遇，而宋江不慎遗留的梁山书信，却一下子把机遇推到了这个女人的面前。所以，她借这封书信向宋江要挟，所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再与一纸，任从我改嫁张三”。她后面的两个条件也都与她“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的计划紧密相关：不许宋江讨回她穿的、住的、用的，向宋江要梁山许诺给宋江的一百两金子，无一不是为了日后的生活。
不知道阎婆惜的计划是否透露给了张文远，更不知道当张文远得知情人这一计划时曾有怎样的回应，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宋江相比，这个张文远也绝不会给阎婆惜带来更好的命运。
阎婆惜对张文远的情义，书中历历如绘，而反过来张文远对阎婆惜的情义，我们却只有付诸想象了。像张文远这种久在红粉中厮混的人，要他在阎婆惜面前表演出一点山盟海誓般的情义，博佳人一笑大概是不难的。可阎婆惜一死，就把这种情义的伪装撕得干干净净了。面对杀了情人的宋江，张文远虽然也曾鼓动阎婆追查，不过两句话终究泄露了天机，“况且婆娘已死了”，“这张三又没了粉头，不来做甚冤家”。如果说风尘女子还可能残存一点浪漫主义，那么像张三这样轻薄无行的风流浪子，就是一个标准的现实主义者。他当初图的不过是阎婆惜的美色，一旦玉殒香消，也许难免追念几回，但占据他脑海的只能是那可以供自己玩弄的身体，要他仅仅为这样一个自己玩弄过、现已殒命的女子，而不顾现实的利益受损，那不是与虎谋皮吗？
阎婆惜一心要冲破宋江设下的牢笼，投奔张文远，乃至为这个重大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显然，她做出这个抉择时，是对未来有着很好的憧憬的。然而透过在其身后张文远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即使阎婆惜的愿望得遂，这个风流俊俏的张三郎也不会带来她想要的东西。无论是面对宋江，还是张文远，还是别的什么人，阎婆惜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命运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
可能有人会不理解阅人无数的阎婆惜，怎么还会看不破张文远？是啊，谁能明白呢。硬要追问答案，也许只有感叹一句：爱情，往往使人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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