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还在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工作和生活，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回头想想，主要还是问题意识的顽强存在。
以《水浒》为例，此书当然是中国人自小熟读的常见读物，但一些问题却容易被轻轻放过：
老天王晁盖的遗嘱、梁山泊的座次排名有何奥秘？扈家庄的扈三娘个性鲜明，何以一入梁山就面目模糊？梁山大军基本就是一个“光棍集团”，他们如何解决性问题？梁山劫富济贫世所艳称，劫富是事实，济贫在哪里？俗称“逼上梁山”，水浒英雄中究竟有几人是真的被逼上了梁山？自称铁打的英雄何以禁不住刑讯逼供，向官府低头的英雄又为什么还能被组织所接纳？李逵等英雄若在现实中只会让人害怕，何以一到纸上就为读者膜拜，其中反映出什么样的大众心理？……
也有人试图做一些分析，但在我看来似乎并未击中要害。如萨孟武那本有名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分析关胜座次说这是缘于民间社会的“关老爷崇拜”，但为什么秦明、呼延灼等人和关胜一样，其座次也高居前列，这又作何解释呢？
我通过本书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个人期待，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可以为水浒消毒、给英雄去魅。是的，《水浒》是中国人的经典，但正因为其影响过于深远，尤其在今日之语境中，一个现代公民的视角也许就更显必要了。2008年，署名“李淼”的先生曾经在《亚洲周刊》为我这组文字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中说：“《水浒传》虽脍炙人口，金圣叹、张恨水，甚至鲁迅和周作人，都非议过梁山好汉，但都没有本书作者批得如此彻底而冷酷。只有在人类文明达到今天水平的当下，才能实现这样淋漓尽致的论述吧。”前一句我不敢当，后一句则于我心有戚戚焉。
另外，最近偶然看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吕洪年先生2013年出版的《民间文化杭州论稿》一书，其中有一篇文章批评了我的这本小书，题曰《不要用今天的英雄观来否定水浒英雄》。
吕先生的主要观点如题所示，但我实在无法苟同。按吕先生所说，我在本书中阐述的“英雄观”纯是从今人的思想观念出发，不能代表古人，因为古人的英雄观并不如是，其言外之意，《水浒》中的英雄在古代的场景中原本是大受民众欢迎的。揆诸史实，真的如此？翻翻二十四史就明白了，梁山好汉们被当作王师受到箪食壶浆欢迎，不过是今人的一种想象罢了。如果说李逵、武松这一类人在古代的确不乏“粉丝”，但也只是在游民、流民这样一个极小的圈子里。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水浒》本来就是游民文化的产物。但在英雄的标准上，游民、流民是否能够代表古人？能不能说为游民、流民喜欢的李逵、武松就是多数古人的偶像呢？
本书借鉴前人的地方，文中都进行了标注。本书篇章最早以专栏文章形式在《文汇报》笔会版刊载，结集出版在后，后来有作者发表了一些和我相似的观点，可能给读者带来了混乱，但我原发在媒体上的文章俱在，一索即知真相。
此书出版不久，当年即有文章进入语文高考试卷作为考题，另网上广为流传的据本书全部内容制作的有声读物《说破英雄惊杀人》，由刘纪彤先生播讲，而作为版权拥有者的我却不知情，委实让人诧异。这也使我有了一个出增订新版的强烈愿望，现在自然是一个时机，借这个机会，我将全书细细重阅了一遍，调整了部分篇目顺序，对原稿前后失去照应、表达不当的地方进行了修正，希望这个最新版本少留些遗憾，更希望它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2017年4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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