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座次之谜

    水泊梁山，虽说是江湖社会，以“义”相号召，但实际上还是世俗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所以，尽管相互之间称为“兄弟”，尽管待分配的权力资源还十分有限，仍然不能不排一下座次，定一个尊卑上下。这也代表着一种规则在梁山的确立，如果我们不被虚幻的“义”所迷醉，就应该承认，这是宋江对梁山的一种贡献，意味着梁山泊再也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排定座次后，宋江的一席话已说得极为显豁，“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

    那么，一百单八将的座次为什么会如此安排？林冲屈居关胜之下，秦明位在鲁智深之上，这些怪象之中有无玄机？如果有，有没有可以寻绎的线索？千百年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

    “天书”的真相

    梁山的座次，看样子来源于“天书”，这天书上按顺序写着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的名号。于是宋江不能不谨遵天意，对众头领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兄弟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意。”

    可是这天书的来历却是十分奇怪的。宋江请道士超度晁盖亡灵，三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一团火掉下来“竟钻入正南地下去了”，于是在火落的地方挖出了“一个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本来天书文字一般人是认不得的，偏偏请来念经的道士中有一位何道士，偏偏祖传一册文书，“专能辨验天书”。于是，上天的意思，终于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了那些桀骜不驯的江湖好汉！

    当代人一望即知，所谓天书，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与其说是什么上天之意，不如说是宋江、吴用之意，扛着老天的招牌罢了。不过，我虽然认定天书是一个骗局，但换一个角度，我倒以为，这个骗局对于稳定队伍、安定人心是大有好处的，它对梁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易言之，要鼓动中国的底层百姓去做非常之事，需要这种神道设教的模式。从最早的陈胜、吴广在鱼肚子里藏纸条，到后来元末时“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甚至那些崛起于乱世终成伟业，被宣传为圣明君主的人，于起事之初何尝没有弄些神神道道的玩意儿？

    梁山的天书和历史上那些图谶一样，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使原本即使对落草造反惴惴不安的人，也会凭空增加一股勇气。另外，本来人事工作向来就是一件让首领头疼的事，手下好汉形形色色，各有优缺点，是注定端不平的一碗水，而梁山的情势更特殊，这群豪杰可都是把性命不当一回事的主儿啊，谁会轻易服谁！要让他们各安其位，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这卷天书正好发挥了威慑作用，须知，梁山诸人虽然不怕死，但智识到底有限，还是怕老天的，正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所说：“梁山泊如李逵、武松、鲁智深那一班，都是莽男子汉，不以鬼神之事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塌地？”

    设下这个骗局的会是谁呢？只能是宋江和吴用。他们的领导地位已经是事实了，即使不靠这天书，他们的位置也无法撼动，他们这时需要的是江湖的秩序，而这秩序的建立又必须让人心服口服，天书示意堪称性价比最高的方式。而且宋江是“学吏出身”，吴用则是落魄秀才，对神道设教模式的运作都不会陌生。有人会说，在落下天书那一回，怎么硬是不见吴用的身影呢？这就是宋江、吴用的精明过人之处了。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天上掉下天书，别人不认得，智多星吴用偏偏认得是没有错的，要他宣读天意不就完了吗，何必又牵进来一个“何道士”？其实宋江、吴用要的就是让别人得出这天书与他们一点儿关系没有的印象，如果吴用在场活动，甚至还认得天书，知晓天意，即使李逵等人容易被鬼神之事愚弄，安知日久天长，不会从中窥破一线天机呢？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所谓天书决定的座次，背后透出的绝不是什么天意，而是代表着宋江和吴用的意志。那么，宋江、吴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志，对手下的兄弟如此安排，他们究竟基于一种怎样的考量呢？

    座次中的情、利纠葛

    排座次，相当于是一次权力分配，而权力分配的原则，最主要的不外两个字——“情”和“利”。但梁山自有梁山的特殊性，江湖社会以拳头立足，谁的拳头硬、本领高，谁就拥有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实力，所以在“情”“利”之外，“实力”还是一个重要的砝码。

    上面说过，梁山的这个排座次，代表着宋江和吴用的意志。但宋江他们要把这种意志加在这群向来无拘无束的男人身上，使之没有多少怨言，除了用天意来欺骗和威胁，还要在“情”“利”的纠葛下，综合考虑各人的“实力”“声望”等因素，努力做到平衡。可以说，这样的座次就是一个综合考虑、平衡的结果。

    先看看天罡星的位次。宋江第一堪称众望所归。公孙胜排在第四位，此人虽然武功低微，可资格老，尤其是装神弄鬼自有一套，在下层社会中颇有奇效。值得注意的是卢俊义位居第二，硬压吴用一头，可能会引发争议。论武艺，卢俊义也许是梁山第一条好汉，但若要论各人对梁山的贡献，并考虑今后对梁山的作用，无疑吴用远超卢俊义。在梁山，好汉成群，林冲等五虎上将的武艺未必会弱过卢俊义多少，要找到卢俊义的代替人选并不困难，而要找到接替吴用的角色，却太不容易了。宋江让卢俊义坐第二把交椅，究竟是如何打算的呢？我以为，其中正好透露出宋江心灵深处的极度自卑心理。宋江不过是一郓城小吏，而吴用是一穷酸秀才，在宋江心目中，如果梁山两大头领的出身都不高贵，原来在社会上的名望都非常低微，梁山这支队伍就始终难登大雅之堂，而卢大员外广有资财，“是河北三绝”，“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更兼“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在这一方面正好满足了宋江的虚荣心。像卢俊义、柴进在天罡星中的位次都那么靠前，身份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宋江要卢俊义坐第二把交椅，难道他不担心吴用拆台吗？更何况，按前面的分析，这样一个座次应该是宋江、吴用两人合谋的结果，吴用在商议过程中就没有表示自己的不满？我以为，在定下这样一个座次时，宋江和吴用之间肯定是有一个约定的，最后双方才达成了妥协，吴用也才会同意让卢俊义排在自己前面。至于这二人会有什么样的约定，留待我在《梁山泊的权力结构》一文中细加分析。

    天罡星的座次中，最惹争议的应该是林冲居然在新入伙的大刀关胜之下，屈居第五。论武艺，这二人堪为敌手，然而论资历，论对梁山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林冲的火并王伦，就没有目前梁山的这种局面。林冲的地位何以在关胜之下？数十年前，有一位叫萨孟武的学者，写过一本《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按书中所写，因为关胜是关云长的嫡派子孙，而下层社会中又有一种对关老爷的崇拜，所以，就不能不对关胜格外尊崇。萨先生所言自然有一定道理，但这应该只是很表面、很微不足道的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关胜，我们看宋江把招降过来的一些原宋朝将官，比如秦明、呼延灼等人，都放在前列位次，压在鲁智深、武松这些人的头上，其中的深层原因应该追论到宋江的私心。宋江一心巴望朝廷招安，他的许多部署都是围绕这一战略思想进行的，排座次这样重要的权力分配手段，当然也不例外。他必须考虑到，怎样进行权力分配，才最有利于他将来接受招安。而后来招安过程中，鲁智深、武松等人强烈反对，关胜、秦明、呼延灼却默不作声，不正说明现在宋江如此安排座次，的确是很有远见的一步棋吗？

    排座次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点私心，但地煞星中，宋江的弟弟宋清何以会排得那么低？以大头领胞弟之尊，不说入天罡星，在地煞星行列中弄个前几名，又有谁会非议呢？其实这是以世俗社会的那套规则去看江湖社会了，在崇尚暴力美学的江湖社会中，宋江这个时候还不过是一个草头王，“革命尚未成功”，万万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去徇自己的私情，否则，他是压服不了这群敢上天入地的豪杰的。只有在他摇身一变，从江湖社会中进入庙堂的时候，依靠远较个人武功更为强大的暴力，和那一套上下尊卑的新伦理，他的戚属如宋清之流，才有可能沾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只可能是在世俗社会中，不可能发生在江湖。

    江湖和世俗社会还有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相对而言，江湖不那么注重资历。世俗社会中，孟子说过：天下达尊者三，德一，齿一，爵一。“齿一”，也就是年龄和资历排在很重要的位置，而在江湖中，一个缺乏足够实力支撑却又爱摆老资格的人，是会遭到蔑视的，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这一点在梁山的这个排座次活动中也体现得较为分明。杜迁、宋万、朱贵，虽然是王伦的旧人，但究竟是开创梁山基业的元老级人物，这朱贵更是毫无私心、忠心耿耿，他是反对王伦实行关门主义的，后来无论在晁盖还是宋江这两任领导手下，都堪称任劳任怨，现在却都在无尺寸功的宋清之下。那个白日鼠白胜，虽说没有什么本事，但资历甚老，当年晁盖打江山，做下第一笔大买卖“智取生辰纲”时，白胜就建立过殊勋，现今不过在地煞星中排在倒数第三位。如果是在世俗社会，这种人事安排怎么能叫白胜等人心平气和呢？可是没办法，这就是江湖社会。

    梁山泊的权力结构

    作为不同于世俗社会的江湖，水泊梁山是由一群原来多数在底层生活的人们构成的组织。不论是遭受上峰迫害无处栖身的下级军官，身无长物游食四方的游民，还是在赋税盘剥之下求告无门的平民，他们既然舍着身家性命聚合到这个组织中来，自然对这个组织寄予着理想，希望这个组织和他们往日容身的那个社会有所不同。这种理想，实际上就是底层民众常有的政治、经济平等的幻想，既要均贫富，又要等富贵。

    这种对于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朴素理想，在水泊梁山似乎已经实现。在经济上，抢来的财物，除了储存一部分以为备用，其余的人均一份，所谓“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是也；在政治上，相互之间称兄道弟，也几乎没有什么等级界限。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虚幻的图景。就经济而言，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平等分配，是谈不到经济平等的，何况就是这种粗放的“人均一份”的平等，有资格享用的也只能是那一百单八个头领，那些喽啰们何尝有均分的福分呢？就政治而言，一个“天书”，一个座次，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长幼尊卑无序局面的终结。

    虽然英国思想家罗素说过，“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而所谓“权力欲”，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希望操纵别人的企图，天生与平等对立。但认真探究，水泊梁山的这种从粗放式平等到终于不平等（尤其是在政治上），并非宋江一人之私心，实在是形势发展之必然。那种粗放式的政治和经济平等，只可能适应江湖组织的初期阶段，在那个时候，组织占有的财物，除了吃掉喝掉，剩不下多少，组织中聚合的个体，还相当有限，硬要建立一种等级，也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这个时候，一种粗放式的平等，对组织中的任何人而言，都有益无害。然而这个组织一旦发展起来，则必须建立一套秩序，没有秩序，尊卑无序，号令不遵，只会是一群缺乏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秩序的建立，又自然要以牺牲平等为代价。

    排定座次的水泊梁山，既然为了组织的发展，不得不放弃了平等的乌托邦理想，那在这样一个组织中，就自然产生了权力的巨大阴影。分析梁山的权力结构，大致说来有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梁山的权力中枢是怎样构成的？二是在梁山，权力的运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

    梁山权力中枢之构成

    梁山的最高领导权在谁手里？

    一般人都会把目光放在天罡星的前两位身上，即宋江和卢俊义，梁山树立的两面大旗，也是印着宋、卢的名号：“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其实这是很皮相的看法。宋江当然是梁山的最高决策者，但能够参与和制定决策，除了吴用，梁山再没有第二人，也就是说，卢俊义上山后，虽被推坐第二把交椅，但实际上吴用的权力并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宋江、吴用仍然是梁山的权力核心。杨柳先生的《水浒人物论》就看到了这一点，书中说：梁山的一切大事都是由宋江和吴用两人最后决定的，“梁山泊，除了宋江，吴用是唯一可以发号施令，同时他的话能获得众弟兄服从和拥护的一人。卢俊义虽身为副头领，但他的话却没有像吴用那样具有威权和实际约束力”。这样的判断完全可以从《水浒》的一些细节描写中得到证实。梁山排定座次后，发生了很多大事，但无论是迎战童贯、高俅等朝廷的征剿之师，定下接受招安之策，还是在征辽、讨方腊等大小战斗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话，“宋江与吴用已自商量好计策”，“宋江便与吴用商议”等等，却很少在这种最高决策的过程中看到卢俊义的身影。

    那么，以宋江、吴用为核心的梁山权力中枢，是怎样形成的呢？宋江似乎可以少论，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经他个人使用各种手段建立的人脉、权威的作用。吴用呢？按杨柳先生在《水浒人物论》一书的看法，吴用在梁山之所以拥有这么高的威信，“和他的革命历史悠久以及能力强是分不开的”。这当然没错，吴用的作用在梁山是无人能够取代的，不过，仅此一点，却无法说明为什么要把卢俊义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是啊，宋江既有手腕，又有威信，吴用则算无遗策，这二人都应该进领导班子，应该是权力核心，但卢俊义分明是第二头领，为什么却只享有一种名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权力呢？

    我在前面《梁山泊座次之谜》一文中曾经说过，因为宋江考虑到卢俊义梁山第一人的武艺，更因为其显赫的地位和声望，所以利用天书，硬把一个刚上山入伙的卢员外推到了第二把交椅上。宋江如此安排，最大的障碍显然来自吴用，因为吴用第二头领的位置在卢俊义上山之前，就已自然形成。所以我分析，宋江、吴用排定座次时，两人之间肯定有一个交易，最后才达成了妥协。究竟是什么样的交易？书中虽然没有点透，但按照情理去分析，却并不难得到一个大致的判断。

    权力和爱情一样，都是排他的。原本拥有仅次于宋江权力的吴用，现在却突然被告知，他必须让出第二头领的位置，其心情可想而知。幸好吴用手里并非无牌可打，他无人能及的妙算就是他和宋江博弈的最大本钱，而宋江对吴用打出的这张牌又显然不能无动于衷，宋江很清楚如果吴用拆台，撂挑子，对梁山和他将意味着什么。宋江必须妥协，但要这个第一头领在吴用的攻势面前完全妥协和退让，又是不可能的，否则还叫什么梁山泊主？今后怎么号令群雄？对宋江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既坚持自己原来让卢俊义坐第二把交椅的决定，又拿出一点东西给吴用，把他安抚下来。而对吴用来说，最好的结果则是既避免和第一头领彻底决裂，又能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渴望。双方博弈的结果，只能是各退一步，达成一笔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让卢俊义坐第二把交椅，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不具备决策权，而吴用虽然失去了最高领导人的名分，却拥有实际的权力。

    就这样，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也经过一番折冲樽俎，梁山的权力中枢终于形成了。接着就是权力如何发挥作用了。

    梁山权力的形式

    一个叫丹尼斯·朗的美国人写了一本《权力论》，他在书中分析权力有三种形式：武力、操纵、说服。美国人看得很准，在市俗社会中，权力就是这样发挥作用，让别人遵循你的意愿行事，江湖社会也概莫能外。

    不过，水泊梁山和大宋朝廷相比，权力运行的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毕竟还有很大不同。大宋朝的权力，是在一套苛密、完整的规则和秩序下运行的，固然也会有一些像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但多数还是以成文形式固定下来，其礼法传统则更深深植根于儒家的意识形态。谈到过去的皇帝，今人喜欢一概以“黑暗”“专制”称之，钱穆先生曾大不以这种简单的判断为然，结果又遭到了某些今人的痛批。现在不必详论其中是非曲直，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即使是皇帝，他也不能不受到很多牵制，皇帝的权力并非没有边界，他的权威要成为国家意志，就必须自觉契合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礼法传统。他的言行准则，都是有一套精细的制度的，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白纸黑字上都写着呢。一个聪明的皇帝，会自觉遵守那一套规则，因为他知道这于他的统治有利，而只有昏而暴的君主，才会肆意践踏这些规则，并悄悄迎来权力的崩坍。水泊梁山的权力运行没有这些牵制，突出表现为无规则，其实这也是梁山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水泊梁山也和大宋朝廷一样，建立一套繁文缛节，详细界定那些头领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宋江、吴用等人的言行又必须符合哪一条哪一款之规定，那梁山势必失去它原有精干灵活的快速反应优势，这个偏居一隅、人少势薄的江湖组织也就很难与庞然大物的朝廷对抗了。

    相较于大宋朝廷，梁山的权力运作很简单，就是靠宋江、吴用的一张嘴。过去说皇帝“口含天宪”，很多时候并不准确，除了乱世，君主们并不能随便以自己的一句话决定某人的生死和升迁。只有江湖社会，其头领才真正是“口含天宪”，组织的意志几乎都是靠嘴传递出去的，头领吐出的话，就代表了这个组织的意志，其手下成员必须无条件接受。这种方式简易快捷，因为头领的权威是得到公认的，在组织发展之初，往往会有奇高的效率。有人会问，如果头领以嘴下达指令，下面的人却不执行，事后以“口说无凭”抵赖会如何呢？不要忘了，这是江湖社会，除非此人想被众人所蔑视，不准备在这个组织混下去了。

    以宋江、吴用为核心的梁山权力中枢，“口含天宪”，自然是以他们拥有的权威做基础。除此之外，他们还另有权力保障机制，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武力”“控制”“说服”。“武力”不用多论，当然，在梁山，权力中枢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把这一点赤裸裸地显示出来，因为梁山上的所有人对此都心知肚明。“控制”，美国人说：“掌权者对权力对象隐瞒他的意图，即他希望产生的预期效果，就是企图操纵他们。”宋江从上梁山之日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规划，却始终未挑明这一点，相反却打出一个让武夫们莫测高深的“替天行道”旗帜；排座次时，故弄玄虚，说什么“我等既是天星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生死相托，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就是借助老天爷，以期增强他对梁山的控制能力。“说服”，当宋江准备接受招安，却面对阻力时，“武力”不能用了，因为反对招安的并不是极少数分子，“控制”也失灵了，因他这时已无法隐瞒自己的意图，于是只好使出了“说服”这一招，说虽然满朝文武多是奸邪，但皇帝还是“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终有云开见日的一天，到那时“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真是苦口婆心，果然颇有效果，“众皆称谢不已”。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并不纯然就是一个坏东西，水泊梁山是一个江湖组织，自有其目标和功能，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权力阴影的世外桃源。是权力就有权力的共性，但梁山的权力结构又自有其特殊性，读《水浒》时，于此两方面均不可不察。

    “劫富”之后

    “劫富济贫”，这是梁山好汉等群体最喜欢扛出来的招牌，曾经让历史上无数被挤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为之激动甚至迷狂。“劫富济贫”一词，从字面上去理解，“劫富”和“济贫”可以是并行关系，即一边劫富，一边济贫，也可以是因果关系，即“劫富是为了济贫”。无论怎样理解，既然打出“劫富济贫”这面旗帜，“济贫”都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劫富的同时还不忘济贫”，或者“我们劫富是为了济贫”，英雄们的这两种承诺，对穷人来说都是一个充分利好的消息。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良善百姓之所以喜欢传颂水浒英雄，很大一个因素，就是梁山好汉始终张扬着“劫富济贫”的旗帜。然而，事实真有口号这么动人吗？

    王伦是梁山事业的开创者，虽然死于非命，其开创者的地位却不容抹杀。在他手里，梁山打家劫舍，只认钱不认人，以打鱼为业的阮氏三雄入伙之前，曾对此恨恨不平，“这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显然，王伦时代的梁山，对平民而言与其说无甚好处，毋宁说还大有损害。再看晁盖。他做下的第一笔“买卖”是劫取生辰纲。这生辰纲，原是大奸臣蔡京的女婿梁中书搜刮民财，攒下的十万贯金银珠宝，是准备运到京城给丈人拜寿的，来路当然不正，是货真价实的老百姓的脂血，因此刘唐劝诱晁盖，晁盖劝诱吴用，吴用又劝诱阮氏兄弟，那说辞均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话很有鼓动性，也的确容易让人激动。但这里有一些问题，即谁才有资格来界定财富的“义”与“不义”？一个人只要认定了某笔财富为“不义”，是否就自动获得了随便取之的权力？……这样的问题纠缠了人类好几百年，即使到了现在，可能还会有各种答案，若硬要宋人回答，是够刁难的，不去管它。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不义之财生辰纲到手之后的事，书中说得明白，晁盖、吴用等人在庄中饮酒作乐，“三阮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看来，这笔不义之财不过是按出力大小一分了事。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想当初他们准备劫取生辰纲时，脑子里唯一盘算的就是“下半辈子快活”，与周遭百姓全无关涉啊。

    如果说智取生辰纲那会儿的好汉们还没有多少组织性，难免自行其是不讲章法，那么已经揭竿而起并成为一支官府不可小觑的造反武装后，又如何呢？晁盖时代的梁山，我们没有从《水浒》一书中看到对百姓有任何施惠举动。梁山换了主人，宋江时代的梁山事业倒的确是红红火火发展迅猛了，梁山群雄在宋江的率领下，打了多场胜仗，接连攻下了高唐州、华州、青州、祝家庄、曾头市、东平府，收益甚大，仅青州一役，斩获府库金帛、米粮，就整整“装载了五六百车”，正是这些财富——姑且算“不义之财”，奠定了梁山好汉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这种写意生活的基础，可是我们却仍然很难看到曾有平民百姓在这一场接着一场的残酷厮杀中获益。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这种议论过苛，梁山好汉还是经常会对百姓施予恩惠的，比如三打祝家庄一役，不是宋江亲口传令，“各家赐粮米一石”吗？那就让我们看一看这究竟是怎样的恩惠。因为祝家庄的地方武装是梁山碰到的强硬对手，让梁山损兵折将，宋江等人的怨毒可想而知，所以，攻破之日，“宋江与吴用商议，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这完全在意料之中。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这联盟三庄的人民，既已经受战火之“洗礼”，现在战事结束，又要任由胜利者宰割一番，几乎是注定的。幸亏冒出了一个石秀，祝家庄的那位“钟离老人”因为曾助到祝家庄打探情报的石秀脱险，石秀以祝家庄“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好人”为由，请求宽贷。如果对三打祝家庄一役的艰苦有深切的了解，就会明白，宋江不能不给石秀一个面子，因为如果没有石秀探得路径，宋江几乎会全军覆没，而追论首功，却又不能不推那位指点石秀的“钟离老人”，宋江、吴用对这一切当然心知肚明。于是乎，钟离老人以助宋江大军逃脱罗网反败为胜之奇功，换来了“一包金帛”的赏赐。至于庄中其他百姓，却不能不受宋江一番呵斥：“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但宋江到底是枭雄，很快悟出这种恐吓大大不利于梁山形象，旋即变了一副脸色，说什么“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从威胁“尽数洗荡”到“赐粮米一石”，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完全是笼络人心的手段罢了。至于所付成本和所得收益，宋江的算盘也是极精的：这一仗，宋江“济贫”的成本合而计之，是“一包金帛”和各家“一石粮米”，至于“劫富”的收益，书中也说得极为详明，“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十万石”。这样一场惨烈的战斗，庄中百姓的代价不问可知，最后他们又得到了什么？是经济上的收益还是安定的生活？恐怕都没有吧。这就是宋江“劫富济贫”的真相！

    “劫富”常有，“济贫”鲜见，所谓“一边劫富一边济贫”“劫富是为了济贫”云云，基本上只是一个美好的神话。可是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被碾压在底层的人们仍然乐于传播这一神话，甚至常常喜欢主动把这个神话编织得更为圆满，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这个神话寄寓了小生产者的理想，当他们眼见富人享尽荣华的时候，当他们对生活绝望的时候，就希望有一种神奇而又正大无私的力量重新分配世间的财富，这是他们的梦想和精神支柱，在很多时候，他们宁愿这个梦想缥缈些也不愿意其在眼前活生生地破碎。所以，他们造出了许多给自己圆梦的无私英雄。另一方面，因为底层人们这种对无私英雄的渴望，“劫富济贫”又成为豪强们凝聚人心屡试不爽的旗帜，这也就是宋江恐吓洗荡百姓之后，突然想起要小施恩惠的奥秘。不要以为《水浒》不过是小说家言。就是在宋朝，那位史有其人的造反领袖钟相，因为说过“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句名言，不仅在当时引来大批追随者，并很荣幸地在身后获得了一些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可惜史料显示，就在钟相向追随者许愿的同时，他已经聚敛了数量惊人的财富。

    劫富之后，是不是就一定没有人出来济贫呢？也不尽然。《史记》中有关于刘邦造反后从不济贫到济贫的经过，“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原来，贪图个人享乐的刘邦突然一变为乐于周济百姓是别有深意的，他是准备以此来换取更大的实惠呢！可是，这种隐藏极深用心的“济贫”对穷人来说，是否一定是一种福音呢？历史早已证明，像刘邦这样的枭雄只能克制一时之欲望，等到他以竭力克制个人私欲、“济贫”为手段，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时，他的欲望就会蓬蓬勃勃地生长出来，甚至变本加厉，于是，以往从“济贫”中收获了一些利益的芸芸众生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碾压，于是又有新的“刘邦”冒了出来，打的还是“劫富济贫”的旗帜。旗帜虽然旧得厉害，却屡试不爽……这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可怕轮回。

    “逼上梁山”考

    一部《水浒》让“逼上梁山”成为流行词语，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起而与一种固有秩序对抗的英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专家考证，在关于《水浒》的各种戏曲中，“林冲雪夜上梁山”一出最为人们所乐见，在“大雪正下得紧”的舞台背景中，林冲握着枪，背着酒葫芦，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他原本做梦都没有想过的路，真是悲歌慷慨，催人泣下。可以说，正是林冲被逼上梁山这一幕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印象太深，早已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乃使人们将其对林冲的经验放大，扩展到了每一个梁山好汉的身上，以至以为他们都和林冲一样，是被“逼上梁山”的。

    其实，这种原本只针对一个人的经验，硬将其扩大化，是非常荒谬的。具体到梁山，那些啸聚一方、杀人越货的豪杰们，真的是被一种不可抗的外力硬逼到了这一地步吗？那就让我们较真一回吧。

    什么才能叫“逼上梁山”？

    讨论一个概念，先得规定其内涵和外延。

    “逼上梁山”，关键字眼唯在一个“逼”字。“逼”者，迫不得已也，即除了上梁山，自己已没有更好的选择，意味着没有栖身之处。一个“逼”字，还同时说明当事人原本是排斥梁山的，原来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以梁山为栖身之地，是一种他自身无法抗拒的力量，推着他走上了这唯一的道路。

    对照这一内涵，我们且将一百单八将细细数来：

    晁盖、吴用、阮氏三雄、白胜等人，是因为劫了生辰纲，躲避追捕来到梁山的。如果不犯下大案，晁盖和吴用的日子应该会过得相当不错，晁盖甚至还是一方富豪。当然阮氏三雄以打鱼为生，家境差一点，但也绝非到了不上梁山就活不下去的地步。而且阮氏三雄原来是很羡慕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之生活的，哪里还用得着“逼”呢？

    宋江，原在衙门里当差，在那一县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人什么力量在硬逼着他上山落草。诚然，在他“通寇”，继而杀了阎婆惜，又在浔阳楼写“反诗”后，的确是只有梁山这一枝可栖了。不过，他的“通寇”、杀人等等，那可是他的主动选择，没有什么人威胁他非如此不可。

    将官群体中，花荣肯定不能算“逼上梁山”，因为他早就因受文官刘高压制，对梁山充满了欣羡之意；土豪群体中，李应早在梁山与祝家庄的恶战中，就开始和梁山暗通款曲；鲁达、武松、杨志、李忠、燕顺、王矮虎等人，在上梁山之前就已另占山头，称雄一方；至于张青和水上的张横张顺兄弟、揭阳镇上的穆弘穆春兄弟，要么早就在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要么本来就是地方恶霸，都是“逼”别人的角色，以至宋江和负责押解的朝廷公差在穆氏兄弟“关照”之下，连一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人物哪里还会被人“逼”呢？

    细数一百单八将，解珍解宝兄弟，虽然从他们和土豪毛太公一言不合，就“打碎了厅前椅桌”的表现，同时考虑其与提辖孙立的亲戚关系，基本可以认定他俩在地方上也是极为厉害的角色，但到底是被陷害，可以勉强把他们的劫狱入伙视为“逼上梁山”，除此之外，整个梁山，真正够格能称“逼上梁山”的，其实只有一个林冲。他是在固守一个良民行为规范的情况下，被人屡次欺凌，几乎殒命，乃不得不拔刀而起，寻一安身立命之处。而在那个时候，能够满足这一条件的只有梁山。

    有人会说，卢俊义，还有那一群因与梁山作战不利被擒的将官们，他们的入伙何尝不是被逼的无奈之举呢？按我的理解，他们也是不能算的。“逼上梁山”，在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中，实施“逼”这一动作的人应该原属于社会的主流势力，比如朝廷、官吏、乡绅等本应代表主流价值的一股力量，而只有当这样一股力量突然扭曲变态，不仅不维护善良、恭谨等主流价值，反倒剿灭之、压迫之的时候，遭受逼迫一方的反抗才特别具有悲剧意味，才更能震撼人心。而卢俊义、秦明、呼延灼等人，充其量只能算“诱上梁山”，而且实施“诱”这一动作的人还并非原来社会的主流势力，而实际是梁山，宋江他们或以计诱，或以言语诱，于是悉入梁山彀中。

    林冲“逼上梁山”，让人掩卷泪下，为之悲愤，这符合“逼”的特征；而卢俊义、关胜等人在梁山的诱导下上梁山，却颇具喜剧色彩。同为上梁山，其中差别实不可以道里计。

    为什么会有“逼上梁山”神话？

    虽然在梁山这个江湖组织中，真正被逼得走上反抗旧秩序这条路的，实在微乎其微。但这并不妨碍这群豪杰们欣然打出“逼上梁山”这面旗帜。“奸臣当道，官逼民反”，这是宋江和众好汉们随时随地都要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还不仅仅是梁山，只要考察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反抗旧秩序旧伦理的组织，就会发现，这都是一个屡试不爽的金字招牌。于是，中国历史上诞生了一个“逼上梁山”的神话，人们也渐渐认可了这个神话。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成熟的政治学，虽然老百姓身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奴役，但老百姓并非就全然没有认识到，面对苛政，他们有反抗的权利，因为这本来就是人生而为人的一种本能。尽管如此，面对苛政和恶人，中国底层百姓中真正起而反抗的，却始终是极少数，大概正是看到这一点，有人才会感叹“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吧！现在讨论这一问题，我尽管是个憎厌无秩序的人，但仍然坚定承认，“官逼民反”有合理性，也并不违背现代政治学原理，然而窃以为，必须提醒人们深加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官逼民反”的逻辑落到现实中，起来反抗的却往往并不是遭受凌逼的人。

    “官逼民反”，实际上登高一呼的人很可能在官逼之前就已经有了反的思想和行动，梁山好汉们大多如此。但他们仍然要打出“逼上梁山”这块招牌。

    有没有这样一块招牌当然是大不一样的。

    第一是可以制造悲情。林冲雪夜上梁山，之所以让旁观者悲愤难抑，是因为被碾压的人在林冲身上看到了自己，感同身受，产生了共鸣。而一旦一个组织也以被压迫者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定格，那它定能获得广泛的同情，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有了群众基础。

    第二是可以装扮自己。梁山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不一：有的为名，如宋江就是因为感叹功不成名不就，才一步步走上了梁山；有的为财，如晁盖、吴用、阮氏三雄；有的为色，如王矮虎；有的可能干脆想名、财、色兼收。然而这样的底色毕竟并不光鲜，只好留给自己人看，现在用“逼上梁山”这一床上好的锦被遮盖，端的是花团锦簇了。

    第三是可以树立合法性。一个王朝建立统治需要合法性，即使这个王朝怎么看也不具备什么合法性，但它也要死活找一种理论来证明之。反抗这个王朝的人也需要一种合法性，而在中国历史上，因为缺乏成熟的政治学，没有什么理论资源，这种合法性却并不容易找到。“逼上梁山”恰恰就是最容易想到的，在底层民众中也最易收到奇效，因为它并不依靠什么深奥学理的解说，诉及的不过是人的本能：蚊子咬你几口，你不也要拍它一下吗？这样一问，还会有多少百姓不理解不支持这种反抗的行动呢？

    于是，一个“逼上梁山”的神话，就这样催生了。而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有人催生了神话，但要让这个神话具备信仰似的力量，却还离不开公众的传播和对它的坚定的信念。中国历史上，底层百姓为什么会乐于传播“逼上梁山”这样的神话呢？其实也不难理解。首先，他们认为对主流势力，这是一种很好的警示，就像兔子逼急了也要做出咬人的动作一样，以此希望换来主流势力一定的妥协，让自己能够稍稍像样地生活。其次，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虽然最先想到利用“逼上梁山”这块招牌以号召民众的人并不多，但一旦形成气候，特别是在一个秩序失范的时代，就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裹挟进去，他们在跟着走的同时，不会不知道这是一条充满凶险的道路，而这时他们就需要有一种东西支撑着自己继续往下走，就好比人在暗路中常要以吹口哨解除恐惧感似的，“逼上梁山”一说，正好让他们找到了继续往下走的正当性，他们终于说服了自己。

    “逼上梁山”之所以和“劫富济贫”一样，成为历史上传唱不衰的经典神话，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因为英雄和群氓们形成了合谋。

    梁山泊是常胜军吗？

    梁山好汉是堂堂英雄，梁山大军是威武之师，这在世人心目中早已定格。我是颇不以为然的。关于第一条，我在后面的文字中，还将用少量篇幅对很多好汉不那么“英雄”的行径，表示一点不满，而且基本上只推许林冲、鲁智深等三四人为真英雄，言外之意，真有几分“余子何堪共酒杯”的味道。至于第二条，梁山大军是不是一支几乎不可战胜的威武之师，这里也还想略费笔墨。

    表面上看，我要坚持自己的看法是很有一些难处的。毕竟，梁山大军有辉煌的战史在：从晁盖劫取生辰纲败露，官兵围捕被大败开始，中间相继有智取无为军、三打祝家庄、破高濂、打青州、打大名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直至征方腊等一系列战斗或战役，结果无一不是以梁山泊大获全胜而告终。那么我又该从何处入手分析，来驳倒“梁山泊是常胜军”的论断呢？

    其实只要稍作认真思考，找到支持我观点的论据也并不难。

    不妨先打一个比方。如果安排狼与羊比武，那结果是不用说的，在庞大的羊群中，哪怕只安排一只狼，也会以狼“风卷残云”，建立“赫赫武功”为结局。然而，我们能否因此就给狼挂一块“森林之王”的牌匾呢？当然不能，因为老虎和狮子不会答应。

    硬要论梁山大军的战斗力，就他们的表现来看，充其量也不过是那只狼。这么说并不是我一心在诽谤他们，请注意我在前面所加的“就他们的表现来看”这句定语，也就是说，梁山泊也有可能从“狼”的水平向“森林之王”的方向发展，但很可惜，他们始终只是在和羊乃至羊群战斗，而没有遇到能够显示他们“森林之王”攻击力的机会。说其对手是“羊群”，如果仅仅着眼于战斗力的话，应该并不夸张：围捕晁盖被割了鼻子的何涛，依靠老爹权势、智商连黄文炳都不如的蔡九，轻易就中了宋江反间计的慕容知府，只知道装神弄鬼、一旦装神弄鬼失灵就惊慌失措的高濂……这些人怎能带好兵打好仗？他们和梁山泊对垒，简直就是在给对方战史添彩嘛。梁山泊胜了他们，我看真是胜之不武，能够炫耀出多少军威呢？

    如上所说，梁山大军横行山东河北，官军莫敢撄其锋，是不是纯粹因为地方军政负责人太过贪鄙和平庸，如果换上一个较有才干的将官，就能在和梁山泊的抗争中战而胜之？也不尽然。实际上各地郡县无法和梁山泊抗衡，几乎是一种必然。这就要说到宋朝在兵制和地方行政上的失策。

    “强干弱枝”的恶果

    宋朝政权是在五代军人割据的混乱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是军头，又是靠军人的拥戴登上皇帝宝座。因为自己的经验，宋太祖一直有两块心病，一是怕军头权力过大，二是怕地方割据，不听命于中央。

    要让这两块心病落地，宋太祖便不得不拼命加强中央集权，实质上就是抬高君权，把人事、财政和兵权都紧紧攥在自己手中。这就是所谓“强干弱枝”的政策。自宋太祖以降，即使后来的皇帝能力远不如开国之君，对这一政策都是躬行不逾。在“强干弱枝”政策之下，宋朝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不仅财税收入上缴中央，就是地方上选拔的兵士，只要身体壮武艺高的，也必须送到京城去当“禁军”，地方上只有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留下来当“厢军”，“厢军”的战斗力极差，根本打不了仗。虽然“禁军”的战斗力强一些，也会派到地方上戍守，但因为宋王室猜忌军人，怕带兵的人拥兵自重，乃实行轮番戍守之制，譬如这支部队今年戍守山西，隔一年调中央，之后有可能再调到山西，兵调而领兵的将领却不调动，这样把部队每年调来调去，除了虚耗国帑，更重要的是酿成了“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荒唐局面，“禁军”的战斗力免不了要大打折扣。

    以上宋朝在兵制和地方行政上的弱点，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国史大纲》两部伟著里，分析得十分透彻。钱穆先生论史的一大特点，是常常能够摒弃今人因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成见，他虽然在上述著作里剖析了宋王室的失策，但也心平气和地认为，宋王室有其苦衷，为了力避五代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揆诸当时的实际，宋朝制度也自有合理性。整个两宋时代，没有一个抗命的地方政府，也没有崛起一个跋扈的军人，这都不能不说是宋王室的一大成功。但片面的“强干弱枝”，造成地方贫弱，其危害非常严重。和平时期，这种危害性暴露得也许还不充分，一到民乱和外敌入侵，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北宋末期，金人攻宋，中央首都（东京，即今之开封）一失，各个地方因为实力太差，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全国很快土崩瓦解。这一点只要和唐朝比对一下就更显豁了：唐代安史之乱，叛军也是攻进了都城，但因为唐王朝地方行政较宋优越，各个地方实力雄厚，可以各自为战与敌周旋，所以最后还能化险为夷。

    明了以上背景，再来看《水浒》中梁山大军的“武功”，我们不能不说，梁山泊所谓纵横山东河北的战绩实际上是有很多水分的。也许这的确是一支强悍的队伍，但它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却并不足以证明其真的具备超强的实力，因为它面对的敌手太不相称了。那么梁山泊和中央大吏童贯、高俅亲自征调、统率的“精锐”的战斗，是否能够证明梁山泊之无坚不摧呢？这应该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是从历史事实看，梁山泊并没有和“中央军”争锋的机会，估计它当时的实力还不足以让大宋朝派中央军去围剿；二是从书中描写看，中央军的失败早已铸就，因为它的统帅是童贯和高俅这样既贪鄙又昏庸的奸臣，两军对垒的结果并不需要靠实力就基本可以判定了。

    像梁山泊这样一些通常被称为“草寇”的武装，居然能够在地方上横行，在宋朝历史上远非鲜见。《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仁宗时期，有一群“强盗”在江苏高邮一带劫掠，当时知军是一个叫晁仲约的文官，“知不能御”，于是晓喻官民，各出金帛，准备“牛酒”，去抚慰“群盗”，“盗悦径走，因不为暴”。这件事传了出去，朝廷大怒，有些人建议将晁仲约正法以儆效尤，却遭到了当时名臣范仲淹的反对，理由是“高邮无兵无械”，“事有可恕”，最后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意见。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地方之虚弱残破到了何种地步，像这样名不见经传的“群盗”就可以让一个知军自动放弃抵抗，梁山泊之攻城略寨，又有什么值得自夸的？

    梁山泊的几次“走麦城”

    不是什么“常胜军”，多数时候是因为其对手太不相称，恰好成全了梁山泊的赫赫武功。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梁山泊一旦遇到稍稍像样点的对手，又会如何呢？

    梁山泊的战史中，也不是就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祝家庄、曾头市，就先后让梁山大大地吃了苦头，曾头市一战还使老天王晁盖殒命，更是奇耻大辱。最后虽获胜利，但也是靠机诈，虽然这也是战争中的常态，毕竟不是纯然靠一支部队的攻击力取胜，若以此计算其战斗力，或许要稍打折扣。最末的征方腊，那就更是货真价实的“惨胜”，“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样的“胜利”，又怎么好说是一支“常胜军”之所为呢？更重要的是，读者须知，虽然方腊部队和曾头市、祝家庄在梁山泊面前表现相当神勇，可老实说也并不是多么凶悍的队伍。历史上的方腊，面对宋军的围剿，很快就被消灭了；曾头市等地方武装，大概是王安石变法，推行“保甲法”后兴起来的，和后世“民兵”差不多，选用的都是本地农民中比较精干的人员，因为地域、家族关系，容易抱团，确有一定战斗力，但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比如朝廷不会允许地方武装的实力超出防卫需要等，《宋史》上就说“非军兴不得擅行”，也不可能成长为一支具备强大攻击力的队伍。宋朝地方武装的实力不会很强，否则后来金人入侵，也不会那么快就使北宋亡国了。读《水浒》的人切莫误解时代，以为当时的曾头市、祝家庄和清朝兴起的湘军、淮军差不多，真的可以独当一面。

    然而，我们看到，就是像方腊、曾头市、祝家庄等一类实力远非强大的队伍，却已经要让梁山泊大皱眉头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梁山泊的军力实在有限。还说明只要应对有方，梁山泊即使在地方政权虚弱的州县，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探究方腊、曾头市、祝家庄之所以能够和梁山泊抗衡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队伍内部比较团结，利益诉求比较一致：方腊军内，都是一同起事造反，生死与共；地方武装，成员都是乡里乡亲，保卫家园不受侵扰也符合共同利益。我们看《水浒》前面的十几个章节，梁山好汉几乎个个是奇人异士，而曾头市、祝家庄、方腊那边几乎没有什么能人，然而，他们不过是心齐了一些，就居然差点让由无数奇人异士组成的梁山大军“走麦城”，仅此一点，不是可以给人很多思索的空间吗？

    梁山泊的三条道路

    作为一支起初以反抗主流价值及秩序为取向的江湖组织，梁山泊经过一段颇有声势的壮大发展期，最终却又以接受朝廷招安的方式，表示了向主流价值及秩序的回归。

    对于这样一种结局，读《水浒》的人中，多数认为是一件憾事。有一个时期，宋江还被戴上了“革命不彻底”“葬送了革命事业”等莫名其妙的帽子，说帽子“莫名其妙”，因为梁山泊所从事的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的事业。

    正因为对这样一种结局的不满，所以，千百年来，一直有人试图改变梁山泊英雄所走的道路，以获得另一种“了断”。明末金圣叹应该是第一个，他删去梁山接受招安以后的几十个章节，而径以卢俊义的一个怪梦作结。什么样的怪梦呢？就是梁山一百单八将尽被宋朝大臣嵇叔夜捕获处斩。对于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功过是非，此处不想讨论，不过，金圣叹对梁山接受招安的结局的不满是清清楚楚的，他想让水浒英雄继续造反的意图也是清清楚楚的。说起来，梁山泊除了接受招安，实际上也只有两条道路可走，要么自动散伙，要么造反到底。

    接受招安，自动散伙，继续造反，这就是梁山泊的三条道路。走接受招安这一条道路，会到达什么终点，书中似乎已清楚揭示，但对作者的这种安排，我是颇不以为然的，因为这既不符合宋江好弄权术的性格，更不契合历史的规律。试想一下，宋江安身立命之本，唯在以权术胜，即使接受招安，他难道不知道在身处猜忌之下，保存实力对自己的重要吗？怎么可能傻乎乎地主动去征这个讨那个，把那一点和朝廷博弈的老本赔光了事？从以往的历史看，一个处在困境之中、虚弱的政权对待那些投诚归来的原反叛集团，尽管事实上不能不在内心着意提防，但限于客观时势，至少在表面上也要表现出相当优礼的态度，更不敢过分凌逼，因为那是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危险的，搞不好这一力量就会跑到政权的另一边，反为敌助。而这时的大宋王朝，外有强敌窥伺，内有民变频频，就是一个典型的虚弱政权，从情理上讲，他不可能对“反正”的梁山大军采取那样阴辣的招数。实际上在大宋朝以前，反叛势力投诚后享尽尊荣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比如晚唐和五代时期，那个跟随黄巢造反后来又投降了唐王朝的朱温，因为他善于保存实力，擅长和动荡时代各方力量相周旋，不是还坐上了皇帝宝座吗？

    宋江接受招安后，究竟是如《水浒》书中所写没有善终，还是依赖梁山大军这一老本，稳稳地坐享荣华富贵，因为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暂且存疑。我们且分析一下，梁山泊如果拒绝招安，会有怎样的命运。

    自动散伙：不可能的选择

    我虽然把“自动散伙”列为梁山泊的选项之一，但这只是从逻辑上究尽各种可能，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梁山泊选择这种道路的概率极低。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自动散伙”对梁山群雄来说，是一种性价比最低的选择。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各代统治者，都把犯上作乱视为最不能宽恕的大逆不道之罪，梁山英雄以其矫矫不群的声势和千军辟易的威风，早已在统治者的簿籍乃至心灵上刻下深深烙印，大宋朝皇帝在书房的屏风上“御书”宋江、方腊等四大寇的姓名，衔之次骨，跃然纸上；中国历代的法律又多不人道，绝不会因为一个曾经造反的人，现在要改过从新，就真的把前账一笔勾销。也就是说梁山群雄即使自动散伙，仍然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只会成为被捕获的对象。而当自动散伙后的梁山好汉们，一旦发现自己仍然不能被主流秩序所接受，想有所抗争时，又会蓦然发现，当初的散伙等于自废武功，大大减少了和官方周旋的能力，只会极便于官府各个击破。这是从情理上分析。

    从利益上看，游民、侠士、原宋朝将官们当初聚集到梁山的旗帜之下，都是有着相当世俗的理想的，要么是想吃香的喝辣的，要么是想暂时栖身以便东山再起，不论梁山泊的领导中枢对梁山的前途有着怎样的考虑，只要梁山的大旗还在飘扬，这一切理想就都还有所着落，而一旦自动散伙，则意味着理想彻底幻灭，以前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打了水漂，这些人怎么可能答应呢？

    既不想自动散伙，如果又不愿意接受招安，那就只有造反到底一途了。

    造反到底：两种结局

    梁山大军如果决心造反到底，也无非有两种结局。

    一是被朝廷彻底剿灭。老实说，虽然《水浒》作者在描写梁山大军之无往不胜上极尽笔墨之能事，但如果他们拒绝投诚，被剿灭应该说还是其最有可能遭遇的结局。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梁山大军在战略上的部署就很清楚了：梁山虽然屡屡下山犯州略郡，可本质上都不过是打家劫舍的勾当，捞取一点油水后便马上收兵回营。也许是因为梁山泊的权力中枢在意志上的薄弱，梁山泊似乎只想维持一种小富即安的局面。而要想对抗一个尽管虚弱、但瘦死骆驼比马大的中央政权，就必须先建立一个稳固、富有回旋余地的大后方，僻居一隅的梁山泊，哪里能担当这种重任呢？真要和历史上那些有数的造反武装相比，梁山大军可以说是差得很远的，因为那些武装经常要对中央政权发起进攻，尽管常常是“游击主义”，边打边跑，但至少是一种进攻的姿态，而梁山大军，基本上对中央政权采取的是一种守势。那些积极进攻，有时甚至连中央政权都不得不迁都以避其锋的造反武装，最后常常都不免如昙花一现，何况现在还只是勉强固守梁山泊一隅的宋江们？至于书中描写的梁山轻易击败征讨大军的场面，即使不是作者的夸张，对一个中央政权来说，那点损失也是不足为虑的。等到大宋朝真把梁山当作一个心腹大患去应对时，梁山泊实际是很难长久支撑下去的。

    二是侥幸成功，完成了改朝换代的使命。因为梁山大军的先天性弱点和战略上的缺乏远见，出现这一结局的概率极低，但极低并不代表全无可能，特别是中国轮回的历史常给人丰富的暗示，否则不会以李逵的粗鲁，也会想到要杀到京城去夺了鸟位。当然，要获得这样的成功，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像李逵这样的供驱驰的将领，有可能会在攻城拔寨中损失殆半；甚至可能连梁山泊主宋江也死于非命，所幸在造反武装中重新推举一个领袖并非难事，只要继续扛着什么“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大旗，给追随者一个“杀上东京，夺了鸟位，大家快活”的希望，就够了；至于敌对阵营，其损失就更不用说了，“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锈灰”，这已经是极平常的景象，甚至连大宋朝的皇帝，也可能在众叛亲离中自行了断。这都是可以想见的代价，还另有一些代价可能是当事双方常常漠视的，那就是人民所受的苦难。在这样对垒双方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争战中，老百姓既不能逃到桃花源，就必须选择一方，而这样的选择未免太艰难了。近代史上清帝退位后因为有人闹复辟，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不剃辫子没法混，剃了辫子怕张顺”（“张顺”可能是辫帅张勋的讹音），反映了老百姓左右为难的苦境。于是就在这样艰难的选择中，老百姓被一方以“叛逆”的名义杀戮，接着又被另一方以“叛逆”的名义再度杀戮……

    这样惨重的一幕，在讲究历史必然性的人心中，倒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历史前进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问题是，历史前进了多少？梁山大军成功以后又会怎样？毛泽东在评论《水浒》的谈话中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因为以往的历史事实俱在，我们可以接着伟人这句话，试着为梁山造反成功的结局下一转语：宋江成功了，又是一个赵匡胤。如果还要接着往下写，则“又是一个赵匡胤”之后，应该是“又冒出一个宋江”，……循环反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英雄与情色

    曾经在网上读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题为《我要嫁给梁山好汉》，大概出于一位待字闺中的时尚女青年之手。她要嫁给梁山好汉的理由有四条：一是梁山好汉没有绯闻，个个都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嫁给梁山好汉，不必担心他们在外面乱搞女人；二是嫁给梁山好汉，不会被欺负，而且还能得到他们强有力的保护；三是梁山好汉个个都是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真男人，凭自己能力打拼自己的位子；四是梁山好汉个个是侠肝义胆除暴安良的正直之人。嫁了这样的男人，既放心又安心。

    梁山好汉是否都是除暴安良的正直之人，女性嫁给他们就会得到很好的呵护，我在前面第一辑“人物篇”中，已有多篇加以论述，此处不赘。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一条，“梁山好汉没有绯闻，一个个都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嫁给梁山好汉，不必担心他们在外面乱搞女人”。

    对于这一条，我首先要指出，梁山好汉并不是个个都像柳下惠，比如这支大军中就有王矮虎、小霸王周通这样的色中饿鬼，就是他们的大头领宋江，初时也是要“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表面上似乎是宋江真的“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按我看只是在遮掩“玩腻了”的事实而已。

    不过，从《水浒》一书的总体看，绝大多数梁山好汉的确像性冷淡者，武松面对潘金莲的挑逗，反应是“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的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在潘巧云美色面前，石秀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晁盖、卢俊义等也是“打熬筋骨”“打熬气力”“不亲女色”。梁山好汉更仿佛以能否禁欲来判断英雄的品级，像王矮虎，犯了宋江所说的“溜骨髓”三个字，所以在梁山中只能是下下人物，哪怕他娶的是大哥宋江的干妹子。

    英雄拒绝色的诱惑，对这一点，不论是声称要嫁给梁山好汉的称赞者，还是从人性的角度大加贬斥者，都没有否定“英雄不好色”的事实，仿佛梁山好汉真的都是天生与“色”绝缘的特殊材料，始终在张扬“美色在前不动心”的价值观。而据我的考察，这应该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对女色不动心”与“对女人不动情”

    在我看来，与其说梁山好汉始终在张扬“对女色不动心”的价值观，不如说他们最看重的是“对女人不动情”。

    “对女色不动心”与“对女人不动情”，这两者的区别那可是相当的大。不好色，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可能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美德，而对女人不动情，则只能是在江湖组织中，置身游民文化的氛围里，才能成为主旋律。游民们习惯于风餐宿露、刀口舔血，没有家室之累，没有情感之绊，无牵无挂，也才好风风火火闯荡江湖，杀人与被杀都是痛痛快快。所以，他们也许因为受传统的“一滴精十滴血”思想的影响，怕纵欲耗损了气力，“溜了骨髓”，可能会对女色表现出恐惧，但最根本的，却还是主张要对女人不动情，冷漠乃至仇视。

    不妨来分析一下梁山好汉与情色相关的几起事件。

    先看武松。武松在《水浒》中被写得像神人一样，但最早流传的武松故事却不是这样。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已有“行者武松”一条，那赞语的后半句是“酒色财气，更要杀人”。那时的武松，还是一个不守戒律、贪财使气的酒色行者，但随着故事的变异、流传，《水浒》中的武松终于定格成为不贪美色、快意恩仇的英雄。这只能说明《水浒》的最后成书，是在一个游民文化勃兴的时代里。然而即便是这样，原来真实的武松在书中也还留下了一些残迹：刚刚拒绝嫂嫂引诱后来又愤而杀嫂的武松，到了十字坡，面对孙二娘，却说起了风话，先是说：“我见这馒头馅肉，有几根毛，一像人小便处的毛一般。”又接着问：“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见？”更挑逗曰：“恁地时，你独自一个须冷落。”再回头看他对潘金莲的斥责：“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对照一下，武松在嫂嫂面前的极重风俗和人伦，怎么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面前，就完全不见呢？其实很简单，武松之怒斥潘金莲并不表示他就不好色，他顾忌的只是传统伦理和江湖的名声。

    再看史进。史进在天罡星中位居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之一，也算响当当的人物了，在宋江引兵攻打东平府时，他因为要入城去刺探情报，想到了老关系，“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交，唤做李睡兰，往来情熟”，不料被妓家报官被擒。解读英雄与情色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游民们对逛窑子向来很热衷，因为可以嫖完就走，没有什么后遗症，所以爱逛窑子的史进在江湖组织中并没有受到歧视，后来还能升到天罡星的位次。然而史进在这里却犯下了游民的一个大忌讳：不但嫖了，还“好生情重”。在游民看来，这就大大不妥，要坏大事了。

    还可以看双枪将董平。东平府程太守的女儿“十分颜色”，董平借梁山攻城的机会提亲却被婉拒，因此倒戈，率领梁山大军赚开城门，自己“径奔私衙，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夺了这女儿”。按说一个人为了女色这般作为，应该早已失去了英雄的资格，可是梁山照样礼待董平，让他做五虎上将之一。这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只要武功高，好不好色并不紧要，王矮虎之所以被人瞧不起，骨子里的原因还是其武艺太过低微罢了。而更重要的是，董平虽然抢了别人的女儿，却杀了别人一家，在游民们看来，这就显示他仅仅是为色而绝非为情所惑，完全没什么大碍。

    以上略举三例，都可以看出，梁山好汉们在“对女色不动心”和“对女人不动情”的问题上，他们更看重后者。《水浒》一部大书，我们哪里能看到关于英雄情爱的动人篇章？自然，梁山上人才济济，也并不缺乏既“对女色不动心”，更“对女人不动情”的“完人”，比如李逵就是，他和宋江、戴宗在浔阳江酒楼上喝酒，一个卖唱的女子扰了他的清兴，他就要报以老拳，简直让人怀疑他的器官是否发育不全；石秀也是，既能顶住潘巧云的诱惑，更能在绝色佳人讨饶时，冷冷地说一句：“嫂嫂，不是我！”

    梁山好汉如果真的不好色，那当然是很可贵的，可如果更进一步，强调对女人还不能动情，不知道那位想嫁给梁山好汉的现代女子还有没有兴趣？

    光棍集团的性问题

    说梁山大军基本是一个“光棍集团”，大概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梁山好汉们上山之前本就以打光棍者居绝大多数，有些好汉，因缘际会，也曾抱得美人归，或娶作正室，或另辟外宅，或露水姻缘，最后却大多以光棍之身上山。如林冲有妻，被高俅父子陷害自杀；秦明有妻，被宋江设下毒计让青州知府砍了头；卢俊义、杨雄有妻，却都“不守妇道”，被自家男人“清理了门户”；宋江无妻，但有个像外室又像奴婢的阎婆惜，最后也被宋江亲自杀掉了。这些人士，上梁山后未闻再娶，也都没有“偷香”的绯闻。

    盘点一下，梁山好汉头领中有妻室的大概只有以下几人：徐宁、张青、孙新、王矮虎。其他人应该都是光棍。其实就是这几人中，除徐宁外，张青等人的妻子一直和男人一样，活跃在江湖拼杀的第一线，大概在群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性别。头领都是如此，其他喽啰们即使不作交待，按照情理就更应该是光棍了。

    按说，这样一支光棍集团，是很符合梁山好汉们的理想的。他们不是如宋江所说，“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吗？

    然而，不贪女色，并不代表就完全没有“欲”的需求，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圣人早就说过，“食、色，性也”，何况原本是在高度丰富的宋朝市井文化中浸泡过的江湖豪杰？而且如我前面所分析的，梁山好汉未必真的就是与“色”绝缘的特殊材料。

    于是，就有了一个看似不太正经却合乎人性和情理的问题：梁山上的光棍集团究竟怎样解决性的需求？说句并不夸张的话，因为《水浒》的作者对此几乎没有花费笔墨，为后人解读留下了很大困难，我以为这堪称《水浒》一书中最大的谜团。

    《水浒》的作者在游民文化勃兴的社会氛围中，有意张扬梁山好汉不亲女色的钢筋铁骨，连正常的人欲都做了模糊处理，但这显然并不表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支光棍大军就完全不会因正常的人欲，而出现各种各样让人烦恼的问题。然而老实说，要解决我认为的《水浒》最大的谜团，书中是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内容可供寻觅的，而我写作本书的一个宗旨，又是坚持立足于《水浒》文本，不戏说，也不凭空臆想。所以，我只能在此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首先，应该杜绝一个也许方便但非常不合传统伦理的想法，即在那仅有的几个梁山女人身上打转。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仅因为传统人伦在这一方面的限制，即使在游民中间也是有效的，更因为游民向来是视好汉荣誉高于一切的，这就像武松即使对潘金莲的美色动了心，但只要一想到他可能因此而失去江湖中的威望，也会克制自己的欲念。

    那么，是像王矮虎那样抢几个压寨夫人？可是这样一来，整个秩序就乱了，因为极容易上行下效。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看来，只有最后一条线索了。梁山大军是经常要下山劫掠的，当然也许诚如下山前的初衷，主要是为了金银和粮草，但中国的传统，无论是在市井社会，还是在险恶的江湖，向来是“女子”和“玉帛”连在一起使用，加之，梁山大军一旦攻破城池，几乎谈不上什么秩序，这有书中的文字作证：梁山攻破大名府，照例大肆掳掠，倒是那个行刑的刽子手蔡福好心，请求“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在城池陷落还并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居然“将及损伤一半”，不能不说这里充分显示了光棍大军的赫赫“武功”，在这样的过程中，难道还会单独对“不亲女色”发一道命令？或者即使头领不发命令，这群光棍们也会默念“英雄最忌溜骨髓”的咒语，只顾抢钱和杀人，而不做任何别的事情？我不相信。

    不一样的“经济人”

    “经济人”的概念出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国富论》。斯密认为，参与经济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能做出比其他任何人更正确的决策，因为关系的是自己的利益，并且又是直接当事人，所以他会对自己的决策极端负责任，会精心地计算成本和收益，然后做出最有利的选择。这样的人就是“经济人”，虽然经济人的初衷都是为了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由于社会是个人的总和，当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都能取得最大收益的时候，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就找到了最大的用途，社会经济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经济人”的概念是亚当·斯密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说的立论基础。

    在关于水浒英雄的书中，突然谈起什么“经济人”理论，似乎有点无厘头。其实不然。

    我读《水浒》多年，始终对一个问题大感困扰，即在我的印象中，梁山好汉们的行事，似乎从来都是不讲后果，不计成本。而我后来正是因为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才对这一问题有了透辟的认识。

    一个智商、情商各方面都正常的人，应该天然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他做每一件事时，都会自觉权衡一下利弊和得失，力求收益最大而所付出的成本最小。可是，我们看《水浒》中的英雄们，却仿佛全然不是这样。青州城外数百人家“都被火烧做白地”，“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以如此高昂的成本，换来的不过是逼得秦明入伙，这要让“经济人”去算账，肯定是划不来的；为了赚卢俊义上山，梁山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人力，付出了多少心血且不必说，单是因此而死掉的人，如李固、卢俊义娘子，大名府被攻破后惨死的无数居民，就会让一个经济人大费踌躇，可是宋江、吴用他们却毫不以为意，而结果呢，也不过是得到了一个差点让山寨闹不团结，后来也并未立下多大殊勋的“二把手”，收益和成本失衡之严重，正常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另外，像为了赚朱仝就轻轻松松杀掉一个五岁小孩，董平为了得到一个有殊色的女子，却把对方一家人都杀了个干净，等等，都是只会算收益和成本的经济人所难以理解的。

    水浒英雄为什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人？也许有人说，这很好理解，江湖社会嘛，它不受官方法规的制约，不能以常情常理去揣摸也。这话自然不错，但江湖社会恐怕也不能不讲收益和成本吧？一个江湖组织，如果老是做那种成本巨大而收益却甚微的勾当，一天两天可能还行，日久天长，哪里还支撑得下去呢？

    在我看来，梁山虽然是“替天行道”，但也不能免俗，也会讲收益和成本，只是他们的计算方法和我们正常人区别太大。易言之，在对“收益”和“成本”的判定上，水浒英雄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观，他们是另一种“经济人”。

    如果要论“成本”，普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的生命。这是情理之中，没有生命，什么都谈不上了，所以，普通人最珍惜的首先是生命，即使是那些信仰坚定、由特殊材料制造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也决不会轻易地拿生命做成本，去交换什么。可是水浒英雄似乎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口头禅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此看来，他们之视生命如草芥，是把自己也包括在内吗？据我看，多数时候这可能还是一个误解。水浒英雄不怜惜生命是肯定的，但是否真的连自己的脑袋也这般贱视，还大可商酌。细考《水浒》，除了李逵等极个别的人，多数英雄们实际上是很在乎自己的生命权的。如果有人有意或者无意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权，他们绝不会秉持“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的信念，傲然地说“你拿去好了”，相反还会拔剑而起誓死相斗，“仇当快意报应尽”，直到将对手完全消灭，才会感到称心如意。梁山好汉贱视生命，无数的血腥杀戮见证了这一点，但这个生命明显是不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他们只是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罢了。

    既然把别人的生命不当回事，那这常人最为珍惜的“生命”，在梁山好汉心目中，还会是多么了不得的一项“成本”吗？为了一个人，牺牲成百上千条生命，经济人会坚决拒绝，因为这“成本”和“收益”太不平衡了，而在水浒英雄看来，这成百上千条鲜活的生命是几乎算不上是什么成本的，所以，哪怕他们因此而得到的这“一个人”，只能在梁山负一点洒扫之责，但只要还有一点用处，那么相对于那几乎算不上是什么成本的成百上千条生命，这笔账仍然是合算的，是赚账而非亏账。战国诸子百家时期，有一派叫“杨朱学派”，他们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水浒英雄们则是牺牲天下而只要能够得到一毛，都会欣欣然去做。

    普通人心理、情感、利益上往往都难以承受的“成本”，到了水浒英雄那儿，就会不值一文。这不仅因为他们对“收益”和“成本”的判定，和我辈庸夫俗子迥然有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成本，什么样的惨重代价，事实上都没有让他们去偿付和承担。读者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细节：在每一场血腥的杀戮之后，都会接着上演英雄们的狂欢节。青州城外死了那么多平民百姓，宋江等人随后就为自己计谋得逞赚得秦明入伙而举杯；祝家庄被洗劫，准备投诚的扈成一家尽被诛杀，而梁山则开始大摆庆功宴；大名府尚在战火中呻吟（那一仗，官方的战报是“民间被杀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三万有余”），梁山则为卢俊义的上山而“连日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在狂欢之中，会不会有人为刚刚过去的残酷杀戮而不安呢？即使有，应该也极少吧。原因在于，这本来就是一个对生命缺乏敬畏感的群体，甚至连市井社会的一点因果报应观念都极其稀薄，还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在其狂欢之中，发出严厉的声音，拿出果敢的行动，使他们惊悚。

    水浒英雄就是另类的“经济人”，他们和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对“成本”和“收益”的估价不同，还在于，他们具有一颗冷酷的心。刚刚进行一场血腥的杀戮，血衣未洗血手未干，马上又投入狂欢的盛宴中，这是需要非同寻常的心理调适能力的。一个情商、智商均正常的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成了屠宰大军的一员，已经有很大的心理负担了，如果还要被逼着参加这样的狂欢盛宴，那多半会发疯。而水浒英雄们对此却能够做到全身心投入，除了狂欢，似乎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其牵挂和不安，我只能说，他们真的不是常人。

    水浒英雄不是常人，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呢？要么是“圣人”，充满了救世的激情和狂热，总以为自己的行动是在拯救芸芸众生，丢掉几条性命也是在超度他们，是拯救苍生的必要路径；要么是“疯子”，所有人情物理和俗世的价值观在他们那里都是一个颠倒，而水泊梁山说到底也就是一个疯狂的小社会。

    江湖不是讲情理的地方

    年过而立，读《水浒》二十余年，关于水浒的文字断断续续也写了近二十万言，如果有人问我，对水泊梁山，最大的观感是什么，我只好说：这是一个我们常人很难以常情常理去揣摩的世界，它逸出了我们的思维常轨。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芸芸众生为什么还能在大大小小的圈子里交往和生活？是一种什么东西决定着他们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在西方的公民社会，这种制约的力量更主要的来自公民对法律的信仰，而中国传统社会，官方的“三尺法”当然也有重要作用，但它主要是让臣民们畏惧的，臣民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具体的法律条文是什么，所以，维系中国传统社会还能在一个相对稳定、正常的状态下运转，更依赖“礼”的作用。

    “礼”的源头、内涵和表现形式等问题，留待专家们去讨论。我的一个感觉是，“礼”虽然表面上好像只是一种纯粹的仪式，但经过长期的演变，一旦固定下来并获得芸芸众生的认同，那么“礼”中自然蕴含了“情”和“理”的两面。有人以为“礼”必然排斥“情”，其实不是这样。比如，过年过节慰问尊长，千百年下来已经形成一套模式，但人们在按这一模式履行的时候，又岂止是“理”当如此？何尝不也是“情”当如此？

    中国传统社会里，维系普通人正常交往的，无非“情”“理”二字。而江湖社会正好与此相反，它根本不是一个讲情理的地方，既不能以情动之，也不能以理喻之。

    林冲被高俅设计陷害，发配沧州，路上两个公差董超、薛霸要夺他性命，“林冲见说，泪如雨下，便道：‘上下，我与你二位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脱口而出了一句妙语：“说什么闲话？”金圣叹特为董超的妙语批了一段，“临死求救，谓之闲话，为之绝倒！”董超极平常的一句话，金圣叹却能读出一种喜剧的味道，艺术敏感惊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呢？就是因为两种话语系统在这里生硬对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林冲那时候虽遭陷害，还是市井社会中的一分子，其言行仍然还在常情常理的范围内，所以遇到生命遭威胁的紧急时刻，还要和常人一样讨饶，希望引起对方的同情，而这在早受江湖文化熏染、接受江湖法则的董超看来，却不过只是一句“闲话”而已。

    不是同一个话语系统，不受同一法则的制约，常人遇见江湖人物，不论是像董超这样的恶棍，还是所谓的水浒英雄，都只好避而远之。如果不幸近距离接触，也只能学金人“三缄其口”，听凭处置。如果不遵此办理，还要喋喋不休地去讲情理，那不仅所触的霉头可能更大，还会成为江湖的谈资，就像董超讪笑的“说什么闲话”一样。

    武松帮施恩夺快活林酒店，装作客人上门喝酒，问酒保：“你那主人姓甚么？”酒保答道：“姓蒋。”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面对这样匪夷所思的问题，像我等普通人如何回答才是？真的只好噎死算了！而让你噎死了还觉得憋屈的是，别人问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要你来回答的！从武松一进门开始，蒋门神和酒保们就注定要挨武松的铁拳，虽然蒋门神不是什么好鸟，但那个酒保估计不会是大奸大恶之辈，挨打后难免会郁闷：你武二郎打就好好打一顿吧，何必拿“如何不姓李”这样的问题促狭人呢？说起来，还是那个卖肉发家的郑屠比我们看得明白些，他就知道鲁达左一个“精肉臊子”右一个“肥肉臊子”，是特地来“消遣”他的。

    “消遣”，一个绝好的词语。猫吃老鼠，用爪子拨它一拨，然后假装抬头看天，这是“消遣”；张横在浔阳江上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在对方着道已然束手就擒的时候，要人选择吃“馄饨”（丢下水淹死）还是“板刀面”（一刀一个剁下水去），这也是“消遣”。消遣者的神态必然是气定神闲的，因为他知道被消遣者不论怎样挣扎，都逃不出自己的手心。

    《水浒》一部大书，从某种角度说，就是江湖英雄“消遣”世间庸人的历程。有的消遣是大快人心的，如鲁达消遣郑屠，而更多时候则不是这样。面对英雄的消遣，你不能揣着一肚子“阅世经”，以常情常理待之：求情讨饶自然不行，会得到“说什么闲话”的讥诮；别人问你吃“馄饨”还是“板刀面”，你也不能说横直一死，你给我一个痛快吧，因为你痛快别人就不那么痛快了，你得承认英雄天生有消遣你的权力。

    一个人要想融入江湖，就必须自觉接受那一套独特话语和法则的改造，否则你就永远不能成为江湖上的成功者。宋江之所以后来一跃成为江湖组织的领袖人物，我以为，这与他所受的磨难是分不开的：在清风寨，在浔阳江，在揭阳镇，宋江都差点成了英雄的刀下鬼。而这每一次的磨难，都使宋江受到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教育，从而为其最后如鱼得水地融入江湖打下了坚实基础。不妨看揭阳镇这一次。“病大虫”薛永在揭阳镇上耍拳卖艺，因为事先没孝敬“镇霸”穆弘穆春兄弟，无人敢捧“钱场”，路过此地的宋江不明就里，给了五两银子，便遭来连续祸端：镇上无人卖饭给他们吃，也不敢留他们住宿，穆弘穆春兄弟更带着人马疯狂追杀。在事情的起初，宋江面对穆春的斥责，兀自说：“我自赏他银两，却干你甚事？”穆春怒骂：“你这贼配军，敢回我话！”宋江道：“做甚么不敢回你话！”宋江的回答当然会博得我辈的称赏，因为他理直气壮，甚至连穆春他老爹也不认同儿子的作为，“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么？”都说得何其好也。可惜这一套在穆家兄弟那儿全然失灵，原因就是双方原本各有话语系统和法则。最妙的是那句“敢回我话！”迂阔的人可能会因此而问一句：如果别人不回你的话又会如何呢？是的，回不回话，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但穆春偏偏就要对宋江的“敢回我话”而愤怒，好像如果宋江不回话还不会引来杀身之祸似的。看过上面的文字的人自然明白，这也就是“消遣”吧。

    宋江虽然学吏出身，颇通权诈，在清风山上也曾做下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到底江湖阅历还远非深厚，意识深处还有一点“常情常理”的余迹，我们看他面对张横吃“馄饨”或者“板刀面”的问话，还傻傻地答道：“家长休要取笑！”这和当初林冲的求情多么相似啊。林冲的求情换来董超“说什么闲话”的讪笑，宋江的呆傻换来的是张横的呵斥：“老爷和你耍甚鸟！”

    宋江的一连串跟头栽得不轻，好在最后都吉人天相逢凶化吉了。更重要的是，因为宋江混江湖的天资卓绝，这些跟头乃积淀而一变为他行走江湖的宝贵财富。他从此把过去残存的一点“常情常理”抛在了一边，做江湖人，说江湖话，做江湖事。他把差点害他性命的张横和穆弘都扶上天罡星的高位，这种非常人能够理解的行动证明，宋头领已深刻懂得，江湖是江湖，市井是市井，江湖不是讲情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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