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这儿还没有完。圣伯夫刚一听说他的信要被公开发表，就赶紧把信要了回来，大概是要检查一下他的赞美是否有过分之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当他在《星期一丛谈》中加入此信时，他觉得还应该附上一段引言，说明写作此信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辩护的分量”（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让信的内容更加淡化）。引言并不是直接对“他的诗人朋友”说的，因而没必要再责难什么，说上一两句好听的也无伤大雅，但他还是对《恶之花》作出了如此的评价：“诗人波德莱尔……数年来从各种主题和花卉中提炼出。”——意思是说他创作了《恶之花》——“一种毒素，甚至可以说，一种相当诱人的毒素。此外，他本人也是”——（又来了！）——“多才多艺的”（！）“并且十分可爱。”——（说真的，对于《恶之花》的作者，说这些就足够了！圣伯夫已经用同样的口吻向我们介绍了司汤达很谦虚，福楼拜是个好小伙。）“自从他发表了题为《恶之花》的诗集之后，”——（一位上流人士曾对诺阿耶夫人说：“我知道你在写诗，你有想过出版一本小的诗集吗？”）——“他不仅与批评界发生纠葛，还牵涉到司法问题，似乎‘声韵铿锵之下包藏祸心，种种隐语暗示，确有危险’。”接下来的段落就明显在为自己的赞美之词开脱了（至少我的感觉如此），反正说这些赞美之词的目的只是给被告人辩护而已。顺便提醒一下，所谓的“包藏祸心”与“你肯定受了不少苦，亲爱的年轻人”是很不相称的。对于圣伯夫，人们不知有多少回都想骂上一句“老混蛋”或者“臭不要脸的”！
另有一次（很可能是因为波德莱尔的朋友公开指责圣伯夫，说他没有勇气像多尔维利等人一样到法庭上为波德莱尔辩护），圣伯夫撰写了一篇有关法兰西学院院士选举的文章，谈论了几位候选人，其中一位候选人便是波德莱尔。圣伯夫向来喜欢在学院的同行面前宣讲文学，就跟他喜欢在议院的同事面前宣讲自由主义一样，因为他是既置身于这些人之中又远远高于他们的，对于现代艺术、反教权主义和革命，他也有那么些冲动，那么些追求，和一阵阵心痒的。圣伯夫简洁而愉快地评价了《恶之花》:“这是一座建筑在文学勘察加的小庭院，我称之为‘波德莱尔乐园’。”（总是这样的玩文字游戏，好让聪明人拿去调侃——他居然称它为“波德莱尔乐园”——只不过，那些嗜好文字游戏的人，他们可以用来调侃夏多布里昂或鲁瓦耶-科拉尔，却不知波德莱尔是何许人。）最后，他离奇古怪地总结道：非常确切地说，波德莱尔先生“终于露面了，有些人还以为会遇见什么怪人，后来发现他竟然是一位彬彬有礼、毕恭毕敬、堪称表率的候选人，一位品性端正、谈吐高雅、举止得体的绅士”。能写出这样的话来，什么品行端正啦、露面啦，举止得体啦，圣伯夫大概是在说着胡话，像一个不识字的小商贩一样满口胡言，总是能让他乐不可支，以至于会说出《包法利夫人》“开头写得很精妙”之类的言论来。
永远都是这一类手法：先说几句赞美的话，“像朋友一样”，对福楼拜也好，龚古尔兄弟也好，还是对波德莱尔，然后又加上一句说，私底下，他们是最正直的绅士，最可靠的朋友。在一篇回忆司汤达的文章中，他仍旧是一副老腔调——“待人处世更为稳重。”他曾建议波德莱尔退出院士选举，等波德莱尔听从他的建议，声明退出选举之后，他又向他表示赞许，并安慰他说：“你最后致谢的部分，措辞是如此的谦恭有礼，刚一宣读出来，他们（指参加会议的院士）就大喊道，妙极妙极！等于说你还是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这不挺好吗？”面对徳·萨西先生和维耶内，给他们留下一个谦恭温良的印象，这不挺好吗？站在圣伯夫的角度，既是波德莱尔的挚友，又总是以匿名的身份向他的律师提供建议，连给《恶之花》写一篇评论文章都不肯，甚至对翻译的爱伦·坡作品也拒不表态，最后冒出一句什么“波德莱尔乐园”是诱人的小庭院之类的胡话，这不挺好吗？
在圣伯夫看来，“挺好”就是非常好了。更让人揪心的是（这正好证实了我所说的一切），波德莱尔居然也认同这样的观点。每当朋友们发表文章，谴责圣伯夫在波德莱尔受审期间的懦弱行为时，波德莱尔就惊慌失措的，一遍又一遍地写信给圣伯夫，保证自己没参与过这样的事，又写信给马拉西斯，给阿斯利诺[50]，说：“这件事把我弄得太尴尬了……巴布明知我与伯夫大叔关系密切，我那么看重与他的友情，我跟他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都要忍痛保留我自己的观点，不敢有半句顶撞，等等。巴布表面是在维护我，但实际上那是一个对我恩重如山的人呐。”接着他写信给圣伯夫，说他从未暗示过巴布写这篇文章，并且他曾劝过作者，“你一直都在竭尽全力地帮助我。前不久我才告诉马拉西斯，你对我的深厚友谊是我莫大的荣幸，等等。”
即使波德莱尔当时的态度并非出自真心，即使他出于策略的考虑，急于迎合圣伯夫，令其相信自己绝无半点怪罪他的意思，我们也只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波德莱尔是多么希望圣伯夫能为他写一篇评论文章（他实际是得不到的），或者说，文章写不了，就是几句赞美的言辞也够了。你也知道，他最终得到的几句赞美该有多大的分量啊。尽管我们觉得那些都太寒碜、太不像话了，波德莱尔却为之狂喜。在读到“露面、品行端正、波德莱尔乐园”等等之类的浑话之后，他写信给圣伯夫：“我又欠了你一个人情。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怎么才能回报你呢？亲爱的朋友，我写这么一封短信就是要告诉你，你为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至于你说到的文学勘察加，假如我能时时受到这样的激励，我相信我能把它拓展成为整个西伯利亚，等等。看到你如此的充满活力，如此的作为，我真是自愧弗如。”——（弗如他的文学贫瘠！）——“并且，我真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黄色光芒》和《情欲》，爱上了诗人兼小说家的圣伯夫，我现在还必须称颂那个专栏作家圣伯夫吗？你是如何达到这种形式上的高度的？我觉得，你的雄辩都体现在里面了，等等。”在信的末尾，他说：“普莱-马拉西斯迫不及待地要为你的美文出版一本小册子。”他的感激之情不仅仅是一封短信这么简单，他还在《逸话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文章来评论圣伯夫的一篇文章，说：“整篇文章都充满了诙谐幽默的氛围，笔调活泼、睿智，敏感而又富有讽刺意味，堪称杰作。所有与《约瑟夫·徳洛尔莫》的作者有深交的人都感到荣幸。”圣伯夫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杂志的编辑，末了，习惯性地玩弄下词藻：“我对那位仁厚的无名氏致以敬意和谢意。”但波德莱尔这边并不确定圣伯夫是否看出点什么端倪，干脆写信告诉对方，文章出自他的手笔。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我对你阐述的观点：一个凡人，假如他心中驻着一个天才，他实际与这同一躯体下存在的天才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但天才的朋友们都以为他就是那个天才，故而像圣伯夫所说的那样，以凡人之品格来评判其天才之诗作，或者听从其朋友的意见，那真是愚不可及。并且，凡人也不过是凡人而已，他对自己心里那个诗人的意图或许全然不知。这大概也是最理想的情况吧。我们从诗人的作品中推断出诗人的伟大，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万人之王，我们景仰他，并期望他能有王者风范，但诗人未必就这样看待自己，他描写的现实始终是客观的，牵扯不到他的主观。因此，在他的眼中，自己不过是个可怜虫，若有哪位公爵邀请他共进晚宴，或者学院给他颁发个什么奖项，他就感激不尽了。假如这样的谦冲淡泊能维系住他的真诚和他的作品，那它也算是一种福气了。
波德莱尔就是如此错误地看待自己的吗？从理论上说还不至于。但如果他的谦卑和敬重都是出自策略的考虑，那他在行动上也是错得离谱了。作为他，一个已经写出《露台》《远游》和《七老人》的伟大诗人，竟然会认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席位，或者圣伯夫的一篇文章对自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我要说，正是最优秀、最有才智的人才会这么做，他们等不及地从创作《恶之花》《红与黑》和《情感教育》的神坛上走下来，不管是出于敬重也好，策略也好，或是出于知书达理的天性，出于友情，都是想去巴结圣伯夫、梅里美，或者乔治·桑一类的看似高高在上的人物，拜服于他们脚下；而我们只知其作品，只了解其天分，便不会被外表的那个凡人所误导，反而能正确地评估，到底《星期一丛谈》《卡尔曼》和《印第安娜》是处于相对多么低下的位置。这种与生俱来的矛盾性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看看那个不像波德莱尔的波德莱尔对圣伯夫卑躬屈膝的样子，还有那么多摇尾乞怜、乞求封赏的人，刚刚写成《命运集》的维尼[51]就曾低声下气地央求在报纸上为他说句好话。（我记不确切，但相信不会错。）
天主教神学认为上天是由多重天界构成的。同样的，我们的精神也是由多重人格构成的，它表面上由一个躯体包裹，思想也限制在一个球形的头颅之内。也许，这个比喻用在某些诗人的身上更为形象：他们的天分是一重人格，他们的智力、品德以及日常的精明琐细又是一重人格，在这二者之间，还夹了一重他们的散文人格。我们读缪塞的《故事》，有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让我们反复地去体味、咂摸，那轻微的震颤，如丝绸般的光滑，还有紧紧收拢来却随时准备振飞的双翼。还是诗里面说得好：
飞鸟在地上行走，人们也知道它有翅翼在身。[52]
诗人在写作散文的时候（当然，我指的不是诗歌形式的散文，不是像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或者缪塞的剧本那样的，而是像缪塞写的故事，写的批评文章，或者在学院的演讲致词那样的），他将自己的天分暂时抛至一旁，不再索求天分在其私密空间里的独特创造力，但天分始终在左右他的思想，也时刻提醒着我们。有时候，一些词句会让我们猛然间想起一句著名的诗行，它没有明明白白地出现在那里，却以模糊、难以识别的形状扩散着，弥漫在那些词句的背后，形成一种氛围，虽然词句本身不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人都写得出来，但有了这氛围之后，就被赋予了优雅华贵的气息和强烈的感染力。然而，诗人已经飘然远去了，一片氤氲朦胧之中，人们只依稀得见其光辉。对于这样一个人，一个宴席之上、胸怀理想的普通人，是看不到什么天分的影子的，可圣伯夫偏要声称从这个天分殆尽的人身上提取到天分的精华。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完全喜欢波德莱尔。他的作品，像司汤达的作品一样，包含了对家庭亲情的冷酷与无情。他的诗作是无情的，透骨的无情，他嘲笑痛苦，不动声色地描写痛苦，一旦你感觉到他以每一根神经的末梢来感受这痛苦时，他的冷酷就更加震撼人心。可以确切地说，像《老妇》这样气象庄严的诗篇，老妇的痛苦无一遗漏地被记录了下来。不仅仅是她们深重的愁苦：
双眼是无数泪滴聚成的深井……
一只眼泣下的泪足以汇流成河；
他根本就活在她们的躯体里，随她们神经的战栗而战栗，随她们四肢的颤抖而颤抖：
……饱受狂风的鞭笞，
车马隆隆的惊扰
受伤的动物一般，她们拖着残躯前行。
画面如此的凄美、生动，波德莱尔却不为任何残酷的细节所动：
可怜的铜铃不愿摇动还须摇响……
看这老妇傲然挺立，还不忘是非曲直……
你是否注意看过这些老妇的棺木
几乎与小儿的棺木一样大小？
死神也很博学，竟在这些小木匣里
放入一个诡异却惑人的符记……
假如不考虑几何学，我暗自思忖
这许多大小零乱的肢体该如何放置，
匠人也需三番五次，一再斟酌
才让木匣容下我们放入的所有；
特别是以下几句：
我从远处温柔地注视你，
不安地看你踉跄的脚步，
好像我是你的父亲，啊，多么奇特！
我暗自欢喜，可你完全不知其滋味。
正因为如此，对波德莱尔的热爱——这是圣伯夫的论调，我本无意效仿，尽管我经常都有效仿的冲动，但我决意要在这篇文章当中避免使用任何的谐语，我也不是在调侃圣伯夫，而是很诚恳地在说一件我早已注意到的事情，我能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它，刚巧也想起了它——对波德莱尔的热爱，我指的是，为这些悲悯的、发自人性的诗篇而痴迷于他，并不一定是伟大感受力的标志。他所看到的一切，我确信是真正令他痛苦的一切，构成了一幅如此有冲击力的画面，几乎到了无力言说的地步，唯有纯粹讽刺与寻求刺激的心态，一颗坚强如铁的心，才能以苦为乐。看《老妇》中概括全诗的一句：
人类枯朽老熟的残片也将归于永恒
不知有多少高尚、慷慨之士引用过这一崇高的诗句。但是，我很难得听到一位极富才智的女性以十分欣赏的态度来引用它，反而是那些我遇见过的最铁石心肠的、最缺乏仁慈、怜悯之心的女性，会将这句诗作为她们常用的俏皮话，在这个或那个她们讨厌的老妇经过之后，乐颠颠地甩出这么一句话来，宣告那即将来临的死亡。既要感受千百般的苦痛，又要克制自己、淡然处之，哪怕有人恶意地欺侮也不气馁（人们引用这句诗的时候，往往会忽略美丽诗行中所隐含的残酷：
琴弦战栗，像一颗受摧残的心……[53]
啊，心在颤抖，有人在摧残它！——前面才刚看到老妇的神经饱受隆隆车马声的惊扰）；也许这种感官屈从于真相和述说的态度实际是天才的标志，是艺术胜过个人情感的标志。但波德莱尔的身上还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东西。当他以尽可能崇高的形式来表达某种情感时，他似乎只是客观地描写它们，全然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以下是他最优美的有关慈爱的诗句之一，也是他最寓意深远的诗句之一：
当耶稣走过，你能以他的慈爱
铺展成凯旋般热烈隆重的地毯[54]。
可是，写出下列诗句的人，还有谁比他更冷漠，更无慈爱之心呢？（尽管冷漠是有意为之，但并无影响。）
愤怒的天使鹰隼一般从天而降，
凶狠地揪住异教徒的头发，
摇晃着他，喝道：“天理你应知道！
（我难道不是你的守护天使吗？）照我说的办！
要记住，无论如何你必须去爱，不许有嫌恶，
穷人，恶人，丑陋的，愚笨的，
当耶稣走过，你才能以他的慈爱
铺展成凯旋般热烈隆重的地毯。”[55]
所有这些圣德，他当然理解其内涵为何，但他似乎是把它们的精神都排除在诗歌之外了。在《老妇》的几行诗句中，你能看出这种“虔诚献身”的精神：
她们真让我陶醉！这些老妇颤颤巍巍，
其中有人把痛苦酿成了蜜，
并对赋予其羽翼的“虔诚”说道：
“力大无穷的伊波格里夫[56]，送我上青天！”
这样看来，他似乎是借用了非凡的、前所未有的语言的力量（不论如何，都比雨果的语言强上百倍的力量）来固化一种感觉；他谈论这种感觉时尽量不为其所动，因而与其说他在表达，不如说他在描绘。他为所有的痛苦与甜蜜都寻求到独一无二的语言，别处寻求不到，唯有他的精神世界里才有的语言。这些语言来自一个他独自居住的星球，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对于各个类型的人类，他都能从这些伟大的语言中找到相对应的，温暖柔和，带着香气和甜汁，就像囊袋里装有酒或火腿一样。然而，当他以响亮如惊雷的双唇说出这一切的时候，人们反而说他言不由衷，尽管人们知道他经历了这一切，感受了这一切，他具有最敏锐的感受力和最深刻的领悟。
这一个，祖国的多灾多难早把她培育成这样，
那一个，丈夫的折磨让她不堪重负，
还有一个，孩子将她的心刺穿，
她们每一个人流下的泪水都能汇流成河！
“培育”一词用得精妙，“不堪重负”、“刺穿”也同样如此；这三个词都以暗淡而闪着微光、意味悠长的语言风格来体现出作者的思想。
这些由他创造出来的美妙的艺术形式，为他所陈列的赤裸裸的现实穿上了一层温暖、彩色的外衣，其中还不乏许多带有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色彩：
这一个，祖国的多灾多难早把她培育成这样……
有些人巴不得逃离自己卑污可耻的祖国……[57]
这就是穷人的钱袋，父辈的家园……[58]
还有有关家庭的艺术形式，如“有些人，他们惧怕自己出生的地方”[59]，这些形式很快就在圣经的形式类型中找到了归属，像《祈福》一诗中力度极强的语言就属于这一类型，庄严的词句让一切都更加崇高伟大：
在给他吃的面包和喝的酒里面，
他们掺入了灰渣和痰液，
他接触的一切他们都伪善地摈弃，
因为追随了他，他们深感自责。
他的妻子在广场上嚎哭……
我要做那以前宠妇的营生……
啊！我真是宁愿抓上一把毒蛇，
也不愿忍受如此的嘲弄和耻笑！[60]
紧接着就是波德莱尔惯用的拉辛式诗句，如：
所有他爱的人也心怀疑惧地冷眼看他。[61]
有的诗句写得“像圣体匣”[62]那般华彩，正体现了波德莱尔诗作的光辉荣耀之所在：
她的所作所为在地狱深处准备好了
惩处她教子无方之罪的柴堆。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波德莱尔的其他天才之处我都愿意一一向你介绍。在下列一诗中，天主教神学的美好形象正是为他的想象插上翅膀的：
宝座天使、德行天使、权徳天使……[63]
我深知，痛苦是人类恒久的美德，
人世和地狱绝不能将之侵蚀，
我必须用永生、永世的时间
才能编织出我的神秘冠冕。
（这个受苦的形象并不像我之前所引用的有关慈爱、献身的形象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它仍旧是不动声色的，以隐射中世纪宗教艺术的词句来凝聚一种形象之美，具有更多的画面感，而非情感。）
写圣母的诗我就不多谈了，因为它们正是巧妙运用天主教形式的典范。但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些奇妙的形象！
蛇咬住我的鞋，我曳着蛇行走，[64]
（“鞋”这个字眼是波德莱尔非常喜欢的：“啊，国王的女儿，你脚上不穿鞋，多么美。”[65]不信教的人将鞋放在教堂的墙角下，“这脚下的蛇就像耶稣脚下的蛇一样。”incalcabis aspidem，“你这是踩着毒蛇走路。”）——撇开这些太过熟悉的（也许是最基本的）形式不谈，我觉得我可以慢慢地向你重构一个波德莱尔的精神世界，一个由每一首诗作、每一句诗行搭建起来的天才的国度，你只要读到其中的一首，就能联想起其他你已读过的诗作。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在客厅的墙上看到一幅陌生的画作：古老的山峦被晚霞染红，一位女性情态的诗人由三两位缪斯追随着。这样的画面让远古的文明生动了起来，缪斯们仿佛当今的世人，傍晚来临，便陪同着诗人外出散步，等等。这一切，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在永恒的神话被赋予一丝现实感的那一瞬间，都让我们误以为是居斯达夫·莫罗[66]所描绘的世界的一角。当然，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还必须把所有的港口都添加上去，且不光是“帆樯林立的港口”，不光是这样的港口：
船舶沐浴着金光，在粼粼的水波上滑行，
它们伸出巨大的双臂来拥抱这片明净的天空
和空气中轻颤着的无休止的炙热[67]。
还有那些海边的柱廊：
海面上的阳光把它染得火红[68]
那个“通向未知天国的柱廊”[69]。阿非利加椰树苍茫恍惚，宛如魅影。
在无边的云雾壁立的后面，
美丽的阿非利加椰树遍寻不见……[70]
消失了的椰树像幽魂一般时隐时现……[71]
傍晚时分，华灯初上，落日的余晖——
柔和似烛火，
照在素朴的桌巾和老旧的哔叽帷幔上[72]。
直到最后，天空呈现出“粉色，和神秘的蓝”，始终萦绕在波德莱尔心中的乐曲也在空中飞翔；这乐曲给予他灵感，让他写出了兴许是继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之后最荡气回肠的乐章：
军乐队奏起气势恢宏的铜管乐，
响彻了我们的公园，
甚至在金色的日暮时分，人们好不容易喘口气，
又为城市居民的心中注入一丝英雄的气概[73]。
号角穿透收获季节的夜空，
是如此摄人的甜美……[74]
对于美酒，他不仅以非凡的诗篇来赞美葡萄，从葡萄成熟“在火红的山冈上”，一直到劳工们“火热的胸膛”成为“它温情的坟墓”，并且，只要有美酒出现的地方，每一杯玉液琼浆，每一盘“为众神准备的珍馐美馔”（这是波德莱尔的又一种私家料理、独门术语）都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隐喻的一部分，正如他提到人们对死亡的预期：
……让我们激奋，让我们陶醉，
鼓舞我们一直前行到日落西沉[75]。
还有白帆闪动的蓝色地平线：
远远的，双桅的横帆船，或是三桅的巨舰
在蓝色天际下闪动[76]
此外，还有黑人女子；还有猫，像一幅马奈的油画……除了这些，有什么是他没有描绘过的呢？我这里把写热带地区的诗忽略不谈了，因为这些正是人们最熟悉的展示他诗才的部分，至少对你和我而言，都再熟悉不过了，我当初为了让你能适应《发》那首诗，还真是费了好一番周折。就连北极地狱里的太阳，他不也描绘成了“冰冷、血红的一团”吗？他写月光的诗，就像坚硬、透亮的燧石里包裹着一枚欧珀[77]，欧珀如海上明月，其正中穿过一丝杂质，折射出波德莱尔式的五彩光芒，因而他笔下的月亮是截然不同的，是“新铸的勋章一般的”月亮；写秋天的诗，我就不说了，你我都能背诵，写春天的诗也着实可爱，另有一番情趣：
春天将袅袅地向天边逝去……[78]
可爱的春天已失去她的芬芳……[79]
类似这样的例子实在数不胜数，他所说的一切，他用尽心力所说的一切，无不是借用了一种象征，且始终是如此具体、生动、有冲击力的象征，再以最为强劲的、常见的和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
流放者的木杖，发明家的明灯……
你啊，你给予罪人平静又高傲的目光，
这目光又将脚架四周的众人都罚下地狱……[80]
他在诗文里写到死亡：
那是经文上记载的著名旅社，
有吃有喝，还可以安睡；
……
为赤身露体的穷苦人铺好眠床；
……
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灵魂的谷仓，
是向着未知的天国敞开的柱廊！……[81]
写到烟斗：
我像小茅屋的烟囱一样冒烟……[82]
写到他所有的女人，他的春天以及春天的气息，他的尘土从垃圾堆里扬起的早晨，他的蚁穴一般千疮百孔的城市，还有他的预告来世的“嗓音”，那些从书橱里发出的嗓音，那些呼唤身后的船舶的嗓音，那些说大地是一块香甜蛋糕的嗓音，说人们就在这里收获，
你的心渴望得到的神奇佳果。[83]
还有所有真实的、现代的、富有诗意的色彩，别忘了，这些都是他的发现，毫不渲染、夸张却十分宜人的色彩，尤其是各式各样的粉色，搭配蓝色、金色或绿色：
你是秋天里美艳的天空，明净、粉柔……[84]
露台上的黄昏，粉色的雾汽在弥漫……[85]
此外，许多傍晚的天空都是粉色的色调。
在这个色彩的世界中，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气味的世界，可这也是我们无法穷尽的。我们随便举出他的一首诗（我指的不是我们都很喜爱的那些最重要的诗作，如《露台》《远游》之类的，而是一些相对次要的诗作），你会惊奇地发现，每隔三四行就有一个名句出现，且不是典型的波德莱尔式的诗句，和周围那些也许更明显属于波德莱尔风格的诗句两相对比，你都不知道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比如：
没有珠宝的珠宝盒，无所纪念的纪念章[86]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原生的诗句，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创新性，可以演变出无数类似的句子，尽管都不会像它一样优美。有些诗句的形式又是带有普遍性的，例如：
广阔的天空为心灵注入永恒[87]
有些诗句你可能误以为是雨果写的，如：
你的眼睛让人难以抗拒，好似画像上的一般[88]
这一句你可能以为是戈蒂耶写的：
啊，我曾经爱过你，而你也知道[89]
这一句你会认为是絮利·普吕多姆的诗：
所有他爱的人也心怀疑惧地冷眼看他[90]。
这一句你大概要当作拉辛的诗了：
啊，虚幻的美是癫狂地妆扮的妖媚[91]
你可能认为这是马拉美的诗，此外还有许多，你也许会当作圣伯夫或者热拉尔·徳·奈瓦尔的诗。热拉尔与波德莱尔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前者更温婉一些；他同样是抗拒家庭的，（啊，司汤达、波德莱尔和热拉尔均是如此！）只是表现得非常温情；他也同样的神经敏感，并写出最美妙的诗篇——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里论述到他；他和波德莱尔一样是个闲散之人，对细节的把握无比精准，对于全局却拿捏不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包含了这些诗句的作品里，波德莱尔总是先以上半句为铺垫，到了下半句再笔锋一转，气贯如虹地将诗意全然体现出来，这也让人充分地感受到一位天才诗人的深厚、雄辩和广博：
他们的祈盼能让神恩如甘霖从天而降（转折）
若不是他们眼中闪烁着恶意的光芒[92]。
那条小河
卑微可怜的镜子一般，曾映照出（转折）
你悲痛中守寡的傲然身姿。[93]
这样的例子，我还能举出几十上百个。有时候，下半句并没有什么惊艳的内容，但上半句仍旧如此造势，缓缓地将一股华美的气质注入到下半句当中，好比不断爬升到高空的秋千，晃晃悠悠地，几乎漫不经心地，越升越高，爆发力也越来越强：
面貌难以区分（为了进一步强调其思想）
来自同一个地狱（转折）[94]
而这些诗的结尾却是戛然而止的，仿佛折翼的飞鸟，好似作者前一句还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跟着马上就不来劲了，飞不动了。如写昂多玛克那首诗的结尾：
俘虏、被征服者，还有其他许多人……[95]
又如《远游》的结尾：
在未知的深处探寻新奇……
《七老人》的结尾是：
我的灵魂，这没有桅杆的老驳船在颠簸，
颠簸在永远看不到陆地的骇人的大海上。
当然，波德莱尔诗中的某些重复之处也似乎是一种偏好，而非随意的凑韵。
可叹的是，波德莱尔所谓的“傲慢的惩罚”也终于有一天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他的理性已经丧失，
太阳的光辉罩上了一层黑纱，
智力的清潭搅入了混沌的泥淖，
曾经生气勃勃的殿宇，严整而富丽，
辉煌的灯火之下阅尽人世浮华。
然寂静与暗夜终将其占据，
像紧锁的地窖找寻不到钥匙。
他苟且活着，如一条街上的野狗，
四处流浪而什么也看不见，
走过田野却分不清冬夏，
邋遢、无用又丑陋，全然的废物
只管让孩童们戏弄取笑去吧。[96]
在他的诗人生涯中，甚至就在几天前，他都能自如地运用人类口中可能爆发出的最有力的语言。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他的口中只能吐露几个模糊不清的词。一个女人为他拿来了一面镜子，希望他能照着镜子梳洗一下（这女人显然属于那种不懂人情世故、莽莽撞撞的朋友，自以为逼着你梳洗一下是为着你好，也不怕拿面镜子来让你看看自己行将就木的可怜样，其实你都是快闭眼的人了，哪里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还以为能看见什么鲜活的影像呢）。结果，波德莱尔根本认不出自己，竟然对着镜子鞠了一躬！
以上是我的思考，当然，也像他所说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想法”；我心里难以认同他[97]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评论家。他对许多庸常之辈都不吝赞美，而对于波德莱尔，他虽然心怀善意，也始终心系他的作品（他认为波德莱尔的作品能与他的作品比肩，说《约瑟夫·徳洛尔莫》是《恶之花》的雏形），但他只用了寥寥数语来评价它，除了几句俏皮话（“文学勘察加”和“波德莱尔游乐场”）之外，剩下的都像是沙龙里领舞的人在说：“好小伙，让别人多认识你，要有礼貌，给大家留下好印象。”
可不争的事实是，正是因为圣伯夫具备非凡的才智，他才成为了最理解波德莱尔的人之一。波德莱尔的一生都在同贫困和诽谤做斗争，连他的母亲都经常听闻他如何疯狂、如何变态的消息。当他离世之后，圣伯夫给他的母亲写信，称赞他是个善良、有才华的人，可想他的母亲是多么的欣慰和感激。可怜的波德莱尔不得不随时都警惕着来自各方的蔑视，但是：
他明澈的心智释放出雷火电光，
让他看不见世人愤怒的脸孔。[98]
世人的愤怒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当时他已经瘫痪在床了，他唯一真正爱过的黑人女子竟跑来问他要钱，他痛苦无奈之中只能从齿缝里挤出几个模糊不清的音节，但这样的音节恐怕也被修道院的女院长听成了不敬和亵渎的话——他虽然在这修道院修养，却不得不离开。然而，他像热拉尔一样：
曾与清风嬉戏，和流云对话，
在走向十字架的路上歌哭高唱、狂喜不已。[99]
热拉尔也曾要求别人向自己的父母证言，他是明智悟理的[100]。这个时期的波德莱尔已是满头白发，他曾说这白发让他“（在外国人的眼中）看起来像是位院士”。总的说来，他最后的遗照，与雨果、维尼和勒孔特·徳·利尔有着惊人的相似，好像这四个人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略微有差别的版本。这个模子便是那世间唯一的伟大诗人，自创世以来，他断断续续地出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到了我们这个世纪，他饱尝了痛苦与折磨，我们称之为波德莱尔的一生，他体验了奋进与从容，我们称之为雨果的一生，他历经流亡与无邪，我们称之为热拉尔的一生，或许也是弗朗西斯·雅姆的一生，他还误入歧途并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称之为夏多布里昂或巴尔扎克的一生，他既误入歧途又凌驾于现实之上，我们称之为托尔斯泰的后半生，也是拉辛、帕斯卡尔、罗斯金，或许还是梅特林克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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