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内部动因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集体身份的形成不是在白板上发生的，而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一种行为体，对文化环境变化的主要反应是利己性质的，其极端形式是敌意，温和形式是竞争。从自助的“此岸”到达集体身份的“彼岸”的途径必须能够深入到这种利己的特性，并改变它[426]。就是说，国家只有改变“利己”的特性，才能做到把“他者”作为“自我”的延伸。目前，东北亚国家处于洛克文化环境之下，东北亚国家对洛克文化环境变化的反应主要是带有“自助”性质的竞争。东北亚国家能否从自助的“此岸”到达集体身份的“彼岸”，取决于诸多因素。从内部因素来看，能够促成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形成的动因，一是洛克文化为东北亚各国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规范；二是东北亚主要国家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中日韩朝共同的文化基础；三是东北亚区域化步伐的加快使东北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增大；四是东北亚各大国自我约束的加强；五是东方文化价值的彰显。
（一）洛克文化为东北亚各国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规范
根据温特的建构主义观点，国家的互动构成了体系文化即共有知识（指行为体在一定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体系文化又反过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427]。根据这一理论，东北亚国家之间一经交往，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会使互动中的各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于是便产生了共有文化。
温特认为根据国家之间互动性质的不同，可能存在多种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目前，东北亚地区处于洛克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即国家之间不再相互视为仇敌，不再以消灭对方（敌人）为基本目的，国家之间承认相互的生存权利和财产权利。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而作为国际政治高级层面上的康德文化，则是以国家之间互为朋友为基本特征的体系文化。在康德文化体系中，国家不会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如果作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胁，另一方会鼎力相助，并不计较自己的得失。这实际上是安全共同体的形式[428]。当然，康德文化是一种理想“大同式”的国际关系模式，对东北亚各国来说是一个长远目标，这里我们只探讨从洛克文化转换到康德文化是否可能。
从目前来看，洛克文化为东北亚各国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规范，即对各国主权的尊重。此外，由于东北亚区域的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先后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到2008年朝鲜的正式加入，“六方会谈”中的五方，即中、日、韩、俄、朝都已成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缔约国，这就意味着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均认同了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彼此争端、就重要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加强沟通与协调等基本原则，既有利于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和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对维护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也有积极意义[429]。尤其是条约的第二条规定，“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缔约国要遵循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民族特性，用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原则”。其中的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这些原则规定表明，缔约方之间具备了康德文化的一个要素，即非暴力原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东北亚五国只是分别与东南亚国家相互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彼此矛盾，东北亚国家之间尚没有关于非暴力的原则规定。“这些情况表明，虽然东（北）亚基本具备康德文化的非暴力原则，但对非暴力原则的承诺非常脆弱。”[430]与对非暴力原则的承诺相比，东北亚国家之间更缺乏安全互助的承诺，尤其是朝韩之间所处的霍布斯文化的敌对状态，加之美日、美韩双边军事同盟的存在，不仅危及非暴力原则的内化，也损害地区内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因此，只能说东北亚地区具备了一些康德文化的部分潜质，距离康德文化的实现还十分遥远。虽然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换十分艰难，但在东北亚，这种转换是区域合作所要达到的区域整合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的必然要求。
如何从洛克文化转换到康德文化，温特认为，主要取决于对共有文化的内化程度，一旦洛克文化得以内化，就很难再退回到霍布斯文化状态。康德文化之于洛克文化也是如此[431]。温特提出内化的三个等级，即被迫、利己和合法性。很显然，在洛克文化中，国家对主权规范的遵守属于内化的第二个等级，即利己，就是说，国家认为有必要服从规范，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只有达到了内化的第三等级即合法性[432]，“自我”才能把“他者”看做“自我”的一部分，即集体身份认同。显然，目前的东北亚国家对洛克文化的内化还主要出于利己的考虑，利他的成分极少。当洛克文化的内化达到第三等级时，大部分国家就会出于认同这些规范而主动遵守洛克文化规范。
如果说温特的三种共有文化内化等级是理想化的，不易操作。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其他学者的观点，如克罗宁根据认同的不同程度提出了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谱系[433]。在消极关系的一端，他从“敌对”（作为反“自我”的“他者”）开始，以此划分出“对抗”（作为竞争者的“他者”）、“冷漠”到“有集体凝聚力”（某种关于共同利益和集体认同的情感）、“利他主义”（愿意为“他者”牺牲“自我”），直至“共生互利”（共享的核心认同消解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明显差异）的积极关系[434]。这里，克罗宁从消极认同到积极认同的谱系为建构主义关于从低级国际政治文化向高级国际政治文化的转换提供了参考。当然，对于国家间关系来说，从消极关系发展到积极认同的过程极其漫长，同样，对于东北亚国家来说，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绝非朝夕之事。
（二）现实基础
首先，从东北亚国家间关系的现实来看。冷战结束后，在东北亚地区，除了朝韩之间仍然处于相互为敌的霍布斯文化状态外，其他国家间主要以互相竞争和合作为特征的洛克文化为主。东北亚国家间关系的零和性质逐渐在改变，国家间积极的角色身份正在建构之中。如前文已经论及过的东北亚国家间（尤其是各大国间）建构的各种伙伴关系。“伙伴”虽然不等于是“朋友”，但伙伴关系就意味着双方之间有合作有竞争，但主要以合作为主。东北亚国家间建立的这种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关系，说明东北亚各国之间正在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从对立、对抗走向合作，彼此协调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扩大互利合作。温特认为：“身份建构利益，利益决定行为。”[435]按照温特的观点，“敌人”身份会界定分歧的利益，进而塑造冲突的政治（politics of conflict）；而“朋友”身份则会界定一致的利益，进而建构合作的政治（politics of cooperation）。目前，东北亚各大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彰显了康德文化的部分特征，正如温特所言，假以时日，国家的利己特性就会在良性互动中慢慢发生转变，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集体身份的形成也就指日可待了。
其次，从东北亚各国共同的文化基础来看。文化的共性会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从文化共性上来看，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朝四国同属儒教文化圈，近代以来，被迫卷入国际社会的东北亚各国，在进行本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纷纷把模仿的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认为西方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值得效仿的榜样，致使东北亚文化圈衰落并发生了分裂。日本力争“脱亚入欧”，使自己从亚洲儒教文化圈中分裂出去。在日本国力强大以后，日本加入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行列，并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东北亚各国的国力，造成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心灵裂痕，削弱了东北亚儒教文化圈。战后，日本对侵略战争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反省，造成东北亚各国之间至今的不信任，影响了东北亚文化圈的恢复与发展。如今，东北亚各国的文化，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彼此之间的文化共性削弱。但不容否认的是，东北亚各国共同的文化基础仍然存在。
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朝有着共同的儒家文化底蕴。尽管有的西方学者将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看做两种不同的文明[436]。但实际上，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的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在其名著《日本人》中写道：“中日两国人民历史上一向是近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因为日本的文化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正如北欧人民同地中海地区的人民具有共同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一样。……这种文化借鉴从7世纪到9世纪期间最为盛行，并一直延续到17世纪。甚至在19世纪初，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仍感到自己是中国文化的子孙。”[437]“日本公众对中国的感情既热诚而又极其复杂。长久以来日本以中国为榜样，因此有一种强烈的钦慕和亲近感。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和许多的传统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和罗马。”[438]日本学者也认为：“过去的日本，曾是中国文化圈中的国家之一，从隋唐时代开始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439]中国学者对此也有很客观的看法：“我们不能因为近代以后日本文明的强势而否认其本身具有的东亚文化圈的共性。因为，很显然，古代日本无疑是东亚文化圈的组成部分，今日日本文化虽有许多特色，但还包括了许多共性，因此它仍是东亚文化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40]就是说，不论历史如何变迁，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朝间文化的亲缘关系是不容否定的。
从日、韩两国的现实来看，儒家文化作为东北亚文化的本源，在今日东北亚依旧根深蒂固，并将以其深厚的底蕴和无穷的魅力继续影响子孙后代的信仰取向、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日本现在的年号“平成”系出自中国《史记·五帝本纪》的“内平外成”和《书经·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的语句。而韩国国旗至今仍把《易经》的八卦图几乎原样地印在了上面，表明“易的原理”作为把宇宙和自然、人的循环和消长视为统一体的哲学体系依旧得到韩国人的普遍认同。1997～1998年金融危机中，成千上万个韩国家庭纷纷将金银首饰献给国家，表明东亚精神已经深深溶入韩国大众的血液，并能够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发挥作用[441]。目前，儒家的一些价值观，如强调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仍在东北亚国家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据西方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22个国家和地区的测试表明，在儒家变量上（毅力、尊卑有序、节俭、知耻、为人稳健、保持面子、尊重传统、礼尚往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与日本、韩国分别列在前4名[442]。目前，这个排序可能发生了变化，但这至少可以说明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价值观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儒家文化已经深深在东北亚各国人民的心中沉淀下来，即便西方文化渗透至各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一地区也能保持自己的主体价值，显示出与其他区域不同的东方文化底蕴。这种以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为纽带形成的共生关系，是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形成的重要基础。
（三）东北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增大
冷战结束后，区域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欧洲，欧盟成为区域共同体的典范；在东南亚，东盟在21世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美洲，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效有目共睹；甚至在西亚和北非既有众多成员国的阿拉伯联盟，又有东非共同体。这充分说明，区域化正在不断地深入发展，世界各地区正日益联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大趋势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也正在向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推进，尤其是东北亚各国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促使东北亚各国相互依存程度提高。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随之瓦解，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生态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1990年9月，苏联与韩国建交。1991年韩国与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1992年5月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至此，除朝鲜与韩国仍处于敌对状态、朝鲜与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外，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已大大改观，这为该地区由双边经济合作到多边经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加之东北亚地区各国在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上都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促使东北亚地区出现多边经济合作的势头。东北亚区域既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各国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梯次明显，资源条件也各具特色，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的经济、技术、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东北亚成为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东北亚区域的GDP总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5。中日韩三国的GDP总量占亚洲GDP总量的73%。虽然曾经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东北亚至今仍然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
目前，由于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诸如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危机预防和处理机制、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等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互动和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地区不断加强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密切的跨边境经济往来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和地区组织的实践，东北亚区域在物质层面形成了较深的经济相互依赖，东北亚各国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社会互动的网络中。当然，必须承认，东北亚各国的相互依存还只是一种客观相互依存，这种客观的相互依存要转化为主观相互依存，才能成为集体身份形成的必要条件。由客观相互依存转化为主观相互依存，需要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成员国之间的互动实践不断增强，彼此间的认同感也会不断强化，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建构和形成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大。
随着东北亚地区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东北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发展，促使原本就有着文化亲缘关系的东北亚同质性程度的增大。众所周知，东北亚地区同质性（或称相似性）较低。东北亚各国不仅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较大，而且该地区民族众多、语系复杂，在道德伦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色彩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该地区地缘相近，文脉相通，拥有较多的共同历史和文化记忆，中日韩等国家有着极为相似的文化渊源，有着共同的儒教文化基础，各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节日安排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尤其是，“日潮”、“韩流”、“汉风”已经成为存在于东北亚各国（主要是中日韩）的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这些都为东北亚区域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东北亚各国在文化交流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如人员交流规模的不断扩大，增进了国家间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进一步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民众改变对邻国的陈旧观念，加深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感，从而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实践证明，东北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是化解矛盾、改善东北亚各国关系、维护与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有效途径。“地区合作不仅是经济合作、政治合作的过程，也是整合不同民族文化，共建地区共同文化和价值参照系统的过程，是地区内成员国对地区合作形成跨文化认同的过程。”[443]就是说，东北亚区域合作不仅需要资源、体制和权力作为保障，而且更需要文化和精神的整合。东北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使该地区同质性程度的增大。
（四）东北亚各大国自我约束的逐步加强
在集体身份形成的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四个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化以及自我约束。其中，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关键变量[444]。自我约束主要是指区域内的某一国家有责任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约束本国的利己主义倾向，为了全局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实现自我约束的途径包括：国家更加自觉地遵循国际社会已有的各种法律、制度、规则和规范；单方面作出承诺，约束自我实力；甚至在区域内的国际交往中做出一些利益上的让步，或者主动向区域组织让渡国家主权[445]。之所以说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关键，主要是因为，“自我约束减弱了群体的内部选择不利于利他主义者的可能性，因此在群体之间竞争中有利于选择利他主义者”[446]。但自我约束只有在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中方能凸显其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大潮的趋势下，随着东北亚共同命运感的增强，东北亚国家出现了自我约束的征兆。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倡导的睦邻友好政策与“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1990～1992年的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不要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争夺领导权，不要勉强承担中国无法担负的责任，这实质是在强调一种“自我克制”的理念[447]。而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更为积极的自我约束。此外，在东北亚各大国关系中，对抗的因素在减少，而合作协调的因素则有所增加。东北亚各大国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这已经成为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和突出特点。譬如，中日之间并没有因为历史认识问题影响到两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日俄也没有因“北方四岛”问题而影响建设性伙伴关系；日韩、韩俄之间也是如此。这无疑都是东北亚各大国自我约束的表现。
目前，东北亚国家自我约束的不确定因素是朝鲜对于其他国家自我约束的不信任。这主要是因为朝鲜一直游离于地区规范体系之外，还没有消除被消灭的恐惧，自然也就不会相信自己的需求会被顾及，自己的个性会被保护。朝鲜的这种恐惧和担心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于其他国家自我约束的不信任。因此，为改善区域内国家与朝鲜的认同关系，为了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东北亚区域内各大国（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在加强自我约束的同时，可以有意通过牺牲自我利益以保障合作的成功或共同收益，从而打消朝鲜的疑虑。实际上，这正是自我约束作为关键变量的重要性之所在。自我约束是国家间集体身份和友好关系的最基本条件，集体身份从根本上说不是根植于合作行为，而是根植于对他人与自己的差异表现出来的尊重。
按照温特的说法，“国家生存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物质性质的，因为有能力毁灭他们的国家允许他们生存下去。这表示在这个世界上，保护弱者的是强者的自我制约，适者生存不是这个世界的逻辑”[448]。中日建交后日本对中国的无偿援助，中国、韩国等国对朝鲜的无偿援助，无疑都是一种自我约束的表现。正是由于自我约束的这种“被动的助人”作用，才彰显了“自我约束”对于集体身份形成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五）东方文化价值的彰显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凭借着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领先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扮演着全球范围内的普世文化的角色。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破产，西方文化一枝独秀地进行“单向性融合”的局面正在改观，不同文化在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和借鉴将成为常态。汤因比曾经将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为文明的兴衰，而且往往是一种文明的兴盛必定以另一种文明的衰落为前提。这不仅适用于总结过去，也能说明现在和未来。
世界文化发展的应有状态是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当今的文化融合已经改变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由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单向融合的历史，形成了东西方文化双向、多向地进行融合的局面。”[449]西方文化不是绝对和唯一的。而且，它具有两重性，并非完美无缺。如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过于强调竞争与征服，无限制地利用自然物质，最终导致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所以，人们有理由对西方文化的一些观念产生怀疑，并转而追求体现东方生存智慧的所谓“后工业文化价值”。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进行自我反省的同时，开始了对东方文化的历史贡献及其现代意义的深入研究，甚而出现了一个了解和研究东方文化的热潮。这是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新动向。如当代西方“过程哲学”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聚会，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在闭幕会上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450]。当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各方不得不居于同一起跑线上，平等地探讨求解的良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为东北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参与的机会。东北亚地区文化能否从世界文化的边缘参与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去，从而改变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片面状况，这对东方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事实上，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东方俨然已经成为西方模仿的对象。比如，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西方已有人宣布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破产。美国以增加政府投入挽救危机的举措，甚至被人讥讽为，美国正在推行“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西方模式面临衰败的前景，而亚洲却正在崛起。亚洲人正在经历心理上的变化，从“西方最好”到重新发现自己文化遗产的价值，肯定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新加坡前大使许通美在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列举了在东亚行之有效的十项政策，其中包括人民和国家间的社会契约、建设道德伦理上的清洁环境和自由负责的舆论、摒弃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他说：“亚洲人世世代代一直学习西方，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但我希望，西方也应当心甘情愿地向东方学习，现在已经是时候了。”[451]就是说，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省必然地伴随着对东方文明和传统儒家文化的重新探讨和认识。因此，挖掘东方文化的内在价值，构筑一种普适性价值观当是东方各国的共同追求。倡导集体主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儒家文化应该在未来的世界里为人类的和平和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了。
二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外部动力
（一）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从外部因素来看，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是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外部动力之一。集体身份的建构要以共有知识（文化）为前提条件，而共有知识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国际文化环境。因此，集体身份建构的国际文化环境对集体身份的形成十分重要。在当今国际关系领域，西方的伦理、规范往往被推崇为“普世价值”，非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十分有限，非西方文化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排斥。要改变这种现状是非常困难的，正如西方学者所说的：“西方有自己的政治学说，有自己的哲学探索，有自己对自己的抱怨。然而真正缺乏的是对他者文化的认知、洞察、理解和欣赏。迈出这一步是何等的艰难！”[452]实际上，文明（文化）无所谓优劣，相对于西方的“他者”文化也有其一定的普世价值，在全球政治文化重构的今天，非西方文化迎来了一次“入世”的机会。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强调：“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453]近年来，日本、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日益摆脱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就是这方面的明证。日本逐渐认识到作为西方世界一员对其自身来说并不理想，正从“脱亚入欧（美）”政策转向“疏远欧美加入亚洲”的政策。这一方面说明日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另一方面说明日本对亚洲文化的认同。韩国虽然没有放弃有关韩国文化为亚洲例外的主张，但鉴于21世纪东亚文化将逐渐强大并日益获得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与力不从心地往西方文化圈靠拢相比，认同东亚、回归东亚无疑成为韩国文化归属上的必然选择。
（二）区域（地区）一体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的趋势
来自外界的压力和刺激，会促使东北亚国家之间形成更强的地区身份认同。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1993年欧盟成立，其成员国至今已经扩至27国，并且相互开放边界，实行统一货币，正在谋求实现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世界各地区都在广泛开展区域一体化建设，国际经济合作以及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这对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无疑是一种外部推动力量。
目前，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了比全球社会更具活力的地区性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从目前来看，欧盟一体化虽然困难重重，但其前行的方向并没有发生变化，欧盟总统和外长的产生说明了欧洲一体化的决心和趋势。欧盟一体化是向着超越主权国家的目标前进的，主权观念在欧盟国家的淡化程度是世界各地区中最高的，像领土现状原则这类不对争议领土宣称主权的规范以及爱尔兰选择这样的规范，可能只有在欧盟成员之间可以出现[454]。在欧盟的带动下，其他一些地区也在实践一体化模式的合作，譬如东盟乃至“10+3”（东盟+中日韩）、北美自贸区等。将来的世界，能否形成“地区构成的世界”仍然是一个问题[455]，但地区一体化现象本身是弱化绝对主权观念的。
此外，随着区域一体化加强，多边主义与大国合作成为一种共识性理念。从美国、欧盟和新兴大国三个方面来看，多边主义是各方普遍接受的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很保守的美国，也开始强调重返多边主义。欧洲更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反对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新观念和新规范也将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新兴大国也多赞成多边主义，主张进行大国之间的合作[456]。
在区域化、一体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合作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区域，尤其是东北亚各国身份认同的缺失，使得各国还只是关注自身利益，地区整体利益还没有被纳入各国的战略考虑。如今，在全球化、区域化趋势下，东北亚国家又一次迎来集体身份建构的机遇。东北亚各国应该超脱僵化、单一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框框，转换认识，积极构筑东北亚共有行为规范、制度等，这不仅可以使该地区内所有国家通过克服排斥性而扩大相互理解，构筑共同生存的环境，而且，也将有利于提高区域合作的相互依存度，有利于突出东北亚的力量和声音，必将有利于提高东北亚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综合竞争力。
三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主要障碍
（一）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缺乏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观念发生变化、国际规范新旧交替的时代。国际体系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体系结构和治理制度方面，在更深的层面上，国际体系和规范的转型也带来了观念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主要体现为，冷战时期所形成的两极对抗格局逐步在发生转变，国际社会逐渐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逐渐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有观念。这就是共同威胁、多边主义与大国合作[457]。然而，在东北亚地区，上述三个方面的共有观念中，除了大国合作之外，共同威胁和多边合作都没有成为东北亚国家的共有观念。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仍然缺乏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
从东北亚国家共有知识方面来看，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缺乏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制度框架的最终确立。在区域合作中，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前景，取决于主导国之间能否建立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缺乏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缺乏核心国家的主导作用，因此类似《东南亚友好互助条约》这样的规范性文件难以出台。由于缺乏共同遵守的规范，东北亚区域合作在整体上，仍然停留在缺乏约束力的政府对话和民间交流的层面上。东北亚区域合作尤其是政治合作缺乏稳定性。东北亚区域需要的长期合作的制度框架始终难以最终确立。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东北亚各大国虽然普遍建立了伙伴关系，但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并没有因此而好转。按照伙伴关系的宗旨，即不搞互相敌对和对抗，不针对和伤害第三国等，那么伙伴关系的建立会有助于加强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然而，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各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外交活动总体上由少到多不断增加，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局势却呈高低高的N型[458]。在东北亚，大国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安全稳定之所以不一致，其原因在于，建立伙伴关系客观上增加了第三方安全恐惧的可能性。究其实质，在于东北亚各国共有知识的内化程度不够或者从根本上缺乏共有知识的表现。
（二）安全困境中的“他者”假想敌
如前文所述，近代西方外来势力进入东北亚地区后，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普遍把对方建构为“他者”。但事实上，就目前来说，东北亚地区所谓的“他者”（或所谓的敌人）是不存在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东北亚国家所谓的“他者”是各国为了自身生存或安全建构起来的。譬如，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之所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关国家彼此把对方界定为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所谓的安全困境就是这样的一种共有观念，即当主体间期望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相互猜疑，使他们总是对对方的动机和意图作出最坏的估计，那么，一旦一方增加军备，另一方势必感到威胁，结果就是安全困境[459]。就是说，当国家间彼此进行了错误的角色认定，错误地判定相互怀有最坏意图的时候，从一开始就会产生极度的不安全感和敌意[460]。一定意义上，东北亚危机之所以不断升级，主要在于相关国家间敌人身份的相互建构，如美朝之间。美国通过建构朝鲜的敌人身份为自己以东北亚安全保护者身份在东北亚的日韩两国驻军提供借口，朝鲜则借助与美国为敌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有效统治。另外，朝韩之间所处的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同样也是双方敌对身份的建构所致，对此，前文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正是这种霍布斯文化状态下敌人身份的相互建构，造成东北亚危机频发，安全困境难以消除。
此外，日韩两国把中国看做“他者”，实际上也是把中国看做“假想敌”。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看做其实现东北亚战略的“假想敌”，因此，美国与日韩结盟不仅仅是出于遏制朝鲜，也是针对中俄这两个所谓的“假想敌”。事实上，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自我’或许是他自己的‘他者’。”[461]根据本人的理解，东北亚地区真正的“他者”不是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一定意义上是东北亚过去的历史。东北亚国家之间诸多的“恩怨情仇”都源于过去的历史所结下的心结难以打开。然而，历史不可复制，更不可重来，重要的是如何化解恩怨，消除敌意，彼此相互尊重。正如巴里·布赞所言：“‘他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庆幸它的存在，因为它是定义‘自我’的关键因素。”[462]由此，我们可以说，在东北亚地区，尽管存在着“自我—他者”身份认同难题，但通向集体身份认同的大门并未关闭，钥匙掌握在东北亚各国手中。
（三）东北亚各国地区认同意识严重缺失
目前，东北亚各国地区认同意识严重缺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各国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在东北亚各国，普遍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主要表现为狭隘排他的共同特性、国家至上意识和自民族中心主义。例如，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日韩两国心态比较复杂，日本担忧动摇其在东亚的领头雁地位，在韩国也唤起了曾经作为中国朝贡国的历史记忆。而且，从目前的东北亚区域来看，强调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奉献、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比其他民族国家优越的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性存在着上升的趋势。譬如，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往，不是站在双赢的立场上去看待，而是过度地担心别国的发展，别国超越了自己就认为是对自己的威胁。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东北亚主要国家中日韩三国表现尤其明显。由于对本民族国家的认同过于强烈，在区域合作中主要采取“利己”的手段，“合法性”手段还没有成为主要的手段被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意识的过分强大，也使得东北亚各国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发展不同步。正如有学者所看到的，“虽然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但东北亚地区政治还停留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中，主权观念强烈，各国对于弱化和让渡主权的区域合作尚没有形成统一认知”[463]。如前所述，欧盟一体化是向着超越主权国家的方向前进的，欧盟各成员国主权观念的淡化促进了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在东北亚地区，各国不仅没有表现出主权观念的淡化，反而，由于东北亚各国（日本除外）在历史上都经历了极其艰难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各国对主权格外珍视。因此，对东北亚各国来说，要达成类似欧盟国家那样“不对争议领土宣称主权的规范”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一点无疑也成为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最大障碍。
第二，主要大国对东北亚地区的身份认同感不强。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该区域普遍存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并存和碰撞，致使一些国家在身份认同上陷入双重身份定位的困惑之中，如俄罗斯的欧亚双重身份，日本的“西方—亚洲”身份的徘徊。这都是东北亚国家地区认同感不强的表现。此外，中国自古就具有“天下”的世界胸怀，而缺乏区域意识。这些都说明，东北亚主要大国普遍缺乏区域意识，不利于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展开，加之美国的参与（如APEC），更淡化了东北亚的地区身份认同感。东北亚区域身份认同还有待于东北亚各个成员国的明晰和认可[464]。
综上，东北亚各国地区认同意识的缺失，表明东北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只是一种客观依存，这种客观的相互依存只有转化为主观的相互依存，才能够成为集体身份形成的必要条件。
四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具体路径
（一）客观的物质进程——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尤其是加强东北亚政治与安全合作）
按照温特的观点，集体身份形成的关键在于国家间互动实践的加强，而区域合作无疑就是国家间的一种互动实践活动，国家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对自身身份会进行再界定（redefinition），使身份通过认知和学习而变得具有顾他性和合作性。也就是说，国家间的互动实践既可以对最初的利己主义的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进行再造（reproduction），而且也可能将结构转变为一个关注集体和具有顾他性的结构。由此可见，国家间的互动实践是身份发生变化的客观物质前提。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主旋律由国际冲突转向国际合作，突出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共同点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点，为地区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有些问题在全球性组织内因成员众多、利益严重冲突而无法协调，却可以在地区性谈判中取得突破。根据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将促使国家间的社会学习和模仿，在社会学习和模仿中形成了国家的文化选择，文化选择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集体身份建构和形成的过程。
鉴于东北亚区域合作所呈现的不平衡状态，即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呈现强劲势头，而政治与安全合作明显滞后，因此，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主要是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众所周知，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合作和安全合作状况堪忧。东北亚地区是冷战结束以后最具有冷战特征的地区之一，安全的不确定性和合作的困境都在制约着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东北亚地区至今没有形成为各方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安全制度或体制，缺乏制度约束的众多行为体之间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而且地区热点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加之超级大国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热点升温甚至失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东北亚地区安全和合作就成为东北亚各国面临的紧迫课题。
实际上，有关东北亚地区安全和合作问题早已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所以关于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产生及表现，这里不再赘述。笔者仅就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路径进行探讨。关于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路径，众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其中一致的观点认为，六方会谈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机制具有不可替代性[465]。六方会谈虽然现在已经搁浅，但通过六方会谈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多边安全合作实践，还是有成效的。通过六方会谈的多边安全合作，东北亚各国认识到，朝核问题的错综复杂，既牵涉各方利益，又事关对双边关系和半岛冷战遗留问题的解决。因此，不论是完成解决朝核问题的重任，还是为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奠定框架基础，六方会谈都有望重启。除此之外，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门洪华教授认为，东北亚各国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路径以解决进程性困境为着眼点，尚未从根本上触动结构性困境。因此，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最终趋向不可能是共同体模式，最有可能的路径是通过合作安全逐步确立集体安全[466]。在门洪华教授看来，东北亚最理想的安全模式就是具有强制性、制度性特点的集体安全。对此，石源华教授提出，美国的同盟体系与东北亚多边合作体系并存和兼容是目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形态[467]。另外，也有学者对东北亚安全共同体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安全观和共同体观会发生变化，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模式也将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东北亚地区共同体的构建持乐观态度[468]。不论对未来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走向持何种态度，学者们一致认为，东北亚安全两难是该地区国家寻求合作的最大障碍，解决安全困境困难重重，因此东北亚安全合作也就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笔者认为，用现实主义理论来解读东北亚安全困境基本是无解的，因为现实主义的自助逻辑本身就是一种安全困境。所以，我们不妨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这一问题。
按照温特的观点，共有观念不仅可以建构安全两难的困境，同样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是与安全困境全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即“行为体的共有知识使它们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它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它们都相信可以通过和平途径予以解决，结果就是安全共同体”[469]。任何一种共同体都将有利于集体行为的达成，并使行为体内部间的行为具有和平的性质，因为这种集体行为将整合以至于重塑行为体的具体利益，使它们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趋于合作性和地区公益性，从根本上消除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和安全困境[470]。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都可以在无政府状态中产生和存在，所以，无政府状态本身不能构成解释原因。据此，东北亚安全机制乃至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必须依赖该地区共有观念的培养。只有改变霍布斯文化下的自助状态，积极塑造洛克文化乃至康德文化体系，东北亚才能走出安全困境。
此外，加强东北亚安全合作也可以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入手。在全球化时代，东北亚地区国家面临共同的利益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无疑是东北亚各国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经济和金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能源危机越发显现；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着东北亚地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安全。因此，冷战时期形成的仅以军事手段来维护国家自身安全的做法无法应对诸如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地区性问题层出不穷，单靠某一个国家甚至少数几个国家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国际贩毒、核武器扩散、艾滋病控制等）正是地区集体（身份）认同形成的潜在领域。”[471]目前，中、日、韩已经加入到讨论非传统安全和反恐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中日、中韩、日韩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正逐步展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增强了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互信，促进了东北亚合作机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同时也促使东北亚国家共同命运感的增强。
（三）核心国家集体身份的示范作用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在地区内部，互动密度大的核心国家之间容易达成认同。如果该地区内部几个核心国家之间形成了集体身份，那么就会产生一种示范作用，使其他地带（边缘）模仿核心地带，于是就逐渐形成整个地区的集体身份认同。在东北亚，哪些国家是核心国家？这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一般情况下，谈到东北亚核心国家时，很多学者将中日韩三国看做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国家[472]。然而，这种提法却使俄罗斯难以接受。事实上，不论从地缘政治、安全基础还是文化共性上来看，中日韩三国都可担当东北亚核心国家的角色。
中日韩三国地理毗邻，政治上相互影响，经济上互相交织，文化上相互渗透。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变动都会对他国造成影响。而且，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就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朝）三国来说，和平就能促进本地区发展，战争就会使该地区遭受危机。如今，中日韩三国的相互合作已经成为各自的发展战略，加之三国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使得中日韩经济合作有了广泛的基础，加之三国有共同的儒家文化底蕴这一坚实的基础，这些都是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所不具备的，因此，中日韩理应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国家。中日韩三国如何发挥核心国家集体身份的示范作用？
首先，中日[473]两国需要在东北亚地区给自己一个合适的身份定位。
众所周知，中国和日本作为东北亚的核心部分一直存在着领导权之争。事实上，“领导权”争是争不来的，因为这个世界绝不会接受一个单一的所谓“领导核心”。正如有学者所看到的，不论是区域合作还是区域秩序重构，其倡导国或发起国都将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大国，而将是一种集体行为[474]。对此，邓小平早就说过，“绝不当头儿”，这是非常明智的，也是中国的国策[475]。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中日两国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究竟起什么作用，能够起什么作用，如何处理好同其他成员国的关系？这是东北亚区域合作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中日两国作为东北亚核心国家发挥集体身份示范作用首先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东北亚地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有效提升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影响力。这就要求中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将自己和东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看做一个整体，把自身利益与东北亚地区利益统一起来。同时，更为重要的，中国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不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领导国，也不是主导国。中国应该践行自己的睦邻友好原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破除日韩等国“中国威胁论”的疑虑，用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的腾飞为日韩俄等国提供的是物美价廉的商品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崛起为东北亚其他国家提供的是机遇和发展。再者，作为东北亚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不是原有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挑战者，中国对东北亚地区未来的政治秩序持乐观的态度，主张建立平等、公正和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并同其他国家携手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日本在寻求回归亚洲的同时，也要在东北亚给自己一个合适的身份定位。身处于东北亚区域的日本不能“自外于”东北亚区域。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日本长期以来重视的是东亚而不是东北亚，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认为关注东北亚可能导致日本长期以来构建的“东亚共同体”作用的下降，从而减少日本在东亚地区中的影响。如今，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正逐步丧失。“东亚地区的经济融合体现为从日本投资溢出主导到中国大市场吸纳主导的转化。”[476]随之而来的是东亚国家对日本资本输出依赖性的下降和日本对东亚整体经济活动依赖性的提高。这对日本在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的领导地位的发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能否放弃“远交近攻”的战略，把发展的目光转向东北亚，首先搞好与近邻国家的关系，这对日本能够最终回归亚洲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中日韩三国东北亚集体身份的建构。
虽然中日韩三国集体身份还需要一个较长时期在与各国的互动中才能建构起来，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身份的建构过程典型地表现在冷战结束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冷战的结束使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阻力大为减少，促使各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行动的得失；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引起的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反应，使中日韩三国意识到地区经济的紧密联系，进而也意识到相互之间的依存性。面对危机带来的严重恶果，不但APEC、IMF等国际组织无能为力，而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又普遍采取了一种作壁上观（尤其是美国扮演一个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的态度，然而，中国却不计自己利益受损的风险，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并在毫无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对有关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中国负责任的表现使东北亚国家看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日韩两国，虽然由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仍要考虑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影响，但由于他们更加认识到一个团结起来的东北亚比一个继续在美国势力影响下分裂状态下的东北亚更能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因而开始有意识地加强与本地区邻国之间的合作与联系[477]。尤其是中韩两国在应对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如1998年4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问韩国时，在会见金大中总统时，中国重申为帮助亚洲国家战胜金融危机中国人民币将不贬值，并把韩国纳入开放中国公民旅游国名单[478]。同年11月，韩国总理金钟泌会见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时建议建立3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以帮助正在遭受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479]。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中国的积极态度和切实努力下，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东北亚各国（尤其是日韩两国）开始改变对中国的消极和猜疑态度，开始认同中国并将中国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这大大提高了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信任感和认同度。随着中日韩彼此身份认同的加强，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的对华敌意也会降低，这必将为东北亚安全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另外，从中日韩三国间关系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出这种集体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日之间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韩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日韩之间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表明中日韩三国各自的双边关系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差异，能够进行自我约束。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在超越单纯利己的本性，逐渐形成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当然中日韩三国间信任度还不够，各国还没有把“他者”的需求置于同自己的需求同等重要的地位，还没有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亦即利他性。当然，要做到利他，其前提是在相互的合作中每个国家必须坚信它们的需求会受到重视，因此，创建这种相互信任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关键问题。
目前，在缓解朝鲜半岛核危机、反恐、反毒，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领域，中日韩加强了对地区的整体性身份认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几乎都参加了泛地区对话与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机制，尤其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480]。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先后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日韩合作行动计划》、《2020年中日韩合作展望》等重要文件。中日韩领导人同意于2011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探讨建立“三国防务对话”机制。三国领导人还决定，争取在2012年之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481]。
总之，东北亚区域身份更容易引起中日韩三国基于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念所形成的一种区域归属感。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随着国家间互动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合作的物质层面和观念交流日益广泛，国家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社会互动的网络中。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出相互信任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可以利用其强大的力量迫使其他国家通过自己的成功和进步获得其他国家的欣赏和认同，使其他国家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安排，并建构起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归属感。
（四）培育东北亚地区认同观念，弱化地区外大国的主导作用
所谓地区认同是一种超越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基础上的群体意识，是一种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各个行为体共同产生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482]。更具体些，地区认同就是主要以一定地理范围为基本要素而形成的认同，即以地区范围来界定“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处于某一区域范围内的国家被相互视为“自我”，在这一区域范围外的国家则被视为“他者”[483]。东北亚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曾经存在过一个独特的“世界区域”，即由许多邻近国家组成的、按照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在广泛的领域中都存在显著的依存关系的国家群体[484]。而且，历史上的东北亚各国间（主要是中日韩）也曾形成了身份认同。但是步入近代，在西方殖民势力的冲击下，东北亚出现了“去区域化”的趋势，即东北亚各国由向原来的宗主国（即中国）认同，转向了向欧洲宗主国的认同。从此，东北亚区域（地区）意识还未形成就被西方化淡化以致消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迅速发展，“东亚正在重新寻找自我、发现自我。一定程度上是在找回西方进入本地区后早已丧失的地区意识”[485]。东北亚国家能否找回自我，如何才能重建地区认同，这对于东北亚各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首先，超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树立地区意识至上的观念。民族认同与区域意识的共有并不是天生就是矛盾和对立的，关键在于过分夸大民族之间的差别，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性、传统以及排斥其他民族的存在意义，必将导致民族的自我封闭[486]。因此，超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东北亚走向区域化或一体化的关键环节。超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这对于主权观念强烈的东北亚各国来说是一个十分遥远的目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让渡主权不等于一个国家主权身份的丧失，在和平年代，除非特殊情况下主权身份容易被“激活”，通常情况下主权身份是可以“休眠”[487]的。对此，温特也曾表明，集体身份绝不会泯灭使行为体得以独立存在的个体性特征[488]。
在东北亚，正是由于地区主义不发达，因此在集体身份认同方面，东北亚各国仍停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国家（民族）认同层面，地区集体身份认同远没有形成。由于过分强调本民族国家的相对受益而不是绝对受益，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过分固守，没有意识到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的密切联系，因此不利于国家对外做出妥协以产生合作，不利于地区整体意识的培养。一定意义上，民族认同与东北亚集体身份所强调的地区认同是背道而驰的。地区认同的核心价值和本质是“地区至上”，因此可以说，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是民族主义与地区（区域）主义较量的过程。这对于民族主义对立情绪极为浓厚的东北亚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其次，东北亚各成员国要树立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了谋求东北亚区域内的共同繁荣，从根本上消除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确保永久的和平，区域内的国家应该树立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意识。既然同在一个区域，那么区域内各成员各自的命运就和这个区域联系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稳定、发展、和谐是区域共同体的最高价值，任何成员的对外行为和区域发展，只要符合这些价值的就应该大力提倡和推进。只要能取得这样的共识，东北亚区域合作就会朝着区域一体化的方向转化，或者至少不会与之背道而驰[489]。实际上，在经济上，东北亚客观上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命运共同体”[490]。中日韩所在的东北亚是东亚经济的核心与重心，三国经济约占“10+3”总量的九成，但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分歧严重影响了三国经济力量的发挥，东盟因而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主导力量。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福利和共同面临经济安全困境，使“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必然。尽管东北亚至今仍然存在着较严重的政治分歧和军事对立，但在经济上，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客观上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491]。三国间经贸联系尤为紧密。据统计，中国2007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排列第二位，在对华投资国中名列第一位。中国是韩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和第二大投资对象国。韩国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日韩间的经贸关系也极为密切，彼此均为主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492]。
一般来说，地区认同是维护地区和平和深化地区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意识的不断上升，有利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同时，地区认同意识的提升也意味着民族国家意识重要性的下降，这是区域合作赖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493]。由此可见，东北亚国家地区认同观念不仅对区域合作的意义重大，而且也是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形成的标志。
再次，弱化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强势存在。在东北亚地区，美国是域外霸权国。而且，普遍认为，美国的存在对东北亚地区整合是一种消极的因素。美国对东北亚地区事务不但不采取支持的态度，还千方百计阻挠、干涉。美国主张，东北亚地区应该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维持和强化东北亚国家对美国中心地位的认同[494]。对此，彼得·卡赞斯坦早就提出，当今世界是地区世界，而各地区是在美国帝权（American Imperium）下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他主张地区化除了包含技术经济因素、政治安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同时还受到美国帝权体系结构的影响。二战后，美国对欧洲和亚洲的不同认同程度，在日本和德国建立的不同民主政治形式，不仅直接影响了欧亚地区化的进程和发展水平，还部分导致了欧亚地区制度形式的差异[495]。根据本人的理解，目前东北亚地区化程度低，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霸权根深蒂固的影响，具体说就是美国这一域外霸权国介入导致该地区集体身份认同的混乱。因此，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必须弱化美国在东北亚的强势存在，否则真正意义上的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是不可能形成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美国是以一种合法的身份存在于世界各地区。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它的实力有所下降，但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声称自己属于任何地区的国家”[496]。美国正是靠着自己强大的实力，二战后合法地成为“欧洲”、“亚洲”的一部分。而且，“美国相当聪明地创造了一个‘宏观—地区结构’即所谓‘亚太地区’”[497]，这实际也正是美国话语霸权的体现。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今美国独霸世界正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一是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目前只是“一超多强”的格局，还没有最终形成多极格局；二是各大国已经认识到多极化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各大国正在积极推进多极格局的发展；三是“一超多强”的现实力量结构和态势，以及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必将阻挡美国寻求霸权，而美国根本阻挡不了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五）寻求儒家文化的普世意义，促成东北亚“共有文化”的形成
集体身份的建构是政治和文化的双向过程，没有坚硬的政治外壳，集体身份认同就会变得软弱无力，而剥离了柔软的文化内核，又容易发生脆弱崩溃。按照亚历山大·温特的观点，在集体身份形成的过程中，共有文化与施动者即国家之间是互相建构的。国家的信念造就了共有知识，是国家的互动实践活动逐渐确证或否认了共有知识。这就是说，共有知识的形成主要在于施动者的信念，那么东北亚各国（主要指中日韩三国）关于东北亚共有知识（东北亚价值观、共有行为规范及地区认同）的信念如何？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东北亚国家能否形成共有的行为规范和制度？这要从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展开分析。
1.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
首先，“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奠定在“和而不同”价值取向之上，可以为东北亚各国之间达成良性互动提供富有活力的启发性意义。儒家的超越理想可以名之为“生生而和谐”。在儒家思想中，“仁”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所在，又是社会能够存在的基本规范，而且天地也以其不断创造、发育、护卫新的生机与活力，而表现了“仁”的最高形态——生生之德。由此，不仅人世间的一切均被看成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而且宇宙万物也无一不被大化流行的生生之意所充满。与此同时，儒家还强调，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宇宙不是趋向于事物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与不谐，而是趋向于通过事物之间差异互补而达成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调节、相互成就的普遍和谐状态。在儒家思想中，“生生”与“和谐”是贯通为一的。一方面，离开事物的相互补充、相互调节，宇宙就只能是死水一潭，难以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宇宙生命的“大化流行”，事事物物才有可能在不断发展与演进之中趋于和谐。儒家思想的这一价值取向，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为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国际中国哲学会创会主席、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将这种思维方式概括为“和谐化辩证法”，认为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形式的、机械的、冲突的，那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倾向于整体的、辩证的、和谐的。故而，我们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概括为‘和谐化辩证法’。”[498]
其次，崇尚和平、注重伦理的文化价值体系。众所周知，儒家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崇尚和平、注重伦理的文化价值体系，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平外交传统的形成，对此，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曾经对中国作出过如下评价：“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料。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辽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海军和陆军，但不论君主还是他们的人民，竟然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499]西方学术大师罗素对儒家文明的和平传统同样有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虽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却不会对外国造成威胁。”“他们不像白人那样，喜欢虐待其他人种。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500]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和谐世界理念所发挥的作用，对此，笔者曾撰文阐述过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与温特的建构主义逻辑有相通之处[501]。
再次，“和合”精神的倡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概括为“和合”，并指出东亚意识的核心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则，成为21世纪东亚对世界的巨大贡献[502]。和谐世界理念源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体现了天人合一价值观。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明的精髓之一，就是重视和提倡“和”这个概念。“和”有多重含义，一是和谐之和，二是包容之和。“和”的思想和“合”密切相关。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传统，倡导‘和而不同’和‘和为贵’，为中国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谐共存和共享繁荣提供了思想基础。”[503]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和合”文化基础上提出来的和谐世界理念，传达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和”，这个和谐世界就是各个国家、各种制度和各种文明之间不仅仅是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还应进一步发展为和谐共存，增添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等。同时，和谐世界也是不断化解矛盾的秩序状态。国际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国际社会是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的社会。由于没有国内体系中的法律体系，致使有些矛盾更加难以解决。于是，有人便认为强权是国际社会中解决矛盾的最有效手段。有的时候，强权也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段时间内控制国际局势，但从根本上说，国际矛盾更多的是需要协调和化解，而不是强权和强制，因为强权政治会孕育更大的冲突，最终导致更加严重的不和谐状态[504]。
最后，“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一元论。在方法论上，建构主义奉行整体主义/理念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整体主义一元论有相通之处。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有目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表达了一种整体主义或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式，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层创进化力量，这是与把社会结构还原为个体的个体主义方法截然不同的[505]。基于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建构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施动者的相互建构关系，国际政治结构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行为体只有在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后，才从事与之相符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内生属性，而是在国际体系和行为体的互动中建构的，它们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共有知识的具体表现。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和进化的过程，在建构主义看来，没有一个因素是永恒不变的，一切都处于建构和被建构的过程中。
与温特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一样，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整体主义一元论。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说明中国对外政策核心思维在文化本原上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整体主义一元本体论的回归。和谐世界核心思维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道”本体论和整体主义形象思维方法论。在本体论上，中国的天道观，把天、地、人、世界万物的相互作用及其运动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切物质和事物形态的变化作为世界的本原。按照中国传统的天道观，和谐、均衡、秩序、和平是世界万物的本质特征，是世界的本真和一切事物存在的主要方面；而失序、失衡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或迟或早，终究会被新的均衡、和谐所代替。
2.从儒家文化中寻求东北亚各国的共有文化
儒家文化作为东北亚国家（主要是中日韩朝四国）共同的文化基础，能否发展成为具有普适性价值的东北亚共有文化？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一种观念，一旦被大多数人接受就变成了一个客观实体或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拥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而长期存在下去，不是个别人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当今，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温特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所谓的共有知识（文化）也主要指美国价值观主导下的规范和制度等。由于这套西方的伦理规范被推崇成所谓的“普世价值”，其政治规范被看做国际行为的唯一准则以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唯一标准。这种福山“历史终结”式观念的实质是对其他文明范式的排斥。相比之下，源于非西方文明的各种范式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排他性，也没有将自身的体系封闭起来[506]。儒家文化无疑是非西方理念的典型代表。因此，从儒家文化入手来分析东北亚各国的共有文化，对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形成意义重大。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一个地区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与文明的特色，就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边缘化’，从而失去自己的‘主体性’”[507]。
事实上，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中，其中有诸多因素是东北亚国家（主要是中日韩朝四国）共有的，如对整体价值的认同，即把社会、国家看得比个人更重要，而国家之本在于家庭的理念；“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提倡“和合”精神，“天人合一”等这些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也是日本、朝鲜、韩国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原理之一[508]。正如潘畅和教授所言：“只有解读了中国、韩国、日本的儒家文化，才能在较为完整意义上谈论真正的儒家文化。缺少任何一家都将丧失其整体意义。”[509]对此，方浩范教授也指出：“东北亚区域文化，远不是‘非此即彼’这么简单，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这一地区的文化上的融合是东北亚各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华文化可能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绝非唯一的源泉。”[510]因此，寻求儒家文化的普世意义或东北亚各国共享的文化价值，不仅仅要挖掘中国儒学文化传统，更要深入分析日韩等国儒家文化的特色。
对于日韩儒学的特色问题，潘畅和教授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她在分析韩国的儒教时，指出，“在东亚儒学文化圈中，韩国不仅最忠实地接受、丰富发展了儒学，而且至今将儒学的整体风貌保存得最完好，还以最积极的态度试图于今日重新振兴这一文化。”[511]韩国之所以把儒学保存完好，主要在于“韩国接受儒学完全是站在文化普遍主义的观念之下”。就是说，韩国儒学体现的是儒学中“仁”这一普遍的终极关怀。而日本儒学缺少的正是这种基本关怀，如日本的“忠”、“恩”思想。很显然，日本人遵守的“忠”与“仁”相比，是下一层次的具体道德观念[512]。由此，我们在分析东北亚各国共有文化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同为儒教文化圈的东北亚各国，儒家基本理念就是各国的共有理念，这是绝对片面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早已与各民族自身文化相融合，已经成为各国独具特色的一种新的文化。
可见，儒家文化绝不仅仅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作为东北亚各国共同的文化资源，早已成为东北亚各国的共通的文化。今天，我们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重新探讨和认识，不是要回到过去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我们的目的无非是增强东北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为该地区区域化和一体化打造良好的文化基础。多元文化的和谐与共生本来就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应然状态，与西方“个人主义”功利性价值观相比，儒家文化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这种价值观具有普适性意义，应该为全人类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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