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日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历史上，中日之间呈现出比较清晰的一强一弱的结构态势。直到21世纪两国同时强大的情景才刚刚出现，“一个成熟的大国与一个崛起的大国之间展开斗争的阶段已经开始”[362]。同时出现的两强之间一定相争吗？按照现实主义逻辑，“两强并立”的中日之间只能建构为对手（甚或是敌人）关系。但从建构主义视角来分析，中日两国在互动实践中形成的共有知识既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因此中日之间可以建构“朋友”的角色身份，也可以建构“敌人”的角色身份。也就是说，中日间的敌人或朋友关系是在一定的主观共识下建构而成的。双方在互动实践中如能有合作的共有知识，中日之间就可能建构成为朋友关系，双方在互动实践中达不成共识，中日之间就有可能成为敌人关系[363]。由此可见，中日之间在互动实践中能够加强相互之间的共识，对双方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至关重要。
（一）中日间积极角色身份建构的必要性
中日两国自二战期间建构了敌人的角色身份后，这种消极的角色身份关系就成了两国关系的常态。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双方建构了积极的角色身份关系。但中日间这种积极性角色身份的背后仍然有消极性角色身份的影子。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日“联合抗苏”的共同战略基础不复存在，双方的良性互动日益减弱，而恶性互动则不断增强，两国的角色身份又一次面临新的选择。中日两国间积极性角色身份的维持面临着严重挑战，而中日两国之间消极性角色身份却由于双方一系列恶性互动的发生而得以迅速再造和加强。21世纪中日关系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双方积极性角色身份能否得以再造。
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色都不是很明朗。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一个紧密的中日联盟的可能性很小。然而，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关于未来中日两国应该携手共进的主张，国内外学界有广泛的共识。“日本和中国需要的是融合，不是对抗，也不是倒向一边的竞争，混合型秩序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国在美国帝国体系中的位置。”[364]“中日两国有必要尽快建立一种合作轴心。从历史与现实看，这种设想有很大的难度，但从未来看，这步棋非走不可，否则，中日两国都不会真正地实现大国崛起这个共同的战略目标。”[365]“未来的中日关系绝不是谁附属谁的问题，是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共同发展的问题。”“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中日两国‘和’则相互辉映、‘斗’则两败俱伤。”[366]上述学者观点充分说明中日两国之间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的必要性。中日之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对于东北亚地区的稳定，甚至对世界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看，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角色身份认知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近40年，是双方政治、经济、国际地位经历重大嬗变以及国际局势、国际秩序剧烈调整的时期。从建构主义身份认同的视角观察中日关系，将关注的重心从权力结构变化和利益调整的现实转向凝结着中日双方主体身份认知的规范结构，能有效地分析中日双边关系是结构和角色相互作用的结果[367]。目前中日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以洛克文化结构下的竞争对手身份为主，偶尔伴有康德文化和霍布斯文化的特征。正如一份有关中日政治关系的研究报告所表明的：“导致中日关系紧张的许多问题总的看来没有发生变化。先前为维持伙伴关系框架而做的努力只不过是友谊的假象，其中孕育了潜在的仇视。”[368]就是说，过去的历史成为两国关系上一个难解的疙瘩，历史问题不仅造成了双方在历史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最主要的是，双方对历史事实的解读存在较大的争议。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那段历史，在日本除了极少数的极右翼分子之外，绝大多数日本人民还是承认的。日本政府也在多种场合下对此予以确认，并表示要进行深刻的反省。但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反省都是日本政府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一再要求下才作出的，并不代表一种自觉自愿、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道歉。对历史上自己所遭受的侵略和耻辱的惨痛的记忆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这使得他们对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十分敏感。而从日本方面来说，即便道歉是发自内心的，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认识仍然附有这样一个注脚，那就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活动即便是侵略，那也只不过是效法其他欧美列强的做法，与这些国家相比，日本并非更不道德、更具侵略性和更加残忍。而且由于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因此，日本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意识远没有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强烈[369]。由此可见，中日关系发展的瓶颈不是两国政府缺乏合作的能力，而是两个民族在心理上未能彻底准备好完全接受对方。要化解两国国民心灵上的“死结”，解除双方的敌意，就需要两国间建构一种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关系。
（二）中日间积极角色身份建构的具体途径
1.中日角色间通过建构而产生互主性共识，是中日间积极角色身份建构的首要途径
中日关系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地区经济合作、突破和平宪法禁区等方面。中日关系始终处于动荡、摇摆与合作的不定之中，究其实质，就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缺乏互主性共识和相应的规范。中日角色间如何才能达成互主性共识？
首先，中日双方应该改变互为对手的意识，构筑友好合作的关系。敌人、对手、朋友这些角色身份认同都是互动和观念的结果。对于东亚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来说，中日两国是一对搬不走的邻居，中日双方应该改变互为对手的意识，在处理堆积在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双方应该达成角色共识，共享一系列规范、理念和利益，从而促进双方关系朝向朋友的角色身份方向发展。事实上，中日双方的合作有着很多的共同利益，从经济增长到环境保护，从防止核扩散到打击恐怖主义，等等，双方有着合作的共同框架。而且，就像中国始终强调的，“中日在区域合作中是互补的”，双方可以在东亚合作中发挥各自优势，与其他东亚国家一道寻求互利共赢。“中国愿意在这一进程中与日本加强协调与沟通。”[370]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中日之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双方通过认知和学习而变得具有顾他性和合作性的过程。因此，只要双方在互动中能够不断认知、学习、反馈，在了解国际规范的同时，其行为也更多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两国之间建立合作的、健康的中日关系是值得期待的。
纵观建交以来的中日关系，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已经得到了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两国首脑互访频繁。譬如，199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了日本，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确认两国“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对两国关系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使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日《联合宣言》指出：“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在维护、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双方将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371]2006年10月，在中国和日本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达成共识，促成安倍晋三首相访华，从而打开了双边关系的政治僵局。两国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此后，两国各领域合作日趋活跃。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就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以下称“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同年年末，刚上任不久的福田首相访华，被看做2007年中日外交的“收官之作”，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双方此前达成协议的“战略互惠关系”得到了加强。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
也就是说，中日两国之间已经达成了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战略互惠关系的本质是，中日两国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是新时代赋予两国的神圣使命。这实际上可以看做中日之间的互主性共识，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今后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作出贡献，在中日双方互动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借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中日两国有必要确立一个新的合作框架。这一新的合作框架需要两国在互动实践中，能够创造出康德文化结构，有助于消除洛克文化下竞争角色间集体行动的困难和彼此的不信任，从而构建两国积极的身份认同，在合作中共赢，共享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其次，从日本自身来说，日本应该从东西方双重身份定位的困惑中走出来，诚心“归亚”。如果说，历史上日本在西方冲击下主动选择了“脱亚入欧”，在美国占领下被动选择了“脱亚入美”，那么在中国崛起的冲击下，日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亲美入亚”[372]。即便是“亲美入亚”，日本外交也面临着追随美国与展开亚洲外交的矛盾。“亲美”就意味着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受到美国的牵制；在处理日美关系与日中关系时陷于一种死结，如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就处在美国立场的限制范围内；在对朝关系上则总是比美国的步伐慢一拍[373]。而“入亚”，对日本来说就要直面中国地位上升的现实，而在这一问题上，日本一时间还很难适应。
“过去十余年间，日本各界精英和国内舆论的中国观经历了严重不适、激烈对立、过度反应、激烈排斥等心理与行为症状。”[374]面对中国的冲击，“日本尚未摆脱日本=优者、中国=劣者的固定观念”[375]。也就是说，日本始终没有走出“中国威胁论”的樊篱。实际上，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过度反应，是有意夸大“中国威胁”，目的是为其走向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制造舆论。当然，也反映出日本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国力日益增强的担忧。尽管如此，在围绕日本“归亚”这一课题进行讨论抉择时，中国其实是影响日本思维取向的核心要素之一。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且仍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又是亚洲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亚洲唯一的核大国。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中国是亚洲历史最为久远且保持连续性的国家，中国的儒教文明在亚洲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中国是除美国之外最能影响日本亚洲政策的国家。
当然，日本能否诚心“归亚”，关键还在于日本自身。总的来看，21世纪，日本面临着身份认同的最佳时机，如果日本能够坚定其亚洲国家的身份认同，客观地对待中国的崛起，则中日两国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合作伙伴，这也会大大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步伐。
再次，从中国自身来说，中国有责任推动中日战略互信与合作的不断深入。一定意义上，日本亚洲身份能否真正回归，日本能否放弃对华防范战略而彻底转向对华友好合作战略，与中国对日本的身份认同有直接的关系。在对日本身份认知上，中国应该从“日本是西方世界一员”的固有思维中走出来，以平和、包容的心态接受日本“回归亚洲”，这样才能促进日本在心理上和政策上以平等一员的身份融入亚洲，以实际行动来摧毁“中国威胁论”，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另外，中国也应该改变“重美轻日”的心态，防止出现中美关系陷于低谷时才想起拉日本的短视行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是21世纪中日两国的最佳选择。两国应该意识到，中日间角色通过建构而产生互主性共识，规范并寻求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现实路径，在整合东北亚经济的过程中，两国不仅是引导者，更主要的应是合作者。
2.正视历史认识问题，实现两国人民心灵上的和解，是中日两国走出消极角色身份的现实途径
历史问题是横亘在中日两国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战后日本在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下始终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60余年，令人遗憾的是，历史问题作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欠债”被带进了21世纪。如今的日本，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据统计，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占70%以上。40～60岁的人，可能从上一辈人的口中得到关于战争的部分感性认识，而20岁左右的青少年，甚至从父母的口中也难以得到关于战争的感性认识。所以，对于多数人来说，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趋势。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战争是久远的过去，而对于自己这一代人来说，战争就像游戏一样，只有在电脑的虚拟的空间中可以看到[376]。就是说，对于日本的年轻一代来说，二战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家也会对他们的前辈的一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越来越不敏感。如果日本右翼势力再处心积虑地篡改、美化侵略历史，那么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几乎不知道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为何物，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正是日本人所逐渐淡忘的这些历史记忆，却清醒地烙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中日两国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得中日之间的敌意很难和缓。正如英国学者所言：“扭转中日关系可能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不容易的。这两个国家应该共同寻找一种途径，要么把历史留给过去但继续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要么对曾给双方带来‘荣’与‘辱’的历史进行一种妥当解释的建构。”[377]不论从缓解两国敌意关系，还是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角度，中日间历史的和解是两国都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
历史的和解是现实合作的基础。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中日两国可以借鉴法德和解的成功经验。法德之所以能够和解，欧洲各国之所以能够与德国和解并信任德国，首先是因为德国作为战争的加害方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主动地、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年人讲解历史的教训，通过立法和严格的执法杜绝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领土上复活的一切可能。德国政府官员和新闻、舆论界都非常注意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限，德国政府和企业界还主动付清了国家赔款和受害者赔款，一再向被侵略国家道歉，表示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这样，德国与欧洲各国人民实现了心灵上的和解，重新取得了欧洲各国的谅解和信任，与法国一起成为欧洲一体化合作的轴心和火车头[378]。现如今，在东北亚，日本之所以迟迟得不到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谅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缺乏像德国那样的诚心道歉。一个诚心诚意的道歉就可以化解两国的仇视，可是日本却做不到。日本至今没有与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亚洲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实现心灵上的和解，这是实现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也是日本的亚洲身份很难得到东北亚其他国家认同的重要原因。
3.中日两国树立“亚洲大国”的责任意识，联合以平衡美国的地区影响
虽然有学者认为：“日本算不上当今的大国，尽管它经济富足。因为它的军事实力相对弱小，靠美国来保护它的安全。”[379]诚然，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或是军事力量方面，日本都不配大国的称号，但在东北亚，日本无疑是东北亚的地区大国。当然，中国也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而已。东（北）亚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中日两国树立“亚洲大国”的责任意识。中日两国应该着眼于东（北）亚区域大局，探求实现东北亚地区共同利益的途径。正如菲律宾前总统、博鳌亚洲论坛主席菲德尔·拉莫斯所言：“对东亚来说，地区主义首先是用来抵挡由美国和欧盟控制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治的。只有通过合并组成一个东亚集团，未来的东盟与中日韩三国‘10+3’自由贸易才能产生足够大的影响，以迫使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贸易伙伴与其进行互惠往来。”[380]但事实是，在一些亚洲国家看来，美国的存在不但不是威胁，反而是安全感的来源，而中国反倒成了“潜在的威胁”[381]。一直以来，日本把东亚事务看成西方利益的延伸，而不是东亚自己的事情和利益。“日本不准备危害其与美国的关系，它不太愿意放弃西方取向去建立东亚地区共同体。”[382]对日本来说，放弃“亲美”是困难的，但如果日本今后仍然采取追随美国的战略，而不能在本国的经济改革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及其建设性的作用，那么日本就不可能在东北亚地区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不可能真正地回归亚洲。
诚如英国著名学者巴里·布赞所言，“中日关系之所以是东亚内部最重要的关系，不仅因为中国和日本是该地区两个最大的国家，还因为日本是确保美国作为一个外来力量在东亚具有强大地位的关键因素”[383]。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有着相当重要的经济联系，但中日两国间的政治敌意，使得两国关系始终处于洛克文化的竞争状态。而且，中国与日本深深地置身于美国的帝国体系之中，以不同的方式与美国和美国的帝国体系联系在一起。日本始终坚持国家经济战略和国际安全战略，而中国遵循着国际经济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日本和中国的均势正在转变，政治群体使具有渗透性的亚洲也明确地依赖于美国帝国体系中。亚洲仍继续是一个在美国帝国体系中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渗透性地区，中日之间日益强化的竞争状态为美国的帝国体系提供了政治基础[384]。因此，中日两国必须采取努力消除两国间的消极角色身份，否则，处于敌意关系的中日双方的“相争”，会使美国坐享“渔翁之利”。事实上，美国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紧张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在东北亚的整个地位——以及就它在全球声称是惟一的超级大国而言——取决于中日之间紧张关系的维持。”[385]从这点来看，中日有联合对抗美国的必要。在美国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主导世界的情况下，中国要摆脱在亚洲的安全困境，日本要回归亚洲，都不仅仅是美国的选择问题，也是中国和日本自身选择的结果。尽管美国的选择会深刻影响中日两国，但中国和日本的选择也同样重要，中国和日本的选择不仅决定自己的未来，也会对东北亚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 中韩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众所周知，自1948年8月大韩民国成立，直到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处于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中韩两国建构了敌对身份关系。这种敌视身份长达近半个世纪。经过中韩双方的不懈努力，两国终于在1992年8月24日签署了《中韩建交联合公报》，中韩正式建交。中韩两国建交意义重大，这标志着两国40多年敌对关系的结束，“标志着中韩之间数千年的交流关系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外交关系向现代外交关系的转变，两国开始了对等邻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386]。中韩自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良性互动，双方交往的主流是合作关系和伙伴关系，竞争关系和对手关系只是支流。
中韩建交不久，韩国迎来了金泳三文人政府时代，两国领导人经常会晤，就双边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健康、快速发展。这期间，两国的经济技术与文化交流合作方面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发展尤为显著。中国继美国、日本之后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截至1996年底，韩国累计对华投资总额为58亿美元[387]。但是，由于韩国掌握着“中韩之间的接近不得超过以美韩同盟为根基的传统的纽带关系的（发展）速度”[388]的尺度，韩国对中国外交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就是说，这期间中韩两国间关系停留在经济层面。
中韩两国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始于金大中执政时期。1998年金大中上任后，把两国关系从“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到了“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伙伴关系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新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平等性、战略性和合作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韩间的伙伴关系，符合康德文化的基础，即友谊的角色结构。金大中执政时期之所以积极地建构中韩伙伴关系，主要是基于对韩国国家利益以及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金大中政府重视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政策也得到了中国积极的回应。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得以顺利开展。金大中在1998年指出：“由于我国位于四大强国（美、日、中、俄）之间，我们必须慎重从事，在外交上力求均衡。所以我觉得我国人民应该比别的民族更懂得‘外交’。”[389]金大中政府积极倡导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强调“四强协调外交”，其中，积极并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是其“四强协调外交”的重要一环[390]。这里暂不论金大中政府对中国重视的原因，单就两国政府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而言，双方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希望本地区保持稳定和朝鲜半岛无核化，都希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能实现和平、独立、自主的统一，这充分显示出中韩之间具有互主性共识，正是这种共识的存在，促进两国间关系朝向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方向发展。
2003年卢武铉上任后，将中韩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韩两国将在政治、经贸、文化、安保以及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中进行全面合作。随着中韩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安全等方面的全面合作的加强，韩国面临着进一步的战略选择。2005年3月，卢武铉适时提出了“自主安保”和“东北亚均衡者”的新战略。“东北亚均衡者”可以看做韩国的自我身份定位，很显然，东北亚均衡者身份是对“美主韩从”同盟格局的挑战，也是韩国谋求建立“自主国防”的正当需求。究其实质，“东北亚平衡者”是基于韩国国家利益的考虑，表明韩国要在东北亚大国关系中发挥协调者的作用，避免再次成为大国对抗、地区冲突的牺牲品。对于卢武铉政府时期的政策，有学者将其评价为“亲朝亲中疏美”政策[391]。在韩国国内，韩国国会议员的调查显示，“执政的开放我们党议员有63%主张‘疏美入华’，主张中韩关系比韩美关系更加重要”[392]。客观来看，卢武铉的东北亚均衡者身份定位，并非要否定韩美同盟，而是在维持韩美同盟的前提下改变过去过分依赖美国的情形而对韩美同盟关系进行的调整。当然，东北亚均衡者身份的定位也是韩国摆脱对美依附性，主体性增强的表现。而且，事实上，在卢武铉执政时期，韩美关系的确处于“疏远”状态，而同一时期的中韩关系却发展迅速。
卢武铉执政时期中韩关系之所以能够进入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是双方积极主动建构的结果。众所周知，卢武铉执政时期，中韩关系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如冷战残余的影响，两国的历史文化纠葛和国民感情的下降等。尤其是卢武铉政府时期面临着中日关系和韩日关系持续恶化的现实，促使中韩两国加强了在东北亚进行战略合作的必然性[393]。中国改变了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长期奉行的“重北轻南”战略，改变了长期以来只重视发展与韩国的经济关系，而在政治和外交尤其是军事安全领域，过分考虑朝鲜的反应。中国开始全面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参加韩国举办的APEC峰会期间访问韩国，与卢武铉发表《中韩共同声明》，其中确认中韩合作已经超越两国合作的范畴而具有地区性的意义，双方表示进一步发展中韩两国较为滞后的军事安保领域的合作。这意味着两国已经从传统的经贸领域合作提升至军事安保领域的合作，标志两国关系的战略转型[394]。可见，两国之所以能够朝向积极的角色身份方向发展，是两国在互主性共识下良性互动的结果。
李明博政府上台后，认为东北亚均衡者战略不符合韩国的地缘政治现实，提出以所谓“四强平衡外交”为政策手段，在全球推行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李明博的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是为了回归以美日为主导的东北亚战略轨道而实施的全方位的外交战略调整。李明博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在重视加强美韩同盟的同时，也把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其外交的重要环节。李明博将卢武铉时期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国家间规定的关系水平，在等级方面来说，可以说是最高层次，几乎相当于同盟关系。”[395]当然，友谊与“结盟”具有质的不同，盟友的基本行为方式和朋友相同，但盟友不期望它们之间的关系会无限延伸。结盟是竞争状态甚至敌对状态下的权宜安排，所以盟友之间会考虑它们最终会回到战争作为一种行为选择状态，并为之作准备。朋友之间当然也会争吵，但他们预先的期望是友谊会长久持续下去[396]。就是说，中韩伙伴关系比韩美同盟关系更为持久。事实上，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中韩建立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将两国关系从战略定位上超越两国双边关系范畴，而赋予更多的地区和世界范围内进行全面合作的意义。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李明博政府时期，韩国外交的确具有亲美的色彩，但李明博不会因亲近美国而疏远中国[397]。中韩睦邻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综上所述，从金大中时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卢武铉时期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到李明博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关系呈现逐步提升的态势，两国的角色身份呈积极的认同关系。展望未来，中韩会继续加强全面合作，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中韩两国建构康德文化下的朋友角色身份是值得期待的。
三 日韩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冷战期间，由美国牵线搭桥，同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日韩两国，在历经长达14年之久的艰难谈判后终于在1965年建立了邦交。日韩两国虽然建交，但两国关系由美国一手操纵，两国之间没有太多的直接对话和交流。日韩两国间始终缺乏强化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其根本原因在于，韩国人对于日本有着强烈的民族仇恨情绪，过去的殖民历史像刀子一样划在韩国人民心上，历史问题成为日韩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之一。正如金成镐教授所言：“日韩关系是‘世仇’，是‘似近而远’的国家关系。日本帝国主义在漫长的历史上给朝鲜半岛民族留下了极为残酷、极为悲惨、极为痛苦的历史记忆。朝鲜半岛国家民族对日本的憎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现在韩日关系表现出政治暖、经济热、民意冷的不协调现象。”[398]日韩之间除了历史积怨，还存在着领土争端，即两国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的领土争端。由于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相互信任，两国关系处于一种忽近忽远的微妙状态。整个冷战期间，两国之间的角色身份关系始终处于消极对抗状态。
冷战结束后，日韩关系迎来了重新定位的契机，双方之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也具有了可行性。两国关系明显改善的转折点是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表示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399]。同时，《日韩联合声明》明确表示：“韩国总统期望日本能在联合国等国际社会中进一步做出贡献和发挥更大的作用。”[400]韩国公开宣布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韩国因此也得到了日本30亿美元的贷款，解决了韩国经济危机的燃眉之急。日韩关系在相互借重的情况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两国间敌意的角色身份趋于缓和。
日韩两国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的盟国，在应对朝鲜半岛危机，警惕遏制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势力扩张等区域安全问题上有着很多共同的利益取向，其中，能够促使日韩在安全领域积极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朝鲜半岛危机与防范遏制中国的正在崛起。一直以来，日韩虽都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美日韩安全体系，但日韩两国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军事交流。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韩军事交流与合作悄然起步。1994年美朝签署《核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日韩为终止朝鲜轻水反应堆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第二次朝核危机，日韩共同终止对朝的重油供应，日韩双方同意通过六方会谈机制来解决朝核问题，日韩还就美国提出的协调一系列原则达成一致。2006年，朝鲜宣布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这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日韩对此更是表示强烈愤慨与抗议，双方主张共同制裁朝鲜。此后在朝核问题上，日韩双方都在积极地努力合作斡旋，即使在朝核问题上日韩两国存在分歧，比如，日本主张对朝鲜采取遏制与压力政策，韩国则主张对话与接触，采取有限的制裁措施，迫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但是，只要朝鲜的核威慑没被解除，日韩双方在朝核问题上就会捆绑在一起，寻求共同的利益契合点。
面对中国的崛起，日韩两国都心存疑虑，把中国的崛起看做对其自身的一种威胁。日韩两国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担心美国为寻求新型的美中关系，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从而使自己的同盟关系被边缘化；二是也不希望中美关系的对抗摩擦加剧，因为只要中美关系出现不可避免的激烈冲突，那么势必会影响日韩的国家稳定与经济发展。日本对于中国的担心更甚于韩国，日本意识到，自己在亚洲谋求霸权的地位，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因此，日本曾刻意制造“日韩历史问题已解决”的舆论，以此要挟中国。日本显示出“拉韩抑中”的意图，即在政治上向韩国示好，经济上甩开中国与韩国单独进行贸易谈判，等等[401]。而同时中日两国由于历史宿怨等种种原因，关系难以像中韩间那样容易冰释前嫌。由此可见，日韩所谓的积极身份的建构是以遏制中国为立足点。进而言之，日韩关系的发展是建立在把中国当做“他者”（假想敌）的前提下，这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一定意义上不是真正的合作关系。
事实上，韩国始终对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动向抱有疑虑和戒心，尤其是日本急于修改“和平宪法”、推动“海外派兵”进程这种走向军事大国的动向，韩国表示忧虑和警惕。譬如，2005年1月28日，韩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非正式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无疑是对日本“入常梦”的一种否定。可见，日韩两国虽然在相互借重的情况下朝向积极的角色身份关系方向发展，但两国关系的基础是极其脆弱的，两国真正的伙伴关系远未建构起来。
综上，尽管日韩间存在诸多的恩恩怨怨，但两国毕竟是邻邦，都位于东北亚共同的合作框架之内，是东北亚合作中的“两足”。且又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盟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着密切相关的合作需求，两国决策者都认识到不能因短期利益而危及两国关系，因此，两国关系总体上是朝向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方向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日韩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建立在针对第三方或共同的假想敌基础之上，缺乏牢固的基础，两国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还需两国不断的艰苦努力。从长远来看，两国化解敌意，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任重道远。
四 中俄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众所周知，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同志兄弟关系到不共戴天的敌人关系的巨变，这在国际关系史上都鲜有所闻[402]。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可谓是大起大落，双方的对立导致北方阵营力量的削减，也曾使朝鲜处于极为孤立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得以逐步消除两国的政治隔阂，使两国关系得以恢复。1989年5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晤，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中苏关系的基础并写入联合公报，这对两国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意义重大。正如有学者所说：“1989年中苏高级会晤使苏联这样一个经常干涉他国内政的超级大国至少在纸面上改弦易张，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403]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此时苏联已经行入“西方化”之轨道，但苏联并没有与西方一道制裁中国，双边关系仍保持持续发展，直至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苏联的法定继承者，中苏关系转变为中俄关系。由于此时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西化”的新国家，因此，某种意义上，中俄关系是一种重新发生的国家间关系。中俄关系还能够在原有的中苏关系框架下发展吗？按照正常的逻辑，已经“西化”的俄罗斯与当时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对立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实践证明，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大约在十年时间完成了一个质的跨越。其标志就是，2001年7月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404]，双方承诺“在其相互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时，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405]。这些原则规定一定意义上符合康德文化的基本要素，即非暴力和互助。两国在条约中虽然没有使用“互助”一词，但后一条明显含有互助的内容，即“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不可否认，中俄关系是中国与大国关系中最好的关系，俄罗斯对中国成长为大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俄罗斯丰富的资源也是中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而且，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一种正常的友好关系，它不针对第三国，一定意义上双方正在超越竞争对手关系，正在朝向康德文化下的朋友关系的方向发展。
中俄之间这种积极的角色身份是双方共同建构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一开始俄罗斯明显居于主动。这主要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奉行西方“一边倒”政策的俄罗斯很快就认识到，一个民主但贫弱的俄罗斯是无法得到西方尊重的，于是在“西方化”遭遇挫折之后，俄罗斯重新启动了对华友好政策。1992年叶利钦正式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了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确定了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规范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中俄两国关系的框架，即中俄视对方为友好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尊重对方人民选择各自发展道路的自由[406]，等等。1994年叶利钦又提出，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国对此也积极回应。1996年中俄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基调就是不搞军事同盟，不针对第三国。总之，在叶利钦时代，中俄两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始创了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逐步发展形成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
2000年普京上任后，由于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西方，而非中国，中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但中俄之间战略伙伴关系建构的目标没有改变，双方基于这样的一种共识，即两国都致力于建立稳定的周边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就是说，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会偏离这样的一种基本共识框架。中俄两国作为最大的邻国，相互也是其周边环境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保持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是两国共同的愿景。基于此，普京上任后，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一是本着继往开来，即坚持叶利钦时代中俄之间的原则性共识，支持多极化，互不干涉内政，维护边境地区稳定等；二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合作。2004年10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结束了中俄历时40年的边境谈判，解决了长达300余年的领土、边界纠纷[407]。随后的2005年8月双方又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军事演习。
2008年梅德韦杰夫上任后，由于梅氏是普京路线忠实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因此，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中俄关系基本保持普京时期的基调。而且，梅德韦杰夫上任首选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俄罗斯对东方的重视。尤其是俄罗斯新任总统选择中国为独联体之外的首访国，说明俄罗斯把对华外交，看做俄罗斯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2010年9月梅德韦杰夫成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就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新起点。两国元首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指明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温家宝总理于2010年11月22日访问俄罗斯，与俄方举行中俄总理第15次定期会晤。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与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务实合作与战略协作成果举世瞩目。中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典范。经过长期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合作格局[408]。中俄两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实现东北亚区域和平和经济一体化，是两国的共同愿望。中国一向奉行和平发展战略，东北亚区域的和平和合作，当然就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逻辑的自然延伸。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尚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发展远东地区经济已成为俄罗斯当前的一项重要战略。
当然，中俄之间积极角色身份关系是常态，但也不否认两国关系中一些不和谐因素。中俄两国毕竟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有着各自的对外战略利益和战略需求，在维护和确保各自战略目标特性的前提下，中俄双方有权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外交抉择，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前提下，有权选择自己的外交活动[409]。进而言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变数，如美国因素、俄罗斯的东西方“双头鹰”外交战略等。尤其是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譬如，中美关系的改善，就会使中国对于中俄两国联合制衡美国的诉求相对减弱，而俄罗斯出于抗衡美国战略封堵的现实需要，仍将联合制约美国作为中俄战略协作的重心。从中可见，中俄两国能够建构起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关系，其主要动力来自美国的外力推动，一旦这种外部的强大压力减弱或撤离，就会对中俄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再者，中国和俄罗斯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一个是传统的儒教文明国家，一个是东正教文明传统国家，文明的不同并不一定导致两国的冲突，但文明和文化上的隔膜使两国不易交流和融合。在中国所有的邻国中，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属于“西方”文明圈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在文明上的这种特点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无形和隐性的，但同时也是深刻和持久的。另外，近年来俄罗斯国内也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它是一种囊括了人口、经济、安全等不同担忧的综合产物，同时也掺杂着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的因素，加上某些西方国家的挑唆，在两国关系紧张时期颇有市场。由此可见，两国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西方世界并不承认俄罗斯的西方国家身份，但俄罗斯却时刻不忘融入西方世界。“9·11”之后，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建立了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与美国签订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确定了双方的新型战略关系。这是俄罗斯向西方靠拢的表现，也是俄罗斯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而做出的外交选择，并不是针对中国的。而且，俄美虽然建立了伙伴关系，但俄美伙伴关系并不是真正的信任关系，俄美之间至今仍是对手身份。俄美关系是无法与中俄关系相提并论的。中俄关系是目前中国与大国关系中最好的关系，今后，只要两国朝向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方向发展，中俄之间建构朋友的角色身份关系是值得期待的。
五 日俄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如前文所述，日俄关系在东北亚的初次相遇就是以对手身份出现的，两国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争。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两国成为交战方，并由此引发“北方四岛”的领土纠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余年后的今天，两国仍未签订和平条约。冷战结束前，在东北亚的中、日、韩、俄四国中，日俄关系是最为消极的一对关系。1991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日，与日本发表了《联合声明》，标志着日苏关系的终结，日苏关系向日俄关系过渡。1993年，叶利钦访日，同日本的细川护熙首相会谈，并签订了《东京宣言》，表明日俄关系已经走出低迷状态。1998年，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俄，与叶利钦会谈并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与日本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莫斯科宣言》，标志着日俄关系进入全面构建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但起初，日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进展相当缓慢，一定程度上仅仅停留在书面上。妨碍日俄构建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因素颇多，如两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差异、关于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等等。尤其是领土争端是影响两国积极角色身份关系建构的根本原因。就是说，虽然日俄两国通过元首外交打开了双边关系的僵局，但双方仍然停留在消极角色身份的状态下。
进入21世纪后，日俄关系的发展日益显示出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通过发展两国经济关系带动政治关系的进展成为日俄关系的主要特点[410]。普京上任后，主张全面发展两国关系。普京表示，日本不论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是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的伙伴，我们将按伙伴关系建设我们的相互关系，并赋予其战略意义。日本也期望实现两国政治关系的重大突破。可见，两国都在重新审视相互关系，都在努力采取措施消除影响长期互利合作的障碍。两国关系呈现出积极的角色身份状态。日俄关系的积极发展，除了两国间各自的国家利益因素和双边政策互动因素外，外部因素的影响也非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地区集团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加紧制定面向21世纪的战略，以应对国际格局的重组和地区局势的动荡。维护和平、推动多极化的积极力量也在增长。在东北亚，中、美、日、俄四国有史以来首次全面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了相互之间积极的角色身份关系。正是在这一大潮中，俄罗斯谋求发挥特殊作用，日本也想挣脱美国的羁绊，日俄捐弃前嫌求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然而，两国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日俄两国关系难以实现完全正常化。如前所述，日俄两国至今仍未签订和平条约，某种程度上仍处于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日俄两国虽然都有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迫切愿望，两国也存在缔结和平条约的机遇，但从总体上看，难度较大。尤其是“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影响两国迟迟未能签署和平条约的关键所在。目前，“两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相距甚远，俄一直坚持领土与缔约问题应分开谈判，而日本则认为两者应合二为一，和平条约的核心就是解决领土问题”[411]。此外，在俄综合国力尚难制衡西方国家的现实情况下，“北方四岛”的军事和经济战略价值更加凸显，俄难以轻言放弃。因此，长期困扰日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北方四岛”归属问题短期内仍不具备解决条件，难以实现大的松动[412]。也就是说，日俄两国关系真正实现正常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综上所述，尽管日俄领土争端至今尚未解决，这会给两国积极角色身份的关系增添消极的敌意，使得日俄关系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但不论将来领土问题如何解决，两国间的战略需求会进一步加大，两国间共同利益也在逐渐增加。对于俄罗斯来说，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日本的技术和资金，俄罗斯要真正融入亚太经济圈也需要日本的支持；对日本来说，要想最终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就必须不断加深与俄罗斯的交流，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也同样离不开具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的俄罗斯。因此，日俄关系会在互有需求、彼此借重、相互妥协下积极发展两国关系。
六 韩俄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冷战期间，处于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韩俄（当时的苏联）两国建构了敌对身份关系。20世纪70年代之前，两国间接触极其有限。直到1973年6月，韩国朴正熙总统发表了“有关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特别声明”，声明称将向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此后，苏联开始对韩国实行了公开的接触政策。在韩国方面的积极推动下，韩苏关系开始走向缓和。20世纪80年代，韩国提出并积极实施“北方政策”，将外交政策优先定位在改善同苏联、中国的关系上。然而，正当韩苏两国不断接触之时，1983年9月，苏联击落韩国民航客机事件发生，两国刚刚和缓的关系骤然降温，直至1988年卢泰愚总统时期。卢泰愚强调，世界正进入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和谐合作的时代，韩国积极谋求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413]。对此，苏联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表示要与韩国建立经济联系。1990年9月，韩国与前苏联基于各自对外战略调整的需要，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韩苏建交，对两国的意义重大。对韩国来说，提高了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为中韩建交树立了典范。对苏联来说，苏联通过扩大与韩国的经济合作，吸引韩国积极参与俄罗斯远东的开发计划。从此，两国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具有了现实基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朝鲜半岛仍然延续了苏联的朝鲜半岛政策。1992年叶利钦当选总统后出访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就是韩国，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成果是两国签署了《韩俄基本关系条约》，为双方开展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为两国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关系提供了可行性。1994年金泳三访俄，两国签署了《韩俄联合声明》，两国宣布建立“建设性互助伙伴关系”，韩俄之间彼此互补的“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确立，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在半岛政策上开始了亲韩“一边倒”政策。此时，俄罗斯之所以在朝鲜半岛推行亲韩的“一边倒”政策，主要是为了引进韩国的资金和技术，促进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但由于俄韩贸易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俄罗斯开始调整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由对韩国的“一边倒”政策转向了朝鲜半岛南北“等距离”外交政策。随之，韩俄关系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卢武铉政府时期韩俄关系从“建设性互助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互助伙伴关系”，标志着韩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意味着两国将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在贸易、投资、能源、科学技术等领域扩大交流和互助[414]。李明博总统上台后，两国政治关系从卢武铉时期的“全面互助伙伴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韩俄关系迈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韩俄合作的最大特点是双方经济的互补性较强，合作的潜力巨大。韩国作为资源贫乏的国家，急需俄罗斯的航天航空技术，更需要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早在1989～1991年李明博就对苏联的能源情有独钟，他在《绝非神话》一书中写道：“苏联对于我们的意义不比美国小，它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我们却是资源最贫乏的国家。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对21世纪的韩国等于是开拓了北方广阔的领土。”[415]从俄方来看，俄罗斯试图通过与韩国的能源合作，引进韩方的资金和技术，带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另外，在包括连接朝鲜半岛南北铁路（TKR）和西伯利亚横贯铁路（TSR）以及原子能和航天科技合作等方面，韩俄两国也有合作的意向。
综上，虽然韩俄两国在经济合作上互有需求，政治合作意向明显，但两国积极角色身份建构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韩国与美国的战略盟友关系，使李明博政府更加重视加强与美国的政治关系，俄罗斯在韩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性明显逊于美国和日本；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发展对韩关系的同时，也要考虑其朝鲜半岛政策的总体平衡，即如何平衡同朝鲜和韩国的关系，以避免其中一方产生不满，这是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外交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韩俄关系难以突破的主要障碍之一。
七 东北亚国家间积极角色身份建构中存在的难题
虽然东北亚各国间普遍建构了各种伙伴关系，各国间呈现出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关系，但是东北亚国家间积极角色身份建构中仍然存在诸多难题。主要表现在：建立了伙伴关系的东北亚各国对共有文化的内化程度远远不够；“自我—他者”身份认同难题；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秩序中的巨大影响；等等。
（一）东北亚各国对共有文化的内化程度远远不够
东北亚各国间普遍建立了伙伴关系，意味着东北亚各国间不但已经达成了一种基于主权平等的普遍认同，而且也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制度规范。但这些规范的约束力如何呢？温特认为，“许多事情要取决于国家对共有文化的内化程度有多深。内化有三种等级，分别产生了三种实现文化的途径——强迫、利己及合法性”[416]。在实现文化的三种途径中，强迫是最不稳定的，合法性是最稳定的一种手段。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这些途径分别与三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念主义）。
东北亚地区目前的合作已经具备了制度化的特征，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框架。然而，整个制度框架中还存在着自我实施能力相对较弱的制度安排，如何提高他们的制度化程度是今后合作中需要特别关注的[417]。虽然东北亚地区内成员国在社会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对地区机制、制度、规范等共有知识，但这些共有知识还没有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和遵循。而且，很多规范是按照现实主义逻辑即通过强迫的途径得以实行的，一般意义上来说，规范的制定者都是地区主导性大国，地区其他成员国的话语权十分有限。由于东北亚国家并没有很好地内化这些规则，因此，有些规则并没有成为对各国的合法约束。如对主权规范的遵守问题，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最高的国家利益。然而，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大国、强国在国际制度中实现的国家利益远远多于小国、弱国，而且，小国、弱国主权权利一旦交出，就可能完全任由主导大国摆布。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东北亚地区，也是国际政治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
正是由于东北亚各国对共有知识的内化不够，因此东北亚国家间呈现出积极和消极身份认同并存的局面。如中日间身份认同就处于这种积极和消极身份并存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双方建构了积极的身份认同。这种积极的身份认同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合作，两国高层领导互访频繁，民间交流增多，经贸联系日益密切。这些良性互动支撑和再造了中日间积极的身份认同。但这种积极身份认同的背后，仍然隐藏着消极身份认同，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领土争端问题等仍悬而未决。这说明中日之间初步建立起来的积极身份认同远没有真正内化到中日的战略思维当中去，双方没有从深层次上认同这种角色身份。中日之间的积极身份认同是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及暂时缓和中日关系的一种手段。与积极身份认同能够促进双方合作不同，消极的身份认同却阻碍了中日之间的合作进展，如中日之间合作的“政冷经热”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东北亚地区，积极和消极身份认同并存不仅仅存在于中日之间，东北亚其他国家间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间消极的身份认同是常态，积极的身份认同背后仍然隐藏着消极身份认同。究其实质，在于东北亚各国共有知识的内化程度不够或者从根本上缺乏共有知识的表现。
（二）“自我—他者”身份认同难题
在东北亚，“自我—他者”身份认同难题，最主要表现在朝鲜半岛上属于同一民族的朝鲜和韩国之间所处的敌对身份关系。自朝鲜半岛分裂以来，朝鲜和韩国都把对方看做“他者”，双方关系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的战争边缘。身份认同所含的“自我—他者”结构，在朝鲜半岛两国之间表现出十足的现实主义逻辑，即朝韩之间合作困难重重，而冲突则很容易发生。在东北亚其他各国间已经普遍建立了合作的伙伴关系的前提下，朝韩之间仍然处于霍布斯文化状态下。朝韩双方的“敌人”身份是由对“他者”再现建构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把对方看做“他者”，这个“他者”具有如下两个特征：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不愿意自愿限制对“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比如说，朝韩虽然都加入了联合国，但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仍然没有把对方看做独立的行为体，对使用暴力也是缺乏约束力的[418]。朝韩之间这种敌对的身份认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紧张趋势，对建构各国之间的积极身份认同极为不利。
因此说，东北亚国家间积极角色身份建构的最不确定因素就在朝韩之间。尤其是一直游离于地区规范体系之外的朝鲜，朝鲜的“东北亚现状挑战者”身份，使得东北亚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朝鲜的身份认知容易产生偏差。因此，朝鲜建构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尽快融入国际社会，这对解决东北亚各国间“自我—他者”身份认同难题至关重要。
另外，东北亚地区“自我—他者”身份认同难题，也表现在地区内国家对域外国家的身份认同。如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本应该是“他者”，但在日本和韩国看来，美国却属于“我们”，而把中国这一本属于东北亚的“我们”看做“他者”。如日本意欲打造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民主国家联盟”），就把中国排除在外，构建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区域内国家关系[419]。这实际也是冷战思维的惯性影响。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仍然影响着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它们过分强调各国间社会制度的差异，把价值观的异同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和标准。正是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和日本仍然没有实现与朝鲜关系正常化。在美国和日本看来，朝鲜是所谓的“他者”。
为了摆脱“自我—他者”身份认同难题，东北亚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应跳出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式，确立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把对方建构为对手或朋友而不是敌人。同时，各国也要认识到自己身份上的变化，即“我们”已经与许多“他者”建立了“伙伴关系”，共同加入了许多地区和全球组织，因而相互之间有利益上的交汇重叠，因此，相互之间就要承担更多的权利与义务。久而久之，双方的良性互动就会建立起来。
（三）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
东北亚区域内中日、日韩、日朝、朝韩、俄日之间存在着大量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各国间积极身份的建构。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东北亚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比较低，增加了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难度。历史问题始终是困扰东北亚各国的难题。美国历史学者施莱辛格在批评历史实用主义者“为了现实需要而重构和删改历史”的做法时，曾表达这样的思想：如果让“族裔自豪与自尊成为历史教学的标准，那么许多事情就无法讲授”，“让人感觉良好的历史（feelgood history）是对这一崇高职业的背叛”，“历史的目的不是促进集团的自尊心而是理解世界和过去”[420]。施莱辛格所表述的历史观，对于那些不能够正视历史问题的国家来说应该是有益的启迪。
领土争端问题实际也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在东北亚，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韩日间的独岛（日本称竹岛）之争、日俄间的北方四岛之争等，都是困扰东北亚国家间积极身份建构的难题。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方面，“朝鲜半岛国家和日本都需要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和‘换位思考’的智慧与成熟，要充分理解被侵略奴役国家的历史记忆和感情，也要考虑侵略国家第三代、四代人的认知和感受。同样，朝鲜半岛国家与中国也需要这种‘对话’和‘换位思考’的智慧与成熟，有必要理解封建小国与大国的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感受，努力避免‘历史现实化’和‘学问政治化’倾向”[421]。相关国家心平气和地搁置双方的差异性认识，谋取共同的利益。唯有如此，国家之间才能建构起积极的角色身份关系。
（四）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秩序中的巨大影响
东北亚区域合作，始终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美国对东北亚地区事务的介入，使得该区域内国家在身份建构上都要面临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因此，客观地分析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和政策取向，是东北亚各国间身份建构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深入地分析美国影响力及其作用机理，也是东北亚区域合作取得突破和成功的重要保证。
从地理意义上来说，美国的身份是一个亚太国家而非东北亚国家，但美国在东北亚有着非常重要的利益。传统上，美国对东（北）亚事务并不是十分热心，但当中国崛起时，美国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有取代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的可能性。美国在东亚主要有两个关注点：①东亚地区主义是否会取代或者威胁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中心—辐射”体系；②这一地区的多边进程是否会被中国所支配，也就是出现一个地区性的支配者。美国的巨大担心就是这会削弱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作用[422]。作为冷战后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国家利益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尤其在东北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东北亚合作心存芥蒂，尤其担心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在地区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将最终把美国排挤出东北亚。
为了维护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防止任何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国家或集团的出现，美国惧怕东亚实现双边尤其是区域的经济合作，认为“如果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同日本的技术和经济力量结合起来，这样所产生的力量将是无法阻挡的”。所以美国坚决反对任何严格地理意义上的东亚一体化，而力图将东亚一体化变成一个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外国家在内的经济论坛[423]。可见，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秩序中的巨大影响，实际是东（北）亚一体化的巨大阻力，也成为东北亚国家间积极角色身份建构的难题。
解决这一难题，关键在于东北亚区域内国家如何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弱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势存在。尤其是作为美国盟友的日韩两国应该充分认识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实行了更紧密的双边主义，但却支持欧洲的多边主义和地区一体化。究其实质，主要是因为虽然美国在亚洲有重大利益，但是并没有地区共同体认同感或集体身份意识[424]。进而言之，美国在东北亚关注的只是其自身的战略利益，而不是东北亚地区的发展前景。
总之，东北亚国家间这种积极的角色身份建构尽管困难重重，但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或伙伴关系的互动实践，使得东北亚主要国家间正在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关系。目前，东北亚主要国家间已经形成了相互为对手的洛克文化共识，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是困难的，但只要各国间继续朝着这种积极的角色身份方向发展，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集体身份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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