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负责任（地区）大国身份的建构
纵观历史，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身份定位经历了从天朝大国到近代身份定位的迷茫（半殖民地身份）的演变历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由盛转衰、由国际体系“中心”转为“边缘”的过程。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国际社会以来，随着中国的衰落，中国成为西方社会落后的“他者”，直至新中国成立，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一直在体味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本质，历尽艰辛和屈辱”[271]。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始终没有解决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认同问题，处于国际社会边缘的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造反者和革命者，被国际社会看做“另类”国家。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是否解决好这一问题了呢？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是如何定位的？在具体阐述中国负责任（地区）大国身份建构之前，有必要先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身份的建构历程。
（一）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自我身份的建构
1.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的建构
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首次以一个独立的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身份在国际舞台亮相的身份定位。这一身份是以社会主义苏联为榜样“习得”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建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从国家内部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并没有把握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过分地追求所谓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结果导致了一系列“左”倾错误，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惨剧。其次，从外部环境来看。新中国刚一成立，美国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于是开始炮制“中国威胁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提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共产主义黄祸”论等。除了美国等西方势力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打压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声音，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中苏关系破裂所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为了与苏联划清界限，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国家”，即不发达且较贫困的国家。
中国“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定位是基于当时东西方对抗的冷战背景。冷战时期，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为表示并不靠拢北约或华约任何一方，用“第三世界”一词界定自己。当时的中国不仅把自己看做第三世界国家，而且自认为是亚非拉地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革命斗争的一个榜样，是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大力支持亚非拉革命。这种突出革命性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和总的国际格局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根于中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被压迫者的角色和身份仍然没有转变。这种身份认知的惯性使中国很自然地将广大社会主义和亚非拉国家看做亲密的朋友加兄弟，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中国也自外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体系，在对外行为中也往往以意识形态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主。
客观地讲，中国的第三世界身份定位，中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获利却很少”[272]。因为此时的中国对国际社会来说是具有负向认同[273]的国家，即革命性国家。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被西方发达国家扣上了异己者的帽子，长期形成的这一局面使得社会主义中国“异己者”形象很难改变。1972年至改革开放开始前，中国的自我身份认知处于负向认同国家向零向认同国家的转变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72年至1976年，中国把自己界定为一个“革命输出的国家”。实际上是属于建构主义中负向认同的国家。由于冷战时期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原因，虽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一系列历史性的会议中对“文革”中的错误做出了纠正，但实际上中国国内还是处于中央调控的“计划经济”阶段。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是无法融入到以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的。因此，此时的中国仍然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加之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异己者”的形象根深蒂固，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仍是落后的“他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确分析论述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符合当今时代特色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身份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了融入国际体系的征程。
2.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与发展中国家身份在一定意义上是并行不悖的。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外交关系发展的辉煌时期。中国从现实的国家利益需要出发，采取积极措施打开了与美国关系长期僵持的局面，并与一大批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交政策中的革命性特征和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淡出，国家利益开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到了8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重新评估国际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俱乐部”成员之一，显然具有大国地位，应该发挥与这一地位相称的负责任的作用，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但是同时，这个大国又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274]。“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更彰显了客观和理性，更符合中国国家发展的客观实际。这样的身份定位使中国一方面在政治上继续与第三世界国家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往来。同时，这种身份定位也赢得了西方国家的认同，尤其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确立，使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的前提下实现了与全球主流经济体系之间的契合。这说明，中国已经从过去的具有“负向认同”的革命性国家转变为与主导国际社会具有“正向认同”的现状性国家。这是中国自身身份定位的飞跃。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身份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转变，是中国与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表明中国在与国际社会长期互动实践中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已经达到了理性化的程度，即超越了以往那种基于感情、意识形态以及阶级和党派的限制，随着这种身份定位的理性回归，中国的外交视野也骤然开阔。
即便如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还是面临着是否准确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是相对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具体指仍处在农业阶段或初期工业化阶段的落后国家。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把贫困国家列为发展中国家，但究竟什么程度的贫困才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更有争议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应的概念是发达国家，发达这个词语很可能传达某种误导的信息，因为发达的英语词汇的意思是一种完成了的形态，因而很可能被理解为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仿效和实现的目标。“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误导的”[275]。也就是说，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定位是否准确也就成了争论的焦点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结束了国内长期动乱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变了国际政治生态结构，使发达国家的绝对支配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并未改变。对此，俞新天教授提出，把中国定位为新兴大国（发展中大国）比较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所谓‘发展中大国’在学理上至今并无确切的定义，只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相对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对未来世界体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如金砖四国。”[276]实践也证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也说明中国新兴大国的身份定位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一些国家及国际组织开始把中国定位在“发达国家”行列。面对中国的“发达国家”定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对此，肖枫认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称“发达国家”的条件，中国国力增强与其“发展中国家”身份并不矛盾，而且都是客观事实。中国客观、特殊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国一方面是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另一方面又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员。这种双重身份，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特权，而是双重的责任、义务和权利。这是不依中国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客观的世界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也不是中国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选择的，而是受国内外各种条件和因素制约并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277]。中国发达不发达、发达程度如何，是以“人均量”为标准评判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运用温家宝总理那个著名的“简单而又复杂的乘除法”，即中国有13亿人口，“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国际上通用的划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是以“人均量”为标准的。所以谈论中国发达不发达的问题时，不应该只看“总量”而必须看“人均量”。现在中国按人均计算，GDP 只有约3600美元，大体上只相当于世界人均GDP 8000美元的44%，排位居世界第一百位之后。因此，不能说中国已脱离“发展中国家”行列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了[278]。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不仅现在没改变，而且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也难以改变。中国GDP 总量上虽然升至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总量仍然落后。这就是我们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现实国情。
（二）中国负责任（地区）大国身份的建构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忽略的事实。中国崛起的事实导致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周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盛行。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和对自身崛起的支持，中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适时地提出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问题[279]。同时，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不仅是外来压力的结果，也是中国在现有国际体制框架内使自身地位提升的内在需求，是中国在日渐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所界定的新的国家身份，并且，中国在具体的外交实践活动中开始以这种身份参与国际体系，开始积极建构这种新的国家身份。
1.“负责任大国”的内涵
首先，在全球层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认识到要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因此提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凸显责任者的形象[280]。负责任的大国身份的提出，表达了中国对“自我”身份的目标期许。从中国自身来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空前提高，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关照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做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281]。这表明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社会，逐渐从局外旁观、消极参与转向积极参与，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国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建设，这表明，中国力争避免被视为“修正主义国家”，主动而理性地融入国际体系，并致力于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作用[282]。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中国实力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开始进入国际体系核心，也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强国。”[283]可见，负责任大国是中国基于自身实力基础上的客观身份定位。
同时，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众所周知，中国拥有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地位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地位，理应在国际舞台上更有发言权。然而，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但在当今世界，中国还只是一个既定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因此，中国有必要提升其国际影响力，这就要求中国不仅要负责任，而且要以“建设者”、“改革者”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其次，在地区层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决定了中国必须参与全球性问题，但在周边或地区层面，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需求以及中国的影响力仍集中在亚太地区。只有把周边巩固了，把地区平台搭建好了，中国才能在全球事务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284]。进而言之，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首先应该承担起地区事务责任，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承担所在地区（从近而远、由小到大依次是东北亚、东亚、亚洲、亚太）的责任。具体来说，中国的地区事务责任包括中国对该地区所负的经济、政治、安全、道义等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指一个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地区或国际社会所作的贡献。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应该更多地强调负责任“地区”大国身份，而不仅仅是负责任大国。当然，在中国的身份定位上，中国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即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或美国政府，总是从其自身的认识逻辑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是为了确立地区霸权并把美国赶出该地区[285]。实际上，不论把自身定位在哪种层面上，全球层面也好，地区层面也好，有一点中国应该始终坚持，那就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仍是中国紧迫而重要的中心任务。中国在地区事务中谋求的是稳定而良好的地区关系，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要信守自己的国际承诺，承担应负的国际责任，力争做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大国，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些都是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内涵。
2.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外交实践
赫德利·布尔曾经指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拥有权力就要负相应的责任。”关于大国责任的具体内涵，布尔认为：“大国宣称自己拥有或者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利，即在涉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负有义务根据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对自己的政策加以调整，而且，其他国家也认为大国负有这个义务。”[286]以此来观照中国，中国是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任大国？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一身份定位是否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承认呢？这要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外交实践来分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提供了契机，也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了建构负责任大国的外交实践努力。首先，在战略理念上。中国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体现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理念，体现出中国负责任大国姿态和维护国际秩序的良好意愿。其次，在实践层面。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外交实践在亚洲表现得尤为明显。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在外汇储备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向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同年10月底，江泽民访美期间多次强调中国的国际责任，指出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共同责任。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游离在自己所处的亚洲地区之外从事外交实践，亚洲国家对中国来说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直到90年代，在地区化与全球化潮流下，中国的亚洲国家意识才开始苏醒，中国政府才在对外事务中强调自己的亚洲国家身份，改变了以往对亚洲地区主义淡然的立场，在“睦邻、安邻、富邻”方针的指导下开始参与亚太地区多边事务[287]。如前文所述，中国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所表现出的高度负责的做法，充分显示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承诺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因此而获得了亚洲国家的信任，同时也使中国对亚洲的责任感和东亚意识增强。这种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亚洲责任感使中国的亚洲国家身份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此外，在缓解朝鲜半岛核危机，维护南亚战略平衡及中亚、东南亚稳定和反恐、反毒等领域，中国也起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大国的独特作用，树立了“强而不霸，盛而不骄”的外交风范，为亚洲的安全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对亚洲的整体性身份认同[288]。
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在东北亚地区也有所体现，尤其是在朝核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如2003年8月第一次六方会谈能够如期举行，实际就是中国与各方积极斡旋的结果，中国在启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从此，朝鲜半岛国家尤其是韩国认为，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中国负责任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所发挥的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有效提升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影响力。这表明中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将自己和东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看做一个整体，把自身利益与东北亚地区利益统一起来。
（三）中国负责任（地区）大国身份建构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近年来，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在世界金融和应对经济危机中的地位相对突出，尤其是随着G2（两国集团）和Chimerica（中美国）等说法在西方媒体的出现，中国责任论成为主导性的国际舆论环境，大国责任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课题。
1.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定位与国际社会对其身份认知的偏差
尽管中国一直努力履行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职责，但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是一个不愿意为现存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国家，是一味地通过现存国际体系获取最大的收益，或者说是国际体系“外部性”收益的“搭便车者”。责任总是与权利、义务联系在一起，而在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看来，适应者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只是尽量地使国内规则适应国际规则以获得收益。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要求中国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实际上也是要求中国从“搭便车者”成为能够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大国。这同时也表明，佐利克对中国国际角色同样也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长期以来没有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289]。这实际是对中国的一种误读，是发达国家不想承担更多责任的表现。究其实质，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大国，自然要求中国同美国分担责任，要求中国善尽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责任。在他们看来，中国还不是一个充分负责任的国家。目前中国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国外仍然把中国看做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虽然不断努力融入国际社会，但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还没有“像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样行事，履行其承诺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促进为其成功提供条件的国际体系”。
进而言之，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定位，虽然得到了西方社会的承认，但就中国而言，西方赋予中国的大国责任或大国地位也存在隐忧。近年西方国家热议，无论按何种标准，中国已经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相当大影响力的国家。既然中国已经是大国，自然应承担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责任。另外，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一系列热点问题上仍与西方保持距离，比如，在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中国拒绝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燃料能量排放有增无减。基于此，西方国家认为中国还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在西方国家掌握国际体系主导权的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一味地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愿与中国分享更多的权力。大体上说，即使中国终于遂西方所愿，承担了“大国责任”，也未必能享有更大的权力。所以，对待中国的大国责任论，需要审慎。一定意义上，负责任大国身份是中国未来自身身份的建构目标，并不表明中国已经是大国。中国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的任务格外艰巨，中国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
2.日韩等国“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冲突
众所周知，“中国威胁论”是美国首先炮制出来的，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日韩两国不断出现各种版本的新的“中国威胁论”。如2011年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渲染“中国威胁论”，其中“海上威胁”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日本通过散布言论称，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成为“海上威胁”，为了加速周边国家的“中国威胁”意识，加剧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竞争程度，日本把南海问题进一步扩大化。很显然，日本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对待中国崛起，仍然抱着一种“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同时也表明日本仍然希望坚持自身在东亚区域所谓的“软霸权”企图，将中国的发展看做对其自身的挑战。
韩国在对待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认知上存在着自相矛盾。一方面，在经济上韩国离不开中国，但同时韩国又认为中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其是威胁。这种看法在韩国社会是很普遍的，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变得强大，其膨胀的影响力就会对韩国构成威胁。尤其是朝鲜半岛目前的分裂局面，朝鲜与中国又是军事同盟关系，所以在韩国看来，中国自然成为韩国的威胁。而且，韩国由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外追随美国外交，加上韩国对历史上宗藩关系的负面认识，因此，在面对中国的全面崛起时，韩国始终存有对中国要恢复华夷秩序的疑虑。
总之，日韩两国出现的“中国威胁论”，说明日韩两国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不认同。这实际也是中日、中韩两国之间缺乏集体身份认同的表现。正如温特所言：“如果国家与自己认同，那么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无政府’的，如果国家同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认同，那么国际体系就是等级制的。……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认同，从而使它们具有集体身份，它们必然相互合作，构建一个非集中的权威体系，即一个‘国际国家’。”[290]“中国威胁论”在邻国的出现，说明中日韩三国之间身份认同的缺失，这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在与东北亚区域各国合作中，中国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不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领导国，也不是主导国。中国应该践行自己的睦邻友好原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破除日韩等国“中国威胁论”的疑虑，用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的腾飞为日韩俄等国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为东北亚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创造的是良好的机遇和和平环境。就是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任何国家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3.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
中国是一个刚刚融入国际社会不久的国家，中国往往过于重视自己的国际形象，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善于利用中国的这种心理，吹捧（忽悠）中国，其目的是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应从自身的“国情”和“世情”出发，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中国的最大“国情”就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中国的“世情”，就是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同时，中国国内面临着国家尚未完全统一这一重任，负责任大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有发言权。就是说，中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使用的也并非是“负责任大国”这一表述，而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他们尤其强调“发展中”这三个字，如2009年胡锦涛主席在第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提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大国，历来把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尽力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291]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大国，尽管并不富裕，但已兑现对《千年宣言》的承诺，为世界上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292]可见，中国领导人对外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更重要的是强调“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还有差距。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谈到的，中国在和平发展，但离一个得到世界认可并且受人尊重的大国还有不小距离，中国人还提供不了真正的大国能够提供的某些“全球公共产品”[293]。
总之，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定位和追求，的确使中国从独居国际体系一隅加入到国际体系，而且在全球化程度日趋加深的情况下，中国能够以参与者、合作者的身份以及建设者的姿态参加到全球国际体系的运行之中，在与各国的接触中不断化解分歧、增信释疑、协商对话并进而赢得了更大的国家利益。而且，实践证明，融入国际体系本身就能实现国家地位的提升，这说明作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是一种最低成本的崛起方式，中国没有必要为了崛起而诉诸武力或者重走大国血腥崛起的老路。中国是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这将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自身身份的准确定位。
二 日本亚洲国家身份的回归
日本原本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脱亚入欧”抛弃了亚洲国家身份，取得了西方国家身份。二战后日本又以“脱亚入美”为基本理念，妄图实现其“挟美制亚”战略。日本历史上这种“身在亚洲而心在欧美”的外交理念，使日本身临“亚洲孤儿”的边缘[294]。如今作为亚洲的一个西方化国家，日本正面临着是否要回归亚洲的艰难选择。
（一）日本“脱亚”的历程
如前文所述，日本历史上一直存有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霸主的野心，这在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时期就已显露端倪，日本时进时退始终徘徊于朝贡体系的边缘，伺机而动，并最终成为东北亚国际体系的破坏力量。而伴随这一历程的是日本身份的转型，即从东北亚地区的边缘国转变为中心国。
1.朝贡体系边缘的挑战国身份
在历史上，日本相对于国际体系的第一次身份定位是朝贡体系的朝贡国（边缘国），但日本却很少承认自己的朝贡国身份，因为日本骨子里一直想当东亚霸主，一直存有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霸主的野心。因此，虽然处于朝贡体系的边缘，但日本一直存有挑战中华帝国的愿望并伴有几次不成功的实践。如萌发了通过对外扩张来“谋求独立国际人格乃至家天下的冲动，并伴有入侵朝鲜的实践”[295]。正如韩东育教授所言：“华夷秩序还在某种意义上为秩序所及的时间和空间布设了一个培育异己力量的理念框架。”[296]所以，当西方文明扩散到东北亚时，日本这一处于东北亚的边缘的国家成功地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迅速崛起为东亚大国，并对中心国中国提出了挑战。
不仅如此，在朝贡体系后期，日本由于经历了德川幕府长达200年的“锁国”政策，几乎与世界隔绝，抵制一切外来权力和思想的影响，因此形成了一种排他性的“以自我为中心设定国际秩序”的“华夷秩序”观[297]。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战略思维被后人定性为视野狭隘的、夜郎自大的“岛国根性”[298]。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华夷秩序观是受到了中国天下观的启发，在日本人的理念里，只有成为东亚强国，成为东亚核心国家，才能成为像中国一样的中心国，才能支配他国。从这一点来看，与其把日本定位为朝贡体系的边缘国，不如定位为朝贡体系的挑战国更为准确。
2.近代日本由东北亚地区边缘国转变为中心国（后来蜕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
在日本历史上，明治维新是日本身份转变的分水岭。如果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东北亚区域的一个边缘国家，那么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完成了从区域小国到亚洲大国的身份转变。在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理论指导下，日本首先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特别是摆脱了儒教主义和亚洲的封建性的关系，在东亚世界率先完成了向近代欧洲型民族国家的转型[299]。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由东北亚地区的边缘国家一跃而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国（中心国）。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战败中国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对于日本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具有划时代意义[300]。甲午战争中东洋小国战胜天朝大国，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自信。从此，日本欲通过侵略亚洲而跻身列强之林的企图昭然若揭。但此时日本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身份还只是一种自我定位，日俄战争后方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大国梦想不断彰显。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使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膨胀，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并与德、意结成法西斯同盟，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无论是战争的胜利，还是脱亚入欧与西方侵略性大国为伍，这些在国际层面上都是日本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识发生变化的体现，也是日本在当时追求一种‘大国身份’的体现。”[30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大国身份的追求也遭遇过挫折，这主要表现在一战后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形成的西方列强联手制约日本的局面。面对西方的压制和排挤，日本认识到自身不为西方列强接受的尴尬处境，促使日本由“脱亚入欧”向“排欧主亚”方向转变。事实上，日本“主亚”的意图无非是想成为亚洲中心。而日本在追求亚洲身份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其原来的西方国家身份。一定意义上，近代日本并没有真正地“脱亚”，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强国之梦，但其亚洲国家身份并没有在此时改写。从此之后，日本欲称霸亚洲，于是发动了“大东亚战争”，战争的失败打碎了日本人的大国美梦。
3.二战后“脱亚入美”实现了真正的“脱亚”（被迫）
二战结束后，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对日本进行了长达六年半的军事占领。为了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敌对国家，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清除了日本的主要封建残余，为日本成为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扫清了道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制定并于1947年正式实施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302]。为了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条款对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形成了“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茂路线，这部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
战争的失败，以及战后被美国单独占领的现实，使日本当权者清醒地认识到在战后世界舞台上，日本仅仅是一个美国庇护下的小角色，这种自我身份认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二战后日本外交最显著的特点是实用主义。在各个特定阶段，日本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自身的国家利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外政策目标的设置比较合理。国内奉行的“重经济，轻武装”的理念，以求改变战后国力衰竭的局面，其外交主要围绕日美同盟展开，与美国建立安保同盟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显著特点，也是日本战败国身份的必然选择。
虽然日本对于战败国身份的认同是强制性的认同[303]，但从此日本走上了“脱亚入美”之路。近代日本通过“脱亚入欧”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但实际上日本并没有取得欧洲国家身份。二战后“脱亚入美”才真正完成了其身份的转型。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近代日本既没‘脱亚’，也没能‘入欧’。日本真正的‘脱亚入欧’是在战后美军占领时期实现的”[304]。笔者同意这种观点。而且“脱亚入美”也是日本“与强者为伍”战略的具体体现。日本的这种“与强者为伍”战略，使其离亚洲越来越远，而与美国却越来越近。事实上，日本的“脱亚入美”确实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实惠。正是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在战后得到了国家重建、发展所需的大规模援助、资金和技术，同时，日本作为战败国也顺利地重返国际社会。日本首相吉田茂也不止一次地讲过：日本的立国基调，应该置于与自由各国特别是与美国亲善。基于此，吉田茂认为战败的日本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恢复元气，其基本思路是：在安全上以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换取美军的保护，采取“重经济，轻军备”的路线，腾出主要资源来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使日本尽快地强大起来。正是基于政治上的被迫性和经济上的主动性，日本接受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确立了“以美日关系为基轴”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也正是这种“脱亚入美”之路，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经历了短短30多年的休整后重现繁荣，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洲经济强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翅膀硬了，不甘屈居欧洲之后，决心改变以往的“低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力图通过扮演“西方阵营一员”的角色，参与美、欧联合行动，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日本自恃虽无资格同美国并驾齐驱，但已具备了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经济大国的身份意识也唤醒了日本对政治大国的渴望，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日本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政治大国。对政治大国的追求是日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一次重大转变。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追求，于是“普通国家化”战略出炉。“普通国家”最初出现在日本政要小泽一郎于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一书。该书称：日本既已成为经济大国，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是首先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实行”，为此要“在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领域作出国际贡献”[305]。表面上，为国际安全和国际经济作贡献是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的目标，但是，从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实际作为来看，成为自主性的大国才是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质，自主性构成了“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可见，日本追求“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质是要成为自主性的政治大国。
而且，我们必须清楚，日本从“脱亚入美”受益越多，越是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和束缚。这就注定了日本将要在“脱美”和“归亚”之间的两难选择。
（二）在“脱美”、“归亚”之间的艰难选择
20世纪末，尤其是“9 ·11”以后，日本全面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更为强烈，追随并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及对伊战争，同时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试图突破宪法禁区。该阶段日本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地区内乃至全球大国的身份追求。从修宪已经提上日程、积极建立东亚地区经济共同体、支持美国反恐的《海外派兵法》到宙斯盾舰驶向印度洋参与对伊战争，日本通过一系列自主的行为，试图进一步谋取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军事地位。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经济一蹶不振，高失业率和经济的低增长和负增长使日本在进行对外合作时对中国这样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怀有很深的疑虑，从而使其在界定自我身份时显得有些不自信。
对于日本来说，其亚洲国家身份一直与西方国家身份交织在一起，日本到底是亚洲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这是长期困扰日本的一个身份难题。美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在谈到日本身份时曾说过：“日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东方’国家，而又是高度工业化的西方的一个国家，他们常常幻想日本应当是东西方之间的中间人。……无论如何，日本不适合充当东西方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因为日本对东西方来说，都是一个令人难于理解的国家。”[306]由此可见日本对自身身份定位的困惑。事实上，日本这种身份定位的模糊，必然使其外交战略不明确。日本能否在“脱美”和“归亚”之间做出选择？
日本作为亚洲地区最发达的国家，在美国的庇护和支持下一直对地区事务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但由于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力量重组，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俄罗斯的逐渐复兴和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对亚太地区，也对全球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这些变化也导致日本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受到较大牵制和削弱。因此，尽管日本身份曾摇摆于西方和亚洲之间，但最终似乎还是“回归亚洲”的呼声趋高。这从近年来日本不断积极改善和加深与地区主要国家关系、加强与地区组织合作、推动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等举措中清晰可见。而日本之所以选择“回归亚洲”战略，是因为其分明已看清亚洲、亚太是其发展的根基，而只有回归并参与其中，才有机会成为这一地区事务的主导者[307]。日本强调回归亚洲，但不可能走向脱离美国的道路[308]。进而言之，日本将在“入亚”、“亲美”之间摇摆，但从长远来看，“入亚”将是日本明智的选择。
（三）21世纪回归亚洲是日本的明智选择
关于目前日本的身份定位，日本的经济大国身份是确定无疑的，但日本还不是一个政治大国。今后，日本将继续维持其经济大国的角色并以地区大国的身份保持重要影响[309]。毫无疑问，维系经济大国身份是日本首要的身份定位，但同时追求世界政治大国身份、争当地区事务的主导者，也将是日本自身身份的目标选择。争当地区事务的主导者，这里的“地区”当然可以理解为亚洲（或亚太），因此，争当地区事务的主导者可看做日本亚洲国家身份的追求。日本亚洲国家身份的回归，伴随其政治大国身份的追求。日本能同时实现两种身份追求吗？客观地讲，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路途格外艰难，因为日本缺乏一个政治大国应当具有的富有魅力的民族个性和国家形象，因此日本很难消除其他国家对其发展目标的疑虑和担心，但日本“归亚”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更多地把自己界定为西方的一员，加上过去作为军事征服者的经历，日本是唯一对自己作为亚洲国家的事实不够肯定的国家[310]。事实上，日本“重返亚洲”的政策具备了现实的基础。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也远大于日美之间的相互需求，日本认识到，未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将主要依赖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国家市场的弹性需求[311]。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台前就撰文指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认为，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312]日本如能把握这次身份认同的最佳时机，坚定其亚洲国家的身份认同，则中日两国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合作伙伴，这也会大大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步伐，但这个主导权掌握在日方。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入亚”，日本也面临着能否被亚洲其他国家接受的问题。因为日本的“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已经拉开了日本与亚洲国家的距离。冷战结束后，日本亲美保守势力为了防止国民的民族压抑感爆发，冲击到对美关系，于是不时挑起与邻国的历史问题争端，实施情绪转移，这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亚洲国家与日本的心理距离。日本近年来“入常”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坚持和平主义路线方面，亚洲国家无法信任日本道义上的自律性；在维护地区利益方面，亚洲国家难以信赖一个在国际政治中一味追随地区外强权的国家。现如今，不论日本如何强调“入亚”，亚洲各国都会怀疑其诚意[313]。而且，日本能否作为亚洲的一员作出与其国力相称的国际贡献，主要取决于日本的对外战略走向。如果日本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以“利益”外交和“实力”外交为特色的亚洲外交，继续回避本应该对自己的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进行道歉甚或是赔偿的责任，日本与亚洲各国始终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双边关系。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亚洲国家身份的回归十分艰难，但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日本只有首先明确了自己的亚洲国家身份，才能同该区域内国家精诚合作。
三 摆脱依附性、增强主体性将是韩国身份的建构目标
历史上，韩国（朝鲜）先后置身于中国和日本主导的东北亚国际体系，其国家身份始终处于等级制国际体系中的“下国”地位，韩国（朝鲜）为了寻求国家的独立自主，曾历尽艰辛。然而，二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韩国从3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暴政下获得了解放，迎来了人民期盼已久的独立。独立后的韩国是否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是说，韩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是否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
（一）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强权的缓冲国身份
众所周知，韩国刚刚迎来解放，就被置身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从此，韩国受制于美国霸权体系的支配，一定程度上仍然不能完全自主。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新的、与‘朝贡体系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霸权稳定论’，在有效地控制了地区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同时，却也使东亚各国和地区在不自觉间均成为‘霸权国’手中的‘玩偶’”[314]。20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在美国的长期占领和控制下，不仅参与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与美国结为军事同盟关系。从此，韩国无法摆脱对美国经济和军事上的依附地位，成为美国手中的“玩偶”。这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经济和文化上亦是如此。
首先，军事上的对美依附。韩国对美国的依附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依附。韩国尽管民族主义情绪强烈，但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性很强。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上韩国作为地区性的一个小国，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的国际环境，来自周边的威胁就成为韩国必须首先要考虑，同样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韩国的对外战略中，保持自身的安全是其最现实的目标。为此，朝鲜战争后，美韩双方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虽然阐明双方是“联合与协作”的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国为韩国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也干预韩国的国内外事务，这种关系在冷战时期带有明显的“从属”性质。美韩同盟是由美国掌握主导权，韩国不过是美国在东北亚的一个“小伙伴”。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美韩同盟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边联盟，而是美国在全球战略布局中维持地区实力均势的工具”[315]。“基于冷战对立而造就的韩美同盟，使得两国关系在整个冷战时期都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之下。韩美之间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带有等级色彩的依附关系；美国对韩国一直扮演着军事保护国、领导者和施惠者的角色，帮助韩国建立了韩国国防力量的基础，并保卫了韩国的安全；而韩国则推行‘唯美外交’，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和自主性。”[316]就是说，美韩同盟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在韩国的战后恢复、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韩国的国家战略都是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的。不论韩国国内反美浪潮如何高涨，由于韩国与美国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军事同盟关系，其对外战略都很难突破这一框架。其身份定位也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地位。
其次，韩国在经济上的对美依附。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国内人民生活贫困，从1962年经济开始改观，70年代起经济开始腾飞，到80年代末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此后，韩国在经济上创造了超高速发展的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到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行列，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15位，贸易总额居世界第11位[317]。朝鲜战争结束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短短40多年的时间，韩国在国内人口和资源等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其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得益于美国的支持，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国际市场。所以说，美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倒退或者崩溃，韩国经济也将面临重大打击。
最后，从文化上来看，韩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虽然没有完全西化并保持着强烈的儒家文化底蕴，但近代以来，韩国形成了一种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殖民文化相融合的复合文化形态。二战后，基督教文化对韩国影响深远，在经济上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曾经的屈辱历史记忆和现在的成就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些韩国人也开始在文化上重新界定自我，“20世纪80～90年代，韩国的一些精英人物公开声明在文化上韩国属于东亚的一个例外。这些精英人物再三强调与韩国文化接近的是西方文化而不是东亚文化”[318]。
综上，韩国不仅依附于美国强权，而且，从地缘政治意义上来看，韩国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朝鲜半岛的南半部，面积约9.96万平方千米，人口近5000万，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也是中国东方的近邻。从战略上来看，韩国国土东西狭窄，没有战略纵深，而北邻中国和俄罗斯，南邻日本，这种地缘特征决定了韩国除了依靠强权之外，还要平衡与周边各大国的关系。实践也证明，韩国始终在中、美、日、俄四大国间发挥着缓冲和平衡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将冷战时期韩国的身份定位为依靠强权的缓冲国更为合适。
（二）冷战结束后韩国自身身份的建构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变，美苏主导的两极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东北亚国际体系处于转型中。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国家身份是否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也就是说，是否摆脱了对美国强权的依附？
1993年金泳三总统上台之初，针对当时美日中俄四极关系取代了原来的中美苏三角关系这一国际形势，认为韩国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安全问题还是在半岛统一等问题上都与四个大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开始推进“四强外交”，即与美日维持同盟关系、同中俄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金大中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强化了与周边四强的外交关系。金大中说：“我国位于四大强国（美、日、中、俄）之间，我们必须慎重从事，在外交上力求均衡。所以我觉得我国人民应该比别的民族更懂得‘外交’。”[319]可见，从金泳三到金大中都力争建构韩国在四大国之间的平衡者角色身份。
卢武铉上任后，面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日本经济的缓慢恢复，韩国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担心自己成为“三明治里的夹心”，陷入边缘化的境地。因此，在国际事务中，韩国开始寻求新的身份定位。2005年3月，韩国总统卢武铉提出“东北亚均衡者论”，后被韩媒体概括为“卢武铉主义”，主张驻韩美军部署到东北亚其他地区时，必须事先征求韩国同意；韩国军队决不会追随美国卷入东北亚纷争；韩国视美韩同盟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同时韩国将发展“自主国防”，建成一支拥有作战指挥权的自主性军队；韩国要作为东北亚的“势力均衡者”，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很显然，韩国的“东北亚均衡者”，是对“美主韩从”同盟格局的挑战，也是韩国谋求建立“自主国防”的正当需求。究其实质，“东北亚平衡者”是基于韩国国家利益的考虑，避免韩国再次成为大国对抗、地区冲突的牺牲品。韩国的东北亚均衡者身份定位，表明韩国要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追求自主的愿望。
然而，这种追求自主的身份定位却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卢武铉所主张的东北亚均衡者身份的战略定位不仅严重刺激了美日盟国的敏感神经，弱化了韩美同盟，而且并未使朝鲜在核问题上有所松动[320]。由此可见，韩国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格局，决定了韩国在自身身份建构方面，如何在摆脱对美国强权的依附和追求自主方面寻求一种平衡，这是至关重要的。
李明博政府鉴于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所引起的极大争议和质疑，尤其是美国的强烈不满和担忧[321]，选择了“有限度”的平衡外交[322]，即从韩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地缘政治现实出发，提出以所谓“四强平衡外交”为政策手段，在全球推行实用主义外交战略。从李明博实用主义外交战略分析可以看出，李明博力推四强外交并开展全球外交，表明韩国不仅要做大国关系的平衡者，而且要做亚洲新兴国家的领导者。
首先，韩国要在四大国之间扮演“平衡者”角色。李明博的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是为了回归以美日为主导的东北亚战略轨道而实施的全方位的外交战略调整。李明博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在重视加强美韩同盟的同时，也把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其外交的重要环节。所以，有学者认为，李明博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战略，即恢复和加强韩美同盟关系，共同应对朝鲜半岛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修补受损的韩日合作伙伴关系，显示了韩国是在向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回归”[323]。正如张琏瑰教授所分析的，“虽然笼统称为‘四强外交’，但李明博是把这‘四强’排了顺序的，重要性依次是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324]。对于“三明治说”（即韩国感觉自己就像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三明治”），张琏瑰教授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人的危机感。但这并不代表韩国承认自己就是‘三明治’。韩国认为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位于中日美俄四国之间，且与各国关系都不错。他认为自己可以在东亚起到特殊的作用，成为各国关系的均衡者。韩国不担心自己被边缘化。”[325]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意义，韩国在力争做大国之间平衡者的同时，也开始了其全球外交。
其次，韩国力争建构亚洲新兴国家的领导者身份。近年来，韩国在政治上大力推行联合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在朝核问题上，韩国日益显现出有别于其他大国的姿态；在军事方面，韩国精心打造自主国防；在文化上，不遗余力地推进韩国文化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形成了所谓的“韩流”。2009年，韩国为推动与东盟的合作，又提出了“新亚洲构想”的东盟新战略，这充分表明韩国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也反映了韩国外交将扩展到全亚洲，以此来加强韩国的主导力量。正如有位学者所分析的，“韩国希望利用所谓中日争夺‘东亚主导权’之机，将韩美军事同盟提升为‘全面同盟’，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超越中日，成为亚洲新兴国家的领导者，成为在国际社会代表亚洲利益的中心国家”[326]。
（三）摆脱依附性、增强主体性将是韩国身份的建构目标
如前所述，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韩国的身份定位，即追求与美国的“对等伙伴”关系，体现了韩国力争摆脱对美的依附，追求自身的主体性。而李明博政府时期的身份定位，不仅没有体现出韩国自主性的提高，反而对美国的依附进一步加强。其主要表现就是，李明博将美韩同盟提升至“21世纪战略同盟关系”，将原本局限于安保领域的韩美同盟，发展为全方位的围绕各种议题开展合作的同盟。美韩两国将致力于改善亚太地区的安全状况，这意味着两国要将美韩同盟提升为“亚太同盟”，甚至“全球同盟”。也就是将美韩同盟合作的地区超越局限于朝鲜半岛相互防卫的水平，扩大到共同应对东北亚安全问题、亚太安全问题甚至全球安全问题。美韩同盟的功能将从朝鲜半岛向东北亚乃至全世界进行扩展，并逐步上升到美英同盟、美澳同盟的档次。实际上，这反映了美国试图将韩国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
事实上，目前的韩国虽然继续秉持与美国结盟的战略，但却并没有享受到稳定的和平，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分裂状况，这是韩国最大的安全隐患和战略劣势；二是作为盟主的美国虽然珍惜韩国这个小盟友，但美国却将东北亚地区的日本作为最有价值的战略盟友；三是韩国面临中俄两个大国的再度崛起的挤压，而韩日也非实质性盟友，美国与中俄也并非死敌，美国有着多重而复杂的战略思考，韩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难以在美国的战略框架中实现其全部目标[327]。因此，从韩国自身来看，摆脱对美国的过分依赖无疑是其未来身份建构的目标之一。而且，中国因素、朝鲜因素都将持久困扰美韩同盟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半岛南北关系，一旦南北关系稳定或半岛统一，那么韩国将更趋向于选择自主国防的战略。
总之，二战后韩国虽然获得了独立主权，但由于韩国的国家战略始终与美国捆绑在一起，韩国的外战略很难突破韩美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军事同盟关系，因此韩国在自身身份建构上也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地位。从这一层面上来说，韩国的身份始终没有发生有意义的变化，即仍然不能完全自主。这种身份定位决定了韩国对外合作空间的局限性，也使韩国难以独自在东北亚地区或其他地区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摆脱依附性、寻求自主性将成为韩国身份建构的目标。
四 融入国际社会将是朝鲜国家身份的建构目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朝鲜迎来了祖国的解放。但此后不久，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下，朝鲜半岛被人为地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1948年8月15日，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大韩民国宣布成立。1948年9月9日，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宣布成立。从此，朝鲜民族饱尝了国家分裂和同胞相残的痛苦。时至今日，朝鲜国家身份仍然得不到应有的承认，朝鲜面临着向正常国家身份回归，也即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正常一员的艰巨任务。
（一）朝鲜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身份定位
冷战期间，作为处于两大阵营对峙前沿阵地的朝鲜同美国在东北亚冷战格局下的恶性互动，固化了朝鲜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认为只有主体社会主义才能救朝鲜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从金日成时代开始，朝鲜对其国家身份就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定位，即主体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身份定位起源于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朝鲜对外公开提出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战略目标，首见于1998年8月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政论《强盛大国》。这篇政论指出，朝鲜面临着建设强盛大国的新的宏伟目标。强盛大国首先是“主体社会主义国家”，即以人民大众为真正的历史主体，以领袖为核心，实现自主、自立和自卫，摆脱任何支配和约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国家[328]。主体社会主义国家是朝鲜的自我身份定位，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定位是依据朝鲜自身实力的客观定位。
朝鲜之所以强调主体性（自主），既有国际政治背景也有国内背景。从国际政治背景来看，主要出于历史上的被征服地位以及对霸权的天然反感。加之朝鲜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即朝鲜半岛处于海权和陆权互相争夺的中心地带，是美日俄中四大强国利益的汇集点。这种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朝鲜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几乎不可能独善其身，很容易招致各个相关大国的干涉。因此，寻求自主性和独立生存能力就成为朝鲜首要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同时，朝鲜长期处于国际体系之外，得不到当今各主要大国的法理承认，国家的自尊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因此，强调主体性也是朝鲜追求国家集体自尊[329]的需要。从国内背景来看，朝鲜主体社会主义主要源于朝鲜“自主”政治文化。这种自主的政治文化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即防止任何势力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保持社会主义特色；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即在经济上避免对他国的结构性依赖，以不损害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因此，朝鲜经济长期相对封闭；军事上的自我防御则要求朝鲜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独立对付外来的入侵者[330]。朝鲜这种根深蒂固的“自主”政治文化，使其把维护现政权、防御朝鲜政治实体免受外来的侵蚀，看做基本的生存之本，因此，只要是威胁到现政权的一些做法都被看做对其生存的威胁。
（二）朝鲜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身份定位与国际社会对其身份认同的背离
主体社会主义国家是朝鲜的自我身份定位，这种身份的确定还取决于国际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实际上，朝鲜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客观身份定位并没有被国际社会（主要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认同，国际社会把朝鲜看做“失败国家”、“邪恶国家”，与朝鲜自身角色的客观定位有很大的偏离。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朝鲜长期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生存和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导致朝鲜自身身份的失落和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朝鲜国家的集体自尊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朝鲜陷入了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最困难的境地。从政治上来看，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使朝鲜处于十分微妙的地位。军事上，俄罗斯1993年修改了《苏朝友好互助条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战争自动介入条款”，解除了对朝鲜提供军援的义务，俄罗斯在半岛政策上“重南轻北”倾向明显。经济上，朝鲜的经济体制使其孤立于东北亚乃至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外。加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遭受连年自然灾害，尽管有国际社会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朝鲜粮食仍极度缺乏，人民生活极其困难。外交上，西方国家因金日成主席逝世担心朝鲜会“崩溃”，对朝鲜持观望态度，不愿承认朝鲜。尤其是美国的敌视政策，使得朝鲜陷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331]。而此时，美国继续冷战时期对朝鲜的敌视政策，把朝鲜视为其实现东北亚战略的威胁，散布“朝鲜威胁论”。认为“朝鲜仍是东亚地区稳定与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且是可能使美国卷入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国家”，称朝鲜核武器发展计划仍不能让人放心[332]。不仅如此，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把伊拉克、伊朗、朝鲜称为“邪恶轴心国”，把朝鲜定位为“流氓国家”、“无赖国家”，表示美国不能容忍其支持恐怖主义、发展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核态势战略报告中，把朝鲜列为七个核打击国之一。2002年9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反复强调朝鲜、伊拉克、伊朗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性，特别强调美国将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并使用核武器、美国的绝对优势不容挑战等。美国对朝鲜的这种负向身份认同以及咄咄逼人的态势，使朝鲜感到了来自美国空前巨大的压力。
美国之所以把朝鲜视为东北亚现状主要挑战者，主要根源在于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长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安全上敌对身份的建构，使美朝关系基本处于很不正常的长期隔离状态。因此，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话语里，朝鲜一度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国”；在朝鲜，美国被视为“帝国主义”、“法西斯”国家。两国的媒体经常使用语言及其他符号歪曲和诋毁对方国家领导人形象。就是说，朝美之间的恶性互动，导致朝鲜自身身份定位得不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认同，从而造成朝鲜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角色紧张和冲突。
（三）融入国际社会将是朝鲜国家身份的建构目标
在东北亚，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了。但对于朝鲜来说，冷战并没有结束，朝鲜并没有融入到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大潮之中，在东北亚区域政治中陷于孤立。
朝鲜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小国，生存在大国的夹缝之中，始终确信自己面临着军事威胁，国家安全没有切实保障。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中国两国先后与韩国建交，朝鲜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被抛弃、被孤立的感觉。1990年9月，苏联抛弃了一直奉行的“向朝鲜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顾朝鲜的强烈反对而单独与韩国建交。苏韩建交对朝鲜冲击极大，苏朝关系降到冰点。1992年中韩建交，中方认为，中韩建交并非对朝鲜的完全背叛，“中韩建交对于改善朝鲜与美国、日本的关系非常有利”[333]。从此，中朝政策已难以实现同步，当朝鲜找不到可靠的盟友时，它选择了开发核武器[334]。正是由于核武器的开发，朝鲜被国际社会定位为“东北亚现状主要挑战者”、“无赖国家”等，这种身份定位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如果一个国家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一旦被贴上“流氓国家”、“无赖国家”这样的标签，就意味着该国要承受很大的代价，因为这将导致国家威望和信誉度的丧失。显然，朝鲜正处于这种合法性不被承认的境况之下。为了摆脱这种国际孤立的地位，朝鲜可能采取极端的做法。事实上，朝鲜在2005年2月10日公开宣布其拥有“核武器”，就是对美国敌视政策的一种回应。正是美国的敌视政策，对朝鲜安全的威胁使朝鲜无法放弃对核威慑能力的追求。为了做好应对美国发动进攻的各项军事准备，朝鲜在努力创造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的同时，加大了对战略威慑性武器的研发。特别是2006年10月9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公然进行了核试验。朝鲜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孤注一掷，使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环境充满了变数。针对朝鲜的这种公然的“挑衅性行为”，美国进一步把朝鲜固化为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危险敌人，并进而把朝鲜定位为“失败国家”。
朝鲜能否改变“失败国家”的形象？按照温特的观点，国家具有适应能力，“无论国家的独立性怎样受到国际规制或经济相互依存的侵蚀，国家一直试图再造自我。除了几个‘失败的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在这方面是成功的”[335]。很显然，朝鲜要想摆脱“失败国家”的形象，就必须成功再造自我。对朝鲜来说，要想成功再造自我，就必须积极地转变角色，即从国际社会的“斗士”转变为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者”或“维护者”。这对朝鲜来说是相当艰难的，因为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在参与国际交往活动时，他们往往运用自己的“私有知识”，如固定的语言、态度、价值体系去行事，去表达自己的愿望，同时也运用“私有知识”解读其他国家的行动（外交）意图。如在朝鲜核危机中，朝鲜的态度可以被解读为不畏强权的民族气节、使用固有的语言和价值体系来回应国际社会的反应。
目前，随着朝鲜与国际社会互动实践的增多，朝鲜对国际社会的正向认同也相应增加。这都将促使朝鲜的国家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使得朝鲜在某种程度上对原先的身份，即“东北亚现状主要挑战者”身份进行反思、修正或改变。朝鲜以“东北亚现状主要挑战者”的姿态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定位，只会导致孤立和被动。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朝鲜只有以合作者的身份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国际体系运行，逐步建构起积极的、正面的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从而实现由国际社会边缘化国家向融入国际社会进程方向发展，这是朝鲜国家身份建构的主要目标。
事实上，融入国际社会也是朝鲜自身所追求的目标。近年来，朝鲜孤注一掷，频繁触动核禁区，极力抵制来自美国的种种压力，实际都反映了朝鲜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是希望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承认，以期打开处境孤立的国际局面。然而，朝鲜能够重新融入国际体系的大家庭吗？这对朝鲜自身来说取决于能否实行改革开放。谈到朝鲜的改革开放，有学者认为“朝鲜已丧失改革开放的环境和条件”，理由是，朝鲜在内外压力下，不排除会向外界打开一点缝隙，选择某个点试探性地进行对外开放，且开放的对象主要是中俄以及西方国家中对朝鲜不那么刻薄的国家，但不可能像30年前的中国一样，把改革尤其是开放上升为国家的根本国策。根源就在于，时易势移，朝鲜已丧失了中国当年决定推行改革开放的内外环境和条件[336]。与中国不同，朝鲜实行的是“先军政治”，改革开放和“先军政治”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矛盾，朝鲜不可能放弃“先军政治”而推行改革开放。如今，金正恩的权力基础更需要军队的支持，所以，朝鲜实行中国式改革开放的几率微乎其微[337]。可是，如果朝鲜不能够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朝鲜就不会真正融入到国际社会进程，朝鲜身份转型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所以说，朝鲜当政者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目前的朝鲜，不论是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发展程度都严重脱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得朝鲜在全球，甚至在东北亚地区都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这有悖于朝鲜的国内和国际需求。
对国际社会来说，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应该给予朝鲜外交承认，使其摆脱国际孤立。朝鲜认为自身亟须解决的三大难题——外交承认与国际孤立、金融制裁与贸易禁运、军事威胁与安全保障——几乎全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338]。朝鲜数十年来孜孜以求的就是“体制保全”、“主权认可”和“不侵犯条约”，即结束美国的敌视政策并从美国那里得到可靠的安全保证。因此，朝鲜能否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给朝鲜重返国际社会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机会。如果朝鲜最终能够回到国际社会，如果朝鲜的生存和安全从机制上能够得到落实和保障，那么它可能最终使朝鲜意识到，确保国家的安全将更依赖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并非一定依赖于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使拥有核武器变成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些努力将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冷战后朝鲜对自身国家安全会被“颠覆”的恐惧，这种“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是朝鲜不情愿放弃自己核计划的主要理由。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朝鲜最终能否融入国际社会，除了其自身因素之外，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这就需要美国和朝鲜双方尤其是美国方面拿出战略意志和战略决断。从美朝之间长期的博弈来看，朝鲜的核试验以及核周旋只是斗争手段，朝鲜无非是想通过这样的极端手段迫使国际社会对其合法性予以承认。换句话说，朝鲜之所以把核问题作为斗争手段，其真正意图就是迫使美国与其直接谈判、对话，谋求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进而能够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所以说，美国只有改变敌视朝鲜现政权的立场，与他们直接谈判和对话，商谈关系正常化问题，朝鲜就会自动放弃不理性的挑战行为。
总之，朝鲜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对朝政策，美国如能采取容纳朝鲜进入国际社会的现实主义政策，朝鲜就有望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当然，朝鲜也应以理性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以极端方式向国际社会靠拢。
五 俄罗斯（地区）大国身份的建构
在地缘意义上，俄罗斯地处东西方之间，横跨欧亚大陆，与欧亚两大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相距遥远，是连接东西方的独特桥梁。俄罗斯的地缘属性，使得俄罗斯成为既不同于欧洲、亚洲，又与欧洲和亚洲密切相连的“某种第三块独立的大陆”。这种特殊的地缘属性使得俄罗斯人缺乏对自身身份的明确定位：“我是亚洲的欧洲人，还是欧洲的亚洲人？”俄罗斯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或者说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还是所谓的“欧亚国家”？这是一个连俄罗斯人自己都困惑的问题。尽管如此，不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来看，俄罗斯的大国身份是不容置疑的。在一定意义上，俄罗斯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追求和建构大国身份的历史。
（一）历史上俄罗斯大国身份的演变历程
1.从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到扩张帝国
探讨俄罗斯的国家身份，离不开俄罗斯文化。关于俄罗斯文化属性的争论，主要有两大派，即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不同时代的西方派都强调俄国的欧洲属性，认为俄国并不“例外于西方”，俄罗斯的历史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没有本质的区别；斯拉夫派则着重于俄国历史的“特殊性”，认定东正教和村社土地占有制是俄罗斯历史的“独特遗产”，是俄国和西方的根本差异。然而，从早期俄罗斯的历史来看，俄罗斯无疑具有东方国家的特色[339]。俄罗斯民族的祖先是成长于东欧平原的东斯拉夫人的一支，公元862年留里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北欧文化因素。公元988年，俄罗斯人在皈依拜占庭的基督教东正教的同时，也接受了拜占庭文化，10～12世纪的俄罗斯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拜占庭文化中虽然也包含有西方的法律传统，但东方文化因素还是主流。其后的13～15世纪蒙古鞑靼人的统治给俄国人留下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国家范式，即莫斯科集权国家[340]。到了16世纪，随着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形成，俄罗斯人跨过乌拉尔山挺进亚洲，俄国的东方色彩越来越浓厚。而17世纪开始，俄罗斯才逐步与西方接近，到18世纪，彼得大帝进行了改革，在东西方之间犹疑的俄罗斯被彼得大帝有力地推向西方。
因此，17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国家身份可以定位于落后的东方专制制度国家，但俄罗斯的专制制度是具有特色的，即伴随着移民开拓。17世纪之前，俄罗斯是在自然疆域内的移民开拓，还不具有真正的扩张性质。伴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出现，俄罗斯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移民，其国家身份也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其标志就是，17世纪后俄罗斯成为东西方双重身份的扩张帝国[341]。
帝国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其扩张性，这在俄罗斯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俄罗斯民族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使其天然地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早在公元6世纪，俄罗斯就进入封建社会，成立了基辅公国。到9世纪基辅公国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它存在了三百多年，是俄罗斯民族的摇篮。到123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远征欧洲，首先征服了俄罗斯全境和波兰、匈牙利。从1240年起到1480年是蒙古人统治的金帐汗国，它使俄罗斯经济文化远落后于欧洲西部。在1147年成立的莫斯科公国在14～15世纪逐渐强大并领导其他公国摆脱蒙古人的统治。此后俄罗斯逐渐向外扩张。
尤其是17世纪彼得大帝执政后，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思想开放、富于改革精神的帝王，彼得大帝开创了俄罗斯帝国的辉煌时期。彼得大帝为了俄罗斯的强大，在军事上从瑞典人手里取了现圣彼得堡地区，并开始了俄罗斯的欧洲化，不仅在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效仿欧洲，而且在服装和社会风尚上也学习西欧，致使到今天圣彼得堡人仍被俄罗斯人认为是最讲文明和最欧洲化的城市。故此，有学者认为，“彼得大帝17世纪末推行的西方化改革是主动融入西方体系的成功实践”[342]。俄罗斯扩张的直接结果是国家版图的急剧扩大，它占据了1/2欧洲和1/3亚洲的面积，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俄罗斯的扩张也直接促成了俄国历史的另一特征，即俄罗斯国家的东西方双重身份属性，或所谓“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
就是说，帝国主义扩张使得俄罗斯国家的身份具有了东西方双重属性。但实际上，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这一特殊的地缘位置，使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与欧洲不同。在俄罗斯，东西方两种历史潮流进行激烈的冲突。俄罗斯文化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俄罗斯内心深处，东西方两种起源的斗争将永远进行下去[343]。在谈到俄罗斯文明时，亨廷顿把俄罗斯看做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俄罗斯没有或缺少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经历，“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344]。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
虽然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化差异明显，但自从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的西方文化特征比较明显，“在欧洲人看来，彼得大帝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另一方面又巩固了专制体制、强化了俄罗斯的亚洲特性，之后的历史也都遵循了彼得大帝的模式”[345]。从彼得大帝后，俄罗斯迅速扩大，从周边国家攫取了大片领土，人口也在半个世纪里扩大了一倍。当时的国家经济既有资本主义工商业，又存在着封建农奴制。直到1861年俄罗斯沙皇才自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从此俄罗斯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此后，俄国走上了帝国主义扩张之路。
2.俄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身份的建构
一般认为，20世纪初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由于改革不彻底，贵族地主仍把持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在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中，垄断资本同封建残余紧密结合。由于经济薄弱、工业生产落后，俄国难于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只有依靠军事侵略的手段，力图通过殖民掠夺来弥补其财政资本的不足，以便推行霸权政治，参加瓜分世界的斗争。因此，列宁称之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按照列宁的观点，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确立了垄断资本的统治，意味着此时的俄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从理论上讲，20世纪初俄国才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是，早在19世纪中叶，俄国就开始了与列强的争夺战。
俄国与列强的争夺主要是对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和朝鲜的争夺。这一争夺战始自19世纪中叶，确切地讲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凭借最惠国条款，也同样获得了英、美、法诸国的种种特权。1858年5月，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中方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并且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原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区。同年6月，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从中大占便宜，但满洲以东地区的归属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860年11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个条约除承认《中俄瑷珲条约》的内容外，又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土地（即海参崴一带，俄国称“符拉迪沃斯托克”）割让给俄国[346]。这些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损失了10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约1/3的海岸线，使黑龙江、吉林两省变为内陆省份[347]。中国领土受损之大空前未有。
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行径必然招致列强的干涉。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半个世纪，在东北亚地区各国的政治势力较量中，俄国最先遇到的对手是英国。甲午中日战争前，俄英之间的激烈争夺和尖锐对立成为东北亚局势的最大看点。总的格局是英国保持着传统的优势地位，局面相对稳定。甲午战争打破了脆弱的平衡，作为胜利者的日本国力骤增，国际地位扶摇直上；中国、朝鲜则从半殖民地的位置上进一步沉沦下去（不久，朝鲜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俄国通过“干涉还辽”在中国和东北亚攫取了巨大利益，并通过签订《中俄密约》，以结盟的形式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这样，它在与英国争霸远东的斗争中就处于有利地位。日本在经历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开始“卧薪尝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积极准备对俄一战；英国为了抵制沙俄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进一步拉拢日本，从而直接促成了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
20世纪初，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日俄战争“不仅改变了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而且也改变了两国特别是俄国在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地位”[348]。俄国的东北亚扩张计划受挫，从此，俄国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了欧洲，与法、英等国结盟，最终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俄国的失败，直接导致了1905年俄国革命。肆意扩张的俄罗斯帝国也就结束了其帝国主义国家的身份。
3.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后演变成两极世界中的超级大国）
按照列宁的观点，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最为薄弱的环节爆发的。如果说1905年俄国革命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革命爆发的导火索。一战后俄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在1917年1月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罗斯沙皇被推翻。同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水兵和陆军士兵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此后，俄国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由俄国改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苏联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二战后又演变为与美国争霸世界的超级大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重新掌握了东北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权。但这种辉煌的历史并不长，由于在以后的经济建设中犯了许多错误，在与西方的经济竞赛中逐步落伍，引起苏联人民不满，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苏联的法定继承者。
（二）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东西方并重的双重身份
俄罗斯在地域上横跨欧亚两大洲，文化上也是东西方文明的混合体。俄罗斯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另一方面又传承了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20世纪终究没能解决俄罗斯发展的方向问题，俄罗斯仍在西方和东方文明之间徘徊。俄罗斯既没有成为西方，也没有成为东方，更没有成为欧亚的桥梁——它只是一个文明的断口地带，更是西方个人主义同东方专制主义‘糟糕的结合’的一个例证。”[349]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文化上，俄罗斯都有着东西方兼具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俄罗斯难以割舍的“欧亚”双重身份[350]。俄罗斯人自认为，处于亚欧之间“真空地带”的俄罗斯是个被抛弃的“弃儿”，即同时被东西方拒绝。俄罗斯这种东西方双重身份困惑在苏联解体后表现尤为明显。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国内亲西方势力曾幻想过，随着俄罗斯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俄罗斯将很快融入西方“民主国家大家庭”，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于是在外交上实行亲西方“一边倒”政策。然而，“俄罗斯的‘一边倒’政策并没有消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戒心，相反，欧洲国家和美国一道以北约、欧盟东扩的形式侵蚀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351]。俄欧之间观念性政治文化的差异根深蒂固，这就决定了俄罗斯不可能真正回归到欧洲。事实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但失去了黑海、波罗的海等港口，就连与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易的通道也减少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过：“虽然我们根本没有忘记俄罗斯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但我们却时常未能充分利用和享受这一有利条件。”而且他还表示，今后要尽最大努力将这一地区变成复兴强大的俄罗斯的标志[352]。由此可见，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向西方“一边倒”政策受挫后开始关注远东（亚洲部分）地区，从“重西轻东”转为实行“东西并重”的发展战略。
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重心一直在欧洲，东部即亚洲部分不受重视，加上东部恶劣的自然条件，长期得不到开发，这种状况一直到苏联时期。随着苏联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东部地区被确定为苏联的原材料供应基地和国防工业基地。但是，由于国防安全的需要，东部地区处于完全封闭状态，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严重束缚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使该地区不仅落后于邻国，也与国内西部地区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逐步认识到东部的发展对振兴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性，开始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从“重西轻东”转为实行“东西并重”发展战略。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逐渐形成了重点开发东部地区、融入亚太地区的社会发展战略。
由此可见，俄罗斯“东西并重”的发展战略，使得其国家身份也摇摆于东西方之间。但从俄罗斯自身来看，还是偏向于追求西方国家身份。正如莫斯科大学教授考斯科夫对《环球时报》记者所说，俄罗斯的历史无论对东对西都充满复杂的过程。不过，俄罗斯的灵魂在欧洲，有着明显的西方文化特性。相对而言，俄罗斯对东方远没有对西方那么熟悉和了解。因此，俄罗斯与东方的关系明显地疏远些，对其接受的容量也明显地小些[353]。中国学者也认为，俄罗斯的外交重点首先在欧洲[354]。然而，正如同撒切尔夫人在《国家战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所强调的，“尽管许多年后俄罗斯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又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的特性不会改变，俄罗斯绝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355]。就是说，俄罗斯虽然很重视对欧洲国家身份的追求，但欧洲社会对俄罗斯的“帝国雄心”和自我恢复能力存有戒心，除非俄罗斯放弃自己大国地位的追求，否则，“回归欧洲”只能是一个梦想。再者，从地缘意义上来看，俄罗斯实际上是个亚洲国家，其亚洲国土占国土总面积的2/3，俄罗斯60%～80%的重要战略资源也在亚洲地区。而且自近代俄罗斯以来一直活跃在东北亚区域，随着世界经济贸易重点向亚洲地区的转移，俄罗斯日益认识到亚洲的重要性，尤其是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与其毗邻的一些亚洲国家，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合作潜力巨大。因此，从长远来看，俄罗斯的东西方双重身份很难改变，至于“重东”还是“重西”，关键要看俄罗斯的战略选择。
（三）21世纪俄罗斯地区大国身份的建构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向西方“一边倒”政策受挫后开始关注远东（亚洲部分）地区，从“重西轻东”转为实行“东西并重”的发展战略。普京执政后，把“东西方并重外交”进一步发展为各个层次上的平衡外交。把俄罗斯定位为一个地区性大国[356]，即集中力量关注自身周边地区的安全，不再追求与其自身国力不相适应的、不切实际的大国地位。实际上，这正是普京务实外交的一种体现。正如一位学者所看到的：“普京时期，俄罗斯‘放弃了成为帝国的想法’，但并不认为俄失去了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潜力，俄罗斯对外战略的目标仍是确保大国地位。”[357]
事实上，从全球层面来看，俄罗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首先，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世界主要大国保持密切联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从其自身实力来看，俄罗斯拥有辽阔国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军事力量雄厚。再次，历史上的俄罗斯也一直在扮演大国的角色。俄罗斯唯一的“软肋”就是近年来经济的不景气。因此，普京上任后，出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把俄罗斯国家身份定位为地区性大国。俄罗斯首要的国家利益是经济利益，这在普京执政以来所实施的外交政策中有明显的表现。普京外交总的原则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突出经济外交，对外表现出务实和避免对抗。如普京上台伊始，面对叶利钦执政后期低落的民族士气，为复兴大国地位，普京调整了对外的优先次序：加强独联体内部的合作；展开东西方平衡外交，与中国加强战略协作；修复并发展同一些所谓“无赖国家”的外交关系[358]。普京利用“9·11”契机，使俄美关系得到缓和，实现了其不与西方对抗的目的，从而保证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2008年梅德韦杰夫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由于他是普京路线忠实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因此，梅氏执政时期，其国家身份定位目标与普京时期是一致的。梅氏也强调把俄罗斯发展成为强国，只是更突出俄罗斯的地区性大国身份属性。这里的地区当然主要指的是欧洲，但不容否认的是，俄罗斯在继续保持自我欧洲认同感的同时，也在改善和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增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从实质上看，亚太地区是俄罗斯争取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棋子，俄视亚太为‘重要利益地区’。”[359]俄罗斯认识到，21世纪亚太是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既然同西方的关系不容易取得重大进展，那么积极向东发展，也就成为俄罗斯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自从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改变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东西兼顾的“双头鹰”外交政策以来，在把中国作为亚洲方向的优先考虑的同时，俄罗斯也不断加强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为恢复大国地位，保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全，普京主张积极介入朝鲜半岛事务，主张在东北亚地区建立集体安全多边对话机制[360]。为此，俄罗斯在稳定和提升中俄关系的同时，也不断加强与日本、韩国的关系，尤其是恢复与朝鲜的传统友好关系，从而为实行融入亚太战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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