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缺失的现状
有学者认为，“东北亚国际社会的真正生成是在冷战结束之后”[213]。其理由是，集体身份是国际体系走向国际社会的最好理由，共同规范、规则和制度最终必须产生集体身份或由集体身份产生，形成“我们性（weness）”，这种集体（共同）身份其实就是要求构成单位能够彼此承认主权平等[214]。按照这种观点，冷战结束后，已经进入国际社会的东北亚理应就有了集体身份，即同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显然这并不符合东北亚国家的现实，一定程度上，东北亚各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最终确立只是为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远没有建构起来。迄今为止，东北亚各国认知自己作为东北亚区域一员的观念仍十分淡漠，区域内部国家之间缺乏认同，区域外围作为“他者”的美国主导东北亚事务，并得到部分国家的认同。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处于缺失或认同混乱状态。
（一）中日韩三国东北亚区域身份的缺失
毋庸置疑，中国、日本、韩国是东北亚区域的主要国家，但这三个国家并没有生活在理所当然的东北亚国际社会中，而是表现出明显的东北亚区域身份的缺失。
1.中国东（北）亚区域意识的缺失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东北亚是区域主体国家自我创造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区域，中国是当然的主体国家，但当时的中国是否产生了东北亚区域意识？这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居于东北亚区域核心的中国传统上就只有天下观念，而没有现代的国家（民族）观念，也正是这种认识奠定了中国东亚体系的观念基础，即东亚观念的淡漠。这方面许倬云先生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是个天下国家，所以没有什么认同问题，只有等待另一种文化来时，才会产生认同的观念。”[215]对此，章清教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最早的区域概念“亚洲”出现在晚清“西力东渐”之际，“‘天下’观主导下‘亚洲’的缺席，或不为过”[216]。也就是说，在天下观支配下的朝贡体系阶段，中国一直囿于华夏中心主义束缚，其亚洲意识是缺位的。中国晚清士人的“亚洲”意识来自日本的“东洋史”[217]。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东亚区域意识，并不是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早在周代就已有这种意识存在了，至汉唐时代则日臻完善……周代时期推行的邦畿制度，明显地体现了当时的地域意识。”[218]笔者认为，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意识何时产生并不重要，事实是，近代以前中国的确生活在天下观支配下的朝贡体系内部，当时的中国即便是有东北亚区域意识，也只能说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进而言之，当时的东北亚各国虽然置身于东北亚这一区域范围之内，但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是这一区域的主体，他们有的只是核心（上国）国家、边缘国（下国）这样的观念。因此，总体来看，古代东北亚各国的东北亚意识是缺位的，中国作为“天下观”下的中心（核心）国家当然也不例外。
其次，从现实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定位，使中国游离于国际体系的中心，东北亚区域意识自然无从谈起。正如一位学者所看到的，“中国社会虽然不缺少东亚论述，但只有在经济共同体的意义上，‘东亚’这一范畴才在中国的舆论和思想乃至理论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19]。再加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粉墨登场，尤其是在东北亚内部出现的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韩国版的“中国威胁论”等。这里暂不论“中国威胁论”能否站住脚，但在客观上，“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导致中国在融入东北亚国际社会进程中的主动性不强。冷战结束后，中国更加重视东南亚，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如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更进一步说明中国东北亚区域意识的缺位。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地区化与全球化潮流下，中国的亚洲国家意识开始苏醒，中国政府开始强调自己的亚洲国家身份，改变了以往对亚洲地区主义淡然的立场[220]，在“睦邻、富邻、安邻”方针的指导下开始参与亚太地区多边事务。
2.日本的东亚中心主义观念
与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意识薄弱相比，日本的东亚意识（或称之为亚洲意识）较强。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亚洲这一概念要比东亚出现得早。早在19世纪前半叶甚至18世纪末期，当西洋的天文与地理之学改变了面前的世界时，日本就出现了亚洲主义思潮。当日本人意识到“万国”的存在和“东洋”、“西洋”的地图时，传统的以中华为文化中心的华夷观念便开始瓦解，这种世界图像的瓦解成了日本重新建构新的政治地图和文化地图的契机[221]。“亚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而不是中国的‘亚洲主义’，这个作为西方的‘他者’的‘亚洲’，也只是日本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共同体。”[222]但无论如何，日本亚洲主义的出现，暴露了日本试图取代中国而成为东亚中心的企图。
“东亚”一词是近代日本在试图重构亚洲国际关系“新秩序”的过程中创造的新词汇。它与“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词的表述肩负着日本向亚洲扩张这一“国策”上的“重任”[223]。近代以来，日本亚洲战略的主题词几经变化，最后定位在“大东亚共荣圈”一词上，“大东亚共荣圈”与大陆政策一脉相承。所谓“兴亚”、“共存共荣”、“解放亚洲”完全是骗人的口号[224]。可见，无论日本的亚洲主义，还是日本构建的东亚新秩序以及“大东亚共荣圈”，均暴露了日本的亚洲中心或东亚中心的意识。日本“南进”的目的就是打破美国的封锁，取得日本所“必需的物质”，“保证日本在太平洋的霸权地位”。日本之所以打着“解放亚洲”的旗号，是想使其侵略行为合理化，达到欺骗国内人民、便宜行事的目的。乘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暇东顾之机，“利用形势”、“行使武力”，夺取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南亚的殖民地，使日本的势力范围从东亚扩展到南亚，这才是日本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企图[225]。
可见，日本虽然不乏亚洲区域意识，但日本的亚洲（东亚）观念总是与“东亚共同体”、“大东亚共同繁荣”以及日本在亚洲经济圈中的核心地位这些“以日本为区域中心”的意识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东亚和东北亚这两个概念上，日本更加重视的是东亚，而不是东北亚。无论是从地理位置、互动关系还是从其自身对古代东北亚的认同感来衡量，日本都处于东北亚的边缘地区。而且，日本设想的“东亚共同体”是由日本主导，以日本和东盟为核心的。日本长期以来之所以重视东亚而不是东北亚，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关注东北亚可能导致日本长期以来构建的“东亚共同体”作用的下降，从而减弱日本在东亚地区中的核心支配地位；二是在大国云集的东北亚地区，日本不可能发挥绝对的领导作用。
3.韩国的东北亚中心主义（民族主义）观念
与日本不同，虽然韩国也是美国在东亚的盟友，但是事实上韩国将自己定位于亚洲，并希望成为东北亚地区强国。而且，韩国从大国力量平衡的角度把自身看做“东北亚的中心”。其主要原因，一是韩国在东亚国际社会的地位并不突出，希望借助东北亚这一区域空间来提高其地位和作用；二是韩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东北亚一体化将有助于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有望成为东北亚的中心。因此，韩国历届政府都很重视东北亚，尤其是卢武铉执政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如卢武铉政府的“和平繁荣”政策就体现了韩国的东北亚中心主义观念。“和平繁荣”政策从东北亚中心的战略视角，将朝鲜半岛置于东北亚整体战略格局中加以思考，为改善南北关系、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和繁荣，卢武铉对韩国的政治经济格局重新进行战略定位：如在和平安保方面，谋求使韩国成为东北亚战略平衡者的角色；在经济繁荣方面，使韩国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226]。此外，韩国学者提出成立东北亚经济合作委员会、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签署东北亚投资合作协议的构想等。可见，韩国的东北亚中心主义观念不仅停留在理念方面，也有过政策上、理论上的支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韩国认为自己是东北亚国家，但又时常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与西方更接近或相同。“韩国几乎不再使用汉字，而是普遍使用韩国文字，英语教育也越来越得到强化。这些趋势正表明韩国想脱离东亚的传统，编入西欧文化的热切愿望。”[227]由此可见，虽然韩国东北亚中心主义意识较强，但事实上，韩国在认同东亚还是认同西方的问题上仍然左右摇摆，尤其是韩国始终摆脱不掉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韩美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军事同盟关系，使其自身主体性不强。因此，韩国不论是成为东北亚均衡者的角色，抑或成为东北亚中心国家，其路程都十分漫长。
（二）日本“西方—亚洲”双重身份认同的困惑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日本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脱亚入欧”抛弃了亚洲国家身份，追求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西方国家身份，这种身份的转化和定位是由日本与欧美列强在寻求各自利益的契合点上建构而成的。“这种结构关系同时又建构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即以扩张为本性，以侵略为利益。从此，日本的身份就由被侵略的对象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其主要国家利益也由保护本国的政治经济权益变成了侵略他国。”[228]日本之所以主张“脱亚”，一方面是出于对西方身份的追求以及对西方弱肉强食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想当亚洲霸主的野心使然。日本在与亚洲国家建构的敌视身份的同时，却与西方国家建构了一种类似朋友的身份认同，然而，其西方国家身份是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呢？
一定意义上，日本“脱亚入欧”即追求西方国家身份是日本的良好愿望，但这一愿景能否实现不仅仅取决于日本单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承认才是更为重要的。一战后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形成了西方列强联手制约日本的局面。面对西方的压制和排挤，日本认识到自身不为西方列强接受的尴尬处境，“脱亚入欧”战略遭受重创，“西方国家”身份难获认同，但这也促使日本由“脱亚入欧”向“排欧主亚”方向转变，通过重新建构亚洲身份实现其“称霸亚太”的战略目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这是日本转向“排欧主亚”的一个重要信号。日本重新建构亚洲国家身份并非是对亚洲的认同，日本十分清楚“亚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身份，原本就是被欧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当成对象的结果。亚洲这个身份寻求与欧美平等，很容易陷入某种卑微的意识。追根究底，‘亚洲’这个概念并不是出自日本或中国等被归类为亚洲国家的话语，而是出自某种要把它们锁在落后身份的、自居在外的位置”[229]。实际上，日本想取得相对于欧美的身份只是其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成为亚洲中心。而且，日本在追求亚洲身份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其原来的西方国家身份。
从此，日本确立了其“西方”和“亚洲”的双重身份。正如日本学者兴梠一郎所言：“尽管日本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是日本国民似乎很少把他们自己看做亚洲人。不幸的是，他们对西方国家比亚洲国家更熟悉。亚洲看起来像被他们抛在脑后的一个美好而古老的记忆，因而一些东西不得不被‘重新发现’。现在日本似乎正在寻找它已经失去的亚洲身份。”[230]然而，这种摇摆不定的“蝙蝠性格”，加之错误的历史观，使得日本很难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认同。因为对于东北亚的中国、朝鲜、韩国来说，历史上的日本主要是作为侵略的加害国而存在的，而且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断地伤害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东北亚的中国、朝鲜、韩国很难认同日本。总之，日本作为亚洲的一个西方化国家，正面临着是否要回归亚洲的艰难选择。
（三）朝鲜东北亚现状主要挑战者身份
朝鲜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小国，生存在大国的夹缝之中，始终确信自己面临着军事威胁，国家安全没有切实保障。为了消除这种恐惧感，朝鲜把发展和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其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手段。朝鲜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孤注一掷，使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环境充满了变数。针对朝鲜的这种公然的“挑衅性行为”，美国把朝鲜看成美国主导的世界和东北亚地位的主要挑战者，视之为“东北亚现状主要挑战者”[231]。实际上，朝鲜早已被美国归入“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失败国家”行列。美国对朝鲜国家身份的知觉定位，已经由单纯的“安全担忧”上升为全面的“政治关系”，反映了美国对朝鲜政策难以解脱意识形态桎梏的客观现实[232]。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朝鲜以“东北亚现状主要挑战者”的姿态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定位，只会导致孤立和被动。同时，朝鲜以东北亚现状主要挑战者身份的存在，使得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遥遥无期。挑战者身份就意味着朝鲜还没有摆脱革命者的身份意识，对东北亚国家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极为不利。因此，改变东北亚现状挑战者身份，成为国际社会正常一员是朝鲜的明智选择。
对于朝鲜来说，融入国际体系，以合作者的身份参与国际体系的运行，逐步建构起积极的正面的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从而实现由“东北亚现状主要挑战者”向正常国家身份的回归，是朝鲜的正确选择。但对于朝鲜来说这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四）日韩俄等国对美国的身份认同
朝鲜战争后，置身于（依附于）美国霸权体系下的日韩两国，由于其国家安全主要由美国提供保障，因此在处理同东北亚其他国家关系时，日韩两国首先面临着与美国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说，日韩两国首先要考虑与美国的关系然后才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身处东北亚地区的日韩两国对美国的强烈认同，必然削弱两国对东北亚地区的集体身份认同感。尤其是日本，甚至以牺牲与东亚邻国关系为代价投靠美国，“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寻求和扩张自身的自主性和主动权，通过主动为美国在东亚承担更多责任的途径谋取政治军事上的强大，最终实现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对峙和抗衡，建立以美日为主导的地区秩序”[233]。有位日本外交官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将继续把对美关系置于优先地位，美国之后才考虑与俄罗斯、中国和韩国维持友好关系[234]。“如果说日本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已经取得了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那就是同美国人。”[235]日本对美国的认同是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与强者为伍”战略的具体体现，在当今世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当然就成为日本极力模仿的对象，因此追随美国、认同美国也就成了日本的不二选择。
韩国对美国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军事上维护和发展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近年来，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韩国的自主性有所提高，但追随美国依然是其不变的政策目标。如2008年4月15日，李明博在纽约发表的演讲表明了作为韩美关系的新的总体规划，当天提出了“21世纪韩美战略同盟”，强调：“韩美同盟应该共享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层面的战略利益，并以此为基础为全球和平作出贡献。我们应该奔赴饱受恐怖袭击、环境污染、疾病和贫穷折磨的地区，为增进基于人道主义的人类安全共同努力。”[236]这表明了韩国要追随美国走向“全球外交”的意图。此外，韩国在文化上对美国的认同也有明显的表现。近代以来，韩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虽然没有完全西化，并保持着强烈的儒家文化底蕴，但韩国形成了一种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殖民文化相融合的复合文化状态。二战后，基督教文化对韩国影响深远，在经济上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曾经的殖民地的屈辱历史记忆和现在的成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些韩国人也开始在文化上重新界定自我，“20世纪80～90年代，韩国的一些精英人物公开声明在文化上韩国属于东亚的一个例外。这些精英人物再三强调与韩国文化接近的是西方文化而不是东亚文化”[237]。尤其是近些年来，伴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在韩国人内心产生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大国”心理，为摆脱韩国近年来面临的“赶不上日本，又被中国追赶”的“夹心三明治”局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维护和发展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因此，韩国虽然把自己定位为东北亚区域国家，但在身份认同上，却存在认同域外国家美国的倾向。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在东西方历史洪流的碰撞中有机地将东西方文明结合于一身，形成了其既不是纯粹欧洲国家也不是纯粹的亚洲国家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身份。在东北亚国家中，俄罗斯的发展方向虽然充满了变数，但是从它的努力方向上看，其变化的方向基本上可以预期，即俄罗斯有非常大的可能成为美国式国际秩序的成员[238]。“9·11”之后，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建立了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与美国签订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这也是俄罗斯向西方靠拢的表现。就是说，俄罗斯也有认同美国的倾向。
日韩俄三国对美国的认同或出现认同美国的征兆，这至少说明它们把本该是“他者”的美国看做“我们”，不仅为美国提供了主导东北亚事务的空间，也进一步增添了东北亚地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综上所述，东北亚各国不仅对“我”是东北亚成员的身份认知模糊，而且日韩俄等国对美国这一东北亚地区的“他者”的认同也说明这些国家对“我们”是东北亚国家的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二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不均衡状态
东北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有着重要地位，是东亚最有潜力、最有前途的地区。该地区有发达国家日本，有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世界上面积最大、资源丰富和经济潜力巨大的俄罗斯，有新兴的工业国家韩国，也有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朝鲜和蒙古。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一，资源禀赋不同，经济上互补性很强。目前，东北亚各国双边经济合作关系密切，尤其是中、日、韩、俄已相互成为各自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人们普遍认为，在21世纪，处于全球经济最亮点的东北亚地区，必将成为全球发展潜力最大、后劲最足、经济增长最快、最有前途的经济集团。然而，与欧洲、北美、东南亚相比，东北亚地区不论是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还是其发展水平，与上述地区都不可同日而语。东北亚区域合作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即东北亚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呈现强劲势头，而政治与安全合作明显滞后；东北亚区域合作仍然以双边合作及次区域合作为主，多边合作机制缺乏；东北亚各大国的经济重心和战略重点不在东北亚，但在东北亚却存在着领导权之争；等等。
（一）东北亚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呈现强劲势头，而政治与安全合作明显滞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亚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如今，东北亚地区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该地区的GDP占全球的20%，再过10年或15年有望超过30%[239]。东北亚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除了本地区经济互补性和互利性强以外，主要是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越来越多地采取合作性的战略，尤为重视经贸领域的合作，东北亚区域合作首先就是从经济合作开展的。如今东北亚各国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经济上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使各国都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动关系之中。然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没有自然带来政治和安全上的合作。事实上，东北亚地区政治和安全合作明显滞后。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结构的解体，东北亚区域安全问题日益走向多元化、复杂化。其主要表现就是，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处于调整过程中，原有的具有对抗性的军事同盟不是被削弱，而是得到进一步加强；超越冷战思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盘根错节而十分脆弱。各国之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合作机制，在解决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时，往往陷入“同床异梦”的局面[240]。从总体上来说，东北亚区域的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与整体区域合作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东北亚区域合作尤其是政治合作缺乏稳定性。东北亚区域需要的长期合作的制度框架始终难以最终确立。
从现实主义视角分析，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不平衡状态主要是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导致的，此外，各国之间的历史问题、现实矛盾、冷战思维、安全困境以及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缺失的现状（地区认同观念的缺乏），无疑是导致东北亚区域合作落后的深层文化根源。正如有学者所看到的：“东北亚地区的国家间合作与欧洲和美洲相比，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从整体看，东北亚地区主义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性合作色彩，政治与安全合作明显滞后于经济合作，呈现出高度的不同步性。这种不同步性与地区国家的东北亚认同感较弱关系很大。”[241]
（二）东北亚区域合作仍然以双边合作及次区域合作为主，多边合作机制缺乏
目前，东北亚地区双边合作的基础已基本形成，除了朝韩、朝日关系未实现正常化外，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总体上处于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俄罗斯、朝鲜、蒙古有着传统上的友好关系。俄罗斯与日本、韩国也实现了比较正常的交往与合作，而且这些国家大都签订了许多支持双边合作交流的法律性文件，如《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俄朝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俄韩基本条约》等。众所周知，东北亚区域合作首先是从经济合作起步的，而经济合作主要体现在东北亚各国的双边贸易上。目前，东北亚各国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中韩经济合作发展迅猛，中日贸易连创新高，韩日彼此间仍为重要贸易伙伴，中朝、朝韩、韩俄之间的贸易也有较大发展。
在双边合作开展的同时，东北亚主要国家也在积极探讨多边合作，但时至今日，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一直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有关多边合作的一些设想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先后提出“日本海经济合作区”构想、“东北亚经济合作区”构想以及“环日本海经济圈”构想。中国学者也于1988年提出连接日本海、黄海、渤海的“三海经济圈”构想和“东北亚经济圈构想”。同时，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东北亚地区，揭开了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的序幕。然而，这种多边合作构想始终没有真正付诸实施。目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步伐的加快，东北亚区域的多边合作也已经起步，如铁路交通、环保、能源开发以及金融领域的多边合作，但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合作机制，这些领域的合作进展并不顺利。在东北亚地区内部，迄今为止，除了朝核六方会谈这一多边合作机制外，东北亚地区没有形成为各方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安全制度或体制，缺乏制度约束的众多行为体之间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而且地区热点问题（朝核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加之超级大国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热点升温甚至失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东北亚区域多边合作之所以开展缓慢，主要是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缺乏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中日韩同为东北亚地区重要国家，也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参与者，未来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取决于区域内的中日韩三边框架。目前，“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正不断完善，中日韩三边外长会谈框架也在确立之中。但这主要是以东盟为主导的日渐成熟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在东北亚，中日韩合作步伐进展缓慢，中日韩三边合作的制度框架远没有形成。其主要原因在于，中日韩三国缺乏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在地区合作方面，中国一贯主张所有参与合作的国家都应该以平等、互利、互谅、互助的精神，处理相互的关系，主张共赢而不是单赢。而日本在与东北亚国家合作中，考虑自己的利益（单赢）比较多，考虑共赢比较少。例如，在西伯利亚石油管道问题上，日本几乎是不择手段地把中俄已经谈好的合同抢走了。如果今后日本在东北亚合作中还是采取这种态度，那么东北亚合作很难顺利地发展[242]。韩国与美国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军事同盟关系，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上也很难突破这一框架。2007年4月，韩国置中国、日本于不顾，与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结成FTA，一定程度上，美韩FTA将有可能使东北亚区域合作陷入混乱局面，扰乱其原有的合作进程。
在区域合作中，共有知识是制度化的基础，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前景，取决于主导国之间能否建立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缺乏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缺乏核心国家的主导作用，因此类似《东南亚友好互助条约》这样的规范性文件难以出台。由于缺乏共同遵守的规范，东北亚区域合作在整体上，仍然停留在以双边合作及次区域合作为主的阶段。
（三）东北亚各大国的经济重心和战略重点不在东北亚，但在东北亚却存在着领导权之争
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结构来看，东北亚从没有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极格局，冷战时期东北亚的两极格局是建立在不完全的双边联盟基础上，同时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使两极格局在东北亚表现并不充分。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美日韩一方较为稳固，尤其是日韩两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因此对于身处东北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来说，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首先是美国或欧美，其次才是东北亚或东南亚。中国虽然重视发展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但同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占据着重要地位。俄罗斯的对外经济面临加入欧洲的分工体系和恢复传统的欧洲与亚洲经济联系的枢纽两种战略选择，其战略重点也不在东北亚[243]。
虽然东北亚各大国的经济重心和战略重点不在东北亚，但却存在对东北亚地区领导权的争夺。这种争夺首先表现在域内国家之间。客观地分析，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都有主导东北亚事务的可能性，也都想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国家，从而在本地区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作为东北亚区域内的大国，对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态度是明朗的，即积极参与东北亚各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但由于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尤其是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不但使中国很难在东北亚地区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而且也使得中国在融入东北亚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主动性不强。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日本是亚洲最发达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5倍。其庞大的生产能力、雄厚的技术力量、宏大的市场规模对亚洲乃至全球都有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日本具备组织和引导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优势条件，也一直在与中国争夺东北亚的主导权，但由于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政治精英对二战期间对外侵略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缺乏正确认识和深刻反思，因此，难以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认同。加之，日本长期奉行“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战略，对亚洲重视不够，使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与其经济地位很不相符。尤其是日本“出于政治考虑，对周边国家的技术转让持保守态度，热衷于自己所主导的‘雁行模式’，通过经济地位扩张政治影响，同时日本的对外关系不可能超越日美关系”[244]。因此，日本无法独自在东北亚地区发挥主导作用。韩国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虽然在东北亚区域合作方面表现积极，但由于其本身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都严重依赖美国，所以，它先天地缺乏组织和引导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优势条件。
除此之外，东北亚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也表现在区域外的美国对该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目前，美国与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东北亚地区对美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美国在东北亚区域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是控制东亚全域，为此不但需要日本这一战略支撑点，也需要朝鲜半岛在可控制范围内保持紧张状态。”[245]保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维护旨在防止地区霸权主义出现的世界平衡。尤其是东北亚区域有中日俄三个大国参与，美国除了要考虑这一地区的军事安全外，从长远来看，在经济上美国也担心今后会不会形成日俄经济联盟，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影响的扩大会不会危及美国的主导地位。
三 内源性影响因素
作为一个区域，东北亚是该区域主体国家创造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区域。历史上，也曾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政治上的相互承认。近代以来，东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决裂，身份认同渐行渐远。时至今日，东北亚各国（主要是中日韩三国）普遍把对方看做“他者”，集体身份严重缺失。同时，东北亚区域合作也呈现出不均衡状态。笔者认为导致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缺失以及区域合作不均衡的原因是一致的，即主要原因在于内源性影响因素。东北亚历时久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无论外源性的影响多么强劲，都没有完全消除和取代内源性影响。当然，这些所谓的内源性因素也在不断地更新和蜕变，但其始终是一个作为异质性的存在，不断向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及其原则彰显其特殊性[246]。进而言之，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缺失的主要根源在于内源性因素，即指发散于区域内部或为这一区域所包围的空间的那些因素，主要包括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国家至上的民族认同、历史遗留问题、集体记忆无法统一以及同质性的缺乏。而且，笔者认为这些因素亦是东北亚区域合作失衡的主要根源。
（一）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
“东北亚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是权威主义。”[247]东北亚权威主义政治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古代东亚地区存在的朝贡体系阶段。如前文所述，朝贡体系是亚洲历史上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曾经存留相当长一段历史岁月。支配朝贡体系的是华夷天下观念，即把天下看做一个共同体，其中最强大的国家有责任致力于天下的繁荣和安定。在长期的朝贡体系阶段，随着各国的互动，天下理念已经成为各国的共有知识，各国普遍认识到只有成为体系内的强大国家，才能处于支配地位。如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不论是日本还是朝鲜都有代替中国成为中华中心的意愿。因此，华夷秩序曾经出现过不同的主导中心国。例如，在17世纪上半叶，朝贡体系内部中、朝、日各自开始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体系，东北亚区域形成了多中心的制度框架[248]。多个中心国的出现，是东北亚国家“自民族中心主义”意识的表现。进一步分析，这种“自民族中心主义”根源于东北亚地区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
权威主义政治文化的主要表现是，朝贡体系中只承认一个权力中心即中国是体系的核心，体系成员是不平等的关系，即核心国与其他国家是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结构关系。这种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只承认一个权力中心；体系成员不是独立、平等、资格相同的“个国”；成员国之间缺乏平等合作与协调。正是由于这种只强调一个权力中心而忽视成员之间平等合作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导致东北亚各国先天地缺乏平等主体间进行合作的传统。现如今，东北亚各国尤其是中日两个大国力争成为地区领袖的事实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也是这种权威主义政治文化导致朝贡体系各成员国在与外界的“他者”相遇时，处于核心的中国表现出手足无措，始终放不下“天下中心”的大国架子，因而在近代失去了一次身份及时转变的良机。而一直想成为核心国的日本却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当外来的西方文化来临之时，日本立刻放弃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转而认同并接受了西方文化。从此，中日两国在东北亚的地位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日本代替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权力中心。由于日本是以武力征服的私有观念取得东北亚地区主导权的，而这种武力征服的观念不可能成为东北亚各国的共有文化。从此，东北亚国家在观念、文化以及地域上作为一个整体分裂了。在日本主导的东北亚秩序[249]期间，这种秩序的地理范围已经超出了东北亚固有的范畴，因为从此西方势力开始介入这一地区，该区域文化内核亦不再是本地区的儒家文化理念而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可见，权威主义政治文化造就了东北亚地区中日两国一强一弱的结构态势，以至于直到今天，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还一直难以适应。因为自近代以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弱者，日本才是强者。
（二）“国家至上”的民族认同
从目前的东北亚区域来看，强调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奉献，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比其他民族国家优越的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性存在着上升的趋势。在东北亚，这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各国均有表现，只是强弱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国家至上的民族认同，极大影响了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形成及区域合作的均衡发展。
在民族主义意识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属于本民族的情感或意识；本民族的语言符号体系；为了本民族整体利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支撑本民族建立和发展的各种主义或意识形态。在东北亚，真正的国家认同始自近代西力东渐之际，面对欧美列强以及日本的殖民入侵与控制，中国与其他被殖民的东北亚各国开始追求独立的主权国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地区认同远远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的需要和诉求。即使是日本，其主要的认同也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250]。在国际关系视阈下，民族主义强调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至上。因为强调“国家至上”，重视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地区利益。当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分激烈的时候，它不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而且也不利于国家之间的合作。
东北亚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至上的观念，地区认同意识不强。这种国家至上的观念首先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即狭隘排他的共同特性、我族优越的“自民族中心主义”，如在建立东北亚经济圈的构想中，各国都想把“圈”建在以我为中心的基础上，并不愿把力量投入到地区合作项目上，便是由民族文化心理因素造成的在经济合作中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的具体表现[251]。其次，国家至上的观念也表现在各国主权观念的强烈。如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迅猛发展，但东北亚地区政治仍然停留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中，东北亚各国“威斯特伐利情结”尤为浓厚，各国的主权观念强烈，各国对于弱化和让渡主权的区域合作尚没有形成统一认知。进而言之，在集体身份认同方面，东北亚各国仍停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国家（民族）认同层面，地区集体身份认同远没有形成。由于过分强调本民族国家的相对受益而不是绝对受益，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过分固守，没有意识到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的密切联系，因此不利于国家对外做出妥协以产生合作，不利于地区整体意识的培养。
从现实层面来看，东北亚地区是二战以来历史遗留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包括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日俄之间关于“北方四岛”归属的问题、日韩之间关于“竹岛”（韩国称“独岛”）归属问题，以及中日和中韩之间关于领海线以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界限划分的问题等。另外，日本政府经常否认历史侵略战争的言行也引起了东亚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些都说明东北亚地区缺乏地区内聚力和地区认同。无论是理念层面，还是现实层面，东北亚各国的地区认同与归属感都很弱，极大干扰了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均衡发展。
东北亚集体身份强调的是各国东北亚地区认同意识，其核心价值和本质是“地区至上”。所以说，强调“国家至上”的民族认同与强调“地区至上”的集体身份是背道而驰的。一定意义上，东北亚集体身份的建构是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较量的过程。这对于一向没有地区合作传统的东北亚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三）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问题在东北亚国际社会中占有十分显著的位置，东北亚各国之间不仅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还存在着许多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差异，主权、领土、外交、民族主义等主要制度背后的历史因素十分明显，历史因素被置于如此“显赫”的位置为世界其他区域所罕见[252]。对于东北亚各国来说，历史遗留问题是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缺失不容忽视的因素。其中，日本不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这一地区的国家和民族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彻底反省是最重要因素。日本政府虽然在多种场合下对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那段历史予以确认，并表示要进行深刻的反省，但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反省都是日本政府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一再要求下才作出的，并不代表一种自觉自愿、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道歉（证据之一是，几乎每次日本领导人的道歉都伴随着一些日本高级官员关于历史问题的所谓“失言”）[253]。
对于东北亚的中国、朝鲜、韩国来说，日本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侵略的加害国而存在的，而且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断地伤害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要否认并破坏日本无条件投降接受战争犯罪制裁的《波茨坦公告》，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如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期间，就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行为极为嚣张，完全违背了中日两国1972年联合声明中对过去危害中国3500万同胞的深刻反省的承诺。这是对人类良知和国际正义的挑战，是对二战受害国人民感情和尊严的肆意伤害，严重损害了日本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中日同处于东北亚区域中，中国要和平崛起，日本要当领袖，这就产生战略性冲撞。中日争论的焦点——历史问题就是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体现。日本政要不顾中韩等国的反对，连续多年参拜靖国神社。这固然与其历史观有关系，但最主要的是其要树立一种强国领袖的风范，以显示其迈向正常国家的决心。历史上相邻大国鲜有友好相处者，一方面因为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互不信任的困境。走出困境须具备两个条件：共同强敌压境和大国间互信的建立。战后德法和解、欧盟建立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和证明。勃兰特的“磕头外交”使其邻国捐弃前嫌，两国化干戈为玉帛。应当说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走上这条路的。战后日本处在美国掌控之下，与中苏为敌，不具备向中国请求谅解的压力和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为了共同对付苏联，中国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宽容，接受日本反省，放弃官方赔偿，搁置钓鱼岛争议，可以说当前争议正是当时遗留问题的延续[254]。
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交流日益升温，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双方近年来热烈展开“中韩交流年”，以促进睦邻友好关系，但两国关系的进展经常因历史问题而受到影响。比如，2004年因古高句丽王国的历史归属问题，两国关系急剧逆转。在韩国，上至总统下至平民异口同声一致谴责中国歪曲历史，称高句丽历史上就是韩国的一部分。后经中国学者不断考证和提供有力的证据，终使韩国方面停止了对中国的公开抗议，争议在表面上是平静下来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韩之间围绕东北工程，存在高句丽史问题，高句丽史虽告一段落，但仍有纷争的余地。”[255]
2007年在长春举办的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上，5名韩国获奖姑娘迎着全球媒体的镜头，竟打出“白头山（中国称长白山）是我们的领土”的标语，这引发了中韩外交风波。经中国外交部紧急严重交涉，韩方当时表示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任何类似事件。这场风波虽已结束，但五女的“突发之举”及当场韩国拉拉队的欢呼支援声所透出的浓烈民族主义情绪，却令人担心中韩两国间一些心结是否能如此简单地解开。中韩之间历史文化渊源甚深，但疆域却导致不同的历史解读，使双方争议不断。
历史渊源和现实文化的纠缠，正引发并助长中韩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文化排外意识。如韩方继抢注端午节、酝酿祭孔大典申遗、创新中医之后，又在最新版的韩币上印上中国古代发明的浑天仪，凡此种种均引起两国国民的“口水战”。为了消除有关历史问题的摩擦，中韩曾于2004年约定“口头谅解”，承诺通过学术讨论逐渐解决。即便如此也难阻民间情绪不断演化成两国间的政治与外交问题[256]。
东北亚区域内中日、日韩、日朝、朝韩、俄日之间都存在着大量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问题，限于篇幅，本章对其他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一一阐明，后文中还会有所补充。总之，日本历史上对东北亚国家的侵略历史与二战后冷战的遗产，使得东北亚争议领土问题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的分量不断上升，成为各国之间合作的巨大障碍，也是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难题之一。
（四）集体记忆无法统一
东北亚与欧洲相比明显缺少区域身份认同。众所周知，形成和维持区域认同需要的是成员对于过去的集体记忆。东北亚地区不是没有集体记忆，如朝贡体系下形成的“中华文化圈”、日本提倡的“大东亚共荣史观”下的日本侵略战争，尤其是后者形成的东北亚其他国家（中国、韩国、朝鲜）受害者身份的集体记忆。但该地区内部的不同的集体记忆，却恰好成为各国对区域认同的严重障碍。在东北亚，中国、韩国和朝鲜由于历史上曾遭受过日本的欺凌和残酷侵略，民族感情和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不少人对日本自然怀有一种不信任感。“这种群体信念常常被称为‘集体记忆’，即建构群体身份和与其他群体关系的神话、叙述，或是传统。”[257]这种集体记忆一旦确立，其长期的影响就很难被动摇。这样，“由于过去所经历的冲突往往使历史因素影响现在对军事威胁的认知。历史性敌意的存在和频仍的战争常常放大了当前对威胁的认知”[258]。在东北亚，留在中韩朝三国记忆深处的是无法忘记的侵略战争的痛苦记忆，而日本右翼势力却极力否认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忽视这场战争给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而且，由于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因此，在谈到对那场战争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时，日本的标志性符号是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和长崎。日本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意识远没有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强烈。
再者，对待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及其教科书等问题，中国、韩国、朝鲜的看法与日本自身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对国家间的身份认同有很大的消极影响。正由于各自的感情记忆无法统一，导致东北亚地区很难产生身份认同。
集体记忆无法统一，不仅表现在日本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在东北亚其他国家间也同样存在。如近代中韩关系上的问题似乎主要不是现实利益的冲突，而是认识上的差距。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本能地对韩国抱以好感，总是强调两国是兄弟之邦、同文同种、唇齿相依。而韩国人的中国认识却并非如此，中国自古称为华夏，而称朝鲜为“小中华”。“小中华”既是中国人对朝鲜的称呼，也是朝鲜的自称，朝鲜以“小中华”身份认同于以中国文明为标准的华夷观。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形成韩国古代的慕华思想，并积极从中国输入文化。但是，众所周知，在朝鲜王朝后期，受“北伐论”和“尊周大义论”的影响，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发生很大变化，并影响到朝鲜人对中国的认识[259]。朝鲜后期的小中华意识是以将清看做夷狄、否定清的中国正统地位为前提的。在这一前提下，朝鲜也曾有过利用北伐的机会控制天下的想法。“李重焕《择里志》中说，朝鲜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蒙古、女真等都曾入主中原，只有朝鲜不能，是因为朝鲜版图像个老人，向西而坐，有拱揖中国之势，所以自古忠顺于中国，而且朝鲜无千里之江河，百里之平原，所以不生伟人，不足以有所作为。”[260]这间接反映了一部分朝鲜人入主中原的渴望，也反映了一部分朝鲜士大夫的大国意识。
“面对历史上同样的一种制度，中韩两国人由历史记忆中所产生的民族心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民族心理必然会对两国的政治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近代以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障碍。”[261]在清代，虽然清朝与朝鲜之间关系密切，使节往来不断，然而在心理的层面是疏远的，主要原因是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到了近代，中国与韩国在政治关系上，成为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但在心理层面上，两国的关系依然是疏远的。在1895年中朝宗藩关系结束后，尤其是大韩帝国灭亡之后，1895年以后的历史被视为亡国史，而1895年以前事大的历史被形容为耻辱史[262]。现在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背后仍需要有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否定认识做支撑，从而引起两国人民之间不必要的误解和心理冲突。
（五）同质性的缺乏
在集体身份认同相关的四种主要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中，其中“自我约束”是形成集体认同的必要条件，也是核心变量[263]。在东北亚国家互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度的相互依存、面对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共同命运感、不断增强的共有规范和大国自我约束的征兆。但是，东北亚却明显缺乏同质性[264]。东北亚地区民族众多、语系复杂。在该区域内，主要有汉族、大和族、俄罗斯族、朝鲜族和蒙古族等，而且不同的民族还有局部不同的次级语系，在道德伦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色彩上都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些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东北亚各国间缺乏整体的、共同的社会资本沉淀，导致该区域缺乏基础层面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区域整合也明显受阻。另外，即使区域内各国政府从官方层面作出正式的制度安排，但由于区域内非正式制度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共同社会资本的缺乏，使东北亚国家间难以形成基于共同命运基础上的集体身份[265]。
另外，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国家形态与目标也明显不同。在国家形态方面，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俄罗斯是复兴中的转型大国，朝鲜是封闭落后国家。在目标上，中国和韩国、朝鲜的国家目标除了增进人民的福祉之外，都面临着国家“没有完全统一和没有统一”的现实。日本、俄罗斯和蒙古在确定国家目标时就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正是上述差别的存在，许多问题就会被复杂化。加之，东北亚各国的综合国力参差不齐，自然就会引发所谓地区领导权之争的问题。
四 外源性影响因素
导致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缺失及区域合作失衡的内源性因素是主要的，但外源性因素也同样不容忽视。外源性因素即指发散于区域外部的因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种外源性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因素，二是西方话语主导下东北亚的被动（边缘）地位。
（一）美国因素
虽然从地理上来说，美国并非东北亚国家。但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构筑了美日和美韩两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在东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利益。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美国在这一地区仍然按照冷战思维处理安全事务，继续发挥它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性优势。对美国而言，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更重要的是强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权和充当维持国际秩序的“世界警察”，防止在这一地区出现足以威胁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
美国霸权在东北亚影响至深，成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的障碍。美国外来强权对东北亚集体身份的形成不是重大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我们仍然要重视美国在亚洲执行的双边主义政策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冷战期间，美国在欧洲和东北亚两个地区依据不同的理念行使霸权力量，结果对欧亚两地的区域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美国为了巩固反苏堡垒，对兴起的欧洲一体化一直持支持态度；相反，美国在亚洲执行的却是双边主义政策。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先后与不同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条约，日本和韩国分别同它们的盟国美国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至今仍然在起作用。美国的双边主义政策导致亚洲各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处理它们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而较少顾及本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对东北亚各国地区认同的形成极为不利。
这说明时至今日，美国在处理与东北亚国家间关系时的冷战思维并没有改变。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仍然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中国、朝鲜等国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代表。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对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最大威胁。因此，美国从来都没有放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只不过是采取了比冷战时期那种公开的政治颠覆、军事威胁更为隐蔽的手法罢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幌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渗透是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表现形式。
美国的冷战思维尤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表现最为突出，如美朝两个国家的互为敌人的身份建构，美国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长期奉行一向不变的战略目标，即从根本上改变朝鲜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始终没有放弃冷战时期的那种对抗思维。而与朝鲜同处一个半岛的韩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和国家安全，不得不与美国结成盟国，追随美国的对朝政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对峙，在朝鲜半岛所形成的南北之间相互敌视的政治身份因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已经变得根深蒂固。由于美国和韩国对朝鲜长期的战略措施和敌视状态，使美朝之间、韩朝之间的直接接触非常有限，合作的基础变得非常脆弱，朝鲜半岛一旦出现新的紧张局势或者危机，这个基础便会动摇甚至瓦解，很难继续进行交流与合作。
可见，美国以意识形态确定东北亚国家的身份认同，固守冷战思维，导致东北亚区域内部，对谁是“我们”，谁属于“他者”的定位模糊，一定意义上，作为“他者”的美国被看做“我们”，而本应该属于“我们”的中国却被看做“他者”。
（二）西方话语主导下东北亚的被动（边缘）地位
历史上，当欧洲陷入霍布斯文化下的长期战乱之际，东北亚地区曾经存在过类似康德文化下的集体身份认同。步入近代，在西方强权政治逻辑下，东北亚被置于落后的“他者”境地。尽管东北亚是一个由区域主体国家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区域，东（北）亚这一概念却是欧洲人创造的，因此这一概念也成为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身传统断裂、无法依靠传统知识认识自己的时候，东（北）亚人不得不借助别人的视角[266]。就是说，东（北）亚这一概念是在欧洲“普遍历史”的视角下被创造的，在欧洲看来，东（北）亚国家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267]。东北亚有过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但近代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衰落了，而东亚所谓的成功者（如日本）是在部分否定、部分吸纳的探索过程中，创造出自身的发展模式。近代开始直到现在，东北亚国家一直处于西方话语主导权支配之下，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taker），而不是制定者（maker）。目前，美国主导东北亚国际事务，美国制定或者参与制定东北亚地区政治议程，按照自己的意愿促使东北亚国际社会共同实现这些议程所规定的目标。二战结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东北亚占据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在减弱。美国虽然有能力制造东北亚事务议题（例如朝核问题），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控制这些日程的演变方向。
而对于美国在东北亚的霸权，东北亚各国几乎没有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提出挑战，有的只是依附或追随，如日韩由于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而对美的依附或追随。更有甚者，日本不但不顾东北亚地区的稳定，而且还在该区域争夺领导权。
综上，东北亚集体身份缺失是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源性因素是根本原因，但美国外来势力的干预以及东北亚的西方视角因素也绝不能被忽视。一定意义上，美国等外来势力的干预对东北亚的未来影响巨大。长期以来在西方视域主导下，东北亚失去了自我，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被动的边缘的角色。这足以说明，在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漫长过程中，必须弱化美国等国外来势力的影响，否则难以实现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形成这一目标。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东北亚各国自我身份的建构，也需要东北亚国家之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其中东北亚各国自我身份建构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东北亚国家间身份建构（尤其是东北亚各大国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是区域合作的关键；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是区域合作成功的标志目标。下文将以此脉络展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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