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7世纪上半叶之前东北亚自足一体时期——（集体）身份认同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都把19世纪中叶作为中国外交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历史分期，按照这种划分方法，19世纪中叶西方外来势力侵入之前，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时期一直被看做有着文化认同的完整体系。但实际上，朝贡体系内部早在17世纪上半叶就已现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华夷观内涵的变化而导致的各国身份认同[84]的变化。因此，朝贡体系并不是有着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完整体系，以17世纪上半叶为分界线，如果说17世纪上半叶之前东北亚处于自足一体时期，那么17世纪上半叶直至19世纪上半叶东北亚内部则处于动荡时期。
（一）“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及各国身份认知
身份是在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中形成的，因此，考察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历史就要从东北亚国家间的互动实践谈起。东北亚国家间最早的互动要追溯到古代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是近代以前东亚社会特有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古代在东亚地区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国内外学界有关朝贡体系的概念，从朝贡制度、朝贡体系（体制）、华夷秩序、宗藩关系到中华的世界秩序、天朝礼治体系等，称谓可谓是五花八门。不仅称谓不同，且内涵也不尽一致。韩东育教授认为：“华夷秩序的完整形态应该由文化上的华夷关系、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经济上的朝贡关系组成。”[85]笔者认为，朝贡体系本身绝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有政治意义和文化内涵，所以本书采用朝贡体系的提法。
朝贡体系是中国和夷狄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制度框架。夷狄由于仰慕具有文明礼仪文化的中华，因此主动向中华帝国朝贡。作为宗主国的中华帝国，对藩属国进行回赐、封赏，用以体现天朝恩典。在“朝贡—册封”这一制度框架内，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就此形成，即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它与国内关系中的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相对应，与近代各自拥有主权、在形式上平等的国家所建立的关系不同，朝贡体系是建立在形式上不平等的上下等级关系之上的。朝贡体系虽然也存在一个单一中心的主导国，但与西方的霸权体系不同，朝贡体系主要是依靠古代中华帝国和周边国家各自的两国间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体系下，周边国家追随中心国家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外力的胁迫或互惠机制，而是主动遵守中心国制定的制度规则。
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朝贡体系不唯是中华帝国意愿的单向诉求，其中有许多互动因素[86]。也就是说，中国与其他国家往往是互有需求的。而且，中国认识到自己实力的局限性，因此只需其他国家承认自己的家长地位。通过朝贡，中国王朝统治者主要是满足了“天朝大国”、“天下共主”的虚名，进而实现了一统天下的中国式的政治理想；而朝贡国从中国王朝“厚往薄来”的原则中则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也获得了己方缺少的必需品和奢侈品。
由于朝贡体系内各成员国的地位不对等，因此，不同身份的国家对自己是朝贡体系一员的意识也是不同的。在朝贡体系下，只存在两种国家身份，即宗主国（上国）和藩属国（下国）。对于宗主国（中国）来说，中国自认为是朝贡体系中的上国（或大国），而对于朝鲜、日本等国来说，则是朝贡体系中的下国（小国），而且，中国的大国身份也得到了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认同。当然，日本和朝鲜对中国大国身份的认同是不一样的，一定意义上，日本对中国的认同只停留在文化层面，政治上的认同不是很明显。而朝鲜对中国则是高度的认同，至少在明以前如此。
朝贡体系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87]的国际体系。中国是这一体系的创始者，也是这一体系当然的成员国。作为朝贡体系的宗主国，中国自西周的五服制[88]形成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就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唯一文明的国家，自称为“中国”或“中华”，而把周边邻近地区的其他国家或部族称为“夷”或“狄”。中国凭借其优越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处于核心地位，周边国家大多向其称臣纳贡。在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中中国逐渐“习得”[89]了“天朝大国”的身份。与中国的“天朝大国”相对应，周边国家也就成为了“藩属国”或“朝贡国”。
自汉朝以来，朝鲜和日本先后加入以中国为主导的朝贡体系。朝鲜是这一体系的完全成员国，而日本则时进时退并长期游离于这一体系的边缘。在中国周边众多的朝贡国中，朝鲜是模范朝贡国，也是对中原王朝认同程度最高的朝贡国。朝鲜自汉朝时期被纳入“朝贡—册封”这一制度框架以来，一直以“藩属国”身份高举“事大主义”旗帜，诚心事奉中国，形式上它依从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奉行朝贡之策，思想上认同中国的儒家文化，对中国行“事大”之礼，中国则对朝鲜采取保护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尤其是在明代，朝鲜李朝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不论在观念上还是体制上都堪称朝贡体系中的楷模。据史料记载：
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我国家统一以来，事大以勤，玄陵（恭愍王）于洪武二年（1369年），服事大明，其表云“子孙万世，永为臣妾”，其诚至矣[90]。
明朝则以大国的宽容对待朝鲜，把朝鲜列为“不征”国之首，朱元璋的不征之策，对朝鲜的“事大主义”也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从此，“事大”成为朝鲜王朝世代遵循的国策。尤其是李朝太宗和永乐皇帝时期，双方消除了误会和摩擦，进入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中[91]。朱棣“锐意通四夷”，十分重视与朝鲜的交往，朝鲜对明之求索亦极力应承，谨守“事大”之策：
自后每岁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92]。
这说明，朝鲜对朝贡体系宗主国（中国）的“事大”、朝贡是自愿而为而非武力逼迫，换句话说，是儒家文化统治下强盛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吸引力，是中国文化的“怀柔远人”这一“软实力”作用的结果。“以诚事大”是朝鲜对外政策的主线。朝鲜对中原王朝的尊崇，说明朝鲜对中国中原王朝大国身份的高度认同。也正是这种身份认同造就了中朝两国间从观念到体制都堪称朝贡关系的楷模。
早在公元前1世纪，日本（倭人）就与中国汉朝建立了早期关系[93]。2世纪时，日本早期的邪马台国王卑弥呼女王为了维系对征服各国的统治，与当时中国曹魏联系，被纳入了中国皇帝册封周边夷狄的朝贡体系之下[94]。虽然日本很早就加入了朝贡体系，但日本是一个“朝三暮四”的朝贡国，其朝贡的功利性特征比较明显。即便在唐朝时，日本虽然认识到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启发和不可阻挡的影响，开始自愿接受中国文化，但日本始终没有完全纳入中华帝国的地缘范围之中，而是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与朝鲜相比，日本对中国中原王朝的认同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日本对中国的大国地位的认同和尊崇只限于16世纪末以前。这期间，日本国内虽然存有“小中华意识”或“小帝国意识”，但这只是针对日本眼里的藩属国[95]或夷狄。如，元这一在日本看来是夷狄的王朝入主中原后，日本无法认同元。其主要表现就是元入主中原后日本即刻中断了与元的朝贡关系。据史书记载：
（日本）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帅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风暴，军尽没。后屡招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96]。
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杨载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谓：“宜朝则来廷，不责修兵自固。何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日本王良怀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97]。
可见，明建国之时，日本对大明王朝也是极其不信任的，不仅不主动向明朝贡，而且还掠夺中国沿海各省。直到明太祖四年（公元1371年）：
（日本）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请其使臣，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诱之也，乃命僧祖、克勤等八人送使者还国，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萝[98]。
有学者认为，日本是被明拉入朝贡体系的[99]，实际上，日本加入明朝的册封体制也是其功利性、经济性使然。如日本室町幕府时期，足义利满稳固政权后，为了获取对华贸易这一财源，同时也是为了稳固国内政权，开始加入明朝的册封体制。建文三年（1401），室町幕府派出了“遣明使，虽然其国书上没有用‘臣日本国’字样，但已经表明，‘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100]。可见，日本向中国中原王朝朝贡的动机不排除其经济性或功利性的一面，但还有一个深层文化根源就是当时的日本把明朝视为中华正统，因此主动向大明王朝示好。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看到的，“面对当时东亚的文明国家——中国时，日本则奉行‘事大主义’政策，遵守东夷朝贡国的立场，采取‘下国’的姿态”[101]。再者，古代日本实力有限，还不足以对抗中华帝国。因此，总体来看，17世纪上半叶之前，日本对中国大国身份基本还是认同的。
（二）“华夷天下观”逐渐成为各国的“共有文化”
在“朝贡—册封”制度框架下，朝鲜、日本通过向中国大规模学习和模仿，形成了同中国相近的文化，即主要以汉字、儒学和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共同文化背景，而且在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甚至政治体制方面也大致相同[102]。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意味着东北亚各国有共同的文化认同，这种共同的文化认同是否是当时东北亚各国的共有知识（文化）？这种文化又是如何成为各国的共有文化的？
在当时的东北亚世界，中国无论是物质实力还是精神文化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和富有亲和力的文化，中国在周边国家看来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当行为体（国家）自我意识到他们认为是‘成功’的行为体时，就会模仿，通过模仿获得身份和利益”[103]。中国文化也的确以它的高位优势辐射和吸纳、影响周边的朝鲜和日本，朝鲜和日本也“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文化。作为藩属国，朝鲜和日本衷心臣服中国的根本原因，并非中国的“硬实力”，而是领先世界的文化、社会制度等“软实力”。在藩属国心目中，中国的先进和繁荣是难以挑战的，只能是他们尊崇和模仿的榜样。他们向往中国，中国也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主要指“软实力”）确定了自己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中心地位，达到了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目标，使他们对中国“心向往之”。这表明，“东北亚国际体系，不是单纯用强力控制的、缺少一致性的国际体系，而是以文化为纽带相连，具有广泛的文化认同的国际体系”[104]。这里所谓的广泛的文化认同是否可以用温特的三种文化来概括呢？对于此问题，秦亚青教授指出：“朝贡体系特征显然不是霍布斯文化，因为体系中的单位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关系；不是洛克文化，因为这种关系也不是竞争关系；也不是康德文化，因为康德文化中的体系成员关系是平等的朋友。”[105]就是说，朝贡秩序无法用温特所说的三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来描述[106]。那么支配这种体制的“共同文化”是什么呢？
在朝贡体系时期，东北亚各国还没有产生真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意识，尚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此时的东北亚各国有统一的文化认同即以儒家的仁、义、礼、仪为价值标准的华夷意识，它把世界分为华夷两极，以“内华外夷”、“贵华贱夷”、“华夷之辨”、“以华变夷”为其价值取向[107]。此时的东北亚国际体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不是诸国林立的战场，不具有霍布斯文化的天性。这是中国传统世界观念与西方国际体系观念的一个重要区别”[108]。就是说，与西方靠武力维持秩序不同，华夷秩序是靠文化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这种共同文化基础上，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念（天下观），即天下是由许多独立的政治行为体构成的，而中国是其中的核心和支配者，或者是其他政治行为体的领袖。与此时处于霍布斯文化状态下的欧洲战乱不同，此时“以中国为中心，几乎覆盖亚洲全境的朝贡制度，即朝贡贸易体系，是亚洲历史上，也只是亚洲历史上独特体系”[109]。支配这种独特体系的就是华夷天下观，这一观念把天下看做一个共同体，而其中最强大的国家有责任致力于天下的繁荣和稳定。在长期的朝贡体系阶段，随着各国的互动，华夷天下理念逐渐成为各国的共有文化（观念）。如在元代和清代，华夷秩序激发了日本（某段时间包括朝鲜）代替中国成为中华中心的意愿。因为在这两个朝代，中国处于蒙古和满族的统治之下，而蒙古和满族根据华夷秩序皆为蛮夷[110]。华夷观尤其在日本表现明显，日本统治者不仅接受了华夷观，而且，他们模仿中国皇帝的做法，学习用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和要求自己周边的世界。其具体表现就是构筑日本型的华夷观。
事实上，华夷天下观成为东北亚各国的共有文化，这种观点也绝非笔者的杜撰。在学界早已有学者提到过，譬如，在谈到17世纪清朝入主中原后各国的明显反应时，韩东育教授说：“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华夷观念并非只有中国独占，而是朝贡体制内部共有的东西，例如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华夷变态’之说和李氏朝鲜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姿态。前者自称自己是‘中华’而清朝中国是‘夷’，后者则认为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不是在它的发祥地，而是在朝鲜半岛。”[111]李宗勋教授对此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华夷观念是前近代社会在东北亚地区普遍流行的对外观、礼仪观和文化观……各国亦以自身的政治、军事支配力和自大意识确定核心和边缘关系。”[112]一位日本学者也曾提出同样的观点：“华夷观念是在东亚古代国家形成史上不可缺少的、共有的一种政治观念。”[113]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虽然此时的东北亚各国还没有产生明确的东北亚区域意识，但东北亚各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即只有加入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才能真正成为东亚世界的成员国。因此，各国都把是否加入朝贡体系作为自我身份确立的一个标志。向中国朝贡并得到中国的册封就意味着成为了朝贡体系的一员，从这点来看，朝鲜和日本无疑都是朝贡体系的一员。而且朝贡体系核心国家——中国的大国身份也得到了周边国家的认同，中国也把朝鲜、日本看做自己的藩属国。按照本书中所定义的低级层次的集体身份概念，此时的中朝日三国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集体身份认同。但该结论忽视了集体身份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他者”是否存在。在“天下”这个只有“内部”的世界里，谈论“他者”问题似乎不合常理，但这是本书行文至此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古代的东北亚或17世纪上半叶之前的东北亚，相对于“自我”的“他者”是否存在？这个“他者”是谁？有了这个“他者”，就一定会产生集体身份认同吗？
（三）明朝时期——中朝之间集体身份认同
按照通常的看法，天下是一个整体，是以“同心圆”形式出现的，只有远近亲疏之分，没有内外之别。进而言之，“天下”是不存在“自我”和“他者”之分的，这种观点是学界的普遍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赵汀阳教授和尚会鹏教授的观点。赵汀阳认为，“与本土不同的他乡只是陌生的、遥远的或疏远的，但并非对立的、不可容忍的和需要征服的。对于天下，所有对方都是内部”[114]。就是说，天下观下只有远近亲疏的不同，没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分。尚会鹏教授也同样认为，“天下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国际秩序，即‘礼’”[115]。此观点表明，天下与具有明确边界和国境线的世界是不同的，与欧洲国际均势和大国协调体系也完全不同，古代东北亚国际体系是非对称的家庭式体系。中国无疑是这一体系内的家长，在中国皇帝看来，“天下”是他有义务关怀的“大家庭”的一部分，藩属国的人民如同中国皇帝的子民，而皇帝的目标和职责在于维护稳定和促进体系内的共同繁荣。因此，尚会鹏教授得出结论说，天下秩序观下国与国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一种角色伦理关系[116]。总之，在上述学者看来，天下秩序状态下，只有内部家庭式的伦人关系，而根本不涉及各行为体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
对此，著名学者葛兆光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天下’只是一种观念或想象，并不一定是实际处理‘中国’的国家与国际问题的制度或准则”[117]。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从宋代起，在辽夏金元压迫下的勘界行为、海外贸易确立的市舶司制度和清晰的知识与财富的自我与他者的警惕，加上和战之间的外交谈判，已经使宋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的意识。”[118]在他看来，从宋到清，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已经形成。但此时各国之间是否有身份认同呢？对此，葛兆光教授指出：“在明中叶以前，朝鲜、日本对于中华文化，确实还有认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汉晋唐宋文化毕竟还真的让朝鲜和日本感到心悦诚服，而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就在这众星捧月中洋洋得意。”[119]可见，在他看来此时朝鲜和日本对中国的认同仍停留在文化层面，至于这种认同是否是政治身份认同，他并没有进一步地阐明。
根据本人的理解，国境的存在和国家主权意识的出现，说明天下观下的世界并非完全是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既然有了“他者”，自然就会对“自我”和“他者”进行划分，也就必然涉及集体身份认同问题，即谁属于“自我”，谁属于“他者”。而且，当时的东北亚国家（主要是中朝两国）间也确实存在着在今天看来是盟友或朋友的关系。如宋朝时期，北方的契丹（国）常常南下侵扰宋朝，后来又入侵朝鲜的高丽，而此时的高丽王朝与宋保持着朝贡关系，当契丹进攻高丽时，高丽王朝不惜在993年、1010年、1019年三次同契丹作战，从而巩固了其与宋朝的友好关系[120]。进一步分析，在当时的中（宋）朝（高丽）两国眼里，契丹无疑就是一个“他者”，而宋、高丽则属于“自我”范畴。
事实上，在东北亚，宋以前中国也曾面临过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国家，一个是匈奴草原帝国[121]，一个是隋唐时期的日本[122]。但那时，东北亚区域政治联系松散，完整的区域秩序尚未确立。直到明朝，“从朱元璋开始统治者已把朝鲜和日本视为外国。中朝日三国通过政治上的朝贡关系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了东北亚区域共享的制度框架。中国成为唯一的政治中心”。“明朝的崛起使完整的东北亚区域得以最终确立”[123]。这表明，中国开始承认朝鲜和日本是与自己平等的国家[124]，而且各国之间形成了规范的国际秩序。对此，一位日本学者也曾指出，“在东亚，以明朝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秩序，其范围之大包括从苦夷（库页岛），经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至印度洋周围各国，当然也包括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125]。韩国学界对此观点也是认同的，他们认为，15世纪开始，“明与朝鲜、日本的关系逐渐正常化，形成了以明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秩序。这种新的秩序维持了约两个世纪，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东亚各国都对明朝采取了事大的态度”[126]。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上的东北亚，明朝时期已经具备了集体身份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但这种集体身份只在中朝两国之间表现较为明显。
当时的日本虽然开始主动向明朝贡，而且表现较为诚心。如前文所述，建文三年，室町幕府曾主动向明示好，并承认明是“上邦”。从这一点来看，日本把明看做中华正统，表明日本对明的大国身份的认同。但由于日本朝贡的功利性（经济利益因素）远远大于政治上的身份认同，而且日本对明的朝贡并没有持续下去，其后不久，日本开始掠夺中国沿海各省，扮演强盗的角色，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关闭了日本朝贡的大门[127]。也就是说，日本是被明赶出朝贡体系的。进一步分析，此时的明朝已经把日本当做了一个“他者”，即对朝贡（天朝大国）充满敌意的“不臣”之国，从此日本自然就不再属于“自我”（朝贡体系）的范畴了。
有学者分析，16世纪末，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公然侵略，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武力手段加入中华世界体系[128]。随着丰臣秀吉侵朝失败，日本从此彻底断绝了与中国的朝贡。由此可见，处于朝贡秩序边缘的日本，时进时退于朝贡体系，因而其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也表现出认同——不认同（甚或是敌意）——认同这样反复无常的状态。
而此时的朝鲜对中国大国身份却呈现高度的认同。正如前文所述，明代，朝鲜李朝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堪称朝贡体系中的楷模。不仅如此，两国关系曾一度再现康德文化的曙光。这从明朝所奉行的对外和平政策以及中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可见一斑。1369年，明太祖制定了《皇明祖训》，明确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而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129]朱元璋开列了朝鲜、日本等“不征诸夷国”的名单，把朝鲜列为“不征国”之首，这除了表明中国对外关系奉行和平的国策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明朝已经把朝鲜和日本视为外国（国家），这种观念上的变化预示着，东北亚国家正突破狭隘的国别视阈而走向国际。
中朝两国的友好关系在朝鲜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卫国战争期间有充分的体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朝鲜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壬辰卫国战争。同年7月，在抗击倭寇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明朝应朝鲜之请派五千士兵[130]赴朝参战，明、朝两国联合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朝中两国人民在反日侵略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在两国关系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铸就了中朝友好的典范[131]。当然，我们不否认，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朝鲜半岛，击退日本的入侵，其主要目的是维持朝鲜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132]。但实际上，朝鲜的请兵及明朝的出兵也恰好体现了中朝两国间的互助，这种互助绝不仅仅是中国单方面的对朝援助，而是双向的，其中朝鲜对中国的援助体现在后期（清朝时期）。如朝鲜于1654年和1658年两次派兵参加“罗禅征伐”[133]。由此可见，中朝两国之间，除了“朝贡”、“册封”等传统外交内容外，双方还有相互防卫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国看来，朝鲜作为藩属国负有保卫宗主国的义务，而在国力弱小的朝鲜看来，中国的庇护是保证其自身安全的需要。因此，双方军事安全上有互助。
“华夷”秩序下中国的和平政策以及中朝之间的互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康德文化的两个主要要素，即非暴力规则与互助规则，表明当时的东北亚地区已经出现了康德文化的曙光。正如有位学者所分析的，“虽然此时国家间关系是不平等的，但此时朝贡国与宗主国之间高度的认同可以将其视为康德文化的雏形”[134]。对此，尚会鹏教授也认为，“这种状态（即中国对朝鲜等国不计报酬、不讲回报的帮助）在部分意义上与温特所称的‘康德文化’类似，只不过这种状态下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明确的契约之上，……是‘伦人’意义上的亲密朋友”[135]。由此可见，此时的中朝两国虽然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中朝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互帮互助的朋友关系，却符合康德文化的形成逻辑，因此可以认为，此时的中朝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集体身份认同。这种理想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尽管不是普遍的、持续的，但却彰显了东北亚世界与当时处于混战的欧洲所完全不同的国家间“初次相遇”所表现出的身份特征，即东北亚世界是和平与友好的康德文化下的“朋友”身份，欧洲是敌对和战争的霍布斯文化下的“敌人”身份。
综上，至少在17世纪上半叶以前，东北亚国际体系仍是自足一体，虽然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而且国家间的争战也时有发生，但与此时处于长期混战的欧洲来说，东北亚地区无疑是和平、稳定、秩序井然。而且，此时东北亚国家间的不平等是礼仪性质的，中华帝国不仅不在政治上干涉藩属国内政，而且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一直坚持“厚往薄来”的原则，使周边国家文明化。此时的朝鲜和日本仰慕中华文明，自愿地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对中国人而言，在朝贡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只是东亚国际秩序的形式，其实际意义在于文化的认同和世界秩序的维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7世纪上半叶之前，东北亚国家（主要是中朝）之间不仅仅存在着文化认同，实际上也含有集体身份认同的意蕴。这正是东北亚世界的独特性之所在。
二 17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东北亚内部动荡时期——身份认同逐渐瓦解
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17世纪上半叶（1644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段。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1644年清朝代替明朝只是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然而，由于建立清朝的是满族，满族在当时中国及周边国家看来，其身份是夷狄。此时，“用夏变夷”而不是“以夷变夏”的观念在东北亚各国中已经根深蒂固，清朝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华夏中华正统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东北亚各国陷入了“谁是中华正统”的身份认同困境，进而对自己作为朝贡体系一员的观念产生了波动。
（一）华夷观内涵的变化所致
明清易代使长期以来被东北亚其他国家接受的朝贡体系模式受到了冲击，东北亚朝贡关系体系日益复杂化，开始出现多个中心、多个朝贡关系体系交错并存的局面[136]。东北亚朝贡关系体系得以重建，这首先对“华夏”在东北亚秩序中的中心地位带来极大的挑战。在明朝以前，或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为汉族时，在“以谁为中心”或“认同谁”这一问题上，中国周边藩属国对中国的中心地位有着共同的认同。而清的入主中原，出现了“谁是中华正统”的争论，这种争论不仅限于国内[137]。在国外，尤其是近邻朝鲜和日本对中国大国身份的认同产生了巨大波动。明清易代后，朝鲜对大明帝国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仍在延续，而对清帝国怀有鄙夷和偏见。于是，朝鲜产生了“小中华”意识。同样，17世纪上半叶以后，日本也把清视为蛮夷，认为清入主中原后，过去一直被日本认同的汉唐文化已不复存在。东北亚国家身份认同开始瓦解。
实际上，早在16世纪末，即自丰臣秀吉侵朝失败后，日本就中断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日本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虽然已经结束，但直到17世纪上半叶，日本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仍然维系着。清入主中原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认同逐渐消退，乃至变成对清朝的鄙夷和仇视。在日本看来：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138]。
实际上，华夷秩序观本身包含了“华”与“夷”置换的潜在逻辑，即蛮夷可以通过接纳中华文化使自己成为“华”，“华”也可能在特定背景下沦为“夷”。这种“华”与“夷”的置换在日本被称为“华夷变态”。“华夷变态”观的出现，说明日本不再认同中国。从此，日本对中国大国身份的认同由“崇拜”变成了“鄙夷”甚至“仇视”。
此时朝鲜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清朝是通过对朝鲜的直接军事行动才夺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这自然在朝鲜王室和士绅中留下被征服的阴暗心理。因此，朝鲜在政治上对清朝宗主国的认同，只是迫于清的武力威慑，在文化上却依然不愿归附，因此坚奉崇祯皇帝的“正朔”达200余年。朝鲜认同的是已亡的明，而不是当政的清，这说明朝鲜仍然把明看做中华正统。
也就是说，清虽然入主了中原，但在朝鲜看来，清的身份是夷狄，是没有资格担当中华正统的。因此，尊周思明成了这一时期朝鲜社会的主流。如主张“尊周大义论”的宋时烈强调：
夷狄不得入于中国，禽兽而不得伦于人类为第一义，为明复仇为第二义[139]。
尊周思明意味着朝鲜对清朝正统地位的否定，是一种典型的“小中华意识”。排清甚至成了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排斥，一部分朝鲜士大夫不再满足于夷狄的地位，而以中华自居。如李种徽强调朝鲜自箕子用夏变夷之后即已进于中华，其后的新罗、高丽虽然又沦为夷狄，但是如同中国虽经五胡乱华而仍为中国一样，并不损害其‘东夏’地位[140]。可见，朝鲜在政治上对清朝宗主国的认同，只是迫于清的武力威慑，而在文化心理层面，朝鲜自始至终都没有把清奉为“正朔”。在坚信明是中华正统的前提下，朝鲜将自身定位为已由“东夷”而进入“中华”。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此时朝鲜强调自己在衣冠制度等方面保存了中华制度，如朝鲜燕行使臣（洪大容）就曾为自己慕效中华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至于敝邦（指朝鲜），专尚儒教，礼乐文物皆效中华，古有“小中华”之号[141]。
朝鲜的“小中华”意识是一种华夷分离意识，表明朝鲜君臣百姓内心只认同已亡的明朝，根本就不服从被他们视为蛮夷的清朝统治。所以，从这个时候起，中朝间的身份出现了易位，在朝鲜看来得到了“天下”的清是夷狄，而朝鲜才是中华正统。
（二）各国的自我身份认同
明清易代时期，清朝虽取得了正统地位，恢复了传统的朝贡关系，但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共有文化的支配下，日本和朝鲜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只要是夷狄入主中原，日本、朝鲜就有代替中国成为中华中心的意愿。因此，清朝虽然得到了天下，但在日本、朝鲜看来，这个“天下”已经不是中国的“天下”了。中日朝三国间身份出现了错位，日本、朝鲜不再认同中国的大国身份，而自己夷狄的身份进而上至中华。至此，东北亚原有的单一中心模式发生了改变，中、朝、日开始构筑以自我为中心的朝贡秩序。中国（清）在明清易代后致力于重建东北亚区域朝贡关系；朝鲜与清一方面保持紧密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也试图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包括中国东北边疆部族的朝贡关系；日本断绝了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试图把琉球、朝鲜等中国的藩属国纳入以自我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体系[142]。如果说，朝鲜所构筑的华夷秩序只是一种历史虚像，那么日本所构筑的华夷秩序应该是历史的真实景象[143]。日本型的“华夷秩序”观由来已久。早在7世纪初，圣德太子执政时期，他不仅在外交文书中强调日本与大陆王朝（隋朝）的平等地位，而且还一改过去日本统治者仰视中华、称臣朝贡、请求册封的低姿态，谋求与中国的对等地位，开创了不对中国称臣的传统。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云：“自隋唐以来，日本不曾对中国缔结臣属关系。”[144]即便是唐朝中国强盛之时，日本也暴露出追求与中国对等的心态。诚如日本学者所言：“日本律令国家将实际支配的国土毫无顾忌的称为天下，其中包含着极为大胆的政治意图。”[145]“且将唐定位为邻国，而将新罗、渤海定位为藩国。与唐保持朝贡关系的藩国达七十余国；相较于此，日本是太贫弱了。”[146]日本的天下观预示着日本律令国家是与唐对等的政治权力，同时也拥有对藩国行使优越权力的资格。这可以看做日本国内最早存在的“小中华意识”或“小帝国意识”，也可以看做日本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的开始。随着唐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由“邻国”变成“藩国”。据《旧唐书》记载，“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147]。日本式华夷秩序观的正式产生大约在9世纪后半期。它以日本为中心，而大唐则变成“邻国”，新罗被称为“藩国”，将东国的毛人、西国的肥人、西南诸岛的阿麻弥人统称夷狄。显然，这是对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传统的“华夷秩序”的挑战[148]。
但由于此时日本的国力不足，在17世纪上半叶以前，“日本以其自身曾经的‘华夷秩序’不完全成员国之身份，如何面对秩序巅峰的中华帝国、如何超越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始终是它无法逾越的一个障碍”[149]。而明清易代之际，东北亚国际秩序在动荡中的重组，又一次为日本提供了挑战中国的难得机会。日本断绝了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到17世纪30年代，日本式华夷秩序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其标志就是1636年朝鲜“通信使”制度的确立，1636～1881年，类似于“朝贡”使的朝鲜通信使共赴日本9次。1634年还创设了琉球王向德川将军派遣“谢恩使”的制度[150]。日本把琉球、朝鲜等中国的藩属国纳入以自我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体系，至此，东北亚地区所存在的中国“单一中心”的格局面临“多中心”的挑战。就连对中国认同程度最高的朝鲜，也试图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包括中国东北边疆部族的朝贡关系。如，朝鲜不仅强迫中国东北的建州女真族向其朝贡，而且与日本和琉球的关系在内容上也被看做接受他们的“事大”[151]。
此时多中心秩序模式的出现，说明中国单一中心的秩序模式受到了挑战。至此，日本和朝鲜由原来的对中国大国身份的认同而转向自我身份认同。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远，觊觎中国、挑战中国成为日本的一大梦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选择了向大陆扩张的侵略之路。与英国崛起后驶向海洋不同，位于狭窄岛国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并没有驶向海洋，却有着对大陆的巨大向往或者说是野心。而这种野心并不符合其岛国的特殊属性，因此在朝贡体系时期即近代之前，虽然有过几次挑战中国的机会，却没有成功。这几次失败的尝试足以说明，日本一直存有代替中国成为东北亚国际体系“上国”的强烈愿望，如何从体系的“边缘国”上升为“中心国”，日本时刻准备着。步入近代，日本终于得到了过去未曾有过的挑战“华夷秩序”的契机。
综上，17世纪上半叶开始，东北亚国家身份认同之所以走向瓦解，其主要根源，从客观上来看，是满族的“以夷变夏”这一客观事实。从主观上来看，华夷天下观内涵的变化，即虽然华夷天下观仍是各国的共有文化，但明清易代之际，华夷天下观内涵发生了变化，所谓的“华尊夷卑”中的“华”已经不再是中国，就是说中国不再是唯一的中心，而出现了多个中心，多个“华”。这种“多中心”秩序模式的出现是华夷秩序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必然结局。
三 19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末东西方文化碰撞时期——西方国家身份的追求
东北亚这一独立运行的只有“内部”的封闭式的朝贡体系，早在17世纪欧洲列强把殖民触角伸到中国东南沿海开始就面临着“外部”的冲击。但这种冲击还不足以破坏朝贡体系的完整性。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寻找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以适应工业化的需求，而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远东”地区自然成为其扩张的重要目标。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势力作为东北亚体系外的力量，犹如一把利剑，加速了东北亚力量转移的进程[152]。东北亚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同样面临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厄运。由于中国依然沉睡在昔日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故步自封，最终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而昔日的藩属小国日本，通过实施“脱亚入欧”政策，不仅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厄运，而且走上了强盛之路。经过明治维新，日本逐渐取得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率先在19世纪末进入全球国际社会[153]。于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孤立发展的时代结束了，该地区被纳入发端于西欧的现代条约体系框架。从此，中国由盛转衰，而日本则由弱到强。东北亚各国由向原来的宗主国中国认同（日本表现不明显）而转向了向西方宗主国的认同（日本表现最为明显），追求西方国家身份成为各国共同的趋势，然而各国的结局却完全不同。
（一）中国与西方“相遇”：“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困惑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直接互动，始自19世纪中叶被西方强行纳入。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苦难深重。中国何去何从？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使得中国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当时日本正酝酿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作为对西方的部分回应，这种变革后来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会转型。而庞大的中华帝国并未产生类似的转型，其原因至今也仍然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154]。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只有“内部”的华夷天下观在遭遇西方这一“他者”文化时，所表现出的手足无措，正体现了中国传统身份转型的困惑。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使“天子”不得不承认天朝与外邦的平等的国与国关系，给中国“大一统”的观念以致命的打击[155]。也正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面对迎面而来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中国“天下中心”的意识开始瓦解，中国不得不承认西方这个一直被中国视为“夷狄”的“他者”是与自己平等的国家，而且有着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面对着与自己地位平等的西方各国，一向缺乏平等意识的中国人一时不知所措，中国陷入了身份定位的迷茫之中。一方面，认为自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因此相信自己有优秀的精神文明；另一方面，由于物质文明方面明显落后于西方，于是只好相信原来的精神传统是错误的。“结果，对自己的信心就只剩下对能力的抽象信心”[156]。进而，既然西方是成功的，那么要成功就无非是把自己也变成西方，因此，在现代化语境中，东方文化的自身认同就变成了“让自己也变成西方”或者说“让自己扮演他者”这样一种悖论性的自身认同，虽然它确实表达了自强的愿望，可是这种自强却又是以否定自己为前提的。在西方强权政治逻辑下，中国试图通过模仿（如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洋务运动和吸收西方精神文明的戊戌变法）习得西方社会成员身份的努力是徒劳的，已经失去了独立地位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无法成为西方国际体系的平等一员的。
到了甲午战争时期，学习西方已经是大势所趋。这时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西方处于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但这一共识很快便不复存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重要转折点，一战结束后，东西方不少人士认为，一战不仅标志着自由主义的衰落，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西方文明的衰落[157]。一战使得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偶像破灭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人面前丧失了道德感召力。中国又一次失去了方向感，“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是谁”成为困扰现代中国人的一个基本的时代课题。中国陷入了身份定位的迷茫之中。
实际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是当时中国的国家身份[158]。但由于这种身份是西方列强强加的，因此，中国一直不甘于这种身份现状，为摆脱这种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中国试图通过模仿“习得”西方社会成员的身份，希望成为西方国际体系的平等一员，成为像英、法、德、日一样的国家。但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没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到底向何处去？一时间，西洋学不成，就学了东洋。比如，在1898～1914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占主导地位的日本的影响。当时的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效仿的榜样，而且到1907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159]。尽管时至今日，有些人仍然不愿承认这一史实，但这却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洋失败后试图学习东洋的历史见证。总之，为了实现强国梦，学了西洋学东洋，但都无疾而终，没能让中国走出谷底。正如有学者所言，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在体味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本质，历尽艰辛和屈辱”[160]。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始终没有解决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身份状态。
可见，步入近代，面对欧美国家和新兴日本的压力，中国对本国的身份定位表现出了“我是谁”的迷茫。中国还是“天朝大国”吗？中国已经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了吗？中国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由于中国的观念仍然停留在昔日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没有及时地转变角色，故此失去了一次变革的机会，从此中国由盛转衰。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是中国由盛转衰的标志。通过1895年《马关条约》，日本迫使清朝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告终。“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从此，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华夷秩序解体，日本代替中国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国。
（二）朝鲜身份转型的艰难
虽然1895年之前朝鲜一直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但其作为中国藩属国的身份在近代伊始就受到了严重挑战。近代，欧洲列强凭借其武力优势，对东北亚国家采取一种不平等的巧取豪夺的态度，这与他们自称的承认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形成了悖论。英法等列强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体系强加给了东北亚朝贡体系中的各国，陆续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条约体系。朝鲜也不例外，与东亚体系内各国一样，被迫将“自己向外，即向国际社会开放的同时，面向国际社会，将自己划定为一个国家”[161]。天下观支配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近代与西方条约体系遭遇，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随着朝贡体系的破裂，朝鲜经历了身份重新定义的过程。朝鲜的“中华中心”的国际秩序观和“外交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否认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外交体系而认同以条约文化为标志的近代外交体系；外交政策也由以往的一味依靠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来保护自己的“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向寻求自主独立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如曾经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华中心”外交观念的朴圭寿，到了晚年，其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一次，他拿出自己早年制作的地球仪，一边转动一边向金玉均等人讲到：“今日中国在何方？转至彼处则美国变为中国，转至此处则朝鲜变成中国，只要继续转动，任何转至中央的国家都可变为中国，岂能另有什么所谓的中国。”[162]随着朝鲜国际秩序观的转变，朝鲜开始了摆脱中国藩属国身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艰难历程。
朝鲜身份转型的过程也是中国试图维持中朝宗藩关系、日本试图分离中朝宗藩关系的过程。1871年9月13日，中日双方在天津订立《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基本上平等的条约，意味着日本作为中国“藩属国”的身份从此改变，日本获得了与中国“比肩同等”的地位，同时也为打开朝鲜大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借换约之机，日本探知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的实际内容：“中国对于朝鲜，虽与册封与正朔，然其内治与和战，皆朝鲜自主，与中国无关。”朝鲜“只要循守册封、贡献例行之礼节，此外更与国政无关”[163]。日本政府乘隙而入，1876年2月，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率先打开朝鲜的大门，否定了朝鲜对清朝的宗藩关系。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清朝政府放弃了多年来一直秉承的“不干涉属国内政”的原则，开始干涉朝鲜内政。其主要表现就是，面对西方列强对朝鲜的觊觎，清政府试图用“以夷制夷”政策来维护中朝宗藩关系。1882年5月23日，在“以夷制夷”政策指导下，清政府促成朝鲜与美国订立《朝美通商条约》。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平等条约，不仅导致朝鲜的全面开国，更重要的是，把朝鲜纳入条约体系意味着朝鲜是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意味着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已经不是宗藩关系。这种结局当然不是清朝政府希望看到的，于是为了把“朝鲜为中国藩属国”这一条纳入条约，中朝之间围绕是否变通朝贡体例进行了交涉。1882年10月，中朝拟定《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此章程序言声明：“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惟现在各国既由水路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其边界互市之例，亦因时量为变通。惟此次所订水路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国一体均沾之例。”[164]很明显，清朝政府通过仿照西方国家在中国境内的领事裁判权的治外法权[165]来体现对朝鲜的“上国”地位。这说明，此时的中国仍然把朝鲜看做藩属国。而且为达此目的，甚至不惜背离不干涉藩属内政外交的原则，对朝鲜事务横加干涉。如袁世凯作为中朝宗藩体制的坚定维护者，在与朝方的事务交涉以及礼节性往来中，处处力求体现“上国”代表的身份，行为近乎跋扈，引起了朝鲜王朝的反感。而此时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富强之路的日本，则成了朝鲜追慕的对象。主要表现就是，朝鲜国内出现了以洪英植、朴泳孝和金玉均等为代表的追慕日本的开化派。“开化派”主张向日本学习，走维新之路，幻想与日本进行合作，来实现民族独立。
1884年10月，开化派发动了甲申政变。甲申政变被看做近代朝鲜建设国民国家的政治改革运动[166]，也是朝鲜追求西方国家身份的努力。但甲申政变在经历了“三日天下”后便落下了帷幕。甲申政变之后，日本政府以日本公使馆被烧和日本人被害为借口，强迫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同时日本利用清政府的软弱无能，通过条约（《天津条约》）取得了在朝鲜与清政府平等的地位，取得了向朝鲜扩张的“合法”权利。直至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第一条就是放弃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至此，日本夺取了朝鲜的宗主权，中国维护中朝宗藩关系的努力和朝鲜追求独立自主国家的愿望都成了泡影。
综上，近代朝鲜试图摆脱藩属国身份，追求独立国家身份的努力，一方面与中国试图维持宗藩关系的努力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被日本巧妙地利用；加之此时的西方各国也都把朝鲜看做中国的属国，这几个方面的综合作用，导致朝鲜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他者认识产生了扭曲。摆脱过去的藩属国身份，追求国家的独立自主，这是朝鲜自身追求的身份目标。然而，中国却把朝鲜看做自己的藩属国并力图维护其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利益。此时中朝之间的冲突恰好被日本利用，日本在“征韩论”支撑下，一步步把朝鲜从中国的庇护下分离出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最终，朝鲜与中国一样，并没有获取所追求的西方国家身份，相反，沦于了殖民地的厄运。
（三）日本成功习得了“西方一员”的身份
相较于中国和朝鲜，此时日本的身份定位则十分明确，就是千方百计地加入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日本西方国家身份的追求始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也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对象（被侵略者身份）。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脱亚入欧”，把自己置于同东北亚国家对立的地位，力图发展成为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从而完成了身份的自我定位。按照身份形成的理论，国家的自我身份定位仅仅是第一步，“他者”对自我身份定位的认可与否对于身份的最终形成更为关键。进而言之，对日本来说，其帝国主义国家（西方国家）身份能够得到欧美列强的认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且它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外侵略扩张，纵横捭闻于欧美列强之间[167]。那么，如何才能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同？此时的日本对西方世界一员的身份建构目标是极为明确的，为此，日本就像当年接受中国文化一样很痛快地接受了西方文明，首先完成了理念上的转变；之后日本又通过实践即明治维新运动，把自己变成一个物质实力与西方相当的“文明”之国。至此，日本通过“模仿”成功习得了西方一员的身份[168]。在对西方列强逐渐认同的同时，日本的亚洲国家身份的认同感却逐渐消失，从此，日本以东亚秩序“挑战者”身份开始了它的霸权扩张之路。
1894年，日本借助镇压朝鲜东学党起义向驻朝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从而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是日本长期准备的结果。而一直处于被动的天朝大国败给昔日的东夷小国已成定局。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代价就是失去了最后一个藩属国，其标志是日本通过1895年《马关条约》迫使清朝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告终。“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这表明清朝与朝鲜李朝数百年宗藩关系的终结，朝鲜从此获得了日本保护下的“独立”。姑且不论这一系列条约是以何种方式达成的，但在客观上体现了东北亚各国间对平等地位的相互承认，这也是东北亚国家间交往形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遗憾的是，这种相互承认的身份认同十分短暂，随着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及其后的入侵中国，动摇了东北亚国际社会的根基，东北亚重又回到了等级制的畸形结构之中[169]。这个结构就是日本主导的东北亚霸权秩序。
至此，随着中日两国近千年来的强弱态势发生结构性的转变，东北亚国际秩序由中国主导开始转变为由日本主导。中国的天朝大国的上国身份随之发生了巨变，过去受人仰慕的中华文化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甲午战争极大地颠覆了中国的地位，颠覆了在东北亚业已存在了千年的国际格局，中国再也无法决定东北亚局势的发展了，其东北亚的核心地位被蜂拥而至的列强冲击得支离破碎，并被取而代之，尤其为日、俄所左右[170]。从此，日本成为东亚霸主，实现了其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日本的身份也由原来的上下尊卑中的“下”摇身而变为“上”。日本的野心日益膨胀，不仅要“雄飞”东亚，还要称雄于世界，要从亚洲的日本变为世界的日本[171]。
综上所述，步入近代，朝贡体系下的华夷天下观被条约体系文化取代。在条约体系下，东北亚各国把模仿的对象纷纷投向了强盛的西方，都想取得西方世界一员的身份，但只有日本是成功的。日本不仅成功习得了西方一员的身份，而且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国。中国和朝鲜不仅没有加入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反而一个成为半殖民地国家，一个沦于殖民地的厄运。这说明，在西方霸权逻辑体系下，以武力征服的观念是日本的私有观念[172]，这种以扩张为本性、以侵略为利益的观念不可能成为东北亚各国的共有文化。由于日本片面地接受了西方的行为模式，抛弃了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的国际关系观念和行为模式，因此，日本虽以武力取得了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国地位，但日本也从此走上不归之路。
四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主导时期——日本与东北亚其他国家敌视身份的形成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国际体系的变迁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每一个文明的内部，都存在着一个核心区和诸多的外围（边缘）区。而且，边缘地区的力量发展总是与其文明程度的发展分不开。换句话说，当处于一个文明中心地带边缘的落后民族取得了中心地区的文明成果后，往往迅速强大起来，并对中心地区提出挑战。19世纪末东北亚地区就处于这样的转折期。当西方文明扩散到东北亚地区之时，日本这一处于东北亚地区边缘的国家成功地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迅速崛起为东亚大国，并对中心国中国提出挑战。日本人挑战的手段不是儒家的“王道”，而是西方的“霸道”，给东亚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173]。日本对儒家“王道”政治的抛弃，使得东北亚原有的共有文化彻底破裂，在日本的霸权文化下，日本与东北亚其他国家间形成了一种敌视身份关系。
这里有必要说明，在近代化过程中，为什么东亚世界只有日本能够很快接受西方文化，走上强国之路，而中国、朝鲜则相反。从客观上来看，一是日本没有真正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对西方文化不存在本能的一种排斥；二是日本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与西方类似。从主观上来看，主要是日本对待外来文化的宽容态度。与日本完全不同，对东北亚大陆上遭受殖民统治蹂躏的中国和朝鲜来说，西方文化总是伴随着奴役和征服，因此他们本能地加以拒绝和排斥。再者，认同西方文化意味着要抛弃自己原有的价值体系和大一统的模式，这对一向重视传统的中国和朝鲜来说是不可能办到的。
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彻底的，因为它连同西方的武力征服理念也一并接受。从此，日本利用其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对贫弱的东北亚各国进行武力征讨，妄图以武力建立一个在其主宰下的“大东亚共荣圈”。此时的日本试图将整个东亚连成一体，从表面看也是一种东亚认同，但其实质是试图通过武力占领或外交手段奴役东亚其他国家的一种尝试，因此不可能得到东亚其他国家的认同，反而招致这些国家更强烈的反对而进一步分裂了东亚[174]。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解决问题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等东北亚国家，妄图建立一个日本主宰下的东北亚秩序。但日本试图靠武力征服而获取地区霸权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日本主导的东北亚国际秩序阶段，无论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朝鲜的反日独立运动，都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运动），与日本征服和统治中国、朝鲜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日本主导的东北亚国际秩序，以武力征服和奴役他者的观念不是共有的，而是日本的私有观念。“如果我们不征服 х，у也会征服х，那就无法挽回地削弱我们的相对地位。”[175]靠武力征服他国，这是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共有知识。日本作为侵略者与东北亚其他受害国是没有共有知识的，所以，在日本主导的东北亚秩序阶段，侵略者日本与其他东北亚国家形成了敌视身份关系。此时的东北亚国际体系是否可以用霍布斯文化来描述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霍布斯文化环境中，国家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共有知识：①与它们打交道的是像它们一样的国家；②这些其他国家是他们的敌人，因此威胁它们的生存和自由；③怎样对待敌人——怎样发动战争，怎样传达威胁信号，怎样安排投降怎样达成均势等。[176]也就是说，日本主导的东北亚，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与其他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是没有共有文化的，不符合霍布斯文化特征。但由于日本先后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侵略者日本与受害国中、朝之间形成了敌视身份关系。
综上，明治维新后跨入帝国主义行列的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之路。1879年侵占琉球，1895年占领中国台湾，1910年吞并朝鲜，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1937年开始攻占大半个中国，1941年占领东南亚。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包括众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以“武力征服”的霸权身份无法获得东北亚各国的认同，相反，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形成了敌视身份关系。这种敌视身份的形成，意味着东北亚国家之间由原来类似康德文化下的“朋友”关系倒退到霍布斯文化状态下的“敌人”关系。
五 冷战时期东北亚国家两大“敌对”身份的建构
（一）东北亚各国主权的平等关系——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和平。朝鲜半岛的大韩民国（韩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也先后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建立起独立国家。另外，根据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共同签订的《雅尔塔协定》，1946年1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公告，表示承认外蒙古独立。至此，东北亚地区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现代民族国家，并加入主权国家体系之中。东北亚国家间的关系从此开始告别日本主导的不平等关系，进入了发展主权国家之间平等关系的历史时期[177]。如果按照“集体（共同）身份其实就是要求构成单位能够彼此承认主权平等”[178]的观点，既然东北亚已经进入了彼此承认主权平等的阶段，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是否形成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东北亚国家之间主权的平等关系，只是为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历史机遇，因为不久爆发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使东北亚各国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属了不同的阵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不同阵营国家的主要认同，刚刚迎来集体身份建构机遇的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了。整个冷战时期，东北亚国家身份认同受制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相互关系，明显呈现出冷战模式。即以美—日—韩为一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中—朝为另一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对峙局面。其中，苏—中—朝是最不稳定和最具家长作风的三角关系，起初以苏联为轴心，稍后中国不服苏联的家长式作风，寻求独立自主，致使中苏关系破裂。赖以维系三方关系的纽带就是跟美日韩的对立[179]。相比而言，美—日—韩三角关系以美国为轴心，以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为基石，运转得最为良好。“不论韩日之间多么的相互防备与遏制，只要美日、美韩同盟存在，韩日游离的缰索就不会被挣断。”[180]可见，相对于苏—中—朝一方来说，美—日—韩之间尽管也不是铁板一块，但由于美日、美韩的同盟关系，使得美日韩一方阵营较为稳固。
到了冷战后期，中苏关系恶化及中美、中日关系的缓和，使东北亚战略格局一度被置于中苏美大三角关系之下。在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博弈中，任何两方的靠近都被看做在制约自己。到了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较为松散的中苏美日四边形框架。上述战略态势的演变都属于两极体制的产物，因此东北亚国家间的身份认同始终没有脱离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类属身份的对抗。
（二）两大“敌对”身份的建构及其影响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类属身份的对抗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呢？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身份的形成离不开共有文化，当时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互动造就了怎样的共有文化？用温特的话来说：“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后，美国和苏联就有了共有知识（信念），即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181]美苏之间“互为敌人的信念帮助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根据本人的理解，美国和苏联都假定自己阵营中的国家属于“自我”，而对方阵营的国家属于“他者”。而划分“自我”和“他者”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于是，在美国看来，苏联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二是苏联雄厚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强大）。从此，美国开始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也就是所谓的“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战略，并最终促使苏联的解体。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美国的威胁，苏联自然也就把美国看做自己的威胁。
这种“自我”、“他者”的人为划分，导致了美—日—韩一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中—朝为另一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对峙局面。从此，东北亚世界被置于“自我—他者”分裂对抗的安全困境之中。其主要表现就是东北亚区域内部的日本和韩国开始认同域外的美国，这种认同虽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或不得已，但这种身份认同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也正是这种对抗性的冷战思维，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得不到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导致中国长期独居国际体系一隅，成为国际体系的造反者和革命者。此外，这种“自我—他者”的人为划分，也导致同属于一个民族的朝鲜半岛国家的分裂，即朝韩两国由于分属于不同的阵营而建构了敌视身份，加之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的恶性互动，从此，朝韩两国之间敌意越来越明显，以致目前仍然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使得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前景越发不乐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冷战期间，美苏之间以及两大阵营的国家之间相互敌意虽然比较明显，但由于苏联的解体是在美国和平演变战略下自行解体的。因此，总体来看，这期间东北亚国家虽然有朝韩之间的互为敌人，但东北亚仍然是洛克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建交，如中日建交、中美建交等，表明东北亚国家之间处于相互尊重主权的洛克文化阶段。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竞争对手期望相互行为的基础是承认主权，不会试图征服或者统治对方，但竞争可能会涉及领土变动，有时这种竞争会导致暴力行为，只是预期国家使用暴力的程度会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之内[182]。也就是说，在洛克文化下，由于主权规范得到内化，国家不会试图征服与统治对方，国家摆脱了霍布斯文化下对生存的担忧，国家间的竞争是以尊重主权为前提的。由于洛克文化强调国家间的竞争关系而不是朋友关系，国家间竞争可能会涉及领土边界问题，处理不当常会引发暴力行为，但这种暴力行为不是以征服或统治对方为目的。这种“生存和允许生存”的洛克文化减弱了国家的自助倾向，追求均势或权力最大化不再是地区内国家行为的主要特征，国家得以把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追求绝对获益而不是相对获益也极大地促进了发展地区内经济相互依赖的动力[183]。
但应该看到，洛克文化下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两大阵营的竞争。而其中美日韩一方由于日韩都与美国结成了同盟关系而较为稳固；另一方，中苏经历了短暂的友好关系之后关系破裂，中国开始了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直到冷战后的1991年9月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国家间正常关系确立，标志着东北亚地区进入了彼此承认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阶段。
六 东北亚国家合作传统的历史考察
从历史上看，东北亚国家缺乏平等主体间进行合作协调的传统。在朝贡体系时期，由于体系成员间是不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能定位为合作与协调。朝贡体系后期，虽然日本在自身实力不足以对抗西方列强的态势下出现了亚洲联合以对付西方列强的想法，但这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而已。日本随即出台的大陆扩张政策使得“亚洲联合”的设想夭折。日本随之跨进了西方列强的行列，因此这期间，即在殖民秩序时期，东北亚各国更谈不上相互合作与协调。二战后初期，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东北亚区域合作根本不具备条件。20世纪70年代，虽然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达到了中日关系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广度和深度”。但众所周知，两国关系明显呈现出政“冷”经“热”状态。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才开始真正具备基本的条件。
（一）朝贡体系时期（不包括后期）——缺乏平等主体间进行合作协调的传统
毋庸置疑，古代中国并不缺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平等交往的经验。自汉与匈奴结为兄弟到满族崛起之际先后与蒙古、朝鲜的结盟，都是平等交往的例证。但是，这种所谓的“兄弟之盟”不是主流，只是权宜之计。它涉及的国家或地区是有限的，各行为体不是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关系。归根到底，是由于这种平等属于农业文明的范畴，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尚未形成。因此，在近代早期国际法形成之际，中国处于被动接受的局面。而且，古代东北亚区域各国通过朝贡体系进行的贸易交往也是不对等的。
这种不对等主要体现在，由于中国文明一直保持着东亚文明中心的地位，周边地区或国家对中国文明的需求，要远远大于中国对周边文明的需求。而且，在朝贡体系时期，中国只需要得到他国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中国并不计较经济利益得失。但朝贡国对中国的需求则更主要体现在物质需求上。根据马克·曼考尔的研究，“国外对中国物品的需求大于中国对国外的需求这样一种模式，在汉代已经是很明显了”，直到19世纪中叶，这“仍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的基本特色”[184]。而中国文明追求的却是“四夷来朝”、“德化来远”。由此可见，朝贡体系最大的受益者是周边的朝贡国，中国从中得到的主要是虚幻的“天朝上国”的威望。当然，不可否认，中国也试图通过朝贡体系维护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周边朝贡国也希望通过册封使自己的政权合法化。
朝贡体系时期，东北亚缺乏平等主体间进行合作协调的传统，这也正是古代东北亚国际体系的特殊性所在，即只承认一个权力核心而忽视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因此东北亚地区先天地缺乏合作的历史传统。如中日两国都力争成为地区领袖而较少强调它们之间的平等合作[185]。事实也的确如此，“东亚在上个世纪（20世纪）发生的主要争斗之一就是中国和日本谁应当成为地区霸主”[186]。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念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文明是世界之皈依。这种自大意识导致“清政府将自己视为大国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帝国（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天下一统），与其他列强处于平等地位。然而，中国的官员们也看到，那些活跃在中国的各个条约港口的列强们才是真正的帝国，他们的出现挑战了清帝国对世界的看法，由于对自己传统体制充满信心，中国认为没有必要去做大的变革。秩序是基于对权力现状的认同，以及对和谐、秩序和稳定的洞见”[187]。可见，在遇到西方的“他者”之前，也即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东北亚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合作。
（二）朝贡体系后期，日本曾有过中日联合以对抗欧洲的设想，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设想不仅没有得到实践，日本反而反其道行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到19世纪中叶，日本早已脱离了朝贡体系。因此，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中日之间的互动一定意义上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动，而中朝之间由于仍然维持着宗藩关系，因而是不平等的关系。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朝贡体系下的天朝上国身份从此不再，成为西方列强宰割的羔羊。同时中国也不得不承认与西方国家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此时的日本，也被迫开启了闭锁200余年的国门。中国的衰落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引起日本各界的震惊，为了避免重蹈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厄运的覆辙，日本国内出现了亚洲联合以对抗西方的主张。如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所宣传的“亚洲同盟论”以及与此主体理论相关的抵制西敌（俄、英、美、法等）论、日中提携论、亚洲连衡论、日本责任论等。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胜海舟较早倡导“亚洲同盟论”，主张唤醒亚洲，起而抗击西方侵略。1863年，胜海舟在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游说。”[188]在胜海舟看来，亚洲联合、建立亚洲同盟是亚洲各国迫在眉睫的任务。胜海舟认为在西敌东侵的紧要关头，亚洲各国如何自保是各国的当务之急。他关于亚洲联合的主张尤其强调日本与中国、朝鲜联合以对抗西洋。日本的亚洲同盟论也被称为亚洲主义思想，从本质上说，亚洲同盟论即指日本与中国、朝鲜的战略联盟论，而最关键的是“中日提携论”[189]。“中日提携论”在当时的日本盛行一时，就连当年曾经鼓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佐藤信渊也在晚年主张“中日提携论”。他在《存华挫敌论》一书中说：“亚细亚大洲国土最早开拓，诞生的圣贤也很多，礼、乐、法、政发达……亚细亚人学礼、行义，各守其责，很少产生侵略他国、掠夺他人财物的念头。而欧罗巴人则惟利是图，欺瞒抢夺，是‘侵略东洋的夷狄’。”[190]可见，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日本深刻认识到，单靠日本一国的力量是无法抗拒西方列强的，必须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合作。
然而，日本的亚洲联合主张还没有来得及实践，就被日本“亚洲盟主论”所取代。福泽谕吉是日本“亚洲盟主论”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主张，为防止西洋人的侵略，亚洲应同心协力，而其中日本国可任盟主[191]。此后，冈仓天心等人的“亚洲文明论”、“亚洲一体论”，近卫笃麻吕等人的“同文同种论”，都从理论上论证日本负有领导亚洲的使命。很显然，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其实质是以日本为中心、蔑视中国和朝鲜以及亚洲各国的“东亚共同体”理论。
随着“亚洲盟主论”的出台，如何成为亚洲盟主就是此时日本极力追求的一个目标。为达到此目的，日本把模仿的对象瞄向了欧美国家，开始实行“脱亚入欧”政策，并通过明治维新运动成功挤进了欧美列强的行列，而后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充当东亚宪兵和强盗的角色，最终与德意联盟，进行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法西斯侵略战争。直至1941年8月“大东亚共荣圈”的出笼，日本欲称霸世界的用心昭然若揭。结果，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灾难，而且也使日本人民遭受苦难，称雄一时的“大日本帝国”只好在投降书上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192]。可见，日本的亚洲联合的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实践就夭折了。
步入近代的中国，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落后的同时，对崛起的日本开始刮目相看。因此，在日本国内亚洲主义盛行之际，中国也曾有过联合日本的主张。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清政府开始重视日本，反映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部分官员联合日本共同抵抗欧美列强的想法。1872年，日本曾经救助过被秘鲁国蒙骗的中国难民。清政府对日本十分感激，部分官员视日本为友好邻邦，主张“联日”的人增加。实际上，日本政府利用援救清民一事成功诱导了清政府的对日认识，掩藏了其真实意图[193]。直至1874年日本武力侵台受挫，日本玩弄伎俩，以谈判决裂威胁清政府。李鸿章没能及时识别日本的真正意图，仍贯彻其以前的“联日”思想，不愿与日开战，主张妥协，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条》。至此，清政府主要官员才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有所察觉，日本由联合的对象逐渐变成了重点防范的敌人。
在中国，关于亚洲联合的主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面对欧美列强的侵略也提出了主张亚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复兴亚洲、抵御欧美列强的“大亚洲主义”，并在日本神户发表了演说[194]。然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虽跟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但随着他对日本认识的深化，故从主张希望中日联合、共同繁荣东亚的亚洲联合论演变为倡导超越亚洲范围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联合”。
实际上，“大亚洲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更主要的是受中国“中华中心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以朝贡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大中华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统治者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牢不可破的地位，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东亚其他地区被看做中国主导下的一部分，“朝贡—册封”关系是中国统治者承认的唯一的对外关系模式。西方列强东侵后，这种观念不断受到冲击，但在中国思想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直到甲午战争战败，大中华秩序完全解体，日本人倡导的“大亚洲主义”才引起先进的中国人的注意，尤其是其中“联合中国、朝鲜，共同抗击沙俄”的意图和向中国示好的表现，更导致部分中国政治家对于日本的好感。实现东亚区域联合的构想成为中国人应对西方列强侵华的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主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明确赞同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观点，如章太炎曾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内称“中依东，东亦依中，冀支那这强，引为唇齿，则远可敌泰西，近可拒俄罗斯，而太平洋澹矣”[195]。20世纪初，孙中山亦赞同“大亚洲主义”的主张，他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曾与日本友人多次合作，甚至一度将日本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日本曾寄予厚望，希望日本对于东亚和平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从“朝贡—册封”体系的旧的思维框架下解脱了出来，开始运用西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观点观察东亚区域问题[196]。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日本的亚洲联合主张[197]，还是中国的“大亚洲主义”都没有真正付诸实践。随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日本抛弃了亚洲联合论，在“脱亚入欧”思想的指导下，走上了与西方列强为伍的霸权之路。而中国则成为半殖民地国家。
（三）日本主导的东北亚国际体系——日本与其他东北亚国家间的敌视身份使得合作无法展开，但共同遭受日本侵略的中韩之间有着共同抗日的抗战合作
日本在1894年悍然发动对中国的甲午战争，并一举击败清王朝，使传统朝贡秩序下的最后一个藩属国朝鲜独立，日本由此完成了对“华夷秩序”的“近代化”改组。至此，随着中日两国近千年来的强弱态势发生结构性的转变，东北亚国际体系由过去一直以中国为中心开始转变为以日本为中心，近代日本中国观中那种认为中国是强者的意识也随之荡然无存[198]。日本主导的东北亚国际体系阶段，日本作为侵略者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构建了敌人的对立身份，因此，这期间主导国日本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是不可能有合作的。
此时共同遭受日本侵略的中韩两国却有着共同抗日的抗战合作。这种合作是围绕韩国长达35年的亡国史以及为光复祖国的抗日史展开的。自19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至1945年，韩国有长达35年的亡国史，其无数仁人志士移居中国，开展了长期的和艰苦卓绝的抗日复国斗争，这期间，韩国的抗日复国运动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韩国革命者又同中国人民一起投入14年的东北局部抗战，并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入全面抗战，直至1945年8月凯旋回国。因此，这期间中韩之间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共同抗战的历史篇章。
中韩合作抗战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韩国1919年“三·一”运动[199]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韩国革命者共组“中韩互助社”。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关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理论基础上，双方密切合作、共同奋斗。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达14年之久，由于朝鲜共产党解散后，大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与中国共产党人组成一个统一的战斗群体，而且在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内占有重要比重。因此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朝共产主义者共同奋斗的事业。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中韩两国要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具有合作的基础，所以韩国独立运动的作用开始突显，并开始与中国抗日运动连接起来，自然更加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当时有人指出，“韩国问题与东北问题都是殖民地问题，二者密切相关，东北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与成功，而韩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有赖于东北民族革命之发展，两国有共同的命运和任务，因此，我们对于朝鲜独立运动表无限同情，更要去援助朝鲜革命群众”[200]。“中国朝野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数十年如一日地支持和帮助韩国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各党派、各阶层人士都将帮助韩国独立运动看做中国自身的事情。……中国人民将抗战到底定位为恢复朝鲜的独立，而不仅仅是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的国土。”[201]韩国人民也积极参与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反日斗争，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革命者的合作也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华中、华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直接支持、帮助、指导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创立和发展，共同在敌后战场抗击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韩两国人民联合抗日，抗日义勇军与韩国独立军以及朝鲜革命军联合斗争。韩国临时政府也积极参加国民党战场的抗日斗争，直至中朝两国人民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冷战期间，在“冷战思维”框架下，东北亚区域合作停留在双边框架内，各国间的合作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二战后，东北亚地区告别了历史上以某一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进入了承认主权国家平等关系的发展时期，历史上曾经先后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和日本也进入了平等发展关系的时期。但遗憾的是，二战后爆发的冷战，使东北亚各国被置于美苏为首的以意识形态对立为标志的两大政治阵营之下，东北亚各国间的合作停留在双边框架内，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1.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朝鲜同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10月6日，中国和朝鲜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始了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介入，战火波及中国边境。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下赴朝作战。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中国的抗美援朝，可以说是中朝两国人民建交后的第一次成功的合作，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经受住了考验。中朝两国通过朝鲜战争结成了“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此后，中朝两国建立了经济协助关系，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致力于两国的经济合作。中国给予朝鲜大量的无偿援助，同时，为了保证两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双方于1953年11月签署了《朝中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为两国进一步巩固友谊，在各领域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1961年7月11日，两国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多年来，中朝两国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两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往来。
中国和朝鲜是友好邻邦，又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国把朝鲜看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没有忘记朝鲜的许多革命志士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给予的真诚支援。所以每当朝鲜遇到困难时，就给予无私的帮助。朝鲜也把中国看做兄弟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中国站在同一立场。而且，不论是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经常与中国交换意见。总之，这期间，中朝两国基于共同的安全和政治目的，基本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
当然，两国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1965年后，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朝鲜迫于苏联的“软硬兼施”，逐渐向苏联靠拢，加上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思想对外交的消极影响，中朝关系陷入低潮。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改善发展时期。直至1992年中韩建交则实质性地打击了中朝关系，朝鲜看到中国与原来的敌对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后，对中国产生了疏离感。加之，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行，朝鲜对此存有一种中国是否抛弃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疑问[202]。虽然中朝关系曾一度冷淡，但两国友好合作是主流，尤其是21世纪两国关系呈现出由传统盟友向“合作共赢”阶段迈进的趋势。
2.中韩从隔阂对立到经济合作交流
1948年8月在美国支持下成立的大韩民国，自然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处于敌对状态。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关系势不两立。中国称韩国为美国的“傀儡”，韩国把中国看做“赤化”国家，甚至在朝鲜战争期间，视中国为侵略者[203]。冷战期间，两国之间只有互相攻击和非难，不存在相互理解，合作更无从谈起。
中韩两国的直接接触是从经济贸易开始的，即1979年通过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进行了间接贸易。两国政府的正式接触是以1983年5月发生的“劫机事件”为契机[204]。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和韩国政府积极推行“北方外交”政策，中韩关系进入调整期，到1992年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但这期间，两国的合作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韩国是一个实行外向型或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较强，20世纪80年代后，面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要求韩国开放国内市场的双重压力，韩国开始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而拥有庞大市场、丰富资源以及廉价劳动力的中国无疑成为韩国寻找的对象，正如韩国经济企划院对外经济局局长金昊植曾指出的，“同中国的合作将成为韩国21世纪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205]。
3.中日由敌对关系到友好合作
冷战期间，日本属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阵营，外交决策大都是得到美国许可后方出笼实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于亚洲各国，日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尽量逃避战争赔款和低价挖掘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资源，并在美国的霸权保护下如愿以偿。因此，这期间日本几乎没有考虑过如何与亚洲各国友好相处的问题。结果，日本向“脱亚入美”战略转变，同亚洲各国几乎没有交往。对于中国，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不但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且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仅如此，当美国在朝鲜半岛发动侵略战争时，日本还充当了美军的战略基地和兵工厂。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推行多边自主外交，开始重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恢复，日本决心在经济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政治上努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基于这种考虑，日本抢在美国前面率先实现了与中国建交，并实行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的“等距离外交政策”。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双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掀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的一页。30年来两国的友好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达到了中日关系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广度和深度”[206]。1978年8月12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同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双方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随后，中日关系发展顺利，双方高层领导互访频繁，民间交流增多，经贸联系日益密切。由于经济上的对华优越感、近代侵华的歉疚、对中国市场机遇的期待、冷战利益的需要、文化上的亲近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日本的中国意识曾呈现空前的良性。两国关系迅速升温。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冷战升温时，日本又不断重申其西方世界一员的战略定位，强调日美同盟乃日本外交基轴，表明日本的战略重心仍然在美国领导的西方体系下，所谓重视亚洲仍然是半心半意、言不由衷。
就是说，中日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是相对的。虽然20世纪80年代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民间交流发展迅速，经贸联系日益密切，这些良性互动支撑和培育了中日之间积极的角色身份。但是，在这种积极性的角色身份背后，仍然隐藏着消极因素，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仍悬而未决。这就说明中日之间初步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远没有真正内化到中日的战略思维当中去，双方没有从深层次上认同这种关系。中日之间的这种友好合作是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及暂时缓和中日关系的一种手段。这些潜在的不利因素致使中日蜜月期很快便宣告结束了。
4.中苏由友好合作到关系破裂再到缓和
从新中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两国经历了50年代的友好合作、60年代的关系急剧恶化、70年代的停滞不前、80年代的缓和。
中苏合作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该条约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措施，缔约一方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
两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文件，标志着中苏两国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新时期，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检验中苏同盟关系的试金石。战争期间，两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进行了密切合作。从政治上讲，两国的同盟关系经受了考验，政治互信深化了一大步，但也种下了失和的种子[207]。然而，鉴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敌视的冷战环境，中苏之间还是维持了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友好合作。如在苏联的倡导和中国的积极支持下，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了苏联、中国、美国、法国、英国等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议，主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未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显示出中苏两国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对解决国际问题的重大作用。再比如，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问题上，苏联也是立场鲜明，积极支持中国。
两国的合作还表现在经济方面，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发展和巩固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根据这一原则，双方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一系列经济合作文件，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也正式建立起来[208]。由于中苏两国发展经贸合作具有地缘优势，两国资源又具有互补性，因此，整个50年代中苏贸易额持续上升，发展迅速。
在两国经济合作全面展开的同时，两国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也全面展开。两国还商定，苏联派遣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部门的顾问和专家到中国帮助工作。同时接受大批中国学生、科技人员和干部到苏联留学或培训。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产生重大分歧，直至1960年两党分歧公开化。两党关系由存在分歧走向分裂，两国关系也随之出现裂痕。1960年7月苏联决定从中国召回全部专家，并撕毁了两国签订的12个协定及专家合同。很显然，苏联是在利用自己的大国优势对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中共接受苏共的观点。至此，两国的同盟互动关系名存实亡。
随着60年代两国关系急剧恶化、70年代的停滞不前，两国间的合作无从开展。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重新开展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
5.日韩之间经济合作动力不足，难以提升到全面合作的水平
冷战开始后，日韩两国被置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仅如此，日韩两国还先后成为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同为美国盟友的日韩两国的结盟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也的确如此，1965年6月，由美国牵线搭桥，日韩两国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结成了政治上的盟友，也意味着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然而，日韩之间的盟友关系是非常脆弱的，两国都未能消除过去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尤其是韩国，“只要日本一有过激的反历史言论出现，韩国即抛开政治盟友的身份，站出来反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韩国国内形成的评估标准使韩国人民认为日本不愿意承认历史问题，日本对于韩国而言是一个‘既近又远’的国家，为此韩国必须给予反击”[209]。韩国从自身受害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韩国民族是比较宽容而忍耐的，但因日本一次又一次挑起事端，以致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国政府不能再坐视不理，也不能再放任日本政府将其侵略历史正当化以及继续推行霸权主义的企图，因为这关系到韩国和整个东北亚的未来。”[210]
日本之所以经常有过激的反历史言论出现，主要在于日本对自身认知标准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拥护的宪法是“和平宪法”，并只拥有警察和自卫队作为维护秩序的武装力量，并认为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有极重的受害者心理，而这往往影响到他们对待自己犯下的错误持并不看重的态度；日韩之间的历史恩怨难以愈合。这必然影响两国的合作。因此，虽然两国是政治盟友，但两国的经济合作动力不足，难以提升两国全面合作的水平。
韩国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较强，韩国需要引进日本外资，然而，韩方却对日韩经济合作协定（EPA）谈判持慎重态度，担心撤销关税会增加贸易赤字，认为相关日本企业在韩国建造合资工厂是唯一的根本解决措施。韩国一方面试图打开日本壁垒森严的国内农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日本轿车和其他产品大量涌入，担心本国国内工业受到损害。尽管近年来，韩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吸引日本投资，期待与日本开展“实质性的经济合作”。然而，这并不会在短期内突破日韩产业合作及经贸关系的瓶颈，构筑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不可能一蹴而就[211]。尽管如此，但日韩两国毕竟是邻邦，都位于东北亚共同的合作框架之内，又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盟友，两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着密切相关的合作需求，两国政府应该认识到不能因短期利益而危及两国关系。
七 本章小结
通过对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及合作传统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尽管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意识的存在只是昙花一现，但留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很大。首先，东北亚独特的历史发展逻辑是对温特的国际政治文化线性（即随时间而进步）发展的挑战，亦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这也提醒我们，中国要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其次，共有观念（文化）对集体身份的形成和维持十分重要，一定意义上，近代所谓的东北亚各国共有文化的破裂，实际只是主导国中国用“王道”所维持的华夷天下观的破裂，因为此时日本仍延续着日本主导的“天下观”，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是在“天下观”的启发下通过“霸道”走上强盛之路的，日本这种武力征服的观念不可能成为东北亚各国的共有文化，只是日本的私有知识。二是从近代开始，东北亚中朝（韩）日三国普遍把对方看做“他者”，尤其是美苏争霸的两极对立格局，更加固化了三国之间把对方视为竞争对手或敌手身份的认知，这预示着中日韩三国间把彼此再现为朋友的集体身份的建构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三是中国主导下的华夷秩序、日本主导的霸权秩序、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秩序，均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下，只能形成一种扭曲了的集体身份。东北亚国家真正意义上集体身份的建构呼唤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四是通过对东北亚国家合作传统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东北亚国家历史上就缺乏平等主体间进行合作协调的传统，在东北亚，“谁当头儿”的意识根深蒂固，以致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如中日等国之间目前存在的东北亚主导权的争夺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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