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一再声称“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同源于马克思主义”，有人更进而说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同祖、同根，是一回事，是同义语”。应该说，这种种说法都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1.社会民主主义本来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
事实是，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潮的开创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它的“根”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鼻祖则是拉萨尔、蒲鲁东等，它的“根”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
早在19世纪中叶，在法国议会中出现社会民主派的时候，马克思就揭示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1]马克思还揭示社会民主派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一种“空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让“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大大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2]。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革命无产阶级观点同这种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对立起来，在1850年3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民主派这些“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情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他们希望用或多或少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他们“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者手中。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3]
也正因为这样，从那时起到以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事情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他本人就“根本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在当时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唯一得到他们公开承认的纲领要点。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4]
2.第一国际不是社会党国际的“前身组织”
为了抹去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由西方各社会党组成的社会党国际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马克思所创建的“第一国际”说成是自己的“前身组织”。例如，在社会党国际于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它的总书记布劳恩塔尔就说社会党国际是“87年前（即1864年）在卡尔·马克思参加下成立于伦敦的那个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的新阶段”；1964年9月，社会党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又发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一百周年的《社会党国际百年宣言》；1983年4月，社会党国际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发表的《阿尔布费拉宣言》，又把第一国际称为自己的“前身组织”；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发表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又一次重申自己是在1864年创建、1951年重建的。
然而，社会党国际关于自己“前身组织”的所有这些说法，统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先从组织成立的目的和承担的任务来说。社会党国际成立的目的和承担的任务，据它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说：“在于协调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争取社会公正、人类尊严和民主的全球性斗争。”而1864年在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其目的和任务却全然不同：马克思在制定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时，是当时参差不齐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这两个文件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劳动者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与此同时，这两个文件又强调“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并重申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5]
再从组织的承继性来说。第一国际只是第二国际成立时的“前身组织”：1864年成立的第一国际，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政府的外部迫害和巴枯宁派的内部分裂，不再能进行正常活动，同时又由于欧洲工人运动在当时已发展到需要由各国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政党来开展日常性斗争的新阶段，因而在马克思的建议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城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告解散。在此后的十多年间，由于各国工人加强国际团结、共同反对资本奴役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恩格斯就直接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89年7月14日于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创立了第二国际。
至于社会党国际的“前身组织”，并不是第一国际。在“一战”以后，第二国际所属大多数政党的首领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因而在思想政治上宣告破产，列宁带领第二国际内的革命左派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国际。在这种背景下，由原第二国际内的右派和中派组成了“伯尔尼国际”“维也纳国际”。它们后来合并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或称“劳工社会主义国际”，其部分成员则在“二战”期间成立了“斯德哥尔摩小国际”。这些，才是社会党国际的“前身组织”。
3.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形势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所作的调整
综上所述，说明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泾渭分明、毫无干系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会再三模糊它们的界限，竭力把它们混淆起来？他们这么做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就客观上说，是事情在19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以后出现的特殊形势，要求工人政党在革命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要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要在日常斗争中善于妥协，服从从策略考虑出发的联盟，既不回避选举，也不放弃议会斗争。这种形势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工人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如以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为先导的、欧洲各国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党全都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但在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全都不相信共产主义。恰恰相反，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使得那些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也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种复杂情况的出现，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作了一点调整：事情正如恩格斯在后来回顾时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情况不同了，【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的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6]。列宁阐释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说：“‘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一点，他们‘容忍了’这个名称，那是因为1871年以后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势：必须慢慢地训练群众，革命还没有提上日程。”[7]这就是说，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暂时容忍“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时，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也并不是“一回事”，并不是“同义语”，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但无论如何，在1871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者暂时地交叉起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直接指导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创立了第二国际；与此同时，法国工人党中的“可能派”和英国民主联盟也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1891年这两个组织正式合并。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在其纲领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根据的；而且第二国际在其活动的前期，清算和清除了无政府主义，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制定了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使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和党组织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和扩大。所以，应该说第二国际当时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革命的国际。
但是，由于第二国际是在和平时期进行活动的，运动是向横的方向发展的，再加上它所属的各国的党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忽视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因而右倾机会主义就日益滋长起来。恩格斯曾通过公开发表被搁置了15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他自己的《法德农民问题》《爱尔福特纲领批判》等著作，来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所属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加紧进行改良主义活动，在1896年7～8月于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使社会民主主义所包含的内容悄悄地发生了一次再变化：虽然它还重申“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目标，但把为夺取政权所应采取的措施，归结为一系列有关普选权的要求。
4.伯恩施坦主义使社会民主主义演变成为社会改良主义
伯恩施坦通过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著作和文章，全面修正了社会民主党原先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政治路线：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它认为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伴随着生产社会化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等，使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可以使资本主义几乎无限期地生存下去，防止经济危机甚至使之根本不会发生。同时，伯恩施坦又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说成是“一个纯抽象的概念”，认为它不宜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而主张引进“需要”“爱好”等概念，竭力把它和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理论结合起来。在社会学方面，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说法是错误的，阶级斗争是一种趋向缓和、走向消失的现象，可以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社会关系人道化。在政治学方面，伯恩施坦认为，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因为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普选权可以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倒退、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只有经过耐心的工作，才能从内部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在党建方面，伯恩施坦认为，应当与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相适应，社会民主党应改变性质，成为一种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
伯恩施坦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这本来是铁一般的事实，连他本人也毫不讳言地说自己“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8]。但有些人偏要出来为伯恩施坦翻案，说他“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根据”是恩格斯在逝世前5个月为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书所写《导言》中，已在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完全是一种混淆是非之谈。
实际情况是：恩格斯只是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策略。在上述《导言》中，恩格斯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但之后紧接着就强调：“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长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9]
十分明显，恩格斯在这里对于不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强调，对于要把力量好好地保存到“决战”那一天的强调，清楚地说明了恩格斯并没有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去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就《导言》在当时被歪曲利用和解释的情况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中，进一步表明自己是“绝对守法主义”的反对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的反对者。伯恩施坦只从《导言》中引证了恩格斯的前一个论断，而只字不提恩格斯对“革命权”和“决战”的强调，更恶劣的是还在对恩格斯论述的这种掐头去尾的援引之后，作出了与恩格斯的结论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结论，说什么“给我普遍和平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因而“谈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所以，说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那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根据的事情。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运动中，改良和革命，最初是和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相联系的：革命要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良则在保持统治阶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取让步。
所谓社会改良主义，在于它主张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的范围内实行微小的、点滴的改良，以此去取代无产阶级革命；它的害处在于把局部改善的要求作为中心来代替革命。这种社会改良主义在19世纪中叶，流行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早、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英国和法国，表现为英国的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法国的蒲鲁东主义，以及后来出现的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俄国的经济主义，等等。
尽管由于各国历史条件的不同，社会改良主义者在各国所采取的改良措施也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主张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通过和平的、渐进的、缓慢的改造，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社会改良主义在发展进程中越来越严重地侵蚀了后期的第二国际，在19世纪末终于出现了带有广泛国际性的伯恩施坦主义，使社会民主主义演变成社会改良主义。
与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出现的各种改良主义相比，这种由社会民主主义演变而成的社会改良主义，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在资产阶级调整资本主义社会职能的内部机制让工人运动中的改良派出面来管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势下，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仅像以往的改良主义者那样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担任部长等职务，而且直接领导社会民主党取得执政地位，单独组织政府内阁，或者同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党一起组织联合内阁，以国家为主要手段去推行其社会改良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革命的方法才能有效地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只要革命而排斥一切改良。它同社会改良主义的原则界限不在于要不要改良，而是在于：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只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为此要求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而社会改良主义则仅限于改良，把争取改良当成自己的唯一任务，并用改良去排斥革命；第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必须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的革命斗争，为此，无产阶级只能按革命方式去争取那些能加强群众革命意识、提高工人阶级斗争能力的改良；反之，社会改良主义则认为，改良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则是没有的”；第三，社会改良主义仅仅要求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前提下作一些让步，同时又鼓吹用这些局部的改良去解决历史和实际政治状况提出的问题，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地实现社会主义。反之，科学社会主义则要求区分是局部东西的变革，还是总的基本东西的变革？区分这种变革是否破坏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使政权从以前的统治阶级手中转到新的统治阶级手中。
5.“二战”以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民主主义”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
无论如何，即使在那时，社会民主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歧，也还主要表现为用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去实现同一个社会主义目标上面：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则主张通过和平、民主、改良的方式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它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二战”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1951年6～7月，社会党国际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时，把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并开始调整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政策。而在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哥德斯堡《基本纲领》更使这种调整达到高峰，从而使西方社会民主党正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主张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
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要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更改为“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改变包含着什么意思和内容？出现这种改变的首要原因，是因为它的民主观发生了变化：在“二战”以前，它还只是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方法、手段、道路，而在“二战”以后，它已经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根本特征了。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它同共产党人的分歧：在“二战”以前，这种分歧至少在纲领上，还只是表现为达到同一个社会主义目标的两条不同道路、两种不同方法和手段的分歧；而在“二战”以后，这种分歧却已经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了。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之所以要把“社会民主主义”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为了要表明它所主张的是一种“民主”牌的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于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牌的社会主义的。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给其思想体系更名的这个原因，直接表明在它的纲领和声明中：1956年4月7日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伦敦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明》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信奉民主制，他们则并不。我们相信人权，他们则嘲弄人权。这种情况并没有由于批判斯大林主义而有所改变”，“他们现在所谓的‘列宁主义’，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思想和罪恶行为的早期版本”。1986年6月20～23日社会党国际在秘鲁利马召开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利马委托书》强调：“我们摒弃一切阶级的专政，也摒弃一切专政的阶级。”[10]1989年东欧局势发生动荡时，社会党国际甚至和西方资产阶级一起对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一再重申“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努力”，“真诚地希望看到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能够继续并获得成功”。
6.东欧剧变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把“民主社会主义”再次更名为“社会民主主义”
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原指望它在帮助促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国家会有一个巨大的发展。然而，事情的发展却破灭了这种痴心妄想，因为它所帮助促成的苏东剧变，极大地鼓舞和助长了西方极右势力的发展，并使人们对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牌子也提出了质疑，从而使西方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国家也开始失势。为此，1992年春夏之交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西欧左翼政党讨论会上，意大利的阿奇尔·奥奇托曾感慨地说：“东欧的变化被西欧人看作是民主对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在西欧，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左翼政党却成了这场社会变动的牺牲品。”而1993年4月13日法国《解放报》则发表题为《欧洲社会党人的慌乱》的文章分析说：“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汉斯·福格尔在1989年说‘社会民主在欧洲日益深入人心’以来，社会民主党的美好时光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当时在西欧，由社会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国家有9个，到了1993年只剩6个，社会党在全面退缩。原因何在？这篇文章回答说：“共产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惨败没有给‘民主社会主义’带来好处，反而带来了祸害，‘社会主义’一词似乎把选民推向了保守派的怀抱。”这种情况使西方社会民主党人觉得，为了避免在苏东剧变中已经被资产阶级妖魔化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就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更名为社会民主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要回到“二战”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意味着它现在的思想体系是一种社会的“民主主义”，不再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在东欧剧变以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也确实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它已经把社会主义视为要通过对现存资本主义的不断调整，以实现平等、互助的价值，对存在有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进行不断改革。就是说，它已经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选项中排除出去，而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了。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写道：“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的世界上，其取向又是什么呢？”他提供的答案，就是被人们称作“告别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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