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中，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又首先表现在它们的社会功能上，其次才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界限。
在社会功能上，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标志着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在社会制度更迭意义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的话，那么，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功能，则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就是说，它既承认资本主义有弊病，又反对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一味地致力于改良资本主义。
1.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功能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
列宁在1916年底所写《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一文没有寄出的草稿中，曾经援引《瑞士五金工人报》一位撰稿人的话说：“只是限于改良”的“改良主义者”，“堕落到充当‘资本主义护士’的地步”。[12]
由于“资本主义护士”这个评语惟妙惟肖而又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功能，因而连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也会不经意地重复这样的描写，甚至还以此自诩。
事情发生在1975年5月25日，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的勃兰特和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瑞典王国首相帕尔梅，应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奥地利政府总理克赖斯基的邀请，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就当时的形势交换意见时，克赖斯基援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塔尔诺在1931年莱比锡党代大会上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讲话。克赖斯基说：“这篇载入史册的讲话”，“虽然受到所有左派的激烈反对，但它因此也是切中要害的”；帕尔梅则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社会党人确实是与资本主义共同生存的”，“人们需要工业社会的基本设施。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同时也是工业社会的危机，这样，拯救工业社会就成了我们的任务”。他强调说，“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现在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13]
民主社会主义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的社会功能，表现在社会民主党言行的各个方面，而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它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上。
2.民主社会主义从民主和专政的抽象对立出发，维护资产阶级民主
民主和专政本来是每一个国家政权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统治阶级内部以及它同结盟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又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便团结自己一方的力量而压制被统治者。因而，在这里，既不存在没有专政的纯粹民主，也不存在没有民主的纯粹专政。
但是，第二国际的“中派”考茨基却把民主和专政绝对对立起来，用民主方法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这种“新发现”去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借口维护民主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等著作中，考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这“两种社会主义派别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他认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专政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据此，他说：“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专政”。他还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摧毁集中的国家机构最重要的目的仅仅是建立民主”。[14]针对考茨基的这种民主和专政的抽象对立论、“纯粹民主”论，列宁尖锐地批驳说：“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哪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15]，以此去维护资产阶级民主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忠实地继承了考茨基这种民主和专政的抽象对立论。除了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在1956年4月伦敦会议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明》中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信奉民主制，他们则并不”之外，社会党国际理事会还在1962年6月奥斯陆会议发表的《社会党国际对今日世界的看法》中说：共产党人“滥用社会主义一词，它们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暴政的体现，是否定民主社会的精髓，即言论、宗教、批评、自愿结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触的自由”。社会党国际在1986年6月的十七大通过的《利马委托书》中又说：“无论在一国还是在全世界，为了使人民控制他们自己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民主制是必不可少的机制”，“民主制是人民权力本身所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我们摒弃一切阶级的专政，也摒弃一切专政的阶级”。[16]1959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哥德斯堡《基本纲领》也说：“我们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的和权威的统治，因为它无视人的尊严、消灭人的自由和破坏法治”，“而共产党人则利用社会的分裂来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政”。[17]
然而，民主社会主义从考茨基那里继承过来的这种民主和专政的抽象对立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际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8]因此，民主的类型就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变换而变换。有资产阶级民主，有社会主义民主，却没有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专政。民主的形式方面是表现、反映或者掩盖民主的这个实质方面，并受其制约。民主社会主义从考茨基那里继承过来的民主观的错误之一，就在于它撇开了民主的这个实质方面而无限夸大其形式方面，否认民主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而赋予它以绝对的、超阶级的内容。然而，资产阶级民主的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却是掩盖不了的，特别是当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受到威胁时，它会毫不犹豫地用步兵、骑兵、炮兵去代替自由、平等、博爱。例如，在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法国，在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就收起了它经常挂在嘴上的形式民主那一套，赤裸裸地制造白色恐怖，杀戮受伤的起义战士达1.1万人，逮捕2.5万人，未经审判就流放了3.5万人；而在1871年5月巴黎公社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更枪杀了3万多公社战士，囚禁、流放了3.5万人，并迫使千百万人流亡国外，军事法庭的审判一直延续了4年多。
3.民主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
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两者却赋予了这同一命题以截然不同的含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9]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方面，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这种民主，以便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但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方面，又决定了无产阶级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时候，应该一分钟也不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当阶级斗争发展到决战的关头，无产阶级更不能把自己局限在这种民主的范围内。
翻开社会党国际的文献，却不难看到，它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完成”和“实现”。这种观点和论述在社会党国际195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法兰克福声明》、1956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伦敦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明》，以及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基本纲领》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复述着。这就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非理性的顶礼膜拜，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坚持要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
然而，仅仅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因为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必然会遇到一个两难处境：到底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自己所向往的目的呢？民主社会主义的武器应当是讨论、争取选票、议会政治，而不是恐怖手段、暴力和革命。这样，民主社会主义如果忠于自己的民主制原则，它就无法取得政权，即使由于偶然的机会取得了政权，也无法保持下去，这样就会使一个政党持续地陷于政治上无能的状态；而在另一方面，如果哪怕它暂时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原则而采取暴力来取得政权，就会包含悲剧性的可能，因为求助于这种方法的民主运动是不能长久保持其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
所以，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并不在于要不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而在于怎样看待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是把作为手段的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问题置于社会主义目标之上，还是使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利用，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把它仅仅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民主社会主义站在前者的立场上，而科学社会主义则主张后者。
4.民主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目标融解于和归结为资产阶级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在面对上述把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局限在作为手段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两难处境”时，不是到改变手段以实现目标中，而是到改变目标以迁就手段中，去寻找出路。也就是把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这个目标融解于和归结为作为手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中。英国工党理论家斯特拉彻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曾经对此作过专门的论证：“如果我们从我们的时代吸取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手段和方法对于目的的深刻关系。以民主手段实现的社会主义和以专政的压迫所实现的社会主义，必然是根本不同的东西。”[20]
科学社会主义历来认为，民主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并不是目标本身。恩格斯在1884年3月24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曾经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他还为此而着重批驳了那种“把民主看成是目的”的错误观点。[21]
然而，社会民主主义在伯恩施坦阶段，就宣扬什么“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在此后的发展中，它又进而把最终目的融解在运动之中、融解在手段之中，干脆把手段、运动说成就是最终目的。例如：
1944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纲领》说：“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法律与政治的民主不仅仅是争取社会改革的武器，它本身也是目的，因为它形成了民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46年的《法国社会党原则声明》说：“广泛和充分发展了的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要素。”
19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价值》说：“社会主义是设想到底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应用于社会经济的民主主义。”
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文件更连篇累牍地宣扬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目标融解于和归结为作为手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中的观点。例如：
1951年社会党国际一大的《法兰克福声明》说：“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1983年社会党国际十六大的《阿尔布费拉宣告》说：“自由与民主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质。”
1987年社会党国际十七大的《利马委托书》说：“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深刻、最全面和最具国际性的表现。”
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勃兰特特别强调：“对于我们，民主集手段与目标于一身。”[22]
然而，在实际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把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融解于和归结为民主，都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这里所说民主，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所向往的资产阶级民主，那么，它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别名，它不仅不等于社会主义，还是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下面，资产阶级或者把法律上的平等应用于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不平等的人们，造成少数资产阶级对绝大多数被剥削群众的金钱特权；或者在法律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却又通过种种借口，公开剥夺被压迫人民的权利；或者使法律上确认的权利对劳动人民来说只徒具形式而根本无法实现。怎么能够把被压迫人民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主义，融解于和归结为这么一种东西呢？如果这里说的民主，是指的社会主义民主（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假设，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根本否认有同资产阶级民主相区别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前，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的存在），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倒确实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但即使如此，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也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社会主义不仅包含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还包含经济基础领域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等。要是把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融解于和归结为民主，即使是社会主义民主，岂不是意味着要取消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领域中的这些根本任务和特征？
5.民主社会主义在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尽管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和共产党有原则区别的社会改良主义政党，但对其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政绩，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应该采取实事求是、客观而全面的分析态度。
首先，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提出了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主张，特别是在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实践中，确实为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作出了一些成绩，推动了人们从公民权利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发展，其中包括劳动、就医、养老、残疾人的福利、休憩、儿童保护、家庭维持补助金、平等受教育机会、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而且根据西方国家一些社会学家对21个国家中社会民主党政府和资产阶级右派政党政府的比较分析，还可以看出，在社会民主党人执政的地方，用于社会需要的国家拨款要多一些，社会保障和保健的质量要好一些。
其次，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们一方面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和人民群众希望不经过内战和社会动荡，进一步改善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历程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和失误，竭力把他们鼓吹和实践的社会改良主义装扮成一种既同资本主义相对立、又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第三条道路”——民主的、富有人情味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尤其在用共同参与的经济民主去补充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应当在民主制内部，建立起一种机制，使工人能够在其中有效地影响工业的决策和总的经济形势。它认为工业民主或经济民主可以使民主进程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必须用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来取代少数私有者集中控制经济权力的状况。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每一个人都有权作为公民、消费者或工薪劳动者来影响生产的方向和分配、生产资料的形态和劳动生活的条件。实现这种目标的办法则是吸引公民参与经济决策，保证工薪劳动者在工作场所的影响。它认为，劳动者通过赢得参与企业事务的权力，便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联系在一起，从而唤起人们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因此，经济的民主化是社会民主党进行变革的一环和先决条件，它将使人们有可能左右经济和技术发展，从而使物质财富得到均衡的分配，使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并赋予进步以更为丰富的社会意义。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参与决定标志着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开始，一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剥削对象的无产阶级，可以居于享有公认的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国家公民的地位。总之，在那些存在人统治人的地方，被统治者应当通过参与决定，以有效方式参与和监督这种统治，以此去补充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
再次是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福利提到人权的高度，认为不应当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些经济权利，看成是对缺乏主动和无所作为的个人给予的施舍，而应当把它们看成是确保全体公民积极参与为社会服务的项目的必要基础。这里涉及的问题并不是资助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而是为一体化的社会创造条件，使人人都享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则是争取自决和自我实现的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是一个相助社会的组成部分。
推动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的提高和发展，发展参与民主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虽然并不具有社会民主党人所吹嘘的那些性质和作用，但毕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成果，就应该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
但由于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毕竟是一条社会改良主义路线，因此，尽管它在上述一些方面取得了一些不容否认的成绩，但在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而且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自己的说法就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1951年成立社会党国际的时候，与会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被英国工党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实行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制度取得的成就所迷惑，曾误以为他们的这种社会改良主义已经把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会议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宣称：“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罪恶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在许多国家中，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正让位于一种由国家干预和集体所有制限制私人资本家活动范围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然而，在32年以后，当社会党国际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重新审视它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时，却不得不从根本上修改自己的上述说法，承认他们搞的局部改良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阿尔布费拉宣言》中指出：“曾经有过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改造的令人欣喜的幻觉，有过经济将无止境增长的田园诗，似乎这种经济增长将日益给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带来公正，而无须面临认真进行重大制度改革所带来的不便，那时是将五六十年代的经验过分普遍化了，而今天则是一片混乱。”
应当说，遵循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路线，是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这几乎是世界上不论什么意识形态色彩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例如：
苏联的不同政见分子麦德维杰夫在英国出版的《列宁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一书中就明确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过程中至今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虽然他肯定“这个运动对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23]
日本学者冈崎三郎在《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说：“过去100多年期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议会里占有绝对多数席位，单独组织政府，维持较长一段时期的例子为数不少，这些政府在推进产业和金融机关的国有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作出很多实际成绩，但同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阶级对立的目标相比，相差太远，英国、法国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24]
南斯拉夫理论家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分析说：“改良主义政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认为绝对不应绝对化的实践绝对化了，尤其在充满矛盾、紧张、前景不明的时候，这样的改良主义实践必然从理论上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范畴诸如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等作出任意的解释。”他说：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基本上放弃了革命的斗争形式，逐渐适应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民主条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即使已掌了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只在旧秩序范围内活动”[25]。
另一位南斯拉夫理论家、国务活动家格尔利契科夫说：“在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战略中，这一选择基本上还带有传统的改良主义烙印，因而使他们在制定战略时同现存社会制度的危机一起陷入了危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之所以出现危机，就是由于它长期排斥社会主义的因素而耗尽了自己的有机活力，并在漫长的时间里丧失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素质。”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战略过于长期地把精力集中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即在对资本主义不作实际改变或废除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改善自己同胞的物质状况。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难以摆脱的战略性负担”；“在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里，大多数党员越来越相信，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地方，迄今的改良主义战略再也不能实现他们在西欧社会中的双重战略的作用了，即既要有效地管理现存社会制度及其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又要成为恢复工人阶级除经济以外的利益的主要代表”。[26]
意大利《工人世界》杂志出版者、政治社会学教授佩利卡尼也说，社会民主党“能够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并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不那么残酷无情和非人道”，“虽然社会民主党的战略肯定未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社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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