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而否认其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在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中表现的基础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8]社会党国际一大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的序言中却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者作出个人的贡献。”[29]
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要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原来，民主社会主义根本否认社会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根本否认依据这种规律，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可以预测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同人的意志、活动绝对对立起来，似乎肯定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就会使人们没有任何自觉的历史活动的余地；而人的意志、活动又是独立于经济基础之外的。它还指责马克思主义因为强调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而具有反伦理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艾希勒就说：“人的积极性由人们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动机所左右，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导致某种对力量进行合成的平行四边形，对这种平行四边形的预测，在科学上说来是不可能的，因而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是根本办不到的。”[30]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和自然界一样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自然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历史过程和没有人参与的、不自觉的自然过程不同，因为在这里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和目标的。社会发展所依据的规律毕竟是由于人们活动的结果而形成的。没有人、离开人的活动，社会规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事变毕竟是由人们相互矛盾乃至彼此冲突的意志、目标、愿望、意图交错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总的结果。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确认规律性、必然性和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因为马克思主义确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就把它等同于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宿命论，等同于否定价值观念的“反伦理倾向”，都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社会发展中的规律性、必然性，是指这样那样的客观条件所产生的运动的总方向，但由于社会的发展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任何历史事变的具体进程都不仅取决于一般规律，而且也取决于具体历史进程中各种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取决于斗争中各阶级的政策，以及其他种种特殊条件，其中有些因素加速着、有些因素则推迟着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后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识、信念、价值观念、活动等就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强调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31]
民主社会主义既然否定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客观必然性，剩下来的就只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某种伦理的、主观愿望的东西，因为个人的意志因素似乎只是以一定的宗教的、伦理的规范为目标的。正因为这样，民主社会主义鼓吹“伦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需要，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贬低人格的一种道德抗议。社会党国际1953年本特维尔德特别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说：“社会主义是对现代社会贬低人格的一种道德抗议，它宣告人是有尊严的”，“社会主义政策是一种伦理的具体体现。这种伦理的渊源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非宗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也说：“社会主义运动”“最初是作为雇佣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自发的和道德上的抗议而出现”的。[32]
2.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
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观来源于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
在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曾在其著作中竭力贬低理论理性而推崇实践理性，但他所说的“实践”，是指精神活动，他所说的“实践理性”，是指以宗教唯心主义精神解释的意志。他据此提出了“把人当作目的”的“绝对命令”。到了19世纪4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战胜了一切敌对的思想体系而占据统治地位，使得德国资产阶级回到康德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于是，西方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流派就相应地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依据这种理论，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低估了伦理原则的作用，不承认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伦理原则。它认为，由于马克思生活在经济动荡的年代，因而他注意的是“肚子问题”。肚子问题的意义是不能否认的，但把肚子问题当作主要问题的做法却是必须否弃的。因为社会主义问题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伦理问题、精神生活问题。它认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首先需要的并不是改造经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改造法权、实现伦理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康德则是伦理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因为康德表述了伦理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就是康德提出的“人是自在目的”的原理。应当把康德对绝对命令的表述当作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把康德看作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真正的和现实的奠基人，把康德的伦理学应用于伦理社会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从伯恩施坦开始，就亦步亦趋地紧紧追随着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
归结起来，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在于：
一是把社会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而同康德的道德哲学结合起来。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的话，那么，新康德主义则由于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康德的伦理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而使社会主义由科学变成一种主观的伦理思想、一种抽象的道德说教。在这种抽象的道德说教看来，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抽象的道德原则。
二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旨在消除社会关系中矛盾的道德价值。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确立的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的话，那么伦理社会主义则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是政治、经济、社会关系，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因而，在伦理社会主义中被提到首位的，是道德关系和人类逐步的道德完善的思想。他们认为，伦理学应该成为消除阶级冲突和使社会团结起来的“社会教育学”。
三是把康德尊为社会主义之父，因为康德第一个以绝对命令的说法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康德的“人是自在目的”的思想，第一次在伦理学上论证了社会的团结思想和尊重每个人的尊严的思想。为此，伦理社会主义的鼓吹者或者用康德去拒斥马克思，或者通过曲解马克思而把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混同起来，在哲学上则以康德的“实践理性”去顶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四是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虽然激励着人们不停地运动，却属于彼岸世界、属于理应存在的目的王国、在现实生活中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标，因而主张以运动代替目标，主张眼前目标同最高目标相比较的优先性。
3.民主社会主义把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中说：“自由、公正、相助和从共同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彼此间所承担的义务，是社会主义意向的基本价值。”对此，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阐述说：“社会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就是自由、公正和团结”，“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这三个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这并没有什么不光荣”。[33]英国工党理论家斯特拉彻则指出：“人类在现代开始时曾为自己提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三位一体的概念，而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任务看做是再度在地球上实现这个概念的企图。”[34]
此后，社会党国际在1986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利马委托书》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是通过民主化进程来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观念的。”社会党国际在1989年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重申“民主社会主义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并阐释它的这些基本价值观念说：“自由”，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免受政治强制，并享有为追求个人目标和发挥个人活力而行为的最大机会”；“公正意味着结束一切对个人的歧视，意味着权利和机会的平等”；而“平等是所有人具有平等价值的表现，也是人性自由发展的前提”；“团结”则是“共同的人性和对不公正的受害者寄予同情的实际表现”。
应当说，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加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化的企图，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什么叫抽象的人道主义？就是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谈论笼统的、没有分化、没有差别的人，用这样光秃秃的、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当作准绳、当作出发点，去解释历史、衡量社会进步、设计改革方案、构造理想的合理社会。尽管在历史上，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总是强调它所谓的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是永恒的，又是为全人类所共同的，但在实际上，它所说的永恒真理、永恒正义、人类的善良天性和理性、理想王国、人道乐园，从来就只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国家。
与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等概念为出发点，而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从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把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看作是不同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人格化。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价值观念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反映资本主义买卖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概念。因此，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价值观念，其内涵和意义也并不是对全人类都是共同的、一样的，而是必须进行阶级分析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35]。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主义者要是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去翻转世界那是极其愚蠢的。他指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在于，“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36]归结起来，马克思认为：“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的企图，“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37]
4.民主社会主义用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
在对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态度问题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有一个随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在开始时，他们不赞成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所有，正是这一点构成他们同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恩格斯曾经说过，在1871～1875年，他之所以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38]。
19世纪70～9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认识到作为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要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差别的制度，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才能实现时，他们就转而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奉为自己的经济纲领。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869年在爱森纳赫大会上通过的纲领、1875年在哥达大会上通过的纲领、1891年在爱尔福特大会上通过的纲领，都是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的。
1896年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以后，虽然它们仍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奉为自己的目标，但因第二国际的中、右派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相信“可以在现存国家的范围内，在工人阶级影响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经过一个进化过程而转变为社会主义”，这就使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实际上变成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资产阶级国有化。在这个阶段，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营成分、社会化成分看作“和平长入”的中间站，由资本主义进一步长入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逐步扩大“社会化成分”的范围而缩小“私人成分”的范围。
在“二战”以后，当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争取和捍卫自由和公正、又在自由和公正中接受检验的持久任务，而自由、公正、相助实现，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只要对那些有碍于自由、公正、相助实现的大企业的权力加以限制时，他们就用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去取代消灭私有制和实行公有制。例如，社会党国际一大的《法兰克福声明》指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和财产的合理分配”，为达此目的，“要求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并强调“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而应看作是对决定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的基础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监督手段”。社会党国际1989年十八大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则说：“经验已经表明，尽管国有化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是必要的，但它本身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特效药。”社会党国际1994年十九大宣言中几乎不再提所有制问题；而在社会党国际1999年二十大的经济纲领中，所有制问题已经完全不再提及。社会党国际所属各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所有制问题，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中，强调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公有制，而是要限制大企业的权力，要对经济权力进行公共监督；英国工党则在1994年取消了工党党章第4条关于公有制的条款，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布莱尔革命”中，鼓吹对私有化采取务实态度：只要有利于效率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工党也将搞私有化。
民主社会主义为否认社会主义公有化的必要性，提出了一系列论据。
论据之一是说，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现在，大企业的支配权主要掌握在经理手中，这种“管理革命”标志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到无名制的变化，它在社会政治方面已不起决定作用了，因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也就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然而，在事实上，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以及新兴经理层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所谓权力转移的“管理革命”，更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主已经丧失其支配权了。因为资本剥削工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都是所有制关系，在所有权这个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不论经营管理人员的才能有多大，决策权力有多大，他们终究是由资本家所雇佣的，是维护建立在财富和资本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在必要的时候，资本家随时都可以收回赋予他们的权力。美国实业巨子亚科卡在福特汽车公司任职时，曾扭转了这家公司在经营方面的困境，但当他被认为不再合乎资本家福特的意愿时，顷刻之间就被解雇，这就是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典型实例。同时，在保存着生产资料私有的地方，撇开了所有制问题，去奢谈什么对经济权力的监督，特别是所谓工会组织的监督、工人群众的监督，充其量不过是允许被剥削者去“监督”剥削者如何剥削和压迫自己罢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麻痹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意识，却丝毫不能改变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客观事实。
论据之二是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的万能灵方。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它在经济上确立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罢了，要发挥这种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越性，还得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和方法问题。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是医治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弊病的根本前提。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中种种特有的痼疾，才有可能得到医治。
论据之三是说，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性已经衰退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绝不是谁掌握生产资料，而是人们在社会中生活得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福利的因素。民主社会主义在提出这条论据的时候，显然忘记了在古往今来实际生活中反复证明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9]既然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人民群众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那么，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劳动人民除了分配到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价值之外，还能分配到什么呢？又能指望别的什么福利、过别的什么样的生活呢？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40]。
至于所谓“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性已经衰退了”，更是与客观实际完全不符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搞的“基金社会主义”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终于被彻底推倒，就是一个生动证明。
大家知道，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历来就是以否定生产资料社会化目标的实际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强调分配和福利闻名于世的；他们曾一再宣称“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然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却以必然的逻辑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在经历了“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两个发展阶段，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以后，在20世纪70～80年代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并经议会通过以后，他们决定在1983年建立“雇员投资基金”，推行“基金社会主义”。然而这却遭到了大大小小企业主及其代理人的激烈反对：在议会开会时，他们组织了一次自反对越南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进军议会的游行，反对建立雇员投资基金；在议会通过雇员投资基金法令之后，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扬言，他们如赢得大选，就将取缔雇员投资基金。一个联合“取缔小组”甚至就分割投资基金组织已经积聚起来的资产提出了若干选择方案。在1991年2月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失利，“非社会主义集团”获胜、组建政府之后，议会通过的雇员投资基金法令就被彻底废除了。
5.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并在东欧局势动荡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指导着社会党国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还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
早在1952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中，就按照反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精神，在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画了一条界限：“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一种僵硬的、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合的神学”；“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获得了政权，它就破坏自由与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于造成财富和特权的鲜明悬殊，它已创立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56年7月，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伦理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当政的地方，他们对社会主义者历经几代人的斗争所赢得的一切自由权利、一切工人权利、一切政治成果和一切人类价值都进行了歪曲。”“我们信奉民主制，他们则并不。我们相信人权，他们则嘲弄人权。这种情况并没有由于批判斯大林主义而有所改变。”“对斯大林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共产主义政权的性质。即使有集体领导，它依旧是一个独裁政权；而它们所谓的‘列宁主义’，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错误思想和罪恶行为的早期版本。”
社会党国际从成立时起，就拒绝、反对、不允许其成员和党员同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任何统一战线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合作，只是在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坚持要求下，社会党国际才在1972年4月的阿姆斯特丹特别会议上被迫改变做法，允许其成员党自由地决定同任何党建立双边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恢复对话、建立左翼联盟，乃至组成联合政府，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丝毫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界限的消失。“同东方谅解”政策的首倡者、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勃兰特就曾说过：不能认为他在任联邦德国总理时推行的“同东方谅解”的政策，同共产党关系缓和的政策，会缩小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力求通过明确划清意识形态界限来论证自己的东方政策的”。
到了1989年秋东欧局势发生动荡的时候，社会党国际又把其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的方针政策，发展为对苏东国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的行动。
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十八大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说：“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来改革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努力。”
1989年11月2～3日，欧洲二十三国社会党主要领导和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意大利米兰会晤，阐明他们对东欧变化的认识和态度，说：“东欧各国的新进程打破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僵硬”，“为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强调“社会党对东欧变化应采取的方针”：一是“热烈欢迎东欧发生的变化，对东欧新的民主力量实行开放政策，同他们进行有效的合作”；二是“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取得成功，而不是遭到失败”；三是“希望欧洲共同体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及国际组织在解决东欧问题上共同合作，积极发挥作用”；四是“对东欧各国积极而谨慎地施加影响”，“推动东欧朝着民主和自由的方向进行政治演变，目前应当给东欧的改革注入新的推动力，加速其改革进程”。
1989年11月23～24日，社会党国际理事会日内瓦会议通过《关于东欧的立场文件》，重申“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努力”，欢呼“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民主、人权以及缓和与欧洲合作的观点，对于致力于实行改革和抛弃以前统治形式的组织已经成为令人鼓舞的衡量标准”，同时“真诚地希望看到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能够继续下去并获得成功”。
6.在东欧剧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鼓吹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便是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及其精神导师吉登斯，竭力倡导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之间、之外走“第三条道路”。虽然“第三条道路”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欧洲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的领袖和理论家都曾参与其事，但从理论上阐述、实践上贯彻它的主要是布莱尔、吉登斯，是布莱尔的“新英国”“新工党”。
什么是“第三条道路”？为什么要提出“第三条道路”？
在1998年9月以小册子形式发行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中，布莱尔说：“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要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问题，是因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变得过于僵硬，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式越来越不可行了”。
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观及其根本前提。在《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中，吉登斯认为：
“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其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三条道路”。在这里，之所以还要提到社会主义，是因为消逝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包含对今天还有用的理想和价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它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
吉登斯回顾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重合和分离的历史进程，说：“在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兴起而获得特定的含义之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主义一词彼此重合的，两者都试图维护社会或共同体的首要地位。”而在苏联兴起并以共产主义为旗帜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区别开来以后，“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词就各自取得了其不同的含义。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统称，它“试图直面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便使资本主义具有人性，或者完全推翻它”。试图完全推翻资本主义的派别称为“共产主义”，而试图使资本主义具有人性的派别则称为“社会民主主义”。[41]
吉登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下去的话，它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在社会上是严重分裂的，而且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自身的再生产。而社会主义的兴衰则取决于能否创造出一个能够生产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分配这些财富的社会来，这就要求实行某种经济计划，对社会生产进行控制。吉登斯说，从历史上看，“总的说来，社会主义固有的、并在苏联社会主义中发展到极端的控制模式，作为在简单现代化条件下产生经济发展的手段是合理有效的”[42]。
资本主义社会根据凯恩斯理论也采用了控制模式，以致在“二战”以后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计划经济似乎普遍存在于东方和西方。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遭到了挫折，随后，苏联的共产主义则被新自由主义主宰下的西方所拖垮。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右派也没有风光多久，当敌人消失，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的时候，它暴露出了自己的缺陷。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逐步改变自己的政策，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前台上，但它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前后一贯的政治观点来，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是“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
尽管布莱尔、吉登斯把他们创立“第三条道路”的缘由娓娓道来，说得十分婉转，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的形势及其发展前景的估计，是受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影响的。在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欢呼雀跃、弹冠相庆，认为这标志着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日裔美国学者福山随即抛出了“历史终结论”，鼓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既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又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统治形式。这种“历史终结论”当即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开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所谓“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的论调，就是这种“历史终结论”的不折不扣的翻版。正是在这种“第三条道路”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不应再把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视为制度、视为反映历史规律的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应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与互助的价值；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
然而，福山这种“历史终结论”却被历史的发展所彻底证伪了，被他视为事情正朝着“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发展的“根据”，在实际上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次严重曲折和暂时复辟罢了。资本主义在这次事变中所取得的表面胜利，既掩盖不了它内部的腐朽，更改变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43]几十年来的历史发展说明，事情正朝着邓小平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着，美国的相对衰落、欧洲的债务危机、日本在泡沫破裂后一再在失落中徘徊，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迅速崛起，就是明显的证明。所以，对东欧剧变后的形势发展作出上述错误估计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热闹了一阵以后，也就悄悄地沉寂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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