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主社会主义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
第二国际及其所属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末出现伯恩施坦主义以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在那以后，虽然其修正主义的实践愈演愈烈，但在纲领上还继续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战”以后，如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还整段整段地照抄《爱尔福特纲领》。但在“二战”以后，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了。所以，当时的社会党国际总书记布劳恩塔尔说：“马克思主义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第二国际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在战后，“改良主义成了在社会党国际内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在欧洲民主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效力量”，“指导他们的是进化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44]
这种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最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纲领中。
一个是社会党国际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其中写道：“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事物的态度严格一样，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
另一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的哥德斯堡《基本纲领》。它宣称：“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的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这并不是因为它对各种世界观或宗教的真理缺乏了解和漠不关心，而是因为它尊重人们对信仰的选择，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国家都无权决定信仰的内容。”这个纲领显然比《法兰克福声明》更进了一步，在它列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三个“根”中，居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一席之地！
为什么在“二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长时期比较顺利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缓和化，出现了资产阶级所谓工人阶级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现象，无疑是其根本原因；而西方资产阶级在这种背景下掀起的“非意识形态化”浪潮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则是引起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
2.西方资产阶级的“非意识形态化”浪潮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在1929年发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把科学定义为有关事实的既客观又可靠的知识，而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关于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的随意判断，说意识形态意味着“在一定的环境中，某些集团的集体无意识，它使这个集团和其他集团无法看清社会的真正条件，从而对它起巩固作用”。“二战”以后，西方学者贝尔、利普塞特、波普、阿隆等人进一步发挥了曼海姆的理论，鼓吹意识形态意味着肯定已经没落的政治狂热，他们特别用意识形态的没落指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衰落，认为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缓和化，出现了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一体化”，阶级对抗已经消失，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已经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刻，必须用科学去代替意识形态，于是他们就掀起了“非意识形态化”的浪潮。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就是在这种“非意识形态化”浪潮的强烈影响下出现的。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艾希勒说：“总而言之，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下，人们认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党抛弃了教条式地依赖于某种政治目标的严正理论，在政治纲领中反映出来的非意识形态化，确实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45]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1959年11月在哥德斯堡党代表大会上说：“要求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纲领原则作为我们1959年基本纲领的观点”，“我们在短期内就会变成失去任何政治影响的宗派”。[46]法国社会党的保罗·拉马第则说：“到1958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现在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熟悉和研究过的私有资本主义再也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了”。[47]奥地利社会党在1926年的纲领中，承认阶级斗争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手段，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在该党1958年的纲领中，不仅只字不提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认为“只有以社会福利为出发点，才能解决什么样的企业应当实行国有化的问题”[48]。
在社会民主党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思想纲领的鼓舞下，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势力纷纷表示要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有的甚至公开打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哥德斯堡党代表大会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极右集团还曾要求党的领导正式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3.西方资产阶级的“重新意识形态化”浪潮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
为什么在后来，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86年的纲领中又重提马克思主义，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义哲学，基督教，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为什么法国社会党人总统密特朗在1972年社会党政府纲领序言中说“社会党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摆脱官方的学说，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它的理论基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在于，“非意识形态化”浪潮在西方流行了一段时期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遇到了以法国的“五月风暴”为代表的西方新左派青年的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站不住脚。这种社会抗议运动的爆发本身就说明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决策权日益集中在极少数技术统治论精英手中，所有部门的广大群众都在经历着一种社会反常状态和异化的感觉，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什么“意识形态终结”论，什么“非意识形态化”，在事实面前统统碰壁破产了。于是，贝尔、利普塞特等人不得不抛弃这一理论，转而提出“重新意识形态化”或“再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扬言要制定出一种能够吸引群众、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抗衡的意识形态理论来。
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持续衰退、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政权表现出无法摆脱危机的时刻。因此，在资产阶级“重新意识形态化”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也要求认真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作出必要的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危机加深、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但社会民主党内各派是出于不同的动机而对“重新意识形态化”感兴趣的：右翼希望根除社会民主党内残存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而在阶级合作、“社会伙伴关系”、同资产阶级结盟、反共产主义等思想的基础上，使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左翼则希望趁机在党内掀起一个“马克思主义复兴”、使民主社会主义向左转的浪潮。由于西欧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吸收了为数颇多的新左派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左翼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内左、右两翼之间的激烈争论，使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折中的立场：一方面，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因此要求社会民主党人永远、彻底地摆脱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它又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去重塑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1983年2月发表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讲话中说：“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和预言已经表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就不断寻求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的关系而言，他仍不失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之一”。他认为，马克思的工作在三个方面对民主社会主义有意义：一是按照欧洲古典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致力于个人自由和幸福的社会哲学；二是提出并运用辩证法来解释思想的意义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发展；三是在第一国际工人运动组织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但在同时，勃兰特又强调：必须否定和抛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概念；必须抛弃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因为它至今仍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地下革命的密谋传统联系在一起。在“重新意识形态化”浪潮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特曼在《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原来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的、自由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49]
所以，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无论是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也罢，还是有时提到马克思主义也罢，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反正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它的指导思想。有时之所以还要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重提一下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早在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害怕共产党人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成为马克思威信的唯一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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