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当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万众一心地致力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时，有人却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说法，并且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把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进一步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条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澄清这方面的理论是非的历史任务，提到了理论研究的前列。
1.使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如何改革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缺陷和弊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第一条原则界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苏联模式，是一种适应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主题的战备模式。在那样的环境里，它能够有效地调动人力、财力和物力去从事战争和建设。在一二十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一二百年时间才实现的国家工业化过程，使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从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接着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在“二战”以后，它又使自己的卫星首先上了天；在核军备竞赛中和美国旗鼓相当，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所有这一切，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在同时，它又包含一系列缺陷和弊端：
就经济结构来说，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轻工业落后，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的经济。
就发展战略来说，苏联模式所实行的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靠不断增加投入来增产的粗放经营。它重速度而轻效益，这就使它成为一种在劳动力和天然资源上的消耗型经济，效率低下、浪费惊人。
就经济体制来说，苏联模式不顾生产力在不同部门、层次上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过早地推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构，而消灭其他经济成分。它还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统一的决策机制，而排斥市场，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注重行政命令而忽视物质利益，这就削弱了推动其发展的内在经济动因。
就政治体制来说，苏联模式以权力高度集中和行政强制为特征，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乃至出现个人专断，用专政手段去解决党内意见分歧，导致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就对外关系来说，苏联领导人推行大党大国霸权主义，并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上耗费巨额资金，给国民经济带来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更加严重的是，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把在特定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苏联模式加以绝对化和凝固化，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去。在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苏联模式的缺陷和弊端以后，仍然拒不对它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革，这就使奉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由隐到显地不断暴露出社会、经济、政治危机。
所以，在“二战”以后，无论是照抄照搬还是部分地模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越来越迫切的改革任务。但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却展开了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却打着“改革”的旗号，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导致苏东剧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有些人从右的方面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另一些人则从左的方面主张继续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既定方针办。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否定了这两种错误主张，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搞改革开放。他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三十年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体制方面存在着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其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在体制上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50]为了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坚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而且还十分紧迫。邓小平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也和过去的革命一样，旨在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在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意义上说，它的性质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从改革开放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原先的基本制度抉择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十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果然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与此相反，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所显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对为什么改革开放在中国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硕果实，而在苏联却酿成了剧变的苦果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源于改革开放，而是源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旗号下，从根本上改变了由十月革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转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了。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历程，清楚地勾画出了这种轨迹。
这种“改革”，一是把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归结为人与政权、人与生产资料和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与精神财富三个方面的异化，从制度层面上得出结论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二是提出要采用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去纠正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它具有“人道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能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实现民主化”。戈尔巴乔夫这就把原先旨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围内实行的作为“政策抉择”的改革，变成为要改变由十月革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度抉择”；由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推行。
三是提出用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去根本改造“官僚专制制度”，接着就在把社会主义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为“犯了罪”的“集权主义”“专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把蛰伏在地下和由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培植起来的反共势力召唤出来去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各种非正式组织一下子全都从地下钻了出来：1987年为三万多个，1989年为六万多个，1990年为九万多个。它们大都反共反社会主义，而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以后，一下子出现了500多个政党，其中全苏性的政党有20多个，而且几乎都是以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政治目标的。
四是从排除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到同资本主义的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思想政治上的多元论、经济上的私有化实行一体化，一步步地把苏联推向解体。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又在组织上解散了苏联共产党而创建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参加了社会党国际。
2.吸取资本主义中发展生产力等有用的东西，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还是使社会主义复辟倒退到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是吸取其发展生产力方法等有用的东西，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2]这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利用市场经济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针对有些人担心引进资本主义的有用方法就会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疑虑，邓小平说：“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53]因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同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方向，并不妨碍我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有用的东西去发展生产力。当然，由此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东西也会跟着一起涌进来，要是听任其自由蔓延，那确实会影响整个经济变质。但只要我们保持务必消除这些腐朽东西的清醒头脑，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我们就能克服其蔓延，防止其冲击和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
而由此带来的大得多的积极影响则是，它使我们具备了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客观可能。因为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过去，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解决好持续地用更好更快的方法发展生产力，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要较快地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在内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所揭示的这个真理。
与此相反，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所带来的，则是在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中，使社会主义复辟倒退到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发表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谈到国际问题上的新思维时，说过去的政治把阶级利益置于首位，而他倡导的新思维的核心，则认为全人类的利益、人类生存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过去苏共纲领关于各国人民将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扫除和埋葬帝国主义的提法已不符合核时代的现实。
在1989年1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戈尔巴乔夫又由这种全人类标准，进一步引申出排除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相对抗的结论。为此，他先是指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没有预测出两种社会制度在庞大的国家集团中长期共存，促使资本主义自我完善、使政治制度民主化，资本主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已经国际化，整个资本主义经营跨国化，之后提出了首先必须排除两大社会体系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的结论；因生活本身，它的辩证法，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的危险性，这些都要求各国人民和各国不问社会制度如何而从对抗转向合作。把这种认识转到行动上，便是戈尔巴乔夫一步一步地走向同西方世界“一体化”。
他先是把苏联的权力中心逐步转移到最高苏维埃、总统委员会，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总统制，实行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制“一体化”。
接着是修改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一体化”。
再后是在1991年7月向西方七国集团首脑提出旨在要求同西方在经济上“一体化”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使苏联的改革进程同西方国家的援助活动相一致，使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又要求西方国家全面介入，参与拟制苏联的改革计划，确立援苏规模、时机和形式，制定监督苏联利用西方援助情况的机制。
通过这些，戈尔巴乔夫把苏联一步一步地引向解体。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这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是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年以后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利用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影响，把他搞的那一整套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强行推广到东欧各国去。在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造成思想危机和社会动乱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接着又在东欧国家中支持、扶植赞成民主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而排斥并打击那些不赞成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领导人，甚至直接插手用种种方式把他们搞下台，在东欧各国建立起一批小戈尔巴乔夫政权，由这些人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改旗易帜成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主动或被迫地酿成东欧国家的剧变。
3.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加以抛弃？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的正确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54]，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使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所以，在我们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时，也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55]
为什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还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论断。邓小平则反复强调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56]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关键就在于我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不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与此相反，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则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已经过时而加以抛弃了。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在1992年出版的《难以决断的岁月》一书中，回顾其当时的思想状况说：“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种两律背反论，我总觉得已经过时。我们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选择：是要一个走向毁灭的社会，还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社会？”在1993年，他又强调说：“我过去是一个共产党人，我今天认为，重要的是要懂得未来的选择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从新文明的角度来思考。”戈尔巴乔夫的头号智囊雅可夫列夫在1992年出版的《序言、崩塌、结束语》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它只是从科学那里借用了一些名词术语”。“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立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57]他们的这些自白，使一群法国记者得出结论说：“在苏联，反革命的中心就在共产党的大本营，即苏共中央。”[58]美国政治学家达维多夫则把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称作“反社会主义、反苏、反共宣传的最‘权威的’策源地”。
围绕着如何认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本书依据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含社会党、工党）以及社会党国际的言行，着重阐述和论证了五个问题：一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和演变一原来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后来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二是民主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社会功能上充当了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三是民主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历来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在东欧局势动荡时，还搞过和平演变；四是民主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主张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五是在改革开放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践行的是两条相互对立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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